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袁文才，你想知道的都在这了

原创 带刀客 躬行客 2022-11-29 云阿云智库•毛泽东研究

导读：就在袁文才、王佐被冤杀不到一年，特委书记朱昌偕被打成AB团分子，被错杀，而王怀、龙超清等人则随红十二军游走赣江东岸，两年后随队归来后与该部副排以上干部一同被冤杀。回看这段历史，唯叹革命不易。

从某方面说，毛泽东为了培养改造袁文才，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在毛泽东带主力下山奔赴赣南时，为了保护袁文才和王佐，还专门做了很多人事安排，结果袁、王仍然没能逃过被错杀的命运。

袁、王一死，他俩的部队立马就倒戈了，也导致红军再也无法在井冈山立足，一直到1949年解放军才重新收复井冈山。

这也意味着，毛泽东在井冈山几年的苦心经营，都付诸东流，仅留下经验教训。

虽说经验才是最宝贵的，可这样一个地理位置绝佳的根据地，还是毛泽东从无到有，一点一滴建起来的第一块根据地，说没就没了，不遗憾是假的。

袁、王究竟是因为什么被杀的？

其中内情的确很复杂，又因为涉及到了彭老总，导致一直以来很多人一提到袁、王被杀的经过，就含糊其辞过去了，反而将事情搞得更神秘了。

本篇文章就来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讲清楚，顺带讲一讲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的内情。

一

袁文才和王佐都是井冈山上的土匪，还都是客籍人。

袁文才因为新婚妻子被抢，老母亲被杀，跟当地的土豪劣绅结下了死仇，心一横就投奔了马刀队，干起了劫富济贫的土匪买卖。

袁文才虽然是土匪，但他专找土豪劣绅的麻烦，对穷人反而很照顾，这让他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爱戴。在宁冈县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王佐原本是个裁缝，因为看不惯土豪欺负穷人，就上了山，也拉起了一支土匪队伍，但王佐的队伍里有反骨仔，差点将王佐杀了，事后是袁文才拉了王佐一把，帮他解决了队伍里的反骨仔。这也是二人关系莫逆的原因。

因为都跟土豪劣绅有仇，袁文才和王佐两人的革命倾向还是强的，当龙超清来劝说他们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时，兄弟俩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不久后袁文才还入了党。

大革命失败后，靠着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党组织才在井冈山上保留下了火种。而当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残部不知往哪去时，湖南省委传来消息说井冈山上有我们的队伍，毛泽东这才转头带着部队上了井冈山。

袁文才听闻有大部队要来井冈山，还是很紧张的，但他的同窗好友陈慕平听说来者是毛泽东，却眉飞色舞的跟袁文才说，这个毛泽东可是党内了不得的人物，人好、学问高，还是他在武昌农讲所学习时的老师。

袁文才一听陈慕平这么说，顿时就起了结识毛泽东的心，但袁文才下面的有个叫谢角铭的首领，这个人学习过历史，懂得一些典故。

他跟袁文才讲，明朝宣德年间吉州总兵王世彪带人谋反，失败后带着四百人想上井冈山，虚情假意赢得土著人信任上山后，结果半夜搞偷袭，将土著人都赶出井冈山的故事。

袁文才一听，觉得说的没毛病，让陌生部队上山这事风险的确太大，便婉拒了毛泽东的上山请求。

大家都是革命队伍，袁文才又不好直接拒绝，就写了一封信，让自己的幕僚陈慕平和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下山带给毛泽东。

在这个接触过程中，毛泽东充分展现了什么叫沟通的艺术。

毛泽东见到龙超清和陈慕平原本是很高兴的，以为立马就能上山了，但从龙超清言语不详的言辞中，毛泽东便明白了井冈山上的队伍不欢迎自己，但毛泽东并没有拿出特派员的派头，也没有表现出不满。

毛泽东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不管干什么事，做什么决定，都要先收集情报，将事情调查清楚后才做决定。

情报员将所有信息都罗列好送到毛泽东桌前，那是后来才有的待遇，当下的毛泽东，主要靠当面沟通和两条腿，来收集信息。

陈慕平原本就对毛泽东有好感，是支持毛泽东上山的，两人见面后，陈慕平便把山上的情况，大致跟毛泽东讲了一遍。在谈话的过程中，毛泽东敏锐发现陈慕平和龙超清身上没有带枪。

在这个时期，不带枪就下山，还是比较危险的。

毛泽东就问了原因，龙超清说不是不带枪，是枪太重要了，宁愿死个人，也不能丢一把枪。

毛泽东一听，便明白了井冈山最缺的就是枪，这也是此次能否顺利上山的重要突破口。

巧了，毛泽东率领的这支队伍什么都不多，就是枪多。

由于这一路上，人员流失严重，很多连队走的就剩几个人了，留下的枪支太多了，多到只能找人专门用担子挑着。

当龙超清说山上很缺枪后，毛泽东立马让人拿了两把比较好的手枪，送给龙超清和陈慕平。

这不叫大方，这叫投石问路。

二

当龙超清和陈慕平腰间一人别着一把漂亮手枪，大摇大摆的回到山上后，立马就引起了袁文才等人的注意。

一问枪从哪来的？说是毛泽东送的。

龙超清和陈慕平一人一句，将与毛泽东会面的详细过程说给袁文才等人听，最后还劝说袁文才，毛泽东值得信任，可以让他上山。

虽然袁文才已经心动了，但还是决定再试探试探。

1927年10月初，毛泽东在宁冈县古城联奎书院，主持召开扩大会议，主要参会人员除了毛部之外，还特意邀请了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等地方同志参加，其中也包括袁文才的心腹。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还特别讲了将如何团结袁文才部队的问题，说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是英勇的革命部队，夸赞了袁文才部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正义行为，这让旁听的袁文才心腹也感到脸上有光，很开心。

