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财政视角看明朝覆灭

Mer86 云阿云智库•财政金融•讲史

导读：从财政角度看，明朝的灭亡与汉唐宋不同。汉唐亡于军阀。军阀反客为主，改朝换代。两宋一直擅长敛财，灭亡是因为军事羸弱。而明朝则是典型的亡于财政崩溃，税收制度被官僚玩坏了。

明朝灭亡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很难用只言片语解释清楚。

但无论从哪个方面进行分析，都绕不开一个话题，那便是明朝财政系统的崩溃。

因为明王朝的覆灭，正是从财政危机开始。

当财政崩溃到无法拯救的地步，明朝就像流沙堆起的城堡一样，风轻轻一吹便垮掉了。

那么，为什么明朝的财政会崩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明朝建立之初开始说起。

01

明朝开国后，内忧外患，具体表现有三：

一是外部形势很不乐观。

虽然蒙古人被逐出中原，但残元势力虎踞漠北，复辟之志犹甚，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

二是内部存在统治隐患。

靖康之后，宋廷偏安江南，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种政治上的割裂，导致明朝立国之初，北方中原人和南方人在诸多方面都存在隔阂。

三是都城选址不够理想。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地理位置偏南，对北方鞭长莫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元璋其实也考虑过迁都。西安、开封，都在他的考察范围内。但由于迁都一事，牵扯太大，需要通盘考虑之后再做定夺。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便决定分封藩王。委派儿子们到北方镇守边关，稳定形势。

以当时的大背景而言，朱元璋的封藩决策利大于弊。藩王们镇守各地，既稳定了边关，同时也震慑了群臣。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

朱元璋死后，辅助皇帝统治全国的藩王，变成了威胁皇权的存在。

手握重兵的藩王，成为建文帝朱允炆的眼中钉。

为了加强皇权，朱允炆下旨削藩，结果闹出了内战。

靖难之役后，燕王朱棣即位为帝。

作为藩王出身，朱棣自然不可能像朱允炆那样对自己的弟弟们下死手。

所以，他就把朱元璋的封藩制度小小改造了一下。

改造之后，藩王丧失了军政方面的权力，人身自由也受限制，但保留了经济特权，如定期可以得到朝廷的金钱和土地赏赐，赏赐的土地可以免税等。

而受此影响，永乐之后的藩王们，平时也就啥事都不能干了，只能专注于生孩子。

因为按照制度，藩王每多生一个孩子，他们就能从朝廷多申请一份俸禄。

众所周知，明代藩王制度是世袭罔替。

亲王的长子承袭亲王爵位，其余儿子降一级封郡王。

郡王的长子承袭郡王爵位，其余儿子降一级封镇国将军，以此类推。

洪武、永乐时期，明朝宗室合计也就几百人，开销不大。

但到了万历时期，宗室成员暴增至二十万，其中亲王30多位，郡王600多位，皇室消费成为财政支出的大头，占比超过一半。

当然，皇室消费不能都算在藩王头上，因为宫廷开支也属于皇室消费。

明朝初期，内廷规模不大，开销也不多。

但随着宦官机构的完善，形成了“十二监、四司、八局，所谓二十四衙门也"的内廷格局。

明朝内廷人员随之暴增，达到数万人。开销也是高的吓人。

根据《中国财政通史》的资料显示，万历六年，明朝的宫廷支出大约占到全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庞大的皇室开销令财政长年赤字，不得已之下，万历和天启皇帝只好缩减这方面的支出。

