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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态势
   日期 2022-8-14 

21世纪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态势

徐拓 · 2022-08-13 ·云阿云智库•国际共运

导读:日本是亚洲最早传播社会主义学说的国家,也是较早开展社会主义运动的国家。在120多年的斗争浪潮中,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已由一个弱小的左翼运动发展成为进步力量的代表。21世纪以来,以日本共产党和社民党为主要力量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新发展,呈现出新特征,成为影响日本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

日本是亚洲最早传播社会主义学说的国家,也是较早开展社会主义运动的国家。在120多年的斗争浪潮中,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已由一个弱小的左翼运动发展成为进步力量的代表。21世纪以来,以日本共产党和社民党为主要力量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新发展,呈现出新特征,成为影响日本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

一、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

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崛起,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壮大,并兴起了工人运动。日本共产党创始人片山潜认为:“日本近代工人运动,应该说始于中日甲午战后的1897年夏。”此前的工人运动从性质来看,是属于进步知识分子或是由自由主义者、基督教人士、人道主义者发起的运动。所以真正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是在冲破重重困难下艰难开辟的前进道路。

(一)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

1897年不仅是甲午战后日本工人阶级罢工最频繁的一年,同时于该年7月组建了“劳动组合期成会”,拉开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序幕。1897年12月,日本第一个工会组织“铁工工会”成立,其后发行了最早的工人刊物——《劳动世界》。1898年2月,日本火车司机组成“日铁矫正会”,进行反对延长工作时间、要求改善工资待遇的大罢工,并取得初步胜利,首次显现日本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1898年10月,片山潜等人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该会“以研究社会主义原理与日本的实际相结合为目的”,在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1900年初“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为“社会主义协会”,成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

伴随着工人运动的快速发展,1901年5月18日,片山潜等人在“社会主义协会”的基础上建立了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主张“土地及资本公有”“实行社会主义”。但该党仅存在两天,于5月20日以违反《治安警察法》而被取缔。1906年2月24日,堺利彦等人组建了日本社会党,其吸取社会民主党被镇压的教训,没有制定党纲,只在党章中规定“在国法的范围内主张社会主义”。但在1907年二大上,社会党把党章修改为“以实行社会主义为目的”,随即遭到统治当局的镇压而解散。此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严冬时期”。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广泛传播并加快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1922年7月15日,日本共产党于东京成立,并秘密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堺利彦为委员长。1927年7月,日共代表前往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协商制定了《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即《27年纲领》),把反对侵略中国及抵制发动战争作为迫在眉睫的任务。战前,日共因反对侵略战争和天皇专制而屡遭镇压,在艰难中发展。1932年末,日共组织“几乎全面崩溃”,到1933年1月末,其“运动陷入萎靡不振状态”。1935年初,日共中央委员会被迫解散,其全国性统一组织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战败的十年间实际中断。

