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关税化债方案及中国应对策略报告（一）

原创 李桂松 李富松 李嘉仪 段小丽 云阿云智库•国家化债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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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报告深度剖析美国“关税化债”策略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困境，揭示其对全球供应链与中国产业的冲击。报告原创性提出中国应对的六大核心策略，构建“精准反制—多元市场—技术自主”立体防御体系，为破解美方贸易霸凌、推动产业链韧性升级提供前瞻性决策参考。全文共53300字，由北京云阿云智库•国家化债项目组原创供稿。

本报告核心观点：

1.美国关税化债的历史经验与局限性

美国自1789年起曾以关税偿还债务，但当前该模式已严重失效。如今关税仅占联邦收入2.7%，远不足以覆盖37万亿美元债务及年息8820亿美元。历史成功依赖高关税占比（80%–95%）、简单经济结构和可控债务规模，而今三者皆不具备。关税化债面临规模不匹配、推高通胀、引发贸易反制及司法越权风险（如2025年“对等关税”被法院叫停），实际效果微弱且不可持续。

2.关税政策对美国财政与经济的双重影响

特朗普政府2025年预计征收3000亿美元关税，短期提升财政收入占比至4%，但长期损害经济。67%关税成本由消费者承担，导致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零售销售萎缩；制造业PMI跌破荣枯线至47.8，企业投资受抑。关税虽缓解短期赤字压力，却加剧通胀、抑制消费、扰乱供应链，形成“增收—出口损失—净财政收益为负”的恶性循环，凸显短期化债与长期增长的根本矛盾。

3.关税政策对中国产业链与贸易格局的具体冲击

美国高关税（最高145%）冲击中国半导体、新能源、纺织和家电四大领域。中国通过国产替代（如存储芯片涨价40%）、东南亚转口（如越南依赖中国面料60%以上）、本土建厂（宁德时代赴美成本增30%）等方式部分对冲。尽管出口短期承压（如家电二季度转负、纺织对美降5.4%），但RCEP联动、“友岸外包”和市场多元化推动产业链韧性增强，呈现“短期阵痛、长期重构”特征。

4.中国应对美国关税化债的六大核心策略

中国构建系统性反制体系：一是精准反制（稀土管制、农产品关税）；二是拓展多元市场（RCEP、“一带一路”、“金砖+”）；三是突破“卡脖子”技术（半导体设备、工业软件）；四是主导WTO诉讼与规则改革；五是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与数字金融创新；六是建立“关税冲击指数”预警机制。整体逻辑为“短期扛压、中期转化、长期主动”，避免陷入消耗战，聚焦高质量发展与自主可控。

5.中美关税博弈的未来趋势与战略启示

美国因法律挑战、经济衰退（2025年GDP增速1.8%）和反制压力，将从全面对抗转向局部合作，聚焦“友岸外包”。中国依托RCEP（对东盟出口增9.6%）、技术自主（中芯国际成熟制程利用率95.8%）和市场多元，强化供应链韧性。全球贸易体系加速“去中心化”，WTO改革与区域协定削弱美元霸权。启示在于：中国应以制度优势和超大市场为基础，推动产业升级与规则话语权，实现从“应对”到“引领”的跃迁。

6.关税政策的实操案例与经济效果

美国通过“关税施压—投资交换—利润分成”模式迫使瑞士（2000亿美元投资）、日本（5500亿美元）资本流入，换取关税减免。该模式具非对称性与技术绑定特征，但导致技术主权流失（如日本半导体受控）、产业空心化（日元暴跌引外资并购）及多边规则破坏。对中国启示：须强化技术主权（设“内外贸标准转化中心”）、加速供应链自主、联合全球南方推动WTO改革，警惕以短期妥协换长期依附。

7.关税政策对美国债务危机的影响

2025年美国关税收入达1444亿美元（同比增2.8倍），占财政收入比重升至4%，短期缓解赤字。但高度依赖特定行业与国家，结构脆弱。关税推高通胀，削弱美债吸引力，致2025年收益率月度波动率达18%（2024年为10%）。若30%关税措施因司法挑战失效，2026年收入将骤降28.1%，赤字扩大900亿。总体呈现“短期增收、长期加剧债务风险”的悖论。

