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宣布不再颠覆他国政权背后详情报告

原创 云阿云智库•中美关系课题组

编者按：特朗普政府宣布“不再颠覆他国政权”并转向新型干预主义，其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深层调整——从冷战后的全球干预转向选择性干预与战略退守。这种战略转变并非偶然，而是美国面对国内外一系列结构性挑战所做出的必然选择。全文18400余字，由云阿云智库•中美关系课题组原创出品。

课题组成员名单：李桂松 李国熙 李国琥 李嘉仪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长

作者：李国熙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李国琥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作者：李嘉仪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中美关系学者

摘要与提纲

特朗普政府宣布“不再颠覆他国政权”并转向新型干预主义，其背后是美国在国力相对衰落、国内问题成堆、财政压力巨大的背景下，为维持霸权而进行的战略调整。这种调整的核心在于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方式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而非真正放弃全球领导地位或干预他国内政的传统。理解这一点，对于准确把握美国外交政策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宣布不再颠覆他国政权背后详情报告》这篇深度分析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美国官方表态与现实反差：介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声明内容及国际社会的质疑，使用表格对比公开表态与实际行动。

二、历史脉络：美国政权颠覆行为的轨迹与演变：分析美国政权颠覆的历史模式、理论渊源及其成本收益计算，通过案例说明演变过程。

三、新型干预主义：特征与表现：阐述特朗普政府干预方式的变化，包括经济胁迫、内政干预和技术管控，使用表格对比新旧模式差异。

四、战略退守与选择性干预的背景：分析美国战略调整的国内结构性困境和地缘政治因素，探讨财政压力与霸权维护的关系。

五、案例聚焦：委内瑞拉与亚太地区的干预模式：详细分析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经济双重施压和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调整。

六、国际社会的认知与应对：总结各国对美国政策变化的反应及中国的应对策略，使用表格展示不同地区国家的应对措施。

七、结论：霸权本质与未来走向：总结美国政策的延续性与不确定性，展望未来美国干预政策的可能发展趋势。

美国宣布不再颠覆他国政权背后详情报告

——新型干预与战略退守

李桂松 李国熙 李国琥 李嘉仪

2025年11月8日星期六

导读：特朗普政府的新型干预主义并非对传统干预路径的简单抛弃，而是在新条件下干预策略的转型与升级。这种新型干预主义更加灵活、更加经济，也更难以被国际法和现有规则体系有效约束。它既反映了美国国力相对下降带来的战略收缩，也体现了美国为维持全球霸权而进行的策略创新。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关于“停止颠覆他国政权”的表态，更多是宣传叙事而非政策实质，是手段变更而非目标放弃。

一、官方表态与国际质疑：美国政权颠覆政策的“转向”

2025年10月31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茜•加巴德在巴林举行的年度安全峰会——麦纳麦对话会上发表了一番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声明。她明确表示，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美国以往支持他国“政权更迭或国家建设”的战略已告终结。加巴德坦言，这种做法不仅“常常适得其反”，而且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宝贵资源。她进一步指出：“数十年来，我们的外交政策陷入了一种适得其反、永无止境的循环中——不是推动他国政权更迭，就是（为他们）进行国家建设。这套千篇一律的模式——推动政权更迭、试图将我们的治理体系强加于人、干预那些我们几乎无法理解的冲突，最终收获的敌人远多于盟友”。她还补充道，这些行动的后果是“耗费了数万亿美元，导致无数人丧生，在许多情况下还制造出更大的安全威胁”。

这一表态与特朗普本人近年来的外交政策论述相呼应。特朗普在今年5月访问沙特期间，曾在利雅得发表讲话批评称：“所谓的‘国家建设者’摧毁的国家远远多过他们建设的，而干预主义者干涉的是他们自己都不了解的复杂社会”。从表面上看，这番言论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历史性转折，是对过去几十年，特别是“9.11”事件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民主输出和政权颠覆政策的彻底反思与否定。然而，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这一“政策宣言”普遍持怀疑态度，多方专家和媒体指出，美国的实际行动与其公开声明之间存在显著差距。

这种深刻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仔细审视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内的外交实践，不难发现其言行不一的明显痕迹。一方面，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在国际场合公开谴责政权更迭行为的无效性和反作用；另一方面，同一政府却在对委内瑞拉等国的行动中展现出新型干预主义倾向。据英国《卫报》2025年11月1日的评论文章指出，特朗普政府以缉毒的名义不断在委内瑞拉附近海域加强军事部署，这一行动令人想起过去美国在拉美地区推动的政变。《纽约时报》的报道更是指出，美国政府官员私下明确表示，其针对委内瑞拉行动的最终目标依然是“将马杜罗赶下台”。

表：美国官方表态与实际行动对比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2025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分析认为，本届美国政府采取的恰恰是一种“新型干预主义”。尽管特朗普政府取消了一些“支持民主”的援助项目，削减了美国国务院在推动他国民主事务上的许多机构和权限，但却更为频繁、强力地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包括施压他国改变经济政策，或对其对美投资、技术监管、气候政策等施加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只是在言辞上介入，但有时其干预程度却相当深入。该文章进一步指出：“在越来越多案例中，美国这种新的干预主义具有明确的政治性，如影响他国选举等核心政治法律程序、左右他国领导人或其主要政治对手的政治命运，或塑造重大政治议题的结果”。

