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投信用风险剖析与化债展望

原创 高爽  云阿云智库城投项目组

导读：本文试图从债务、财力、产业、人口、金融资源等多角度剖析各地的风险成因，并结合当下的“一揽子化债”政策，自上而下地梳理城投债务风险化解措施，并对化债进行展望。全文10000余字，由云阿云智库城投项目组提供。

2023年以来多地爆发风险舆情事件，为何2023年会成为城投信用风险暴露大年？目前城投信用风险分布如何？风险的成因有哪些？各地采取哪些化债措施？带着上述疑问，走进2023年的城投信用舆情的分布现状和成因迷雾之中，把信用分析工具做风，试图从债务、财力、产业、人口、金融资源等多角度剖析各地的风险成因，风吹雾散后看清城投的信用风险暴露的来龙去脉，并结合当下的“一揽子化债”政策，自上而下地梳理城投债务风险化解措施，并对化债进行展望。

主要内容

（1）2023年城投信用风险舆情呈何特征

2023年以来山东省、贵州省、云南省、河南省、湖南省和陕西省等地进入城投信用风险新一轮暴露期，舆情主体以地级市、县及县级市中的低级别平台为主，当前主要的舆情类型为非标违约且涉及的非标产品类型较多，票据逾期数量增多。

（2）2023年新增风险舆情地区的风险成因？

风险舆情多发地经济发展现状差异较大，但或多或少涉及到债务推动的项目效益未达预期、新旧动能转换后的经济增长压力仍存、人口吸引力一般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且地方财政对土地收入依赖很大，随着土地收入的下滑，财政收入对债务的覆盖程度逐步减弱等问题，此外叠加各地债务管控措施不足、部分政府官员贪污腐败、金融资源不能及时提供资金援助等影响，致各地信用风险事件频发。

（3）城投信用风险化解措施有哪些？ “一揽子化债”政策推动下风险舆情地区城投债市场表现如何？

目前我国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制度体系已经建立，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化解高度关注，在政策引导以及债务全面监管基础上，利用特殊再融资债券置换、优化央地政府债务结构、提供SPV支持等多重举措，助力地方债务风险缓释；地方政府作为债务化解的主要力量，遏制增量与化解存量并举，合理利用财政与金融相结合妥善化解债务，金融的支撑为债务压力中短期平滑提供助力，长期债务的化解仍需依靠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来解决。

对于风险舆情区域，中央层面给予了政策倾斜以及资金支持，地方政府也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化解债务，但是相较庞大的债务体量而言，化债资金仍较为有限，故而在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加大的情况下，2023年又成为了非标等信用风险舆情爆发的大年。

但在今年7月以来中央“一揽子化债”及配套政策支持下，地方债务风险缓释，城投债安全边际提升，信用风险舆情多发的贵州、云南、陕西等地二级利差亦大幅收窄且下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多地一级发行触发高倍数认购，票面利率显著下行，地区融资成本降低；部分高债务风险地区开始提前兑付高票息债券或提出打折兑付非标债务，但是考虑到“一揽子化债”政策仍在逐步推进实施中，有限的化债资金对于债务偿付仍存在压力，信用舆情事件仍时有发生。需关注的是，虽然短期内城投债信用风险相对可控，但长期需警惕下沉区域发生信用风险舆情事件，造成估值波动风险。

2018年以来，在融资政策收紧的大背景下，城投标债市场违约寥寥，但非标违约事件频繁发生；2021年7月，票交所发布《关于商业承兑汇票信息披露业务正式施行有关事项的通知》，并于2021年8月开始每月发布《商业汇票持续逾期[1]名单》，票据逾期情况开始进入大众视野。根据公开资料统计，截至2023年11月末，累计380余家城投平台出现过信用风险舆情事件（舆情类型含信托、融资租赁、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管计划等非标准化债权违约及票据逾期），范围之广涉及18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贵州省为全国涉及信用风险舆情城投主体数量最多的地区，超过130家；云南省、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湖南省等地近年出现信用风险舆情的城投平台数量均超10家。2023年，城投信用风险进入新一轮暴露期，多地深陷非标及票据逾期的漩涡，市场情绪起伏不定

