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研究报告

原创 李桂松 李国熙 李国琥 云阿云智库•文化战争课题组

编者按：规训权力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等技术，制造出温顺且有用的身体。这种权力形式不仅存在于监狱中，更扩散到学校、医院、工厂等现代社会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种"规训社会"。全文9710字，由云阿云智库•文化战争课题组原创出品。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长

作者：李国熙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李国琥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摘要与提纲

《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研究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思想渊源：介绍福柯理论的哲学基础、思想传承和方法论革命，包括他受尼采、康德等哲学家的影响。

二、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核心概念：详细解析话语、权力及话语与权力的共生关系，使用表格对比福柯不同时期的研究特征。

三、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方法论体系：阐述考古学方法、系谱学方法及其应用，分析两种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四、话语权力理论的应用与当代发展：探讨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及当代学者对福柯理论的批判与发展，使用表格总结不同学者的批判视角。

五、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启示与展望：总结理论对中国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的启示，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研究报告

李桂松 李国熙 李国琥

2025年10月22日星期三

核心观点导读

现代惩罚方式的转变——从公开处决到监狱制度的兴起——并非人道主义进步的简单标志，而是权力技术变得更加精细化、微观化的体现。规训权力通过空间分配、时间调控、力量编排等手段，制造出"温顺的身体"，既提高了生产力的效用，又减少了政治反抗的风险。

在性别与女性主义研究领域，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福柯在《性史》中指出，性并非一个被压抑的自然事实，而是被一系列医学、精神病学、教育学等话语所构建和管理的对象。这种观点为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批判传统性别观念的理论工具。

在数字时代，算法推荐、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看似客观中立，实则参与塑造了我们的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数字规训"。福柯的理论使我们能够批判性地审视这些技术中蕴含的权力效应，从而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是20世纪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法国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横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批评等多个学科领域，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话语权力理论作为福柯思想体系的核心，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批判性，重新诠释了权力、知识和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福柯看来，话语不仅仅是语言表达的形式，更是一种权力实践，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参与构建了我们的现实感知、知识体系乃至主体身份。福柯曾明确指出："话语从根本上是一种权力形式。那些以自由话语形式出现的人文科学实际上是一系列控制和排斥过程的结果。"

本研究报告旨在全面、系统地梳理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思想渊源、核心内容、方法论体系及其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与发展。通过对福柯原著及其相关研究文献的深入分析，本报告将呈现话语权力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脉络，探讨其对于当代社会现象的解释力与批判价值，并思考其对中国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的启示意义。在当代社会，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话语权力的运作方式变得更加复杂和隐蔽，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批判性的分析工具，帮助我们揭示隐藏在知识和制度背后的权力机制，从而为构建更加公正、平等的社会提供思想资源。

一、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思想渊源

（一）哲学基础：从康德到尼采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深深植根于西方哲学传统，同时又对这一传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超越。福柯的思想受到伊曼努尔•康德哲学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康德的《什么是启蒙？》一文。福柯在这篇文章中看到了哲学的新任务：不再寻求永恒普遍的结构，而是关注"当下"，分析"正在发生的事"。对福柯而言，哲学的作用是批判性的，它应当揭示那些使我们成为自身、成为我们行为、思想和言语主体的历史事件。这种批判不是寻求具有普世价值的形式结构，而是对一些事件的历史研究，这些事件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成为我们的所做、所思与所说东西的主体。

然而，福柯对康德的继承是一种批判性的继承，这种批判的目光主要来自弗里德里希•尼采。从尼采那里，福柯接受了"系谱学"的历史方法，放弃对历史起源和线性发展的追求，转而关注历史中的断裂、差异和斗争。尼采的"上帝之死"宣告了超验意义的终结，而福柯则进一步提出了"人之死"，质疑现代社会中作为认知主体和道德主体的"人"的概念。福柯指出，这种观念意味着西方哲学史上的宏大或大写"理性"或大写的形而上学"主体"的消失，即作为主体的人不再是空洞的存在，而是具有实实在在地生活、工作、言说等实证性的存在。在尼采权力意志理论的基础上，福柯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权力观念——权力不是一种所有物，而是一种关系、一种策略和运作。

