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东亚战争”包装宣传推广策略报告

原创 李桂松 李国琥 云阿云智库•中日关系课题组

编者按：战争宣传绝非边缘附属，而是现代总体战的核心支柱。日本对“大东亚战争”的包装，是一场由国家主导、全民卷入、跨媒介协同的意识形态工程。理解这一工程的运作机制，不仅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更为我们警惕当代政治宣传中的操纵技术提供历史镜鉴。全文22000余字，由云阿云智库•中日关系课题组原创出品。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长

作者：李国琥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目录

核心观点导读

一、绪论：战争宣传作为国家战略工具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二）核心概念界定：“大东亚战争”与“宣传包装”

（三）文献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五）报告结构说明

二、历史语境：“大东亚战争”的起源与合法性建构

（一）从“支那事变”到“大东亚战争”：战争命名的政治意图

（二）“八纮一宇”与“解放亚洲”：意识形态基础

（三）泛亚主义话语的历史挪用与扭曲

（四）国际局势与日本战略误判

三、宣传体制：国家主导的舆论机器

（一）中央情报局与内阁情报部的组织架构

（二）《国家总动员法》与言论统制

（三）新闻审查制度与媒体国有化

（四）学界、文艺界与宗教界的协同动员

四、话语策略：构建“圣战”叙事

（一）“自存自卫”与“反殖民解放”的双重叙事

（二）敌我形象塑造：英美“鬼畜” vs. 亚洲“兄弟”

（三）牺牲神圣化：阵亡者崇拜与“英灵”话语

（四）时间与空间的重构：“新秩序”时空观

五、媒介矩阵：全方位宣传渠道布局

（一）印刷媒体：报纸、杂志与宣传册

（二）广播与电影：声音与影像的感召力

（三）海报、绘画与街头艺术

（四）教科书与儿童读物中的战争教育

（五）国际宣传：面向亚洲与西方的差异化策略

六、社会动员：全民参与的宣传实践

（一）邻组制度与基层宣传网络

（二）妇女团体与“后方支援”话语

（三）学生动员与“学徒出阵”

（四）节约运动与精神主义宣传（“竹枪胜过钢炮”）

七、区域差异：在朝鲜、台湾、满洲与东南亚的宣传调适

（一）同化政策下的宣传策略（朝鲜、台湾）

（二）“五族协和”在满洲国的表演性宣传

（三）东南亚“解放者”形象的短暂建构与迅速崩塌

（四）语言、符号与地方文化的利用与改造

八、宣传效果评估：民众认知、抵抗与记忆

（一）战时民众态度的复杂性

（二）宣传疲劳与隐性抵抗

（三）战败后的认知崩解与“一亿总忏悔”

（四）战争记忆的代际传递与修正主义回潮

九、历史反思：宣传机制的现代启示

（一）极权宣传的运作逻辑与警示

（二）媒体伦理与国家权力的边界

（三）历史教育中的批判性思维培养

（四）对当代信息战与认知作战的镜鉴

十、结论

（一）主要发现总结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附录

1.日本战时主要宣传机构年表

2.典型宣传海报图文解析（10例）

3.重要宣传法令原文摘录

核心观点导读

日本战时宣传体制是一个由法律、机构、媒介与社会网络构成的立体化控制系统。它通过中央集权的组织架构、严密的审查制度、媒体国有化以及知识界的协同，实现了对公共话语的绝对垄断。这一“舆论机器”不仅压制异见，更主动建构共识，使“大东亚战争”在民众认知中从“军事行动”升华为“国民使命”。

日本的社会动员不仅是政策执行，更是一场将个体生命彻底国家化的过程。通过邻组、妇女会、学校等制度，国家将战争责任分配至每个家庭、每位成员。宣传不再外在于生活，而成为生活本身。这种“全民战争”模式在较短时间内大幅提升了战争动员效率。

本报告研究目的：系统分析1937–1945年间日本帝国如何通过国家机器对“大东亚战争”进行意识形态包装与多维度宣传推广，揭示其宣传机制、话语建构、媒介策略及社会动员逻辑，并探讨其历史影响与当代警示意义。

一、绪论：战争宣传作为国家战略工具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历了两次空前规模的总体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战争不再仅限于战场上的军事对抗，而是迅速演变为国家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心理层面的全面较量。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国普遍意识到：赢得民众的思想认同，与赢得前线胜利同样重要。由此，宣传从辅助手段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日本帝国在1937年全面侵华后，逐步构建起一套高度制度化、系统化的战争宣传体系，并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将其推向极致。官方将这场跨越东亚、东南亚及太平洋诸岛的侵略战争命名为“大东亚战争”，并赋予其“自存自卫”“解放亚洲”“建设共荣圈”等多重意识形态外衣。这一命名本身即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话语策略——它试图掩盖战争的侵略本质，转而塑造一种道德正当性与历史使命感。

然而，这种“包装”并非自发形成，而是由国家机器主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系统性工程。从内阁情报部到地方邻组，从日本放送协会广播电台到小学教科书，从电影制片厂到街头海报栏，日本政府动用一切可用媒介，持续不断地向国内外受众灌输特定战争叙事。其目标不仅是动员国内民众支持战争，更试图在被占领地区建构合法性，在国际舆论场争夺道义高地。

正因如此，本报告聚焦的核心问题是：日本帝国如何通过国家主导的宣传机制，对“大东亚战争”进行系统性包装与推广？其话语建构逻辑、媒介运作模式、社会动员路径及区域适应策略为何？这一宣传体系在战时的实际效果如何？又对战后历史记忆与政治话语产生了何种深远影响？

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对特定历史事件的理解，更触及现代国家如何利用信息权力塑造集体认知、操控公共舆论的根本机制。在全球信息战、认知作战日益复杂的今天，回溯这段历史具有强烈的现实警示意义。

（二）核心概念界定：“大东亚战争”与“宣传包装”

1.“大东亚战争”的历史语义与政治功能

“大东亚战争”是日本政府于1941年12月12日正式启用的战争称谓，用以指代自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起，对美、英、荷等国开战，并迅速南进占领东南亚的军事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术语并未包括1937年已全面爆发的侵华战争——后者长期被称为“支那事变”（支那事変），直至1941年才被并入“大东亚战争”框架。

这一命名具有三重政治功能：

①空间重构：将战争地理范围从“中国”扩展至“大东亚”，涵盖朝鲜、台湾、满洲、中国本土、东南亚乃至南太平洋，构建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秩序”想象空间。

②道德升华：通过“大东亚”这一带有泛亚主义色彩的词汇，暗示战争并非侵略，而是亚洲民族联合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解放战争”。

③时间合法化：将战争嵌入“八纮一宇”“皇道普照”等神国史观中，赋予其超越现实利益的历史宿命感。

因此，“大东亚战争”绝非中性描述，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修辞，其本身就是宣传包装的产物。

2.“宣传包装”的内涵与操作维度

本报告所指的“宣传包装”，是指国家权力通过选择性叙事、符号编码、情感动员与媒介操控，对复杂甚至负面的政治行为进行美化、简化或正当化的过程。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信息传播”，而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操控性与排他性。

在日本战时语境下，宣传包装包含四个操作维度：

①话语建构：创造如“圣战”“共荣圈”“英灵”等核心概念，形成封闭的意义系统。

②形象塑造：对己方（英勇、牺牲、文明）、敌方（残暴、贪婪、堕落）及被占领区民众（待解放者、兄弟民族）进行类型化描绘。

③媒介整合：统一报纸、广播、电影、教育、艺术等渠道，实现信息同质化输出。

④社会实践：将宣传内化为日常行为，如节约粮食、参拜靖国神社、书写慰问信等，使意识形态具身化。

这四个维度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宣传生态系统。

（三）文献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

1.日本学界的研究脉络

战后日本学界对战争宣传的研究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①1950–1970年代：批判性揭露期