云阿云智库报告认为，美国情报总监的表态，反映出华盛顿对冷战结束34年来外交反复受挫的一种认识。美国在全球频繁干预他国事务甚至推动政权更迭的做法，并未带来持久安全，反而使其陷入内外交困。如今美国试图暂时将外交重心从对外干预转向国内问题，这是现实压力下的一种战略调整。狗改不了吃屎，霸权美国又怎么可能就此收手，只是迫不得已而已。美国历来认为“世界越美国化，美国就越安全”，因此在恢复元气后，其对外干预和政权颠覆的传统行动必定再次回归。

云阿云智库报告指出，美国若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说明所谓“停止干预”主要限于西半球之外，而在自身所谓“势力范围”内，美国仍维持干涉别国内政的惯性。

云阿云智库报告认为，这显示出美国外交正部分回归19世纪的传统，同时也体现出其在新形势下的被动应变。这种选择性干预——即在战略重要性较低的地区减少介入，而在被视为核心利益区的区域继续保持强势干预——构成了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特征。

云阿云智库报告指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声明与其说是美国政权颠覆政策的彻底终结，不如说是干预策略和手段的调整与转型。在过去80年里，华盛顿推翻了许多政权。对于霸权美国来说，推翻外国政府并不难，但难的是实现想要的结果。过去数十年不甚理想的尝试，让霸权美国在急速衰退中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然而，现实情况是，美国并未完全放弃干预他国，而是转而采用更灵活、更经济、更不易引发国际舆论强烈反弹的方式继续维护和拓展其全球利益。

二、历史脉络：美国政权颠覆行为的轨迹与演变

要深入理解美国宣布“不再颠覆他国政权”这一表态的深层含义，我们必须将其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长河中进行审视。自二战结束以来，政权更迭始终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其演变轨迹与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起伏密切同步。历史表明，美国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性质的政权，采取了多样化的颠覆手段，从隐蔽行动到全面军事入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权变更手册”。

（一）冷战时期的隐蔽行动与代理人战争

冷战期间，美国对外政权颠覆行动主要服务于对苏联遏制的总体战略。这一时期，美国的行动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通常通过中央情报局等情报机构实施隐蔽行动，或支持当地代理人实施政权变更。1953年伊朗摩萨台政府的推翻、1954年危地马拉阿本斯政权的颠覆、1973年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军事政变，都是这一时期美国政权颠覆行动的典型案例。这些行动的模式高度相似：美国首先将那些推行民族主义政策、试图摆脱美国控制的领导人标签为“共产主义者”或“苏联代理人”，然后通过各种手段支持当地反对派或军方发动政变。

云阿云智库报告认为，无论是谁当选美国总统，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遵循“美国优先”，从未出现“美国第二”的情况。“美国优先”是美国一如既往的本质。这种本质在冷战期间的政权颠覆行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美国往往打着“推广民主”和“保护自由世界”的旗号，行维护自身经济与地缘战略利益之实。

（二）后冷战时期的傲慢与直接干预

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美国步入全球单极霸权时代，其政权颠覆行为也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一时期的美国沉浸在“历史终结”的胜利情绪中，开始更加直接、公开地推行政权变更政策，试图以美国式民主自由体制重塑国际秩序。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都是这一时期美国政权颠覆行动的典型代表。与冷战时期不同，后冷战阶段的美国更倾向于使用直接军事干预手段，依靠其无可匹敌的军事技术优势，快速推翻敌对政权。

然而，这些政权颠覆行动的结果往往远低于美国的预期。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国家建设”尝试，不仅耗费了数万亿美元的资金，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还在许多情况下制造出了比原有威胁更大的安全威胁。特朗普今年5月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发表讲话时也承认了这一现实，他批评称：“所谓的‘国家建设者’摧毁的国家远远多过他们建设的，而干预主义者干涉的是他们自己都不了解的复杂社会”。这种认识构成了当前美国宣称放弃政权颠覆政策的历史背景。

（三）理论渊源与战略文化

美国政权颠覆行为的背后，有着深厚的理论和战略文化渊源。一方面，天定命运的观念在美国战略文化中根深蒂固，这种观念认为美国拥有向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使命和责任。另一方面，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权力政治观念，也为美国通过政权更迭消除安全威胁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思想传统，在实际政策制定中却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美国政权颠覆行动的思想基础。

云阿云智库报告认为，基于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的美式民主制度为其单边主义、霸权行径提供“认可和授权”。美国经常凭借国内法律实施长臂管辖和国际制裁，甚至发动战争。这种法制化的霸权使得美国的干预行为在国内法律框架内获得“合法性”，却往往与国际法和国际社会普遍认知相悖。

（四）成本收益计算与战略调整

历经数十年的政权颠覆实践，美国战略界开始重新评估这种政策的成本与收益。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巨大消耗，到“阿拉伯之春”后在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干预行动引发的长期动荡，美国政策制定者逐渐认识到，政权更迭虽然诱人，但十分危险。

