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忠：李德与中共和共产国际

邵建忠2022-09-11 云阿云智库•国际共运

导读：在中国革命这幅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上，李德的名字和他扮演的角色所导演出的这一幕悲剧，将永远地被定格在了导致中国革命失败那不堪回首沉痛历史的一页之中。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国家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犹如冉冉升起的一轮朝日，给这个饱受剥削压迫和欺凌的苦难民族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在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壮举，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许多外国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投身到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洪流之中，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都有他（她）们的身影，他们与中国人民一起并肩战斗，将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都奉献给了他们热爱的这片热土，留下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故事，让中国人民至今都感激并怀念他们。然而，与之相反的，却有这样一位令国人痛心疾首，且无法忘掉的外国（德国）人：虽然他也是来华帮助指导中国革命的，但由于他身份特殊，不了解中国国情，还以太上皇自居，凌驾于中共之上，犯了教条主义瞎指挥错误，几乎葬送了红军和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心里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抹去的深深伤痕，这个人就是奥托·布劳恩，他的中文名字叫李德。

昔日积贫积弱被人嘲弄为东亚病夫的中国而今已跻身世界经济强国，这里面也有帮助了我们的外国友人的一份贡献。当我们回首往事穿越时空隧道时，不仅缅怀那些为了祖国和人民翻身解放而牺牲的革命先辈，也为那些曾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之奉献牺牲精神而感动和钦佩，也不免使我们对李德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而痛心和叹惜。

（一）

说到李德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那还得从他来到中国之后说起。1932年秋，李德被共产国际以军事顾问身份派往中国，来到了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上海。（另一说法：共产国际特工牛兰夫妇在上海被捕，左格尔和潘汉年请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决定用钱将两人赎回，于是派李德携带2万美元来到上海赎人，之后，博古便请示共产国际，经同意，将其留在身边作了军事顾问，但不得参与中共决策。）1931年夏，由于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的相继叛变，使党中央及共产国际机构遭到了近乎灭顶之灾的严重破坏，已经难以在此继续立足。1933年初，临时中央被迫迁入到了江西苏区，十月，李德也被中共地下组织秘密护送来到了苏区。

同是这年十月，蒋介石在他的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的帮助下，纠集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很自信地认为：中央红军的前四次反“围剿”作战，我们能够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取得胜利，而这次，我们有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坐镇指挥，要取得胜利应是没有问题的。博古甚至完全不顾前三次反“围剿”胜利是由毛泽东、朱德指挥，第四次是由周恩来、朱德指挥而取胜的事实，自以为是，高傲轻敌，过分地自信且看好李德。由于自己不懂军事又不愿听毛泽东的意见，因此李德的到来，似乎让博古觉得有了取胜的底气和信心，甚至信心十足地认为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是没有任何悬念的，他把红军取胜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李德的身上。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领（指）导，尊重和服从其领（指）导是各国共产党都遵守的原则。但是，在当时的中共党内，许多同志却把尊重服从共产国际变成了盲从和迷信，这就为这位不懂中国情况却要指挥红军的李德大开了绿灯。李德来到苏区后，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战士，无不对这位“洋大人”毕恭毕敬，呵护有加，由于博古把红军取胜这块宝全压在了李德身上，唯恐对其照顾不周引起这位洋大人的不快，生怕他敷衍了事甚至打行李卷走人。因此，在当时红军各方面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中央还是尽全力来保障他，不仅为他配备了翻译、警卫员、炊事员等，并在军委驻地沙洲坝附近选择了一幢环境幽静，周围都是水稻田的独立房子，专供他居住和办公。生活上更是对他优待和照顾，博古甚至让中央局妇女工作部部长李坚贞为李德物色了对象，使其与红军女战士萧月华结婚，以便能照顾好李德的生活。博古认为李德不仅能够帮助他指挥打仗，他也可借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这张招牌来打压没有吃过洋面包，但却在红军中有很高威望的毛泽东，可谓一箭双雕。然而让博古及红军指战员想不到的是：正是由于这个洋顾问的到来，就此拉开了导致红军惨烈悲壮失败命运的序幕。