一、城投平台信用风险分布现状

截至2023年11月末，2023年新增的首次出现信用风险舆情事件的城投主体（以下简称“舆情主体”）158家，主要分布在山东省、贵州省、云南省、河南省和湖南省等地，前五大省份主体数量占比超75%，舆情主体呈现“集聚”特征，且信用风险已开始向山东省等经济强省迁移。舆情主体中县及县级市、地级市及市辖区层级主体占比分别为27.22%、27.22%和22.15%，其中云南省、山东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河南省等地的地级市舆情主体数量较多，此类地区信用风险出现上移趋势。从舆情主体涉及的城市来看，贵州省的舆情主体所在地主要是贵州市和六盘水市，云南省则主要集中在昆明市和保山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则主要涉及柳州市、钦州市两地，而山东和河南两省则呈现“片片开花”的现状，涉及的地级市较多。

从舆情主体的信用级别分布来看，舆情主体以低级别城投平台为主，此类主体信用资质相对较弱，或对非标融资存在一定依赖性。从违约产品类型来看，信托、融资租赁和债权计划等非标准化债权违约仍是当前主要风险舆情类型，山东、云南和贵州等地2023年出现较多票据逾期事件，部分地区出现非标、商票的双逾期现象。

整体来看，2023年以来山东省、贵州省、云南省、河南省、湖南省和陕西省等地进入城投信用风险新一轮暴露期，舆情主体以地级市、县及县级市中的低级别平台为主，非标违约为当前主要的舆情类型且涉及的产品类型较多，票据逾期数量增多。

二、城投信用风险成因剖析

从上文的梳理可知山东、云南、贵州、河南、湖南和陕西等省是当前城投信用风险暴露的“重灾区”，其中既有老生常谈的云贵，也有令人意外的山东，那为何2023年的城投信用风险会集中在山东、贵州、云南、河南、湖南、陕西等地出现呢？下文试图从债务、财力、产业、人口、金融资源等多种信用角度剖析地方风险成因。

（一）债务端：债务长期累积致体量较大，短期偿债承压，当地金融资源对债务化解助力有限

伴随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各省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引致地方债务规模持续攀升，截至2022年末，陕西、云南和贵州省政府及城投有息债务体量之和处于2-3万亿之间，河南和湖南省则在4万亿左右，而山东省则高达7万亿，均在31个省、市、自治区[2]总债务排名的前15位之中，债务压力相对较重，且近年债务体量仍持续攀升，债务率居高难下。从债务结构来看，以城投有息债务为主。

城投的偿债压力需要债务滚续来缓释，目前城投公司自身业务模式决定其较难获得市场化现金流，获取资金渠道主要包括地方政府、以及金融机构处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但近年关于城投融资的规范性政策文件的陆续出台，对于城投平台融资规模、渠道及方式等方面形成影响。从融资渠道来看，受债融政策收紧、政府债务统筹、投资者情绪等多重因素影响，近年多地新增债券规模收缩；银行借款作为城投的主要融资方式，在债务接续及融资降本过程中依旧承担重要角色，潍坊[3]等地亦在积极接洽当地银行，进一步开拓债务延续路径；非标作为过去城投公司重要的融资补充渠道，成为各地弱资质平台的重要“补血”方式，因其非公开性，成为近年城投违约首先出现的类型，从而易形成资质较差-发行非标产品-产生负面舆情-再融资能力下降的负反馈机制，存续非标的接续以及如何压降成本将是各地债务化解要解决的问题。

风险舆情多发地2022年城投有息债务净融额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城投债务规模的收缩一方面与地区集中建设期已过，债务扩张需求减弱，另一方面也与政府严控新增债务规模以及外部融资渠道收紧有关。从债务的分布来看，西安的债务压力主要集中在八大开发区，以曲江新区和西咸新区的流动性压力为最；潍坊则主要集中在滨海经开区以及下属的部分区县；昆明的债务压力主要分布在市区平台。