云阿云智库报告对此进行了精辟的总结：在过去80多年里，华盛顿推翻了许多政权。对于霸权美国来说，推翻外国政府并不难，但难的是实现想要的结果。特朗普二次当选推行“美国优先”标志着美国从国外到国内的战略转型，从乐此不疲的政权更迭到宣布放弃。

表：美国政权颠覆行动的历史演变

结论：美国宣布“不再颠覆他国政权”并非凭空而来的政策转向，而是基于长期历史实践和成本收益计算的战略调整。这种调整既反映了美国国力相对下降的现实约束，也体现了其对过去几十年外交政策失败的反思。然而，正如历史所表明的，美国是否会真正放弃政权颠覆这一传统外交工具，还是仅仅变换其形式和手段，仍需我们保持清醒观察和审慎评估。

三、新型干预主义：特朗普政府的特征与表现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对外干预的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形成了一种被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称之为“新型干预主义”的独特风格。这种新型干预主义与传统政权颠覆模式相比，在干预目标、手段和优先级方面都呈现出明显差异，反映了特朗普“美国优先”理念在外交领域的实际应用。

（一）干预方式的变化：从军事颠覆到经济胁迫

与冷战后的传统干涉主义相比，特朗普政府的新干预方式有了明显变化。过去，美国习惯于通过直接军事入侵、支持反对派武装等手段进行干预。而如今，虽然口号变了，但目标依旧：让对手在关键领域屈服、让盟友在利益分配中让步。经济手段已成为特朗普政府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首选工具，其中尤以关税政策最为突出。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迅速成立了负责征收关税的“对外税务局”，并宣布对所有美国进口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随后对进口自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这些措施并非简单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是深具战略意涵的经济武器。云阿云智库报告指出，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理念和挑衅性关税政策反映出根植于19世纪的重商主义世界观。

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甚至延伸至传统盟友。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此时正面临外界“自相矛盾”的批评——尽管在公开场合反对推动政权更迭的行动，但华盛顿仍在采取与以往干涉主义模式相似的举措。例如，美国政府最近对巴西、印度、以色列和阿根廷等国内政都发表过言论，甚至采取行动。这种无差别的经济胁迫政策，标志着美国干预主义进入了新阶段。

（二）内政干预与选举影响

新型干预主义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美国越来越多地介入其他国家的内部政治进程，特别是选举和政治制度。云阿云智库报告指出，在越来越多案例中，美国这种新的干预主义具有明确的政治性，如影响他国选举等核心政治法律程序、左右他国领导人或其主要政治对手的政治命运，或塑造重大政治议题的结果。这种干预虽然不如传统军事颠覆那样引人注目，但其对目标国政治自主性的侵蚀却更为深远。

与传统干预模式不同，特朗普政府的内政干预通常不以推广民主或促进人权为名，而是直接服务于美国的具体经济利益和安全诉求。例如，特朗普政府以缉毒的名义不断在委内瑞拉附近海域加强军事部署，这一行动令人想起过去美国在拉美地区推动的政变。同时，《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称，美国政府官员私下明确表示，其针对委内瑞拉行动的最终目标是将马杜罗赶下台。这表明，政权变更依然是美国干预的终极目标，只是实现手段变得更加多元和隐蔽。

（三）技术管控与投资审查

在新型干预主义工具箱中，技术管控和投资审查占据了愈发重要的地位。2025年11月6日，包括伊丽莎白•沃伦、查克•舒默在内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联合致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要求特朗普政府提高对外投资安全计划的实施透明度。这一计划旨在“确保美国不会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关注国家的敏感技术发展”，涵盖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

参议员们在信中指出：“对外投资筛查是我们国家安全框架的关键组成部分……财政部已发布法规，禁止涉及量子计算、超级计算机、先进半导体技术和基础AI的交易——并要求投资者在进行其他交易时通知财政部，包括商业AI应用和传统半导体技术”。这表明，技术竞争已成为美国新型干预主义的核心领域，通过构建技术壁垒和投资筛查机制，美国试图遏制竞争对手的技术进步，维持自身技术优势。

这种新型技术干预主义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同于传统的军事或政治干预，而是通过经济和科技手段实现战略目标。正如参议员们所强调的：“对外投资筛查是应对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威胁的关键工具，这些国家正试图利用美国资本和技术发展自己的军事和能力”。

（四）有限军事行动与法律边界测试

尽管特朗普政府总体上减少了大规模军事干预，但却更加频繁地使用有限军事行动来实现政策目标。这类行动通常规模较小、持续时间短、法律依据模糊，往往以反恐、缉毒等跨国安全问题为由进行。例如，近几周来，美国持续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对涉嫌贩毒的船只发动空袭，而联合国呼吁华盛顿“立即停止”相关举动。

这种有限军事行动的特点在于，它既避免了大规模地面部队投入带来的高昂成本和人员伤亡风险，又能够向国内外受众展示政府的强硬姿态。同时，这类行动常常带有测试国际法边界的意图，通过在实践中创造先例，逐步重塑国际行为规范。美国在委内瑞拉附近的军事部署、对伊朗核设施的空袭等行动，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表：美国新型干预主义与传统干预方式对比

