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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社会主义与文明再造
   日期 2024-5-8 

张维为:社会主义与文明再造

张维为 吴新文2024-05-06 云阿云智库•学界

导读:“化西”不是“西化”,不是“食洋不化”。让西方的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所用,最终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西”的生动实践。在“承中、接马、化西”的基础上,中国社会主义把“开新”作为自觉追求,不断开创新局、开辟新路、开启新篇。

张维为 |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吴新文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

来源:观察者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非常现代的,但它有我们的文明基因,这两者是有机的融合。”

“中国社会主义的文明再造,为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许多选择。”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7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也在持续创造文明新形态。在东方卫视4月29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吴新文教授,共同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文明再造。

吴新文: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7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一个连铁钉、火柴、煤油、棉布都依赖进口的落后农业国,一跃成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最大经济体,成为世界上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在较短时间内跨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中国之所以取得这些成就,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国家再造、社会再造、文明再造。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1949年,中国经济的各项指标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商品进出口总额不到10亿美元,全国年发电量43亿度,原油年产量仅为12万吨,钢年产量只有15.8万吨,工业总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到20%,汽车制造业、电子、航空工业等工业部门更是空白,铁路、公路、机场、隧道、桥梁等基础设施破败不堪。

在以“自强”“求富”为宗旨的晚清洋务运动过去80年后,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提出30年后,在经过1927至1937年中国资本主义的所谓“黄金十年”后,中国仍是一个物质匮乏、工业薄弱、科技落后的农业国。

与此相对应,到1949年,中国学龄儿童的毛入学率只有20%左右, 80%以上的中国人是文盲;人民健康水平低下,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比当时世界平均预期寿命少12岁。作家王蒙曾回忆自己亲眼所见的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悲惨景象:“到处的破破烂烂”“到处的病病歪歪”。旧中国这种积贫积弱的状况,被人称为“东亚病夫”,并不是什么夸张。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用了70多年时间,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从蓝图变成现实,基本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已经从新中国前30年的1.0版、改革开放后30年的2.0版,升级到了新时代10多年的3.0版,正呈现出全面发展的面貌,不仅实现了从落后于时代到赶上时代的巨大飞跃,而且在很多方面开始引领时代。

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共同促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推动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不断成长和壮大,因而也是文明再造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文明再造的方法论,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承中,接马、化西、开新”。

所谓“承中”,就是继承和弘扬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的一切优秀方面和积极成果,既反对妄自菲薄的历史虚无主义,也反对泥古不化的保守主义。早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初期,毛泽东就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态度:“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定位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发展者,注重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汲取丰厚营养,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实现“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赋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深厚的中华文明底蕴。

“接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场、观点、方法,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接续并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精神、科学精神、批判精神、实践精神,服务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大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同时主张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创造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接着说”,而不是“照着说”。

“化西”,是以中国为主体,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需要和文明特质,有选择地学习、消化、吸收西方文明中有益于中国的方面。一方面反对视西方文明为“外道”“异端”、在文化和价值上完全拒斥西方的保守主义态度,另一方面又反对自我降格、自我贬低,崇洋媚外,甘愿成为西方的客体、照抄照搬西方、奉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为圭臬的各种“西化”论、“融入人类文明主流”论。

“化西”不是“西化”,不是“食洋不化”。让西方的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所用,最终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西”的生动实践。

在“承中、接马、化西”的基础上,中国社会主义把“开新”作为自觉追求,不断开创新局、开辟新路、开启新篇。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一直强调,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搞社会主义,老祖宗没有讲过,更没有做过,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大胆探索,开拓创新。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无论是革命时期的革故鼎新、破旧立新,还是改革开放时期的推陈出新、综合创新,还是新时代的守正创新、返本开新,创新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70多年历史的一根红线。

中国社会主义的文明再造不仅对中国有意义,对世界也有意义。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南方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许多选择。目前,世界正处于动荡变革期,我们要用21世纪中国人的高远理想和先进经验扬弃西方文明的各种“异化”,不仅为中国“求富强”,而且为人类“开太平”,创造一种新的文明秩序,扎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谢谢大家!

圆桌讨论

主持人:刚才吴教授给出了演讲,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一路说来,说到我们的文明建设,说到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当我们说到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些概念的时候,应该包括哪些维度?