地区金融资源可对地区短期资金周转提供援助，以银行资源作为地区金融资源的衡量标准来看，省级层面除云南金融资源相对有限外，河南、山东、湖南、贵州和陕西等地金融资源尚可。市级层面，西安、贵阳、昆明和潍坊金融资源相对丰富，境域内拥有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数量较多，且2022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均在1万亿以上，湘潭、洛阳等地金融资源一般。但由于城投数量众多，“摊子”铺的太大，实际情况中难以及时调动当地金融资源进行化债，但可为各地长期的债务化解预留一定回旋余地。

（二）投资端：投资效益偏低，部分地区存在过度投资或无效投资的情况，地区新旧动能转换后的经济增长压力仍存

地区政府和城投举债，主要资金投向为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风险舆情多发地涉及的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各地区发展现状差异较大。

潍坊工业基础较好，装备制造业是地区的传统支柱产业，近年积极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全市着力打造动力装备、汽车制造、高端化工、食品加工、新一代信息技术等5个千亿级产业链。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推进下， 2020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快，对经济形成拉动作用，但增速波动较大，产业集群态势正在形成但规模效应尚不显著，产业动能转换带来的经济增长压力仍存。

昆明工业较为薄弱，依托区域内磷、盐、铜、铁等矿物资源，发展了冶金、化工等传统工业，烟草产业为全市地方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地区发展高度依赖包括旅游、地产在内的第三行业。2019年昆明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高达32.37%，位居全国第二，2021年这一数据为29.8%（2022年昆明市房地产投资规模未披露），占比依然较高。2022年地产行业下行，同期昆明房地产投资增速同比下降30.8%，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同比下滑70.44%，同年地区税收收入同比下降7.49%，暴露出产业结构脆弱的问题，为后续化债缺乏产业抓手埋下隐患。

贵阳市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区域创新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能源及旅游资源富集，产业发展仍以传统的工业为主。地区承载西部大开发、民生和脱贫等多重任务，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具有必要性，但受特殊地貌影响，工程施工难度较大，基建造价成本高，2013-2017年，贵州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在20%以上，2018年降至15.8%，2019年以来投资增速大幅下滑，但贵阳市前期铁路、公路等基建项目的投入回报期限长，前期投资难以在短期内转化为产业、税收、人口等经济效能，近年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产业保持高速增长，但占贵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不高，产业孵化成果仍需时间检验。

西安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区域经济对旅游行业的依存度较高，近年旅游业收入受外部特殊环境的影响波动较大，西安的舆情主体也多与旅游行业相关，2023年以来旅游业呈现复苏景象；此外，西安拥有电子信息、汽车、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食品和生物医药等六大支柱产业，也拥有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各行业知名企业，可以说西安的经济发展是有相应的产业做支撑的，但西安八大开发区[4]目前存在一定同质化竞争的情况，需关注区域后期的产业分工及产业协调效果。

湘潭是传统制造业基地，湘潭市工业体系完备，产业基础厚实，形成装备、钢铁、汽车等特色产业。经过动能转换和产业转型，湘潭市重点构建了“1+4”[5]特色产业体系，近年湘潭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维持较高水平，高技术制造业[6]增加值表现亮眼，培育和引入了湖南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吉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项目）等企业，产业转型初见成效。但湘潭市前期无效投资的情况较显著，湘潭市某位落马市委书记曾不顾财力在全市大拆大建，但多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无疾而终，前期项目建设资金从何而来？其开出的解药是创新融资渠道，大开举债阀门，为地区后续的债务高筑写下伏笔。

洛阳市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境内已探明矿产资源106种（含亚矿种），钼矿储量居全国首位，为世界三大钼矿之一，洛阳市围绕钼矿等传统优势矿山资源，涌现了一系列上下游企业，涉及钢铁、军工、石化等多个行业，产业整体偏重工，较难生长出配套的产业链，近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产业转型存在较大压力。

