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战争的认知分析报告

原创 李桂松 李国琥 云阿云智库•中日关系课题组

编者按：日本对战争的认知是一个由历史、地缘、政治、文化、代际等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系统。其核心特征是“加害者”与“受害者”双重身份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分裂。认知困境，悬而未决！全文8000余字，由云阿云智库•中日关系课题组原创出品。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长

作者：李国琥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摘要与提纲

《日本对战争的认知分析报告》。本报告将超越简单的史实罗列，致力于剖析日本社会对战争认知的复杂性、矛盾性及其深层根源，并展望其未来走向。

本报告旨在系统性地剖析日本社会对战争，特别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的认知。报告认为，日本的战争认知并非一个统一、静态的整体，而是一个由多重叙事、相互竞争的记忆、政治角力与社会心理共同构成的动态光谱。这一光谱的一端是“受害者意识”，另一端是“加害者责任”，二者在日本社会内部持续矛盾与博弈。

报告从历史演变、地缘政治、教育体系、文化表征、政治话语、代际更迭及国际互动等多个维度切入，深入探讨了塑造日本战争认知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战后初期的民主化改革、冷战格局的形成、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民族主义复兴、以及后冷战时代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双重压力，共同塑造了今日日本战争认知的复杂面貌。

报告指出，日本战争认知的核心困境在于如何在“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与直面历史加害事实之间取得平衡。这种困境不仅关乎日本的国家认同建构，也深刻影响着其与邻国的关系及在东亚地区的角色定位。未来，日本战争认知的走向将取决于国内政治力量的消长、年轻一代的价值取向以及区域安全环境的演变。

《日本对战争的认知分析报告》提纲如下：

前言：认知困境，悬而未决

一、历史之镜——战争认知的历史演变脉络

（一）前近代的战争观：武士道精神与“大义名分”

（二）近代化与军国主义的崛起：从“富国强兵”到“八纮一宇”

（三）战败与“一亿总忏悔”：战后初期的认知重构

（四）经济奇迹与民族主义的复兴：遗忘与选择性记忆

（五）后冷战时代的多元化与对抗：认知光谱的拉伸

二、地缘之困——安全环境与战略选择的塑造力

（一）岛国心态与“锁国”/“开国”的循环

（二）日美同盟的“双刃剑”效应

（三）东亚邻国的“历史阴影”与现实竞争

（四）“正常国家论”与集体自卫权的解禁

三、记忆的战场——教育、媒体与文化中的战争叙事

（一）历史教科书之争：国家叙事与公民记忆的角力

（二）大众传媒的角色：从沉默到多元

（三）流行文化中的战争记忆：动漫、电影与文学

四、政治的棱镜——国家话语与社会思潮的互动

（一）官方立场的演变：从“村山谈话”到“安倍谈话”

（二）靖国神社问题：政治符号与民族情感的纠葛

（三）社会思潮的分化：和平主义、民族主义与犬儒主义

五、代际的鸿沟——记忆的传承与断裂

（一）“战争体验者”的消失

（二）年轻一代的认知特点

（三）记忆传承的挑战与机遇

六、区域的回响——国际视角下的日本战争认知

（一）中韩等国的反应：历史正义与现实政治

（二）国际社会的审视：普世价值与历史责任

（三）跨国市民社会的努力：构建共享记忆

结论：走向何方？——日本战争认知的未来展望

日本对战争的认知分析报告

李桂松 李国琥

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

前言：认知困境，悬而未决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通过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宣告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结束战争。然而，这场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关于战争本身的讨论也随之终结。相反，对于战争性质、责任归属、历史教训等问题的认知与争论，在战后的日本社会持续发酵，并成为贯穿其现代史的一条核心线索。

观察日本对战争的认知，会发现一个显著的悖论：一方面，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其和平主义理念深入人心，《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更是被誉为“和平宪法”的典范；另一方面，日本作为二战期间亚洲的主要侵略者，其战争暴行给中国、朝鲜半岛及东南亚诸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但日本官方对此的反省与道歉却屡屡显得暧昧、反复，甚至引发邻国的强烈不满。

