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政治人物安危与国家安全——从苏东国家的历史教训谈起

张文木2022-08-26云阿云智库•国家总体安全观•政界

来源：《学术前沿》2014年6月上

张文木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导读：在历史的重要关头，重要政治人物的健康乃至生命的变化往往可以引发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并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事业的成败；特别是在国际或阶级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特别时刻，重要政治人物的生命健康就成了敌人瞄准的目标。“芝兰当路，不得不锄”[1]，此之谓也。在这方面，苏联解体前后的教训值得总结。

1.定点清除：让安德罗波夫“在所需时刻死掉：不早也不晚”

关于安德罗波夫之死，《苏联灭亡之谜》的俄罗斯作者亚·舍维亚金写道：“安德罗波夫身上所采取的方法，就其本质而言，可以认定为‘操纵死亡’。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根本就在于让他在所需时刻死掉：不早也不晚。”[2]B．列科斯塔列夫在《血腥的总书记》一书中认为：“事实就是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安德罗波夫同自己的病症和睦相处了20年。就在他刚刚取得其毕生所追求的东西——至高无上的权力之时，死神就选中了他。”[3]新上台的契尔年科的“蜂窝组织炎发展得极快”。亚·舍维亚金披露：“熟悉克里姆林宫所有领导人健康状况的科学院学士曾暗示戈尔巴乔夫，与美国的关系刚一紧张，死神就将这些领袖人物一个接一个地带走，并且他们的生病和死亡都有些离奇，让人莫不能解。比如，拥有非凡精力的勃列日涅夫竟然突然患上了虚弱综合症。”[4]勃列日涅夫的夫人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一直坚信她的丈夫是因为身遭不测而死的”。[5]

2.安德罗波夫死后的第二年，华约重要国家的国防部部长们齐刷刷地因“心衰竭”而倒下

值得深思的是，安德罗波夫去世不久，死亡事件便向军界集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苏联国防部部长乌斯季诺夫于1984年年底也随之离世。俄国作家叶·恰佐夫在《健康与权力—— “一个克里姆林宫医生”的回忆》一书中披露：“乌斯季诺夫的死亡事件本身从一定程度上讲是怪诞的，其生病是原因及症状方面均留有许多疑问。1984年秋天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举行了苏联及捷克军队联合演习。乌斯季诺夫与捷克国防部长楚尔元帅参加了这次演习。乌斯季诺夫在大演习归来后感觉身体不舒服，出现低烧，肺部有病变……令人吃惊巧合的是差不多同一时间楚尔元帅也出现了同样的临床症状。”[6]

波兰是拉动苏联解体的突破口。1984～1985年，波兰团结工会再度兴起，为了保证团结工会的“成功”，西方“需要除掉社会主义同盟国中的四个国防部长。至少，是这样决定的，并且也达到了最终目的，实施了‘处以极刑行动’（中央情报局行话）”[7]

1984年12月20日，乌斯季诺夫因“急性心衰竭” [8]去世。1985年3月体弱多病的契尔年科上任一年后去世。在此前后，死亡事件进一步向华约国家的军事首脑扩展，捷克、东德、匈牙利的国防部部长们于一年内齐刷刷地在“心衰竭”的诊断中倒下：1985年1月15日，66岁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防部部长楚尔元帅因“心衰竭”去世；12月2日，德意志社会统一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部长海因茨·霍夫曼大将因“急性心衰竭”去世；12月15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И．奥拉赫大将由于“心衰竭”猝然离世，享年仅59岁。叶·恰佐夫在《健康与权力——一个克里姆林宫医生的回忆》一书中评论说：“如果说对总书记们的死亡是否是偶然现象还可以进行讨论，那么乌季诺夫和楚尔的离世毫无疑问证明反对他们的有针对性的行动开始实施了，并取得了成功。”[9]

这些定点清除行动的顺利实施，为波兰团结工会的成功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扫除了障碍。1989年波兰共产党政权在对团结工会的步步退让中倒台，1991年12月25日苏联宣布解体。亚·舍维亚金不无讽刺地写道：“我们的敌人们不得不剥夺了一个有份量人的生命。但游戏还是颇为精彩，值得庆贺一番。”[10]

3.美国“拥有很好的关于苏联，特别是政治局和领导人的情报”

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彼得·施魏策尔在《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一书中披露： “几个月以来，美国情报分析员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们一直注视着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这位老态龙钟的苏联总书记的健康状况，他现在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根据原定于1985年1月中旬华沙条约组织召开的“一次紧张而重要的会议”在最后一刻宣布取消的信息，“有些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打赌说契尔年科可能去世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关于契尔年科生命健康状况的报告“通过特殊的信使立即送到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和温伯格手里”。美国的情报是相当准确的：“三天之后的上午6点钟，苏联方面正式宣布契尔年科的死讯，他的继承人出现在全世界面前。年仅54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新的总书记。”[11]曾在白宫工作的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在与彼得·施魏策尔座谈时证实，美国“拥有很好的关于苏联，特别是政治局和领导人的情报”[12]。

4.预先选好“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代理人

我们目前尚不能肯定契尔年科的死亡一定有西方直接插手，但上面的信息表明，西方事前已知道契尔年科的死讯。下面所载英国前首相撒切尔1991年在美国休斯敦的讲话证明苏联的这些变化都在西方掌握之中。撒切尔说正当西方与苏联的斗争陷入困境的时候，因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而使形势好转。她说“不过，很快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即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派”——引者）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13]在讲话结束时撒切尔一语道破天机说：“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14]