8.关税政策与产业回流的矛盾

美国试图以关税推动制造业回流，但政策陷入两难：高税率扰乱供应链，豁免过多则削弱保护效果。现实显示产业回流失败——2025年车企裁员3500人、产量降8.3%，劳动生产率十年下降6.8%，贸易逆差反创新高。关税保护主义与全球化供应链效率根本冲突，不仅未创造就业，反而抬高成本、抑制产出，暴露“回流幻想”与经济现实的巨大鸿沟。

目录

一、美国关税化债的历史演进脉络

二、美国债务现状与关税化债必要性

三、关税化债的理论机制与操作模式

四、关税政策的具体内容与实施路径

五、关税政策对财政状况的影响机制

六、关税政策与其他化债措施的协同效果

七、关税化债策略的经济影响与潜在风险

八、关税化债方案的典型案例分析

九、关税化债方案的可行性评估与风险预警

十、关税化债方案的未来演变路径

十一、结论与建议

十二、实操案例：特朗普 "关税换投资" 模式

十三、中国应对美国关税化债策略建议

一、美国关税化债的历史演进脉络

（一） 建国初期的关税化债奠基（1789-1830 年代）

美国关税化债的历史始于 1789 年 7 月 4 日，这一天美国第一届国会通过了《1789 年关税法》，成为美国独立后首个联邦关税法。该法的核心目标在开篇即明确表述："为支持政府、偿还美国债务、鼓励和保护制造业，有必要对进口的货物、制品和商品征收关税"。这部由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主导制定的法律，不仅确立了关税在美国财政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更开创了利用关税收入偿还国家债务的先例。

从实施效果看，早期关税化债取得了显著成效。1792 年关税收入（包括进口产品和对航运业的吨位税）达到 340 万美元，占美国总财政收入 370 万美元的 92%。为加速债务偿还，美国政府不断提高关税税率：1794 年从价关税再涨 2.5 个百分点，基础税率达 10%；1797 年对糖、糖蜜、茶叶、可可等产品实施了更高从量税，同时将基础从价税率调至 12.5%，新增收入仍用于债务清偿。

这一时期关税化债的成功得益于几个关键因素。首先，独立战争结束时美国面临巨额债务，邦联议会欠下的债务甚至差点引发军队兵变，这种紧迫的偿债需求为关税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支持。其次，当时美国经济结构简单，主要依赖农业和初级产品出口，进口商品以工业品为主，关税的征收对国内生产影响有限。第三，关税收入占联邦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 80%-95%，使其成为政府偿债的主要资金来源。

到 1803 年至 1811 年间，来自海关的丰厚收入加上杰斐逊和加勒廷保守的财政政策，美国债务减少了近一半，截至 1811 年降至 4520 万美元。1812 年至 1815 年的美英战争虽然使总债务在 1816 年达到 1.27 亿美元的新高峰，但战后通过关税收入的持续增长，到 1834 年底，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实现了全部债务的偿还，并在之后两年进入了无债务阶段。

（二）19 世纪中后期的关税化债黄金期（1880-1893）

19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美国迎来了关税化债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的成功经验常被后世所借鉴。在这 13 年间，美国政府预算连续保持盈余，通过关税收入和在市场溢价购买证券的政策，使债务持续下降，总额减少约 50%。

这一时期关税化债的成功首先体现在财政盈余的持续增长上。以 1888 财年为例，联邦政府的预算盈余达到 1.11 亿美元，当年的支出为 2.68 亿美元（支出中包括偿付债务的费用和为偿债基金拨付的资金）。在 19 世纪 80 年代，联邦政府每收入 1.4 美元支出仅为 1 美元，财政盈余的比例迅速膨胀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关税收入在这一时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关税收入占联邦财政的比例从 1880 年的 55% 升至 1894 年的 63%，成为联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联邦政府将关税盈余的 47% 用于铁路债券担保，推动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网络飞速扩张，总里程从 1869 年的 1776 英里激增至 1900 年的 2 万英里。这种将关税盈余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做法，既促进了经济发展，又增强了未来的偿债能力。