（五）干预领域的扩展与多元化

新型干预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干预领域的扩展和多元化。与传统干预主要聚焦于政治和军事领域不同，特朗普政府的干预范围扩展至经济、科技、移民、环境、公共卫生等几乎所有跨国政策领域。例如，在移民问题上，特朗普采取强硬路线，在美墨边境建立多个军事区，并一反传统地在前线部署部队打击非法移民，包括执行逮捕和拘留任务。

在环境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并对美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参与情况进行“评估”。这些举措表面上是对多边主义的不信任，实质上则是通过单边行动重塑国际规则体系，使之为美国利益服务。

这种多元领域的干预策略反映了美国对当代国际权力本质的重新认识。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权力不再仅仅来源于军事优势，而是在经济互联、技术标准、信息流动、规则制定等多元领域中产生和积累。新型干预主义正是美国为适应这一变化而进行的战略调整，其核心目标是在这多元权力领域中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

结论：特朗普政府的新型干预主义并非对传统干预路径的简单抛弃，而是在新条件下干预策略的转型与升级。这种新型干预主义更加灵活、更加经济，也更难以被国际法和现有规则体系有效约束。它既反映了美国国力相对下降带来的战略收缩，也体现了美国为维持全球霸权而进行的策略创新。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关于“停止颠覆他国政权”的表态，更多是宣传叙事而非政策实质，是手段变更而非目标放弃。

四、战略退守与选择性干预：美国政策调整的深层背景

特朗普政府宣布“不再颠覆他国政权”并转向新型干预主义，其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深层调整——从冷战后的全球干预转向选择性干预与战略退守。这种战略转变并非偶然，而是美国面对国内外一系列结构性挑战所做出的必然选择。

（一）国内结构性困境与资源约束

美国战略退守的首要驱动力来自于其国内日益严峻的结构性困境。其中，财政压力是最为紧迫的挑战。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2025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将逼近1.9万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2%，预计到2035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将提升至2.7万亿美元。这一惊人的赤字水平背后，是美国政府债务的持续攀升和偿债压力的急剧增加。

2024财年，美国政府偿还美债利息支出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约1.1万亿美元，创下15年来新高，较上一财年增加了2540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29%。美债利息年度支出约占GDP的3.93%，为1998年以来新高。长期来看，美债利息支出迅速增长会对教育、交通、研究和发展等领域的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进而对美国未来竞争力造成深远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美国过高的国防开支造成了其沉重的财政负担。2024财年，美国国防开支达8860亿美元，超过中国、俄罗斯等9个国家军费的总和，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约占全球军费总额的40%。在美国国债总额屡创新高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如此高额的国防预算已难以为继。特朗普等人十分反对“美国花钱保欧洲平安”，他们认为美国比北约其他成员国承担了更多军费却毫无回报。

此外，美国社会的人口结构变化也给财政带来持久压力。2022-2050年，美国婴儿潮一代（1946年至1964年出生）将有2400万人步入老龄阶段，而年龄在20-64岁的工作人口仅将增加1800万人。随着美国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社会保障和医疗等刚性支出将不断增加，进一步挤压本已紧张的外交和国防资源。

这些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使得美国各界越来越倾向于支持“美国优先”和战略退守。美国《纽约时报》2025年1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受访者中约有60%的人希望美国减少对海外问题的关注，他们希望美国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其中，希望美国从全球事务中抽身的共和党人占比高达75%。这种国内舆论转向为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收缩提供了民意基础。

（二）“北美小霸权”与区域控制

在当前美国战略退守的实质是从全球干预转向区域割据和选择性参与。对外，美国的战略选择是暂时放弃全球扩张，着眼于夯实“北美小霸权”。这一概念是理解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关键。

云阿云智库报告指出，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的系列举动明确展现了这一取向：他多次对加拿大发出“合并”呼吁，声称加拿大可成为“美国第51州”；以“需要格陵兰岛来维护国家安全”等为由，对丹麦的格陵兰岛提出领土诉求；签署行政令，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多次声称巴拿马运河是所谓“美国重要国家资产”，并扬言不排除使用军事手段让巴拿马“归还”该运河。这些行为实际上反映了美国战略重心从全球向区域的收缩。

这种区域控制的战略重点在于绝对掌控西半球，排除其他大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力。正如特朗普政府的新版“门罗主义”所明确宣示的：“在特朗普看来，乌克兰战争只是在浪费资源，而中国则正在利用此机会扩大在拉丁美洲及全球的影响力。这意味着，增强美国在西半球日益衰弱的霸权资源成为不可避免的政策选择”。

（三）税基转换与霸权融资新模式

为应对财政压力并维持霸权能力，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一场深刻的税基转换改革。传统上美国建立的自由国际秩序，其基本逻辑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鲁杰提出的“嵌入式自由主义”，即美国在维持全球秩序时，必须保持国内和国际的微妙平衡。一方面用国内中产阶级税收来支持国际秩序，另一方面从维持稳定的国际秩序来服务于美国的国内政治，再来服务于美国的中产阶级。