这一悖论的背后，隐藏着日本社会对战争认知的深刻分裂与内在矛盾。这种认知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多种声音、多种立场交织而成的复杂图景。理解这一图景，需要我们超越简单的道德评判，深入到历史、政治、文化、心理乃至地缘战略的深层结构中去探寻其根源。

本报告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何日本社会在战争认知上呈现出如此复杂的样态？这种认知是如何被历史进程、地缘环境、政治权力、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所共同塑造的？它又将如何影响日本的未来？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本报告将采用多学科交叉的视角，分章节展开论述。

一、历史之镜——战争认知的历史演变脉络

日本对战争的认知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深深植根于其独特的历史经验之中。要理解当下，必须回溯过去。

（一）前近代的战争观：武士道精神与“大义名分”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割据时代。战国时代的混战催生了以“忠”、“勇”为核心的武士道精神。战争被视为武士实现个人价值、效忠主君的最高舞台。此时的战争观具有强烈的封建性和私人性，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争概念。德川幕府建立后，长达两百余年的“江户和平”使得武士阶层逐渐文官化，但其尚武精神和等级观念被保留下来，并融入了儒学思想，形成了独特的“士魂”。

（二）近代化与军国主义的崛起：从“富国强兵”到“八纮一宇”

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富国强兵”成为国家目标。为了摆脱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日本迅速建立起现代化的军队，并成功在甲午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1904-1905）中获胜。这两次胜利极大地强化了日本国民的民族自豪感，也使其坚信“强权即公理”的帝国主义逻辑。战争不再是封建领主间的私斗，而被赋予了“文明开化”、“解放亚洲”的宏大叙事色彩。

进入20世纪，随着政党政治的衰落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军部势力日益膨胀。他们利用民众对西方的不满和对“昭和维新”的期待，将对外扩张美化为实现“八纮一宇”。八纮一宇意为“天下一家”，实为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神圣使命。在此过程中，天皇被神格化，成为国家与军队的精神象征，任何对战争的质疑都被视为对天皇的不忠。整个社会被裹挟进一种狂热的、非理性的战争动员状态，批判性思考的空间被极度压缩。

（三）战败与“一亿总忏悔”：战后初期的认知重构

1945年的战败对日本社会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不仅是军事上的，更是精神上的。美国主导的占领当局（GHQ）推行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包括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制定和平宪法，以及最重要的——对战争责任的追究和历史观的重塑。

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试图从法律层面厘清日本的战争罪责，将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定罪。然而，出于冷战需要，美国很快改变了策略，保留了天皇制，并赦免了大量战犯，包括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等人。这一转变使得对战争责任的清算变得不彻底，为日后的历史修正主义埋下了伏笔。

在以美国主导的占领当局（GHQ）指导下，日本社会开始进行“一亿总忏悔”式的反思。许多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真诚地认识到军国主义的危害，拥抱和平主义。然而，这种反思更多地集中在“战败”的痛苦和“原爆”的创伤上，对于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具体暴行（如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强掳劳工等），则因信息封锁、社会禁忌和以美国主导的占领当局（GHQ）后期政策的转向而未能得到充分、公开的讨论。这导致了一种“模糊的负罪感”——知道做错了事，但不清楚错在哪里，以及对谁造成了伤害。

（四）经济奇迹与民族主义的复兴：遗忘与选择性记忆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经济的成功极大地提升了国民的自信心，也冲淡了战败的屈辱感。在“吉田路线”（重经济、轻军备）的指引下，日本专注于经济发展，刻意回避了敏感的历史问题。与此同时，保守派政治家开始推动民族主义的复兴，强调日本文化的优越性和战后重建的成就。

在此背景下，对战争的记忆出现了选择性倾向。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规模盛大，成为日本“和平国家”身份的核心象征。然而，对于日本在亚洲其他国家犯下的战争罪行，则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靖国神社从一个普通的祭祀场所，逐渐演变为右翼势力宣扬“英灵”崇拜、否定东京审判的政治符号。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也开始出现争议，保守派试图淡化或删除有关侵略和暴行的内容。