债务削减的具体成效令人瞩目。1880 年至 1893 年期间，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使债务持续下降。到 1887 年，可赎回债券已经全部偿清，政府不得不在公开市场上以超出市场价值高达 29% 的溢价购买不可赎回债券。在 1888 年至 1890 年间，财政部因为这种溢价向债券持有人支付了 4500 万美元。尽管需要支付溢价，但债务规模的持续下降仍是不争的事实。

这一时期关税化债的成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美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对进口工业品的需求旺盛，关税的征收并未显著影响经济增长。其次，当时美国实行高关税保护政策，应税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从 19 世纪初的约 20%，1820 年涨至约 25%，到 1828 年的关税法案实行后更是涨到了 62%。第三，美国在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增长，人口和国土面积大幅扩张，为关税收入的增长提供了坚实基础。

（三） 2018-2020 年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化债实践

2018 年至 2020 年，特朗普政府掀起了二战后最大规模的贸易战，试图通过对中国等贸易伙伴加征关税来增加政府收入，缓解债务压力。这一实践为研究现代关税化债提供了重要案例。

从关税征收的规模和进程看，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战分多轮实施。2018 年 7 月和 8 月，第一批和第二批共 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关税生效；2018 年 9 月，第三批 2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10% 关税生效；2019 年 5 月，第三批 2000 亿美元商品关税税率升至 25%；2019 年 9 月，3000 亿美元 A 清单（约 1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15% 关税生效。

关税收入的增长确实显著。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在 2018 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前几年，美国每财政年度关税收入约为 350 亿美元。加征关税后，关税收入迅速攀升：2018 年为 413 亿美元，2019 年为 708 亿美元，2020 年为 686 亿美元。通过对输美商品到岸价的统计分析，从 2018 年下半年加征关税到 2021 年 5 月，美国联邦财政通过对华加征关税，多获取了近千亿美元关税收入。

然而，关税化债的实际效果却大打折扣。首先，关税成本主要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根据云阿云智库的研究，中方和美国国内共同承担了加征关税的成本，其中美国承担了约 42% 的关税成本，中方承担了 58%。其次，关税政策引发了严重的副作用，美国政府不得不向受影响的农民支付 610 亿美元救济金，占关税收入的 92%，实际净收益仅 50 亿美元。

从化债的角度看，即使不考虑各种成本，关税收入对 37 万亿美元的巨额债务也只是杯水车薪。2019 年美国关税收入达到 708 亿美元的峰值，仅相当于当年债务利息支出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关税政策推高了美国的通胀水平，迫使美联储维持较高的利率水平，反而增加了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

（四） 2025 年 "对等关税" 政策的兴起与困境

2025 年 4 月 2 日，特朗普再次就任总统后，在白宫玫瑰园宣布了所谓的 "对等关税" 政策，这被他称为美国的 "解放日"。这一政策标志着美国关税化债进入了新的阶段，其激进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

"对等关税" 政策的核心是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 10% 的 "最低基准关税"，并对特定国家征收更高的 "对等关税"。根据特朗普展示的图表，美国对中国实施 34% 的对等关税，对欧盟实施 20%，对日本实施 24%，对韩国实施 25%，对越南实施 46%，对瑞士实施 31%。这一政策直接覆盖美国 60 个主要贸易伙伴，涉及商品规模超 6000 亿美元 / 年。

然而，"对等关税" 政策从一开始就面临严重的实施困境。4 月 9 日，因美债遭抛售、收益率飙升，特朗普紧急暂停对多数国家的关税加征，仅保留对华高关税。更严重的是，5 月 28 日，美国联邦法院裁定特朗普越权，阻止了 4 月 2 日关税政策的生效，认为其对向美国出口多于进口的国家征收全面关税违反了相关法律。

从化债效果看，"对等关税" 政策的实际收益远低于预期。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2025 年 4 月关税政策实施后，日均增收 5 亿美元，全月约 150 亿美元，全年预计 1800 亿美元。但这一数字相比 37 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和每年 8820 亿美元的利息支出，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更糟糕的是，关税政策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副作用。2025 年 4 月关税政策使进口量暴跌 64%，税基大幅萎缩，实际增收仅占 37 万亿债务的 0.5%。同时，关税政策推高了美国的通胀水平，2025 年 3 月美国通胀反弹至 3.5%，核心商品通胀率 6.2%，迫使美联储维持较高的利率水平，反而增加了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

