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在重拾人始之初的丛林时代?
原创 麦考若 2025-03-18云阿云智库•大国博弈
导读: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对外政策出现了重大转向,其表现出的试图直接控制别国领土的意图,标志着对以往 “新帝国主义” 与 “新殖民主义” 策略的背离,回归到了传统的帝国主义与强权政治模式,这一变化在诸多方面都有着明显体现,并且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强烈的震动和广泛的担忧。
二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经历了深刻的重塑,美国凭借在战争期间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领先的科技水平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逐步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宝座,并长期奉行 “新帝国主义” 与 “新殖民主义” 战略。这种战略摒弃了传统赤裸裸的领土占领模式,而是借助更为隐蔽且多元的手段,全方位地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以实现其对全球资源、市场以及政治话语权的掌控。
第一章 特朗普之前美国霸权的隐蔽战略
一、经济方面
(一)国际金融体系掌控
美国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得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奠定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虽然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但美元凭借其在国际贸易结算、国际储备等方面的传统优势,依旧保持着国际货币霸主的地位。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美国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干预工具。IMF 在对其他国家提供贷款援助时,往往会附带苛刻的经济改革条件,要求受援国按照美国所期望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进行调整,开放国内市场、推行私有化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了别国内部的经济发展路径,便于美国资本的进入和扩张。世界银行在进行项目投资时,也常倾向于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和地区,使得美国的经济影响力得以通过这些项目渗透到各国经济建设的诸多环节。
(二)跨国公司全球布局
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像可口可乐、麦当劳等消费品牌,凭借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营销网络,在全球各地迅速扩张,不仅获取了巨额的商业利润,还传播了美式的消费文化。而在工业领域,通用汽车、波音等大型制造业企业,通过在其他国家建立生产基地、采购零部件等方式,整合全球产业链,将自身的生产经营网络延伸至世界各地,控制着许多国家关键产业的上下游环节,使得当地产业发展对美国企业产生高度依赖,进而影响该国的经济自主性和产业政策制定。例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美国的电子科技企业入驻后,主导了当地的电子产业发展方向,本土企业只能在其构建的产业生态下游艰难求生,大量利润被美国企业获取,同时也面临着技术封锁和产业升级受限等问题。
(三)贸易规则主导
美国积极推动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贸易规则,在关贸总协定(GATT)及其后续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内,美国凭借其强大的贸易规模和谈判能力,不断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但这种自由化往往是对美国优势产业有利的方向。例如,在农产品、高科技产品等领域,美国通过多边或双边贸易谈判,迫使其他国家降低关税、取消贸易壁垒,以便其产品能够畅通无阻地进入国际市场,扩大市场份额。而对于本国的一些弱势产业,却又时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以补贴、反倾销等手段来维护国内产业利益,这种双重标准的贸易策略充分体现了其 “新帝国主义” 式的经济霸权思维。
二、文化方面
(一)好莱坞电影的全球影响力
好莱坞作为全球电影产业的核心,每年产出大量的影片,这些影片在全球各地的影院上映,吸引了数以亿计的观众。电影中所展现的美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如个人英雄主义、自由至上、物质主义等,随着精彩的剧情和震撼的特效一同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例如《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塑造了一群拥有超能力、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在全球收获了极高的票房和大量粉丝,潜移默化地让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对美国式的英雄观和价值观产生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国家本土文化中对英雄、正义等概念的解读和塑造。
(二)流行音乐与时尚潮流传播
美国的流行音乐产业,以歌手、乐队以及音乐制作公司为主体,通过全球唱片发行、音乐流媒体平台传播等方式,让美式流行音乐风格如嘻哈、摇滚等风靡世界。像迈克尔・杰克逊、碧昂丝等知名歌手,其音乐作品在全球各大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音乐审美和生活态度。在时尚领域,纽约时装周作为全球时尚界的重要盛会,引领着服装、配饰等时尚潮流走向,众多美国时尚品牌推出的设计款式被全球时尚爱好者追捧,使得美国的时尚文化成为了一种国际潮流风向标,其他国家的时尚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围绕着美国所设定的流行趋势发展,本土传统服饰文化和时尚风格受到冲击,逐渐边缘化。
(三)教育文化输出
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全球享有极高的声誉,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子前往深造。这些留学生在接受美国教育的过程中,不仅学习专业知识,也深入接触到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例如,美国大学课堂上所倡导的批判性思维、开放式讨论等教学模式,以及校园内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文化交流活动等,都在向留学生传递着美国的文化理念。而当这些留学生毕业后,一部分会留在美国工作,为美国的科技、经济等领域发展贡献力量,另一部分回到本国后,往往也会不自觉地将在美国所接受的文化和观念传播开来,对本国的教育、文化等领域产生影响。
