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变局之中国如何最大化实现全球领导力

原创 李桂松 云阿云智库•十五五规划课题组

核心观点导读

百年大变局，乃是一个伟大的、艰巨的、长期的历史进程，其性质是破旧立新，其道路是曲折前行，其前途是光明的，然其过程必是持久的。我们必须认清其帝国主义秩序衰亡与新秩序诞生的本质，必须承认其过程中斗争与合作的复杂性，必须建立“持久战”的战略信心，方能于此大变局中看清方向，站稳立场，争取一个于世界人民有利的光明未来。

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实现全球领导力的历程表明：一个国家要实现全球领导力，必须善于把握历史机遇，具有战略耐心和定力，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并能够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国际公共产品。这些历史经验对今天中国在百年大变局中提升全球领导力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百年大变局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和提升全球领导力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应当把握这一机遇，以持久战略耐心和历史耐心，稳步推进全球领导力的提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中国坚持正确的战略方向，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就一定能够在百年大变局中最大化实现全球领导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一部分

百年大变局之建立世界新秩序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局之中。世人皆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然则此变局为何？其核心何在？其前途若何？是如悲观论者所言，必陷于世界大战之深渊，循环往复而不可逃？抑或如速胜论者所盼，可旦夕之间一蹴而就，寰宇即刻大同？种种疑问，萦绕于众人之心。

吾以为，二者皆是错误之观点。百年大变局，乃是一个伟大的、艰巨的、长期的历史进程，其性质是破旧立新，其道路是曲折前行，其前途是光明的，然其过程必是持久的。我们必须认清其帝国主义秩序衰亡与新秩序诞生的本质，必须承认其过程中斗争与合作的复杂性，必须建立“持久战”的战略信心，方能于此大变局中看清方向，站稳立场，争取一个于世界人民有利的光明未来。

兹篇之作，意在剖解此大变局之三层内核，以正视听，以明前路。

一、百年大变局之核心与本质——破旧立新，改朝换代，建立新秩序

一切事物的运动，皆有内因与外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百年大变局之发生，非由天降，亦非由某几个野心家之阴谋所定，乃是旧世界秩序内部矛盾发展之必然结果。

（一）旧秩序之“破”——帝国主义霸权体系的必然衰亡

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究其根本，乃是五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殖民、掠夺与战争所建立并维护的一套霸权体系。此一体系，发展至美帝国主义一家独大之阶段，其内部所蕴含之深刻矛盾，已积累至无法调和之地步。

其矛盾之一，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于国际舞台上表现为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民族国家壁垒之间的矛盾。资本为追逐利润，必将生产链条铺满全球，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格局。然则，当危机来临，掌握着金融与军事霸权的国家，必利用其优势，向他国转嫁危机，大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之道。此乃“生产全球化”与“治理碎片化”之剧烈冲突，使得全球经济危机频发且深重。

其矛盾之二，是全球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少数西方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旧秩序的本质，是中心-边缘的剥削体系。中心国家依靠技术、金融、军事及文化霸权，汲取边缘国家之膏血，以维持其高福利之生活。然则，此一过程孕育了其自身的“掘墓人”。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如中国等新兴力量，通过艰苦奋斗，已在经济、科技、政治上崭露头角，决不甘心永远居于被剥削、被压迫之地位。彼等要求公平发展之权利，要求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平等之话语权。此乃历史的必然要求，任何力量皆无法阻挡。

其矛盾之三，是资本主义文明与人类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根本矛盾。旧秩序所倡导的无限消费、掠夺自然的发展模式，已使地球生态濒临临界。气候危机、资源枯竭、疫情流行，皆是此一模式之恶果。此模式不破，人类文明或将无以为继。

故此，旧秩序之“破”，非外力强加之祸，乃是其机体已病入膏肓，其逻辑已难以为继，其生命力已然枯竭。此乃“无可奈何花落去”之历史必然。

（二）新秩序之“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历史召唤

有破必有立。大变局非仅为破坏，更其伟大之处，在于建设。破旧秩序之同时，新秩序之因素正在旧秩序的母体中孕育、生长，并呼之欲出。

此一新秩序，其核心内涵，绝非简单地更换霸主，绝非“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王朝更替，而是要从根本上变革国家间相处的逻辑。它追求的，是从基于实力的丛林法则、零和博弈，转向基于规则的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

