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延安模式的成功，绝非偶然-领袖未来

毛泽东和延安模式的成功，绝非偶然

带刀客云阿云智库•毛泽东研究

导读：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从井冈山到延安，再从延安枣园到北京天安门城楼。这一路上的失败和挫折，无数次证明了这个道理。教员和延安模式的成功绝非偶然，是教员的决策符合时代发展趋势，才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

是人，就有人性，爱慕虚荣贪财好色就是人性的一面。这个东西不能压制，只能妥善引导，因为你压不住。

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如果你越是害怕这个东西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那就越是要早点把这个情绪疏导出来，把这个需求通过合理的方式去满足掉。

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后，大本营起先在保安。

教员他们跟着红军主力搬往延安，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的事，在红军进驻延安前，延安城由国民党东北军控制。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没几天，红军就跟东北军达成了协议，东北军要把延安这块兵家必争之地移交给红军。

延安城原本还有国民党的一套政府班子，算上附近的民团和保安队也有千人左右。

当时周恩来负责接管延安城这个事，因为西安事变刚爆发，总理有很多事要处理，半夜坐飞机来了延安后，也没有时间多扯皮，见了一些工作人员，留下一句话：

“延安的接管问题，尽可能争取和平接管，如若不行，就等部队来解决。”

随后就急匆匆坐张学良派来的飞机赶往西安了。

国民党这伙人闻听消息后，连屁都没有放一个，连夜就跑了。

随后红一团就和平接管了延安城，开始做前期的接管处理工作，到1937年1月初基本把事情都弄好。

1937年1月13日，教员等人正式入驻延安。

1937年入驻1947年撤出延安，正好十年时间。

在这十年里，教员坐镇延安运筹帷幄，做出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决策。

同时延安也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指挥中心和战略大后方，是那时无数国人心中的圣地。

虽说延安是陕北重镇，但当年红军刚入驻延安城时，城里的老百姓一共也才三千多人，是个小城。

算上周围的地区，整个延安的人口也没有多少。

教员曾感叹，如果当年入驻延安时，陕甘宁边区的人口要是有当初的十倍，那很多事办起来就容易多了。

教员愁啊。

干啥事都需要人，打仗需要人，种地开荒需要人，发展经济需要人，到处都需要人，到处都缺人。

现在一个城市要想吸引年轻人过去落户，得有配套设施，有人才落户奖励，得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

但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要求，年轻人只关心一个问题：你抗日吗？

抗日我就来。

八路军用实际行动说明，抗日就来找八路军，抗日就来延安。

七七事变后，当时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就开始往延安跑，有从沦陷区来的，有从前线来的，还有从重庆大后方来的，甚至还有从海外往延安跑的。

群众之所以认延安举起来的抗日大旗，可不是仅仅受到宣传影响这么简单。

而是中共所有的行动都表明，在中国各方势力中，就我的抗日决心最大。

全面抗日战争还没有开打前，徐永昌在日记里说到，我观各方势力，抗日决心最大的就属中共，其次是李宗仁。

当时他在山西的地位仅次于阎锡山，信息渠道还是很广泛的，而且是在日记这种很私人的场景中给出的判断，还是很值得参考的。

徐永昌日记读起来也比较有意思，他经常在日记里吐槽自己的老板阎锡山，后来抗日战争开打后，也顺带吐糟老蒋烂糟的指挥艺术。

言归正传，抗日战争开打后，有这么多人往延安跑，教员还是很开心的。

但当时延安毕竟是红军的大本营，很多重要机关和关键人物都在延安。

一下涌进来这么多人，有工人、有逃难的农民、有学生、有知识分子，还有从国民党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党员，鱼龙混杂，难免有特务和有破坏性的人混进来。