（五）后冷战时代的多元化与对抗：认知光谱的拉伸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剧变。一方面，全球化浪潮促进了跨国对话，韩国、中国等受害国对历史问题的诉求日益高涨，迫使日本不得不面对过去。1993年的“河野谈话”和1995年的“村山谈话”是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相对积极的表态。另一方面，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再度抬头，尤其是在经济长期低迷、少子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部分政治势力将“摆脱战后体制”、“恢复国家正常化”作为口号，对“自虐史观”进行猛烈批判。

进入21世纪，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和信息碎片化，日本社会的战争认知进一步分化。一部分人坚持和平主义立场，积极参与跨国和平运动；另一部分人则倾向于否认或美化侵略历史，将邻国的批评视为“反日”宣传。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使得达成社会共识变得更加困难。

二、地缘之困——安全环境与战略选择的塑造力

日本的战争认知与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处境密不可分。作为一个资源匮乏、地震频发的岛国，其国家安全战略始终围绕着如何应对外部威胁而展开。

（一）岛国心态与“锁国”/“开国”的循环

历史上，日本曾多次采取“锁国”政策（如德川幕府时期），以隔绝外部世界的干扰，维护内部稳定。然而，19世纪中叶黑船来航打破了这一幻想，迫使日本“开国”。这种被迫开放的经历，强化了日本对“外部威胁”的敏感性和不安全感。为了生存，日本选择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路，迅速实现了军事现代化，并反过来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试图通过控制大陆来确保自身的安全与资源供给。这种“以攻为守”的战略思维，是其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动因之一。

（二）日美同盟的“双刃剑”效应

战后，日本的安全完全依赖于日美安保条约。美国为日本提供了“核保护伞”，使其得以在宪法第九条的框架下维持一支规模有限的自卫队，并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经济发展中。这种安排被称为“吉田主义”，它成功地让日本享受了长期的和平红利。

然而，日美同盟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保障了日本的安全，使其无需直接面对战争的残酷，从而强化了其“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它也使日本在安全上处于一种“半主权”状态，无法独立自主地决定其国防政策。更重要的是，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从未真正要求日本对其侵略历史进行彻底清算。这种“战略纵容”使得日本可以相对轻松地回避历史问题，将精力集中在经济和技术领域。

（三）东亚邻国的“历史阴影”与现实竞争

日本与中国、韩国等邻国的关系，始终笼罩在历史问题的阴影之下。这些国家是日本侵略战争的主要受害国，对日本未能充分反省历史有着深刻的怨念。每当日本政界人士参拜靖国神社或发表否认侵略的言论时，都会引发强烈的外交风波。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地区影响力的扩大，日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在东海钓鱼岛（尖阁诸岛）等问题上，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日益尖锐。这种现实的地缘政治竞争，使得历史问题更容易被工具化。日本右翼势力常常将邻国对历史问题的关注，解读为遏制日本崛起的政治手段，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其拒绝反省历史的立场。反之亦然，邻国也常利用历史问题来牵制日本的战略动向。这种历史与现实的纠缠，使得战争认知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敏感。

（四）“正常国家论”与集体自卫权的解禁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日本积极推动“摆脱战后体制”，追求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其核心举措之一就是修改对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允许自卫队在特定条件下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一政策转变的背后，是对地区安全环境恶化的担忧（主要是针对朝鲜的核导威胁和中国的军事崛起），但也反映了日本希望在国际安全事务中扮演更积极角色的意愿。

然而，这一举动在国内引发了巨大争议。反对者认为，这是对和平宪法的实质性破坏，是向战前军国主义道路的危险回归。支持者则辩称，这是适应新时代安全挑战的必要之举，与历史问题无关。这场辩论清晰地展现了日本社会在战争认知上的深层分裂：一方将和平宪法视为对战争罪责的永恒赎罪券，另一方则视其为束缚国家发展的枷锁。

三、记忆的战场——教育、媒体与文化中的战争叙事

战争认知的传承与再生产，主要发生在教育、媒体和文化领域。这些场域既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也是民间记忆与批判性思考的竞技场。