到了崇祯时期，皇室开销削减至巅峰时期的三分之一。

可皇室开销缩减后，军费开支又增加了。

明朝建国时，朱元璋推行军屯制，也就是兵农合一，士兵种田，自给自足，财政军费支出不多。

但军屯制的本质是对军户的变相压迫，军户们不堪重负，逃亡现象严重。

从明朝中期开始，为了解决军户逃跑，军队战斗力下降问题，明朝实行募兵制，军费开支也因此越来越大，最终占到了财政开支的一半以上。

明末乱世，战争不断，皇帝可以缩减皇室开支，但不敢缩减军费开支。于是财政问题再次凸显。

02

财政开支出了大问题，明朝政府只能开源，通过各种渠道增加收入。

而这也正是明穆宗在位时，要调整政策，解除海禁，允许民间赴海外经商的原因。

可是隆庆开关后，当明廷试图征收关税和商税时，却遭到了南方缙绅的集体反对。

缙绅有资源，垄断了贸易渠道，通过海贸赚得盆满钵满，打心底里反感朝廷抽税。

这里有人可能会说。明朝皇权至上，皇帝征税，难道还要看缙绅脸色？

这个事还真不好办。

一方面，缙绅们反对抽税有理有据，那就是儒家倡导的“国不能与民争利”。

咱们印象中，觉得只有穷苦百姓才是民。

但实际上，古代未出仕，没有官爵，且身家清白的人，都属于民的范畴。包括土财主，大商人，以及告老还乡的官员等。

在儒家传统观念中，与民争利是国家大忌。明朝既然推崇儒家，皇帝就不能乱搞。

另一方面，明朝后期的官员以南方人为主。

可以想象一下，朝堂被南方系官员控制，而这些人又是南方士绅的后台。皇帝要是与他们死磕，岂不是变成孤家寡人了？

万历皇帝就是典型，因为争国本和征收矿税与百官撕破脸，直接不上朝了。

关税、商税不能收，那能不能收点盐税、茶税呢？

也不能。

中晚唐和两宋时期，为保证财政收入，盐铁茶酒等物资受官府严格控制，采取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模式。

朱元璋主张贮财于天下，反对垄断盐铁，他曾说过：“天之生财，本以养民。国家禁，以制其欲、息其争耳。茍便于民，何拘细利？求以利官，必致损民。宜从其便。”

于是，食盐等物资在明朝就变成了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模式。

商人们交纳巨额银两，取得官府授予的垄断经营权后，与主管官员和达官显贵共分利润。而朝廷在酒、茶、盐、铁方面的税收基本没有。

什么税也收不上来，明廷只能回到原点，在田税上打主意。

明朝的田税制度很简单，分三大类：田租、正役以及杂役。

田租即正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种皇家的地，就得纳税。

正役，又称里甲正役。也就是以里甲为单位而承担的徭役。

杂役，与正役无关的徭役都统称为杂役。

按照朱元璋的规定，官户和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可以优免杂役。当官当到一定级别，还可以减免一部分田租，但不能全免。

比如，秀才可以免掉一人去衙门当役工，举人可以免三人，进士四至六人，一品官可以优免三十人。

也就是说，理论上讲，除了免去杂役的优待外，官户及士子名下的田产，是要向朝廷缴纳田租的。

可是理论是理论，实际是实际。

明朝的很多政令出不了紫禁城。

基层的缙绅会通过各种手段隐瞒田产和人口，从而不服正役、不交赋税。

有一些缙绅更直接，仗着自己有后台，公然拖欠田粮，明目张胆的抗税。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官户和缙绅会与地方官谈判，商量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金额，然后各级官僚瓜分掉税收的大头。

例如明朝时期的山东朝城县，一年税收约2000两白银。

其中约1000两送到上级地方衙门，约400两送到其他中央衙门，县里截留150两，只有400两进了户部。

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主持改革，其变法初衷就是借着整顿吏治，把全国隐藏的田产和人口都清查出来，然后照田亩的大小来编排徭役。谁地多，谁就多纳税，多服重役。谁要是敢抗税，大刑伺候。

从效果上看，张居正的整顿，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集权，充实了政府财政。

但由于变法得罪了大地主阶级和豪门贵族的根本利益，所以张居正死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其余都被废除，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张居正都搞不定的事，到了后来自然就没人再敢动缙绅的蛋糕。