这么多人到延安来，得有去处才行，得安排工作。

所以，如何筛选分配进入延安的人，就成了一个很关键的任务。

人力资源管理是中组部的事，一开始中组部部长是博古，但那个时候到处都缺人，最闲的就是中组部。

后来王明从苏联返回延安，博古就跟着王明去长江局混了，陈云接替博古，成了中组部部长，李富春是副部长。

故此，在延安整风前期，审干工作都是陈云主抓，后来才移交给康生所在的社会部。

陈云的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很快就研究出了一个比较靠谱的筛分办法，

一个外界的人员，是如何进入延安的呢？

主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逃难到陕甘宁边区生活避难的普通人，这些人用各种方式到达边区后，经过简单的询问和审查，就可以在边区靠自己的技术和能力讨生活了。

另一种是去延安参加抗日的抗日青年和知识分子等，这样的人因为要到延安工作，手续就复杂一点。

第一步是通过各自地区的党群组织和关键人开介绍信，拿着这个信到西安办事处报道，然后等待后续分配。

当时八路军在南京有一个比较大的办事处，其他大城市也有办事处，自愿去延安的青年，也可以通过这个办事处开介绍信。

此外当时南京有很多被释放的党员，这些党员要想回到延安工作，审查更加严格一点，通过自述、书面材料，以及他人的口述，来考察核实他们在狱中的表现。

根据不同的表现，分配不同的目的地，表现好的就可以去西安接受下一步的审查，表现一般的就考虑分配到其他根据地和地区工作，表现再差点的，就动员其回原籍干抗日工作。

第二步到达西安办事处报道，工作人员首先会核对介绍信，看能不能跟南京办事处的表单对照，此外还要一对一谈话，收集更详细的人事材料。

这一步审核通过后，还不能去延安，要先送到云阳镇等待下一步的培训和观察。

但有些人会直接送到延安，这些人主要是由各根据地或者一些领导安排送到延安的，人事关系都十分清楚无误，也就不需要接受下一步的审查了。

第三步的主要作用是给来延安的人员进行分类，类似于弄一个档案，顺便讲一讲到延安后的注意事项，学习培训一下。

但这一步对党员的审查格外严格，主要就是审查在政治上有没有动摇过，会详细核查有没有啥政治污点，比如有没有加入过国民党组织，有没有写过什么东西。

第四步就是去延安找中组部报道了。

这个时候中组部已经收到了所有人的详细档案，对于如何分配工作，心里也就有数了，通过中组部的谈话后，分配到具体的组织单位后，这才算真正进入了延安。

陈云的这套审干工作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既能对来延安的人员，有一个基本的审核和分配，也能让来延安的人各司其职，建立了人事档案，也便于日后的组织调整。

这其中自然也是有错漏的，毕竟那个时候还没有信息化系统，全靠人工核对传递。

而且，经过中组部分配后，也不是万事大吉了，要是用人单位不愿意接收，就会被打回中组部，那就只能另行安排了。

经过重重审核后，终于到延安了，那接下来的生活工作该如何开展呢？

延安城内主要分为两种人，公家人和非公家人。

非公家人很简单，就是延安城周围的百姓和手工业从业者等。

什么叫公家人呢？

简单说就是有组织单位的人，主要就是党政军学四大系统，以及各种文化宣传机构、公营企业。

公家人的衣食住都由组织安排，统一分配。

公家人在延安的主要活动就是工作、学习，每天听号声做事，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战时统一供给制。

延安的生活细节，还是很耐人寻味的。

我们先从吃说起。

抗日初期，延安的生活还是比较好的，人不多，物质压力也不大，当时延安市区有3000多人，驻扎在延安的守备部队有五个团，人数在4000-5000人左右。

后来国共摩擦加剧，又从前线撤下来三个团扩充守备部队。

到1941年的时候，延安的党政人员就有一万多人了，到1942年前后，教员做了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培养保养干部。

从全国各地的根据地解放区中调了很多干部来延安学习培训，为日后的发展做干部储备。

不得不说，教员总是比他人多看几步，事实证明，这一举措在多年后的内战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到了1943年的时候，延安的党政人员就有3万多人了，普通百姓也有一万多人，延安城的人口增长了十几倍。