然而，这种平衡在外交战略失误和财政压力的双重冲击下已难以为继。为此，美国正在将税基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转变为关税，通过关税去培育、去维护国际秩序。根据数据统计，美国现在一年大约征收3000多亿美元的关税。而在没有加征关税之前，美国一年获得的关税约为800亿到900亿美元左右，这意味着现在美国每年能获得额外的2500亿美元左右收入。按此计算，美国在未来十年内可通过关税获得2万亿到3万亿美元的额外收入，从而实现税基的转换。

云阿云智库报告认为：这种税基转换的战略意义在于，它使美国能够通过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将维持国际秩序的成本转嫁给贸易伙伴国，特别是那些依赖美国市场的盟友国家。为什么美国主要对盟友而非对手实施关税措施？原因在于对中国等对手实施掠夺较为困难，而掠夺盟友则相对容易——这是因为：一是这些盟友在国家的主权独立性上是比较弱的；二是这些盟友一直在享受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现在美国要求它们提供战略资源，这些盟友在道义上并不占据制高点。

（四）战略重点转移：印太做加法、欧洲做减法

美国的战略退守并非全面收缩，而是有选择、有重点的重新部署。其核心原则是：在欧洲做减法、在印太做加法。这一战略调整在特朗普政府的国防战略草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据2025年美国《国防战略》草案其核心内容是将美国本土防御和西半球安全任务的优先级别提升至对抗中国、俄罗斯等“竞争对手”之上，“此举动标志着当前政府与过去两党政府在国防战略上的明显转向”。美国军方优先事项的调整还包括弱化美国在欧洲和非洲的作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完全放弃对华竞争。新的《国防战略》仍然非常注重防御中国，其采取的西半球视角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对抗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活动”。保卫民主基金会军事和政治权力中心高级主任布拉德利·鲍曼分析称，长期以来，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势力一直活跃在拉美地区，而美方的应对往往介于“不存在和无效之间”。新战略强调通过聚焦本土和西半球安全，削弱中国在拉美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由此可见，美国的战略退守本质上是一种战略集中，而非战略放弃。它反映了美国在资源有限条件下，不得不做出的优先级选择和区域侧重。随着中国实力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会在安全和经济上会有差别，安全会逐渐地往后撤，这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在上升，美国必然伴随着一个缓慢后撤的过程，但在经济上又体现出美国倚重于它几个核心的盟友紧抓不放。

（五）实力衰落与霸权转型

美国从全球干预向战略退守的转变，从根本上反映了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现实。“美国优先”之所以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理念，与美国综合国力日趋下降、美国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焦虑感普遍上升密切相关。这种衰落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绝对在于美国维持全球霸权体系的能力下降；相对在于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崛起。

面对这种局面，美国选择的不是放弃霸权，而是重构霸权模式。传统上，美国通过一系列多边机构、联盟体系和国际规则来行使霸权，这种霸权模式虽然有效，但成本高昂。在新的条件下，特朗普政府试图建立一种更为经济、更少承担义务的轻量级霸权模式，通过双边施压、经济胁迫、技术控制等手段，以最小成本维持美国优势地位。

这种霸权转型在外交实践上体现为对盟友关系的重新定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表示，美国“将不再容忍不平衡的盟友关系”，不能假设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会永远持续。特朗普政府持续施压北约其他成员国，要求后者军费开支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减轻美国自身的防务负担。特朗普甚至多次要求其他成员国将这一比例提高至5%，并称“不确定美国是否应该为北约花费任何费用”。

结论：特朗普政府宣布“不再颠覆他国政权”并转向新型干预主义，其背后是美国在国力相对衰落、国内问题成堆、财政压力巨大的背景下，为维持霸权而进行的战略调整。这种调整的核心在于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方式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而非真正放弃全球领导地位或干预他国内政的传统。理解这一点，对于准确把握美国外交政策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五、案例聚焦：委内瑞拉与亚太地区的干预模式

特朗普政府的新型干预主义并非抽象的理论构想，而是在具体地区和国家的政策实践中得以充分体现。其中，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干预以及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调整，为我们观察和理解美国当前外交政策的实质提供了鲜明案例。

（一）委内瑞拉：军事与经济双重施压

委内瑞拉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重要试验场。根据英国《卫报》2025年11月1日的评论文章，特朗普政府以缉毒的名义不断在委内瑞拉附近海域加强军事部署，这一行动令人想起过去美国在拉美地区推动的政变。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报道披露，美国政府官员私下明确表示，其针对委内瑞拉行动的最终目标是将马杜罗赶下台。这种公开理由与私下目标之间的明显反差，揭示了美国所谓“不再颠覆他国政权”表态的虚伪性。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干预呈现出多维度、多手段的特点：在军事上，以打击毒品走私为名，在委内瑞拉附近海域保持军事存在，进行武力威慑；在经济上，维持并强化对委能源、金融等关键领域的制裁，削弱该国经济基础；在政治上，支持反对派势力，质疑马杜罗政府的合法性；在外交上，联合地区盟友共同施压，孤立委内瑞拉政府。