而如此一来，劳役和赋税的重担便全部压在了贫苦老百姓身上。

但贫农哪里负担得起？只能逃亡。

哪怕还有几亩薄田也不敢种了。

当时的江南贫农还好，不种地，还可以到城里的手工工场打工，挣一份辛苦钱。

北方的贫农就惨了，既不敢种地，又无工可务，最后只能成为流民。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明朝的赋田数额每年都在增长，但田税收入却没有明显增加。老百姓的压力越来越大，民怨沸腾。

03

到了天启年间，为了抵御后金入侵，明朝修建了关宁锦防线。

这是一个大工程，耗资巨大，明朝的财政也由此变得更困难。

不得已下，明朝政府只好加征“三饷”。

所谓三饷，就是辽饷、剿饷、练饷。

辽饷是为了解决辽东战事而产生的军饷。

剿饷是为了解决朝廷镇压各地民变而产生的军饷。

练饷是为了解决朝廷兵员不足而产生的练兵费用。

这三项加征的新税，如果平摊到全国，理论上对老百姓的压力并不算大。

但还是那个老问题，有权有势有钱的通过各种办法避税，穷人承担大部分压力，结果又导致一批自耕农破产，变为流民。

见到这种情况，天启皇帝忍不了，一脚踢开了反对与民争利的东林党，换上魏忠贤。

魏忠贤这个人，能搞钱不假。但他搞来的钱，很多也装进了自己的兜里。

魏公公如此，其他人自然上行下效。

如此一来，贪污之风盛行，往往是朝廷拨款一千万，还没出京就只剩下七百万。最后能落到前线将士手上的钱，连四成都不到。官军士兵穷得叮当响，与叫花子无异。

崇祯即位后，见财政开源的效果不好，决定节流，缩减开支，裁掉不必要人员。

没钱了就裁员，这个道理是没错。

可历朝历代这么干的效果，往往也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惯例，裁员不是裁掉最没用人，而是裁掉最底层，最没有发言权人。

举个例子。乾隆年间，为了整顿八旗战斗力低下的问题，乾隆下令，精简编制，让手无缚鸡之力的旗人出旗自谋生路。

本来这个整顿思路没有问题。

但问题在于，乾隆日理万机，肯定没工夫亲自负责这事。

于是，裁谁留谁的工作，便交由八旗高层具体操作。

而这些八旗高层，会让自家亲戚或是有关系的旗人出旗自谋生路吗？

肯定是不会的。

所以精简的结果，自然就是没什么背景的底层旗人被裁撤，家里有背景的旗人留下来。

至于留下来的旗人，都是什么货色，靠这帮提笼架鸟的纨绔子弟，八旗何来的战斗力？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崇祯下令裁员，下面的官员一通捣鼓，砍掉了没有话语权的驿站系统。