以鹤见俊辅《大众传媒的战时体制》（1960）、藤原彰《日本军国主义研究》为代表，聚焦国家对媒体的压制与知识分子的协力问题，强调“转向”（思想转变）现象。

②1980–1990年代：机制分析期

学者如高桥伸夫、山本武利等开始系统梳理内阁情报局、陆军报道部等机构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流程，出版《战时宣传体制的形成》《新闻统制史》等专著。

③2000年至今：文化转向与跨国比较

受文化研究与后殖民理论影响，研究重点转向宣传文本的符号学分析、受众接受差异及亚洲视角。代表作如酒井直树《日本的帝国主义与表象政治》、朴裕河《帝国的慰安妇》中对宣传与性别暴力的关联探讨。

2.中国与东亚学界的研究

中国学界长期将日本战争宣传视为“欺骗性”，侧重揭露其侵略本质。近年来，随着档案开放，研究趋于精细化。如步平、王建朗主编《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图志》收录大量宣传实物；李卓《日本近代国民意识研究》分析“忠君爱国”教育如何服务于战争动员。

韩国、台湾学者则更关注殖民地语境下的宣传接受问题。例如，台湾学者周婉窈指出，日本在台推行“皇民化”宣传时，刻意淡化“战争”而强调“奉公”，以规避本地人对兵役的抵触。

3.西方学界的研究贡献

西方研究以英语世界为主，早期受冷战影响，部分著作（如约翰•道尔《无情的战争》）聚焦种族主义话语；近年则强调全球史视角。巴拉克•库什纳《思想战争：日本帝国宣传》（2006）是里程碑式著作，首次系统论证日本宣传并非“拙劣模仿纳粹”，而有其独特逻辑与效能。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三点不足：

①多聚焦单一媒介（如电影或报纸），缺乏整体性宣传生态分析；

②对东南亚占领区的宣传实践研究薄弱；

③较少探讨宣传机制与当代信息战的关联。

本报告试图在上述空白处做出补充。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1.本报告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法、话语分析法与比较研究法相结合的多元路径：

①历史文献分析：系统梳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藏内阁会议记录、情报部指令、审查报告等一手档案；

②话语分析：运用福柯的“话语构成”理论，解析“大东亚共荣圈”“圣战”等关键词的语义演变与权力关系；

③比较研究：横向对比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宣传策略，纵向考察战前明治以来宣传传统的延续与断裂。

2.主要资料来源包括：

①官方档案：《内阁情报部月报》《陆军报道班业务日志》《国家总动员法施行细则》；

②媒介文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战时版、日本放送协会广播稿、东宝/松竹公司“国策电影”；

③视觉材料：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战时海报、文部省审定教科书；

④回忆录与口述史：士兵日记、邻组主妇访谈、被征用劳工证言。

所有史料均经过交叉验证，避免单一叙述偏颇。

（五）报告结构说明

本报告共十章，遵循“理论—体制—话语—媒介—实践—区域—效果—反思”的逻辑链条：

第一至三章奠定理论与历史基础，阐明战争宣传为何成为国家战略，以及日本如何构建其宣传体制；

第四至六章深入剖析宣传的核心策略：从话语包装、媒介矩阵到社会动员，揭示国家如何渗透日常生活；

第七章转向区域维度，分析宣传在不同殖民地与占领区的调适与失效；

第八章评估宣传的实际效果，避免“宣传万能论”或“民众愚昧论”的简单化判断；

第九章进行历史哲学层面的反思，连接当代信息社会中的认知操控问题；

第十章总结全篇，提出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通过这一结构，本报告力求在微观实证与宏观批判之间取得平衡，既呈现历史细节的丰富性，又揭示权力运作的结构性逻辑。

小结：战争宣传绝非边缘附属，而是现代总体战的核心支柱。日本对“大东亚战争”的包装，是一场由国家主导、全民卷入、跨媒介协同的意识形态工程。理解这一工程的运作机制，不仅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更为我们警惕当代政治宣传中的操纵技术提供历史镜鉴。

二、历史语境：“大东亚战争”的起源与合法性建构

（一）从“支那事变”到“大东亚战争”：战争命名的政治意图

日本对华侵略战争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升级。然而，日本政府长期拒绝使用“战争”一词来描述这场军事行动，而是将其称为“支那事变”（支那事変）。这一术语的选择绝非偶然，而是出于多重政治考量：

首先，“事变”暗示冲突是局部的、偶发的、非正式的，从而规避《国际联盟盟约》和《海牙公约》中关于宣战义务与战争责任的规定。若正式宣战，日本将面临国际制裁、外交孤立乃至经济封锁——这正是其极力避免的局面。

其次，“支那”一词本身带有强烈的蔑视色彩。明治维新后，日本为确立自身“文明国家”地位，刻意将中国贬称为“支那”，以划清与“落后亚洲”的界限。使用“支那事变”既强化了文化优越感，又掩盖了侵略本质。

然而，随着战局扩大、资源消耗加剧，尤其是1940年《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日本与英美关系急剧恶化。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进攻马来亚、菲律宾、香港等地，战争性质发生根本转变——从区域冲突升级为全球性对抗。在此背景下，继续使用“支那事变”已无法涵盖新的战争格局。

1941年12月12日，日本内阁正式发布《关于战争名称之件》，宣布：“此次对美英荷开战及既存支那事变，统合称为‘大东亚战争’。”这一更名具有深远的政治意图：

①空间整合：将中国战场纳入更大的“大东亚”框架，淡化侵华战争的孤立性，塑造“多线作战、一体推进”的战略形象；

②道德升华：通过“大东亚”这一带有泛亚团结意味的词汇，将战争重新定义为“亚洲民族联合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解放运动；

③时间合法化：暗示战争并非始于1941年，而是自明治以来“皇国使命”的必然延续，赋予其历史宿命感。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命名完全由国家主导，未经议会辩论或公众讨论。它本身就是宣传工程的第一步——通过语言重构现实。

（二）“八纮一宇”与“解放亚洲”：意识形态基础

“大东亚战争”的合法性建构，深深植根于日本近代形成的两种相互交织的意识形态：神国史观与泛亚主义。

1.“八纮一宇”：神道民族主义的核心信条

“八纮一宇”原出自《日本书纪》，意为“天下一家，以天皇为尊”。明治维新后，这一古老概念被军国主义者重新诠释，成为对外扩张的终极理由。1930年代，它被频繁用于官方文告、教科书与公共演讲中，宣称日本肩负“统一世界、实现万邦和谐”的神圣使命。

在1940年“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上，政府大规模宣传“八纮一宇”，将其与“大东亚共荣圈”直接挂钩。靖国神社、明治神宫等宗教场所成为意识形态灌输的重要节点。阵亡士兵被称为“英灵”，其牺牲被描绘为“为八纮一宇献身”，从而将死亡神圣化、战争崇高化。

这种神道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唯有天皇统治下的日本才是“正道”，其他民族要么臣服，要么被“教化”。所谓“共荣”，实为“同化”或“支配”的委婉表达。

2.“解放亚洲”：泛亚主义的话语挪用

与此同时，日本亦借用19世纪末兴起的“泛亚主义”话语，宣称自己是亚洲的“领导者”与“解放者”。早期泛亚主义者如樽井藤吉、头山满等人确实曾呼吁亚洲团结对抗西方帝国主义，但其理想主义色彩浓厚，并不主张日本霸权。