这种综合干预策略反映了特朗普政府的新型干预主义特点：一方面避免直接的军事入侵和政权颠覆，降低行动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通过持续的多维度压力，寻求实现政权更迭的最终目标。这种新型干预主义仍处于初期阶段。截至目前，这些干预行动收效并不明显，但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团队要重新考虑其干预政策，未来美国的政治干预主义几乎可以肯定还会持续下去。

（二）亚太地区：军事收缩与经济胁迫并行

与在委内瑞拉的强势干预相比，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可概括为“军事向后撤，经济靠关税”。这一判断揭示了美国亚太战略的两个基本维度：在安全领域进行有限收缩，在经济领域则保持强势进取。

在军事层面，美国正调整其在亚太的军力部署态势。一方面，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安全而不得不进行往后收缩。另一方面，由于台湾问题日趋紧张，美国又必须做好战略预防工作，强化前沿防御。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趋势实则统一于美国对华竞争的大框架下——美国试图在降低直接军事风险的同时，保持对中国的有效威慑。

在经济层面，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略则高度聚焦于经贸利益。纵观特朗普在东南亚、日本和韩国的相关会谈，其核心诉求非常明确：“你要接受我的高关税，因为我要从关税中获得收益。另一方面你要到我国内投资，第三方面就是买我的东西”。这种交易式外交反映了特朗普对外政策的本质特征——将国际关系简化为纯粹的利益交换，甚至不惜牺牲传统盟友关系。

特朗普此次亚洲行直接缺席APEC领导人峰会，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他对多边主义平台的排斥。朗普本人的风格是，他不太喜欢多边主义平台，原因有三：一是他倾向于双边会谈而非多边会谈；二是在一对一时他能占据强势地位，而一对多时每个国家平等发言，无法凸显他的优势；三是他可能认为多边平台并不重要，无法给美国带来具体实惠的好处。

（三）技术管控：新型干预主义的核心工具

在亚太地区，技术管控已成为美国对华竞争和干预的关键工具。2025年11月6日，包括伊丽莎白•沃伦、查克•舒默在内的美国参议员联名致函财政部长，要求提高对外投资安全计划的透明度。该计划旨在“确保美国不会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关注国家的敏感技术发展”，涵盖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

参议员们在信中透露：“财政部发布法规，禁止涉及量子计算、超级计算机、先进半导体技术和基础AI的交易——并要求投资者在进行其他交易时通知财政部，包括商业AI应用和传统半导体技术”。这些措施显示了美国正通过构建技术壁垒来遏制中国技术进步，维持自身技术优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信中同时指出：“特朗普总统在2月份承诺'采用新规则'保护美国创新，但至今未提出或发布任何规则。这种缺乏透明度的做法引发了对对外投资筛查方向及政府对该计划承诺的质疑”。这一方面反映了特朗普政府新型干预主义政策实施的不连贯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美国在技术管控领域面临的内在矛盾——过于严格的管控可能损害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四）盟友关系的重新定义

在新型干预主义框架下，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正在经历深刻重构。特朗普政府明确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和经济成本，重新定义联盟体系内的权利义务分配。在亚太地区，这一趋势尤为明显。

美国当前霸权面临的困境主要在于国债规模已接近38万亿美元，这一庞大数字迫使美国必须找到新的财源来支撑国家发展及其主导的全球秩序。为此，美国正在转变思路，将税基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转变为关税，通过关税来维护国际秩序。

为什么美国选择对盟友而非对手实施关税措施？云阿云智库报告认为原因在于：一是对中国等对手实施掠夺较为困难，而掠夺盟友则相对容易；二是一方面，盟友在国家主权独立性上较弱；另一方面，这些盟友一直在享受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现在美国要求它们提供战略资源，这些盟友在道义上并不占据制高点。因此，这些盟友大概率象征性地抗议一下，或者甚至没有抗议，就直接服从了美国。

这种盟友关系工具化的趋势在特朗普的亚太政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通过迫使盟友接受高关税、加大对美投资、采购美国产品，美国实际上是在让盟友补贴其财政困难，为美国霸权支付“保护费”。这种政策短期来看可能为美国带来经济收益，长期而言却可能削弱联盟凝聚力，损害美国软实力和领导地位。

（五）干预效果的初步评估

特朗普政府新型干预主义的实际效果如何？从目前情况看，其成效相当有限且充满矛盾。在委内瑞拉，美国的干预尚未实现政权更迭的最终目标；在亚太地区，美国的经济胁迫虽可能获得短期让步，却可能损害长期战略利益。

云阿云智库报告指出：这种新型干预主义仍处于初期阶段，截至目前，这些干预行动收效并不明显，但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团队要重新考虑其干预政策，未来美国的政治干预主义几乎可以肯定还会持续下去。

新型干预主义面临的另一重挑战在于其自身的矛盾性。美国军方领导人对即将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表达严重关切，军方的失望情绪日益强烈，认为该战略目光短浅，而且可能实际上“无关紧要”，因为总统在外交政策上采取“高度个人化、有时相互矛盾”的做法。这种矛盾性可能削弱美国对外政策的连贯性和有效性，导致其干预行动难以达成持久战略效果。