龙超清等人回去后，将毛泽东想与袁文才面谈的想法带给了袁文才，会面地点在宁冈县茨坪镇大仓村。

袁文才怎么说也混过黑道，很明白这里面的风险。头领见面，一不小心就容易搞成鸿门宴。

他手下的人就劝说袁文才，要多带点兄弟一起去，以防意外，袁文才这个人还是比较场面的，没有同意这个意见，怕这样干，有伤和气。

之后他手下的人又建议，不如将兄弟们安排在树林里，一有不对也有个照应，袁文才这才答应。

另一边，毛泽东准备出发的时候，手下人也建议，要多带人过去，以防意外，但毛泽东并不同意，甚至连枪都不带，就带了几个随员去赴会。

会面后，袁文才一看来的几个人，都没有带枪，顿时就放下了戒备，热情的将毛泽东等人迎进来了。

毛泽东和袁文才谈了很久，从当前的政治形势，到日后这支部队的去向，以及意图，都明白无误的跟袁文才讲了。

沟通除了技巧，最重要的就是诚意，如何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意，是最高明的沟通技巧。

临走的时候，毛泽东又送给袁文才一百条枪，后来上山了，又送给王佐七十条枪。

秋收起义上井冈山这事，就算成了。

三

毛泽东上山后，跟袁文才相处的很不错，在取得袁文才的同意后，还将袁文才的部队改造成了革命军，并让何长工到王佐部队，改造王佐的部队。

毛泽东在井冈山上，除了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外，还有一个插曲，就是跟贺子珍结婚。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对教员和贺子珍的这段婚姻，感到不解，因为教员跟贺子珍在井冈山上是1928年5月结的婚，而杨开慧是在1930年被反动派杀害的。

这里的时间差，也成了日后一些人攻击教员的点，本篇文章也顺带把这件事讲清楚。

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事，跟袁文才有很大的关系，也可以说是袁文才、王佐有意撮合的。

这还要从贺子珍和袁文才的关系说起。

1927年，老蒋发动反革命叛变后，永新县委的同志们被反动派逮捕入狱，身处宁冈县的龙超清和袁文才听到消息后，就带人劫狱，将永新县委的同志们营救出来的，其中也包括后来要杀袁文才的王怀。

1927年7月，贺子珍和永新县一百多个同志，一起上了井冈山修整，之后永新县委书记刘真和贺敏学带着大部分人返回永新，继续开展革命工作，而一些体弱多病的同志就留在了宁冈工作，其中就包括贺子珍。

贺子珍长得很漂亮，说话干事还十分利落，又有文采，在井冈山的时候，跟袁文才等人相处的很好。

等到毛泽东带着部队上山后，虽然袁文才对毛泽东很信任，但王佐等其他兄弟毕竟心里还是打鼓的，一来，毛泽东不是本地人，二来，对毛泽东了解不多。

为了加强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袁文才和王佐就想到了贺子珍，想撮合他俩，如果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一起了，也能打消很多井冈山本地人的顾虑。

说干就干，袁文才先是在前委会议上，当着宛希先等人的面提议：“前委不能装在毛泽东同志的荷包里，要有个办公的地方， 设一个秘书， 可把贺子珍调来。”

这样就为贺子珍和毛泽东之间的接触，打下了基础。

此后，毛泽东带部队经过王佐驻地时，王佐请毛泽东吃饭，席间就半开玩笑的提出，想给贺子珍和毛泽东做媒。

毛泽东其实听出来了王佐的意思，说穿了就是想建立更稳定的互信基础。

毛泽东要是直接说不，就等于释放出不愿意建立牢固关系的信号，故此毛泽东比较委婉的说，在长沙有妻子有孩子，心中挂念的很，怕是要让王兄弟错付了一番美意。

当时，在王佐等人眼里，男人在外有一两个女人是很正常的事。毛泽东将情况如实托出，不仅没有打消王佐的念头，反而让他加紧了撮合力度，

四

之后毛泽东搬到茅坪居住，住进了八角楼里。

在茅坪居住的时候，毛泽东结识了一位叫吴福寿的银匠，他是红军的情报员，经常以银匠的身份外出，给红军打探消息。

刚上井冈山不久，毛泽东挂念妻子杨开慧，曾写了多封信，托交通站的同志邮寄出去，结果这些信都石沉大海，没有回信。

1927年前后，全国各地有很多同志都被捕遇害了，对杨开慧放心不下的毛泽东，1928年1月就托吴福寿去长沙一趟，打听杨开慧的消息。

然而由于当时的白色恐怖，吴福寿在长沙打听时，误以为杨开慧已经牺牲，回到井冈山的时候，将这个消息告诉毛泽东了。

这个消息成了关键的转折点。

当时，贺子珍在前委的主要工作，就是跟着毛泽东外出收集资料，回来整理资料，二人有长期的接触时间，又有共同话题，处着处着就生出了感情。

而袁文才和王佐在各种场合，说了不少撮合他俩的话，朱老总和陈毅也都乐见其成，形成了一种氛围。

在参加当地一个老乡的婚礼时，袁文才和朱老总妻子等人，挑明了这段关系，追问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人什么时候结婚，二人才捅破了最后这层窗户纸，水到渠成就成婚了。