三、传媒方面
(一)媒体巨头的全球话语权
美国的几大媒体巨头,如 CNN、《纽约时报》等,在全球新闻传播领域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它们拥有庞大的驻外记者团队、先进的新闻采编设备以及全球发行和传播网络,能够迅速将各类新闻事件报道到世界各地。然而,这些媒体在报道国际事件时,往往带有明显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偏见,以符合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需求。例如,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冲突报道中,美国媒体常常片面地强调某一方的 “过错”,而对美国及其盟友在其中的不当行为轻描淡写甚至刻意隐瞒,通过这种选择性的报道来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事件的认知和判断。
(二)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渗透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交媒体平台如 Facebook、Twitter 等在美国兴起并迅速走向全球。这些平台看似为全球用户提供了一个自由交流和信息分享的空间,但实际上背后也受到美国政治、商业等因素的影响。美国政府可以通过与这些社交媒体公司的合作或者施加压力,对一些不利于美国形象或者不符合其利益的信息进行管控、限流甚至删除,同时将美国官方的观点和立场进行大规模推送,利用算法推荐等技术手段,引导全球社交媒体用户的舆论倾向,从而在网络空间这一新兴领域进一步巩固美国的话语霸权。
第二章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外交策略的转变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对外政策出现了重大转向,其表现出的试图直接控制别国领土的意图,标志着对以往 “新帝国主义” 与 “新殖民主义” 策略的背离,回归到了传统的帝国主义与强权政治模式,这一变化在诸多方面都有着明显体现,并且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强烈的震动和广泛的担忧。
一、言论与表态
(一)领土相关言论
特朗普曾多次抛出极具争议性的关于领土方面的言论。例如,他公然暗示加拿大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第 51 个州,全然不顾加拿大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和意愿。在对格陵兰岛的态度上,他提出要从丹麦手中购买格陵兰岛,当丹麦方面拒绝这一荒唐提议后,他甚至表现出不满和愤怒,这种将他国领土视为可交易商品的思维,严重违背了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平等原则。此外,他还曾声称要将 “墨西哥湾” 改名为 “美国湾”,这种试图通过更改地理名称来强化美国对周边地区控制感的做法,也引发了墨西哥等周边国家的强烈反感。而且,特朗普不时威胁对墨西哥采取军事行动,以解决边境移民等问题,将军事威慑作为一种手段来对邻国施加压力,试图让其在诸多事务上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
(二)对外政策宣示
在国际事务的总体表态上,特朗普强调 “美国优先” 原则,将美国自身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不顾及国际合作和多边机制下的共同利益考量。他对传统盟友关系也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视维护,要求北约等盟友增加军费开支,承担更多所谓的 “防务责任”,实则是想减轻美国在欧洲等地的军事负担,以便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其认为对美国直接利益更有帮助的地区和事务上,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对外政策宣示,让国际社会看到了美国在对外交往中越发强硬和霸权的一面。
二、政策与行动
(一)退出国际组织与协议
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单边主义的行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退出多个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协议。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这一举措使得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遭受重创,因为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之一,其退出削弱了国际社会共同减排的决心和力度,也向其他国家传递出美国不愿为全球公共利益承担责任的消极信号。在伊核协议问题上,美国单方面退出并重启对伊朗的制裁,这不仅破坏了经过多年艰难谈判达成的国际协议,还使得中东地区原本缓和的局势再度紧张起来,增加了地区冲突的风险,严重影响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稳定运行。此外,美国还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期间,这种行为更是凸显了其不顾国际大义、只图自身便利的狭隘心态。
(二)贸易战与经济霸凌
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领域发起了多场大规模的贸易战,将关税作为武器,对包括中国、欧盟等在内的多个贸易伙伴加征高额关税。这种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初衷虽是为了保护美国国内的一些产业和就业岗位,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不仅导致了全球贸易秩序的混乱,使得国际贸易量下滑,还引发了贸易伙伴的反制措施,形成了恶性循环,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许多依赖国际市场的企业面临困境,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充分展现了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对其他国家进行霸凌的强权政治做派。
第三章 《华尔街日报》观点的分析
2 月 6 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新帝国主义时代来临,大国意欲瓜分世界》一文,抛出了一个极具震撼性且引发诸多思考的观点,即世界似乎正重拾自人类历史开端以来便被视作经世治国自然法则的逻辑 —— 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忍气吞声,并且认为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已摇摇欲坠,世界将回归到类似于 19 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出现的 “大国协调” 状态。这一观点既有其基于现实观察的合理性,也存在着因忽视诸多关键因素而产生的局限性。