结论：通过对委内瑞拉和亚太地区的案例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特朗普政府新型干预主义的实际操作方式及其内在矛盾。这种新型干预主义既反映了美国国力相对下降的现实约束，也体现了其为维持全球霸权而进行的策略创新。然而，其实际成效仍有待观察，且已暴露出诸多问题和局限。理解这些案例，有助于我们更准确把握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向和全球影响。

六、国际社会的认知与应对

特朗普政府宣布“不再颠覆他国政权”并推行新型干预主义，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多元反应。各国基于自身利益和地缘位置，对美国政策调整作出了不同解读和应对，形成了复杂的国际互动格局。

（一）普遍质疑与谨慎观望

国际社会对美国官方表态的第一反应普遍是质疑和谨慎。多方专家和媒体指出，美国的实际行动与其公开声明之间存在显著差距。这种不信任感源于美国长期的外交实践和历史记录——在过去80年里，华盛顿推翻了许多政权。对于霸权美国来说，推翻外国政府并不难，但难的是实现想要的结果。

国际舆论的典型观点是：一方面对美国过去的干预主义持批评态度，另一方面对其最新表态持怀疑立场。这种担忧在欧洲和亚洲盟友中尤为明显，它们担心美国战略转向可能导致安全承诺的不可靠性。

（二）欧洲：战略自主的再思考

欧洲国家对美国政策转向的反应尤为复杂和矛盾。一方面，欧洲传统上被视为美国最紧密的盟友；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和对欧洲的公开批评，迫使欧洲重新思考与美国的关系和自身定位。

欧盟国家建“欧洲军”即所有国家武装力量完全融合，置于欧盟指挥之下，但欧盟内部政治分歧根深蒂固，实力差距依然明显，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欧洲军队将无法持续执行长期作战任务。

“成为美国的敌人很危险，但成为美国的朋友是致命的”欧洲的这种困境体现了其面对美国战略调整时的两难：既希望获得更大战略自主性，又担心无法独立承担防务责任。既想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又担心失去美国保护后面对安全挑战的能力不足。

（三）亚洲盟友的应对策略

与美国在欧洲的盟友不同，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伙伴面对美国政策调整采取了更为灵活和多样的应对策略。这些国家既希望维持与美国的传统安全合作，又不得不适应美国战略重点和手段的变化。

面对特朗普高度不确定的政策变化，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只能“妥协”。 以日本和韩国为例，这两个美国在亚洲最紧密的盟友一方面在安全领域继续依赖美国保护，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则不得不接受美国的关税压力和市场开放要求。这种安全依赖与经济让步的组合，体现了亚洲盟友在面对美国新型干预主义时的基本应对模式——在核心安全利益上维持同盟关系，在经济利益上做出必要妥协。

东南亚国家的应对策略则更为多元。一些国家试图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避免选边站队；另一些国家则通过加强区域合作，深化东盟框架内的一体化，增强集体谈判能力；还有少数国家选择向美国靠拢，希望借助美国力量平衡其他区域大国的影响。这种多元应对反映了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复杂性和各国不同的战略计算。

（四）中国的判断与应对

中国作为美国战略竞争的主要对象，对特朗普政府政策调整有着独特的判断和应对。中国官方和学界普遍认为，美国所谓“不再颠覆他国政权”的表态并不代表其放弃了霸权主义本质，而是干预策略和手段的调整。

基于这一判断，中国的应对策略也显示出两个层面：一方面，中国继续强调多边主义和国际规则，定位为全球化的捍卫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与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中国也在积极准备应对美国新型干预主义的挑战，特别是在技术管控、经济安全和地区影响力等关键领域。

这一判断提示中国需要为长期战略竞争做好准备，既不低估美国战略调整的深远影响，也不高估其政策转变的彻底性。

表：不同地区国家对美国政策转变的应对策略

（五）国际格局的重塑趋势

美国政策调整正在加速国际格局的重塑，推动国际体系从单极霸权向更为多元化的方向演进。一方面，美国战略退守和干预方式变化，为其他国际行为体提供了更大空间；另一方面，美国试图通过新型干预主义维持关键领域的主导权，对多极化趋势形成制约。

欧盟安全研究所对美国《国防战略》报告草案持悲观看法。该智库刊文称，美国国防部现在的领导层基本都是由“克制者”阵營把持。所谓“克制者”指的是一群持有类似国防观点的人，他们认为美军在欧洲和中东地区活动是浪费兵力。这种观点在美国战略界的上升，反映了美国国内对全球领导角色的重新思考。

同时，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单边主义倾向，也加速了国际规则和制度的重构进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寻求美国主导体系之外的合作机制，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构建更为多元的国际秩序。这一趋势在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边机构后尤为明显。

然而，国际格局转型的方向和速度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美国外交政策有其延续性和稳定性，当前的变化可能只是策略调整而非战略转向。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准确判断美国政策的本质特征和长期趋势，从而制定出富有远见的应对策略。

结论：国际社会对特朗普政府“不再颠覆他国政权”表态和新型干预主义的反应多元而复杂，既有质疑和担忧，也有适应和利用。各国基于自身利益和地缘位置，制定了不同的应对策略，这些策略间的互动将共同塑造未来国际格局的走向。在这一过程中，准确理解美国政策的实质和趋势，避免误判和过度反应，成为各国面临的重要挑战。