（一）历史教科书之争：国家叙事与公民记忆的角力

历史教科书是塑造国民历史观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在日本，教科书的审定制度赋予了文部科学省极大的权力。长期以来，保守派政府利用这一制度，试图将教科书中关于侵略战争、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问题的表述修改得更为模糊或淡化。

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教科书事件”，以及由右翼学者家永三郎发起的、长达数十年的教科书诉讼案。这些事件揭示了国家权力如何试图垄断历史解释权，以服务于其特定的政治议程。尽管近年来一些主流教科书已经包含了相对客观的历史叙述，但争议从未停止。教科书之争的本质，是关于“我们是谁”、“我们应该记住什么”的国家认同之争。

（二）大众传媒的角色：从沉默到多元

战后初期，在美国主导的占领当局（GHQ）的审查下，日本媒体对战争罪行保持沉默。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媒体开始发挥监督作用，报道了许多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如731部队的细菌战实验等。

然而，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后，主流媒体往往更关注经济和社会新闻，对历史问题的深度报道有所减少。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来源变得多元化。一方面，网络为历史修正主义者提供了传播平台；另一方面，也涌现出许多致力于揭露历史真相的独立媒体和公民记者。NHK（日本放送协会）作为公共媒体，其立场时常成为政治角力的焦点，例如其管理层任命常被质疑受到政府干预。

（三）流行文化中的战争记忆：动漫、电影与文学

日本的流行文化是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战争记忆的重要载体。

动漫与游戏： 一些作品（如《宇宙战舰大和号》）隐晦地表达了对战败的不甘和对“荣耀”的追忆。近年来，也有不少作品（如《在这世界的角落》）以平民视角描绘战争的残酷，传递反战信息。

电影：从黑泽明的《我对青春无悔》到高畑勋的《萤火虫之墓》，再到近年的《永远的零》，日本电影对战争的描绘呈现出从批判到怀旧的复杂光谱。《永远的零》因其对特攻队员的浪漫化描写而备受争议，被认为迎合了右翼的“英灵”叙事。

文学：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等作家在其作品中深刻反思了战争与暴力的根源。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发表的“高墙与鸡蛋”的演讲，明确表达了对强权的批判和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总体而言，日本的文化产品在战争叙事上呈现出高度的多样性，既有深刻的反省，也有温情的怀旧，甚至不乏危险的美化。这种多样性本身，正是日本社会战争认知复杂性的生动体现。

四、政治的棱镜——国家话语与社会思潮的互动

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场，是塑造社会战争认知的关键变量。而这种立场又深受国内政治生态和国际环境的影响。

（一）官方立场的演变：从“村山谈话”到“安倍谈话”

1995年，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著名的“村山谈话”，明确承认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这一谈话被视为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里程碑。

然而，此后历任首相的立场并不一致。小泉纯一郎虽然每年参拜靖国神社，但在其他场合也表达了反省之意。到了安倍晋三时代，其立场更为暧昧。2015年发表的“安倍谈话”虽然引用了“村山谈话”的关键词，但通篇使用被动语态，弱化了日本的主体加害责任，并强调“不能让后代日本人背负谢罪的宿命”。这种表述方式，反映了保守派试图“翻过历史一页”的强烈愿望。

（二）靖国神社问题：政治符号与民族情感的纠葛

靖国神社供奉着包括14名甲级战犯在内的246万余名战死者。对于日本右翼而言，参拜靖国神社是“祭奠英灵”、彰显国家尊严的行为。但对于中国、韩国等受害国而言，这无异于对战争罪行的公然肯定。

靖国神社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它触及了日本民族认同的核心。天皇在1978年甲级战犯合祀后便不再参拜，显示出皇室与军国主义的距离。但政界人士的参拜，则成为其争取保守派选票的政治表演。这一问题已成为检验日本是否真正反省历史的试金石。