虽然头几年人不多，但贫瘠的延安依旧养不活不了这么多人，那个时候物资主要是从外界来的，红军改编八路军后，国民政府对边区有经济和物质拨款。

这些拨款由周恩来统一分配，大部分都送到前线部队了，只有一小部分会送到延安，但加上八路军自己采买和缴获的，维持基本的物质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段苏权曾在马列学员学习，据他回忆，1938年12月他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当时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1.3斤小米，1斤青菜，油盐分别是3钱大概是15克的量。

每年发单棉制服各一套，每个月还发一点生活费，生活还是有保证的，维持温饱没问题。

从1937年到1938年底，延安的物质还算有保障，然而到了1939年后，整个形势就开始变化了。

1939年4月，国民党秘密发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开始限制延安的发展。

此后国民党对边区的拨款和物资供给就开始逐步缩减了，压力首先就反映在了伙食标准上。

据另一位马列学院的学员回忆，他是1939年3月后加入的，那个时候伙食标准就下降了。

当时每人每天就只有1斤小米了，但每周还能吃一顿二米饭，也就是小米和大米掺在一起煮的饭，只有节日时，才能吃上一顿大米饭。

随后是越来越难，尤其是1940年、1941年那两年，用教员的话说就是：“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外界都以为是国民党断粮后，教员才开始在边区搞生产运动的。

其实不是的。

早在1938年的时候，教员就已经开始在小范围里搞生产运动，让军事单位种地，让政府和各机关自己种粮食种菜了。

一开始阻力很大，各种困难也很多，缺铁，没有生产工具，连把锄头都没有，机关人员也没有啥生产积极性，导致1938年的生产运动没取得啥效果。

管后勤的负责人写了个分析报告，跟教员汇报这个情况时，教员讲了一番话，大意是说：

“头一年没取得效果是意料之中的，但初步达到了目的，要从实践中摸索经验，这个总结提出的很好，但有一条没有说到，就是压力太小。

明年党政军机关只发半年粮，有作战任务的部队除外，不足的自己动手向地里要。

不想搞生产的人，如果他可以半年不吃饭，就可以不搞！”

从这里就能看到，教员是个管理高手，该给压力的时候，是真给高压啊。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从安排生产运动的时间线就能看出来，教员从来不是一个临时抱佛脚的人。

都是提前好几年就开始布局，为日后可能出现的困难做打算。

尽管早有准备，可延安还是经历了一段物质验证匮乏的时期。

物质跟不上，人始终处于一种饥饿的状态，学校里有很多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到饭点的时候，每个班就派一个代表去打饭，一盆饭，一盆菜。

大家就围起来吃。

学生们吃饭的时候正经碗筷不多，大多都是陶瓷缸子、小盆之类的，吃饭是它、喝水是它、刷牙是它，甚至洗脸洗澡都是它。

筷子呢，就更不讲究了，有时随便折根树枝就能当筷子使。

一开始，偶尔还能吃顿面条，这就属于大餐中的大餐了。

面条是用一个大桶装的，学生们一见到面条，就挤成一团用陶瓷缸子舀。

“里面掺的猪肉，味道怪鲜的，用大木桶盛的，打饭各人围着木桶去盛，都是青年学生，人挤人抢面条，怕迟了吃不到了。”

有学生就这个场景画过一张漫画，夸张地“只见面条落在有的人的背上、肩上、头发上、耳朵上”漫画贴出来后，学生们捧腹大笑。

后来，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物质条件逐渐得到改善，有馒头吃了，菜里的肉片也变多了。

那时的馒头不像现在的又大又蓬松，吃起来很香甜，那时的馒头有一股酸味，但面食跟大米饭一样，依然都是很好的食物，不能天天吃。

何方回忆，吃馒头的时候，南方来的同志吃不习惯，吃得慢，还得分泌唾液，他就不一样了，都不用嚼，直接就能咽下去。所以他每次都能吃多几个。

吃面条的时候，何方就更厉害了，他说他搞不明白为啥还有人嚼咽，他吃面条，进口后就直接滑到胃里了，咕噜一碗就倒进去了。

而在大生产运动还没有取得很大效果的那两年，日子苦极了，只能说守住最后底线，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1941年前后，延安物价奇高。