七、结论：霸权本质与未来走向

特朗普政府宣布“不再颠覆他国政权”并转向新型干预主义，并非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转向，而是其霸权策略在新条件下的调整与转型。深入剖析这一现象，需要我们超越表面宣言，把握美国外交政策中延续与变化的辩证关系，准确判断其未来走向及对国际秩序的深远影响。

（一）美国外交的延续性与“新干涉主义”的本质

纵观美国战后外交史，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外交动作都能找到类似的先例。本届美国政府与历届美国政府相比，其所作所为只是表达方式的差异，并无本质上的不同。“美国优先”的霸权性质始终是美国外交的真实底色，特朗普政府只不过是更加直白，让习惯于美国传统精英阶层塑造的美国形象的人感到惊诧而已。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深层延续性——改变的是策略和手段，而非目标和本质。

所谓“新型干预主义”，其“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干预手段的变化，从直接的军事颠覆转向经济、技术和政治领域的综合施压；二是干预节奏的调整，从急性政权变更转向慢性政治演变；三是干预话语的转换，从“推广民主”转向“经济公平”和“技术安全”。然而，其追求美国霸权优势、塑造他国政治进程的本质目标并未改变。

（二）美国政策的内在矛盾与局限性

特朗普政府的新型干预主义面临多重内在矛盾和局限性，这些矛盾可能制约其政策效果，甚至导致反噬效应。

首先，战略目标与手段之间的矛盾。美国一方面宣称放弃成本高昂的政权颠覆策略，另一方面却继续追求同样的地缘政治目标，只是改用了新型干预手段。这种目标与手段之间的不匹配，可能导致政策效力的下降。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干预至今未能实现政权更迭目标，就是这一矛盾的明显例证。

其次，短期利益与长期战略的矛盾。特朗普政府的交易式外交和短期利益导向，可能损害美国的长期战略利益。特别是其对传统盟友的关税施压和技术限制，可能削弱联盟凝聚力，损害美国软实力，从而动摇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根基。

第三，单边主义与多边现实的矛盾。特朗普政府倾向于单边行动，轻视多边框架，这与当今世界日益深化的相互依存和全球治理需求形成尖锐矛盾。这种单边主义倾向不仅限制了美国应对跨国挑战的能力，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填补领导空缺的机会。

这些内在矛盾使得特朗普政府的新型干预主义难以达成预期效果，甚至可能加速美国影响力的相对衰落。特朗普政府的诸多政策并非凭空而来，其所暴露的恰是美国的本来面目。“特朗普主义”有许多根源，其中之一便是由特朗普的前任们构建的政治体制。

（三）未来走向：不确定性中的确定趋势

展望未来，美国干预政策的演变将受到国内政治、国际环境和大国竞争等多重因素影响，存在显著不确定性。然而，在不确定性中仍可辨识出一些确定趋势：

第一，干预方式的技术化与经济化将成为长期趋势。随着军事干预的成本效益比日益恶化，美国将更加依赖技术管控、经济制裁、金融限制等“轻量级”干预工具。参议员们要求提高对外投资安全计划透明度的举动，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第二，选择性干预将成为美国战略的基本特征。基于资源限制和优先级排序，美国将在不同地区和问题领域采取差异化的干预策略，集中资源于关键区域和核心议题。国防战略草案将本土防御和西半球安全置于对抗中国、俄罗斯之上，就是这一选择的明确信号。

第三，大国竞争将重新定义美国干预政策的目标和方向。随着对华竞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关切，美国对外干预将日益服务于制约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大目标。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调整充分体现了这一导向。

 云阿云智库中美关系课题组认为，“特朗普2.0”时期的外交新动向能否长期持续，还需观察。美国政策的未来走向仍存在多种可能，既可能随着政府更迭而再次调整，也可能在现实压力下不断修正。

（四）对国际秩序的深远影响

美国干预策略的转型将对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推动国际体系进入一个更加动荡和不确定的过渡时期。

一方面，美国战略退守和干预方式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减少直接军事干预和政权颠覆行为，为各国提供更大政治空间。另一方面，新型干预主义的兴起，特别是经济胁迫和技术管控的泛化，可能削弱国家主权原则，侵蚀不干预内政的国际法基本准则。

同时，美国政策的单边主义和交易主义导向，可能进一步削弱多边国际制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加速国际规则体系的分化和重组。这一过程既可能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机会，也可能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加剧全球性挑战。可以预见美国全球角色的长期调整，其影响将超越国界，重塑整个国际秩序。

结论

特朗普政府宣布“不再颠覆他国政权”并转向新型干预主义，既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转变，也不是简单的宣传叙事，而是美国为应对国内外新条件而进行的霸权策略调整。理解这一调整的动因、特点和趋势，对于把握美国外交未来走向和国际格局演变方向具有重要意义。面对这一变化，国际社会既应欢迎美国减少政权颠覆行为的表态，也应对新型干预主义保持警惕，同时国际社会更应该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极化，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