事情就是这么一回事，里面也没有什么不可对人言的复杂情况。

贺子珍和毛泽东成婚后，彻底解决了袁文才和王佐的心结。

客观来看，这场婚姻让井冈山的客籍人，真正将毛泽东视作了自己人，对于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展开是有很大帮助的。

既然袁文才有了教员这座大靠山，为何还会被错杀呢？

原因很简单，有人跟袁文才不对付，有杀袁文才的文件依据。

袁文才很努力，革命意识也很强，但他绝无可能想到，远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里的几十字，却成了自己的催命符。

五

中共六大的前台幕后，我们已经聊过了。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由于路途遥远，大会的各项决议文件一直到1929年初，才传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而在1928年底，老蒋调动3万多人，对井冈山实施围困战术。加上这年冬天来的很早，经济又被封锁了，导致红四军的物质很困难。

为了解围，毛泽东和朱老总等人在1929年1月主持招考了柏露会议。这次会议既是宣传中共六大精神，也是讨论解围之法。

经过讨论，决定实施由毛泽东提出的“围魏救赵”战略，来解井冈山的围，彭老总、滕代远等率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而毛泽东和朱德则率领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下山，攻击赣南。

以此达到围魏救赵的目的。

但在会上，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毛泽东在宣读中共六大文件时，中间停顿了一下。

会议结束后，在众人都鱼贯而出后，毛泽东又叫住了彭老总、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龙超清、王怀、谭震林等人。

为啥留下呢？

因为毛泽东在宣读文件时，有一段跟袁文才和王佐有直接关联，所以没有当场宣读。

众人重新就坐后，毛泽东拿出六大文件，宣开几页后，翻到《苏维尔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这一章里的“对土匪关系”这一节，随后念了起来。

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团队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只需和免遭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

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既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当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侵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

此时袁文才已经被推选为湘赣边界工农政府主席了，可以说，六大这段有关土匪的决议，每一个字都跟袁文才吻合。

而且决议内容，非常清楚：杀。

六

读完文件内容后，毛泽东抬起头看向众人，问大家是什么看法，如何处理袁文才和王佐。

王怀和龙超清第一个表态：“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歼除。”

彭老总的意思，跟王怀和龙超清差不多。

陈毅表示：“前几天我们红四军才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绿林兄弟加入红军，怎么一下又变调头了？再说，老袁、老王他们早就是革命同志了。”

朱老总也表示袁、王已经是革命同志了，不能以土匪来看待。

谭震林从具体情况出发，说：“现在井冈山上的任何事都离不开袁文才、王佐，尤其在眼前的困境下，还要依靠他们协助红五军一起守山。”

谭震林的这番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说到了关键点。

红军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袁文才和王佐，他俩在井冈山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也是袁文才为啥被推举为工农政府主席的原因。

杀了袁文才，整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会立马分崩离析，这一点，毛泽东比谁看的都清楚。

最后毛泽东一锤定音，袁文才和王佐，不在中央文件的指示范围内，他们是功臣，当然日后要写一封详细的报告，向中央说明情况。

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地位很高，他说话，王怀和龙超清不敢有异议，但刚接任湘赣边委书记的邓乾元却不服，说中央指示不无道理，要小心防范袁文才等人。

毛泽东一听这话，要是自己带部队下山后，指不定邓乾元会对袁文才干出什么事，就干脆提议，不如将袁文才换个岗位，调任红四军参谋长，跟着自己一起攻打赣南。

将袁文才带在自己身边，很明显是为了保护他。

袁文才对毛泽东还是很信任的，听到调令后，没有过多犹豫，就跟着毛泽东下山了。

然而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命运走向，外人很难改变。

1928年5月，由于军阀混战的原因，老蒋将围困井冈山的国军调走了，井冈山上下一片欢声笑语，而在另一边，红四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也取得了不错的战绩，正在休整。

好巧不巧，在休整期间，袁文才竟然看到了那份致命的六大文件，看到中央有关对土匪的决议。

袁文才大惊失色，内心十分慌张害怕，他立马就明白了，几个月前为啥要将自己调任为红四军参谋长了。

看到文件后，袁文才都没有啥犹豫，立马就脱离了红四军，一路潜行回到了井冈山。

七

袁文才回到井冈山后，并没有回到自己的驻地，而是躲在了王佐哪里。

但袁文才回到了井冈山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宁冈县委那里，县委的同志立马就把这个情况，跟特委书记邓乾元反映了。

一听到袁文才脱离部队回来了，大家都猜出来，袁文才知道了文件内容。这搞得大家都很紧张。

为了确认消息，邓乾元带人假意到王佐哪里视察，撞见袁文才，反而将袁文才搞得很尴尬。

5月下旬，宁冈县委开会，讨论对袁文才私自脱离部队的处理问题。

龙超清、王怀等土籍干部，要求要严惩袁文才， 要开除他的党籍，这个意见被毛泽东留下来看家的特委组织部长宛希先拒绝了，最后决定给予袁文才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罚。

说到这里，估计很多人都奇怪，为啥原先跟袁文才关系还不错的龙超清，却总是在找袁文才的麻烦呢？

原因很简单，袁文才是井冈山的客籍代表人物，龙超清是土籍的。

简单来说，客籍就是历史上从外地迁移到井冈山的人，而土籍就是井冈山的本地人，客籍是外来人员，没有土籍的势力大，一直居住在贫瘠的山上，双方之间，因为生存问题，有很深厚的历史积怨。