张维为:实际上包括很多内容,比方说我们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我们的文明是非常现代的,但它有我们源远流长文明的基因,是古代与现代两者的有机融合。

比方说中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指导理念“实事求是”,这个理念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实学”,最开始指的是做学问要非常本分,非常真实。后来毛泽东主席把它变成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这就把它现代化了。然后到了改革开放,邓小平说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也是进一步现代化了。这是我们现代文明的软实力和指导思想,现代文明还有硬实力。

我们最近去韩国很有感触,韩国人有点伤感,他们的造船业很快就被中国超过了,汽车业也被中国超过了,中国走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前沿,一个从未中断的古老的文明,今天又具有高度的现代性,更是生机勃勃。

主持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您刚才说到的,文明的新形态的“新”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在这些提法当中我们都可以很好地感觉到。

吴新文:我的理解什么是文明呢?文明是一个由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理想所组成的一个统一体、复合体。刚才你讲的这两个结合,它最终的一个成果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这个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比如体现在我们官方说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这和中国传统社会的文明有关联,承继了很多东西,但和它又不一样,和西方资本主义也有某种关系,我们吸收了它的好东西,但又有自己的面貌,形成了一个整合性的复合体,或者叫人类文明的最高升级版。

主持人:也就是说,当我们说到文明新形态的时候,它不是单维度的,是一个多体系的文明形态。

张维为: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文明”这个概念,要做一点解释。英文中的这个词是从拉丁语过来的,叫civilization,日本人把它翻译成汉字“文明”,我们现在也接受了。但在现代中文使用中,大致有一个简单的分类。比方说我们日常生活中说一个牌子“文明单位”,这里的“文明”实际意义是指你达到了某种道德标准、某种行为标准,英文的表述可以是model,你是一个榜样,是一个模范。

但我们这里讲的“文明”是在第二层意思,即一整套的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安排,例如我们讲四大古文明,中国文明是唯一还在延续着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和地理、地域、历史、人文、硬实力、软实力等结合在一起。有时候大家讨论中把这两者混了,有人说现在还有随地吐痰,还有人还在大声喧哗,这也能叫“文明型国家”吗?这完全是两个概念,要把它区分开来。

主持人:您说的像精神文明建设,它当然也是文明的一个部分,但并不是全部。我们现在说的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就是一个生命体,是多体系、多维度,非常丰富的。

张维为:对。

主持人:刚才演讲中,吴教授特别说到文明建设的方法论问题,有八个字,“承中”、“接马”、“化西”、“开新”,可以说是一个技术路径问题。比如当下我们看文明创造的时候,怎么“承中”呢?

张维为:“承中”,各种各样的案例非常多,因为中华文明是“活着”的文明。比如我刚才讲的理念,“实事求是”就是来自古代,比如我们治国理念中,经常讲民本主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不管你政府做什么样的事情,政治、经济、社会方方面面政策,最终必须落实到改善民生。

吴新文: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承中”在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什么?中国古代这个“大一统”国家,它能够维持这么巨大的政治规模,总体上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有权力的集中。中央政府的权力要比较高,要“定于一”,这是孟子的话,就是不能让最高权力分化成几块,相互掣肘,所以中国社会主义继承了这一点,强调中央权威,但我们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强调了集体领导体制。

张维为:既有统一性又有灵活性。

吴新文:对,既有统一,又有灵活性,有政治领袖,但同样又有一个中央的常委,还有中央政治局,这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既继承了又发扬了,保持了中国现代政治的总体的稳定、和谐,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主持人:刚才吴老师说到要“化西”,这点其实很重要,“化西”颠倒过来就是“西化”,以前大家对这个提法都非常熟悉,我们一直说要特别警惕“全盘西化”,张老师在节目里也一直有个观点,就对西方的研究,你要能进得去。所谓“进得去”就是你要真正读懂它,了解它,了解它的长处,了解它的短处,这叫“进得去”,但是还要能“出得来”,这一点很重要,“出来”就是把这个短处要摒弃掉,长处可以留下来,来借鉴,来供我们使用。整个过程就把它给“化”掉了,这就是“化西”。

张维为:中国文化实际上有这个传统,把人家的精华化成自己的东西。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建筑师梁思成,他的主张,他的设计、他的作品是“化西”的,他留洋,而且把西方东西真的掌握了,然后变成地道的中国的东西。我们这个城市——上海也是,比方说石库门建筑。它骨子里就是江南民居和西方建筑的一个结合,但它是有机的结合。