(二)二战后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

二战后,日本通过民主改革恢复了政党的合法地位,社会主义政党相继规复和成立。在时隔19年后,日共于1945年12月召开了四大,开始党的重建。1958年7月,日共七大首次确立独立自主的立场。受中苏论战的影响,1964年日共党内的一些亲苏派党员从该党分裂出去,建立了日共(超越日本)。1969年日共内部以福田正义为首的亲中派同中央派发生分歧分裂为日共(左派),并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阶段”“用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1976年7月,日共制定的《自由与民主宣言》指出:“不照搬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任何外国的经验……不断探索建设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日本的独特道路”。所以,日共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把马列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日本式社会主义”。苏东剧变后,日共于1994年7月的二十大上提出“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民主改革”思想,标志着其对“日本式社会主义”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日本社会党的前身为1932年7月由安部矶雄建立的社会大众党。1945年11月2日,以社会大众党为中心的战前左翼政党组成日本社会党。在战后日本工人运动声势高扬的背景下,社会党曾在1947年以微弱的优势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而组阁。但执政不满一年的社会党政权即宣告垮台,之后短暂参与民主党的联合政权。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党长期作为日本第二大党和最大在野党,领导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护宪和平及非武装中立运动。20世纪60年代围绕《日美安保条约》等问题,社会党内出现了严重分裂。1960年1月,社会党右派的西尾末广等人因此与左派产生分歧而脱党,另组民主社会党,1969年11月改称民社党。70年代社会党探索变革之道,又产生了新的矛盾。1978年3月,社会党内江田三郎派及田英夫派主张“渐进式改革”,建立社会民主联合。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党与社会主义路线的脱离,其组织原则从民主集中制转向“自立、参与、分权型”原则,社会党实际上成为由各派阀组成的政党,其纲领也不过是党内左中右三派相互妥协的产物。这样,社会党在1993年至1994年两度参与联合政权时期,在政策上不断右倾并与保守的自民党“接轨”,未能抓住时机、稳住局势,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进程方面力蹙势穷,以至于迅速陨落。1996年1月1日,原社会党左派议员矢田部理等人另组新社会党。1月19日,社会党村山内阁宣布总辞职,而后改组为社会民主党,社会党50年的历史宣告终结。

(三)进入21世纪以来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

苏东剧变后,日本社会主义力量迅速衰落。曾一度参与细川联合内阁的社民联及民社党分别于1994年5月和12月被其他政党所吞并,逐渐转向保守政党。除日共及改组后的社民党外,其他左翼政党皆因力量弱小而难以发展,长期游离于国会之外。以指导思想为分类,21世纪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力量总体上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马克思主义政党:日本共产党。面向21世纪,日共在2000年11月召开的二十二大上,根本性修改了已拥有42年历史的党章,明确表示“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主张建立“没有人剥削人,也没有压迫和战争,由真正平等和自由的人际关系组成的共同社会”。2004年1月,日共二十三大对原纲领进行了全面修改,制定了一条更为现实的纲领路线。2020年1月,日共二十八大进一步对纲领进行了部分修改,明确了以“组建在野党联合政府和构建强大的党”为方针的建党百年奋斗目标。当前,日共约有党员27万人,分布在全国1.8万个党支部中,机关报《赤旗报》的读者超过100万,是日本第六大政党,第四大在野党,地方议会第三大党,发达国家最大的共产党。

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1996年更名为社民党后,选举村山富市为党首,并宣布不再坚持社会主义路线,而明确“以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理念为基础”。社民党主张建立“和平、自由、平等、共生”的社会,创造性发展宪法所规定的主权在民、永久和平、基本人权、国际协调等理念。该党在转型过程中引发大量党员离党,并加入新进党或另组民主党、新社会党,导致社民党的政党版图不断萎缩。1996年10月,日本进行了新选举制度后的第一次众议院大选,社民党仅获得15个议席,远低于改组前的63席。2003年第43届众议院选举中,社民党再次惨败,沦为一个小党。2009年至2010年,社民党短暂与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后,又因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与民主党发生分歧而退出联合政权。此后,社民党依然难以逆转颓势,逐渐淡出主流政治舞台。当前,社民党拥有党员约1.3万人,机关报《社会新报》发行量约5万份,已是日本国会中最小的政党。

二、21世纪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通过与日本结成全球伙伴关系欲把其卷入全球战略之中,实现自身利益。在日本,陷入金融危机漩涡又在新冠疫情治理上“力不从心”的执政党,未能带领民众走出内外交困的泥潭。而日本政坛继续“向右看齐”并具外溢影响的政治格局,在短期内很难在政治治理上做出较大改变。在新形势下,日本左翼政党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并与国内现实相结合,取得了新发展。