（三）社会思潮的分化：和平主义、民族主义与犬儒主义

当代日本社会在战争认知上大致可分为三种主要思潮：

和平主义思潮：以知识界、部分市民团体为代表，坚守和平宪法，主张正视历史，与邻国和解。他们是推动历史真相调查和赔偿运动的主要力量。

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思潮：以自民党内的保守派、右翼团体为代表，强调日本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认为东京审判是“胜者的正义”，主张摆脱“自虐史观”，恢复国家的“荣誉”。

犬儒主义/实用主义思潮：这是人数最多的普通民众的态度。他们对政治和历史争论感到厌倦，更关心经济、就业、养老等切身问题。他们可能同情邻国的遭遇，但也不愿看到国家因此在外交上处处受制。这种态度为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模糊策略提供了社会基础。

这三种思潮的互动与博弈，构成了日本战争认知的基本格局。

五、代际的鸿沟——记忆的传承与断裂

随着时间的推移，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逐渐老去，战争记忆面临着传承的危机。

（一）“战争体验者”的消失

战后出生的日本人，没有直接的战争体验。对他们而言，战争是历史课本上的文字，是祖辈口中的故事，或是影视作品中的影像。这种间接性使得他们对战争的感知更为抽象，也更容易受到不同叙事的影响。

（二）年轻一代的认知特点

调查显示，日本年轻人普遍认同和平主义价值观，但他们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如南京大屠杀的细节）了解甚少。他们的历史观更多地受到学校教育、家庭背景和网络信息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年轻一代对“加害者”身份的认同感普遍较弱，而对“原爆受害者”的身份认同则更为强烈。这种认知偏差，部分源于教育内容的选择性，也源于全球反核运动的强大影响力。

（三）记忆传承的挑战与机遇

如何将战争的真实记忆，特别是作为加害者的记忆，有效地传递给下一代，是日本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一些地方自治体、民间团体和教育工作者正在尝试新的方法，如组织学生访问中国、韩国的战争纪念馆，邀请幸存者讲述经历，制作多媒体教材等。这些努力能否克服国家叙事的主导影响，尚需时间检验。

六、区域的回响——国际视角下的日本战争认知

日本的战争认知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始终处于与邻国及国际社会的互动之中。

（一）中韩等国的反应：历史正义与现实政治

中国和韩国对日本战争认知的关切，既有基于历史正义的道德诉求，也有现实政治的考量。历史问题常常成为两国制约日本政治和军事动向的有效杠杆。同时，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会放大对日本言行的反应，形成一种相互刺激的恶性循环。

（二）国际社会的审视：普世价值与历史责任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对战争罪行的承认、道歉和赔偿是基本的道义责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机构也曾就“慰安妇”等问题对日本提出批评。日本若想成为一个受尊敬的“正常国家”，就必须妥善处理其历史遗留问题，这是其融入国际社会的必经之路。

（三）跨国市民社会的努力：构建共享记忆

尽管官方层面的和解困难重重，但东亚各国的市民社会一直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学者、教师、艺术家和普通市民通过各种交流项目，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共同面对历史，构建一种基于人道主义的共享记忆。这些草根层面的努力，为未来的和解播下了宝贵的种子。

结论：走向何方？——日本战争认知的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日本对战争的认知是一个由历史、地缘、政治、文化、代际等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系统。其核心特征是“加害者”与“受害者”双重身份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分裂。

展望未来，日本战争认知的走向将取决于以下几个关键变量：

国内政治格局的演变： 如果和平主义力量能够重新占据主导，日本有望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更为主动和真诚的姿态。反之，如果民族主义势力持续强势，历史修正主义可能会进一步抬头。

代际更替的最终结果： 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将决定日本未来的国家认同。他们是会选择继承和平宪法的精神，还是会被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所吸引？

区域安全环境的变化： 中日、日韩关系的走向，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调整，都将深刻影响日本对自身历史和未来的判断。

跨国对话的深度与广度： 能否建立起超越官方层面的、深层次的民间对话机制，将是打破历史僵局的关键。

日本能否最终走出战争认知的困境，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国家认同与灵魂救赎，也关系到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命题，其答案，仍有待历史去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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