土籍的人，因为家庭条件普遍好一点，求学的机会也多一点，导致宁冈县委的委员数量也多一点，而袁文才和王佐这两个客籍代表人物，则是手里枪多。

“土籍的党，客籍的枪”，就是这么来的。

土籍的地主土豪比较多，客籍的穷人多，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土籍的人就觉得自己吃亏了，便宜都让客籍人占了。

而在具体工作中，袁文才对土籍的土豪重拳出击，龙超清等对客籍土豪劣绅重拳出击。相互之间较着一股劲。

土客籍矛盾激化是袁文才在打击土豪劣绅时，将土籍培养学子的书院烧毁了，这一下就激怒了所有土籍人，包括龙超清等人，都认为袁文才是故意报复，双方之间矛盾逐渐变得不可调和。

每次开会的时候，土籍的委员就跟客籍的委员反着来，开党会，都快开成家族会议了。

故此，当龙超清等土籍人，一看到中央有关土匪的决议，就像得到了尚方宝剑一样兴奋，总想借机除掉袁文才和王佐等人。

八

另一方面，因为委员里土籍人占比很高，每次上面来人，土籍的委员都要狂吹耳边风，说袁文才的坏话，而袁文才又是土匪出身，先天就处于舆论弱势。

而袁文才自认为跟定了毛泽东，又没有将这些书记委员放在心上。

这搞得几届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比如杨开明、邓乾元等人，都对袁文才意见很大，都认为袁文才不是什么好人。这就叫众口铄金，三人成虎。

每次特委书记回去述职的时候，都要参袁文才和王佐一本。

尤其是邓乾元，在其离任后，专门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央，说袁文才不服从组织纪律，有另寻他处的念头等等，最后建议中央要除掉袁文才。

后来替换邓乾元的朱昌偕，来到井冈山时，就摆明了要来解决袁文才的立场，这让龙超清等人很高兴，但他们思来想去，要想对袁文才下手，必须先把宛希先搞掉。

这些人又在错误的思想统治下，对宛希先产生了杀心。

龙超清等人找永新县委等人商量这事，一开始还怕遇到阻力，因为永新县委一直视毛泽东马首是瞻，而宛希先又是毛泽东特意留下来的关键人物。

谁能想到，当龙超清一提出要对付宛希先，立马就赢得了永新县委刘真的同意。

其实，刘真早就想找机会报复宛希先了。其中原委也不复杂，二人之间有杀妻之仇。

刘真的新婚妻子是妇女干部龙家衡，龙家衡的亲哥是永新县民防团团长龙庆楼。

在井冈山八月那次失败中，龙庆楼带着民防团偷袭赤卫队，给革命队伍造成了不小损失。

结果在部队撤退过程中，不知是谁造谣，说龙庆楼是龙家衡的亲哥，这次民防团偷袭，就是龙家衡告的密，消息一传出来，立马引起了群众的愤怒，找到宛希先，要求立马要将龙家衡抓起来。

宛希先没有经过调查，就同意抓龙家衡，然而在押送龙家衡的过程中，赤卫队里有人将部队的损失都算在了龙家衡头上，为了泄愤，路上就将她杀了。

刘真就将新婚妻子被杀的这笔账，算在了宛希先的头上，所以一听龙超清等人说，要设计除掉宛希先，立马就同意了。

1929年10月，朱昌偕以特委发布命令给远在湖南的宛希先，让他带着赤卫队，联合其他部队，一起进攻永新县城，接到命令后，宛希先立马就带着部队往回赶。

结果中途遇到了敌人阻击，迟了三天才赶到战场，当宛希先到了之后，特委副书记土籍人王怀，立马就指责宛希先贻误战机，让他老实交代，说后，就把宛希先关起来。

宛希先也不傻，看这情景，立马就知道自己可能有杀身之祸。

当夜，宛希先好容易逃出来，想要去找袁文才和王佐。

结果在山里迷路了，第二天一早被龙超清、王怀等人找到，直接枪杀了。

九

宛希先一死，龙超清、王怀、刘真等人就开始找机会，杀害袁文才。

在宛希先死后，双方的矛盾已经敞开了，袁文才和龙超清等人就很少来往了，开会也不来，龙超清等人正苦于没有理由杀袁文才。

结果袁文才却主动送上了一个理由。

1930年年关前后，袁文才手底下一个情报人员，探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国民党茶陵、酃县、宁冈三县联防团团总罗克韶在他的情妇家里过夜。

这让袁文才等人感到很高兴，认为机会来了，因为跟龙超清等人撕破脸后，袁文才的后勤补给也开始变少，枪支弹药什么的也没有地方补充，早就想找个大户回回血。

而且罗克韶手里还有一个兵工厂，要是将他抓起来，什么都有了。

在没有通知特委的情况下，袁文才跟王佐就自己动手派人将罗克韶抓上了山，还采用威逼利诱的方式，将兵工厂的机械设备和人员也带上了山。

事情搞得这么大，自然也没有瞒过龙超清等人，当龙超清等人一听袁文才把罗克韶抓上了山，立马认定袁文才跟罗克韶串通了。

不用说，被扣上这样的帽子，自然是要杀之而后快。

但这个袁文才已经不愿意相信龙超清了，也不来开会，最后龙超清、王怀等人想了个计谋，以毛泽东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袁文才。

信中说，红四军军委决定，将边界六县的赤卫队合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以袁文才为司令，王佐副之。定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随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让袁文才和王佐来开会。