(一)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

2008年金融危机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全球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也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严重弊端。日本左翼政党继承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日共二十五大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局限在于资本自身,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以生产更大的剩余价值作为生产的动力和目的。这种“利益至上原则”在当今世界引起了种种社会危机。持续的金融危机和生产过剩危机表明,资本主义无论怎样做都无法解决其固有的“致命病”。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世界各国通过国际合作暂时采取了应对措施,但总体上仍未摆脱生产过剩产生的严重后果。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认为,在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背景下,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和生态环境破坏两大痼疾更加凸显,如果继续坚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那么下一次更可怕的疫情将不可避免。疫情向人类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可否存续的重大命题。

社民党也表示,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剥削劳动者的本质。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运用市场机制促进企业和个人的自由竞争,通过减少政府和公共服务干预来刺激市场。其试图用践踏劳动者权益、剥夺劳动者生计、削减劳动者工资的方式来缓解危机,最终的后果必将是危机进一步深化,新自由主义走向破产。自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社民党指出新冠疫情只不过是今后一定会到来的危机的开始,而世界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气候变化和新自由主义产生的贫富差距问题。新自由主义无法应对这两个危机,并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二)在议会选举中的新进展

在议会选举方面,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在总体低迷的状况下出现震荡。2000年众议院大选中,日共获得20席、社民党获得19席的良好成绩。但在此后的选举中,日共和社民党都出现了大幅下滑。在2003年众议院大选中,日共减少11席,仅获得9个席位,社民党骤减13席,仅获得6席。此后的连续两届选举中,日共和社民党都维持在9席和7席,进入持续低迷状态。由于金融危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日共在2014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实现短暂跃进,获得21世纪以来最多的21席,而社民党却未能摆脱颓势,持续衰减至2席。昙花一现的选战态势并未持续太久,日共未能维持住良好的成果,犹如“过山车”一般迅速下滑,而社民党又陷入分裂危机。2020年11月,社民党内部分党员决定脱党并加入立宪民主党,其中还包括两名议员。在2021年众议院大选中,日共和社民党再度失利,分别比2017年选举减少了2席和1席,只获得465个席位中的10席和1席,与世纪初的日本社会主义力量相比可谓相差甚远。相对于众议院选举,参议院的选举则相对平稳。在2019年的参议院选举中,日共和社民党分别获得7席和1席,相比2001年参议院选举的5席和3席来说,席位略有波动,但总体相差不大。而其他左翼政党自21世纪以来始终没有获得议席,力量处于绝对弱势地位。

在选举策略上,日共与社民党都采取了灵活现实的选举策略,主张以国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通过制定贴合群众的政策而争取党的知名度和好感。日共认为:“国民是日本社会发展方向的决定力量。任何政策只有获得多数国民的理解和支持,才能发挥变革社会的强大力量。”面对自民党、公明党稳固的执政联盟,左翼政党提出政权更替的“共同斗争”,在诸如维护和平宪法、反对提高消费税、保护生态环境等问题上开展广泛的合作。2021年9月8日,社民党与日共、立宪民主党、令和新选组、市民联合达成共识,联合签署了《众议院大选中在野党共同政策的建议——为了保护生命而改变政治》的政策协议,进一步加强了联合斗争的力量。

(三)加强党的建设的新举措

针对近年来党员减少和选举衰退的情况,日共在2010年1月通过的二十五大《决议》中指出,为了建设强大的党,必须从根本上强化党的建设工作,要采取以支部为主体;扩大党员和《赤旗报》读者数;建设以纲领学习为中心的高质量党员队伍等举措。在2020年1月召开的二十八大上,日共首次把党的建设列为党代会的独立决议案。进一步提出把扩充党员队伍作为党的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开展以参加支部会议、订阅《赤旗报》、交纳党费为“三大原则”的党组织生活;实施既要满足国民需求又要加强党的建设的“一车两轮”活动;积极实现党的代际有序传承。同时,日共更加注重互联网在党的建设中的灵活作用,在推进双向宣传和信息传播中明确强调,“无论是政策宣传亦或组织活动,都要把社交网络作为作战的主战场之一”。

