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关税化债方案及中国应对策略报告（四）

原创 李桂松 李富松 李嘉仪 段小丽 云阿云智库•国家化债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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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报告深度剖析美国“关税化债”策略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困境，揭示其对全球供应链与中国产业的冲击。报告原创性提出中国应对的六大核心策略，构建“精准反制—多元市场—技术自主”立体防御体系，为破解美方贸易霸凌、推动产业链韧性升级提供前瞻性决策参考。全文共53300字，由北京云阿云智库•国家化债项目组原创供稿。

本报告核心观点：

1.美国关税化债的历史经验与局限性

美国自1789年起曾以关税偿还债务，但当前该模式已严重失效。如今关税仅占联邦收入2.7%，远不足以覆盖37万亿美元债务及年息8820亿美元。历史成功依赖高关税占比（80%–95%）、简单经济结构和可控债务规模，而今三者皆不具备。关税化债面临规模不匹配、推高通胀、引发贸易反制及司法越权风险（如2025年“对等关税”被法院叫停），实际效果微弱且不可持续。

2.关税政策对美国财政与经济的双重影响

特朗普政府2025年预计征收3000亿美元关税，短期提升财政收入占比至4%，但长期损害经济。67%关税成本由消费者承担，导致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零售销售萎缩；制造业PMI跌破荣枯线至47.8，企业投资受抑。关税虽缓解短期赤字压力，却加剧通胀、抑制消费、扰乱供应链，形成“增收—出口损失—净财政收益为负”的恶性循环，凸显短期化债与长期增长的根本矛盾。

3.关税政策对中国产业链与贸易格局的具体冲击

美国高关税（最高145%）冲击中国半导体、新能源、纺织和家电四大领域。中国通过国产替代（如存储芯片涨价40%）、东南亚转口（如越南依赖中国面料60%以上）、本土建厂（宁德时代赴美成本增30%）等方式部分对冲。尽管出口短期承压（如家电二季度转负、纺织对美降5.4%），但RCEP联动、“友岸外包”和市场多元化推动产业链韧性增强，呈现“短期阵痛、长期重构”特征。

4.中国应对美国关税化债的六大核心策略

中国构建系统性反制体系：一是精准反制（稀土管制、农产品关税）；二是拓展多元市场（RCEP、“一带一路”、“金砖+”）；三是突破“卡脖子”技术（半导体设备、工业软件）；四是主导WTO诉讼与规则改革；五是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与数字金融创新；六是建立“关税冲击指数”预警机制。整体逻辑为“短期扛压、中期转化、长期主动”，避免陷入消耗战，聚焦高质量发展与自主可控。

5.中美关税博弈的未来趋势与战略启示

美国因法律挑战、经济衰退（2025年GDP增速1.8%）和反制压力，将从全面对抗转向局部合作，聚焦“友岸外包”。中国依托RCEP（对东盟出口增9.6%）、技术自主（中芯国际成熟制程利用率95.8%）和市场多元，强化供应链韧性。全球贸易体系加速“去中心化”，WTO改革与区域协定削弱美元霸权。启示在于：中国应以制度优势和超大市场为基础，推动产业升级与规则话语权，实现从“应对”到“引领”的跃迁。

6.关税政策的实操案例与经济效果

美国通过“关税施压—投资交换—利润分成”模式迫使瑞士（2000亿美元投资）、日本（5500亿美元）资本流入，换取关税减免。该模式具非对称性与技术绑定特征，但导致技术主权流失（如日本半导体受控）、产业空心化（日元暴跌引外资并购）及多边规则破坏。对中国启示：须强化技术主权（设“内外贸标准转化中心”）、加速供应链自主、联合全球南方推动WTO改革，警惕以短期妥协换长期依附。

7.关税政策对美国债务危机的影响

2025年美国关税收入达1444亿美元（同比增2.8倍），占财政收入比重升至4%，短期缓解赤字。但高度依赖特定行业与国家，结构脆弱。关税推高通胀，削弱美债吸引力，致2025年收益率月度波动率达18%（2024年为10%）。若30%关税措施因司法挑战失效，2026年收入将骤降28.1%，赤字扩大900亿。总体呈现“短期增收、长期加剧债务风险”的悖论。

