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日本是如何进行充分准备的？

常棣 云阿云智库•讲史•中日关系

导读：从整个社会空间去看“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内部矛盾重重，不能整合全国的政治力量；国民政府作为合法统一的政府，不能调动和指挥全国的军事力量。所以，在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中的中国政府和军队，在事变前没有充分的精神和物质准备，事变发生后，也不能采取积极的抵抗政策。这是“九一八”灾难不可避免的根本原因。

日本政府、日本陆军中央和关东军三方面，推行“大陆政策”的立场，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但在时机选择和方式选择上，又有一定的差别。

这种差别只是“等待时机”和“制造时机”的差别，关东军方面主张制造事端、寻找机会。

一、皇姑屯事件的教训总结

1928年，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就是“希图趁乱占领奉天”。

日本陆军在炸死张作霖的同时，向日本政府提出赋予关东军新的任务，并增派兵力，以便在“大规模的混乱部队进入满洲时，乘隙出兵到京奉线适当地点解除其武装”。

6月7日，日本内阁举行会议讨论陆军的要求，田中首相认为，不可能出现上述需要出动军队的情况，最后内阁做出了“恢复关东军原有任务”的决定。

事实上正如田中所预测，由于奉天当局对张作霖之死实行“秘不发丧”，并发布戒严令和安民告示，以维持秩序。而对日本则“采取极端不抵抗主义，严令无论有任何理由，不许与日本军生事”。

结果，直至公布了张作霖的死讯，东北也未出现关东军所期待的混乱。

这样，以炸死张作霖图谋乘混乱之机侵占东北的计划终止了。该事件是日本陆军企图通过制造时机，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一次尝试，是“九一八”事变的预演。

其被迫终止，一方面是东北没有出现日本陆军所期待的混乱局面；一方面是日本军政内部对这一时机的选择和判断，还未达成一致；更重要的是在日本国内其侵华舆论准备还不够充分，即认为时机还不够成熟。

正是在总结了该事件的基础上，才有日本陆军中央部制定的《形势判断》、《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才有《关东军领有满蒙计划》、《关于满蒙占领地统治的研究》，以及《柳条沟计划》等。

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员花谷正少佐回忆说：

“昭和6年春左右，柳条沟（湖）事件的概略计划拟定出来了。制造事端是容易的事情，但其后的处理是问题。充分吸取了张作霖事件的教训，作了周密的计划。现在回忆起来，炸死张作霖那时的时机还不成熟，只炸死张作霖一个人，尔后的行动未跟上来。与中央部完全没有联系，与近邻的驻朝鲜军队也没打招呼，国民对满洲也不大关心，大家的步调不一致。…这次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事件一旦发生，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军队，一夜之间占领奉天。”

二、关东军与陆军总部达成一致

关东军在认真总结皇姑屯事件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周密的柳条沟(湖)计划。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与陆军中央部在时机选择上达成一致。

8月下旬，奉天特务机关员花谷正回国，与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军务局长小矶国昭、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就发动事变交换意见。

详细汇报了发动的条件、时间、地点、兵力，以及外交交涉和处理张学良等问题的方案。

他请求陆军中央部届时只“听凭关东军临机处理”，“不要干涉过细”。

二宫治重和建川美次代表陆军中央部允诺：“将尽量贯彻贵军的主张”。这种承诺表明日本陆军中央与关东军在侵华时机选择上，已达成共识。

日本政府早在7月11日就以“同意其宗旨”明确态度，同意陆军中央以《形势判断》的主张来解决“满蒙问题”。

8月21日，首相召见陆相，说明政府对出兵的意见。他说：

“当日本的权益受到侵害，日本的正当发展遭到某种反抗，总之，当中国采取无视我国的态度时，日本才应仗剑而起。但那是最后手段，如果今天就逞强动手，反而会把事情弄糟。当然，该干的时候就坚持地干，这种胆略是要有的。”

首相先前在秋田的民政党大会上曾有类似的讲演：

“中国的处置若有不当和不法行为时，要彻底加以矫正，为此，当然要用尽外交手段。又为捍卫我国家的生存，亦必须不顾任何牺牲，毅然奋起”。

两次谈话的中心没有变化，即都强调要先使用外交手段，然后再使用武力。

问题是在8月初，南陆相的训示正式发表，引起极大震动后，在8月5日的内阁会议前，首相却对币原外相说：“在此种时刻不要对陆相再说什么了。”

对此，币原也明确表示：“当然要保持沉默。”