社民党于2014年提出“党的重建与再生”目标,围绕“地方组织建设、理论政策研究、议员发掘培养等九个方面”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社民党前党首吉田忠智指出,在政策上坚持“以维护宪法第九条和削减消费税为支柱,实现党的重建与再生”。社民党目前宣称“社会民主主义必将取代新自由主义”,但因其组织能力严重落后,未能在国家政策上提出可行性方案。针对上述情况,社民党就提高党员数量、机关报发行量、组织建设提出了具体措施,其中包括:重申扩大年轻党员队伍是当前的紧迫任务,积极搭建与青年对话的平台;强化党的主体性,扩大对青年的教育宣传并强化年轻党员的理论学习;增强向地方组织派送机关报的效率,把阅读机关报作为理论学习的重要载体;密切与群众联系,大力增加地方议员、深化工人运动、组织青年运动。

(四)拓宽对外交往的新路径

21世纪以来,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在对外交往方面的新路径主要体现在:一是加强与在野党在选举阵线中的合作;二是拓宽区域内政党间的交往;三是深化与其国际联合组织的交流和联系。日共在1999年确立了“在野党外交”方针,又于2017年二十七大上提出“在野党联合政权”构想。2017年12月,日共二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在野党之间应相互尊重彼此的政治差异,在选举中团结协作,开展联合行动,最终组建‘在野党联合政权’”。日共二十八大面对新形势进一步强调,“各在野党要构建求同存异的‘多样性统一’局面。”在区域层面,自第二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ICAPP)以来,日共皆派出代表参加大会,并主张建立“亚洲共同体”和“东北亚和平合作框架”。日共还积极深化与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交流与联系。

社民党支持构建“在野党联合斗争”框架,并旨在反对安保法案等问题上与在野党进行协商。2021年8月,以社民党、新社会党和绿党等自由革新政党为主体,成立了进一步加强在野党合作的“共同协议桌”。在区域层面,社会党曾是“亚洲社会党会议”的组织成员,在“亚洲社会党会议”解散后,社民党针对构建“非核武器地带”“东北亚和平框架”等区域问题与亚洲各左翼政党开展交流合作。作为社会党国际的成员,社民党也不断加强与西方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往来。

三、21世纪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特征

相较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21世纪以来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呈现出诸多变化,主要表现为“四化并呈”的新特征。

(一)地缘政治色彩鲜明化,呈现中间大两头小发展趋势

日本左翼力量主要分布在日本中部的关东地方、中部地方和近畿地方3大地区,而东北部和西南部地区左翼力量相对较弱。从地方议员分布情况来看,日共和社民党在中部这3大地方的地方议员约占总数的55%,而东北部2大地方及西南部3大地方分别占20%和25%,总体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中间大两头小形“橄榄球”状的地缘政治格局。

日本左翼力量的地缘政治特征,究其原因,有其独特的社会经济基础。从历史上看,中部地区历来是日本政治经济中心,社会主义思潮兴起较早,工人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也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中心区域。二战后,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逐步在中部沿海形成以东京、名古屋、大阪为核心的三大工业带和三大都市圈。这里不仅工业繁盛、经济繁荣、城市繁华,而且人口稠密,汇集了众多中小企业及产业工人,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集中和团结,也为壮大左翼力量奠定了阶级基础。此外,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诸多城市化问题和社会问题,如居住条件恶化、贫富差距扩大、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垄断和压迫等问题格外突出。新冠疫情的爆发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矛盾,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弊端更加明显,甚至有学者坦言,疫情不仅会进一步加大经济层面的贫富分化,而且在后疫情时代会引发社会层面上的价值取向割裂情况。消费税提高、物价上涨、失业、腐败等问题,激起了中部地区底层人民的严厉声讨,而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声浪中,左翼政党在发达的中部地区呼声越来越高。日共指出,“只有在中间地区选举中提高议席和得票,才能在统一地方选举中获得胜利,进而在参议院选举中取得跃进。”