政治上的例子就更多了。市场经济长期以来,理论上一直被认为是西方的东西,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邓小平说我们把它中性化,既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就是个工具,这就是思想解放,是一种“化西”。

吴新文: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原来有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井水不犯河水”,你要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等于是讲有一个方的圆。

但是邓小平就偏偏不信这个邪,就认为可以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思想解放。而且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和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非常不一样,政府和市场“两条腿”,非常平衡,所以这就是一个“化西”的成功事件。

主持人:过去我们说要警惕“全盘西化”,但现在再来看“西化”这个概念,张老师您觉得还有哪些地方可能还是有点担心的?

张维为:现在确实是,我老讲西方一直在对我们发动舆论战、信息战,另外,长期以来我们的高等教育受西方话语的影响,导致很多人、特别是人文社科界的,到现在还不自信,也有不少人开始觉醒了,开始跳出西方话语,也有些还没有跳出来。

问答环节

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广渠门中学的高一学生。我想请教两位老师一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国社会已经展现出历史上常讲的盛世气象,但是仍然常有人感叹大师不再。近至近代,远至唐宋,总会有独领风骚的大师级人物,但我们在现代社会却难以见到这样的人物,请问我们是应该等待时间来筛选出这样的大师,还是根据新形势来推进我们文化政策与时俱进,进一步解放思想呢?谢谢老师。

张维为:我们节目有不少中学生看的,因为现在接触到复旦的或其它大学的本科生,他们都说我们从高中时就看你们节目了,我们是看你们节目长大的,我们也谢谢中学生的参与,挺好的。

我觉得不要太纠结这个问题,实际上1949年以来有许多大师,否则我们怎么可能科技现代化事业发展这么快,钱学森是不是大师?当然是,很多很多大师,只是用不用这个概念,而有些东西就是让历史来鉴定。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进入了大师辈出的时代,现在已经是这样时代,到你们这一代,更是这样的时代。一些人老说为什么中国诺贝尔奖这么少?一个重要原因是诺贝尔奖肯定的往往是10年、15年、20年之前的成就、理论探索等等。中国实际上很多成就相对来得比较晚,但中国一崛起,就势不可挡。我看最新的ITIF(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这家美国智库的报告,它说在10个先进的战略产业中,中国有7个领先,而且它的数据是2020年的数据,现在是2024年,可能又有一两个是中国领先了,每一个领域的崛起背后都有许多大师。比方说高铁,里边一定有,我们的“歼-20”后面一定有,我们最初的“两弹一星”,一定有,透视我们自己的大师。

吴新文:他们比较低调而已。

主持人:或者说就像刚才张老师一开始讲的,我们对大师的定义也要与时俱进地做一些改变,就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之为大师。就像您说的,我们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有那么多的维度,那肯定每个维度里,生态文明也好、物质文明也好,那数不尽的大师。

吴新文:关于大师,有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自由派比较喜欢炒作民国时期,说出现了很多大师,我是推荐您看一篇葛剑雄老师写的文章(《被高估的民国学术》),他说不要高估民国的那些大师和他们的学术,那个时候的学术都是处在一个比较混沌的时期。我们不要受一些思潮的鼓噪和影响,在中国当代这样的现实条件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人文社科领域也会有大师出来,但前提是什么?我觉得现在确实到了一个时候,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个管理体制、评价体系,对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要求要有所改革,不能让老师整天陷入填表、申请项目,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我是借这个机会呼吁一下,当下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管理,整个体制的变化是到时候了。

主持人:研究者要有大视野,但同时还得要做非常具体的事,跟具体实践的结合,要去做田野调查。“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你们未来做的研究,要有广阔视野,同时又紧贴中国实践,你们当中一定会产生优秀的学者,自己也要勇于成为这样的一员。

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今天想问的问题是,有人说,近300年来,在人类文明的重大科技发明当中没有一项是中国人发明的,请问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谢谢。

张维为:我一直讲中国是个“文明型国家”,数千年没有中断,你为什么定在300年呢?为什么不是400年,不是500年,不是1000年,不是2000年呢?