然而，至1930年代，军部与右翼知识分子系统性地扭曲泛亚主义，将其改造为侵略工具。1938年，近卫文麿首相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宣称：“日本之目的，在于确保东亚之安定，并基于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共存共荣之新秩序。”此声明首次将“共荣”与“秩序”绑定，暗示日本拥有定义“秩序”的权力。

1940年外务省制定《大东亚共荣圈基本纲领》，进一步明确：“以皇国为核心，结合东亚各民族，打破白人殖民统治，实现政治独立、经济自立、文化复兴。”这一纲领表面上尊重各民族“独立”，实则规定所有政策须“协调于日本之指导”。

在宣传实践中，“解放亚洲”成为对东南亚民众的主要号召。例如，日军进入仰光时高举“缅甸独立万岁”标语；在印尼，允许使用本土语言广播，并短暂支持苏加诺等民族主义者。这些举措确实在初期赢得部分民众好感，但很快因强制征粮、强迫劳役（“劳务动员”）、性暴力（“慰安妇”制度）而失信。

因此，“解放”话语本质上是一种策略性表演——它服务于短期军事目标，而非真正的民族自决。一旦占领稳固，日本立即推行“皇民化”教育、日语强制、神社参拜等同化政策，暴露其殖民本质。

（三）泛亚主义话语的历史挪用与扭曲

日本对泛亚主义的挪用，并非简单谎言，而是一种复杂的“选择性真实”建构。它巧妙截取历史片段，拼接成有利于自身的叙事。

例如，宣传机器频繁引用孙中山1924年在日本神户的演讲《大亚洲主义》。孙中山确曾表示：“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日本应做东方王道的干城。”但日本宣传刻意忽略孙中山紧接着的警告：“若日本效法西方行霸道，则亚洲诸国将视日本为最大敌人。”

类似地，日本将1905年日俄战争美化为“黄种人首次战胜白种人”的里程碑，却回避其本质是两大帝国争夺朝鲜与满洲控制权的殖民战争。这种“胜利神话”被反复用于证明“亚洲可由日本领导对抗西方”。

更关键的是，日本将“反殖民”话语武器化，却拒绝反思自身在台湾（1895年起）、朝鲜（1910年起）、关东州（1905年起）的殖民统治。在1943年东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上，日本邀请伪满洲国、汪伪政权、泰国、菲律宾、缅甸、印度临时政府代表参会，宣称“亚洲人治理亚洲”。然而，所有决议均事先由日本外务省拟定，会议仅具象征意义。

这种话语的内在矛盾在于：它一边谴责西方殖民主义剥夺亚洲主权，一边以“指导”“协力”之名剥夺亚洲国家的实际自主权。正如印度民族主义者鲍斯虽接受日本支持组建“印度国民军”，却私下坦言：“我们不过是用一只狼赶走另一只狼。”

（四）国际局势与日本战略误判

“大东亚战争”的发动，不仅是意识形态驱动的结果，更是日本对国际局势严重误判的产物。

1.对美国实力的低估

日本军部普遍认为，美国社会“软弱腐朽”，缺乏长期战争意志。1941年，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虽反对对美开战，但仍策划偷袭珍珠港，寄望“六个月击溃美军太平洋舰队，迫使其谈判”。这种赌博式思维反映出对美国工业潜力与民主动员能力的严重低估。

宣传机器随之强化“鬼畜米英”形象，将美国人描绘为贪婪、堕落、种族歧视的“恶魔”，以此激发民众仇恨与牺牲精神。然而，珍珠港事件反而促成美国空前团结，“记住珍珠港”成为全民动员口号。

2.对亚洲民族主义的误读

日本假设亚洲民众会因“反殖民”口号而自动支持日军，却忽视各地民族主义的复杂性与自主性。在越南，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同时抵抗法国与日本；在马来亚，华人社群因南京大屠杀记忆而强烈反日；在菲律宾，尽管有劳雷尔傀儡政府，但抗日游击队（如胡克巴拉哈普）迅速壮大。

日本未能理解：被殖民者渴望的是真正的独立，而非更换宗主国。当“解放者”转为掠夺者，宣传话语迅速破产。

3.对总体战逻辑的认知滞后

至1940年代，现代战争已进入“总体战”阶段，胜负取决于工业产能、资源储备与科技水平。然而，日本仍沉迷于“精神主义”（精神论），宣扬“一亿特攻”“竹枪胜钢炮”等非理性口号。1944年，军令部甚至提出“本土决战”计划，幻想以全民玉碎换取有利和谈条件。

这种战略误判，使得“大东亚战争”的合法性建构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之上——无论话语多么华丽，终将被现实击碎。

小结：“大东亚战争”并非突然爆发的军事事件，而是日本长期意识形态演进与战略误判的产物。通过将“支那事变”升格为“大东亚战争”，日本试图在空间、道德与历史三个维度重构战争合法性。其核心策略是挪用泛亚主义话语，嫁接神国史观，制造“解放者”幻象。然而，这一合法性建构始终面临内在矛盾：它谴责殖民，却实行更严酷的殖民；它呼吁团结，却强推同化；它标榜正义，却依赖暴力。正是这些裂隙，注定了其宣传体系在现实面前的脆弱性。

三、宣传体制：国家主导的舆论机器

（一）中央情报局与内阁情报部的组织架构

日本战时宣传体制的核心在于其高度集中的国家管控机制。这一机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自1930年代起逐步制度化的结果。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意识到必须统一舆论以支持长期战争，遂于同年11月设立“内阁情报委员会”，作为跨部门协调机构。1940年12月，该机构升格为“内阁情报部”（简称CIB），成为战时宣传的最高指挥中枢。

内阁情报部直属首相，下设总务、国内宣传、国际宣传、审查四大课，并在各都道府县设立地方情报部。其职能包括：制定宣传方针、统合媒体内容、审查出版物、培训宣传人员、收集国内外舆情。至1942年，CIB职员超过2000人，年度预算达数千万日元，成为仅次于陆军省和海军省的庞大官僚机构。

与此同时，军部亦保留独立宣传权。陆军设有“报道班”，海军设有“报道部”，负责战地新闻采集与前线影像制作。尽管名义上受内阁情报部协调，但军部常绕过文官系统直接发布战报，形成“双轨制”宣传格局。这种文武分立虽偶有摩擦，但在压制异见、美化战果方面高度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1942年成立的“大政翼赞会”虽为“国民运动团体”，实则由内阁情报部幕后操控，成为连接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宣传管道。通过这一组织，国家意志得以渗透至工厂、学校、邻里等微观单元。

（二）《国家总动员法》与言论统制

1938年4月，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总动员法》，授权政府在“战时或事变期间”对人力、物资、金融、言论等一切资源实施统制。该法第17条明确规定：“为确保国民思想之统一，得对出版、通信、集会、结社等施以必要限制。”这为全面言论管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此框架下，一系列配套法令相继出台：

①《新闻纸等揭载制限事项》（1937）：禁止报道军队伤亡、败退、物资短缺等“有害士气”内容；

②《映画法》（1939）：要求电影公司制作“国策电影”，违者吊销执照；

③《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1941）：扩大“不稳思想”定义，允许不经审判拘押异议人士。

这些法令共同构成一张严密的言论控制网。例如，1942年中途岛海战惨败后，官方仅轻描淡写称为“战术调整”，所有提及美军胜利的报道均被删除。记者若擅自披露真相，将面临停职、逮捕甚至“思想矫正”。

（三）新闻审查制度与媒体国有化

日本战时新闻审查采取“事前审查”与“事后追惩”双轨制。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稿在发布前须送交地方情报部审查，盖章后方可刊播。审查标准极为严苛：不得使用“撤退”“败北”“牺牲”等词，须改用“转进”“玉碎”“英灵”；不得质疑战争正当性；不得报道黑市、饥荒、空袭损害。

