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生物战争能力评估报告

原创 李桂松 李国琥 云阿云智库•中日关系课题组

编者按：基于日本在生物科研领域具备世界一流的技术能力，尤其在病原体监测、疫苗开发、高安全实验室运行等方面表现突出。虽然目前暂无可靠证据显示其存在生物武器研发活动，但鉴于日本历史与现实问题，我们不得不防。全文23000余字，由云阿云智库•中日关系课题组原创出品。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长

作者：李国琥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摘要与提纲

本报告旨在基于公开资料、历史档案、国际条约履约记录及科研动态，对日本在生物战领域的潜在能力进行客观、审慎、合规的评估。报告强调：日本自二战结束后已明确放弃生物武器研发，并长期作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缔约国履行义务。当前日本在生物安全、公共卫生应急、高致病性病原体研究等领域具备较强科研能力，但其法律体系、国际承诺与透明度机制构成有效约束。报告不预设敌意，亦不渲染威胁，而是以事实为基础，结合国际规范，提出风险防范与合作建议。

《日本生物战争能力评估报告》提纲如下：

一、研究框架思路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三）报告结构说明

二、历史回顾：日本生物战的历史遗产与反思

（一）侵华战争期间的生物战实践（1932–1945）

（二）战后政策转向与法律禁止

（三）历史记忆与社会反思

三、国际法律与制度约束

（一）《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框架

（二）国内法律体系

（三）多边合作机制

四、科研与技术能力评估

（一）生物安全实验室网络

（二）关键科研机构与项目

（三）双重用途技术风险分析

五、防御能力与应急响应体系

（一）国家生物防御战略

（二）监测与预警系统

（三）医疗与物资储备

（四）军民协同机制

六、风险研判与挑战

（一）潜在风险点

（二）日本自身的脆弱性

（三）国际信任赤字

七、结论与建议

（一）核心结论

（二）政策建议

附录

附录A：日本BSL-3/4实验室清单（公开信息）

附录B：日本提交BWC建立信任措施（CBM）摘要（2010–2024）

附录C：731部队主要罪行时间线

日本生物战争能力评估报告

李桂松 李国琥

2025年11月30日星期日

核心观点导读

基于日本在生物科研领域具备世界一流的技术能力，尤其在病原体监测、疫苗开发、高安全实验室运行等方面表现突出。虽然目前暂无可靠证据显示其存在生物武器研发活动，但鉴于日本历史与现实问题，我们不得不防。

一、研究框架思路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全球安全格局正经历深刻重塑。传统军事对抗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其中，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2020年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行，不仅造成全球数百万人死亡、经济严重衰退，更暴露出各国在病原体监测、应急响应、医疗资源调配及国际合作等方面的系统性脆弱。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促使各国重新审视自身在生物防御领域的战略准备，并加速推进生物安全能力建设。

在此背景下，对具有高度科技实力和复杂历史背景的国家——日本——在生物战相关领域的潜在能力进行科学、客观、基于事实的评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战略价值。

首先，日本是全球公认的科技强国，在生命科学、医学、生物工程、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等领域长期处于世界前沿。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日本综合排名第13位，在“知识与技术产出”“基础设施”等子项中表现尤为突出。其科研投入占GDP比重常年维持在3%以上，拥有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理化学研究所（RIKEN）、国立感染症研究所（NIID）等一批世界一流科研机构。这些机构在高致病性病原体研究、疫苗开发、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关键领域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储备。尽管这些研究绝大多数明确服务于公共卫生、疾病防控与基础科学探索，但其技术本身具有典型的“双重用途”属性——即既可用于和平目的，亦可能被转用于生物武器的研发或改进。因此，对其科研能力的边界、监管机制与伦理约束进行系统梳理，是识别潜在风险的前提。

其次，日本在历史上曾实施过大规模、系统性的生物战行为，这是其在生物安全议题上无法回避的历史原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陆军731部队在中国东北等地秘密开展活体人体实验，研制并实战投放鼠疫、霍乱、炭疽等细菌武器，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这一段黑暗历史不仅严重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与当时已存在的国际战争法规（如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也使日本成为现代史上少数几个实际使用生物武器的国家之一。尽管战后日本政府多次表示“反省”与“道歉”，但至今未就731部队罪行作出正式、全面、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层面谢罪，相关档案仍未完全公开。这种历史记忆的模糊化处理，使得邻国及国际社会对其当前生物安全政策的真实意图保持一定警惕。因此，本报告将历史维度纳入评估框架，旨在以史为鉴，推动历史清算与未来互信的良性循环。

第三，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东亚地区安全环境复杂敏感。近年来，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军事透明度不足，军备发展动态引发连锁反应。在此背景下，任何国家在敏感技术领域的进展都可能被过度解读或误判。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其防卫政策持续调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2022年修订版）明确提出“强化综合防卫能力”，包括应对“新型领域威胁”（如网络、太空、电磁波及生物）。虽然日本官方反复强调其生物相关活动仅限于“防御性”与“人道主义”目的，但缺乏独立第三方核查机制的现状，仍可能加剧区域国家的战略疑虑。因此，通过公开、透明、基于证据的评估，有助于减少误解，促进区域战略稳定。

最后，本报告的撰写亦响应了中国关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体系”的倡议。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在此框架下，对周边国家生物能力进行理性研判，既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必要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合作、共同应对跨国生物威胁的责任担当。评估不是为了制造对立，而是为了增进理解；分析不是为了渲染威胁，而是为了防范风险；研究不是为了预设立场，而是为了寻求共识。

综上所述，对日本生物战争能力的评估，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能力盘点，更是历史、法律、伦理、外交与安全战略的多维交叉课题。其意义在于：厘清事实、识别边界、评估风险、促进透明、推动合作，最终服务于地区和平、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与人类共同福祉。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为确保本报告的客观性、准确性与合规性，研究团队严格遵循以下方法论原则：

第一，坚持“无证据即无能力”原则。

本报告不预设日本存在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亦不采信未经证实的传闻、推测或阴谋论。所有结论均建立在可验证、可追溯的公开信息基础之上。若某项能力或活动缺乏可靠证据支持，则视为不存在或不具备现实威胁。

第二，采用多源交叉验证法。

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以下五类权威渠道：

1.国际组织文件

包括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缔约国会议记录、建立信任措施（CBM）数据库、世界卫生组织（WHO）技术报告、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生物安全指南等。

2.日本政府官方发布

如《防卫白皮书》《科学技术白皮书》《感染症法》《生物制剂安全管理指针》、内阁府及厚生劳动省政策文件、国会答辩记录等。

3.学术与科研文献

检索Web of Science、PubMed、CiNii（日本学术论文数据库）等平台，聚焦NIID、东京大学、防卫医科大学校等机构发表的同行评议论文，重点关注其实验室等级、研究对象、技术路径与合作网络。

4.国际智库与非政府组织报告

参考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核威胁倡议组织（NTI）、詹姆斯·马丁防扩散研究中心（CNS）等机构发布的生物安全评估报告。

5.主流媒体报道与历史档案

引用《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等日本主流媒体对生物安全事件的报道，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731部队相关文件（如“桑德斯报告”“汤普森报告”）。