8.关税政策与产业回流的矛盾

美国试图以关税推动制造业回流，但政策陷入两难：高税率扰乱供应链，豁免过多则削弱保护效果。现实显示产业回流失败——2025年车企裁员3500人、产量降8.3%，劳动生产率十年下降6.8%，贸易逆差反创新高。关税保护主义与全球化供应链效率根本冲突，不仅未创造就业，反而抬高成本、抑制产出，暴露“回流幻想”与经济现实的巨大鸿沟。

目录

一、美国关税化债的历史演进脉络

二、美国债务现状与关税化债必要性

三、关税化债的理论机制与操作模式

四、关税政策的具体内容与实施路径

五、关税政策对财政状况的影响机制

六、关税政策与其他化债措施的协同效果

七、关税化债策略的经济影响与潜在风险

八、关税化债方案的典型案例分析

九、关税化债方案的可行性评估与风险预警

十、关税化债方案的未来演变路径

十一、结论与建议

十二、实操案例：特朗普 "关税换投资" 模式

十三、中国应对美国关税化债策略建议

十一、结论与建议

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关税化债方案，是美国在高债务压力下对“贸易政策工具化”的创新尝试，其核心逻辑是通过关税 “开源”、政策协同 “增效”缓解短期财政困境。但从实践效果看，该方案呈现“短期收益有限、长期风险突出” 的显著特征 —— 虽在 2025 年实现 3000 亿美元关税收入，暂时对冲了部分债务压力，但也引发全球贸易摩擦升级、国内消费抑制、产业成本高企等连锁反应，形成“化债”与“增长”的深层矛盾。对美国政府与全球经济而言，需从“政策校准”“协同优化”“风险防范”三个维度，重新审视并调整这一方案的实施路径，以实现短期财政平衡与长期经济稳定的双赢。

（一）方案核心结论：短期收益与长期代价的失衡

关税化债方案的“短期有效性”建立在“税率一次性提升 + 进口需求尚未完全收缩” 的阶段性红利之上，但这种红利正在被 “贸易反制、成本转嫁、法律风险” 逐步侵蚀，长期来看已显现“得不偿失” 的失衡态势。

从短期收益看，方案确实为美国财政提供了“应急缓冲”。2025 年关税收入达 3000 亿美元，占联邦财政收入的 4.0%，成为第四大税种，有效弥补了个人所得税（增速从 4.5% 降至 1.2%）与企业所得税（增速从 6.8% 降至 2.3%）的增收乏力。同时，关税引发的短期避险情绪推动资金流入美债市场，2025 年 1-2 月美债海外持有量增加 2150 亿美元，短暂压低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至 3.9%，减少债务利息支出约 60 亿美元。这种 “增收 + 降息” 的双重效应，使美国 2025 年财政赤字率从预期的 6.8% 降至 6.2%，暂时缓解了债务违约风险。此外，关税对部分本土产业形成 “阶段性保护”——2025 年美国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从 78% 升至 85%，汽车零部件本土采购率从 40% 升至 45%，为制造业回流提供了短期政策支撑。

但从长期代价看，方案的“负面外溢”已远超短期收益，形成“三大恶性循环”。其一，“关税加征 - 贸易反制 - 出口收缩”的循环：中国通过稀土出口管制（2025 年稀土出口配额减少 30%）导致美国半导体企业成本上涨 40%，欧盟通过 IPEF 协议减少对美汽车进口（环比下降 15%），使美国 2025 年出口额同比下降 3.2%，相关税收减少 180 亿美元，抵消了 12% 的关税增收；其二，“成本转嫁 - 消费抑制 - 经济增速放缓”的循环：关税导致美国家庭年均支出增加 2400 美元，低收入家庭食品支出占比升至 20.7%，2025 年零售销售额环比下降 0.8%，拖累 GDP 增速 0.8 个百分点，远超关税增收对经济的拉动效应（0.3 个百分点）；其三，“债务利息上升 - 财政空间收缩 - 政策被动调整”的循环：关税推高通胀至 3.8%，迫使美联储维持高利率，10 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 4.5%，2025 年债务利息支出达 1.4 万亿美元，占财政收入的 18%，挤压了教育、基建等民生支出，进一步削弱经济增长潜力。IMF 预测，若关税政策维持现状，2026 年美国 GDP 增速将低于 1.5%，债务占 GDP 比重升至 130%，面临 “低增长 + 高债务”的滞胀风险。