当日本舆论界指出“陆相作为军人，居然超脱政党内阁之治外法权地位，在师团长会议上进行政论演说，就对帝国外交有重大关系之时局问题发表看法，并暗示其处理方针，显然是越权行为”时，首相在8月21日的谈话，仍与以前的态度一样，对陆军中央的行为听之任之。

这说明日本政府在选择何时对中国使用武力的问题上，已经与陆军中央部趋于一致。

日本政府、陆军中央部和关东军之间，在“解决满蒙问题”的时机和方式上达成一致，表面上看是以政府、关东军中央部向关东军让步的结果。

而实际上，日本陆军中央部和关东军制定的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方针、纲领和计划，都是出自于日本政府一贯以侵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

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政府、陆军中央部和关东军三方面达成一致是必然的。

三、侵华时机的选择

在日本三方面对侵华时机选择达成一致之时，而中国方面恰恰处于最为混乱之际。

从政治空间上看：

在“九一八”事变前的4月，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提出的《弹劾蒋中正案》为标志，揭开了第二次反蒋联盟的序幕；

5月，因蒋介石拘留胡汉民而引发广东派另立中央，开府广州；在国民党内部，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分裂成为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中心的三方势力，各派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九一八”事变后的11月初，中国共产党在以江西省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从军事空间上看：

有蒋介石掌握的中央军；同时还存在着西南派、西北派、东北派等地方实力派的力量；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

从整个社会空间去看“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内部矛盾重重，不能整合全国的政治力量；国民政府作为合法统一的政府，不能调动和指挥全国的军事力量。

所以，在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中的中国政府和军队，在事变前没有充分的精神和物质准备，事变发生后，也不能采取积极的抵抗政策。这是“九一八”灾难不可避免的根本原因。

四、军事准备

关东军为武装侵占东北进行了全方位的军事准备。

最早是从军事演习着手，关东军进入东北后每年都要进行军事演习。截止“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年内，关东军在东北境内进行军事演习90余次。

关东军的军事准备，还包括武器装备的准备。

1931年8月，旅顺要塞重炮兵队长川村奎三大佐将旅顺要塞的一些口径28厘米的要塞炮，2门口径24厘米的榴弹炮运至奉天独立守备队的练兵场，并瞄准了奉天督军公署和北大营，做好射击准备。

8月下旬，关东军又从日本运来飞机30余架和野炮20余门至苏家屯、浑河车站。

关东军的军事谋划，包括策动反张联盟在关内牵制张学良的兵力。

关东军参谋新井匡夫、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策动组成阎（锡山）、石(右三)、韩（复榘)反张（学良）同盟，“关东军参谋长用陆军的飞机把阎锡山”送回山西。

1931年7月，石友三在日本的策动下发动叛乱，进攻东北军。张学良从东北调动4个旅入关平叛，造成东北边防空虚。

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巡视部队进行战争总动员。

1931年8月1日，日本政府任命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是经验丰富的侵华老手，过去曾担任过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和日本驻华使馆武官。

他在赴任前，走访了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外务省，同各省部首脑进行了重要会谈。

8月20日，他到达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后，立即进行紧张的活动。

他从9月7日开始，对南满铁路沿线的海城、鞍山、本溪、公主岭、沈阳、长春等地日军进行了巡视，组织多次军事演习。

在长春期间，对各铁道守备队发出如下指示：

“近来匪贼跳梁益甚，妨碍铁路运行且屡屡窥视我附属地，令人不胜忧虑，对于此等轻视我威严的不逞之徒，应主动采取断然措施，以求完成铁道守备任务，同时消除帝国侨民之不安。”

这里的“主动采取断然措施”，意味着日军将采取攻击东北军的侵略行动。9月18日上午，本庄在辽阳检阅第2师团时说：

“现在，满蒙的形势日益不安，不许有一日偷安。当万一事端发生时，希望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行动，要有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有半点失误。”

很显然，本庄的上述言行，就是发动“九一八”事变战争的动员令。

至此，关东军武装占领东北的一切准备就绪，箭在弦上，待机发动战争。

关东军在东北的行动，无论是制造流血事件还是干涉中国内政，无论是制造战争借口还是加紧军事部署，都是为日本推行其大陆政策服务的，而“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解决“满蒙问题”，推行其大陆政策关键的一步。

从日本天皇到日本军部，从关东军司令官到日本在乡军人甚至日本普通民众都认为发动事变，武装占领中国东北是必然的，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而中国，从蒋介石到张学良，从东北军政要员到普通百姓都认为日本不会占领东北，在敌人已举刀杀来，民族灾难临头之际，我军政要员却置若罔闻！这样，“九一八”灾难就不可避免了。