本来在驿站还能混口饭吃的李自成因此失了业，一怒之下，便参加了高迎祥领导的起义军。

04

开源节流都失败了，明朝政府能不能学现代政府举债，通过印钞来冲抵赤字呢？

也不可能，因为明朝政府没有铸币权。

由于我国并不盛产金银，所以历朝历代都是以铜钱为法定货币。

如果铜钱不足，就用铁钱替代。

铜钱和铁钱，由于本身就有价值，流通性没问题。

但这两种玩意，都有不可克服的缺点，那就是“价贱体重”。大宗交易用起来很不方便。

想想看，如果今天只能用硬币，去超市购物兜里要揣着几百个钢镚儿，这得多不方便？

为了解决流通不便问题，北宋天圣年间的16户成都富商就发明了纸币。

这便是中学课本上提到的“交子”。

交子诞生之初，发行机构为了保证流通性，还配套设计了准备金。

第一批交子的纸面总面额为126万贯，准备金为36万贯铜钱，准备金率为28%。

这个准备金率，可以保证交子在市场上的信用力。民间见交子轻便易携带，又有信用保证，老百姓便纷纷拿出金银兑换，使用交子交易实物。于是交子便迅速在全国流通了起来。

后来宋徽宗看到了纸币的好处，给“交子”改了个名字，称作“钱引”，意思就是兑换钱币的凭证。

可是由于宋朝官府发行的纸币没有准备金，随意增发，还不许民间随意兑换铜钱。

因此“钱引”的纸券价值便不断下跌。

北宋时，每缗（一千文）“钱引”只值现钱一百文。

南宋时，跌到了五十文。

这便是没有准备金和超发纸币的后果。

宋朝灭亡后，忽必烈也看到了发行纸币的好处，于是发行了“中统钞”。

为了保证“中统钞”的流通性，元廷起初储备了一些白银为准备金。

由于有准备金，“中统钞”的发行较顺利，很快被民间接受。

但与宋朝一样，由于后期超发，纸币贬值，准备金又不足，老百姓无法自由兑换银钱。“中统钞”慢慢就变成了废纸，没人再愿意使用。

面对如此情景，忽必烈以及后来的元朝皇帝进行了三次“换钞”改革。陆续发行“至元钞”、“至大钞”和“至正钞”。

这种换钞改革，就类似民国时期的金圆券改革。

朝廷只要有一次不守信用，老百姓就不买账了。而元朝却前后搞了三次，结果可想而知。

元朝后期，元廷为了解决财政赤字，在不铸造铜钱的情况下，下令不许使用前朝铜钱，强迫民间使用纸币交易。

但老百姓不买账。最终铜钱彻底取代纸币，成为元朝民间流通的主要货币。而元廷也因为丧失铸币权，财政系统崩盘。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倒是下令铸造了铜钱，也就是洪武通宝。

但他同时也全盘继承了元朝皇帝发行纸币的所有毛病。

明朝发行的“大明宝钞”没有准备金，随意超发。并且还规定老百姓纳税时，使用宝钞还不能超过三成，另外七成需以实物交割。

老百姓也不傻，朝廷只印钞不回收，这摆明了是抢劫。

所以明朝纸币贬值的速度比元朝还快，朱元璋还没死，“大明宝钞”就变成了废纸。

在纸币沦为废纸的同时，明朝在铜钱的发行上也是抠抠搜搜。

有明一朝，政府铸造的铜钱数量还没有宋朝十年的发行量多。

老百姓既不愿意使用纸币，同时又没有本朝铸造的铜钱可用。到头来，只能自发的使用唐宋铜钱，或是将锭银敲碎后，用碎银作为流通货币。

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时期，取消禁银令，官方默认白银为法定货币。

明朝银本位的确立，是一次自下而上的变革。由于银子只和储存量、开采能力有关，政府不能无中生有的超发，因此银本位在无形之间保护了民间经济的稳定。

明穆宗时期，在为了获得充足白银以满足市场需求，明朝解除海禁，允许福建漳州的月港进行对外贸易。

解除海禁的效果是明显的，大量的日本白银和欧洲人从美洲开采的廉价白银流入明朝。

张居正以此为基础，推行“一条鞭法”，将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税制，免去农产品的保质存储成本以及运输费用，方便征收税款。

但白银成为流通货币，也为明王朝日后的覆亡埋下了隐患。

前面说了，我国是贫银国，白银主要靠进口。

当白银成为流通货币后，这也就意味着明朝将自己的铸币权拱手让与他人。

崇祯年间，日本的德川幕府闭关锁国。

同一时期，欧洲爆发三十年战争。欧洲国家打仗，也需要白银作为军费，禁止白银外流。

于是一时之间，白银输入锐减，白银价格上涨，明朝迅速陷入通货紧缩。

这一问题，产生了两个灾难性后果：

一是铜钱贬值，老百姓需要用更多的铜钱兑换成⽩银交税，纳税负担骤然加重。

二是老百姓为了资产保值，囤积白银，政府折成白银的税收大幅减少。

前者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更多的农民参加起义。后者则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导致财政陷入崩溃边缘。