李德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是空前的。

李德的到来，由于有不懂军事又排斥毛泽东的博古等人的极力支持，便拱手交出了红军的指挥大权，还让他成了最高“三人团”对军事问题的最后决定者，成了红军的太上皇。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倚仗着军事顾问的权威，完全凌驾于中共集体领导之上，发号施令瞎指挥，用所谓的“御敌于国门之外”、“堡垒对堡垒”这种完全不适用中国工农红军作战实际的洋战术，指挥红军与敌人打仗，结果非但不能达到消灭敌人之目的，还使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更使得苏区到了红军在通过极大牺牲努力才建立起来的根据地，此时也已是被敌人包围压缩到了将要被吞食掉的境地。在经过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英勇拼搏但敌人仍步步紧逼已经无法打破其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情况下，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苏区，进行没有根据地依托的艰苦卓绝的长征。李德这种正如彭德怀所说的“崽买爷田心不疼”不顾红军实际的打法，注定了要葬送红军和中国革命。

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中央及十万红军的出路在哪里？在失败面前，李德、博古一筹莫展，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摊开地图一看，只能是前往距瑞金苏区较近的湘西，去那里与二、六军团会合，之后依情况再另作打算。而此时的蒋介石，早已判明了中央红军的去向，随之进行了堵截部署。长征开始后，按照李德、博古的命令，红军五个军团抬着中央这个轿子，带着坛坛罐罐，采用搬家的方式前往湘西，在经过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之后，已经使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了不足四万人，如果仍坚持要去湘西，等待红军的只能是全军覆没的结局。面对如此严重情况，在通道会议上，李德、博古不得不采纳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放弃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而转兵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前进。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挫折和失败，广大红军指战员日渐觉醒，越来越认识并看清了“左”倾教条错误给红军造成的危害，党心、军心众望所归，无不祈盼着毛泽东同志能够重新出来领导指挥红军。在1935年1月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是由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内正确进步力量的力挽狂澜，及时纠正了“左”倾教条军事指挥的错误，遏阻住了错误路线的继续发展，才使中央红军得以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转危为安。

遵义会议是一次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为了能尽早地消除“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影响和干扰，进而使红军能够轻装上阵并机动灵活地作战，遵义会议之后，中央撤销了最高“三人团”，李德自然就不能再指挥红军了，其军事顾问的头衔自然也就不存在了。然而，对于李德重新分配做什么工作，是仍将其留在指挥红军的岗位上，让他重新开始做一个真正的“顾问”（参谋）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即便不在指挥岗位，但人仍留在中央，也有碍新的领导集体的指挥，因此，中央在经过反复权衡之后，决定将李德下放到了曾对他较有好感的林彪所在的一军团，以便随军行军也能照顾好他的生活。

没有了指挥权的李德，虽不满遵义会议对他的批评，一度曾陷入了迷茫之中。但当他看到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了夹金山，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实现了与四方面军的会合后，他不仅对自己的错误有了一定的反思和认识，而且当张国焘要胁迫中央红军南下时，还能够挺身而出站在党中央一边，与张国焘进行斗争，表现出了知错即改的好的一面。1935年10月，李德随中央红军一起到达了陕北。此时的李德，虽早已不再是军事顾问，也不参与中革军委对红军行动的决策，但有些事中央仍通报给他，中央极谨慎且微妙的维系着与他的关系。初到陕北，由于中共与共产国际还没有取得联系、三大主力红军还没有会师，此时，只要李德还在延安，他就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象征，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能够维系住遵义会议上中央领导层经过“洗牌”后形成的新格局，还能够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起到一个特殊的牵制作用。到了年底，张浩从苏联回到了陕北，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电台密码，虽暂未能沟通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但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全力协助中央，并成功地解决了张国焘问题，得到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肯定和赞许。此时，毛泽东对遵义会议改组后的中央领导层能否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担心才放了下来，而此时李德身上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光环自然也有些黯然失色了。鉴于此，中央还是适当地分配了李德做一些适合他做的工作。1936年2月，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要东渡黄河进行东征，李德又开始躁动不安指手画脚。他在向中央提出的《对战略意见书》中，指责红军东进山西，并转进到绥远，接近中蒙边境，是想挑起日苏战争。这一行为，自然受到了中央的批评。