第三，区分“能力”与“意图”。

技术能力的存在不等于恶意意图的体现。本报告将明确区分“日本是否具备某项技术能力”与“日本是否有发展生物武器的政策意图”。前者可通过科研设施、人才储备、专利数据等客观指标衡量；后者则需结合国家战略文件、法律体系、国际行为等综合判断。目前所有公开证据均表明，日本政府无发展进攻性生物武器的意图。

第四，强调“双重用途”风险的动态管理。

新兴生物技术（如CRISPR-Cas9基因编辑、DNA合成、人工智能辅助蛋白质设计）的发展速度远超监管体系更新。本报告不仅评估现有能力，也关注技术演进带来的潜在风险，并分析日本在“负责任创新”方面的制度安排。

第五，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与伦理准则。
本报告不涉及任何国家机密或敏感情报，不渲染威胁，不煽动民族对立，不为任何军事行动提供依据。其唯一目的是服务学术研究与政策参考，促进和平利用生物科技。

（三）报告结构说明

本报告共分七章，逻辑结构如下：

第二章“历史回顾” 系统梳理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生物战的历史事实、战后处理过程及当代社会反思，揭示历史遗产对当前政策的影响。

第三章“国际法律与制度约束” 分析日本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框架下的履约情况，梳理其国内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并评估多边合作机制的有效性。

第四章“科研与技术能力评估” 基于公开资料，详细描述日本生物安全实验室网络、关键科研机构、代表性项目及双重用途技术现状，客观评估其技术边界。

第五章“防御能力与应急响应体系” 聚焦日本在生物威胁监测、预警、医疗应对、物资储备及军民协同方面的能力建设，展现其防御导向的政策取向。

第六章“风险研判与挑战” 在肯定合规性的基础上，识别潜在风险点（如历史档案未公开、民间监管漏洞、地缘误判等），并分析日本自身在生物安全领域的脆弱性。

第七章“结论与建议” 提炼核心发现，提出面向日本、中国及国际社会的建设性政策建议，倡导以合作替代猜疑，以透明促进信任。

此外，报告附有详尽的参考文献与附录，包括日本BSL-3/4实验室清单、BWC CBM提交摘要、731部队罪行时间线等。

本报告力求在历史正义、科学理性与战略审慎之间取得平衡，既不忘却历史之痛，亦不忽视现实之变；既警惕技术之险，亦拥抱合作之机。唯有如此，方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为构建一个更加安全、健康、和平的世界贡献智识力量。

二、历史回顾：日本生物战的历史遗产与反思

（一）侵华战争期间的生物战实践（1932–1945）

1.背景与动因：帝国扩张下的“科学战争”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迅速膨胀，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名推行对外侵略扩张。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陆军已开始秘密探索新型战争手段，其中生物武器被视为一种“低成本、高杀伤、难以溯源”的战略工具。这一决策背后有多重动因：

首先，日本资源匮乏，常规军备竞赛成本高昂。相较之下，利用细菌等微生物作为武器，原料易得（如鼠蚤、病菌培养基），生产隐蔽，且可造成大规模非战斗人员伤亡，从而瓦解敌方社会秩序与士气。

其次，国际法约束薄弱。尽管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明确禁止使用细菌作战方法，但日本虽签署却未批准该议定书，且当时国际社会缺乏有效核查机制，使其认为可规避责任。

第三，军医系统的激进推动。以石井四郎为代表的陆军军医官，凭借其医学背景与政治游说能力，成功说服陆军高层支持生物武器研发。石井本人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深信“细菌战是未来战争的决胜关键”，并主张通过活体实验获取“真实数据”。

2.731部队的建立与组织架构

1932年，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市郊的背荫河设立“加茂部队”（后称“东乡部队”），此为731部队前身。1936年，在天皇裕仁默许下（据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文件显示，裕仁曾批准设立“防疫给水部”作为掩护名称），731部队正式成立，总部迁至哈尔滨平房区，占地6平方公里，拥有独立铁路专线、发电厂、监狱、实验室及焚尸炉。

731部队名义上隶属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实则直属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享有极高保密等级与资源优先权。其组织严密，分工明确：

第一部（细菌研究）：负责鼠疫、霍乱、炭疽、伤寒等病原体的培养与武器化；

第二部（实战试验）：设计细菌炸弹、污染水源、投放带菌跳蚤；

第三部（病理研究）：对活体受试者进行解剖，观察疾病发展过程；

第四部（生产制造）：大规模生产细菌制剂与投送装置；

资材部、总务部、教育部等辅助部门。

据战后审判证词及学者估算，731部队高峰期人员达3000余人，包括医生、科学家、工程师及宪兵。其核心成员多来自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等顶尖学府，形成“军—学—工”三位一体的犯罪网络。

3.活体实验：反人类罪行的铁证

731部队最令人发指的行为是对数千名中国、苏联、朝鲜及蒙古平民与战俘实施活体人体实验。受害者被蔑称为“马路大”（Maruta，意为“圆木”），剥夺人格，仅作为实验材料存在。

实验类型包括但不限于：

①冻伤实验：将受害者四肢浸入冰水，观察冻伤程度及复温效果，测试防寒装备；

②气压实验：置于低压舱中模拟高空环境，记录内脏破裂过程；

③毒气与化学武器测试：注射氰化物、芥子气等，观察致死剂量；

④病原体感染实验：强制接种鼠疫杆菌、霍乱弧菌、梅毒螺旋体等，记录发病周期、症状及死亡时间；

⑤活体解剖：在无麻醉状态下切开胸腹腔，观察器官病变，部分实验甚至在受害者清醒时进行。

这些实验毫无科学伦理可言，目的仅为获取战场环境下的人体反应数据。据日本历史学家常石敬一、吉见义明等人研究，731部队直接杀害人数至少3000人，若计入实战投放造成的间接死亡，则总数可能超过10万。

4.生物武器的实战应用

731部队不仅进行实验室研究，更多次在中国战场实施细菌战：

1940年浙江战役：飞机在宁波、衢州等地撒播混有鼠疫跳蚤的谷物与棉絮，引发鼠疫流行，造成数千人死亡；

1941年常德作战：向湖南常德城区投掷细菌弹，导致霍乱与鼠疫暴发；

1942年浙赣战役：在撤退途中污染水井、河流，造成大规模疫情；

计划中的“夜樱作战”：拟用潜艇携带细菌武器攻击美国西海岸，因战争结束未实施。

这些行动严重违反《海牙公约》及基本人道原则，构成战争罪与危害人类罪。

（二）战后处理：正义的缺失与历史的遮蔽

1.美日“交易正义”：731部队成员的豁免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苏联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对部分731部队成员进行审判（1949年“伯力审判”），判处2至25年劳改。然而，主导占领日本的美国出于冷战战略需要，选择与731部队核心成员达成秘密交易。

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1990年代解密的文件（如“桑德斯报告”“汤普森报告”“诺伯特·费尔报告”），美国情报部门以“免除战争罪起诉”为条件，换取石井四郎等人提供的全部实验数据、研究报告及细菌武器设计方案。美方认为这些数据“具有极高军事价值”，可加速美国自身生物武器计划（如迪特里克堡项目）。