崇祯十三年（1640年），洪承畴率十三万边军精锐出关与皇太极决战。

由于事关重大，只许胜，不能败，所以洪承畴在战前不敢冒进，主张稳打稳扎。

但此时的朝廷没钱了，崇祯没有财力支撑洪承畴的“缓进”策略，于是便反复催促，企图速战速决。

三年后，同样的一幕再次发生。

崇祯严令孙传庭率部出潼关，与李自成决战，孙传庭没有做好决战准备，一再上书，请求宽限时间。

但这时候的崇祯已经穷得把自己的內帑私房钱都全拿出来花了，哪还有条件多给孙传庭一点时间？

最终在崇祯的两次严令催促下，洪承畴、孙传庭顶着压力出战，双双战败，明朝仅存的一点军事本钱输得干干净净。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立大顺政权，继而挥师北进。

面对李自成的攻势，山西、北直隶明军由于缺饷，士气低迷。

为了筹饷，崇祯下令：凡是皇亲国戚以及满朝王公大臣、文武百官，没人至少捐赠三万两白银充作军费。

说是捐，其实就是借。

可是旨意下发后，无人响应。就连崇祯的老丈人周奎也是一毛不拔，表示家中一贫如洗，没钱。

看到群臣如此鼠目寸光，崇祯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直接抄家。

然而，明朝有钱的是宗室、勋戚、厂卫、士绅、武将，以及依附这五种人的豪商。

崇祯能用的，也是这五种人。

崇祯想通过发抄家财，就如同让自己的左手砍右手，这是做不到的。

崇祯弄不来钱，财政彻底崩溃，明王朝也随着内忧外患而覆灭。

从财政角度看，明朝的灭亡与汉唐宋不同。

汉唐亡于军阀。军阀反客为主，改朝换代。

两宋一直擅长敛财，灭亡是因为军事羸弱。

而明朝则是典型的亡于财政崩溃，税收制度被官僚玩坏了。

深度 | 这，才是大明崩溃的真正原因！

原创 坏土豆2023-03-01 云阿云智库•讲史

导读：古代王朝的崩溃，往往从财政危机开始，当赋税无法供养军队的时候，暴力机构无法被朝廷掌控，丧钟就开始敲响了，皇帝再也无法扭转帝国的颓势。

此时的东林党党魁钱谦益，迎娶了比他小36岁的柳如是，被誉为佳话，万人传颂。也是在一年之后，钱谦益跪倒在磅礴的大雨中和狂风中，率领南京的众大臣，迎接清军的到来。此时，东林书院里面刻着的字显得多么的讽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土豆说：

为什么中国古代王朝，都逃脱不了300年的宿命？

坏土豆 作品

首发于微信号 一个坏土豆

中国古代王朝，为什么很难逃脱300年的宿命？

1628年，17岁的朱由检登基成为大明皇帝，年号崇祯。

刚登大位，朱由检就以雷霆手段剿灭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召回在老家赋闲的袁崇焕，多个部门联合开会，高效统筹，共同商议评定辽东。

朱由检热切的告诉袁崇焕：

我会给你一切你想要的支持！

大明中兴，开创伟业，年轻的皇帝热血澎湃，准备甩开膀大干一场。

会还没有开完，一瓢凉水当头浇了下来。

1.辽东兵变！

辽东13营的士兵不仅集体罢工，拒不执行命令，而且殴打了当地的最高长官辽东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等人。

巡抚毕自肃，不堪凌辱上吊自杀了......

兵变的原因是长期没有发工资，一共欠下了327万两白银。

可是，皇帝也没有钱发工资....

崇祯元年的税收一共是326万两白银，即使把工资全部发出去还欠1万两，但事实还没这么简单，因为扣除前一年天启期间的亏损实际收入只有200万两白银！

从此刻开始，没钱这个词成为了伴随朱由检一生的噩梦，到死也没有解决，他成为了大明最穷的人。

兵变、没钱、加税、民变、没钱、加税....成了死循环。

古代王朝的崩溃，往往从财政危机开始，当赋税无法供养军队的时候，暴力机构无法被朝廷掌控，丧钟就开始敲响了，皇帝再也无法扭转帝国的颓势。

朱由检是从什么时候对袁崇焕恨之入骨的？

当袁崇焕杀掉毛文龙时候，怨恨的种子就已经在朱由检心中埋下了。

袁崇焕辖制的关宁军边军饷银标准是1.4两每月，毛文龙辖制的东江士兵一直是按0.7两每月，仅仅有关宁军的一半，接着朱由检准备继续裁减，从100万两减到24万两。

省的这笔钱，对朱由检来说太珍贵了。东江士兵对朱由检来说，性价比很高。

即使毛文龙是很难被控制的军阀，这对朱由检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每天睁开眼睛，朱由检想到的就是钱！钱！钱！