一、合理性
(一)国际秩序面临挑战
当下,二战后构建起来的国际秩序确实遭遇了重重困境。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径不断冲击着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多边主义为基石的国际秩序框架。从贸易领域的贸易战到国际组织中的 “退群” 行为,美国的这些做法使得国际合作的信任基础受到损害,各国之间原本相对稳定的协作关系变得紧张而脆弱。同时,地区冲突的此起彼伏,如中东地区的长期动荡、俄乌冲突的爆发等,也不断消耗着国际秩序维持和平稳定的能力,使得整个国际秩序呈现出摇摇欲坠的态势,这为所谓 “新帝国主义时代来临” 的观点提供了一定的现实背景支撑。
(二)大国竞争加剧
随着新兴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快速崛起,全球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在资源分配、市场份额、技术话语权等诸多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大国之间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确实需要通过一定的协调和博弈来达成新的平衡,就如同历史上大国之间在面对复杂局势时寻求合作与妥协一样,所以从大国关系动态变化的角度来看,与 19 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大国协调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即都是在力量格局变动背景下大国之间互动模式的调整,这使得该文提出的回归 “大国协调” 状态的说法有了一定的合理性依据。
二、局限性
(一)时代背景不同
19 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当时的国际关系主要局限于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差异较大,且通信、交通等技术手段相对落后,国际交流和相互依存程度较低,大国协调更多是基于地缘政治和传统权力平衡的考量,是欧洲列强之间在相对封闭的区域内进行的一种权力博弈和利益分配机制。而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已经使得各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深度融合,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地球村。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和便捷性让国际舆论监督力量强大,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让产业链紧密相连,任何一个国家的行为都很难脱离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影响,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当今世界复杂多元的格局与当时欧洲的情况相类比,世界很难回到那种相对孤立、纯粹由大国主导的状态。
(二)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作用
二战后,国际社会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国际组织体系和国际法规则,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与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世界贸易组织等专业机构在规范全球贸易秩序、解决贸易争端方面有着明确的规则和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在国际金融领域起到了稳定和协调的功能。尽管美国等个别国家试图破坏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权威性,但它们依然是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大多数国家依然认可并遵循这些规则,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自身权益,这就使得 “强者为所欲为” 的所谓 “新帝国主义时代” 缺乏坚实的法理和制度基础,世界不太可能轻易回到那种缺乏规则约束的状态。
第四章与19 世纪初欧洲“大国协调”状态的对比
深入探究《华尔街日报》所提出的世界将回归到类似于 19 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出现的 “大国协调” 状态这一观点,通过对比当今世界格局与当时欧洲的情况,可以更清晰地看出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进而更准确地判断这一观点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一、相似性
(一)大国主导
19 世纪初的欧洲“大国协调”机制中,英国、奥地利、俄罗斯、普鲁士和法国等几个大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在欧洲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们通过召开维也纳会议等形式,对欧洲的领土划分、政治秩序以及国际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和决策,其他中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遵循这些大国达成的共识。当今世界,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等大国和地区组织同样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关键影响力,无论是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应对、国际安全维护,还是地区性的热点问题解决等,这些大国和组织之间的立场、态度以及互动往往决定了事情的走向和最终结果,在国际舞台上有着明显的主导作用。
(二)均势追求
当时欧洲“大国协调”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避免任何一个大国过度扩张而打破力量平衡,威胁到其他大国的利益。各国通过联盟、制衡等手段来确保没有一方能够独霸欧洲。在当今全球格局下,大国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均势追求,例如在军事方面,各国通过发展自身的军事力量、建立军事同盟等方式来保障自身的安全和在国际军事格局中的地位;在经济领域,通过提升产业竞争力、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等,力求在全球经济版图中保持相对平衡,防止被其他大国在经济上过度压制,这种对均势的关注和维护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共通之处。
二、差异性
(一)范围和性质