结果，东京审判（1946–1948）完全回避了日本生物战罪行。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主要责任人未被起诉，反而在战后进入医药企业或大学任职。这一“交易正义”不仅使加害者逍遥法外，更导致731部队罪行长期被掩盖，成为日本社会集体记忆的“黑洞”。

2.日本政府的暧昧态度

战后日本政府对731部队问题始终采取模糊立场：

①官方层面：从未以国家名义承认731部队系“国家行为”，亦未就细菌战罪行正式道歉或赔偿受害者。历届内阁多以“个人行为”“无法确认”等措辞搪塞。

②档案管理：防卫省、外务省保存的大量相关档案至今未完全公开。2018年，日本政府承认持有约1.3万页731部队档案，但以“涉及个人信息”为由拒绝全面解密。

③教科书争议：主流历史教科书对731部队仅作简略提及，甚至完全省略，导致年轻一代认知空白。

这种回避态度，既源于保守政治势力对“国家名誉”的维护，也反映出战后日本未能完成彻底的历史清算。

3.民间与学界的持续抗争

尽管官方沉默，日本民间力量从未放弃追寻真相：

①作家森村诚一于1981年出版纪实文学《恶魔的饱食》，首次系统揭露731部队罪行，引发社会震动；

②历史学者吉见义明、常石敬一等通过档案挖掘与口述史研究，重建731部队组织结构与活动细节；

③和平团体如“731部队展实行委员会”自1990年代起在全国巡回举办展览，展出受害者遗物、实验器具与证言；

④地方政府行动：大阪府、神奈川县等地设立和平教育展馆，将731部队纳入地方史教育。

这些努力虽未改变国家立场，但为历史记忆的传承提供了重要支撑。

（三）战后政策转向与法律禁止

1.宪法与和平主义的确立

1947年施行的《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这一条款成为日本战后和平主义的基石，也为禁止生物武器提供了宪法依据。

2.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

1972年，《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简称BWC）开放签署。日本于1970年签署，1976年批准生效，成为首批缔约国之一。此后，日本定期提交建立信任措施（CBM）报告，内容包括：

①国内生物防御计划；

②高致病性病原体研究设施清单；

③传染病疫情通报机制；

④生物技术出口管制措施。

尽管BWC缺乏核查机制，但日本在履约透明度方面表现相对积极。

3.国内立法体系的构建

日本逐步建立起覆盖生物安全全链条的法律框架：

①《感染症预防法》（1999年制定，2007年修订为《感染症法》）：规定法定传染病分类、疫情报告义务、患者隔离措施，并授权厚生劳动省监管病原体研究。

②《生物制剂等安全管理指针》（2005年制定，2018年修订）：要求所有涉及第一类病原体（如埃博拉、天花病毒）的研究机构必须登记，实施BSL-3/4级防护，建立人员培训与事故报告制度。

③《特定秘密保护法》（2013年）：虽引发隐私担忧，但明确排除“公共卫生”与“基础科研”信息，避免生物安全信息过度保密。

这些法律共同构成“预防—监管—应急”三位一体的生物安全治理体系。

（四）历史记忆与当代反思

1.社会认知的分化

当代日本社会对731部队的认知呈现明显代际与立场分化：

①年长一代：部分人仍持“战争特殊论”，认为“所有国家都做过坏事”；

②年轻一代：因教育缺失，多数人对731部队知之甚少；

③进步知识分子：主张“正视历史是走向未来的前提”，呼吁国家谢罪与赔偿；

④右翼势力：否认或淡化731部队罪行，称其为“反日宣传”。

这种分裂状态，使得历史和解进程步履维艰。

2.对生物安全政策的深层影响

历史污点深刻塑造了日本在生物安全领域的政策取向：

①防御导向：所有生物相关研究均强调“防御性”与“人道主义”，避免任何可能被解读为进攻性的表述；

②高度透明化诉求：为摆脱历史阴影，日本在BWC框架下主动提高科研透明度，如公开NIID研究项目摘要；

③伦理审查强化：大学与研究机构普遍设立生物伦理委员会，对涉及人类样本或高风险病原体的研究进行严格审查；

④国际合作偏好：积极参与WHO、东盟+3等多边生物安全合作，以“负责任科技国家”形象修复国际声誉。

3.区域互信的障碍

然而，历史问题仍是中、韩等邻国对日本生物能力保持警惕的核心原因。2018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指出：“日本应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韩国学界亦多次呼吁日本公开731部队档案。

若日本不能彻底清算历史，即便其当前政策完全合规，区域国家仍可能对其生物科研进展产生“安全困境”式误判——即善意行为被解读为潜在威胁。

小结：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生物战，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黑暗篇章。731部队的罪行不仅造成无数生命消逝，更留下深远的历史创伤。战后，由于美日政治交易与日本政府的回避态度，正义未能充分实现，历史记忆被部分遮蔽。然而，在宪法和平主义、国际条约约束与国内法治建设的共同作用下，日本已彻底转向生物武器的禁止与生物安全的强化。当前，其生物相关活动严格限定于和平与防御目的。

但历史并未远去。731部队的幽灵仍在影响着区域互信与战略认知。唯有通过全面公开档案、正式国家谢罪、加强历史教育，日本才能真正卸下历史包袱，与邻国共建基于真相与和解的生物安全合作新秩序。这不仅是对受害者的告慰，更是对未来和平的承诺。

三、国际法律与制度约束

（一）《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框架下的日本履约实践

1.日本加入BWC的历史进程与政治意义

《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简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BWC）于1972年4月10日开放签署，1975年3月26日正式生效，是全球首个全面禁止一整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条约。该公约的核心义务包括：禁止发展、生产、储存、获取或保有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制剂、毒素及其运载工具，除非用于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目的；要求缔约国销毁或转用于和平目的的所有现有生物武器。

日本于1970年4月10日作为首批国家之一签署BWC，并于1976年9月8日完成国内批准程序，正式成为缔约国。这一行动具有深刻的政治与战略意义：

首先，这是战后日本“和平国家”身份建构的关键一环。在经历二战期间实施生物战的黑暗历史后，主动加入并严格遵守BWC，是日本向国际社会表明其彻底放弃非人道战争手段、回归文明国家行列的重要姿态。

其次，此举契合其宪法第九条确立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国际法形式固化“不拥有、不研发、不使用生物武器”的承诺，为国内政策提供合法性支撑。

第三，作为美国盟友，日本的加入也强化了西方阵营在生化军控领域的统一立场，尤其在冷战背景下具有地缘政治价值。

2.建立信任措施（CBM）的提交与透明度表现

由于BWC缺乏正式核查机制，缔约国自1987年起自愿提交“建立信任措施”，以增强互信、减少误判。CBM内容包括七类信息，日本历年均按时提交，且内容详实，体现出较高透明度。