具体而言，新秩序之“立”，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曰政治新秩序。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国际事务不应由少数国家垄断，而应由各国共同商量着办。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应得到切实遵守，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应被扫入历史垃圾堆。

二曰经济新秩序。应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和国际话语权。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使发展成果惠及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民。

三曰文明新秩序。应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迷思，让人类文明的百花园群芳竞艳。

此一新秩序的崇高愿景，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一理念，并非虚无缥缈之空想，乃是应对全球性挑战、实现世界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它回应了旧秩序无法解决之矛盾，指明了人类文明前进之方向。然其实现，绝非一帆风顺，必待吾人以艰苦卓绝之斗争去争取。

二、百年大变局之进程与曲折——历史窠臼与螺旋上升

认清了大变局破旧立新的本质，吾人便须进一步探讨其进程。悲观论者见当前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便惊呼“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历史将重蹈一战、二战之覆辙。此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现象，不见本质之机械唯物论观点。

（一）历史确有相似之处——斗争之不可避免性

吾人必须承认，新旧秩序之交替，从未有和平禅让之先例。既得利益集团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彼等必动用一切手段——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霸权地位。此乃阶级斗争于国际范围之体现，其尖锐性、复杂性、残酷性，不容吾人有丝毫幻想。

因此，当今世界出现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地区热点问题升温、全球治理陷入僵局等现象，实乃正常之事。此可称为“新秩序诞生前的阵痛”。这与一战前帝国主义列强争抢殖民地、二战前法西斯势力疯狂扩张，在“斗争不可避免”这一点上，确有形式上的相似性。忽视这种斗争的严峻性，便是犯了“速胜论”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二）历史绝不会简单重复——制约世界大战的新条件

然则，吾人更须看到，今日之世界，已远非二十世纪上半叶之世界。爆发全球性热战，尤其是大国间的全面战争，其条件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历史是在相似性中沿着螺旋线上升的，而非简单循环。

其条件之一，是毁灭性核武器的存在。核战争无赢家，打不得，也打不赢。此一“恐怖平衡”如同悬于战争狂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构成了世界大战的最强物理阻遏。此为一战、二战时期所不具备之决定性因素。

其条件之二，是深度交织的全球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意味着全球供应链的彻底断裂，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将遭受毁灭性打击。这种“确保相互摧毁”的经济现实，使得任何理性的决策者在启动战争机器前都必须极度谨慎。

其条件之三，是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空前强烈。任何逆此潮流而动、企图将世界拖入战争深渊的力量，都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反对，其身先溃于国内民心之背离。

其条件之四，是新兴力量的和平崛起。与历史上德国、日本等通过战争挑战既有霸权不同，今日之新兴力量，其发展道路是和平的，其战略意图是透明的，其目标是复兴而非扩张。彼等是旧秩序的改革者，而非简单的颠覆者；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完善者，而非另起炉灶的破坏者。此一特性，决定了斗争的形式将更加多元，而非注定走向军事摊牌。

因此，所谓“三战”必发的论调，是形而上的、静止的观点。大变局中的斗争，更可能表现为一场全方位的持久竞争：是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舆论战、规则制定权之争，是发展模式与治理体系之争。此乃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热战，然其形态已截然不同。吾人必须为此做好充分准备。

三、百年大变局之前途与未来——从瓜分世界到天下大同

既明本质，复析进程，则大变局之前途若何？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破旧立新之斗争虽是持久而艰苦的，然则历史之车轮必将滚滚向前，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人类文明迈向更高阶段的步伐。

（一）前途是光明的——全球一统的历史趋势

此处的“全球一统”，绝非意指建立一个“全球帝国”或某种单一文化统治下的“世界政府”。其所“统”者，非为疆土与主权，而是规则、标准与愿景。乃是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前提下，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化与协同，最终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此一趋势，由生产力发展之客观规律所决定。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太空探索、生物科技等新生产力的飞跃，已使人类社会的联系紧密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太空治理等新兴议题，无一不是全球性问题，无一能靠一国之力解决。旧有的、以民族国家为唯一行为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愈发力不从心。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全球层面的生产关系的调整与上层建筑的革新。此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揭示之真理。