东征结束，部队胜利返回陕北。为了培养党的高、中级政治军事干部，6月初，由林彪任校长的红军大学成立，中央考虑到李德的特殊身份，尤其是他有过在苏联军事院校学习的经历，具备一定的军事理论知识，因而便将他安排在了红军大学给学员讲战役学。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良为了巩固与共产党、西北军形成的三位一体的局面，主动从延安撤出东北军，并将地盘交给了共产党。1937年1月，党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当时在延安三十里铺至甘泉劳山之间，国民党特务和当地土匪的破坏捣乱活动一度猖獗，为保证党中央机关的安全，中央军委指定李德负责这一带的剿匪工作，他也能尽力地去完成中央交给他的这一任务，除此之外中央也未再另给他安排其它工作。

直到1939年夏，周恩来因骑马摔伤需要去苏联进行治疗。考虑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已得到共产国际认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已基本形成，李德继续留在延安也已没有了实际意义，经中共中央报经共产国际同意，李德便与周恩来同机离开延安到苏联，从此结束了他在中国长达八年的历史使命。

（二）

李德来到中国，正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迅速发展之时。当时中共领导人的本意是：寄希望于李德的到来，能够对中国革命有一个更有力的推动，尤其是能够在军事上有一个直接的帮助和指导。希望和祈盼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帮助指导下，使得红军的力量能够得以不断地成长壮大，中国革命能够早日成功。但不幸的是，这个外来和尚念不了中国经，由于博古等人不懂军事又排挤毛泽东同志，且一切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马首是瞻，拱手将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让一个根本就不懂中国国情的外国人来指挥红军打仗，岂有不失败之道理。这也就完全与中共的初衷南辕北辙了。

自党中央撤离上海之后，上海中央局便承担起了与共产国际及苏区之间的电台联络任务。1934年9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及其秘密电台在被敌人破获之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机构也被迫撤走，从而使共产国际执委会完全中断了与中共之间的联系。这也就使得博古、李德教条主义独断专行的做法没有了约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央就试图通过各种渠道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在通过了各种努力都没有能够成功的情况下，迫使中央不得不在红军“四渡赤水”之后派出陈云、潘汉年绕道上海到苏联，去打通与共产国际间的联系通道。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央确立了北上在川、陕、甘边建立苏区的战略方针。但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不但不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还企图用武力来胁迫中央，迫使两军不得不分家，中央不得不率领一、三军团脱离危险先行北上。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电令他改正错误并立即北上，同时，为了缩小目标，便于继续北上，中央决定让李德与叶剑英、邓发等人组成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整编工作。9月20日，在哈达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决定将中央的落脚点放在陕甘。为了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解决中央的战略“背靠”问题，中央在考虑到与共产国际已久失联系，尤其是到目前仍然没有陈云、潘汉年消息的情况下，随之作出了派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中国工农红军总供给部副部长的毛泽民先去新疆建立交通站，之后再设法打通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决定。只是后来由于情况变化，这一计划未能实施。直至1935年10月中央到达陕北，仍然未能取得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到了1935年底，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张浩携带电台密码到达陕北，但由于技术原因仍未能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之后刘长胜从苏联带回的密码才得以建立起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整个长征期间，中共已完全处在了共产国际对其指导的“盲区”。

李德所犯错误都是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会议之后他也就没有了发言权。

由于共产国际失去了对中共的指导，加之博古等人对李德的盲从，才得以使李德的教条主义能够大行其道，因而造成了对红军如此重大损失也就不可避免，李德自然也就难以逃脱导致红军失败的这个责任。1936年夏，李德曾对来到陕北的斯诺说：“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然而几十年后，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却说：“特别是1934至1935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能够不顾马列主义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甚至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地和暂时地为这种情绪所左右”。尽管李德的自白颠倒了事实，但却证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符合红军实际出发制定的方针路线的正确。