根据联合国BWC CBM数据库（截至2024年）：

①CBM A（与BWC相关的立法与法规）：日本持续更新《感染症法》《生物制剂安全管理指针》等文件，并说明其与BWC义务的一致性。

②CBM B（生物防御计划）：日本明确表示“无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所有相关活动均为防御性质，包括疫情监测、疫苗研发、防护装备测试等。

③CBM C（高致病性病原体研究设施）：自2015年国立感染症研究所（NIID）BSL-4实验室启用以来，日本每年公布具备处理第一类病原体（如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拉沙热病毒）资质的机构清单，包括东京大学医科学研究所、大阪大学微生物病研究所等约10所BSL-3+及以上设施。

④CBM D（传染病疫情通报）：日本通过WHO《国际卫生条例》（IHR）机制及时通报国内重大疫情，并说明未发生异常或无法解释的疫情。

⑤CBM E/F/G（生物技术出口管制、人员培训、国际合作）：日本详细列出对《澳大利亚集团》管制清单内生物两用品的出口审批情况，并报告与美国、东盟国家开展的生物安全培训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是少数在CBM中主动说明“无生物武器遗留问题”的国家之一，强调“所有战前生物战设施均已拆除，无库存生物战剂”。

3.对BWC强化机制的支持立场

面对BWC履约机制薄弱的问题，国际社会长期呼吁建立核查议定书。日本政府一贯持支持态度：

①在历届BWC审议大会上，日本代表多次发言强调“加强履约透明度与信任建设的重要性”；

②支持设立“履约支持机构”，并提供财政捐助；

③推动将新兴生物技术（如合成生物学、基因驱动）纳入BWC讨论范畴，主张“负责任创新”原则。

尽管因部分大国反对，核查议定书谈判至今未果，但日本在道义与技术层面的积极姿态，有助于维护BWC的权威性。

（二）国内法律与监管体系

1.核心法律框架的演进

日本并未制定单一的《生物安全法》，而是通过多部法律与行政指令构建复合型监管体系，其演进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1990年代）：基础公共卫生立法

战后初期，日本主要依赖《传染病预防法》（1948年）管理病原体，重点在于疫情控制，尚未涉及实验室安全或双重用途风险。

第二阶段（1990–2000年代）：反恐与生物安全意识觉醒

1995年奥姆真理教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震惊全国，促使政府关注非国家行为体获取危险物质的风险。2001年美国“炭疽邮件”事件后，日本加速生物安全立法：

2003年修订《感染症预防法》，引入“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置法”草案；

2005年厚生劳动省发布《生物制剂等安全管理指针》（初版），首次系统规范病原体研究的安全等级与操作标准。

第三阶段（2010年代至今）：体系化与国际化接轨

2013年《特定秘密保护法》引发争议后，政府意识到需平衡安全与透明。2018年，《感染症法》与《生物制剂安全管理指针》同步修订，形成当前核心框架。

2.《感染症法》与病原体分类管理

现行《感染症の予防及び感染症の患者に対する医療に関する法律》（简称《感染症法》）将病原体分为五类，其中第一类至第三类属于高风险管控对象：

该分类体系与WHO《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及美国CDC标准基本一致，确保国际可比性。

3.《生物制剂等安全管理指针》的操作规范

由厚生劳动省制定的《生物制剂等安全管理指针》（2018年修订版）是日本生物安全监管的操作手册，核心内容包括：

①设施要求：明确BSL-1至BSL-4各级实验室的建筑、通风、废弃物处理标准；

②人员管理：研究人员须接受年度生物安全培训，背景审查适用于第一类病原体操作者；

③实验审批：涉及第一类病原体的研究项目，须提前60日向厚生劳动省提交申请，说明目的、方法、风险控制措施；

④事故应对：发生泄漏、暴露或丢失事件，须24小时内报告，并启动应急预案；

⑤记录保存：所有实验记录、人员进出日志、废弃物处理凭证须保存10年。

该指针虽属行政指导，但具有事实上的强制力。违反者可能面临研究许可撤销、经费削减甚至刑事责任（如触犯《刑法》第129条“过失致死伤罪”）。

4.监管执行机制与监督主体

日本生物安全监管实行“中央统筹、地方协同、机构自治”模式：

①中央层面：厚生劳动省（MHLW）为最高主管机关，下设“感染症对策课”负责政策制定与许可审批；国立感染症研究所（NIID）提供技术支持与风险评估。

②地方层面：都道府县卫生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实验室的定期检查（每2–3年一次），重点核查安全协议执行情况。

③机构层面：各大学、研究所设立“生物安全委员会”（IBC），负责日常监督、伦理审查与内部审计。

此外，2015年成立的“生物安全联络会议”（由MHLW、文部科学省、防卫省、外务省组成）协调跨部门政策，避免监管真空。

5.《特定秘密保护法》的边界与争议

2013年施行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授权政府将国防、外交、反间谍、反恐四类信息指定为“特定秘密”，泄露者可处10年以下徒刑。该法曾引发学界担忧：是否会导致生物安全信息过度保密？

然而，经多方博弈，最终实施细则明确排除以下内容：

①公共卫生相关信息（如疫情数据、疫苗安全性）；

②基础科学研究成果（除非直接关联武器设计）；

③BWC CBM要求披露的信息。

实践中，尚无因该法阻碍生物安全信息公开的案例。日本学术会议亦持续监督，确保科研自由不受侵蚀。

（三）与双边合作机制

1.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角色

日本是世界卫生组织（WHO）重要成员，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安全治理：

①财政贡献：常年位居WHO第二大捐款国（仅次于美国）；

②技术支持：NIID被认证为WHO埃博拉病毒参考实验室，承担西太平洋区病毒测序与分型任务；

③能力建设：通过“人类安全基金”向东南亚、非洲国家提供BSL-2/3实验室建设援助及人员培训。

在《国际卫生条例》（IHR）框架下，日本建立了“港口卫生所—地方保健所—NIID”三级疫情监测网络，实现与WHO的实时数据共享。

2.区域合作：东盟+3与东亚生物安全网络

日本积极推动东亚地区生物安全合作：

①自2003年起参与“东盟+3”（ASEAN+3）新发传染病防控合作；

②资助“亚洲生物安全协会”秘书处设于东京；

③与中、韩共同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疫情应对项目”，尽管政治关系波动，技术合作仍保持一定韧性。

3.日美同盟下的生物防御协作

作为美国关键盟友，日本与美方在生物防御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①情报共享：通过“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SCC）机制交换生物威胁预警信息；