（二）思想传承：法国认识论与语言学转向

福柯的思想也深受法国认识论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加斯东•巴什拉、乔治•康吉莱姆等人的科学史研究。从他们那里，福柯认识到人类思想的轨迹不是线性的，而是具有非连续特征；在宏大的思想连续性下面、在精神的宏大与均质化表象下面、在科学的顽强变迁下面，看到了断裂的介入。这种对非连续性的强调使福柯转向对"经验"领域的研究，将"经验"视为新的主体性建构的主要场所。

此外，福柯身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思想浪潮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索绪尔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等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然而，福柯与经典结构主义保持距离，他拒绝将语言视为自主的、封闭的系统，而是强调话语的实践维度和物质性。对福柯而言，话语不仅仅是符号系统，更是嵌入在制度、实践和权力关系中的事件。在回应当时的"语言学转向"时，福柯采取了独特立场，他的话语理论关注的不是语言的内在结构，而是语言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构成知识和真理。

（三）方法论革命：考古学与系谱学的形成

福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考古学和系谱学。这两种方法构成了话语权力理论的方法论基础。考古学方法主要应用于福柯60年代的作品中，如《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考古学试图描述的不是具体结构中的科学，而是不同的知识领域。它关注的是话语形成的规则和条件，即在特定历史时期决定什么可以被说、被思考的"历史先验"。

到70年代，福柯的研究方法逐渐从考古学转向系谱学，这一转变在《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第一卷中尤为明显。系谱学受到尼采的启发，旨在揭示权力、知识和身体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福柯的"系谱学"绝不是为了追溯过去，重建历史叙事的连续性，而是从多元性、扩散、偶然性等出发，去恢复特殊性的事件。对福柯而言，系谱学作为对起源的分析，其存在于身体和历史的构合之中，进行系谱学研究就必须显示浸淫于历史的身体又要把历史看成身体的解构者。

表：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主要思想渊源

二、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核心概念

（一）话语的界定与特征

在福柯的理论体系中，"话语"是一个核心概念，它远超出了传统语言学的范畴。话语不仅仅是由词汇和句子构成的语言表达，更是一种社会实践，是知识、权力和主体性得以构建的基本条件。福柯将话语定义为"一套话语或非话语实践，这些实践让某物进入真实-虚假的游戏中，把它构建为思考的对象"。换言之，话语决定了什么在特定历史时期可以被思考、被言说，什么可以被认定为真理。

福柯对话语的理解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首先，话语具有建构性。它并非简单地描述预先存在的事物，而是参与到这些事物的构成中。例如，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展示了"疯癫"并非一个永恒的自然事实，而是通过医学、法学、文学等话语在特定历史时刻构建的对象。他明确指出："在蛮荒状态不可能发现疯癫，疯癫只能存于社会之中"。其次，话语具有历史性。话语的规则和形成条件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断裂式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线性的进步，而是认识型的转换。第三，话语具有物质性。它嵌入在制度、管理程序、教学实践和日常行为中，与非话语实践紧密相连。

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进一步指出，话语的生产和流通受到一系列外部程序的控制、选择和组织，这些程序包括排斥、分类和分配规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福柯对"理性"与"疯癫"对立的分析，这种对立不仅是一种话语区分，更是一种权力运作，通过将某些话语标识为"非理性"而将其排除在合法范围之外。

（二）权力的重新概念化

福柯对权力的理解是其理论最具革命性的部分。他抛弃了传统的权力观念——即把权力视为一种可以被拥有、获取和转让的实体，一种本质上具有压制性和禁止性的力量。相反，福柯提出了一种生产性、网络状、弥漫性的权力观念。在福柯看来，权力不是从社会顶端单向向下实施的，而是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在最细微的地方运作；权力不仅是否定性的，更是生产性的——它生产现实，生产知识的对象，生产主体身份。

福柯所描述的权力有以下几个关键特征：第一，权力是关系性的。它不是一个实体，而是存在于力量关系中，是各种力量关系的复合体。第二，权力是意向性的但不主观的。权力运作中有策略和意图，但这些并不必然源于某个主体的意识。第三，权力来自下方。福柯认为，权力的大型装置依赖于最底层权力的多种关系作为其基础和条件。第四，权力是生产性的而非仅压抑性的。它生产现实，生产知识的对象，生产主体身份。第五，权力与知识紧密相连，相互构成。"权力/知识"是福柯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联结，表示权力是通过公认的知识形式、科学理解和"真理"构成的。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详细描述了这种权力运作的微妙形式。与现代监狱同时出现的规训权力不再主要通过暴力和惩罚来运作，而是通过监视、规范化、检查等技术来塑造、训练和利用身体。规训权力"不似权力那样权力"，它更灵活，更细致，更隐蔽，也因此在某些方面更有效。