因此，构建一个更加高效、公平、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是时代的要求。这个过程，不是要消灭国家，而是要超越旧式全球化带来的弊端，实现更高层次的整合。它不是“瓜分世界”的延续，而是对“瓜分世界”逻辑的彻底否定。

（二）道路是曲折的——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前途光明，道路曲折。基于以上所有分析，吾人可以预见，百年大变局这场“持久战”，大致将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旧秩序的战略进攻与新秩序力量的战略防御阶段。 在此阶段，旧秩序的维护者依然占据综合优势，尤其在国际话语权、金融体系、军事联盟等方面。彼等将主动发起攻势，试图通过遏制、围堵、分化、演变等手段，打断新兴力量的崛起进程，扑灭任何挑战其霸权的火星。而新兴力量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此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立足自身发展，维护内部稳定，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国际力量，在一场场具体的斗争中站稳脚跟，积累力量，挫败对方的攻势。当前，吾人正处于此一阶段的深化时期。

第二阶段，是战略相持阶段。 此将是最漫长、最艰苦、最考验定力的阶段。旧秩序的攻势受挫，但其根基尚未完全动摇；新秩序的力量显著成长，但尚未能取得全局优势。双方形成某种战略均势，“拉锯战”将成为常态。于科技、金融、规则、意识形态等各条战线上的争夺将异常激烈。此一阶段，比的不仅是硬实力，更是耐力、韧性与战略智慧。任何一方的内部失误或战略误判，都可能导致天平倾斜。

第三阶段，是新秩序力量的战略反攻与旧秩序的战略退却阶段。 经过相持阶段的积累，新秩序的理念将日益深入人心，其代表的发展模式与合作范式将展现出更强的生命力与吸引力。旧秩序的内部矛盾将进一步激化，其联盟体系将因利益分化而渐趋松散，其领导力与合法性将加速流失。世界力量对比将发生于我有利的根本性变化。此时，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努力将获得广泛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从理念加速走向现实。

此三个阶段，并非截然分开，必有交错与重叠。然此总体趋势，不可逆转。

（三）结论：我们的方针与态度

综而论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场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宏大历史斗争。其核心是破旧立新，其过程是持久曲折，其前途是天下大同。

于此事关全局之斗争面前，吾人应持何态度？

第一，要抱有坚定的必胜信念。 要深刻认识到历史规律站在新生力量一边，站在公平正义一边，站在世界人民一边。破除“恐美崇美”心理，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强大信心。

第二，要发扬高度的战略耐心。 速胜论与亡国论都是有害的。必须准备走曲折的道路，准备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复杂的斗争。要“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辩证统一，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这是我们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根基。

第三，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和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具体策略和战术上，则要机动灵活，广交朋友，善于利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第四，要始终保持历史主动精神。 大变局意味着大机遇。要勇于创新，勇于实践，不仅做国际秩序的参与者，更要做全球治理的改革者、新时代的贡献者。积极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百年大变局，正是这股历史洪流最为汹涌澎湃之处。吾辈唯有认清其实质，把握其规律，坚定其方向，方能于惊涛骇浪中稳掌船舵，最终抵达人类文明更加光辉灿烂的彼岸！

斗争的前途是光明的，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即是百年大变局的全部辩证法。

第二部分

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全球领导力之路

洞察历史潮流，把握时代脉搏，以持久战略铸就新时代中国领导力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局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这场变局的核心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全球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

在这一历史性转折点上，中国如何最大化实现全球领导力，成为关乎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科学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一样，我们也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分析百年大变局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战略策略。

一、美国如何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实现全球领导力

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崛起之路，是一个后发国家如何利用国际格局变革实现全球领导力的经典案例。其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战略选择、历史机遇与国家实力相结合的结果。

一是保持战略耐心，等待时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没有立即参战，而是采取中立政策。这不仅使美国避免了战争初期的巨大消耗，而且通过向协约国提供军火、军用物资、粮食和贷款，成为战争的“后勤基地”。从1914年到1917年，美国公司通过与交战国的贸易获得了巨额利润，纽约也开始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这种“隔岸观火”的策略，使美国能够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利益。

二是选择关键时刻参战，掌握战后主导权。1917年，当战争陷入僵局，双方精疲力竭之际，美国以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政策”为由参加战争。这时的参战，既能够决定战争结局，又能够在战后安排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也是在苏联和英国与德国法西斯激战正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全面参战。这种时机选择使美国能够以相对较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战略利益。

