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背后的真相：美国人均消费是中国的5.17倍？

原创 野望谷 2025-05-16云阿云智库•关税战

导读：美国人均消费是中国的5.17倍。美国以不到中国1/4的人口总量，创造了接近中国1.3倍的个人消费市场。若放到世界上，美国则是以占全球4%的人口总量，贡献了全球近30%的个人消费市场。

2024年，美国总人口3.4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54万亿美元（按最新汇率折人民币约61.5万亿元），相当于人均一年消费了人民币2.5万美元（折人民币约18.1万元）；

2024年，中国总人口14.1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8万亿元，相当于人均一年消费了3.5万元。

美国人均消费是中国的5.17倍。美国以不到中国1/4的人口总量，创造了接近中国1.3倍的个人消费市场。若放到世界上，美国则是以占全球4%的人口总量，贡献了全球近30%的个人消费市场。

这种悬殊到令人咂舌的数据，也就间接回答了一个长期困扰世人的问题：为什么美国能够屡屡以进口关税为筹码，轻轻松松就拿捏住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出口乃至整个经济的命门。

但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美国人的消费能力为什么这么强？难道就是因为所谓的美国人收入水平高，美国人向往及时行乐、习惯于提前透支消费，美国消费信贷氛围浓厚，美国社保体系健全、居民无后顾之忧，美国占据全球产业链高端、可以通过科技霸权抢走利润大头这些原因吗？

这些说法固然没错，但并没有触及根本。美国人的消费能力之所以强大，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真相——“汇率”！

简而言之，美元具有一种超越人民币、超越任何其他国家货币的“魔幻”购买力。再说通俗一点就是：美元的钱更加“值钱”，使用美元的美国人是生来就赢在了起跑线上。

【一】

为了解释清楚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搞明白汇率是怎么形成的。

先讲个小故事：

话说在远古时代，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叫刀国、一个叫贝国。两国的人口数量、资源禀赋、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完全相同，两国人都是靠种植红薯养活自己，相互之间也可以完全自由地进行贸易。刀国政府发行的货币叫刀币，贝国政府发行的货币叫贝币。

刚开始时，两国每年分别都只能产出1000个红薯，所以刀国和贝国也就分别在本国发行了1000枚刀币和1000枚贝币。如此一来，一枚刀币刚好购买一个红薯，一枚贝币也刚好购买一个红薯，刀币和贝币的购买力是等同的。

因此，不管哪一国人想要到对方国家去旅行，那么他兑换货币的汇率都是1：1。为了保证两国间人员往来和货物流通的顺畅，刀国和贝国就达成了一项协议，把刀币和贝币的官方汇率锁定在1：1。

但几年后情况有了变化，刀国人发明出了一种新的种植技术，一年可以产出2000个红薯了。可此时刀国政府发行的刀币总量并没有发生变化，还是1000枚。

于是，刀国红薯的价格就发生了下跌，一个红薯只能卖到0.5刀币。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成是刀币的购买力上升了，一枚刀币可以买到2个红薯了。

此时，一些嗅觉灵敏的人就闻到了商机。因为一枚贝币在贝国只能购买一个红薯，可把它按照1：1的官方汇率兑换成刀币后，就可以购买两个红薯了，套利空间足足有一倍。换句话说，就是刀币的购买力超过了贝币，所以持有贝币的人就会想方设法把手里的贝币换成刀币。

随着套利的商人越来越多，贝国的货币严重外流，刀国的红薯严重外流，这让两国政府都十分头疼。最终，两国都认识到问题是出在了不合理的汇率上：既然刀币的购买力是贝币的2倍，那么刀币的币值就应该是贝币的2倍，刀币与贝币的兑换汇率就应该是1：2才对。

于是，两国政府重新约定，把刀币和贝币的官方汇率确定为1：2，刀币大幅升值、贝币大幅贬值。同时，考虑到未来两种货币的币值仍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因此两国政府决定不再设置固定官方汇率，而是允许汇率根据市场变化自由浮动。

自此，两国商人间套利的乱象也便销声匿迹。

上面这个小故事，其实就传递出了古典世界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购买力平价定律”（也叫“一价定律”）。

购买力平价的意思就是：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是由他们各自的购买力大小决定的；按照以购买力平价为基准的汇率进行兑换之后，不同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应该完全等同。

假如每个国家的货币发行量都是固定的话，那么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之所以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本质上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发生了相对变化。越是生产力水平高的国家，它创造的物质总量就会越多，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也就越强，它的货币相对于其他货币的汇率也就自然会升值。