1.主流媒体国有化

主流媒体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虽名义上私营，实则已被国家收编。1941年，政府强制合并全国1000余家地方报纸为54家“指定新闻社”，实现“一县一报”。报社社长多由退役军官或亲政府人士担任，编辑部设立“报道指导官”，直接听命于内阁情报部。

2.广播领域更为彻底

日本放送协会自1926年成立即具半官方性质，1941年后完全纳入国家宣传体系。其每日播出“战况速报”“国民讲话”“英灵追悼”等栏目，声音成为国家意志的扩音器。至1944年，全国收音机普及率达70%，日本放送协会成为最高效的宣传工具。

3.电影产业亦遭全面改造

1942年，政府强制合并12家电影公司为“日本映画社”（简称“日映”），实行剧本审批、演员登记、放映配额制度。东宝、松竹等公司被迫拍摄《夏威夷·马来海战》（1942）、《加藤隼战斗队》（1944）等“国策电影”，以特效与英雄叙事掩盖战场失利。

（四）学界、文艺界与宗教界的协同动员

宣传体制不仅控制媒介，更系统性地吸纳知识精英与文化机构，形成“全民协力”格局。

1.学界：1934年文部省推行“思想善导”政策，要求大学教授签署“忠诚誓约”。1941年成立“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大东亚共荣圈研究”等课题。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等顶尖学府纷纷设立“南方人文研究所”“东亚经济调查局”，为殖民统治提供“学术支撑”。历史学者如平泉澄鼓吹“皇国史观”，法学界则论证“战争合法性”。

2.文艺界：1942年召开“大东亚文学家大会”，号召作家“以笔为枪”。著名作家如火野苇平（《麦与士兵》作者）、林房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作者）成为宣传旗手。诗歌、小说、戏剧均需符合“战意高扬”主题。反战作家如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则遭禁笔、监禁。

3.宗教界：神道教被确立为国教，靖国神社成为国家祭祀中心。佛教各宗派组成“大日本战阵报国会”，发布《护国宣言》，宣称“杀敌即慈悲”。基督教虽受压制，但部分教会亦配合宣传，如日本圣公会主教称“为天皇而死乃最高信仰”。

这种全方位动员，使宣传不再局限于信息传递，而成为一种渗透日常生活的“精神总动员”。个体在不知不觉中内化国家话语，将战争视为理所当然。

小结：日本战时宣传体制是一个由法律、机构、媒介与社会网络构成的立体化控制系统。它通过中央集权的组织架构、严密的审查制度、媒体国有化以及知识界的协同，实现了对公共话语的绝对垄断。这一“舆论机器”不仅压制异见，更主动建构共识，使“大东亚战争”在民众认知中从“军事行动”升华为“国民使命”。

四、语策略：构建“圣战”叙事

（一）“自存自卫”与“反殖民解放”的双重叙事

如前所述，“大东亚战争”的合法性依赖于一套精心设计的双重话语体系：对内强调“自存自卫”，对外宣扬“反殖民解放”。这两种叙事看似矛盾，实则互为表里，共同服务于战争动员。

1.“自存自卫” 是面向日本国民的核心说辞。1941年12月8日《帝国政府声明》称：“美英两国长期压迫东亚民族，封锁我国资源，逼迫我国走向绝境……开战乃不得已之自卫手段。”此论述将日本塑造成受害者，将战争描绘为生死存亡之战。宣传海报常见“石油被夺！铁矿被断！日本何去何从？”等标语，激发危机感与同仇敌忾情绪。

2.“反殖民解放” 则针对亚洲被占领区。日军进入新加坡时散发传单：“英国殖民者已逃，亚洲人自己治理亚洲！”在印尼，允许升起红白国旗；在缅甸，支持巴莫组建独立政府。这些举措确实在初期赢得部分民族主义者支持。

然而，双重叙事存在根本矛盾：若战争真是“解放”，为何朝鲜人、台湾人仍无参政权？为何满洲国皇帝溥仪只是傀儡？为何东南亚民众被强征为“劳务者”？现实暴行迅速瓦解话语可信度。至1943年后，日本不得不弱化“解放”口号，转而强调“共同抗击英美”的战时同盟关系。

（二）敌我形象塑造：英美“鬼畜”与亚洲“兄弟”

宣传话语通过极端二元对立建构敌我身份。

1.对英美：采用“鬼畜米英”这一固定修辞。“鬼”指其残忍（如轰炸平民），“畜”指其堕落（如种族歧视、物质主义）。海报常将罗斯福、丘吉尔描绘为恶魔、吸血鬼或猿猴；电影中英美士兵皆为酗酒、强奸、怯懦之徒。这种去人性化处理，旨在消除道德负罪感，使杀戮合理化。

2.对亚洲民众：初期称“兄弟民族”，强调“黄种人团结”。但随着统治深入，话语逐渐分化：对合作精英称“友邦”，对抵抗者称“匪贼”，对普通民众则强调“需日本指导方能进步”。在教科书中，朝鲜儿童被教导“我们是天皇的赤子”，印尼学生则学习“日本带来秩序与文明”。

这种分类管理暴露了“共荣”的虚伪性——所谓兄弟，实为等级秩序下的附庸。

（三）牺牲神圣化：阵亡者崇拜与“英灵”话语

为维持战争意志，日本将死亡高度神圣化。阵亡士兵不称“死者”，而称“英灵”；不称“战死”，而称“散华”（意为如花凋谢）或“玉碎”（意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靖国神社成为这一崇拜的中心。自1869年设立以来，其功能从纪念明治维新烈士，逐步转变为战争动员工具。1939年，政府规定每年春秋举行“例行大祭”，天皇亲自参拜。地方神社亦设“忠魂碑”，学校组织学生参拜，家庭悬挂“御灵舍”。

媒体报道阵亡消息时，必附“光荣战死”“为国捐躯”等评语，并刊登遗书（多经润色）。遗属被称为“荣誉之家”，获颁“军属援护证”，享有社会尊崇。这种机制有效抑制哀伤情绪，将个人悲剧转化为国家荣耀。

（四）时间与空间的重构：“新秩序”时空观

宣传话语还试图重构民众对时间与空间的认知。

1.时间上，将战争嵌入“神武创业—明治维新—大东亚战争”的线性史观，宣称当前乃“国体显彰”的关键时刻。1940年“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正是这一时间神话的高潮。未来则被描绘为“八纮一宇”实现后的太平盛世。

2.空间上，“大东亚共荣圈”被想象为一个有机共同体：日本为“头脑”，满洲为“粮仓”，南洋为“资源库”，中国为“缓冲带”。地图教材删除国界，代之以“资源流通图”“民族分布图”，暗示自然一体。

这种时空重构旨在消解现实困境——即便今日饥饿，明日必繁荣；即便此地受苦，全局终胜利。它是一种典型的乌托邦许诺，用未来补偿当下。

小结：日本通过多重话语策略，成功将一场侵略战争包装为“圣战”。其核心在于制造道德正当性（自卫/解放）、简化世界认知（敌我二分）、神圣化牺牲（英灵崇拜）与重构时空想象（新秩序）。这些策略并非孤立运作，而是相互强化，形成封闭的意义闭环。民众一旦接受其中一环，便易滑入整体逻辑。这种话语操控的威力，正在于它让暴力显得崇高，让奴役显得自愿，让毁灭显得必要。