二、美国债务现状与关税化债的必要性

美国联邦债务危机已从“潜在风险”演变为“显性危机”，其规模扩张速度、结构失衡程度与利息支出压力均创下历史纪录，成为制约美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瓶颈。关税化债方案的提出，并非偶然的政策选择，而是特朗普政府在传统化债工具失灵背景下的“被动突围”，其必要性根植于美国债务体系的深层矛盾与财政运行的现实困境。

（一）美国债务的结构性危机：规模、期限与持有者的三重失衡

从债务规模看，截至 2025 年 11 月，联邦债务总额突破 37.85 万亿美元，较 2020 年的 27 万亿美元增长 40.2%，而同期美国 GDP 仅增长 22.3%，债务增速远超经济增长速度，导致债务占 GDP 比重攀升至 127%，较二战后峰值（118%）高出 9 个百分点，处于近百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比例已远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划定的 90%“债务警戒线”，意味着美国经济对债务的依赖度已进入不可持续区间。

从债务期限结构看，短期债务占比过高加剧了再融资风险。2025 年美国国债到期规模高达 10.8 万亿美元，占当前债务总额的 28.5%，其中 1 年期及以下短期国债到期规模达 4.3 万亿美元，占到期总量的 39.8%。这种 “短借长用” 的期限错配模式，使得美国财政部不得不频繁进入市场滚动发行新债，而在美联储此前激进加息导致利率中枢上移的背景下，再融资成本大幅上升 ——2025 年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4.8%-5.2% 区间，较 2020 年的 1.5% 左右上涨超 3 倍，直接推高了新增债务的利息支出。

从债务持有者结构看，外部持有者占比下降削弱了需求稳定性。近年来，中国、日本等主要美债持有国出于分散风险、本币汇率稳定等考虑，持续减持美债：中国持有美债规模从 2013 年的 1.3 万亿美元降至 2025 年的 8500 亿美元，日本则从 1.2 万亿美元降至 9200 亿美元，两国合计持有量占美债总规模的比例从 12.1% 降至 4.7%。外部需求的萎缩，使得美国不得不依赖国内私人部门和美联储承接新增债务，进一步加剧了国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压力，也抬高了国债发行的边际成本。

（二）利息支出的刚性压力：财政预算的“吞噬效应”日益凸显

债务规模的扩张与利率的上升，共同导致美国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呈现“刚性暴涨”态势。2025 年美国国债利息支出高达 1.4 万亿美元，较 2020 年的 5230 亿美元增长 167.7%，占当年联邦财政总支出（约 9.3 万亿美元）的 15%，不仅超过国防支出（7800 亿美元）与医保支出（6200 亿美元）的总和（1.4 万亿美元），更相当于教育支出（3100 亿美元）的 4.5 倍、基础设施建设支出（2800 亿美元）的 5 倍。

利息支出的“刚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存量债务的利息支付具有契约强制性，无法通过削减预算等方式压缩；二是新增债务的利息支出随利率波动呈 “顺周期” 上升，在美联储维持高利率以抑制通胀的政策背景下，利息负担将持续加重。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若按当前债务增速和利率水平，到 2030 年美国国债利息支出将突破 2.5 万亿美元，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升至 21%，成为联邦政府第一大支出项目，届时财政预算的“利息吞噬效应”将导致教育、社保、基建等生产性支出被持续挤压，进一步削弱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更严峻的是，利息支出与财政赤字形成了“恶性循环”：财政赤字的扩大需要通过发行新债弥补，新债发行推高利息支出，而利息支出的增加又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2025 年美国年度财政赤字约 2 万亿美元，其中利息支出占赤字总额的 70%，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二的赤字是由债务利息本身造成的，这种 “以债养息” 的模式已使美国财政陷入 “赤字 - 债务 - 利息” 的螺旋式上升陷阱。