三是利用地理优势，积累国家实力。美国地处北美大陆，两大洋将其与欧亚大陆隔开。这一地理特点使美国能够远离战火，本土没有遭到战争破坏。当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都在战争中耗尽国力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却在不断增强。以制造业为例，1913年到1920年，欧洲下降23%，美国却增加了22%。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工业产量提高了1.2倍，而德、意、日经济受到毁灭性打击，英、法、苏也遭到很大削弱。

四是通过制度创新，构建国际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没有简单地重复传统列强的老路，而是通过建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构建了一套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既体现了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国际社会的共同需要，从而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五是推动科技革命，占据制高点。战争期间，美国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原子能、计算机、航空航天等尖端技术迅速发展。战后，美国继续加大科技投入，成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策源地。科技优势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提供了坚实支撑。

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实现全球领导力的历程表明：一个国家要实现全球领导力，必须善于把握历史机遇，具有战略耐心和定力，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并能够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国际公共产品。这些历史经验对今天中国在百年大变局中提升全球领导力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大英帝国的衰落与和平权力转移

大英帝国的兴衰历程为世界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英国从1815年维也纳会议到二战结束，维持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印度洋制海权和对世界事务的主导地位。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对印度洋的占领使大英帝国的扩张和繁荣达到顶峰，随后却转入了缓慢而不可逆转的衰落过程。

（一）大英帝国衰落的根源

一是过度扩张导致国力透支。大英帝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使其国家目标与国家财力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这种平衡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而扩张会导致国力透支，反过来迫使国家继续扩张以弥补国力不足，结果因目标过大而使国力进一步透支，形成恶性循环，直到最终衰落。

二是霸权主义战略的失败。国际博弈遵循几何学“两边之和大於第三边”的原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力量可以与两个以上——遑论世界多数——的大国对抗。英国在鼎盛时期后，常常陷入同时与多个大国对抗的困境，导致国力不断消耗。

三是实体经济的萎缩。失去实体经济的大国必然导致世界扩张，世界扩张必须要与世界为敌，与世界为敌必然导致国家透支并由此衰落。大英帝国在后期逐渐脱离了国内的工农业劳动者，过度依赖金融资本和殖民剥削，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基础。

（二）和平权力转移的条件与启示

英美之间的权力转移相对和平，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一系列条件决定的：

一是文化同源与制度相似。美国和英国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和法律体系，这减少了两国之间权力转移的阻力和摩擦。

二是共同应对威胁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英美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这促使两国合作而非对抗。

三是英国实力的持续衰退。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英国国力已经严重削弱，1945年战争结束时，英国国债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以上，不得不面对实力不足以维持全球霸权的现实。

四是美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美国不仅有超过英国的国力，而且表现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如推动建立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等，这使权力转移具有一定合法性和接受度。

英美权力转移的历史经验对今天中国的启示是：

坚持地区性守成，避免全球性扩张。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亡于世界性扩张。中国应当保持国家目标与国家财力之间的平衡，这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发展实体经济，夯实国家基础。发展实体经济就可使国家立於不败之地，而发展实体经济就不能脱离国内的劳动者，特别是工农业劳动者。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所在。

避免与多个大国同时对抗。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力量可以与两个以上——遑论世界多数——的大国对抗。中国应当运用外交智慧，避免陷入孤立处境。

稳步提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全球领导力的转移不仅仅是实力的转移，更重要的是提供公共产品能力和国际认可度的转移。中国需要逐步增强这方面的能力。

历史告诉我们，大国兴衰有其内在规律，只有顺应历史潮流，尊重发展规律，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中国不会重复大英帝国的老路，也不会简单模仿美国的崛起之路，而是要走出一条符合时代要求和自身国情的新型大国之路。

三、中国如何利用百年大变局提升全球影响力

百年大变局为中国提升全球影响力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这一变局的核心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当把握这一历史趋势，通过以下途径提升全球影响力。