从全球影响看，方案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但这种重塑伴随“效率损失”与“秩序动荡”。一方面，供应链“近岸化”推动东南亚、墨西哥制造业短期扩张 ——2025 年越南电子组装产值同比增长 28%，墨西哥汽车零部件出口同比增长 18%，但这种增长高度依赖美国订单转移，且因配套产业缺失（如越南半导体材料进口依赖度达 90%），导致全球产业链效率下降 15%（WTO 测算）；另一方面，美国绕过 WTO 实施单边关税，引发 12 个国家启动报复性仲裁，WTO 争端解决机制陷入“停摆”风险，全球贸易规则体系面临“碎片化”危机，2025 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速仅 0.9%，创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最低水平，关税化债方案已从美国国内政策演变为影响全球经济秩序的“系统性变量”。

（二）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建议：从“单一关税依赖”到“综合化债体系”

美国政府需跳出“关税万能论”的误区，通过“目标校准、协同优化、风险对冲”三大举措，构建兼顾短期化债与长期增长的综合方案，避免政策“副作用”进一步扩大。

第一，明确关税政策的“目标边界”，避免过度保护主义引发全面反制。建议美国政府建立“关税税率动态调整机制”，以“产业替代能力”为核心标准划分关税梯度：对“本土替代能力强”的商品（如家具、玩具，本土产能利用率达 90% 以上），维持 25%-30% 的关税，既保障收入又保护产业；对“进口依赖度高、易遭反制” 的商品（如稀土、芯片设备，进口依赖度超 80%），将关税从 54% 降至 15%-20%，同时通过 “关税豁免清单” 覆盖关键企业（如德州仪器、美光科技），避免产业成本失控。例如，可参考 2025 年 11 月对欧盟葡萄酒的关税豁免案例，对半导体设备实施“6 个月过渡期 + 阶梯式降税”，先降至 35%，2026 年二季度再降至 20%，为本土替代产业争取时间。同时，建议重启与中国、欧盟的贸易谈判，以“降低部分商品关税” 换取“市场准入扩大”—— 如降低中国纺织品关税（从 37% 降至 20%），换取中国增加美国大豆、玉米进口（目标提升 20%，恢复至 2018 年水平），形成“关税让步 - 出口增长 - 税收补充”的良性循环，避免贸易反制进一步抵消关税增收。

第二，强化与其他化债措施的“协同效应”，破解当前“各自为战” 的碎片化困境。在与政府效率部开支削减的协同上，建议将“节流”重点从非核心领域转向法定支出优化 —— 如对医疗支出中的“重复医保项目”（年支出约 800 亿美元）进行整合，对国防采购中的“冗余装备订单”（年支出约 600 亿美元）进行削减，目标在 2026 年实现 3000 亿美元开支削减，是 2025 年 1800 亿美元的 1.7 倍，同时避免削减 DEI 等民生项目引发社会矛盾。在与主权财富基金的协同上，建议明确 “关税收入注资比例”（如将 20% 的关税收入定向注入基金，约 600 亿美元），聚焦半导体、新能源等战略产业的“中游制造环节” 投资 —— 如注资 50 亿美元支持英特尔亚利桑那工厂的 3 纳米制程研发，注资 80 亿美元支持特斯拉得州电池工厂的产能扩张，既避免 “重复补贴”（如英特尔已获 120 亿美元芯片法案补贴），又通过 “收益分成”（要求企业将 5%-8% 的利润返还基金）实现资本增值，目标在 2028 年使基金规模突破 1000 亿美元，年收益率达 5% 以上，形成“关税注资 - 产业增长 - 收益反哺债务”的长期闭环。

第三，建立“民生与增长对冲机制”，缓解关税政策的“副作用”。针对消费者负担加重问题，建议推出“关税补贴券”定向帮扶低收入家庭 —— 对年收入低于 3 万美元的家庭，按每户每年 1200 美元发放补贴券（覆盖食品、能源等必需品消费），资金来源于关税收入的 5%（约 150 亿美元），可抵消 60% 的关税额外支出（美国家庭年均关税负担 2400 美元），避免消费进一步萎缩。针对产业成本高企问题，建议设立“关税成本补偿基金”，对“本土替代关键企业”（如美国铝业、陶氏化学）给予最高 10% 的成本补贴，条件是企业承诺 “不裁员 + 扩大本土投资”，2026 年基金规模设定为 200 亿美元，可覆盖约 80% 的关键企业成本增量，推动制造业回流从 “政策强制” 转向“市场自愿”。同时，建议将关税政策与“基建投资”挂钩，用 20% 的关税收入（约 600 亿美元）支持港口、物流等贸易基础设施升级，降低本土企业的物流成本（目标从当前的 GDP 占比 8.5% 降至 7.5%），部分抵消关税带来的成本压力，实现“化债”与“增长”的双向支撑。