（三）传统化债工具失灵：关税化债成为“别无选择”的政策选项

面对债务危机，美国传统的化债工具主要包括三类：一是经济增长带动财政收入自然增加，二是削减政府支出压缩赤字，三是量化宽松等货币宽松政策压低利率。但在当前经济环境下，这三类工具均已失灵或效果有限。

从经济增长来看，美国经济复苏动能不足，2025 年 GDP 增速预计为 1.8%，处于近十年平均水平以下。受人口老龄化、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产业空心化等结构性因素影响，美国经济难以实现 3% 以上的可持续增长，通过经济增长“稀释”债务的路径基本走不通。

从削减支出来看，政治阻力与社会压力使其难以落地。美国联邦政府支出中，社保、医保、国防等“刚性支出”占比超过 70%，其中社保和医保覆盖约 6000 万老年人和弱势群体，是美国社会的“民生底线”；国防支出则受地缘政治冲突、军工复合体利益绑定等因素影响，难以大幅削减。而教育、基建等 “弹性支出” 占比仅为 15% 左右，即便全额削减也无法填补 2 万亿美元的年度赤字，削减支出的政策空间已极其有限。

从货币宽松来看，通胀风险限制了政策空间。2021-2022 年美国高通胀的教训表明，过度量化宽松将导致物价失控，损害民众实际收入与经济稳定。当前美国核心 PCE 通胀率仍维持在 3.5% 左右，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若重启 QE 压低国债收益率，可能引发通胀反弹，进一步恶化经济基本面。

在传统化债工具均失效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将关税视为“破局工具”，其必要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核心诉求：

一是财政增收，通过对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直接增加财政收入，缓解赤字压力 —— 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测算，若对所有进口商品平均加征 10% 的关税，每年可新增关税收入约 3200 亿美元，相当于年度赤字的 16%；

二是压低美债收益率，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制造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引发市场避险情绪，推动资金回流美债市场，从而压低国债融资成本；

三是重构贸易格局，通过关税壁垒减少贸易逆差（2024 年美国贸易逆差达 7800 亿美元），推动制造业回流，增加国内就业与税收，从长期来看改善财政收支结构。

因此，关税化债不仅是短期的财政增收手段，更是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重构全球贸易规则，解决美国债务问题与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战略选择”。

三、关税化债的理论机制与操作模式

（一）直接化债机制：关税收入的定向使用

关税化债最直接的方式是将关税收入直接用于偿还债务本息。从理论上看，这种机制具有简单直接的优势，即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来缓解债务压力。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机制面临着严重的规模不匹配问题。

从历史数据看，美国关税收入在联邦财政中的地位经历了巨大变化。19 世纪末以前，关税收入长期占据美国联邦财政收入的 50% 以上。但时至今日，关税收入仅占美国联邦收入的约 2%。2025 年 7 月，美国关税收入达到 296 亿美元的历史高位，但同期国债利息支出却高达 609.5 亿美元。即使在关税收入大幅增长的情况下，2025 财年前几个月关税收入达到 290 亿美元，也仅占联邦收入的 2.7%，而个人所得税占 51.4%。

为了提高关税化债的效率，美国政府近年来推出了一些创新机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关税专项债" 模式，即发行与特定关税收入挂钩的债券，如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全部用于特定国债的利息支付，以增强债券吸引力。这种模式试图通过关税收入的定向使用，构建 "关税 — 财政收入 — 债务偿付" 的闭环系统。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测算，若将关税税率提升至 50%，可为美国创造约 7800 亿美元 / 年的定向偿债资金。然而，这一测算基于静态分析，忽略了关税对贸易量的负面影响。实际上，当关税税率过高时，进口量会大幅下降，关税收入反而可能减少。

另一种直接化债机制是 "关税换债务减免"。特朗普政府曾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要求以价值 5000 亿美元的矿产资源抵偿 3500 亿美元援助，实质是债务置换。这种模式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减少债务规模，但本质上是通过资源掠夺来缓解债务压力，容易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二）间接化债机制：通胀稀释与汇率操控