最终，这个国家就会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同时，生产力水平变高也会造福这个发达国家的国民，因为国民用相同的钱可以换取到的物质更多了，也就是手里的钱更“值钱”了。

但这种幸福往往只是暂时的。

由于是自由国际贸易、自由货币兑换，所以这个发达国家超额生产出的商品就会被其他国家的人“买走”。但同时，由于这个发达国家的货币在世界上的换汇需求度依然很高，所以汇率也会相应走高。

假以时日，这个发达国家的国民就能凭借本国更强大的物质创造能力和币值高企的货币，消费上来自全世界生产的各种五花八门的丰富商品。但是就单一某种商品的价格来说，这个发达国家国民面前的物价水平跟其他国家国民面前的物价水平并不会出现差异，否则这个发达国家国民应该享有的物质极大丰富状态也就无从谈起了。

最终，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汇率就会达到一种均衡状态——

即不管汇率如何变化，名义总价值相同的两种货币所对应的购买力（币值）最终都将逐步趋同。

比如，一包方便面如果放在中国的超市里是卖7元钱，那么按照人民币兑美元7：1的汇率换算后，它在美国超市里的售价就应该是1美元。

——这也就是购买力平价理论（一价定律）的完美体现。

【二】

2024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4.42万美元，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4.13万元人民币。按照当前美元兑人民币平均约1：7.2的汇率，将货币单位统一之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是中国的7.7倍。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定律，美国人在物质层面上的“获得感”就应该正好是中国人的7.7倍。听起来，这似乎也的确符合人们对于美国是一个老牌发达国家的传统印象。

但很可惜，并不是真实的情况。

多年以前，《经济学人》杂志曾做过一个调查：

它发现一个巨无霸汉堡在中国商店里的平均售价是14.5元人民币，这个价格按当时的汇率（约1：6.6）折算成美元后大约就是2.2美元；可同样一个巨无霸汉堡在美国商店里的平均售价却是3.7美元一个，按当时的汇率折算后大约是在中国售价的1.7倍。

换句话说，就是当时1：6.6的汇率并不符合购买力平价定律，美元在美国的真实购买力其实并没有达到相同金额的人民币在中国购买力的6.6倍那么高，美元的币值被严重高估了，人民币的币值也被严重低估了。

如果把一个巨无霸汉堡当成标准参照物的话，那么当时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应该是1：3.9才算合理（14.5元人民币÷3.7美元≈3.9倍）。

基于这个发现，《经济学人》总结出了一个叫做“巨无霸指数”的概念：也就是通过比对中美两国常见社会消费品的物价水平，来衡量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水平较真实购买力平价的偏离程度。

类似的情况还不止发生在中美之间。就拿我们熟悉的比亚迪新能源车来说吧：

同样一款比亚迪车型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指导价可能是12-15万元人民币；可到了日本、澳大利亚就会被标到20-30万元人民币，到了韩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瑞典就会被标到30-40万元人民币，到了新加坡甚至会被标到85-100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均根据当前最新汇率折算）。

显然，在面对完全相同的一款比亚迪新能源车时，这些发达国家国民手中持有的本国货币并没有按照当前官方汇率兑换成人民币后那么“值钱”。

当然了，新能源车作为一种特殊大件商品，会遇到诸如关税成本、运输成本、本地化厂租和人工成本、本地化改造成本、跨国市场准入成本等等多种成本叠加，并不能简单地做算术比对。可即便如此，似乎也不该动辄就能将比亚迪汽车的售价翻上好几倍，甚至可跟特斯拉不相上下。

为此，业界也仿照“巨无霸指数”的逻辑，发明出了一个叫做“比亚迪汇率”的概念：也就是通过比较同款比亚迪车型在扣除一些非标准化成本后在不同国家市场的可比售价，来衡量人民币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水平较真实购买力平价的偏离程度。

无独有偶，同样指出这一现象的还有经济学家卢麒元教授。

卢麒元有一个著名观点叫做“1：3汇率论”。他认为，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当前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应该是在1：3.5左右才算合理，也就是1美元应兑换大约3.5元人民币。

讲实话，卢麒元的“1：3汇率论”并非空穴来风：

2024年，中国GDP总量134.9万亿元，这按当年官方汇率折算后相当于18.9万亿美元。同期，美国GDP总量29.2万亿美元，中国只有美国的65%。

可若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购买力平价数据来计算的话，2024年中国GDP总量已经达到了35.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2倍，同时也是按官方汇率计算值的1.86倍。

据此估算，官方汇率下的人民币币值大约被低估了近一倍。若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话，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似乎就应该是在1：3.5左右。