（一）把握百年大变局的五大要领

一是针对“东升西降”的地缘格局之变，顺应、维护并引领亚洲复兴，乘势构筑“大周边”地缘战略依托带。世界经济与政治重心由北大西洋向亚洲尤其是东亚加快转移，这是百年大变局的核心。中国应当强化并创新“大周边”外交，推进区域与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亚洲文明对话，拓展非传统安全合作，有效管控地区热点，主动塑造亚洲新秩序，构建周边和亚洲命运共同体。

二是针对“南升北降”的国际格局之变，维护新兴大国团结和群体性崛起之势。中国需管控分歧、维护团结，强化中俄共同引领，用好金砖机制，开展公共卫生、应对气候变化等合作，寓中国崛起于金砖国家群体性崛起之中，防止被美国分化。

三是针对“新陈代谢”的科技革命之变，自立自强、捕捉战机、弯道超车。新科技革命是大变局的要害。中国应以自主创新为主，在载人航天、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提升自身“硬核”科技实力，大力扶植本土高科技企业，有效破解美西方对华高科技围堵，不仅确保科技安全，而且力争引领世界新科技与新工业革命。

四是针对“供不应求”的全球治理之变，着眼全球性挑战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显著增大，迎难而上、力推多边。中国将维护多边主流、遏制单边逆流，统筹内外彰显“中国担当”。包括联合欧盟、非盟等推进经贸金融、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全球治理，支持联合国与世卫组织等。

五是针对“中进美退”的中美竞赛之变，注重得道多助，打好“新持久战”。 “中进美退”是百年大变局的必然。中美国力竞赛来日方长，中国应心中有数、保持定力，扬长补短、练好“内功”，对外弘扬义利兼顾、德力俱足、刚柔并济、兼济天下的中华“务实王道”。

（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应当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而言：

一是坚持多边主义。在国际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通过参与联合国、G20等多边机制维护国际秩序。中国应当继续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支持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发挥积极作用。

二是深化改革开放。中国应该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和开放，加强市场化、规范化和法治化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这将有助于提高中国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

三是加强自主创新。中国需要重视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备足后劲。重点突破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卡脖子”领域，建立自主产业链。同时参与新兴技术全球治理，争夺标准制定话语权。

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推动经济从出口驱动转向消费主导，强化抗风险能力。

（三）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中国要提升全球影响力，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这包括：

一是巩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第三世界国家历来主张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支持民族独立和不结盟运动。中国一贯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这些政治主张，这使得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应当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团结合作的原则，进一步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

二是发展与新兴大国的关系。中国应当寓自身崛起于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之中，强化与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的协调合作，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是改善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中国应当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加强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关系，扩大利益交汇点，减少误解误判，防止被美国孤立。

四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供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平台。中国应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使其成为造福世界的富裕之路、健康之路、绿色之路。

（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要提升全球影响力，必须增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这包括：

一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中国应当继续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

二是促进全球发展。中国应当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支持全球发展倡议，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三是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疫情防控、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四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应当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结论：以持久战略实现全球领导力

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全球领导力之路，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场需要战略耐心和历史耐心的“持久战”。这场“持久战”将经历三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

在战略防御阶段，中国的主要任务是立足自身发展，维护内部稳定，避免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发生正面冲突。这一阶段，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不断增强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综合国力。

在战略相持阶段，中国与现有主导力量的实力对比趋于平衡，双方形成某种战略均势。这一阶段，中国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扩大朋友圈，缩小对手圈，逐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在战略反攻阶段，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超越现有主导力量，能够主导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改革。这一阶段，中国应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领导力的最大化。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当汲取历史经验教训，避免陷入传统大国崛起的陷阱：

一是避免过度扩张。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亡于世界性扩张。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克制，避免超出国力承受范围的过度扩张。

二是避免同时与多个大国对抗。国际博弈遵循几何学“两边之和大於第三边”的原理。中国应当运用外交智慧，避免陷入孤立处境。

三是避免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就可使国家立於不败之地。中国应当始终坚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防止经济虚拟化。

四是避免霸权主义思维。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搞扩张，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与各国共同发展繁荣。

百年大变局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和提升全球领导力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应当把握这一机遇，以持久战略耐心和历史耐心，稳步推进全球领导力的提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那样：“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争取自己的胜利，才能尽快地结束战争。”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全球领导力之路，同样需要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奋斗，才能最终实现预期的目标。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中国坚持正确的战略方向，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就一定能够在百年大变局中最大化实现全球领导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