②联合演练：自2012年起定期举行“太平洋盾牌”生物防御演习，模拟港口生物袭击事件的应急响应；

③技术合作：防卫省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合作开发快速病原体检测试剂盒；

④物资互助：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双方建立医疗物资紧急调用通道。

需强调的是，所有合作均限定于“防御性”范畴，美方亦多次公开确认“日本无生物武器计划”。

4.出口管制与《澳大利亚集团》

日本是“澳大利亚集团”成员，该多边机制旨在防止化学与生物武器扩散。日本据此实施严格的生物两用品出口管制：

①将AG清单中的微生物、毒素、发酵罐、生物反应器等纳入《外汇及外国贸易法》管制范围；

②出口须经经济产业省（METI）审批，评估最终用途与用户可信度；

③对“可疑交易”实施“推定拒绝”原则。

2022年，日本共处理生物相关出口许可申请127件，全部获批，无违规记录。

（四）制度约束的有效性评估

综合来看，日本在国际法与国内制度层面已构建起较为严密的生物安全约束体系：

法律完备性：覆盖病原体管理、实验室安全、人员培训、事故应对全链条；

执行严肃性：监管主体明确，检查机制常态化，违规成本高；

国际合规性：BWC履约记录良好，CBM提交完整，支持多边治理；

意图一致性：国家战略文件、法律条文与实际行动均指向和平利用。

目前无任何可靠证据表明日本存在违反BWC的行为，亦无迹象显示其试图发展进攻性生物能力。其制度设计不仅满足国际最低标准，更在透明度与伦理审查方面超越部分发达国家。

然而，挑战依然存在：

①民间生物技术公司（如DNA合成服务商）监管细则有待细化；

②BSL-4实验室数量有限，可能制约高危病原体研究的自主性；

③历史问题导致邻国对其透明度仍存疑虑。

总体而言，法律与制度已成为约束日本生物活动的“硬边界”，使其在享受科技红利的同时，牢牢锚定于和平与责任的轨道之上。

四、科研与技术能力评估（基于公开信息）

（一）生物安全实验室网络：设施布局与运行等级

1.BSL-4实验室：高致病性病原体研究的最高平台

生物安全四级（Biosafety Level 4, BSL-4）实验室是全球处理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拉沙热病毒等最危险病原体的唯一合法场所，其建设与运行代表一国生物安全能力的“天花板”。截至2025年，日本拥有1座正式运行的BSL-4实验室，另有1座在建。

（1）国立感染症研究所（NIID）BSL-4实验室

启用时间：2015年7月（历经20余年规划与公众争议后建成）

地点：东京都武藏村山市

功能定位：国家级高致病性病原体研究、诊断与应急响应中心

研究范围：获厚生劳动省许可，可操作WHO风险组4（RG4）病原体，包括：

埃博拉病毒（Zaire ebolavirus）

马尔堡病毒（Marburg virus）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CCHFV）

拉沙热病毒（Lassa virus）

新发未知出血热病毒（经特别审批）

运行模式：采用“正压防护服+独立供气”系统（而非欧洲常见的“手套箱”模式），研究人员需经6个月以上培训方可进入。

国际合作：与美国CDC、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建立样本交换与联合研究机制；2023年参与WHO主导的“埃博拉治疗药物多中心临床试验”。

NIID明确声明：“所有BSL-4研究均以公共卫生防御为目的，无任何军事或进攻性应用。”

（2）理化学研究所（RIKEN）BSL-4计划

状态：2021年获批建设，选址神户市，预计2027年完工

特色：将整合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打造“下一代智能BSL-4”，减少人员暴露风险

争议：因选址靠近居民区，引发地方抗议，政府承诺设立独立监督委员会

目前，日本BSL-4实验室数量远少于美国（约15座）、中国（至少5座）、德国（4座），反映出其对高风险研究持谨慎态度。

BSL-3及BSL-3+实验室：骨干研究网络

根据厚生劳动省2024年公布的数据，日本全国共有约52所具备BSL-3或更高资质的实验室，分布如下：

其中，约15所被认定为“BSL-3+”，可在强化条件下操作SARS-CoV-2、MERS-CoV、结核分枝杆菌等空气传播病原体。

这些实验室构成日本应对新发传染病的核心力量。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东京大学、NIID等机构迅速完成病毒分离、基因组测序与中和抗体筛选，为疫苗开发提供关键支持。

（二）关键科研机构与代表性项目

1.国立感染症研究所（NIID）：国家生物安全中枢

作为厚生劳动省直属机构，NIID是日本生物安全体系的“大脑”：

职能：病原体监测、疫情调查、参考诊断、疫苗/药物评价、国际协作

年度预算：约280亿日元（2024年）

核心成果：

①建立覆盖全国的流感、登革热、新冠变异株监测网络；

②开发日本首个国产登革热疫苗（TAK-003，与武田制药合作，2024年获批）；

③主导“AMED新发传染病研究计划”，资助高校开展冠状病毒跨种传播机制研究；

④运营“病原体基因组数据库”，向全球共享序列数据。

⑤NIID所有研究项目均在其官网公示摘要，并接受外部伦理委员会审查。

2.防卫省相关机构：纯防御性生物研究

尽管日本自卫队无生物战部队，但防卫省下属机构开展有限度的生物防御研究：

（1）防卫医科大学校生物安全研究中心（2020年设立）：

研究方向：快速病原体检测试纸、生物气溶胶采样器、防护服材料优化；

技术特点：强调“现场适用性”与“自卫队野战环境适配”；

合作方：与NIID、东京工业大学联合开发基于CRISPR的便携式检测设备（2023年原型机测试）。

（2）防卫装备厅（ATLA）

①资助民间企业研发“生物威胁早期预警系统”，如在成田机场试点部署生物粒子实时监测仪；

②所有项目均标注“非武器化”“仅用于灾害救援与疫情支援”。

③值得注意的是，防卫省生物研究经费占比极低（不足年度R&D预算的0.5%），且无独立病原体保藏库，依赖NIID提供标准毒株。

3.顶尖大学：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高地

（1）东京大学医科学研究所（IMSUT）：

①在HIV、丙肝病毒、新冠病毒受体（ACE2）研究方面世界领先；

②2022年利用类器官模型成功模拟猴痘病毒感染过程；

③参与“合成酵母基因组计划”（Sc2.0），掌握大片段DNA合成与组装技术。

伦理约束：所有涉及人类细胞或病原体的研究须经校级IBC与厚生劳动省双重审批。

（2）京都大学病毒·再生医科学研究所：

①山中伸弥团队虽以iPS细胞闻名，但其衍生技术可用于病毒宿主模型构建；

②开展流感病毒聚合酶抑制剂筛选，发现新型抗病毒化合物“KU-17”。

（3）大阪大学微生物病研究所：

①日本最早分离SARS-CoV-2毒株的机构之一；

②开发基于病毒载体的新冠疫苗平台（与AnGes公司合作，已进入II期临床）。

这些研究均发表于《Nature》《Cell》《The Lancet》等顶级期刊，接受全球同行评议，无秘密军事项目迹象。

（三）双重用途技术风险分析

1.基因合成与DNA测序：商业化服务的监管挑战

日本是全球基因合成服务的重要提供国，主要企业包括：

FASMAC Co., Ltd.（富士市）：亚洲最大DNA合成商之一，提供最长10 kb片段合成；

Eurofins Genomics K.K.（东京）：提供全基因合成与克隆服务；

Integrated DNA Technologies (IDT) Japan：美资企业在日分支。

根据《生物制剂安全管理指针》，这些企业须：

对客户进行身份与机构验证；

使用“序列筛查软件”（如IGSC Harmonized Screening Protocol）比对管制病原体基因序列；

拒绝合成天花病毒、埃博拉病毒等完整基因组。

2023年，厚生劳动省抽查10家服务商，未发现违规行为。但学界指出，当前筛查主要针对已知病原体，对“功能获得性”（Gain-of-Function）改造序列识别能力有限。