很多人甚至盼着小鬼子的飞机来轰炸，因为炸弹爆炸后的弹片质量很高，是好钢，在延安是抢手货，能卖不少钱。

敌机一来轰炸，很多人就瞅着爆炸点，危机一过立马就跑过去找弹片。

但后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小鬼子的飞机就很少来延安了。

物价高，粮食也少。

当时，供给部的同志，是有粮食就发，没有粮食就不发，导致各大食堂间歇式停火。

中间经常吃小米稀饭，很稀很稀，我们现在早餐喝点小米粥对身体有益，但那时学生把这个饭叫哄嘴饭，意思是说只能骗骗嘴，不能管饱。

后面，急得不行，搞后勤的同志想了很多办法从远方拉粮食回来，结果一连好几次，从各个方向回来的运粮队都是空车回来的。

不是没有买到粮食，而是粮食在半路上就被抢走了。

也不是土匪抢的，而是自己人抢的。

抢粮食的单位五花八门，有医院里的伤兵，有小学部。

当时凯丰分管农业局，事情汇报他那里时，有人说要按照反革命处理，有人说不怪他们，是供给部的工作没有做好。

凯丰虽然不懂农业和后勤，可他还是懂政治的。

他拍板这个事就这么算了，不追究，自己写个报告跟教员汇报一下这个事。

虽然吃的一般，物质条件也很差，但延安时期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是很好的。

说是精神文化生活，其实也没有啥娱乐节目，主要就是唱歌、看演出。

那个时候，手表在延安是稀缺物件，基本只有大领导才有手表，还是从外界带来的，而且也没有啥统一时间，导致延安的时间很混乱。

邱会作回忆，他重返延安后，因为生活困难，把自己的机械表卖了，价格是300元，这是很高的价格，那时很多干部的月津贴也才4到6元左右。

由于时间管理混乱，开会听报告时，学生们就要提前很久到，有时要等一两个小时，讲报告的人才能来。

利用这段时间，学生们就会以班为单位拉歌，估计参加过大学军训或者当过兵的人都熟悉这套，我唱完你唱，氛围感很强。

有时候还会搞个汇演啥的，学生们围坐一圈，抗大的学生在中间表演练武，鲁迅文艺学院的学生还会唱几段，或者表演节目。

那时文化设施不多，主要集中在文化沟，那里有个戏台子，可以看各种表演，有时候教员这些大领导也会来。

朱老总最喜欢打篮球，只要朱老总去学校作报告，一般都会早放学，然后组织人去打篮球。

规则啥的也不详细，要是发生争吵了，朱老总就说：“进框框就算！进框框就算！”

贺老总喜欢跳交际舞，节奏感很强，舞步能跟音乐配合起来，朱老总就不行了，跳起来比较僵硬，教员戏称朱老总不是跳舞是在做操。

所以后来丁玲写文章讽刺高级干部喜欢跳交际舞，惹得贺老总很不高兴。

陈赓也挺有意思，他是学员，在抗大一队学习的时候，一开始要搞个文化测试，问题也比较有针对性，比如共产党克敌致胜的三大法宝是什么？中国最后五个朝代的名称是什么？

陈赓坐在前排，手里拿个笔玩，卷子发完后，他立马就交卷了，走的时候还用英文说了句，古德拜。

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啥意思，很多一队学员回忆，就听陈老总说了个什么拜，就走了。