戈尔巴乔夫被西方“相中”至少可以追溯到1984年秋，当时仅是政治局委员的戈尔巴乔夫被安排在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的外国首脑的唐宁街10号会见了英国撒切尔夫人，会见后，撒切尔表示：“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15]年底，撒切尔与美国总统里根在马里兰州会谈时告诉里根，“此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她所见过的任何其他苏联领导人都不一样”。戈氏“想不惜一切代价”终止“战略防御倡议”。彼得·施魏策尔在书中披露说：“里根从撒切尔夫人的言谈中，似乎听出了弦外之音。”[16]

1984年4月中旬，布什在与日内瓦会议苏联代表、裁军大使B．Л．伊兹拉埃良会谈中“十分有把握地说”：“你们下一个领袖将是戈尔巴乔夫。”[17]1991年，伊兹拉埃良将这段历史写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根据他的讲述，在出版回忆录之前，他将此事告知布什，并得到了他的同意。”回忆录中的提供的证据说明是“美国人任命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的[18]。事后撒切尔夫人也证实：“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19]这里说的“我们”，包括美国。既然西方可以让自己的代理人“上岗”，如此反推逻辑是，西方也可以让自己不需要或不喜欢的人“下岗”。

找到了理想的“代理人”之后，接下来便是为其迅速扫除障碍，其结果就是苏共党的两位总书记即安德罗波夫（1982年11月12日至1984年2月9日任职）和契尔年科（1984年2月13日至1985年3月10日在职）竟在一年内相继离世和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苏联随后在戈氏推动的“公开性”和“壮士断腕”式的市场化“改革”中分崩离析。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的苏联国旗正式落下。似乎是历史的安排，这天正是圣诞节。有意选择这天宣布苏联解体显然这是戈尔巴乔夫献给西方的“圣诞大礼”。

5.死亡威胁不独针对冷战对手，而是针对整个南方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国家领导人

但是，若以为上述现象仅是冷战白热化时的特例，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事实上，即使在冷战结束后，整个南方特别是走独立自主道路的拉美国家领导人的生命都感受到了“威胁”。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曾对古巴总统实施过高达638次暗杀，据资料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直到2000年还在对卡斯特罗进行暗杀活动。其中的暗杀手段五花八门，包括雪茄炸弹、被真菌感染的潜水服、黑手党刺杀等等。卡斯特罗曾经说过：“如果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一个项目是躲避暗杀的话，那么金牌非我莫属。”[20]

已故委内瑞拉领导人查韦斯在2012年大选前曾患盆腔肿瘤，2011年他曾表示，拉美多位左翼领导人身患癌症，很有可能是美国利用其掌握的先进生化技术向这些领导人下了毒手。[21]2013年3月5日查韦斯去世，新当选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当天上午召开的政府成员和军队高层会议上说，查韦斯所患的癌症很可能是美国发动的“科技攻击”引起的，政府将成立专门科学委员会调查查韦斯的病因。查韦斯与马杜罗的判断与上述亚•舍维亚金的分析相吻合，不同的只是这些现象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表现的更为典型和集中。

6.发展是硬道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已从生存权的斗争转入发展权的斗争

有人会说，这是由于西方恐惧苏联的军事威胁，只要主动放弃或降低这种“威胁”，就可以缓和与西方你死我活的矛盾。事实不是这样。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明确表示，苏联对西方真正构成威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她说：“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经济，加上与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22]

这就是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它与西方的矛盾从生存权领域进入发展权领域，这种矛盾最终归结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与具有更高发展潜力的社会主义制度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和斗争。

邓小平同志从发展的高度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23]

7.对最强有力的政治对手刺刀见红，是政治斗争进入决定性的重大时刻的常用手段

当时苏联与西方的斗争是极其残酷的：当斗争进入最关键的时刻便是短兵相接，西方出手的目标便直逼苏联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最高领导人的生命健康。对此，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并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斯大林同志在生命接近终点的前几个月（1952年9月19日）在会谈中语重心长地对周恩来说：“要牢记英美将力图把自己人，把特务打入中国国家机构里去。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同样都要这么做。他们将搞破坏活动，企图从内部瓦解，甚至干出下毒这类罪恶勾当。因此，必须保持警惕，对此一定要在意。这就是全部指示。”[24]

这是斯大林与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谈中的最后叮嘱，更是斯大林同志一生全部对敌斗争经验的精华的高度概括。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反颠覆经验十分重视，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讨论时局的一次会议上说：“《东周列国志》中就是外国干涉内政相当多，多得很。我专看这一条，专找外国怎么样干涉内政。”[25]毛泽东从其斗争经验特别是1927年“四·一二”血写的斗争经验中知道，刺刀见红，尤其是对最强有力的政治对手刺刀见红，是政治斗争进入决定性重大时刻的必然选择。1936年8月9日，西安事变前夕，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等致信张学良：“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26]

8.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现在苏联已成往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目前中国崛起之势已不可阻挡；与此相应，西方对中国的包围也日益收紧，打击的目标也日益集中。这是不同制度所导致的不同发展结果的矛盾。中国和平发展所赢得的日益增大的市场份额已让西方感到“威胁”因而不能容忍，从1989年迄今，西方通过文化、经济渗透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在一轮轮较量后受到重挫。目前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已日薄西山，回天乏术。中国与美国之间和平发展的时间和机遇空间日益缩小，可持续优势日益向中国倾斜：中国方面是锦绣长图如红日初展，而西方尤其美国方面则是图穷匕现。在这样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且有利于中国的历史条件下，重拾打击苏联的模式[27]，是西方英美敌对势力必然要发起的和中国政治保卫工作不可回避的最重要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西方日益感到恐惧。也正因此，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28]其间的斗争必然是你死我活，挑战必然是严峻而不能回避。

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并坚决赢得这场这场挑战，不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就会“行百里者半九十”，象苏联那样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的明争暗战中功败垂成。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