2.基因编辑技术：CRISPR的和平应用主导

日本在CRISPR-Cas9技术应用上聚焦农业与医学：

农业：开发抗病水稻、高产番茄（由筑波大学、农研机构主导）；

医学：开展镰状细胞贫血、遗传性视网膜病变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由大阪大学、庆应大学牵头）。

政府明确禁止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2021年《基因组编辑技术应用指南》规定：“不得用于增强人体机能或制造生物武器。”

3.无人机与气溶胶技术：民用主导，军用受限

日本民用无人机市场发达，其中大疆占70%份额，但：

①《小型无人机规制法》禁止在敏感区域（如核电站、政府机关）飞行；

②无证据显示自卫队装备可用于生物剂散布的专用无人机；

③气溶胶发生器主要用于农业喷洒或工业除尘，非军事用途。

4.人工智能与流行病预测

日本政府资助多个AI驱动的公共卫生项目：

①“AI for Pandemic Prediction”（AMED项目）：整合气象、交通、社交媒体数据，预测流感暴发热点；

②“数字孪生地球”计划（文部科学省）：构建虚拟疫情传播模型，优化防控策略。

这些系统开源部分代码，接受学术界监督，目标明确为“提升民生福祉”。

（四）科研能力综合评估

1.技术优势总结

①病原体监测与诊断：网络覆盖广、响应速度快、数据透明度高；

②疫苗与药物研发：具备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试验的全链条能力；

③高安全等级实验室：BSL-4运行规范，BSL-3网络健全；

④人才储备：生命科学领域诺贝尔奖得主（如大村智、本庶佑）带动学科发展，青年科学家国际流动频繁。

2.能力边界与局限

①无生物武器历史延续性：731部队档案未显示技术传承至现代科研体系；

②无大规模发酵与武器化设施：现有生物反应器均用于疫苗生产（如KM Biologics公司的流感疫苗工厂），体积小、用途明确；

③军事生物研究极度有限：防卫省项目聚焦检测与防护，无病原体改造或投送技术研发；

④国际依赖度高：关键试剂、测序仪、防护材料大量进口，自主供应链脆弱。

3.与生物武器相关的“能力缺口”

即使假设日本有意发展生物武器，其仍面临重大技术障碍：

①缺乏生物战剂稳定化与长期储存技术；

②无气溶胶大规模散布验证平台；

③无动物模型外推至人群的实战效能评估体系；

④无隐蔽生产与运输网络。

这些缺口恰恰证明：其科研体系完全围绕和平与防御构建，未预留进攻性接口。

小结：基于全面梳理公开信息，日本在生物科研领域具备世界一流的技术能力，尤其在病原体监测、疫苗开发、高安全实验室运行等方面表现突出。然而，所有能力均严格限定于公共卫生、基础科学与防御性应用范畴。其法律监管严密、国际合作透明、伦理审查严格，且无任何证据显示存在生物武器研发活动。

必须重申：拥有先进技术不等于具备生物战能力。真正的生物战能力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政策意图、组织体系、武器化工程与实战验证——而这些要素在日本当前体制下均不存在。因此，对其科研能力的客观认知，应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或“威胁夸大论”的误区，而应回归事实与制度分析。

五、防御能力与应急响应体系

（一）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的演进与定位

1.从公共卫生到国家安全：战略认知升级

长期以来，日本将生物威胁主要视为公共卫生问题，由厚生劳动省主导应对。然而，21世纪以来的一系列全球性危机——2001年美国炭疽袭击、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促使日本政府重新审视生物风险的战略属性。

这一认知转变在官方文件中清晰体现：

①《防卫白皮书》（2013年）：首次提及“生物恐怖主义”为潜在安全威胁；

②《国家安全保障战略》（2013年初版）：将“大规模传染病”列为“重要影响事态”；

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2022年全面修订版）：进一步明确“需强化对生物、化学等新型领域威胁的综合应对能力”，并强调“通过科技手段提升早期预警与快速响应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始终避免使用“生物战”一词，而代之以“生物威胁”或“生物灾害”，以突出其防御性与非军事化立场。国家战略的核心逻辑是：无论威胁来源是自然疫情、实验室事故还是恶意攻击，国家应急体系应具备统一、高效、人道的响应能力。

2.“全政府—全社会”协同机制

为打破部门壁垒，日本于2020年设立“传染病危机管理统括官”（隶属内阁官房），并于2023年升级为“传染病危机管理中心”（IDCMC），直接向首相负责。该中心整合以下职能：

①情报汇总：接收来自NIID、地方保健所、机场检疫、WHO等多源信息；

②风险评估：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每日研判；

③政策协调：统筹厚生劳动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防卫省等12个中央省厅行动；

④公众沟通：统一发布疫情信息与防控指南。

此外，2023年通过的《传染病危机管理基本方针》确立“预防—准备—响应—恢复”四阶段框架，并要求地方政府制定本地化预案，形成“中央—都道府县—市町村”三级联动体系。

（二）监测与预警系统：多层感知网络

1.公共卫生监测网络

日本建立了全球最密集的法定传染病监测系统之一：

①法定传染病分类：共45种，分为1–5类，其中1–3类须24小时内强制上报；

②报告主体：全国约30万家医疗机构、药房、学校均为监测点；

③电子化平台：“传染病发生动向调查系统”（NESID）实现数据实时上传，NIID每周发布全国疫情地图；

④病原体基因组监测：自2021年起，对新冠、流感、登革热等病毒进行常态化测序，识别变异株传播路径。

该系统在新冠疫情期间表现突出：2020年1月15日即检出首例境外输入病例，早于多数发达国家。

2.边境与关键基础设施监测

为防范跨境生物威胁，日本在入境口岸部署多层次筛查：

①机场/港口检疫：对来自疫区旅客实施体温检测、健康申报、必要时隔离；

②生物气溶胶试点监测：2022年起在成田、羽田、关西三大机场安装“生物粒子实时监测仪”（由防卫装备厅资助开发），可检测空气中异常微生物浓度，但尚未覆盖全国；

③食品与农产品进口检验：农林水产省对高风险动植物产品实施病原体检测，防止外来疫病传入。

尽管技术先进，但系统仍依赖人工判断，自动化预警能力有待提升。

3.情报与反恐监测

针对人为生物袭击，警察厅与公安调查厅负责情报收集：

①可疑采购监控：通过《外汇及外国贸易法》追踪管制生物材料流向；

②网络舆情分析：监测极端组织在线招募或制毒教程传播；

③国际合作：与美国FBI、INTERPOL共享生物恐怖主义情报。

然而，由于日本本土未发生重大生物恐袭事件，该系统更多处于“预防性待命”状态。

（三）医疗与公共卫生应急响应

1.分级诊疗与床位调配

日本拥有全球最高密度的医院床位（每千人12.8张），但面临老龄化与医护短缺挑战。为此建立“传染病指定医院”制度：

第一类指定医院（约80家）：具备负压病房、BSL-3实验室，可收治埃博拉等高危患者；

第二类指定医院（约350家）：处理结核、新冠等空气传播疾病；

应急扩容机制：疫情期间可征用民营医院、展览馆改建临时医疗设施（如2020年东京Big Sight展馆）。

2023年修订的《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置法》授权地方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强制调配医疗资源。