朱由检是默许了毛文龙便做生意，甚至倒卖物资的。

而干掉了毛文龙，袁崇焕提出要求，增加东江兵的军饷，纳入正规编制，朱由检几乎已经崩溃了。

十多年的努力，形势完全没有好转，朱由检越来越穷，到靠变卖金银器皿挣一些钱，连大殿上的铜壶也卖来维持花销。

万般无赖，心高气傲的朱由检张口向大臣们借钱，大臣们却纷纷喊穷，不愿意借钱给他。最后老丈人周奎碍于面子不得不捐出2000两，而且据说这2000两他都舍不得出，还是周皇后给的。

其他大臣更不愿意，往往认捐几十两。

1644年，起义军攻破城门，朱由检走投无路，这位才33岁的天子已被折磨得头发花白，最终在煤山自缢，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陪他共赴黄泉。

朱由检留下绝笔：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大明皇帝朱由检，是整个大明王朝最穷的人，他永远是负债累累，终其一生没有解决士兵的欠饷问题。

但是！大明，确是在历代王朝中，甚至在当时的全球来看，最富有的朝代。

在朱由检自缢的那一刻，尤其是整个江南，这里和流民四起满目疮痍的北方相比，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这里富甲一方、堆金积玉，所积累的财富，达到了历史的最巅峰！

在这里的世界，莺歌燕舞，花红柳绿，歌舞升平，秦淮八艳的美名让无数文人雅士过来一睹芳容。

此时的东林党党魁钱谦益，迎娶了比他小36岁的柳如是，被誉为佳话，万人传颂。

也是在一年之后，钱谦益跪倒在磅礴的大雨中和狂风中，率领南京的众大臣，迎接清军的到来。

此时，东林书院里面刻着的字显得多么的讽刺！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城镇正在飞速的发展，根据记录江苏王江泾镇7000余家居民全部在搞纺织业，家家可谓暴富；盛泽镇在明初的时候还只是五六十户的小村子，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五万人口的纺织业大镇。

纺织业兴盛到什么程度？工人都不够用了，招工难成了工厂的大问题。

无产阶级的生活也非常幸福，根据记录是「骄惰成风，非酒食不能劝」、「夏必加下点心，冬必与早粥」。

也就是说，工人们要求很高，不给我好吃好喝伺候，才不去做打工人。

江南高速发展的手工业做出的产品换来了欧洲和日本一船一船的白银，在朱由检恨不得变卖后宫首饰的时候，大明王朝却是历史上最富有的时代，吸纳了全球近一半的白银。

此时的北方，生灵涂炭，灾荒正在大流行。树皮草根都吃完了，饥饿的父母养不活儿女，只好将他们抛在城角的空场上甚至易子而食。

此时的辽东，数万名身经百战、满身累累枪伤箭疤的关东大汉，一边领不到军饷，一边还在浴血奋战。

而这一切，统统和江南没有关系，他们都沐浴在财富之中。当然，他们不知道的，在几年后，等待他们的是满清的屠刀，而这时他们的皇帝已经在绝望中身死社稷。

2.大明，究竟有多富有？

中国古代本地银矿稀少，据天工开物记载，大明一半以上的白银产自云南。但即使在云南行省，每年产白银不过也就是十万两，全年帝国产银不过也就十八万两，即仅仅9吨。

由于白银的稀少，大明的纳税几乎是五花八门，有缴纳粮食的，有缴布帛的，有缴白银铜钱的，当然，这样也搞的大明的赋税系统一塌糊涂，大量的官员从中作弊中饱私囊。

而在1504年，西班牙发现了南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与印加帝国，此时，正是明孝宗的中兴时代，距离大明的崩溃还有140年。