定下了引诱袁文才的计谋后，龙超清等人担心袁文才的部队太强，就决定找红五军来帮助，他们又给彭老总写了一封信，说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让彭老总派兵来协助他们解决袁文才。

彭老总也没有多想，让张纯清带第四纵队跟随朱昌偕赶往永新县城，成了一生之憾事。后来在庐山会议上，教员口中的历史上是“三分合作，七分对抗”究竟有没有算上这件事，谁都说不清。

当袁文才和王佐带着几个警卫员来参会时，一下就中了计，根本没有防备，在仓促之间就被杀了。

在永新县城中，三十二团大部分人被缴械，6个连长无一幸免，都死了。

六大的委员们，在莫斯科表决通过了一份决议，传到井冈山时，就成了一场地震。

十

袁文才和王佐一死，他们剩下的部队立马就倒戈了，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基础也毁了，导致红军再也无法在井冈山立足。

当消息传到教员那里时，木已成舟，教员也只能悲叹：“杀错了！杀错了！”

教员在井冈山苦心经营了这么久，营造了这么好的局面，在袁文才和王佐身上了花了这么多功夫，结果却是这样一个结局，实在让人感到既无奈又辛酸。

客观审视袁文才和王佐被杀这件事，主要原因自然是六大有关土匪的错误决议，而井冈山上土客籍之间的激烈矛盾也是造成这一悲剧的重要原因。

但从深层次上来说，袁文才和王佐被冤杀，只是那一时期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对各地革命根据地影响的一个缩影。

就在袁文才、王佐被冤杀不到一年，特委书记朱昌偕被打成AB团分子，被错杀，而王怀、龙超清等人则随红十二军游走赣江东岸，两年后随队归来后与该部副排以上干部一同被冤杀。

回看这段历史，唯叹革命不易。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之谜

晓农 · 2021-05-13 · 来源：党史博采

导读：历史是严正无情的。由于袁、王旧部的反水投敌，也由于客籍民众倒向于敌人一边，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彻底失守而且再也恢复不过来了！无论边界特委再怎么努力，包括其后萧克率红十七师进入宁冈，都无法重开割据局面。诛杀袁、王后引起这么严重的恶果，这是朱倡偕、龙超清等一班土籍领袖们所始料不及的。

赤卫队遭敌袭击，伤亡惨重，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妇女部长龙家衡被误杀。特委负责人宛希先背上了“下令杀人”的黑锅

1928年炎热犹存的8月，井冈山根据地遭到前所未有的失败。由于红四军主力远征湘南，湘赣边界军力空虚，赣敌5个团从吉安直趋永新占据县城。特委组织部长兼31团3营党代表宛希先，急率仅有的1个营及永新县党政机关，退到西乡的小西江。

红军营部驻于龙田，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驻于麻洲，两个机关加上一个排的赤卫队，共有70多人，其中有7名妇女，都是县委妇女部的干部，部长是龙家衡。龙家衡是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刘真的妻子，却又是西乡大土豪龙庆楼的胞妹，比兄长小了14岁。俗话说“同伞不同晒，同人不同心”，大哥哥与小妹妹阶级立场迥然不同，红白各走一边。

麻洲是个有着50多户人家的村庄，只有一个不大的祠堂。县委常委、县赤卫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布置赤卫队住在祠堂里。尽管赤卫队提防甚严，昼夜有人在村外放哨，但是到第三天晚上，还是吃了保安队的大亏。这天半夜，保安队刺杀了赤卫队的哨兵，100多人迅疾地向村里扑来。赤卫队汤排长被一阵狗吠声惊醒过来，大喊起来迎敌。而等战士抄起枪欲往外冲时，祠堂己被包围了。敌人用木头撞开两扇加闩的大门，朝祠内乱打。少顷的工夫，赤卫队死伤了一半多，剩余的人躲在一堆木头下顽强抗击。

保安队在围攻祠堂的同时，另有部分人在村里捉人，所幸县委县府的工作人员都是分散在群众家里。枪声一响，这些人往村外奔走。此间，夜色黑暗，村里到处是人，弄得分不清敌我了。

县委妇女部的7位同志，住在一户农民的楼上，她们被枪声惊醒后，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还是龙家衡镇静一些，趴在耳窗上往外观察一会儿，对伙伴们说:“东西不要了，下了楼跟我往左边田里冲!”这些没有见过战斗的女子下楼打开后门，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左边田垅里跑。走不多远，一排子弹从她们头上飞过，有人落在后头，呼名喊姓地叫“等着”。龙家衡回过头制止说:“不要叫喊，一个个跟上来!”就在这时分，前面有人叫着:“别打了，别打。”龙家衡她们趁机冲过了那条不宽的小圳，隐入村前的稻田里。

约摸20多分钟，驻于龙田的红军赶到，保安队提防到这一手，看见火把就撤走。战士们冲进村中的祠堂，看到到处是尸体。赤卫队35人，除了1 0余人藏在木堆底下逃得性命外，其余的不死即伤。不久，逃出村的机关人员包括龙家衡她们陆续回村。人们见死伤了这么多同志，有的放声痛哭，有的切齿怒骂龙庆楼和保安队。龙家衡的神情更是痛苦，嘴唇不住地打颤，脸色白得像纸。突然，不知谁发出一声怒喊:“我们这里有奸细!”这一喊引得好些人把愤怒的目光投向龙家衡。好在龙把头抵在墙上失声而泣，并未觉察。倒是贺敏学看到了，对人们说道:“大家准备安葬牺牲的同志吧。”