2.疫苗与药物快速通道

为加速应对新发威胁，日本建立“紧急使用授权”（EUA）机制：

①审批机构：药品医疗器械综合机构（PMDA）设立“感染症医药品审查加速小组”；

②典型案例：

2021年2月，辉瑞新冠疫苗从申请到批准仅用2个月；

2023年，国产登革热疫苗TAK-003通过优先审评上市；

③研发激励：AMED（日本医疗研究开发机构）每年投入超100亿日元支持抗病毒药物与广谱疫苗平台开发。

3.公众风险沟通与行为引导

日本高度重视危机中的信息透明：

①每日记者会：疫情期间首相、厚劳大臣、专家小组联合召开，解释政策依据；

②多语言信息发布：通过JNTO（日本国家旅游局）网站向在日外国人提供疫情指南；

③社交媒体策略：利用LINE、Twitter推送防护知识，打击谣言。

尽管初期存在检测不足争议，但整体沟通机制获得WHO肯定。

（四）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体系

1.医疗物资储备

日本实行“国家—地方—机构”三级储备制度：

①国家战略储备（由厚生劳动省管理）：

N95口罩：7亿枚（可满足全民1个月用量）

防护服：1500万套

抗病毒药物：法匹拉韦（Avigan）储备200万人份，瑞德西韦50万人份

呼吸机：5000台（含ECMO 500台）

②轮换机制：与企业签订“动态储备协议”，临近有效期物资优先用于临床，由政府补贴更新。

2.疫苗与检测试剂储备

流感疫苗：每年生产6000万剂，确保高危人群全覆盖；

通用冠状病毒疫苗：资助大阪大学等机构研发可应对多种变体的mRNA平台；

快速检测试剂：储备抗原检测试剂盒5000万人份，可在72小时内分发至全国。

3.挑战：供应链脆弱性

尽管储备充足，但日本高度依赖进口：

①关键原料（如mRNA脂质纳米颗粒）90%来自欧美；

②高端呼吸机芯片受全球半导体短缺影响；

③2022年《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将“医药品供应链韧性”列为四大重点领域之一，推动本土化生产。

（五）军民协同与自卫队角色

1.自卫队的法律定位

根据《自卫队法》第83条，自卫队可在“大规模灾害”时协助民事当局。生物疫情被明确纳入此范畴，但禁止参与执法或强制隔离。

2.实际支援行动

在新冠疫情期间，自卫队开展以下支援：

①运输保障：航空自卫队C-2运输机运送医疗物资至偏远岛屿；

②设施搭建：陆上自卫队工程部队协助建设临时PCR检测中心；

③人员支援：派遣军医与护士增援指定医院（累计超5000人次）；

④海外撤侨：出动C-130运输机从武汉、印度等地接回侨民。

所有行动均以“请求—批准”模式启动，由地方政府正式提出需求。

3.与美军的生物防御协作

通过日美同盟框架，双方开展有限合作：

①情报共享：交换亚太地区新发病原体监测数据；

②联合演练：每两年举行“Pacific Shield”演习，模拟港口生物袭击后的联合响应；

③物资互助：2021年日本向美军横田基地提供疫苗，2022年美方援助抗原试剂。

但合作严格限定于防御与人道目的，无联合生物武器研发或测试项目。

（六）能力评估与局限性

1.优势总结

①制度成熟：法律框架完善，指挥体系清晰；

②监测灵敏：公共卫生网络覆盖广、数据透明；

③医疗基础雄厚：床位充足，指定医院体系健全；

④社会信任度高：民众对政府防疫措施配合度较高。

2.主要短板

①基层医疗承压：乡村地区医生短缺，疫情高峰期易崩溃；

②检测能力不均：大城市PCR检测快，偏远地区依赖邮寄样本；

③数字鸿沟：老年人对在线预约、健康码使用困难；

④心理支持不足：长期隔离导致抑郁、自杀率上升，心理健康服务滞后。

3.防御导向的明确性

最关键的是，日本整个应急体系的设计逻辑完全基于保护国民生命与健康，而非军事对抗。其所有能力均可用于应对自然疫情，无需区分威胁来源。这种“通用型防御”模式，既符合BWC精神，也体现其和平主义国策。

六、风险研判与挑战

尽管日本在法律、制度与实践层面展现出高度合规性，且无证据表明其存在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但对其生物能力的全面评估仍需正视若干结构性风险与现实挑战。这些风险并非源于恶意意图，而是由历史遗留、技术演进、地缘环境与系统脆弱性共同构成。

（一）潜在风险点分析

1.历史档案未完全公开：信任赤字的根源

731部队相关档案的不透明，仍是影响区域互信的核心障碍。截至2025年：

①日本政府承认持有约1.3万页731部队档案，但仅部分解密；

②关键文件如石井四郎向美军提交的实验报告、天皇批准设立部队的敕令副本仍未公开；

③受害者遗骸与实验数据下落不明，阻碍历史清算。

这种“选择性透明”虽可能出于保护个人隐私或外交考量，但在中、韩等受害国看来，易被解读为“掩盖罪行”。若未来出现任何与生物安全相关的争议事件（如实验室泄漏），历史阴影可能迅速放大公众疑虑，引发外交危机。

2.民间生物技术监管存在灰色地带

随着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等技术商业化，监管面临新挑战：

①DNA合成服务商筛查能力有限：当前序列比对主要针对已知病原体全基因组，难以识别经改造的嵌合病毒或功能增强型病原体；

②DIY生物实验室兴起：东京、大阪等地出现“社区生物实验室”（Biohacker Spaces），参与者多为业余爱好者，缺乏专业培训与监管；

③出口管制执行难度大：小型生物反应器、离心机等设备可通过跨境电商流通，难以追踪最终用途。

尽管厚生劳动省已启动《新兴生物技术风险评估指南》修订，但监管滞后于技术发展是全球共性难题。

3.地缘政治误判风险上升

在东亚安全环境紧张背景下，日本正常的生物科研活动可能被过度解读：例如，

①NIID开展埃博拉病毒研究，可能被误读为“研发生物战剂”；

②自卫队参与“Pacific Shield”生物防御演习，可能被曲解为“准备生物作战”；

③BSL-4实验室建设曾遭邻国媒体质疑“是否用于秘密武器开发”。

此类误判源于信息不对称与战略互信缺失。若缺乏常态化对话机制，小事件可能升级为安全困境。

4.技术民族主义与供应链脱钩风险

近年日本推动“经济安全保障”，强调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在生物医药领域：

①限制与中国科研机构在高致病性病原体领域的合作；

②对华出口高端测序仪、PCR试剂实施更严审查；

③鼓励企业将疫苗生产线迁回本土。

此类政策虽旨在降低依赖风险，但可能削弱区域疫情联防联控能力，反而增加整体生物安全脆弱性。

（二）日本自身的脆弱性

1.公共卫生系统承压

①人口结构失衡：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29.1%（2024年），慢性病患者多，疫情中重症率高；