1504年-1644年这140年的时间，西班牙从南美劫掠了200多吨黄金，1亿公斤的白银。

同时，根据可以考据的史料，多数学者们所认可的资料，全球40%-50%的白银进入了大明，以购买大明的丝绸、茶叶与瓷器，这些几乎是欧洲唯一认可的奢侈品。

同一时间的日本，16世纪最大的石见银矿被发现，17世纪的开采达到高峰，大约40%-60%的白银流入了大明。

根据记录，隆庆到崇祯年间，至少约4500万公斤白银从海外流入大明；这个数据，基本是大家所认可的。

在那个疯狂的时代，欧洲几乎以万公斤每船在输送白银，万历年间曾有一艘葡萄牙商船在驶往澳门的途中沉没于东南亚海域，1985年沉船被发现时，打捞者看到船上居然装了整整一万公斤白银！

同时，我们要知道，白银一旦流入大明，就很难流出去了，因为欧洲找大明买的东西很多，但是大明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找欧洲买的。

只进不出，大明的白银储藏量在全球无可匹敌。

于是，1581年，张居正推广一条鞭法，将所有的徭役和田赋全部折算成白银，所有人全部按照白银进行缴税。

有多少亩地，就缴纳多少赋税，全部折算成白银。

这一次，应该是真正将白银作为了官方货币。

张居正的改革有一个根本的隐患，就是中央政府居然没有发行货币的能力！既不产银，也不铸造银币，相当于将金融管理拱手交了出去。

明代的白银全部靠欧洲和日本送过来，交给了明代的贸易商人，而明代的贸易商人掌握了大明的金融秩序。

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带头，整个朝廷对他进行了清算，人亡政息。

一条鞭法基本上搞不下去了，考成法也搞不下去了。

但是白银作为统一货币却传承了下来。

1585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颁发私掠许可证，开启了国营海盗的业务，开始疯狂劫掠西班牙满载白银的商船，英国和西班牙的海战爆发。

西班牙仗着钱多，开始还好，但是作为一切都是买买买的暴发户，本国的工商业不被重视，早已经凋零，不断的需要从欧洲其它国家购买军舰和装备。

西班牙越打越穷，英国越打越富。

西班牙开始快速走向衰弱。慢慢的，白银要么被英国抢走，要么用来购买军火，海军力量被不断削弱，再也无力从大明购买奢侈品了。

自此，来自欧洲的白银开始慢慢枯竭了。

整个大明，没钱了。

西班牙发动了五次对英国的远征，全部以失败告终，1639年的唐斯海战，彻底宣告了西班牙霸权时代的终结。

此时，是崇祯11年。

外部的白银来源没有了，但是，确切的数据表示，即使不算大明自身的产银，已经有4500万公斤的白银流入了大明。

4500万公斤白银，是9亿两白银。

朱由检时期的财政收入，大约是每年300万两左右，仅仅为流入白银的0.3%！

其实，海外贸易的税收和大明基本上没有关系。江南的瓷器、丝绸、茶叶挣了再多钱，也成不了朱由检的税收。

要藏富于民，这是东林党说的。

3.东林党的主张是什么？

查阅历史，是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

好吧，这些鬼话听听就可以了。我们看历史，说了什么从来不重要，关键是看他们做了什么。

所谓反腐爱国言论自由，任何一个政党都会讲。

就如同美国的富豪们，现在开个公司都叫慈善基金，想尽一切办法避税，被整个美国舆论界痛批，做个生意却被中国公知忽悠成了慈善。

而东林党人，向来最核心的主张是减免税收，当然，这个减免的税收是工商税，至于土地税收，东林党认为该缴多少就缴多少。

因为他们知道，土地兼并后，反正你也收不上来多少。

东林党高攀龙「上罢商税揭」中说：「矿税流祸四海」；

东林党李三才「请停矿税疏」中说：「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

东林党叶向高更是不断的上奏折：「请止抗税疏」、「再请止矿税疏」......