人口流入方面，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助力且地产市场的繁荣有赖于对人口的吸引力，贵阳和昆明作为省会城市，对人口流入具有一定吸引力，但近三年人口增长率放缓，原因在于省会对周边省份的人口吸引力并不大，省会的人口增量主要来自省内其他州市的人口流入，而地区产业转型亮点不多，短期内难以吸引大量劳动力流入，人口难以大幅增长。而潍坊、湘潭和洛阳等普通地级市，对周边地市人口的吸引力更是一般。

总结来看，风险舆情多发地一方面是产业发展需要配套基础设施等的持续投入，致地方政府和城投举债建设推高地区债务规模，另一方面建设过程中却存在过度或无效投资情况，且近年地区产业转型对人才的吸引力度一般，整体致平台的债务增速与区域经济发展增速和质量等相背离，为后续舆情突发埋下隐患。

（三）财政端：房地产市场下行，土地财政遇冷，2022年各地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大幅下降，对债务保障程度减弱

土地出让规模是地区经营成果的有力体现，且在产业发展不达预期的情况下，土地出让金收入可对地方财政形成重要补充，而房地产市场的走向则决定了地区土地出让的景气度。但2022年起房地产下行趋势明显，各地房地产市场发展欠佳。昆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由2021年的-5.1%下降至2022年的-30.8%；贵阳市2022年商品房市场持续降温，全年商品房成交面积及成交金额同比分别下跌26.09%及28.00%；潍坊市2022年房地产开发投资778.1亿元，同比下滑11.1%；西安市2021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7.0%，2022年虽增长6.5%，但仍不达2020年规模；湘潭市2022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3.5%，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4.3%；洛阳市2022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510.3亿元，比上年下降9.8%。

地产行业下行，房地产企业陆续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房企拿地步伐减慢，引致地区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下降显著，而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作为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进一步带动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下滑。近年风险舆情多发地土地出让收入的波动对各地地方政府经营收入的波动影响较大，2022年，除贵阳市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小幅增长外，昆明、洛阳、潍坊、湘潭和西安等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下滑，各地地方政府经营收入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对债务的保障程度有所减弱。

在地区债务规模高企、产业增长承压的基础之上，区域房地产市场下行，土地财政遇冷，产业、人口、土地无法形成良性循环，地方化债缺乏有力抓手，地区资源对债务的保障程度较弱。

整体来看，风险舆情多发地经济发展现状差异较大，但或多或少涉及到债务推动的项目效益未达预期、新旧动能转换后的经济增长压力仍存、人口吸引力一般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且地方财政对土地收入依赖很大，随着土地收入的下滑，财政对债务的覆盖程度逐步减弱等问题，此外叠加各地债务管控措施不足、部分政府官员贪污腐败、金融资源不能及时提供资金援助等影响，致各地信用风险事件频发，但近期中央及各地的一系列化债措施，又一定程度给各地城投平台注入了信心。

三、城投债务风险化解措施

虽然地方债务问题仍较突出，信用舆情事件频发，但随着我国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制度体系的建立，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无序举债的蔓延扩张态势得到初步遏制，下文从中央及地方层面分别介绍债务风险化解的主要举措以及市场反应。

（一）中央层面：新一轮特殊再融资债券置换助推地方债务风险化解

为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中央层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并开展多轮债务置换，为地方化债提供政策引导及支持。自2019年以来，财政部已开展三轮债务置换工作，2023年在地方隐性债务化解进度不及预期、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加大、部分债务压力较大地区迎来偿债高峰等背景下，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一揽子化债方案”，10月财政部启动了新一轮债务置换工作，此次特殊再融资债券发行规模远超前两次债务置换规模，且贵州、云南、内蒙古、湖南等信用风险事件频发的区域特殊再融资债券发行规模均已超千亿元，促进地方化债进程加快，湘潭等高债务风险地区拟提前兑付高票息债券，贵州、陕西部分地区提出打折兑付非标债务，特殊再融资债券的发行对于地方债务风险缓释起到了积极作用，可有效降低存量债务成本，缓解城投平台短期流动性压力。