李德给红军造成的损失，就是因为他是打着共产国际这张招牌才导致的结果，虽然当时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共产国际也没有授权李德指挥红军，但无论如何共产国际仍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当陈云到苏联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迫使红军长征的原因告知共产国际时，共产国际对此也非常地重视，要求了解调查相关的情况。据相关人士后来回忆说，当李德回到苏联之后，斯大林曾专门召见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要求国际组织对李德在中国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根据共产国际之相关报告制度：凡是被派往到各国去工作的顾问（代表），在完成了其使命之后都要向共产国际进行工作报告，共产国际要依据其表现对本人给予组织鉴定，也要给所在国共产党组织一个交代。对没有完成好任务甚至造成了所在国共产党事业受到重大损失，在分清了责任的情况下，也要视问题的大小、程度给予必要的组织鉴定和处理。李德在回到苏联之后自然要对其在华工作情况进行述职，由于他对中国红军失败负有直接的责任，自然要受到共产国际的调查处理，不能说人离开了中国就一走了之。如果不对其进行审查和处理，既不符合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也不能给中共一个交代。在李德回到苏联之后不久，共产国际监委会便根据中共中央报送的文件资料、中共领导人向共产国际的情况汇报、李德自己写的检讨材料等，尤其是在听取和征求了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的意见后，随之做出了对李德进行审查的决定。

按照程序，共产国际监委会要召开专门会议，李德必须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检查和反省。在此基础上，组织还要对其所涉及到的问题进行质询和核实，与会者也可以充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最后根据会议讨论情况提出处理意见。

应该说共产国际监委会在对李德问题的处理上是认真和负责的。

（三）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共产国际广泛听取了中国同志的意见，力求达到既给中共一个交代，也对李德本人负责的目的。为此，国际监委会要求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以及在莫斯科的比较了解李德情况的中国同志均被受邀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任弼时，原中华苏维埃银行行长毛泽民，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的、且在长征中担任红一军团二师政委的刘亚楼，还有翻译师哲等人。另外苏联、德国相关部门的有关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共产国际监委会主席佛罗林主持。

会议伊始，李德先对自己在华期间的工作做了回顾和总结，尤其对自己所犯错误进行了检讨，承认由于自己的指挥错误给中国工农红军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对自己凌驾于中共之上的错误做法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和反省，态度也还算是较诚恳和认真的。即便如此，毕竟他创下了这个“大祸”，因而其他人在发言时，并没有因为李德的态度较为诚恳而放弃对其批评，多数人仍对李德的错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周恩来是与李德打交道最直接且时间较长的人，对李德独断专行的霸道作风非常了解，当第五次反“围剿”还在进行之时就同李德争论过多次，要求改变其错误打法，却遭到拒绝。长征伊始，周恩来虽也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他对李德的许多不切实际的作战方案，都持修改补充甚至反对的态度，同样遭到了李德、博古的否定和拒绝。尽管如此，周恩来并没有盲从，而是对其许多错误做法仍保留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以尽可能把由于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对红军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为了对红军和中国革命负责，尤其是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周恩来在自己判断或者把握不准的情况下，很愿倾听和采纳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并将其提交给“三人团”以供研究决策时参考。然而，不仅周恩来的这种做法遭到了李德博古的断然拒绝，他们尤其对毛泽东的意见更是加以嘲弄并嗤之以鼻。这种傲慢无礼不顾红军实际又蛮横听不进不同意见的做法，周恩来对此十分的气愤。由于博古支持李德的行为，因而周恩来所能够做的事，就只能是在自己职责范围内，采取某些措施进行补救，把可能由于错误决策对红军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