翌日上午，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秘密传开了:这次保安队的偷袭，是龙家衡通风报信，企图一网打尽县委、县苏维埃机关，她在突围时故意嚷叫，保安队听得她的声音，就有人发令别打了，放她和妇女部的人出了村。传闻自能生翼，不长时间，这件事沸沸扬扬地传开了。那个汤排长和几个战士找到贺敏学，要求把龙家衡抓起来。贺说没有证据不能随便抓人，并劝他们在大敌当前之际，不可乱怀疑同志。这些人见贺敏学这儿说了没用，就赶往龙田，找到了宛希先，摆出他们的“证据”，责怨贺敏学包庇龙家衡，强烈呼吁抓龙。宛希先与营长陈毅安作了商议，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乱捉人，但虑及汤排长这些人情绪是这样的激愤，怕他们闹出事，同意把龙家衡隔离起来，派二连连长韩伟去麻洲解人。

祸从天降的龙家衡被拘押在二连连部，除了啼哭叫冤，就喊着要见宛希先，要见刘真。然而除了有人送饭外，没人理会她。贺敏学听说这种情况，立时与宛希先商量，宛考虑很久，主张暂不放人，待派人调查清楚再说。

不料调查工作刚开始，坏消息连连传来。先是赣敌1个团进驻浬田，有向小西江进攻的趋向。接着宁冈方面袁文才派人来报：湘敌5个团己从攸县、茶陵出动，目的是打下黄洋界直扑大小五井，要陈毅安营火速回援。消息传开，军民为之震惊，一派紧急气氛。是晚，宛希先在会议上作出了“地方武装退守九陇山，第一营回援井冈山”的决策。贺敏学问对龙家衡怎样处理，宛希先说到了九陇山再说。　　

第三天清晨在九陇山，有人捡到了写着“宛希先亲启”的信，送到宛希先手上，信是龙庆楼写的，意思是红军只要放了龙家衡，他就能保证驻于浬田的国军退兵。宛希先沉思有顷，令人将龙家衡解来，把信放到她眼前，问道:“这字是你哥哥写的吗?”龙家衡辨认了一会儿，摇着头说:“不是，他的字不是这样。”接着，她的眼里滚动着泪水，哽咽着对宛希先说：“宛部长，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呀！请你们立即查清楚，我是一天都受不了!”宛希先望着这个万般痛苦的女子，心里泛起几分怜悯，但他还是没有下定放人的决心，而是叫战士们把她解走。

吃过了中饭，韩伟的第二连要开回井冈山，问宛希先龙家衡怎么办？宛蹙着眉头正考虑着，韩伟说：“我看把人交回给永新同志，让他们去调查处理。”宛希先见说得有理，对韩说：“那就交给贺敏学吧。”

急着出发的韩伟，一时找不到贺敏学，正遇着汤排长，就对汤说：“你们把龙家衡交到贺敏学大队长那儿，千万不可乱来！”汤排长点头应允，跟着韩伟去解人。

汤排长等人押着龙家衡走到半路，哪还记得韩伟的一再嘱咐，竟在路边开起审来。龙家衡当然矢口否认，这几人越加激愤，竟用枪加以威胁。龙对着枪口毫无惧色地说:“你们怎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哪个跟你是同志!你这个反……”有个赤卫队员愤怒地叫着，“反革命”三字尚未出口，鬼使神差般地扣响了扳机，子弹正中龙家衡的右胸。这些人见打死了龙，无不心惊意骇。好一阵儿，才从惶悚中回过神来，商定口径说龙欲要逃跑才开枪击毙。然后找来一张竹床，抬着尸体上路……

风华正茂矢志革命的龙家衡之所以惨遭不幸，乃是人们误会，土豪暗中造谣、伪造书信等原因凑成的。宛希先出于好意，一时失策让韩伟放人，而韩把人交到了因为牺牲战友而极度悲愤的汤排长手上，才酿出了这场悲剧。其时指挥地方武装在永新北乡阻击赣敌的县委书记刘真，两天后接到爱妻身亡的噩耗，当下昏厥过去。尔后，刘真虽然不相信妻子会背叛革命，但掺乎一个反动的龙庆楼在里面，自己又不在场，不好说话，只得把悲痛埋在心里。不过，在刘真的内心深处，一直误以为是宛希先下令将龙家衡置于死地，因此郁积着对宛的怨怒和愤恨，这就种下了日后宛希先蒙冤罹难的种子。

特委与袁文才、王佐的关系恶化之后，为要铲除袁、王在党内的支持，同时替刘真报杀妻之仇，永新县委错误地杀害了宛希先

在井冈山根据地，宛希先是列为毛泽东、朱德、陈毅、袁文才等领袖之内的人物。他是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常委、组织部长，又是红四军前委的组织委员，对地方党务和军事工作都可以插手。籍贯为湖北黄梅、被人称为“宛麻子”的宛希先，工作上一贯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令不少人敬而生畏。

1929年1月中旬，红四军主力征战赣南，欲以“围魏救赵”的战略破解敌军对井冈山的围困，宛希先作为红四军前委的骨干、毛泽东的爱将而留下来，时间到了同年秋，湘赣边界的许多情况发生了变化，边界特委书记一职，由邓乾元变换为朱昌偕，宛希先始终是分管组织、宣传的常委，一段时间主持过特委的工作。

在毛泽东离开井冈山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中，最为显著的是边界特委与袁文才、王佐的关系逐渐变恶，恶化到反目成仇的地步。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土客籍矛盾的激化和地方主义的恶性膨胀。