优化央地政府债务结构，缓解地方财政收支压力，降低地方债务风险。我国中央政府债务负担较轻，地方债务压力较大，今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提及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10月24日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决议，明确中央财政在今年四季度增发1万亿元国债，资金主要用于灾后恢复重建等方面，资金由中央转移支付给地方使用且中央财政承担还本付息，不增加地方财政负担，此次增发特别国债有利于增加地方可支配财政资金，优化债务结构，降低地方债务风险。本次增发国债主要面向京津冀等受灾严重地区，受益区域范围相对有限，但在地方化债加快推进下，中央财政加码空间或增大。

强调金融支持地方债务化解，央行提供SPV支持缓解流动性压力。2023年11月以来，央行多次提到金融机构与融资平台开展协商，通过展期、借新还旧、置换等方式，合理降低债务成本，优化债务结构，虽然2018年财政部的隐债化解方案中即已提到债务重组，但预计此后金融机构在地方债务降息展期中将起到更加突出作用；同时央行提到，必要时，将对债务负担相对较重地区提供应急流动性贷款支持，为地方债务偿付提供了流动性保障。此外，针对舆情频发的贵州、山东地区，中央发文指导地方化债，鼓励与金融机构协商化债，并给予新增地方债限额等支持，为重点地区债务化解提供了政策支持。

但是仍需关注，特殊再融资债券发行规模亦在法定债务限额约束之下，相较城投债务规模而言仍是杯水车薪，且应急流动性贷款支持主要用于应对短期流动性压力，地方债务的化解仍需地方政府切实承担化债责任。

（二）地方层面：地方政府承担地方债务化解的主要责任，开展全口径债务监管，“化解存量”和“遏制增量”并举

遏制增量：遏制增量是化解存量的前提。截至2023年10月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首次突破40万亿元，根据Wind、中证鹏元整理数据，2023年6月末城投有息债务余额达到65万亿元，较2021年末增长20.00%，地方债务规模持续扩张，遏制债务增量势在必行。根据2023年11月14日财政部辽宁监管局发文，将法定债务、隐性债务、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和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等5类地方债务全部纳入监管范围，开展全口径监管。

目前地方政府债券均在债务限额管控下进行，地方政府对于城投债务的管控则以融资总量、融资成本、融资结构管控为主。各地政府依据地区实际情况制定了债务管控机制，以江苏地区城投债务管控为例，首先，融资总量管控：债务管控范围包括政府债务、隐性债务以及经营性债务，严禁新增政府隐债债务，新增经营性债务规模原则上要与地区名义经济增速、项目投资预期回报、偿债能力等因素匹配；其次，融资成本管控：各地政府建立融资平台公司融资成本监测机制，探索二级市场债务估值管理，引导一级市场债券发行成本合理下行，实操中存在设立融资成本红线情况；再次，融资结构管控：提高银行贷款类和标准化融资产品比重，稳步压降非标类融资占比。

近期城投各渠道新增融资政策全面收紧，金融机构向融资平台新增融资额需提级审批，严禁平台多头无序融资；2023年10月以来，城投债审核政策进一步收紧，未来城投债将以借新还旧居多，新增债券额度的难度较大，且部分地区开始提前兑付债券，2023年10-11月城投债净融资额分别为284.37亿元和-697.53亿元。

四、化解存量

地方对于城投债务的化解基本在2018年财政部提出的六种债务化解方式的框架内，其中财政资金偿还、国有资产处置、项目收益偿还、与金融机构协商债务展期、借新还旧、置换等方式使用频率较高，为地方债务化解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同时，地方债务管理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为地方债务化解提供了有力抓手。

下表列举了发生信用风险事件较多的贵州、云南、山东、河南、陕西、湖南等地的主要化债方式，在中央资源支持基础上，各地逐步建立健全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体制，加强债务风险防控；同时地方减支增收，充分利用地区资源禀赋，盘活资产，助力债务化解，比如贵州的“茅台化债”、云南的“云南白药化债”都是极具地方特色的债务化解方式；金融机构为地方债务风险缓释提供了重要支持，各地积极争取金融机构资源，通过展期、借新还旧、置换等方式，延长债务期限、降低债务成本，腾挪债务端以时间换空间。