（三）话语与权力的共生关系

在福柯的理论中，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离、相互构成的关系。他指出："话语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屈从于权力或反抗权力……我们必须考虑到复杂而不稳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话语既是权力的工具，也是权力的效果，同时也是绊脚石和对抗策略的起点。话语传递和产生权力；它强化了它，但也破坏和暴露了它，使它变得脆弱，并使挫败成为可能"。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话语与权力之间复杂多变的共生关系。

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话语是权力的工具和效果。权力通过话语来运作，而话语本身也是权力关系的产物。例如，在《性史》中，福柯挑战了传统的性压抑假说，指出自17世纪以来，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关于性的话语爆炸。权力不仅没有禁止性话语，反而鼓励和增殖这些话语，通过对性的谈论、分类和管理来实施对人口和身体的控制。

其次，话语是权力斗争的场所和对象。福柯认为，话语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人们对话语的争夺实际上就是对权力的争夺。在不同历史时期，哪些话语可以被允许、被鼓励，哪些话语被禁止、被边缘化，都反映了权力关系的格局。例如，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展示了古典时期理性如何通过与疯癫的划分和对话来确立自身的权威地位。

第三，话语是抵抗权力的起点。话语不仅是权力的工具，也是抵抗权力的可能性条件。福柯指出，话语是"对抗策略的起点"，通过创造新的话语，可以挑战现有的权力关系。这一观点为理解和实践社会变革提供了理论基础——话语抗争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形式。

表：福柯话语权力理论中的话语与权力关系

三、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方法论体系

（一）考古学方法

考古学是福柯在1960年代发展出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他的《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等著作中。考古学旨在揭示特定历史时期中知识可能出现的条件，即决定什么可以被言说、被思考的规则体系。福柯这样描述考古学："考古学更多是这样一种研究，其试图寻找认识和理论成为可能的原因；根据何种秩序空间，知识才得以形成；依据何种历史先验并在何种实证性元素中观念才可能出现，科学才得以构成，哲学中的体验才得以表现，合理性才得以形成、解体和快速消失。"

考古学方法有以下几个核心原则：首先，它关注话语本身，而非话语背后的意图或意识。福柯强调，对陈述的分析"是一种历史分析，是一种避免一切释义的分析：它不去问那些被人说过的话里深藏着什么意义，什么是那些话里非自觉的'真正'意义，或者什么是含而未露的因素……与此相反，它要知道的是这些话语的存在形式……它们——只是它们而不是别种话语——在某时某地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其次，考古学强调非连续性，反对传统历史学对连续性和总体性的追求。它试图揭示知识史上出现的断裂、转折和变化。第三，考古学关注话语形成的规则，即支配客体、陈述形式、概念和主题选择的规则系统。

通过考古学方法，福柯在《词与物》中揭示了不同时期的"认识型"——即一个时代无意识的知识基本码，它决定了该时代如何组织知识，如何理解世界。福柯区分了文艺复兴、古典和现代三个时期的认识型，并指出这些认识型之间不存在进步或连续的关系，而是存在着根本的断裂。考古学方法的政治意义在于，它通过展示当前知识形态的历史性和偶然性，动摇了其必然性和永恒性的假象，为思想解放提供了可能。

（二）系谱学方法

系谱学是福柯在1970年代采用的研究方法，标志着他从对话语规则的分析转向对权力-知识关系的探索。系谱学源自尼采，但与尼采的道德系谱不同，福柯的系谱学关注的是权力、知识和身体的历史关联。系谱学被定义为"对陈述的分析是一种历史分析，是一种避免一切释义的分析：它不去问那些被人说过的话里深藏着什么意义，什么是那些话里非自觉的'真正'意义，或者什么是含而未露的因素"。