(二)社会主义诉求弹性化,呈现“原则性”与“适应性”相调和趋势

21世纪后,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左翼政党也在寻求适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目标。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左翼政党都试图通过自身的转型来推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与20世纪日本左翼政党坚持“原则性”的变革方式不同,21世纪以来的日本左翼政党处在政治核心的边缘,只有通过议会斗争“捍卫”原则性,并不断调整适应性,防止两者相互脱离。

冷战时期,社会党在议会中拥有重要影响力,可以通过政治权力来推行日本和平化改革,并坚守“非武装中立”的护宪和平立场,与自民党进行了长期对抗。冷战后为了适应内外形势的变化,社会党在获得执政机会的同时却放弃了其一贯立场。1993年7月,社会党、民社党、社民联等签订《八党派备忘录》,明确表示“继承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日美安保条约”。1994年7月,社会党与自民党联合执政后进一步肯定上述态度,强调“非武装”是超越党纲的人类理想,“中立、非同盟”随着东西方对立的结束已完成历史使命。进入21世纪后的社民党因缺乏政治权利的支撑,坚持了后期社会党的立场,不仅承认自卫队合宪,还主张维持日美同盟关系,除维护和平宪法的基本原则外,其社会主义诉求完全趋于现实需要而更富弹性化。日共于2004年修改党纲,对其传统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一改以往坚决废除日美安保条约、自卫队、天皇制的立场,而采取了灵活的态度,即“其存废要待将来时机成熟时,依据全体国民的意愿加以解决”。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公开表示:“将废除天皇制从民主主义革命中删除是现阶段合理的修改。”从日共2004年和2020年两次修订的纲领中也可以看出,其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要根据国民的诉求进行适应性调整,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变革。这种“踢皮球”的方式,既保留了左翼政党的革新传统,又适应了当下民众的整体要求,有利于争取选民的支持。相对激进的日共(左派)虽然始终主张武装斗争,但进入21世纪后也积极参与议会选举活动,在地方议会拥有极少议席。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停留在议会斗争、争夺群众话语权、维护社会主义既定成果等方面。

(三)左翼格局联合化,呈现多党协调合作趋势

日本左翼政党一直缺乏团结性和统一性。导致左翼政治碎片化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对待日共的态度分歧明显;其二是对各种现实问题的看法差异较大。在对待日共的态度上,社会党左派和其右派、民社党、社民联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倾向。在各种社会现实及日美关系问题上,各左翼政党的看法也判若鸿沟。仅就左翼政党而言,它们之间纷争不断,没有形成对抗保守势力的“阵营”。1970年代结成的“社公民路线”把日共长期排斥于主流政治之外。其后,民社党和社民联主张建立“非自民、非共产”联合政权,更是使日共于在野党内被长期孤立。

而随着保守的执政党右倾化不断加剧,引起了国民的强烈不满,各左翼政党开始搁置争议,商讨联合斗争的可能性。2015年8月,大规模民众就反安保法案进行了近40年来最大的游行集会。面对自民党破坏宪法与和平原则,社民党、日共等在野党纷纷表示应加强合作,推翻自民党政权。2016年初,日共与社民党初步达成协议,共同维护宪法,两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一次建立统一战线。此后,为了迎战2016年7月举行的参议院大选,日共集结社民党等四个在野党组成“在野党统一战线”。在选举中,新社会党也积极支持在野党统一候选人,最终统一战线实现了共赢,表明左翼政党的联合初见成效。在2017年的众议院大选中,日共、社民党、立宪民主党通过推举在野党统一候选人,赢得的席位从38席大幅增至69席。2019年进行的参议院选举上,“在野党统一战线”联合阻止了安倍政权修改宪法第九条所需的2/3议席,“以共斗的力量痛击了安倍政府的改宪计划,改变了政治局面”。虽然在2021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新社会党没有推荐独立候选人,但在全国各地新社会党全力支持在野党统一候选人。这样,通过“在野党统一战线”,日本左翼政党的联合力量加强,而主张“毛主义”的日共(左派)和劳共党等激进的左翼政党由于被排除在议会之外,也只能通过“联合政治”的方式来表达革命诉求,反对保守政党。