19 世纪初的欧洲“大国协调”主要聚焦于欧洲地区内部的事务,是欧洲列强基于自身在欧洲大陆的利益争夺、地缘政治考量而形成的一种局部性的权力协调机制,其目标和影响范围基本限定在欧洲范围内。而当今世界格局是全球性的,涉及到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各个大洲,国际事务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科技等众多领域,其复杂性和多样性远远超出了当时欧洲的情况。例如,在应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问题上,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参与,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有着各自的责任和利益诉求,这与当时欧洲大国协调处理的地区性、相对单一领域的事务有着本质区别。
(二)国际规则和机制
当今世界有着一套成熟且丰富的国际规则和机制,如前文所述的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规则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协调规则等,这些规则和机制为各国处理国际事务、解决争端提供了明确的依据和途径。而 19 世纪初的欧洲 “大国协调” 更多是依靠大国之间的政治默契、传统外交惯例以及临时的会议协商来达成共识,缺乏像现在这样具有普遍约束力和系统性的国际规则保障,在处理问题的规范性和稳定性方面存在较大不足。
第五章 国际社会的反应与应对
面对美国外交策略的转变以及《华尔街日报》所提出的这种令人担忧的趋势观点,国际社会的各个主体,包括欧洲国家、新兴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等,都纷纷做出了相应的反应,并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应对这一复杂且严峻的国际形势变化。
一、欧洲国家
(一)表达担忧与不满
欧洲国家对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单边主义和霸权行径表示了强烈的担忧和不满,因为美国的这些做法对欧洲的利益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冲击。例如,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使得欧洲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面临更大的压力,而且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也波及到了欧洲的许多产业,影响了欧洲企业的出口和经济效益。欧洲国家在多个国际场合发声,谴责美国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呼吁美国回归到多边合作的轨道上来。
(二)加强自身建设与独立性
为了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欧洲国家开始积极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像法国、德国等国提出要建立 “欧洲联军” 的设想,试图通过整合欧洲的军事资源,提升欧洲整体的军事防御和自主作战能力,减少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在外交方面,欧洲也更加注重发展独立的外交政策,积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双边或多边外交活动,拓展外交空间,不再一味追随美国的外交步伐。例如,在对伊核问题上,欧洲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保持了距离,努力维护伊核协议的有效性,通过与伊朗开展对话与合作,保障自身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利益以及地区稳定等方面的权益。
(三)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
欧洲进一步深化欧洲一体化建设,在经济领域,加强欧盟内部的经济融合,完善统一市场,推动欧元区的稳定发展,增强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以此来抵御外部经济冲击,尤其是来自美国经济政策波动带来的影响。在政治层面,强化欧盟机构的权力和协调能力,提高决策效率,让欧盟在国际舞台上能够以更加统一、有力的形象发声,代表欧洲国家的整体利益参与国际事务的讨论和规则制定。
二、新兴国家
(一)反对霸权与积极发声
新兴国家普遍对美国的霸权行为表示坚决反对,在国际场合中不断强调国际关系应遵循平等、公平、正义等原则,呼吁尊重各国主权,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政治和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例如,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会议上,新兴国家代表积极发言,对美国破坏国际秩序、挑起贸易战等行为进行批评,要求美国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维护全球和平与发展的良好环境。
(二)加强南南合作与团结
新兴国家之间通过加强南南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应对外部挑战。在经济领域,新兴国家开展贸易合作、投资合作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等,比如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众多沿线新兴国家参与其中,通过共建基础设施项目,促进了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发展,提升了新兴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在科技领域,新兴国家也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研发新技术、培养科技人才,打破发达国家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的垄断,提升自身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
(三)提升国际地位与影响力
新兴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治理,争取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例如,金砖国家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成员国之间在金融、贸易、能源等多个领域开展深度合作,通过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举措,为新兴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也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传统的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形成了一定的冲击,提升了新兴国家整体在国际经济和金融治理方面的影响力。