更有甚者，前几年有位来自复旦大学的教授叫陈平，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道：

“在中国每月月薪为2000元人民币，过得要比在美国拿着每月3000美元好”。按照彼时大约1：7的汇率，3000美元兑换成人民币那就是2.1万元。

若按照陈平的意思，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似乎应该彻底颠倒过来了，非但不该是1美元兑换7元人民币，反倒应该是1元人民币兑换1.5美元。为此，热心的网友们特地为他发明了一个叫做“陈平不等式”的说法。

不过，彼时网友们谈起“陈平不等式”还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揶揄笑料，觉得这只是陈平为了博出位而有意夸大其词。一直等到了2025年初中美两国年轻网友们在小红书上“对账”，才猛然惊觉陈平教授当年的说法并不是多么地言过其实。

前不久，我的一位朋友从美国芝加哥旅行回来后对我说：

在芝加哥机场使用行李箱手推车的单次价格是8美元多，而这种手推车在中国的所有机场里都是免费提供的；他在芝加哥街边小巷里点了一份再普通不过的拌饭，售价近30美元，而相同品质的拌饭如果在北京上海深圳最多也就卖20元上下；他在芝加哥租车自驾，入住的所有酒店都要对这辆车收取一天多达几十美元的停车费，而在中国几乎没有酒店会对入住客人收取停车费用。

由此看来，“陈平不等式”所表达的——在中国人手中的2000元的消费力甚至要强于在美国人手中的3000美元的消费力——并非是一句毫无根据的妄言。

尽管按照官方汇率折算的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中国的7.7倍，可这并不能代表美国人可以享受到的物质富裕程度就是中国人的7.7倍。

【三】

既然美元在美国的真实购买力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强，那为什么我们还会感觉美国人如此富有、甚至是奢靡呢？

其实，这本质上是由于我们身处观察者一方所形成的“观察者偏差”所导致的：

由于我们是立足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来观察美国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往往不能切身体会到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物价水平，我们能直观感受到的大多是美国对中国的强大进口能力。

2024年，美国自中国的进口总额是5200多亿美元，这其中大约有近40%都是需要在美国完成二次加工的中间工业品，只有剩余60%多、也就是价值3000多亿美元的商品才会被送到商店里直接面向美国消费者出售。

而3000多亿美元相对于美国全社会8.54万亿美元的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说，占比不到4%。

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他日常主要的消费支出还是那些只能依赖本地化提供的房租、餐饮、出行、物业、通信等等，而这些消费品的物价其实并不便宜。毕竟，构成这类食品的成本主要都是美国本就高昂的房租、人力、物流成本。

只有当这个美国人在商店里购买进口自外国的商品、特别是进口自中国的商品时，他才会由衷地感叹便宜。

就像前面说的那碗拌饭，它在中国一线城市的售价顶多也就是20元。假如有中国商家愿意把这碗拌饭制作成预制菜后打包出口到美国，即使加上中途各种物流仓储费用、关税、在美推广销售费用等等，最多也就是翻个三四倍、按相当于人民币70元（约折合10美元）一碗的价格在芝加哥商店里售卖。

可即便如此，这也只相当于芝加哥本地现制同品质拌饭售价（30美元一碗）的1/3。

所以当立足于中国人的视角看待时，我们才会觉得美国人如此有钱：看到电视里自己心仪的球队输了比赛，一言不合就砸电视机；一件漂亮的大衣买过来，还没穿一年呢就要扔掉换新的。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些出产自国外的商品在美国人眼中实在是太便宜了。一个美国人砸电视机、扔新买大衣的感受，就跟我们生气时砸一个饭碗、一条内裤穿洗几个月后就想换条新的一样稀松平常。

可这并不能证明美国人的生活质量有多么高，因为他用于购买电视机、新大衣的花销在他总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实在是太小了，而他那些住宿、餐饮、出行等大头消费支出的物价水平其实并不低。

同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美元和人民币之间汇率的不合理：

当前平均1：7.2的官方汇率水平严重偏离了两种货币在各自国家的真实购买力，人民币的币值被严重低估，美元的币值被严重高估。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确还赶不上美国，但这并不足以导致两种货币之间高达7倍的币值差距。

也正因如此，才会让一款中国生产的商品按人民币计价并出口到美国后，既能让中国的生产厂家感觉挣到了巨额利润，又能让美国的消费者感觉捡到了个大便宜。

【四】

造成汇率被扭曲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水平和局势稳定程度——

经济实力越强、社会局势越稳定，全世界希望来这个国家投资的商人就越多，对这个国家的货币需求就越旺盛，这个国家的货币也就会相应升值。

再比如一个国家的国内利率水平——

利率越高，短期内就能吸引到越多的国际投资者，这种货币也就会相应升值。（但长期来看，高利率环境又会压制该国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收缩该国的金融市场银根和资本市场流动性，导致该国经济增长受阻、前景预期不振，从而会造成资本流出、货币贬值。）