湘赣边界非常严重的土客籍冲突，于道理上不应该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作为土籍领袖人物的龙超清、谢希安、朱昌偕、刘真等人，作为客籍民众领袖的袁文才、王佐，虽然他们都己成为共产党人，担负着率领广大群众向敌人进行斗争的重任，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身上残存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这种争端，为着维护本籍的利益发生无谓的争斗，影响到双方的团结。

在以土籍人物为主组成的特委与袁文才、王佐矛盾越发严重的情形下，宛希先成了夹在中间的非常要紧的人物。在边界特委而言，宛希先是唯一的外籍人。问题不在于这个，关键是宛希先向来与袁、王要好，宛在很多方面替袁、王说话，成了袁、王在特委内部的唯一依靠。龙超清、朱昌偕等人明白，要削弱袁、王的力量，非搬掉宛希先不可。

对于朱昌偕、刘真等人而言，一种强烈的排外思想，与积存己久的心中怀恨结合在一起，终于形成了诛除宛希先而后快的意图。这年的8月下旬，刘真奉命密赴南昌，向江西省委报告工作。他临行之前，对朱昌偕、王怀等人吐露了潜藏在内心对宛希先整整一年的怨恨。

刘真对朱昌偕等人吐露的心迹，成了他们永不聚首的诀别。刘在南昌结束了向省委的汇报，于返回吉安的船上，不期与反革命的姻兄龙庆楼相遇，被抓到国民党邓英的师部。龙庆楼以“共产党连你老婆都杀掉，革命还有什么意思”为挑拨，诱劝刘真归降。刘真大义凛然地驳斥姻兄的谰言，坚贞不屈，遭到用大甑蒸死的酷刑而捐躯。刘真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永新，朱昌偕、王怀等人无比悲痛。他们在痛悼战友的同时，那种实现刘真遗愿的念头更加急切。

时隔不久，1929年10月初，边界特委决定调集永新、宁冈、莲花、茶陵4县的赤卫大队，会攻被赣敌周浑元旅1个团占据的禾川城。远在茶陵湖口一带的宛希先，原本接到特委派人送来的命令就迟了一天，又临时集中分散下去的队伍，加之茶陵距永新有两天的路程，待他带领万余人枪赶到永新时，攻城的战斗己经结束，禾川城被三县的地方革命武装攻占。第四天，在永新大湾召开的特委扩大会议上，宛希先被指责为“抗拒命令，贻误战机”，不由分辨被抓起来，派人严加看守。宛希先情知事态严重，半夜里乘看守人员瞌睡过去，在墙壁上磨断臂膀的捆绳，撬开窗户跳出临时牢房。大湾四面环山，欲往宁冈境内须翻过岗禾山，而是夜天空漆黑，宛不敢到农家敲门取火把，便躲在山上，打算天一放亮再走。下半夜丑时左右，看守人员发现宛己逃去，连忙报告特委。朱昌偕、王怀等人连夜动员数百人，天一亮就开始搜山。搜了几个钟头，把宛希先找出来了，关在一个姜窖里予以杀戮。

诛除宛希先，了却了朱昌偕、王怀等人的心愿，感到为刘真报还了仇恨。然而，宛希先的冤死，并非边界党内争端的终止，而是引发了一场更大的内讧。事情直接关连到两个昔日的“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

袁文才对宛希先的被害，切齿怒骂永新县委，使得朱昌偕等人记恨在心。由于罗克绍事件的引发，边界特委以军事阴谋杀害了袁、王

宛希先在大湾遇害的消息，传到茅坪袁文才处的那天，恰好时为中共宁冈县委书记的谢希安也在。袁文才起先惊雷炸顶般地大声“啊”了一下，旋即怒目圆睁，以食指用力指天，从牙缝里迸出几句话：“这班石灰佬！(永新盛产石灰，这是周围各县对永新人的谑称)做出这样的绝事，总有一天叫他们偿还血债!”有道是唇亡齿寒，就是32团的一班连营干部，也对宛希先遇害感到万般气愤，一个个怒骂不止。而且有的人明知谢希安在场，正好让他把话转给永新的朱昌偕这些人。

应验了“事不过三”的老话。十几天之后，袁文才与朱昌偕等人龃龉又起。

永新甑谭的土籍农民，与邻村杨坑的客籍人争夺杉木山场，发生械斗。吃了亏的杨坑人连夜从宁冈长富桥搬来百余人助阵。恰好这天袁文才部下有个班长回到家里，被族人邀着同往。这个班长怒不可遏时用枪打死一个土籍农民。甑谭人告到永新县苏维埃政府，说袁文才派兵镇压土籍。县苏主席彭文祥信以为真，亲赴宁冈交涉，袁文才当然不认账，双方来了一通好吵。

土客籍矛盾，多么深幽可怕的政治漩涡！袁文才与朱昌偕这些人的感情，就在接二连三出现的事端中破裂了，并在破裂中渐渐尖锐起来。

寒风凛冽，雨雪交加。时间己到1930年春节。传统佳节的喜庆，挡不住一桩突如其来的灾难，而这一灾难事件竟成了袁文才、王佐蒙冤受戮的自我点燃的导火线！

正月十五这天，袁文才的特务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宁(冈)茶(陵)酃(县)三县联防团团总罗克绍抓到手，解押到新城，与之一同押到的还有罗的小型兵工厂——18个造枪的工人及一批机器、器械。