五、媒介矩阵：全方位宣传渠道布局

（一）印刷媒体：报纸、杂志与宣传册

印刷媒体是日本战时宣传体系的基础载体。自1937年全面侵华起，政府即对新闻出版实施严格管控。1941年《新闻事业令》颁布后，全国地方报纸由1,200余家强制合并为54家“指定新闻社”，实现“一县一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三大报虽保留名义独立，实则完全服从内阁情报部指令。

1.报纸内容高度同质化。头版必载“战况速报”，使用“皇军猛进”“敌军溃走”等固定套语；内页设“国民生活”“节约运动”“英灵追悼”等专栏。1942年中途岛海战惨败后，《朝日新闻》仅以“部分舰艇受损”轻描淡写带过，反强调“飞行员英勇特攻”。此类报道并非记者失职，而是审查制度下的必然结果。

2.杂志亦被纳入宣传轨道。面向知识阶层的《改造》《中央公论》被迫停刊或转向“国策论”；大众杂志如《主妇之友》《少年俱乐部》则充斥“家庭奉公”“学童报国”内容。1943年文部省编印《战时国民读本》，免费发放至每户家庭，内含“为何必须战胜英美”“如何节约米粮”等问答，成为家庭思想教育手册。

3.政府大量印制图文并茂的宣传册，如《大东亚共荣圈图说》《鬼畜米英真相》，通过邮局、学校、邻组分发。这些小册子语言通俗、图像鲜明，专为文化程度较低民众设计，有效扩大宣传覆盖面。

（二）广播与电影：声音与影像的感召力

1.日本放送协会广播的战争报道

日本放送协会自1926年成立即具国家属性，1941年后彻底成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扩音器。至1944年，全国收音机达600万台，普及率超70%，广播成为最高效的宣传媒介。

日本放送协会每日播出固定栏目：

《战况速报》：由军部提供稿件，语气庄重激昂，常配军乐；

《国民讲话》：邀请学者、军官、模范主妇演讲“后方支援”“精神修养”；

《英灵追悼》：播放阵亡者姓名、家乡、遗言（多经润色），配哀乐；

《大东亚进行曲》：原创爱国歌曲循环播放，强化集体认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东京玫瑰”现象。日本放送协会英语广播聘请日裔美籍女性户栗郁子主持《零点时刻》节目，以柔声劝降美军士兵。尽管实际效果有限，但其存在凸显日本对国际心理战的重视。

2.“国策电影”的意识形态编码

电影因其视听感染力，被视为“最强宣传武器”。1939年《映画法》实施后，所有剧本须经审查，主题必须“发扬国体观念、振兴国民精神”。1942年，政府强制合并12家电影公司为“日本映画社”（日映），实现制作垄断。

代表性“国策电影”包括：

《夏威夷·马来海战》（1942）：以特效重现珍珠港袭击，将偷袭美化为“雷霆一击”，获天皇御览；

《加藤隼战斗队》（1944）：讲述陆军飞行队“神风”事迹，强调“一人换一舰”的牺牲精神；

《燃烧的天空》（1944）：描绘学徒兵驾驶特攻机赴死，结尾字幕：“此身已献八纮”。

这些影片在影院强制放映，学生、工人、军人均需集体观看。观影后常组织“感想文”写作，优秀者刊登于校报厂刊，形成闭环反馈。

（三）海报、绘画与街头艺术

视觉宣传以其直观性深入日常生活。内阁情报部下设“美术宣传课”，招募画家如岸田刘生、小矶良平创作战时海报。主题集中于三类：

1.英雄主义：飞行员俯冲、士兵冲锋，配文“为天皇尽忠”；

2.节约动员：“一粒米亦为子弹”“废铁献纳救国”；

3.敌我对比：英美士兵狰狞如兽，日本家庭和睦虔诚。

海报张贴于车站、学校、神社、商店橱窗，甚至电车车厢内。1943年“金属献纳运动”期间，街头设置巨型海报：“你的锅碗瓢盆，可铸成战机击落B-29！”

此外，浮世绘传统被改造为“战阵画”。陆军报道班派遣画家随军记录“皇军威容”，作品在东京举办“圣战美术展”，吸引数十万观众。这些画作刻意忽略尸体、废墟，只呈现秩序、纪律与胜利。

（四）教科书与儿童读物中的战争教育

教育系统是意识形态代际传递的关键。1941年文部省修订《国民学校令》，将“培养忠良皇国民”定为教育根本目标。教科书全面改写：

1.国语课本：收录《英灵的母亲》《特攻队员的信》等课文；

2.修身课本：强调“忠君爱国”“牺牲为荣”；

3.地理课本：地图标注“大东亚共荣圈”，删除中国、菲律宾等国名；

4.算术题：如“一架零式战机耗铝2吨，献纳废铝500公斤可造几架？”

儿童读物亦被征用。绘本《小勇士太郎》讲述男孩捐献玩具换子弹；《南洋的椰子树》描绘日军“帮助”印尼儿童建学校。这些文本将战争浪漫化、游戏化，使儿童在无意识中接受暴力正当性。

（五）国际宣传：面向亚洲与西方的差异化策略

日本对外宣传采取“双轨策略”：

1.对亚洲：强调“解放”“兄弟”“共荣”。在南京设立“中华联合通讯社”，发行中文《新申报》；在新加坡办英文《昭南日报》，宣称“亚洲人治理亚洲”；在印尼允许使用本地语言广播，短暂支持民族主义象征。

2.对西方：主要通过短波电台与外文刊物。日本放送协会设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频道，指责英美“殖民剥削”“种族歧视”。1942年创办英文杂志《大东亚》，向中立国及占领区欧美侨民发行，试图瓦解同盟国道德优势。

然而，国际宣传效果有限。西方视其为宣传；亚洲民众则因现实暴行迅速识破话语虚伪。至1944年，随着战局恶化，国际宣传基本停滞。

小结：日本构建了一个覆盖印刷、广播、电影、视觉艺术、教育与国际传播的立体化媒介矩阵。其特点在于：高度国家垄断、内容高度同质、受众全覆盖、形式多样化。这一矩阵不仅传递信息，更塑造感知、情感与价值观，使战争成为日常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其成功之处在于将宣传嵌入生活肌理，失败之处在于无法掩盖现实与话语的巨大鸿沟。

六、社会动员：全民参与的宣传实践

（一）邻组制度与基层宣传网络

“邻组”是日本战时社会动员的神经末梢。1940年依据《町内会邻组设置纲要》在全国推行，每10–15户为一组，设组长一名，隶属市町村“防空团”或“民生委员会”。

邻组功能远超互助组织，实为国家监控与宣传执行单元：

①分发政府传单、配给券、宣传册；

②组织“节约实践日”“金属献纳日”；

③监督居民言行，举报“不稳思想”；

④动员参拜神社、书写慰问信、缝制“千人针”。

至1944年，全国邻组超150万个，覆盖98%人口。它使国家权力直达家庭，实现“无死角动员”。一位主妇回忆：“邻组会上不说‘支持战争’，会被视为不爱国。”

（二）妇女团体与“后方支援”话语

女性被赋予“后方支柱”角色。政府整合各类妇女组织为“大日本妇人会”（1942年成立），会员超1900万人。其核心任务包括：

①生产支援：进工厂制造军需品，1944年女性占军工劳动力40%；

②家庭节约：推行“二食一日”（一日两餐）、“代用食”（以芋头代米）；

③精神慰劳：为士兵缝制“千人针”腰带、书写慰问信；

④育儿动员：鼓励多生“皇国战士”，称“产儿即报国”。

宣传将母性与国族绑定。海报常见“好母亲育壮士”“节米养战机”等标语。女性若质疑战争，即被斥为“非国民”。这种性别化动员，既利用了传统家庭角色，又将其政治工具化。

（三）学生动员与“学徒出阵”