再比如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享有超然地位时，它的币值就有可能脱离“基本面”，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美元——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能够全球通行的储备货币，只有美元具有超越主权的特征，而其他货币都是要从属于某个主权的；只有美元是世界级的“一级货币”，而其他货币都只能是国家级、区域级的“二级货币”。这就使得美元成了全球唯一一种能够像黄金一样被当成“贮藏品”的法定货币，美元的币值也因此才能经久不衰。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几种原因归根结底都是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可货币作为政府发行的一种“丹书铁券”，它的币值和汇率不可能只受到市场之手的调节，有时候来自非市场之手的干预程度会更大。

其中，对汇率影响最大的一种非市场干预手段，就是货币当局的“外汇管制”。

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我们的外汇管制是相对严格的，经常账户下的国际贸易还有一定的外汇自由流动空间，而资本账户下的跨境投融资则是处于严格管制状态的。

既然人民币和外币之间的交易本就不是完全市场化的，那么以购买力平价理论衡量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也就成了没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空中楼阁。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究竟会往何处走，并不是基于市场的自发选择和供需调节，而是基于管理者是希望它升值、还是希望它贬值。

对此，卢麒元教授曾有一句非常凝练的概述：

“一般而言，资本开放的国家，汇率由市场供需决定。不过，对于未资本开放的国家，汇率由本国货币当局决定。其中，离岸的部分有一定的市场交易影响，而在岸的部分则完全取决于外汇管理政策。”

比如，对于外贸行业来说，它的生产主要是在国内完成的，它的成本和利润也是相对于国内而言的，所以它的销售计价也自然是以人民币为基准的。因此，出口商品按官方汇率所折算出的美元标价，就必然会大大偏离美国社会的实际物价水平。

有幸的是，这种偏离总体上是朝着低于美国社会平均物价水平的方向去的，所以美国的消费者才如获至宝，中国的出口商也才乐见其成。

【五】

但问题是，这种严重偏离了真实购买力平价的汇率，究竟是一时的饮鸩止渴、还是的的确确能够长期利好我们的经济呢？

必须承认，以外汇管制的方法让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包括其他外币）处于一种低汇率状态，确实有利于我们以产品价格优势抢占国际市场，有利于扩大出口外贸，从而既能带动国内经济增长、创造外贸相关就业，又能给国家创收巨额外汇储备。

但这么做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

比如，这么做会压缩了外贸企业的应得利润，埋没了我们因为经济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而本应该享有的获益空间，让国内劳动者的辛勤和智慧没有得到对等的回报；

再比如，这么做会让出口企业陷入内卷式的、“窝里斗”式的低价竞争困境，总是使尽招数以低价策略、甚至是倾销手段抢订单、抢市场，而不去研究如何改进产品质量、改善生产效率，这既是竭泽而渔的不当竞争，又容易在国际上滋生贸易纠纷；

又比如，这么做会继续强化我们对出口、对外贸的惯性路径依赖，使人们无法将心思真正放在提振国内消费、扩大内需上；

还比如，这么做看似是给国家贡献了巨额创汇，让我们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但由于我们所储备的外汇基本都是美元，这就使得我们被迫要承受美国货币政策的牵制，有时还要被迫吸纳美元超发贬值所带来的后果。

相反，如果我们能够理性看待货币购买力平价所指示的真相，让人民币相对美元的汇率升值到合理水平，那么反倒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利好。比如：

可以提高我们制造企业的利润，提高广大劳动者的回报，提高国民收入和福利待遇，从而不仅有利于提升民众幸福感，而且还有利于夯实“居民财富”这个扩大内需的最基本动能；

可以降低我们采购国外重要矿产资源、关键技术和原料的成本，从而通过经济手段来破解一些被外国“卡脖子”的问题；

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以更低廉的价格享受到来自全球的优质商品，而这同时也能间接培育我们的消费文化，并减少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可以让企业把心思转换到迎合市场需求、改善产品质量、提高产品附加值这些正道上，把视线瞄向价值链的高端，停止过去那种唯价格是论的恶性循环，倒逼企业加速实现技术的革新迭代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低附加值的过时增长模式；