对于罗克绍这个穷凶极恶的反动派，袁文才看重的不是他的脑壳，比这更为要紧的，是他们可以造枪造子弹的兵工厂。

当日，袁文才在新城靳亚埂下，亲自“迎接”罗克绍，并置下酒席为之“压惊”。

袁文才礼待罗克绍一举，引起部下的警觉。副营长谢角铭提醒袁文才，说这样做会引起很大的麻烦，劝袁把罗杀掉。袁文才叹气而道：“杀掉他有什么用?我们到长沙又买不到钢铁洋硝，没有这些材料，哪里造得成枪弹?我是要以礼待之，将其软化过来，以后再……”他说着做了个砍头的手势。几天后，袁文才将罗克绍带到茅坪，依旧待之如宾客。

应当说袁文才的智商是高于一般人的。然而，一种傲然的“山大王”习气，使得他对业己关系恶化的边界特委，不愿意屈尊俯就他们，根本没有把捉罗克绍的意图向特委汇报，更不用说取得批准，而是自行主张。袁文才决然没有想到:这件事很快地引起了滔天波澜，而在这滚滚的波涛之中，蕴藏着看不见的杀机!

袁文才优待罗克绍的一些真真假假的传闻，很快地传遍了湘赣边界。宁冈、永新的土豪劣绅瞅准机会大做文章。一时间，“袁文才勾结罗克绍反水”、“袁文才、王佐另找出路”之类的谣言，遍布城乡，沸沸扬扬。如此一来，边界特委的一班人再也坐不住了，连夜开会研究对策。到这种时候，除了内心真正地担忧袁文才勾结罗克绍背叛革命外，那种心中蓄之己久的土客籍争端引起的怨恨，骤然恶性地迸发出来。这两种情况适时地结合在一起。于是，袁文才、王佐的被杀便是在所难免了。

朱昌偕、龙超清等人深深地知道：诛除袁、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袁、王的队伍有800多人枪，官兵擅于翻山越岭，不少人打猎出身，枪法准确，且熟悉地形，战斗力不次于彭德怀的红五军。倘若硬碰硬地以武对付，非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引祸上身。“投下香饵钓鳌鱼，安排软索套猛虎”，朱昌偕等人深谙此道，他们几经计议，商定的策略一是设计诱骗，二是借助红五军的力量。

1930年2月19日，一封由毛泽东签名的湘赣边界特委的指示信，送到了袁文才的手上。指示信的内容是：根据红四军前委决定，湘赣边界各县地方武装统一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以袁文才为纵队司令，王佐副之，集中于永新城合编，然后与红五军一道攻打吉安，命令袁、王部队务于2月22日赶到。

袁文才将信文看了几遍，迷惘地怔了许久，才对特务连长说：“快把王老庚请来!”

连夜赶来的王佐，坚决反对开往永新，以对边界特委很深的戒备心理说了一大堆理由。心绪沉重的袁文才犹豫了十几分钟，才以断然语气说道：“莫要疑三疑四了，上头有毛委员的签名，我们还是要服从大局!”

向来对袁文才言听计从的王佐，至此无可奈何地表示：“好吧，听你的，这一次要是有什么祸端，就可要怪你了!”

对革命仍旧忠心耿耿，重大问题仍能服从特委调遣的袁文才、王佐，在边界特委伪造毛泽东手笔的欺骗下(何人伪笔?至今不可断定)，于22日率领所部700余人开赴永新县城。边界特委和永新县委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晚上，特委于肖家祠设宴招待袁、王部队连以上干部。席间，众人唱酒叙话，出现了很久以来不曾有过的融洽气氛。晚饭过后，从茶陵请来的花鼓戏班，己在祠外搭台唱戏，慰劳袁、王所部的官兵。

2月23日凌晨5时左右，永新县城笼罩在寒气弥漫之中，由朱昌偕指挥的一个排及永新县工农兵政府彭文祥带领的一个排，同时在袁文才、王佐的下榻之地，骗过了岗哨，到了房门口从窗户外向里面开枪……

由于有红五军的介入，曾经威震湘赣边界、为井冈山武装割据屡建功勋的红四军三十二团，就像跌进陷阱受到了重伤的猛虎，被人套住给关起来了。由于猝不及防和群龙无首，被对手打得四处逃散，最后尽被缴械。当天色大亮之际，解决袁、王及其部队的战斗结束了。仓促的清点，己找到袁文才、李筱甫等连以上干部十余人的尸首，唯有王佐、刁飞龙等人不见，朱昌偕等人明白虎逃归山，后患无穷的利害关系，一方面出动部队即向井冈山追击，另一方面在城中张贴悬赏令。至第3天下午，打渔人在永新城外的禾川河冬瓜潭捞起6具尸体，发现有一支刻着“王佐用”三字的德国造手枪，方知由于红五军把守了河岸，从住处逃出来的王佐等人过不去，中弹淹死于潭中。

历史是严正无情的。由于袁、王旧部的反水投敌，也由于客籍民众倒向于敌人一边，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彻底失守而且再也恢复不过来了！无论边界特委再怎么努力，包括其后萧克率红十七师进入宁冈，都无法重开割据局面。诛杀袁、王后引起这么严重的恶果，这是朱倡偕、龙超清等一班土籍领袖们所始料不及的。

袁文才、王佐不是牺牲在浴血杀敌的战场上，而是倒在内部残杀的枪口下，这种悲剧的发生，主要是党在早期非无产阶级思想充斥着一些同志的头脑，搞无谓的派别斗争所引起的。党正是在不断吸取教训，整顿和完善自身的基础上不断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