工作人员一看交的是白卷！立马就追出去喊，陈赓同志你为什么交白卷？陈赓同志？！

陈赓头也不回，拽了句洋文，又说了一声古德拜，就走了。

被陈赓这么一弄，文化测验也没有了。

后面的学员都很感谢他。

说完吃和玩，我们再聊聊住。

在延安基本都是住窑洞，很经济，还冬暖夏凉。

但在一开始，延安的窑洞没有那么多，很多学校入驻后，一个窑洞一个院子，就算开校了。

那时延安的学校是真多，马列学院是文科最高学府，抗大是军事最高学府。

此外还有陕北公学、中央党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国女子大学、行政学院、炮兵学院、西北公学、民族学院、军事学院等等。

还有各类技校、中学、小学。

到处都是学生，这么多人都得有地方住，所以1939年前后，延安到处都在打窑洞，像抗大这样的学校，利用半个多月时间，发动全体师生，一口气打出一百七十多个窑洞。

打窑洞的主力还是延安当地人，类似现在的农民工建筑队，由于需要打窑洞的单位太多了，互相抬价，工人的日工资也是天天涨，像抗大这种财大气粗的能给到一天1.6元。

工期一紧，质量就有点问题，像土墙倒塌还是很常见的，为这事，还闹出了不少风波。

但延安的窑洞总归是越来越多的。

各个单位和学校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工作场所，不用一堆人守着一个小院子了。

一般有五六十个窑洞的学校，就算大校了。

尽管如此，住宿条件还是比较紧张，人挤人，有时候翻个身都要跟旁边的人打个招呼。

学校如此，各个机关单位也是一样，睡觉时都是人挤人。

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夫妻自然是不能住一起的，得男女分开住，那夫妻是如何解决生理需求的呢？

这个也好解决，当时延安有一个住宿所，就是旅店。

每到周六晚上，夫妻双方就往单位打个报告，随后就来住宿所花五毛钱开个单间住一晚。

房间自然也是窑洞，而且只提供一张床，不提供被子，需要自己带。

说到夫妻，就要说到延安的男女比例问题。

根据《延安文人》记载，1938年前后男女比例是30:1，很夸张。

后来随着来延安的青年越多，这个比例就逐渐变小了，最后稳定在8:1左右。

有男有女自然就有婚姻嫁娶，后来有个统计数字，说是有8成经历过长征的干部就是在延安时期恋爱、结婚、生子的。

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延安时期的确是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时期，那里有他们幸福的回忆。

聊完吃饭睡觉，我们继续讲一讲延安的社会结构。

我们之前说过，任弼时到延安接管中央办公厅工作后，弄了一个供给制改革，代表性措施就是大中小灶制度。

其他的还有工资、保健费等等。

那谁能吃小灶呢？

以西北局为例，有三个条件：部长以上的干部及相当部长者；年老而身体有病者；有十年以上的党龄者。

三个条件中以职位为主，参加小灶的有高岗、陈正人、张帮英等。

中灶是科长以上的干部，或者技术工人员者。

大中小灶有具体的伙食标准，比如大灶规定，每人每月需吃8次肉，每次4两；中灶规定，每人每天需有3两肉吃。

小灶没有具体规定，按照领导的喜好来，饭菜需要注意调剂和变换，每日米、面要各占一半。

如果一家人吃的标准不一样怎么办？

比如艾青是中灶标准，他的老婆孩子是大灶标准，那中灶的饭菜只能艾青吃，他要是不吃，也得端回去，不能分享。

执行的非常严格。

此外不仅有小灶，还有特灶，这一般都是给特殊人员的，比如从外面来的高级医生，外面的高级官员来访等。

要是单位来客人了，怎么吃饭，在哪吃饭，以什么标准吃，都有明确规定。

如果生病了，如何调整待遇等，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

从一个吃饭问题就能反映出很多东西出来。

当时的延安，就像一个系统严密的机器，各个方面都有具体的制度，具体到每个人都有具体的生活工作标准。

一切都是为了运转有序。

这样的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

衣食住行都有单位管理，统一按照标准分配，要是离开了单位，那在延安将寸步难行。

有人很害怕这样的社会，说这样的制度，不民主不自由。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攻击之词。