关税化债的间接机制主要通过通胀稀释和汇率操控来实现债务的隐性削减。这种机制的核心逻辑是利用关税政策引发的经济效应，使债务的实际价值下降。

通胀稀释机制是关税化债最常用的间接手段。通过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推高国内物价水平，形成通胀压力，从而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根据相关研究，关税不仅能直接增加政府收入，而且可以造成物价上涨，美元通胀高企，债务被稀释，这个代价由美国国民承担，债务成了人头税。

2025 年的实践充分验证了这一机制的效果。关税政策实施后，美国通胀率显著上升。2025 年 3 月美国通胀反弹至 3.5%，核心商品通胀率 6.2%。根据测算，关税政策使 CPI 预期上升 1.5%，减轻约 5500 亿美元债务实际负担。然而，这种机制存在严重的副作用：一方面，通胀推高了民众生活成本，引发社会不满；另一方面，通胀压力迫使美联储维持较高的利率水平，反而增加了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

汇率操控机制是另一种重要的间接化债手段。通过关税施压迫使他国货币贬值，同时维持美元的相对强势，从而以更低的成本偿还外债。当人民币、加元、比索等货币承压下跌时，美国国债的实际价值就缩水了 —— 用更便宜的外币还债，等于变相赖账。

美国对中国等国家加征关税，本质是通过施压人民币贬值，维持美元的 "相对强势"，从而以更低价格在全球抢购资源（如能源、矿产、技术）。这种机制的操作路径是：美元走弱→人民币升值压力减轻→中国出口商结汇减少→外汇占款下降→中国央行被迫降息→热钱回流美国。

从实际效果看，2025 年 "对等关税" 使美元指数从 105 跌至 98，减少约 2.5 万亿美元外债实际价值。但这种效果是以削弱美元信用为代价的，长期来看会加速 "去美元化" 进程，减少美债的国际需求。

产业回流机制是间接化债的第三条路径。通过高关税迫使外国企业在美国建厂，增加国内就业和税收，间接增强政府的偿债能力。例如，Biogen 公司投资 20 亿美元在北卡建厂（虽因供应链问题成本增加 27%），创造就业和长期税收。然而，这种机制的效果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因为企业在美建厂的成本往往高于预期，而且可能面临技术工人短缺、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

（三）创新化债模式：关税换投资与主权财富基金

面对传统关税化债手段的局限性，美国政府近年来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关税换投资" 和主权财富基金模式。

"关税换投资" 模式的核心是将关税作为谈判筹码，迫使贸易伙伴在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以此换取关税减免。这种模式在 2025 年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美国关税化债的重要创新。

瑞士案例充分展示了这一模式的运作机制。2025 年 7 月，美国对瑞士商品征收 39% 的惩罚性关税，瑞士强烈抗议。经过谈判，双方于 11 月 14 日达成协议：瑞士同意在 2028 年底前向美国投资 2000 亿美元，其中 2026 年投资额将达 670 亿美元，投资涵盖制药、医疗器械、航空航天、黄金冶炼等核心产业；作为交换，美国将关税降至 15%。

日本的案例更加典型。2025 年 7 月，美国与日本签署 "投资换关税" 协议，日本承诺 5 年内在美投资 5500 亿美元，重点投向半导体、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美国将对日本汽车关税从 25% 降至 15%，对电子设备关税从 15% 降至 5%。这一协议预计将创造约 40 万个就业岗位，年增税收约 300 亿美元，同时日本企业购买美债，增加对美债务市场支持。

然而，"关税换投资" 模式也存在明显的问题。首先，投资承诺与实际投资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在 5500 亿美元的巨额承诺背后，真正的直接投资可能只占了区区 1% 到 2%，大约在 55 亿到 110 亿美元之间。其次，这种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胁迫，容易引发贸易伙伴的反感和报复。

主权财富基金模式是另一种创新尝试。2025 年，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创建 "美国主权财富基金"，将部分关税收入注入，用于长期投资和债务管理。该基金预计初始资金 5000-8000 亿美元，主要来源于关税收入和国企股份，投资于制造业中心、国防和医学研究，收益用于债务本息支付和经济发展。

这种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通过投资收益来增强政府的偿债能力，而不是单纯依赖关税收入。然而，主权财富基金的运作需要专业的投资管理能力和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经验有限，而且可能面临政治干预的风险。

数据来源：北京云阿云智库・国家化债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