系谱学方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它旨在恢复被主流历史叙事所压制和边缘化的知识和声音。福柯称这些被压制的知识为"局部的、不合格的知识"，包括精神病患者的知识、病人的知识、罪犯的知识等。第二，系谱学反对对历史的目的论解读，强调历史的偶然性、多样性和斗争性。它揭示那些被认为是必然和普遍的事物实际上是通过特定历史斗争和权力运作而构成的。第三，系谱学关注权力与知识的共生关系。福柯指出，没有不构成知识体系的权力关系，也没有不预设或构成权力关系的知识。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完美展示了系谱学方法的运用。他通过对比18世纪中期的公开处决和19世纪监狱对犯人每日活动的精确时间表，揭示了惩罚权力从对身体的残暴折磨到对灵魂的细致改造的转变。福柯指出，这一转变并非人道主义进步的简单结果，而是与一种新的权力技术——规训权力——的出现相关。规训权力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等技术，制造出温顺且有用的身体。这种权力形式不仅存在于监狱中，更扩散到学校、医院、工厂等现代社会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种"规训社会"。

（三）考古学与系谱学的区别与联系

考古学与系谱学作为福柯不同时期的研究方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考古学主要关注话语实践本身，分析话语形成的规则和条件；而系谱学则更关注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权力关系）的相互作用。考古学侧重于横向分析特定时期的知识空间，而系谱学则纵向追溯权力-知识配置的历史形成。

然而，这两种方法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系谱学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了考古学，同时又超越了它。福柯曾表示，系谱学是"一种对话语构成进行有效分析的必然条件和最终目的"。系谱学既考虑了话语内部的规则性，又考虑了话语与外部的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通过这两种方法的结合，福柯得以既分析知识的形式结构，又揭示这些结构如何与权力关系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主体和经验。

福柯的方法论革命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考古-系谱学方法打破了传统学科界限，为历史研究、社会学、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理论等领域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这些方法使学者能够批判性地审视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知识和制度，揭示其中蕴含的权力关系，并为思考和实践替代方案开辟空间。

四、话语权力理论的应用与当代发展

（一）话语权力理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的分析。在法律与惩罚研究领域，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开创性地分析了现代惩罚制度的权力技术。与涂尔干将惩罚视为道德过程不同，福柯视惩罚为权力技术。他指出，现代惩罚方式的转变——从公开处决到监狱制度的兴起——并非人道主义进步的简单标志，而是权力技术变得更加精细化、微观化的体现。规训权力通过空间分配、时间调控、力量编排等手段，制造出"温顺的身体"，既提高了生产力的效用，又减少了政治反抗的风险。

在性别与女性主义研究领域，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福柯在《性史》中指出，性并非一个被压抑的自然事实，而是被一系列医学、精神病学、教育学等话语所构建和管理的对象。这种观点为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批判传统性别观念的理论工具。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朱迪斯•巴特勒等人发展福柯的思想，提出性别是一种话语建构，而非生物学决定。福柯的话语理论由此也开辟了'话语研究'全新的学术范式，关注的不再是对象的客观性，也不再是人对客观对象的认识，而是语言是如何呈现对象的、语言在人的建构和社会建构中的深层作用。

在环境与生态政治领域，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也被用来分析环境争议和生态政治。有研究运用福柯的权力关系理论剖析了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政府、企业、民众三方的博弈过程。还有研究从福柯的权力、知识、政府性和生物政治概念出发，探讨了公正转型话语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基础，揭示了主导的公正转型叙事如何作为规训机制，通过将可能性限制在市场导向和技术官僚解决方案内，来管理人口。

（二）当代学者对福柯理论的批判与发展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自提出以来，不仅被广泛应用，也受到诸多批判和挑战，这些批判进而推动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齐泽克作为当代重要的批判理论家，对福柯晚期的伦理学转向持强烈批判态度。齐泽克将福柯的"生存美学"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幻象，认为福柯对自我技术的强调忽视了个体反抗所面临的结构性限制。在齐泽克看来，福柯的伦理学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象，无法真正挑战现有的权力结构。