(四)运动形式多样化,呈现“政治性运动”转向“多样性运动”趋势

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这一时期,日本的左翼政党提出了挑战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相应举措和变革愿景。一些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甚至提出,日本需要在制度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的社会矛盾凸显,在政府对各种社会运动进行打压干涉与媒体报道极端化下,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逐渐由“政治性运动”转向“多样性运动”。

一方面,与金融危机前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单纯地把保障人民权益、维护和平宪法等目标作为运动的中心不同,金融危机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把保障就业、提高工资、削减消费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两性平等、保护生态环境、构建无核社会等诉求作为运动的主要目标。日共于2017年3月和7月两次派代表参加反核条约的联合国会议,并指责核大国和日本等盟国坚持的“核威慑论”。在国内,日共积极呼吁“建立一个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的政府”。社会党主张“提高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到1500日元/小时,消除男女的工资差距,贯彻同工同酬原则,建立良好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日本左翼政党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条件下,单纯地从政治领域进行批判已不合时宜,必须要从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探寻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从而进行整体性批判。与传统的政治运动相比,21世纪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不再从一般的意识形态或某种政治理念出发,而是从具体的生活利益与要求出发;不再以国家或民族为斗争的立场,而是以地域住民为斗争的立场,因而,更具现实性”。

四、21世纪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展望

长期以来,日本左翼政党作为制约和抗衡保守势力的主要力量,在限制日本朝军事大国方向发展、保护人民权益等方面起到了左翼政党的作用,是日本政坛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当前,日本政治正处于复杂的过渡期,政党的分化重组及在野党统一战线的结成,给社会主义势力以调整发展的机会,左翼政党在日本政治生态中仍将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由于整体力量较小,在未来实现复兴仍难有所为。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前景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成立伊始就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立为政治目标,并将暴力革命视为革命的唯一路径。20世纪70年代后,面对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日共逐渐将议会道路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日共主张在政治上建立多党执政的“民主联合政府”,在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但自“2017年以来,日共对我国、我们党的批评走向公开化,不仅批评越来越多,而且有不断升级的趋势”;不仅煽动中国威胁论,舍弃侵华战争的历史背景而主张领土固有说,而且在涉港、涉藏、涉疆等所谓人权问题上对我国进行无端指责。2017年1月,日共二十七大将中国描述为“表现出新大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国家”;2020年1月,日共二十八大修改党纲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彻底删除了中国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探索”国家,否定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日共在其党章第二条中规定“党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但这种做法已经违背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立场。因此,从性质上看,当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进程中国别化或日本化的一个社会主义流派,是夹带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

目前日共已成为日本革新势力的代表,并在维护政治民主和政策相对平衡上发挥重要作用。在选举中,日共以结成“在野党统一战线”为选举策略,提出“在野党联合政权”的构想。在未来,日共仍将以统一战线为重点开展选举活动,并在选举策略和选举方法上会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但也要看到,党势弱小的现实决定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今后的选战中将以第三极力量出现在政党政治中并充分发挥均衡作用。从当前的日本政治形势来看,自民党与公明党的联合政权还将持续下去,而与之对抗的另一极仍在形成中。也就是说,正在形成的另一极在野党势力也在寻求与之合作的第三方力量,通过联合其他在野党力量获取政权。正因此,作为第三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可以把握机会与之合作,实现联合执政的目标,“在野党统一战线”策略也有了广泛合作的可能性。不过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了团结和巩固统一战线,可能会丢掉一些固有的社会主义原则,不断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甚至会失去一些忠实选民的支持。但是在“自公政权”占绝对优势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将继续在保守化日益严重的政治生态中扮演极其重要的第三极角色,而在其中的牵制作用也会越来越重要。从现实发展形势来看,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无法从外部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援助,其社会主义前景不容乐观,挑战大于机遇,短期内达到执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二)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前景