而且近300年,所谓西方现代文明、现代化开始起来的时候,现代化的“0到1”几乎都来自中国,不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讲的火药摧毁了西方的骑士阶层,这就是政治革命。指南针创造了全球大市场,这是经济变革,印刷术带来了新教的广泛的传播,这是意识形态的革命,所以这些“0到1”来自中国。

我建议你看一本书,作者叫罗伯特·坦普尔,他写了一本著作《中国的创造精神: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已经翻成中文了,他说我发觉中国和西方都不了解中国文明对西方的现代化的贡献有多大,他列出100项例子。

我顺便讲一句,我提出的“文明型国家”理论,有个基本论述,就是为什么中国今天崛起这么迅猛、这么厉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历史上比西方领先,比方你刚刚讲300年,我们说2000年,过去2000年、1700年甚至1800年,我们都是领先西方的,然后过去两三百年,我落后了,我们今天又开始崛起,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内赶超西方,有的赶上了,不少领域开始超越了。那么这个赶超的成功的原因,和我们历史上1700-1800年领先西方的成功原因大都类似,是中国过去成功原因的延续和发展。

我们当时为什么领先?比方说我们的民本主义,无论做什么,要聚焦到老百姓生活的改善,今天还是按这个原则在发展。我在俄罗斯讲个观点,他们非常高兴,我说中国和美国、俄罗斯跟美国是不一样的国家,美国有deep state (深层国家),我们是“文明型国家”,文明型国家有deep culture,深厚的文化,deep people,深厚的人民。

吴新文:我想补充两点,第一点就是绝大多数西方人都承认,没有中国的“四大发明”,西方是进入不了现代社会的。

另外一个,确实像维为老师说的,看待文明要有一个长时段,不能“近视眼”,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一个长期过程。这样一个问题,它提出“重大”的标准是什么?举两个例子,屠呦呦发明的青蒿素算不算重大?它对疟疾的治疗是一个根本性变革;再如,在毛泽东时代,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算不算重大?这对于人民的健康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是中国人先搞出来的。所以,关键在于选择这个“重大”的标准在哪里。

而且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专利的申请,还有研发的投入,研发投入现在世界第二,专利的申请已经是超过美国,世界第一了。只要这个势头保持住,你就可以想象那种越来越重大的发明将由中国人来海创造,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观众:主持人、两位老师你们好,我是一名来自北京的大学生。我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非资本主义道路,这又基于怎样的历史和现实因素?谢谢。

吴新文: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看非常重要。第一,中国是一个体量非常大的东方大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很难的,因为那个中心已经既定了。欧洲、美国已经确定了,它是中心,然后它要利用你,就要把你边缘化,让你成为它的附庸。所以你看民国时期,中国也曾经有过资本主义的试验,但中国是四分五裂的,整个国家就是非常悲惨的命运,你永远处在低端,永远为它打工。

另外一点,毛泽东和邓小平其实都已经明确提过,中国如果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确实可以让百分之几的人富起来,但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是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它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地域矛盾会急剧恶化,甚至打内战都是完全可以预料的。

至于搭“资本主义的便车”,这个更是想都不要想,中国体量太大,和新加坡、和韩国不一样,新加坡、韩国可以跳到美国的“便车”上,我们要跳到美国的便车上,把美国都压垮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的选择,而且是一个赶超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较短时间内,能够应对资本主义而且超越它,这是社会主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张维为:我补充两点,一个是中国文化和文明,有社会主义的基因。我们历来主张“天下为公”,这背后就是文化基因,所以中国人相对而言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东西,这是大概率,“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

第二,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世界体系,我们不是简单讲国与国的比较、中国与美国的比较,而是整个体系。西方这个制度安排,它是一整个体系,如果你学一点理论的话,它是“中心-外围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位于中心,发展中国家位于外围,中心国家通过美元、美军、国际组织里边的特权,各种各样的软实力,赚得盆满钵满。

比方说,一个小小的非洲国家,美国对你不满意,你想独立自主,美国就搞一个政变,发动一批非政府组织,各种街头示威起来了,你就没法发展。有人说我只要采用市场经济就可以成功了,不真实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市场经济,都采用资本主义制度,大部分都没有发展起来,所以中国是为数不多的、真正找到自己成功之路的国家。我们突破了这个“中心-外围体系”,我们成为独立的一极,同时是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技术伙伴、资金伙伴,这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体系,这个事实永远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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