可以让中国企业获得更多“走出去”的资本，不仅巧妙化解了国内的过剩产能，而且能让中国企业真正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赚取来自全球范围的利润，有朝一日也能让中国人的GNP超过中国的GDP；

可以增进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强势地位，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扩大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非但不会造成资本的出逃外流，反而会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增持人民币、投资中国市场。

最重要的是，这样做并不会给出口造成负面影响：

因为虽然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或许不存在了，但是庞大的国外市场需求毕竟还摆在哪里，我们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短期内谁也取代不了，所以届时我们以美元计价的出口总额有可能还会更大，我们的企业和劳动者只是拿回了本就属于自己应得的利润而已。

【六】

时至今天，很多人一谈起人民币升值，就会不自觉地拿80年代日本签署《广场协议》的“屈辱”经历来说事，以此提醒人们千万不要重蹈日本当年的覆辙。

殊不知，美国当年发起《广场协议》的初衷是促使美元贬值、平衡美国的国际账户收支。美国是跟英国、法国、日本、联邦德国这四个发达经济体同时签署的《广场协议》，并不是只针对日本。

相反，日本当年还是支持《广场协议》的主要推手。因为日本政府认为，日元的升值将有利于日本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广场协议》是1985年签署的，要明白，在此之后的5年才是日本真正独步全球的5年。“卖掉东京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故事是发生在1990年前后，而不是发生在《广场协议》签署之前。

后来日本经济之所以一蹶不振，根本原因是日本经济过热后泡沫破裂、是日本失去了新的增长动能、是日本人口增长陷入了停滞。至于《广场协议》所带来的日元汇率升值，甚至连根导火索都算不上。

所以说，把《广场协议》说成是日本衰退的原因，那是地摊上卖两块钱一本的阴谋论小说家的论调。

更何况，日本经济衰退并不能跟日本民众的财富缩水划等号。

正是有了《广场协议》才让日本真正开始了全球化布局，也才有了后来“日本在海外再造了一个日本”的说法。日本人的口袋里装的是来自全球的利润，而这些财富并不会体现在日本这个国家的GDP上。

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有一个观点：汇率升值是发展中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手段，因为它能倒逼企业从拼价格转向拼技术和拼品牌。

而我的看法比丹尼·罗德里克还要激进：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顺应形势变化容许自己的货币合理升值，那其实就是在把自己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的机会拱手相让。

上大学时，我曾有幸在现场聆听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蒙代尔的一场讲座。

蒙代尔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货币不可能三角”理论：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这三个目标，而最多只能同时实现其中两个目标。

根据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论，各国都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货币政策组合：

有的选择要保住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为此甘愿牺牲汇率稳定，实行浮动汇率制，比如加拿大、巴西；

有的选择要保住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为此甘愿放弃货币政策独立自主，实行固定汇率制（通常是锚定美元），比如沙特、中国香港；

有的选择要保住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为此就要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实行外汇管制，比如世界上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包括我们。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并不是有意让人民币币值处于被低估的状态，而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年代里，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做大外汇储备、防止资本外流而采取了外汇管制，进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所被动造成的结果。

多年以来，我们的外汇操作追求的是“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也就是根据国内货币政策的需要，让人民币能够“在该升的时候升、在该贬的时候贬”，而并不会太多考虑人民币相对于其他货币的真实价值。

进一步说，我们的货币政策目标共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就业充分、国际收支平衡。其中，“国际收支平衡”所针对的就是几十年前资本外流、外汇紧缺的情况，它主要防止的是国际收支天平倒向收不抵支的账户亏损状态，而并不会太过在意国际收支天平倒向收大于支的账户盈余状态。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就通过出口贸易实现了经常账户的长期巨额顺差。如果购买力平价定律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这就会在客观上对人民币构成长期升值的压力。

可由于外汇管制的存在，人民币升值的苗头始终无法真正抬起来。事实上，正是人民币在国际上不能享有符合自己真正地位的汇率待遇，才是导致过去一些宏观调控举措效果不理想、甚至是事与愿违的根源。

再者说了，允许人民币汇率合理升值与坚持外汇管制，这两者之间其实并不矛盾。

因为这种升值仍将是在货币当局的主导下完成的，它只是货币当局为了尊重市场均衡、顺应市场变化而主动采取的干预。在人民币的汇率区间大幅升值之后，货币当局仍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边际调控，让人民币继续能“在该升的时候升、在该贬的时候贬”。

更何况，外汇管制状态下的离岸人民币市场规模本就很小，以我们强大的经济体量和外汇储备作后盾，主管部门想要调控汇率、实现人民币合理升值其实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

参考资料：云阿云智库、长江商学院、渐进投研、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