李德对周恩来的党性和人品是非常地清楚和了解的，对自己在和周恩来共事期间的霸道作风，尤其是做的一些伤害了周恩来的事，心中也产生了许些愧疚和不安，希望周恩来能够谅解。会上，周恩来没有计较个人的恩怨，而是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以有利于对中国革命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中肯客观地指出了李德和博古所犯的错误，在事实面前，李德只能对此沉默无语。长征时，任弼时虽在二、六军团，没有和中央红军一起长征，也没有和李德有过直接的接触，但在1936年7月二、四方面军会师时，通过朱德、刘伯承的情况介绍，不仅对李德的霸道作风已有所闻，对其瞎指挥造成的后果也深恶痛绝，他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有理有据地对李德的错误进行了批评。长征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在发言时说：原来全国红军有30多万人，长征后就只剩下了几万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当时全国的共产党员也有30多万人，后来也只剩下了几万人，同样也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全部南方根据地，白区的地下党，也都被葬送和丧失了……。在听到这些较为尖刻的批评后，李德已经是坐不住了，他忙用德语对主持会议的共产国际监委会主席佛罗林辩解道：“到中国当顾问，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样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么大损失，怎么都能让我负责呢？他们中国的事，我本来就弄不清楚，我一开始就说过，以后也一直说，我只是个顾问，对于我的意见，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嘛！你们自己的事情，怎么能全推给我呢？搞坏了事就都骂我，我简直成了内奸反革命，佛罗林同志，我可是忠于党和国际路线的啊……”。看到李德急不可耐的慌张样子，佛罗林对李德摇头说道：没有那么严重，也不必过于紧张。待李德的情绪稳定之后，接着其他同志又继续发言。在中国同志用大量事实批评李德之后，苏联及德国的同志也相继进行了补充发言。

共产国际监委会是依据李德所犯错误对其进行审查的。通过对李德进行批评和帮助，在本人也承认并愿意改正自己错误的前提下，并经与国际执委会商讨请示后，随之对李德做出了有错误但免予处分的决定。其理由主要是：李德在离开上海去江西苏区时，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阿瑟·尤尔特就有过告诫：“要在党政军领导中有争论的势力之间做些和解工作……，一切决议最后还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瑞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了，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所以对李德免予处分。

李德对于给自己这样一个结论表示完全接受，同时，他还向共产国际监委会作出了自己将对此事“永远保持沉默”的承诺。至此，共产国际对李德的调查处理告之结束。

（四）

李德对红军造成的损失，毕竟他是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中国的，虽然给李德作出了免予处分这样一个决定，这似乎对中共多少显得有些沉重甚至不公，但在一定意义上却象征着共产国际以这种方式间接地承认了对中国革命在指导上的错误。其次，从中共的角度来说，对于已经是过去了的事情，如果过于去追究这个责任，对尚处于还需得到共产国际指导及帮助的中共来说也是不利的，因而也没有更多的再去纠缠和追究。

通过对李德问题的处理，使得共产国际在对待中共问题的指导和处理上，不仅更加地尊重中国党领导人的意见，使中共在后来能够不受干扰地独立的去处理自己的事务，在做法上也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为避免重蹈共产国际顾问（代表）对中共事务的干涉，自李德离开中国之后，共产国际就一直没有再给中共派出任何的顾问或代表，直到从1942年5月起，共产国际才派出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等人，携带无线电台等设备，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苏联塔斯社记者身份进驻了延安。当然，此前也有苏联派遣的医疗、通信、卫生等专业人员在延安工作。随着1943年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共已经完全能够独立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了。

由于李德在中国所犯错误的性质，以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共产国际决定不再重用李德，另行分配他去做其他工作。之后李德便被安排在了苏联外文出版社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进行德文译为俄文，俄文译为德文的工作，同时，自己也写一些文章发表，但均不涉及他在中国的事。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李德回到他久别了26年的德国。成为了德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和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除了编书以外，还译书和著书。作品有《关于出版德文列宁著作问题》《列宁与军事科学》《社会主义百科全书》等。然而，到了六十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为了迎合苏联反华，李德便开始蠢蠢欲动，他打破了自己已经遵守了20多年保持沉默的承诺，开始大讲中国的事，对中共进行诬蔑和攻击。1973年，他正式出版了《中国纪事（1932-1939）》一书，该书不仅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且从头至尾猛烈抨击中国党及其领导人，以所谓当事人的经历，以披露所谓鲜为人知的事件和所谓自己独知的数据，对中国过去发生的事进行了歪曲地描述，在世界共产党国家中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在看到李德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的造谣和诬蔑之后，曾在长征中担任李德中文翻译的伍修权，为了澄清有关事实，一正视听，他奋笔疾书在1981年第23期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驳李德对遵义会议的污蔑》一文，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有力地回击了李德的谬论，澄清了事实，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中国革命这幅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上，李德的名字和他扮演的角色所导演出的这一幕悲剧，将永远地被定格在了导致中国革命失败那不堪回首沉痛历史的一页之中。

1974年8月15日，李德在德国去世，终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