三、国际组织
(一)维护自身权威与机制建设
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美国的挑战,努力维护自身的权威和正常运行机制。联合国在面对美国拖欠会费、绕过安理会采取单边军事行动等问题时,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进行沟通协调,同时呼吁其他成员国遵守联合国宪章,共同维护联合国在国际和平与安全、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的核心作用。世界贸易组织尽管面临着美国阻挠上诉机构法官遴选等内部机制运行困境,但依然在积极推动改革,完善争端解决机制,加强对全球贸易规则执行情况的监督,确保国际贸易秩序的相对稳定。
(二)协调国际合作与解决争端
国际组织在协调各国之间的合作以及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在应对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时,世界卫生组织积极组织各国开展疫情防控经验交流、医疗物资调配以及疫苗研发合作等工作,尽管受到美国退出等不利因素影响,但仍尽力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疫情挑战。在地区冲突方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派遣维和部队等方式,努力斡旋冲突各方,促进和平谈判,为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第六章 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
尽管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着诸多挑战,但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未来国际秩序的发展仍呈现出一些积极的趋势,世界并不会简单地按照《华尔街日报》所担忧的那样回归到传统的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时代,而是有着更为复杂且多元的发展方向。
一、多极化趋势加强
随着新兴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的持续崛起,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且不断得到强化。新兴国家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全球经济格局不再是由少数发达国家所主导,例如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贸易、投资等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科技方面,像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在 5G 通信、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打破了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的长期垄断;军事上,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威慑力,维护着自身的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未来,多极化格局将更加稳固,大国之间以及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平衡将成为常态,这种多极化的格局有助于避免单个国家或集团独霸世界,为国际秩序的公平与稳定奠定基础。
二、国际合作仍是主流
尽管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给国际合作带来了诸多挑战,但从全球发展的长远需求来看,国际合作的趋势依然不可阻挡,并且仍将是未来国际秩序的主流。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方面,各国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比如气候变化问题,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需要共同采取减排、适应气候变化等措施,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在清洁能源技术研发、碳排放交易等领域的合作;在公共卫生领域,类似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性传染病随时可能再次爆发,各国必须联合起来进行疫情监测、疫苗研发与分发等工作;在经济领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发展也离不开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投资合作,所以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会促使各国克服短期的分歧和矛盾,寻求合作共赢的解决方案。
三、国际规则和机制的改革与完善
为了适应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应对新的挑战,国际规则和机制必然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完善。一方面,现有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等正在积极推进内部改革,提高决策效率、增强代表性,以更好地反映当今世界各国力量对比的变化,让更多国家能够参与到国际事务的核心决策中来;另一方面,新兴国家也在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例如,在数字经济领域,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兴国家呼吁制定全球统一的数字贸易规则、数据安全规则等,保障各国在数字时代的权益,避免出现数字霸权,通过这些努力,国际规则将不断与时俱进,为国际秩序的稳定运行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
结论
综上所述,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外交策略的转变确实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构成了挑战,但世界不太可能回到传统的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时代。《华尔街日报》关于新帝国主义时代来临和世界将回归到 “大国协调” 状态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局限性。未来,国际秩序将朝着多极化、合作化和规则化的方向发展,各国应共同努力,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稳定的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