青少年是重点动员对象。1943年《在学徴集延期临时特例》废除大学生兵役豁免，标志“学徒出阵”开始。东京大学等名校学生列队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后奔赴战场，媒体高呼“笔杆换枪杆”。

中小学生亦未幸免：

①小学高年级开设“军事训练”课，练习刺枪术；

②中学组织“勤劳奉仕队”，赴工厂、农场劳动；

③毕业典礼改为“出阵壮行会”，校长授旗，同学唱《拔刀队》。

1945年冲绳战役中，数千名“铁血勤皇队”学生被编入战斗序列，多数战死。这种将未成年人卷入战争的行为，暴露了宣传体系的极端非人道性。

（四）节约运动与精神主义宣传（“竹枪胜过钢炮”）

资源枯竭迫使日本推行全民节约。政府发起系列运动：

①金属献纳（1943）：征收锅、钟、佛具，熔铸武器；

②衣料节约：推行“国民服”（简朴制服），禁穿西服；

③粮食配给：成人日均米量降至330克，仍宣传“精神饱足”。

更危险的是“精神主义”宣传。军部鼓吹“物质不足可用精神弥补”，衍生出“竹枪胜钢炮”“一亿特攻”等口号。1944年陆军省出版《决战国民手册》，称：“信仰坚定者，赤手可碎坦克。”

这种反智主义话语，旨在掩盖战略失败，却导致民众在饥饿中仍盲目乐观。直至1945年空袭加剧、城市焚毁，精神神话才彻底崩塌。

小结：日本的社会动员不仅是政策执行，更是一场将个体生命彻底国家化的过程。通过邻组、妇女会、学校等制度，国家将战争责任分配至每个家庭、每位成员。宣传不再外在于生活，而成为生活本身。这种“全民战争”模式在较短时间内大幅提升了战争动员效率。

七、区域差异：在朝鲜、台湾、满洲与东南亚的宣传调适

（一）同化政策下的宣传策略（朝鲜、台湾）

日本对殖民地宣传遵循“渐进同化”逻辑，但策略因历史与反抗强度而异。

1.朝鲜

自1910年吞并后推行“内鲜一体”，1930年代强化“皇民化”。宣传重点包括：

①强制日语教育，禁用韩语（1938年“创氏改名”令要求改用日本姓氏）；

②教科书称朝鲜人为“天皇赤子”，淡化民族历史；

③征兵宣传强调“为国捐躯乃最高荣誉”，1944年实施志愿兵制，1945年强制征兵。

然而，朝鲜民族意识强烈，地下抵抗不断。宣传效果有限，多数民众表面顺从，内心抵触。

2.台湾

自1895年起统治较久，1937年后加速皇民化。策略更具柔性：

①推广“国语（日语）家庭”认证，获认证者享配给优待；

②利用本土宗教（如妈祖）与神道结合，建“台湾神社”；

③宣传“湾人亦皇民”，鼓励参军（如“高砂义勇队”赴南洋）。

因经济开发较早、反抗较弱，部分台人接受同化，但多数仍保持文化认同。宣传在此呈现“选择性内化”特征。

（二）“五族协和”在满洲国的表演性宣传

伪满洲国（1932–1945）是日本宣传的“橱窗”。官方标榜“五族协和”（日、汉、满、蒙、朝），实则日人独尊。

宣传策略包括：

①建立“满洲映画协会”（满映），拍摄《壮志烛天》等影片，展示“和谐社会”；

②发行《满洲日日新闻》，强调“王道乐土”；

③举办“建国纪念日”游行，各族代表着传统服饰共舞。

然而，现实是严密的种族隔离：日本人住“附属地”，华人受“治安肃正”镇压，抗日者遭731部队人体实验。宣传在此纯属表演，旨在欺骗国际观察员与本地精英。

（三）东南亚“解放者”形象的短暂建构与迅速崩塌

1941–1942年日军南进初期，确有部分东南亚民众视其为“解放者”。日本顺势调整宣传：

1.菲律宾：扶植劳雷尔政权，承诺1946年独立（实际拖延）；

2.缅甸：支持巴莫组建政府，允许升起国旗；

3.印尼：释放苏加诺，允许使用“默迪卡”（独立）口号；

4.马来亚：对马来人示好，压制华人（因华人普遍亲华抗日）。

但宣传很快破产：

①强征“劳务者”，数十万人死于泰缅铁路；

②实施粮食统制，导致1943–1945年爪哇大饥荒，死亡超200万；

③慰安妇”制度遍及占领区，激起广泛仇恨。

至1944年，各地抗日游击队壮大，日本被迫改称“共同防卫”，放弃“解放”话语。

（四）语言、符号与地方文化的利用与改造

日本善于挪用本地文化符号以增强宣传亲和力：

①在印尼，将天皇比作“梭罗王”，神社祭祀融入甘美兰音乐；

②在缅甸，借用佛教“护国”概念，称日军为“佛法守护者”；

③在台湾，将郑成功重塑为“忠于日本的英雄”（因其母为日本人）。

但这些挪用多流于表面，且常因文化误读引发反感。例如，在穆斯林地区强迫食用猪肉，严重冒犯宗教禁忌。

小结：日本在不同地区的宣传策略呈现显著差异，反映其“实用主义殖民逻辑”——对长期殖民地（朝、台）强推同化，对傀儡政权（满洲）注重表演，对新占领区（东南亚）初期怀柔、后期高压。然而，无论策略如何调整，其核心始终是服务于资源掠夺与军事控制。宣传的区域性调适虽短期有效，但因缺乏真诚尊重与实质让利，终难逃合法性危机。

八、宣传效果评估：民众认知、抵抗与记忆

（一）战时民众态度的复杂性

长期以来，关于日本战时民众是否“真心支持战争”，学界存在两种极端观点：一派认为民众被彻底洗脑，盲目狂热；另一派则强调民众始终清醒，仅因高压而沉默。然而，近年口述史与日记研究揭示出更为复杂的图景——民众态度具有高度情境性、阶层性与流动性。

在战争初期（1937–1941），尤其南京陷落、武汉攻克等“胜利”消息传来时，城市中产阶级确实表现出高涨热情。东京街头常有市民自发集会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学生组织游行庆祝“皇军威武”。这种情绪部分源于民族主义教育长期熏陶，部分源于对国家实力的误判。

但农村与底层民众反应更为务实。一位山形县农民在1938年日记中写道：“报纸说又打胜了，可我家米缸已空半月。”对他们而言，战争意味着征兵、征粮、物价飞涨。支持与否，更多取决于家庭是否直接受益（如军属优待）或受损（如长子战死）。

至战争中期（1942–1944），随着物资配给日益紧张、空袭威胁加剧，民众态度开始分化。城市居民虽仍遵守宣传规范（如参拜神社、写慰问信），但私下抱怨增多。1943年大阪某工厂女工回忆：“组长说‘节约是爱国’，可我们连饭都吃不饱，哪有力气爱国？”

值得注意的是，宣传效果并非线性衰减，而呈“表层顺从、内里疏离”状态。民众学会在公开场合使用官方话语（“圣战”“英灵”），私下却发展出反讽语言（如称B-29为“米国快递”）。这种“双重话语”策略，是高压社会下的生存智慧。