东林党人如此欲除「矿税」而后快，那明代的税赋重不重呢？

先看农业税，确切的数据是大明的赋税远远低于大清。

根据天工开物与其它文件的记载基本一致，大明的农业税收是三十取一，是3.3%左右。

后来万历年间皇帝与内阁考虑减轻国用以减少百姓负担，降到了1.5%。

但是即使是1.5%的税收就居然已经快让老百姓崩溃了，因为土地的兼并已经非常严重，1.5%的税收让地主们过得非常惬意，佃户们50%左右的租子却一分都不能少。

朝廷穷得要死，地主富得流油。

再说工商税，明代最大的问题，就是用管理一个农业国家的政策，来管理一个全球化的商业帝国。

明代收上来的商业税，从来没有超过财政收入的10%，也就是说朱由检征收来的300万两白银，真正来源于江南富商的税收，从全球流入的9亿两白银中拿到手里的不过30万两，剩下的270万两，是农户用粮食折算的白银。

4.为什么收不上来工商税？

明朝中期之前，国家的税收一直以农业税为主，但到了万历年间，面对江南工商业的兴起，政府开征了工商税。

这一举动损害了士绅集团的利益，而此时的江南，有了钱要么买土地、要么勾结官吏，剩下的全部埋进了地窖藏了起来，当然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去读书，在富裕的环境下，江南集团几乎已经垄断了明代的士大夫阶层。

东林党本身来自江南的工商阶层，如骨干高攀龙、李三才的家族背景都和商业有关，剩下的，也早已和江南财阀的利益高度捆绑。所以自然要求不与“民”争利。

而这个「民」，从来不代表普通百姓的利益，而是代表了江南财阀。

在东林党的操弄下，明代的工商税税额大量流失。

在明代末年，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有人上书国家开矿以征收矿税。而一旦国家开矿，就是国有化，这无疑是和地主官僚有密切联系的东林党人不情愿看到的。自然东林党又激烈的反对矿税，又鼓动江南民众抗税。到万历三十年，在李三才等东林党人的竭力劝阻下，朝廷不得不叫停矿税。

这就是东林党一直强调的「矿税流祸四海」。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胆敢上书让朝廷统一金融秩序，国家铸造银币，握住财政大权，也必然分分钟被东林党弄下台。

此时的大明，朱由检苦撑危局，两鬓斑白，每年入不敷出；

边关的将士们镇守辽东，要靠朝廷；

西北的灾荒要赈灾，要靠朝廷；

东南的倭寇要剿灭，要靠朝廷；

全国的官僚要供养，要靠朝廷

.....

而东林党所代表的富豪醉生梦死，享受着种种便利，却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大明王朝，这个吸纳了近全球财富近一半的朝廷，全球最富庶的帝国，最终为什么因为财政枯竭而崩溃？

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大明王朝，从辽饷到练饷，朱由检不停的增加赋税，但是最终的结果，确实占据王朝财富5%财富的98%的穷苦农民承担了几乎所有的赋税，每年收入的八成流入了朝廷；

他们最终食不果腹流离失所，最终卖儿鬻女饥寒交迫到揭竿而起，加入了李自成张献忠的行列；

而占据朝廷95%财富的2%的江南财阀，却依然醉生梦死纸醉金迷，似乎整个王朝的危机与他们毫无关联........

全球的白银，如潮水一般的涌入大明，而大明的皇帝，却穷得衣服上打满补丁；

5.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其实不仅仅是大明，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在建立初期都能够高效运转严丝合缝，但是在王朝的末期，却为什么锈迹斑斑疲惫不堪？

为什么最终王朝逃脱不了300年的宿命？

历史的规律，究竟是什么？

我的第一本历史深度文章合集-王朝之痒，用11个王朝规律，读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

同时，也读懂人性与命运！

阶层固化；

土地兼并；

豪强政治；

藩镇割据；

........

这一幕幕，在中国5000年的古代历史中，一幕一幕的反复上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