对于这样的评价，我不置可否。

每一种制度都有优缺点，但如果脱离了时代背景来谈论问题，是没有啥意义的。

当时的延安，人力物力都极度匮乏，而敌人却如此强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延安唯一能走的路，就是建立最具效率的组织体系，将所有的资源潜力都释放出来。

你想要战斗力，想要效率，想要竞争力，就得在其他地方做出牺牲，不可能说啥好处都让你占了。

做人做事，不能既要也要又要还要。

虽然说，红军是一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组建的军队。

但不管什么样的组织，不管哪一个层级，都有三种人，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消极落后的分子。

中间分子是大多数，一头一尾是少数，管理的要点，就是拉拢积极分子，教育落后分子，从而带动中间分子。

这是做管理工作的要点。

正如教员所说：“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

当时延安最大的资源就是人，如何将人组织起来，如何将人的主动性调动起来，如何让自己的措施对人才有吸引力，涉及到延安的生死存亡问题。

我们把提升竞争力吸引力这个事拿出来单独说。

很多人攻击等级制，王实味的很多文章也是朝这个问题开喷的。

这个制度的确有很多弊端，也产生了很多坏影响，可在当时，这个制度，的确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

可能各位不晓得，红军改编八路军的时候，国民党那边给了很多军衔和职位，当时红军里有很多中高级干部都在争抢这个军衔。

抢到的很高兴，抢到高级职称的更高兴。

有些军官从前线回来后，对国民党的封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把军衔别在胸口到处显摆，很骄傲。

教员对这个现象很生气，曾当众批评过好几个人。

是人，就有人性，爱慕虚荣贪财好色就是人性的一面。

这个东西不能压制，只能妥善引导，因为你压不住。

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如果你越是害怕这个东西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那就越是要早点把这个情绪疏导出来，把这个需求通过合理的方式去满足掉。

比如说，我党有一个不见于纸面的传统，就是把解决单身男女的婚姻问题当成政治任务来做。

组织会想办法让你安定下来，解决你的各种问题。

只有这样，你才能全心全意去做工作，少出幺蛾子。

延安当时那么偏僻，那么贫苦，不可能所有人的都愿意往这里跑，得给出有吸引力的条件。

光吸引那些意志力坚强的人是不够的，还要吸引各行各业的人才，才能壮大自身的力量。

战争有战争的规律，光喊口号是没有用的，打仗打的是后勤，打的是组织性纪律性。

你得变成那个最优秀的人，才有机会走到最后，挑战那个最后的BOOS。

当时的延安，拿最高工资的人，不是大知识分子，也不是体制内的高级干部，而是产业工人，尤其是熟练工和有特殊技术的工人。

工人在延安的生活是很惬意的，穿戴都是最好的。

当时一个工人在延安的收入是18元到38元左右，这样的工资在全国都很少见。（数据来源《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

抗日战争一开打，几乎所有势力都抢熟练技术工，开出了很高的工资，老蒋原意给钱，小鬼子也愿意给，那延安自然要抬高价码。

1933年的时候，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是8元左右，而一个熟练工则可以达到20元，同期一个中等家庭的月生活费在10元左右，穷人家二三元也能很好过一个月。

为啥要给工人开这么高的工资呢？

原因很简单，那时的产业工人代表了最高生产力。

部队的很大一部分战斗力，就是产业工人提供的，而且有很多竞争者，都在抢他们。

优质产业工人的供需严重失衡，因此，才出现了这样的结果。

记住，不管任何时代，代表了最先进生产力的那部分人，都将是时代的宠儿。

你要做的，就是成为他们，或者跟着他们前进，而不是试图阻止时代的发展。

不然，不管你的口号多么正确，不管你有多么努力，终将都会被时代无情抛弃。

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

从井冈山到延安，再从延安枣园到北京天安门城楼。

这一路上的失败和挫折，无数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教员和延安模式的成功绝非偶然，是教员的决策符合时代发展趋势，才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

最后用教员的一句名言作为收尾：

“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

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