（二）宣传疲劳与隐性抵抗

随着战局恶化，宣传体系遭遇“疲劳效应”。1944年后，“玉碎”“特攻”等口号频繁出现，反而暴露败象。

1.民众逐渐识破话语虚伪：

①仪式空洞化：邻组组织的“防空演习”沦为形式，参与者敷衍了事；

②符号贬值：“英灵追悼”广播因阵亡名单过长，听众麻木甚至反感；

③信息替代：黑市流传美军传单、短波收音机偷听日本放送协会以外新闻。

2.隐性抵抗形式多样：

①消极服从：按时参加集会，但心不在焉；

②语言戏仿：将“大东亚共荣圈”戏称为“大停电共饿圈”；

③物资藏匿：农户隐瞒产量，逃避粮食征收；

④信仰回归：秘密祭拜祖先而非靖国神社。

这些行为虽未构成有组织反抗，却瓦解了宣传的道德权威。正如社会学家见田宗介所言：“当全民都说同一句话时，那句话就失去了意义。”

（三）战败后的认知崩解与“一亿总忏悔”

1945年8月15日，天皇《终战诏书》广播成为宣传体系崩溃的临界点。诏书称战争“未能克尽其所期”，回避“投降”“战败”等词，试图维持体面。但民众从燃烧的城市、归来的伤兵、美军进驻中迅速认清现实。

随之而来的是集体认知崩解：

①曾坚信“竹枪胜钢炮”的少年，目睹B-29投下原子弹；

②曾崇拜“英灵”的母亲，收到儿子骨灰盒（实为木片）；

③曾书写“鬼畜米英”的记者，转而报道民主改革。

在此背景下，首相东久迩稔彦提出“一亿总忏悔”口号，呼吁全民反省战争责任。这一话语虽含推卸天皇责任之嫌，却反映了社会心理的真实转向——从“为何战败”到“为何开战”。

媒体迅速转向。《朝日新闻》1945年9月发表社论《我们的战争责任》，承认“曾为军部张目”；日本放送协会停播战歌，改播贝多芬。教科书全面重编，删除“八纮一宇”“圣战”等内容。短短数月，战时话语体系土崩瓦解。

（四）战争记忆的代际传递与修正主义回潮

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记忆的处理充满矛盾。1950–1970年代，反战思潮主导公共话语，广岛、长崎成为和平象征。但1980年代后，伴随经济崛起与民族自信恢复，修正主义叙事悄然回潮。典型表现包括：

①教科书删减“侵略”“慰安妇”表述（如1982年“教科书事件”）；

②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称“悼念英灵乃人之常情”；

③右翼团体出版《大东亚战争的真相》等书，美化战争。

这些举动并非简单“复辟军国主义”，而是对战后“受害者叙事”（原子弹、东京大空袭）的过度强调，导致加害者意识弱化。年轻一代通过动漫、游戏接触战争（如《舰队》），往往只知“悲壮”，不知“罪责”。

然而，民间记忆并未完全消失。冲绳民众持续抗议美军基地，强调“我们既是日本国民，也是战争牺牲者”；韩国、中国幸存者赴日诉讼，迫使部分企业道歉赔偿。这种跨国记忆网络，成为对抗历史修正主义的重要力量。

小结：日本战时宣传在初期确具动员效力，但随战争延长与现实恶化，其可信度迅速流失。民众并非被动接受者，而是策略性应对者——公开顺从，私下疏离。战败后，宣传体系瞬间崩塌，但战争记忆的争夺并未结束。今日日本社会在“和平国家”与“正常国家”之间的摇摆，正是战时宣传遗产与战后反思持续角力的体现。

九、历史反思：宣传机制的现代启示

（一）极权宣传的运作逻辑与警示

日本“大东亚战争”宣传体系揭示了极权宣传的五大核心逻辑：

1.话语垄断：通过法律与机构控制所有信息渠道，消灭多元声音；

2.道德绑架：将国家利益等同于道德正义，质疑即“不爱国”；

3.情感操控：利用恐惧（英美威胁）、希望（共荣未来）、羞耻（不协力即耻）驱动行为；

4.日常渗透：将宣传嵌入教育、邻里、家庭等微观生活；

5.牺牲神圣化：以崇高名义合理化暴力与剥夺。

这些逻辑并非日本独有，而是20世纪极权体制的共性。纳粹德国的“人民收音机”、苏联的“真理报”、法西斯意大利的“文化宣传部”，均采用类似策略。其共同警示在于：当国家权力与信息传播深度绑定，理性批判空间将迅速消失，社会将滑向非理性集体行动。

（二）媒体伦理与国家权力的边界

战时日本媒体的“协力”角色，至今仍是新闻伦理的反面教材。《朝日新闻》前主编曾坦言：“我们不是不知道真相，而是选择不说。”这种“专业沉默”，实为共谋。

当代媒体虽标榜独立，但在国家安全、民族危机等议题上，仍易陷入“爱国审查”。例如，9•11后美国主流媒体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俄乌冲突中各方的信息战，均显示媒体在危机时刻极易放弃批判立场，成为国家叙事的扩音器。

因此，重建媒体伦理的核心，在于明确国家权力与新闻自由的边界：国家可提供信息，但不可垄断解释；媒体可支持政策，但不可放弃质疑。唯有如此，方能避免重蹈“全民协力走向毁灭”的覆辙。

（三）历史教育中的批判性思维培养

日本战后历史教育的反复，凸显一个根本问题：历史教学应培养“认同”还是“批判”？

若仅强调“日本受害”（原子弹、空袭），易滋生悲情民族主义；若仅强调“日本加害”（南京、慰安妇），又可能引发青年疏离。理想路径应是培养历史同理心与批判性思维：理解为何普通人会支持战争，反思制度如何扭曲人性，警惕今日社会是否存在类似机制。

德国将纳粹历史纳入公民教育核心，要求学生分析宣传海报、审判记录，正是此理念的体现。日本亦有进步尝试，如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展示日军暴行，冲绳战迹资料馆强调“战争无赢家”。此类教育，方能真正实现“永不重演”。

（四）对当代信息战与认知作战的镜鉴

在全球数字时代，“大东亚战争”宣传机制呈现出惊人当代性：

1.算法推荐与邻组监控：社交媒体算法制造“信息茧房”，如同邻组强化单一话语；

2.假新闻与战况速报：深度伪造技术可制造“珍珠港式”虚假事件；

3.爱国网红与国策作家：网络意见领袖以“民族大义”煽动情绪，规避事实核查。

2016年美国大选、2022年俄乌战争中的信息战表明，现代认知作战已超越传统宣传，进入神经科学与行为心理学层面。日本战时经验提醒我们：最危险的不是谎言本身，而是社会丧失识别谎言的能力。

因此，抵御当代信息战的关键，在于重建公共理性：提升媒介素养、保护言论多元、强化事实核查机制。唯有如此，方能在信息洪流中守护民主根基。

小结：日本战时宣传不仅是历史个案，更是理解现代信息政治的钥匙。其教训在于：任何将国家神圣化、将异议污名化、将牺牲浪漫化的机制，都蕴含巨大风险。在AI生成内容、深度伪造、算法操控日益普及的今天，重审这段历史，不仅为铭记过去，更为守护未来。

十、结论

（一）主要发现总结

本报告通过对日本“大东亚战争”宣传体系的系统考察，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第一，“大东亚战争”本质上是一场被精心包装的侵略战争。其命名、话语、符号均经过国家机器设计，旨在掩盖殖民掠夺本质，建构道德正当性。所谓“自存自卫”“解放亚洲”，不过是服务于战略扩张的修辞工具。

第二，日本构建了20世纪最严密的总体战宣传体制。从内阁情报部到邻组，从日本放送协会到教科书，国家实现了对信息生产、传播与接收的全链条控制。这一体制不仅压制异见，更主动塑造共识，使战争成为国民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

第三，宣传策略具有高度适应性与欺骗性。在国内强调牺牲神圣化，在殖民地推行差异化同化，在东南亚初期扮演“解放者”，显示出极强的实用主义逻辑。然而，无论策略如何调整，其核心始终是资源榨取与军事控制，最终因现实暴行而失信。