但是上述化债方式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与金融机构协商降息展期置换等举措，是地方有效降低利息成本且平滑短期债务压力的主要方式，但是存量债务实际并未得到化解；财政资金的使用需要在预算法规定下执行，财政资金腾挪空间有限，且地方债务化解较大程度依赖土地出让金，随着土地市场降温，土地出让收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债务化解难度加大；同时地方国有资产、股权等可供出让资源有限，且地区资源禀赋存在差异，盘活资产可提供的化债资金较为有限；由于多数城投资金投向公益性项目，可产生稳定现金流的项目占比不高，大部分项目难以产生充足收益覆盖债务。整体来看，债务的化解需要财政与金融相结合，金融的支撑为债务压力中短期平滑提供助力，长期债务的化解仍需依靠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动财力增长来解决。

在今年7月以来中央“一揽子化债”及配套政策支持下，地方债务风险缓释，城投债安全边际提升，信用风险舆情频发地区城投债二级利差亦大幅收窄且收敛至历史较低水平。分区域来看，云南各级别的城投二级利差虽仍处于高位但均呈现大幅收窄态势，且多家城投一级发行触发高倍数认购，票面利率显著下行，大幅降低了云南地区城投融资成本；贵州各级别二级利差均呈下行态势，但AA级别贵州城投债二级利差仍处于高位，贵阳部分地区城投二级利差逆势上行，可能与非标舆情频发、估值波动风险较大等因素有关；陕西AA级别城投二级利差降幅较高，宝鸡、铜川等地级市核心平台利差降幅较高。此外，山东、河南、湖南等信用舆情事件频发地区城投二级利差均有不同幅度收窄，且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同时，部分高债务风险地区开始提前兑付高票息债券或提出打折兑付非标债务，但是考虑到“一揽子化债”政策仍在逐步推进实施中，有限的化债资金对于债务偿付仍存在压力，信用舆情事件仍时有发生。需关注的是，虽然短期内城投债信用风险相对可控，但长期来看，对于债务压力大、地区经济财力弱、非标债务占比高的区域来说，仍可能发生信用风险舆情事件，造成估值波动风险。

对于风险舆情区域，中央层面给予了政策倾斜以及资金支持，地方政府也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化解债务，但是相较庞大的债务体量而言，化债资金仍较为有限，城投债因其违约的重大影响而偿付优先级较高，相较而言，非标、票据等债务偿付处于劣后次序，故而在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加大的情况下，2023年又成为了非标等信用风险舆情爆发的大年。目前我国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制度体系已经建立，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化解高度关注，在政策引导以及债务全面监管基础上，利用特殊再融资债券置换、优化央地政府债务结构、强调金融化债、提供SPV支持等多重举措，助力地方债务风险缓释；地方政府作为债务化解的主要力量，遏制增量与化解存量并举，建立健全地方债务管理体制，合理利用财政与金融相结合妥善化解债务，金融的支撑为债务压力中短期平滑提供助力，但长期来看，最终城投演绎逻辑仍会回归基本面，债务的化解需依靠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来解决。

[1] 持续逾期的定义为：距名单披露日（月末最后一天）6个月之内出现3次以上付款逾期且截至披露日有逾期余额，或披露日所在月份的当月出现了付款逾期的承兑人。

[2] 港澳台地区未纳入比较范围。

[3] 2023年3月21日，潍坊市人民政府与鲁信集团、省农信联社、省财金集团、省新动能基金公司、省农业担保公司、省投融资担保集团、恒丰银行、省财欣公司等8家省属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内容涵盖信贷投放、债券发行、担保增信等方面。

[4] 西安八大开发区分别为高新区、经开区、西咸新区、曲江新区、国际港务区、航空基地、浐灞生态区、航天基地。

[5] 湘潭“1+4”特色产业体系即即一个重点支柱产业（智能装备制造业）和四大重点产业（汽车及零部件、食品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

[6] 湘潭“1+4”特色产业体系即即一个重点支柱产业（智能装备制造业）和四大重点产业（汽车及零部件、食品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