韩炳哲则在21世纪对新自由主义权力技术进行了分析，指出福柯理论的局限性。韩炳哲认为，福柯的规训社会和生物政治学概念已不能完全解释当代新自由主义社会的权力运作。在《精神政治学》中，韩炳哲提出，新自由主义政权不再主要通过对身体和生命的管理（生物政治）来运作，而是通过对精神和心理的操控来实现统治。"它发现，其实精神才是生产力。这种向精神，因此也是向精神政治的转变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也密切相关，因为今天的资本主义是由非物质和非肉体的生产模式所确定的。"韩炳哲认为，福柯没有完成向精神政治学的转向，而这一点恰恰是很有必要的。

伯纳德•斯蒂格勒也从技术哲学的角度对福柯的权力概念提出了修正。斯蒂格勒认为，福柯的生物权力概念在当下是不合时宜的。他指出，今天的权力技术已转变为"精神权力的心理技术"，即通过电视、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数字媒体来塑造人的意识和欲望。与福柯关注的规训技术不同，斯蒂格勒关注的是如何通过读写技术来培养批判性思维，抵抗心理技术的操控。

这些批判和发展并未否定福柯理论的价值，而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话语权力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它们表明，福柯的思想遗产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继续激发着对当代权力形式的批判性思考。

表：当代学者对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发展

五、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启示与展望

（一）理论启示与当代意义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提供了深刻的洞察力和批判性的分析工具。在信息爆炸、媒体融合的今天，话语权力的运作变得更加隐蔽和复杂，福柯的理论帮助我们揭示那些看似中立、客观的知识和技术背后蕴含的权力关系。例如，在数字时代，算法推荐、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看似客观中立，实则参与塑造了我们的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数字规训"。福柯的理论使我们能够批判性地审视这些技术中蕴含的权力效应，从而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

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为我们分析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可以运用福柯的考古-系谱学方法，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各种知识和制度的形成过程，揭示其中蕴含的权力关系和文化逻辑。同时，福柯的理论也提醒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反思自身所使用的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警惕其中可能隐含的权力效应和认识论局限。

福柯的理论还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抵抗与解放的可能性。在福柯看来，有权力关系的地方就有抵抗的可能性。抵抗并非来自权力外部，而是权力关系的内在构成要素。这种抵抗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创造新的话语、发展反记忆、实践自我技术等。福柯晚年的"生存美学"提出将自身生活当作艺术品来创造，这为个体在权力网络中寻求有限自由提供了伦理方向。福柯反对现代知识构成的等级伦理，因为正是这种伦理导致统治冲动和理性知识包括禁忌的规则，它们对生命的压抑，剥夺了人作为生命的真正自由和快乐。而生存美学则是一种自我实践的生活艺术，它"肯定个人的自由并给个人的生活赋予某种形式"，不再是理性的统一尺度，而是将"自己的生活当作一件具有审美价值和反映独特风格标准的艺术品"来塑造。

（二）未来研究展望

基于对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展望以下几个未来的研究方向：

首先，数字时代的权力技术研究。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权力运作的形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算法权力、数据监控、平台资本主义等新现象需要结合福柯的理论框架进行深入分析。韩炳哲、斯蒂格勒等学者已开始这一工作，但还有更多待探索的领域，如人工智能中的权力效应、区块链技术的政治维度等。

其次，全球化背景下的权力配置研究。在全球化进程中，权力不再仅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运作，而是形成了跨国、跨地区的配置。如何运用和发展福柯的理论来分析这些新的权力形式，如全球治理机制、跨国公司的权力、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影响等，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第三，中国语境下的话语权力研究。福柯的理论源于欧洲历史经验，如何创造性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同时避免简单套用，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这包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知识转型的研究，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技术的分析，以及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的反思等。

第四，权力与伦理的关系研究。福柯晚年的伦理学转向留下了许多未充分探讨的问题，如自我技术与权力技术的关系、生存美学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自由实践的制度条件等。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权力与自由之间的复杂关系。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批判精神，持续激发着我们对权力、知识和主体性的思考。它告诉我们，批判的任务不是寻求一劳永逸的解放，而是不断地分析那些使我们成为自身的历史条件，并在这种分析中探索超越现实局限的可能性。正如福柯所言，批判是"对我们之被确定的界限作历史性分析，也是对超越这界限的可能性作一种实验"。在这种不断的批判和实验中，我们或许能够开辟新的可能性空间，塑造更自由的存在方式和更公正的共存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