第四，民众并非被动洗脑对象，而是策略性应对者。战时态度呈现阶层、地域、时间维度的复杂差异；隐性抵抗虽未颠覆体制，却削弱了宣传效能。战败后的话语崩塌，证明任何脱离现实的意识形态终将破产。

第五，战后记忆争夺远未结束。从“一亿总忏悔”到历史修正主义，从和平宪法到右翼教科书，日本社会仍在“加害者”与“受害者”身份间摇摆。这一张力，正是战时宣传遗产与战后民主价值持续角力的体现。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1.本报告虽力求全面，仍存在若干局限：

一是史料侧重日本本土，对东南亚占领区本地语言史料（如印尼文、越南文）利用不足；

二是受众接受研究多依赖战后回忆，缺乏战时实时舆情数据；

三是比较视野有限，未深入对比纳粹德国、苏联宣传机制的异同。

2.未来研究可朝三方向拓展：

①微观史路径：聚焦具体社区、工厂、学校的宣传实践，还原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渗透；

②跨国档案整合：结合美、英、中、韩、印尼等国解密档案，构建多边视角；

③数字人文方法：运用文本挖掘分析百万份战时报刊，量化话语演变轨迹。

（三）最终警示：在信息时代守护理性

回望1937–1945年的日本，最令人警醒的并非军部的疯狂，而是整个社会如何在“合理”话语中一步步走向深渊。普通人相信自己在保卫家园，知识分子以为在服务国家，艺术家觉得在弘扬文化——却无人追问：这场战争究竟为谁而战？

今日世界，民族主义回潮、信息碎片化、算法操控加剧，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历史的镜子。日本“大东亚战争”宣传体系的兴衰告诉我们：当国家以“大义”之名要求你放弃思考，那正是最需要思考的时刻。

唯有坚持批判性思维、捍卫言论多元、铭记加害历史，人类方能在未来的危机中，避免重演“全民协力走向毁灭”的悲剧。

附录一：日本战时主要宣传机构年表（1931–1945）

注：本表依据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戦時行政記録》、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档案整理。

附录二：典型宣传海报图文解析（10例）

以下选取10幅具有代表性的日本战时宣传海报，结合图像符号、文字修辞与历史语境进行解析。

1. 《鬼畜米英》（1942，内阁情报部）

• 图像：罗斯福与丘吉尔被描绘为长角恶魔，手持美元与英镑，脚下踩踏亚洲地图。

• 文字：“打倒鬼畜米英！解放大东亚！”

• 解析：典型“去人性化”策略，将敌国领袖妖魔化，激发仇恨情绪，服务于太平洋战争动员。

2. 《金属献纳》（1943，大政翼赞会）

• 图像：主妇将锅、钟、佛具投入熔炉，背景升起战机。

• 文字：“你的废铁，可铸成击落B-29的子弹！”

• 解析：将家庭物品转化为战争资源，强调“后方即前线”，推动全民物资捐献。

3. 《英灵的母亲》（1942，文部省）

• 图像：白发母亲含泪仰望天空，手中握儿子遗书，背景为靖国神社。

• 文字：“光荣战死，乃母之荣。”

• 解析：通过母性情感神圣化死亡，抑制哀伤，强化“牺牲即荣耀”的集体伦理。

4. 《南洋的黎明》（1942，兴亚院）

• 图像：印尼儿童向日本士兵献花，背景升起太阳旗与红白旗。

• 文字：“亚洲兄弟，共迎新秩序之晨。”

• 解析：初期“解放者”形象建构，利用本地符号（红白旗）争取民心，掩盖殖民本质。

5. 《竹枪胜钢炮》（1944，陆军省）

• 图像：少年持竹枪怒视坦克，眼神坚定。

• 文字：“信念坚定者，赤手可碎敌械！”

• 解析：极端精神主义宣传，掩盖军事劣势，鼓吹非理性牺牲。

6. 《节约即爱国》（1943，厚生省）

• 图像：一家四口围坐，仅食稀粥，墙上挂“二食一日”标语。

• 文字：“省下一粒米，多造一颗弹。”

• 解析：将饥饿日常道德化，使物资匮乏成为“爱国行为”。

7. 《学徒出阵》（1943，文部省）

• 图像：大学生列队走向战场，手持书本与步枪，背景为富士山。

• 文字：“笔杆换枪杆，知识报国恩。”

• 解析：动员知识青年，将教育成果直接转化为战争人力。

8. 《五族协和》（1939，满洲国国务院）

• 图像：日、汉、满、蒙、朝五族儿童手拉手环绕“建国忠灵庙”。

• 文字：“王道乐土，民族共荣。”

• 解析：伪满洲国“橱窗宣传”，表演性展示“和谐”，掩盖种族隔离现实。

9. 《千人针》（1941，大日本妇人会）

• 图像：百名妇女围圈缝制腰带，针线连成太阳光芒。

• 文字：“千人祈愿，护佑勇士。”

• 解析：将女性劳动仪式化，赋予护身符神秘力量，强化精神慰劳功能。

10. 《大东亚共荣圈图》（1942，外务省）

• 图像：亚洲地图无国界，标注“资源流通”“产业分工”，日本居中心如心脏。

• 文字：“一体同心，共建新秩序。”

• 解析：空间重构策略，将殖民支配美化为有机共同体，服务于经济掠夺合法化。

注：以上海报原件藏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都写真美术馆及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

附录三：重要宣传法令原文摘录（中日对照节选）

1. 《国家总动员法》第17条（1938年4月1日施行）

日文原文：

「政府ハ戦時又ハ事変ニ際シ……国民ノ思想ヲ統一スルタメ必要ナルト認ムルトキハ、出版、通信、集会、結社其ノ他言論ニ関スル事項ヲ制限スルコトヲ得」

中文译文：

“政府于战时或事变之际……认为有必要统一国民思想时，得对出版、通信、集会、结社及其他言论相关事项予以限制。”

评注：此条为战时言论管制提供总括性法律授权，成为后续所有审查制度的基础。

2. 《新闻纸等揭载制限事项》第3条（1937年10月内阁告示）

日文原文：

「敵軍ノ戦力、配置、行動ニ関スル事項ヲ推測セシムル虞アリタルトキハ、之ヲ掲載シテハナラサルコト」

中文译文：
“凡可能推测敌军战力、部署、行动之事项，不得刊载。”

评注：实际操作中，“推测”标准极宽，连天气预报亦因可能暗示空袭而受限。

3. 《映画法》第2条（1939年法律第67号）

日文原文：

「映画ハ国体ノ本義ヲ明徴ニシ、国民ノ精神ヲ振作スルモノタルコトヲ要ス」

中文译文：

“电影须彰显国体之本义，并振奋国民精神。”

评注：此条将电影定义为意识形态工具，直接导致“国策电影”垄断市场。

4. 《关于战争名称之件》（1941年12月12日内阁决议）

日文原文：

「支那事変ヲモ含メ、対米英蘭戦争ヲ『大東亜戦争』ト称スルコトトス」

中文译文：

“将包括支那事变在内的对美英荷战争，统称为‘大东亚战争’。”

评注：此决议标志战争话语的重大转向，为后续合法性建构奠定术语基础。

5. 《国民学校令》第1条（1941年3月改正）

日文原文：

「国民学校ハ……忠良ナル皇国民ヲ育成スルコトヲ目的トス」

中文译文：

“国民学校以培养忠良之皇国民为目的。”

评注：教育目标从“知识传授”转为“人格塑造”，彻底服务于战争动员。

注：以上法令原文均引自《官报》及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戦時立法集成》，译文力求直译以保留法律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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