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社会主义反映了日本一部分有卓识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探索这一理论与实践的过程中,既希望吸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某些合理要素,又不能全盘托出,不愿完全接受社会主义和照搬资本主义,而是根据日本的实际情况和历史传统将二者进行融合,走一条“中间道路”。因此,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接受了多元主义思想,也导致其内部思想分歧甚至多次出现分裂,政党版图不断缩小。日本政治学者新川敏光将这种社会主义归纳为三个特征:第一,肯定资本主义框架内改革的可能性;第二,要求改革政治(国家和议会)的可能性;第三,制定超越产业工人横向支持的福利国家政策。这些特性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后或多或少与自民党政策有所雷同,而没有显示出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政策的独特性。可以看出,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社会主义带有改良主义的色彩,并难以走出自民党化的框架,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把维护中下层劳动人民的权益纳入到视野范围内,在护宪和平、自由平等、保障人权等原则上具有革新政党的社会合理性和历史进步性。不过也要看到,日本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上主张走资本主义议会民主道路;在经济上反对新自由主义,主张“通过社会的规制形成公正的市场经济”;在对外关系上主张建立“与世界人民和平共生的日本”。因此,当前日本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政治上接受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制度、经济上采取某些社会主义政策、对外交往上贯彻和平主义原则,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的改良主义。

就其前景来看,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社会主义是以现实政策为导向,全力为选举政治服务的。苏东剧变前,社会党高举“护宪和平主义”的旗帜,坚持“非武装中立”政策与自民党进行了长期而激烈的较量,虽未取胜,但“非武装中立”已成为社会党的独特标志,得到广大国民的支持和认可。苏东剧变后,面对世界社会主义的低迷和日本右翼势力的抨击,社会党也将“非武装中立”路线视为获取政权的最大政治包袱,从而为了达到执政目的全盘否定其基本政策,走向现实主义路线。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不仅使社会党丢掉了革新力量的符号,反而在选举中失去了多数选民的支持,“变节”、改组后的社民党也从此一蹶不振,沦落为现今日本国会中无足轻重的小党。从未来的发展看,“左右逢源”的非马克思主义政党难以恢复实力,其社会主义主张既非政治理念,也非长久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其根据形势迎合选举的需要,今后有继续被边缘化甚至被其他保守政党吞并的危险。

五、结语

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经过120余年的发展,从兴起到壮大历经坎坷与挫折,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然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典型案例。21世纪以来,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在继承其20世纪下半叶已出现的碎片化发展态势外,在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空间格局、政治格局、运动诉求及运动形式方面均呈现出共同的发展新动态。同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也存在着类型化的发展差异。其中,日共经历了“大起大落”,已成为日本革新力量的代表,也是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亮点之一;社民党已完全退化为“边缘政党”,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荣光。在保守化日益严重的政治生态下,左翼政党虽是制约和影响右翼势力的重要一方力量,在夹缝中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由于整体实力不够强大,未来生存和发展条件依旧严峻,短期内迎来复兴的希望渺小。

总的来说,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既具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性,又具有亚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性;既具有争取民主与维护和平的进步作用,又具有改良资本主义、阻碍社会主义实现的消极作用。当前的日本左翼政党正处于变革与转型的关键时期,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变革,既具有特殊的艰巨性,又是一项具有巨大潜力的事业”,其前途不会一帆风顺,道路充满挑战。正如日本学者濑户宏教授所指出:“由于日本政府不支持甚至打压社会主义研究,再加上日本的年轻人普遍不关心政治,社会主义研究在日本被冷落、社会主义运动在日本处于低谷是一个现实。”不过,考虑到21世纪日本左翼政党不断调整与蓄力发展的大趋势,其团结合作的稳定性也超过20世纪中后期,因此,21世纪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仍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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