五、双方的军力对比

1931年5月1日，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为贯彻国民党参谋本部整顿全国陆军的军令，在军制上与中央政府求得统一，取消了东北某旅的冠称，改为国民革命军独立旅冠称，编入了国民党军队统一序列（旅、团番号)之内。

陆军包括国民革命军独立骑兵1个师、7个旅，计19个团。

分别驻守在哈尔滨、通辽、抚宁、榆关、满洲里、克山等地。

有炮兵3个旅和两个独立团，分别驻守在锦县、山海关、北镇、长春、泰安等地。还有1个工兵团驻义县，1个工兵营驻永吉，1个工兵营驻龙江，1个铁甲车队驻沟帮子。

在未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内的还有：

黑龙江省防军3个旅，热河骑兵2个旅，兴安屯垦军3个团，东北宪兵6个大队。

此外，空军有飞机260架，海军有3个舰队。东北军总兵力超过30万人，由于日本策动石友三倒戈，东北军有8个陆军旅、2个骑兵旅、2个炮兵旅调到关内讨伐石友三。

至“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在关外的总兵力包括非战斗人员共计19万人，其中辽宁驻军6万人，吉林驻军8万人，黑龙江驻军5万人。

日本在东北境内的驻扎师团、独立守备队、日本警察、日本宪兵、在乡军人、义勇团等组织，总人数为5000+6481+3822+218+20000+63061=98582人，其中不包括旅顺要塞司令部和旅顺重炮兵大队及日本间谍特务等。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境内的军事力量总人数当在10万人以上。

这与“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的总人数相比，是绝对的劣势。

但是，自从战争进入热兵器时代后，人数的多少就不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了。

六、关东军何以得逞？

从军事的角度分析“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之所以得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东北军布局分散，日本军事力量则相对集中。

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在东北境内虽然有19万人的兵力，但部署过于分散，难以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东北军19万人部署在南起山海关北至满洲里的东北广大地区，没有重点。

在沈阳的第七旅官兵总数虽然有近万人，但战斗人员也仅有六七千人。而日军的主要力量则都集中在以沈阳为中心、以南满铁路为线的地区内。

19日上午3时半，本庄繁司令官率幕僚及步兵第三十联队乘列车从旅顺出发，19日正午时分就抵达了沈阳。

兵力集中，又有交通便利的优势，使日军在发动事变时处于主动地位。

第二，关东军的武器装备相对优于东北军。

东北军的武器装备在全国军队中算是比较先进的，但与日军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日军驻扎师团的武器装备既有轻武器还有重武器，轻武器包括战刀、手枪、步枪、轻机枪、迫击炮等。

重武器包括重机枪、平射炮、曲射炮、野炮、山炮、加农炮、榴弹炮等。

据1931年11月统计，日军第二师团的武器装备是：

步兵联队(下辖2个大队，每个大队辖3个步兵中队、1个机枪中队、1个步炮兵中队)，有轻机枪90挺、重机枪20挺、掷弹筒18只、曳火手榴弹600枚、平射步枪炮2门、曲射步兵炮4门、山炮2门、炮弹200发。

仅从关东军步兵联队的武器装备中，就可看出日军比东北军的武器装备既门类齐全，而又精良。

第三，中日双方军队在心理和精神准备方面，差别很大。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所以能够得逞，双方军队的心理和精神准备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驻沈阳北大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曾为全旅写下了这样的《旅训》：

“我民族遭受强邻压迫，危在旦夕。凡我旅士卒，务必秉承总理及司令长官之意旨，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第七旅六二O团的准尉郭德才，在9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等同胞，只有以铁血湔雪今昔之国耻，方得满意之前途，否则，皆当沦为亡国奴。”

从第七旅的《旅训》和准尉郭德才的日记中看出，东北广大官兵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忱是强烈的。

但是，就在日本关东军即将发动事变，并进行全面战争准备和动员时，而东北军不但没有战争的准备和战争动员，而且要求官兵对日军要“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

这样，就导致事变发生时，东北军政要员大多不在岗的局面，下层官兵虽有满腔爱国热忱，但也只能执行不与之抵抗的命令。双方军队这种心理、精神上的准备差距，是日本关东军能够在一夜之间占领沈阳的重要因素。

这三方面的差距使中国军队在兵力总量上的绝对优势，在事变发生时，或者说在事变发生后的战争状态中，却处于劣势。

上述三点，促成这种优劣局势变化的主要是第一和第三两点。

至于武器的优劣虽然有些差别，但并不是造成日军一夜占领沈阳、4个月占领东北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