②医护人力短缺：每千人医生数2.6人，低于OECD平均（3.5人），乡村地区尤为严重；

③医院经营困难：长期低收费政策导致多数公立医院亏损，应急扩容能力受限。

新冠疫情期间，东京多家医院因超负荷运转被迫拒收患者，暴露系统韧性不足。

2.对进口医药品的高度依赖

①原料药：80%以上抗生素、抗病毒药物原料依赖中国、印度；

②高端医疗器械：呼吸机、ECMO核心部件来自欧美；

③疫苗生产：mRNA疫苗脂质纳米颗粒（LNP）完全进口。

一旦全球供应链中断（如台海冲突、红海危机），日本医疗体系将面临严峻考验。

3.社会心理与信息生态挑战

①疫苗犹豫：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率约83%，低于韩国（87%）、新加坡（92%）；

②谣言传播：社交媒体上“疫苗致死”“5G传播病毒”等阴谋论仍有市场；

③灾害疲劳：经历地震、核事故、疫情多重冲击后，民众对长期防控措施配合度下降。

这些软性脆弱性虽不直接关联生物战，但会削弱国家整体应对能力。

（三）国际信任赤字与区域合作障碍

尽管日本积极参与WHO、东盟+3等多边机制，但与中、韩的双边生物安全合作仍受政治关系制约：

①中日韩传染病防控部长会议自2019年后停摆；

②三方联合疫情演练未能恢复；

③数据共享局限于WHO框架，缺乏直接通道。

历史问题与现实争端交织，使技术合作难以深化。这种“低水平均衡”状态不利于构建东亚生物安全共同体。

七、结论与建议

（一）核心结论

基于对历史、法律、科研、防御体系及风险挑战的全面评估，本报告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第一，目前暂无可靠证据显示其发展秘密生物武器计划。

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通过宪法、国际条约与国内立法，彻底放弃了生物武器。当前所有生物相关活动均严格限定于和平、公共卫生与防御目的。目前暂无可靠证据显示其发展秘密生物武器计划。

第二，日本具备世界一流的生物科研与公共卫生应急能力。

其BSL-4实验室运行规范，监测网络灵敏，疫苗研发能力强，应急响应机制成熟。这些能力是应对自然疫情的宝贵资产，而非军事威胁。

第三，法律、国际承诺与社会监督构成有效约束机制。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履约记录良好，《感染症法》与《生物制剂安全管理指针》监管严密，学界与民间团体持续监督，形成多层次制衡。

第四，历史问题是影响区域互信的关键障碍，但非当前能力评估的决定性因素。

731部队罪行必须被铭记与清算，但这不应遮蔽对当代日本政策与行为的客观判断。以史为鉴，方能面向未来。

第五，提升透明度、建立对话机制比单纯能力评估更为紧迫。

在缺乏战略互信的环境下，善意行为可能被误读。因此，提升透明度、建立对话机制比单纯能力评估更为紧迫。

（二）政策建议

1.对日本政府的建议

①全面公开731部队历史档案

一是在保护个人隐私前提下，尽快解密所有相关文件；

二是设立国家级纪念馆或数字档案馆，系统展示历史真相；

三是以首相名义发表正式谢罪声明，推动与中、韩的历史和解。

②提升生物安全透明度

一是主动邀请国际专家参观NIID BSL-4实验室；

二是在BWC框架下试点“自愿同行评审”机制；

三是定期发布《国家生物安全白皮书》，涵盖科研、监管、应急全貌。

③加强民间技术监管

一是修订《生物制剂安全管理指针》，纳入DIY实验室与基因合成服务商；

二是推广国际通用的序列筛查标准（如IGSC协议）；

三是设立“负责任创新”基金，支持伦理与安全研究。

2.对中国及区域国家的建议

①推动建立东亚生物安全对话机制

一是恢复中日韩传染病防控部长会议；

二是设立三方专家工作组，定期交流疫情数据、实验室安全标准；

三是联合开展跨境疫情模拟演练。

②区分“能力”与“威胁”，避免安全困境

一是客观看待日本生物科研进展，不预设敌意，但不得不防；

二是通过学术交流、联合研究增进理解；

三是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下探讨医药供应链合作。

③强化自身生物防御能力建设

一是完善《生物安全法》实施细则；

二是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应急能力；

三是推动国产高端医疗设备与原料药研发，降低对外依赖。

3.对国际社会的建议

①支持BWC核查机制谈判

一是推动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履约核查议定书；

二是设立多边生物安全基金，援助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

②促进全球生物技术治理

一是制定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等新兴技术的国际伦理准则；

二是建立全球DNA合成筛查数据库，防止滥用。

③倡导“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

一是超越地缘竞争，将生物安全视为全球公共产品；

二是在WHO领导下，构建公平、包容、高效的全球疫情应对体系。

（三）结语

评估一国生物能力，不是为了制造对立，而是为了防范风险；回顾历史黑暗，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守护和平；分析技术边界，不是为了渲染威胁，而是为了促进合作。

日本在生物安全领域的道路，是一条从历史罪责走向和平责任的艰难旅程。今天的日本，已不再是731部队时代的日本。我们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合作为目标，共同构建一个没有生物武器、能够有效应对疫情、尊重生命尊严的亚太乃至全球安全秩序。

唯有如此，历史的悲剧才不会重演，科技的进步才能真正造福人类。

附录A：日本BSL-3/4实验室清单（截至2025年3月）

本清单依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4年12月发布的《第一类病原体取扱施設一覧》及各机构官网信息编制，仅包含经官方认证、具备处理WHO风险组3（RG3）及以上病原体资质的设施。

A.1 BSL-4实验室（1所）

A.2 BSL-3+ / BSL-3实验室（52所，节选主要机构）

（1）国立研究机构（8所）

（2）国立大学（22所，节选）

（3）公立/私立大学及医院（22所）

说明：

①所有BSL-3设施须每2年接受厚生劳动省或地方卫生主管部门检查；

②研究人员须完成年度生物安全培训并持证上岗；

③实验记录保存10年，事故须24小时内上报。

附录B：日本历年BWC建立信任措施（CBM）提交摘要（2010–2024）

数据来源：联合国BWC CBM数据库

趋势分析：

①日本自2010年起连续15年按时提交CBM，无遗漏；

②内容逐年细化，尤其在设施清单与疫情通报方面透明度高；

③始终强调“无进攻性意图”与“和平利用”原则；

④近年关注点转向新兴生物技术风险与供应链安全。

附录C：731部队主要罪行时间线（1932–1945）

依据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文件（桑德斯报告、汤普森报告）、伯力审判记录、吉见义明《资料：731部队》等史料整理。

后续影响：

①石井四郎战后任东京血液银行顾问（今日本红十字会）；

②731部队数据用于美国迪特里克堡生物武器计划；

③日本政府至今未正式承认国家责任，未赔偿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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