（三）对全球经济的应对建议：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

面对美国关税化债方案的全球影响，本报告认为各国需摒弃“单一反制” 思维，通过“供应链韧性建设、规则体系重构、区域合作深化”，降低政策冲击，主动塑造更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

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需把握供应链 “近岸化” 机遇，同时避免“单一依赖”风险。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区应加快 “配套产业升级”，如越南可依托现有电子组装产业，引进半导体材料生产企业（如与韩国 SK 海力士合作建设晶圆材料工厂），将半导体材料进口依赖度从 90% 降至 60% 以下，避免因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设备加征关税而陷入 “断供”困境；墨西哥可聚焦汽车零部件本土配套，推动本土企业与福特、通用合作研发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将汽车零部件本土采购率从 55% 提升至 70%，减少对美国进口的依赖。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应推动 “市场多元化”，如越南可扩大与欧盟、印度的贸易合作，将对美出口占比从 30% 降至 20% 以下，降低美国关税政策波动的冲击，避免重蹈 “中国光伏产业 2011 年全面受挫” 的覆辙。

对中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而言，需通过 “规则反制 + 技术突破”，维护自身产业利益与贸易权益。在规则层面，应联合更多国家推动 WTO 改革，强化“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性，如中国可联合欧盟、巴西等向 WTO 提交“单边关税约束提案”，要求美国将关税税率控制在 WTO 允许的“最惠国税率”范围内（通常不超过 10%），若美国拒绝，可启动“跨领域报复”，针对性打击美国农业、能源等敏感产业（如对美国大豆加征 20% 关税，影响其 85 亿美元对华出口）。在技术层面，应加快“国产替代”与“技术自主”，如中国可进一步提升芯片自给率（目标 2028 年达 60%），加大对中芯国际、长江存储的研发投入，突破 7 纳米制程技术；欧盟可聚焦新能源领域，加快风电、光伏核心技术研发，减少对美国 LNG 的进口依赖（目标 2030 年将 LNG 进口占比从 40% 降至 25%），通过技术突破削弱美国关税政策的“筹码效应”。

对全球多边机构而言，需发挥“协调与预警”作用，避免贸易摩擦升级为系统性危机。IMF 应建立“关税化债风险预警指数”，综合关税税率、贸易反制强度、债务增速等指标，定期发布全球风险报告，为各国政策调整提供参考；WTO 应设立“关税政策磋商平台”，推动美国与贸易伙伴定期对话，避免“关税加征 - 反制”的恶性循环，如可推动美国与中国就“半导体关税”开展专项磋商，以“中国扩大知识产权保护”换取“美国降低半导体设备关税”，实现互利共赢。同时，多边机构应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如世界银行可设立 “供应链韧性基金”，为非洲、拉美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支持其建设基础设施与配套产业，帮助其融入全球产业链，避免因美国关税政策导致 “边缘化”风险。

综上，美国关税化债方案并非 “化解债务的万能钥匙”，而是一把 “双刃剑”—— 短期可缓解财政压力，但长期将损害经济增长与全球贸易秩序。对美国政府而言，唯有放弃 “单边保护主义”，构建 “综合化债体系”，才能实现短期平衡与长期稳定；对全球经济而言，唯有通过 “合作而非对抗”，“韧性而非脆弱”，才能抵御政策冲击，塑造更具包容性的 21 世纪国际经济新秩序。

十二、实操案例：特朗普 "关税换投资" 模式

美国关税化债战略通过"关税施压-投资交换-利润分成"的三重机制，将贸易伙伴的资本与技术作为自身债务化解的工具。这一模式已在瑞士和日本的实践中得到充分展现，为理解中美贸易摩擦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报告通过深入分析这两个案例的背景、交易细节、化债逻辑与经济效果，揭示了关税化债战略的运作机制、潜在风险及对中国应对策略的启示。

（一）瑞士案例：39%关税下的"投资换关税"交易

2025年11月，美国对瑞士商品征收39%的惩罚性关税，瑞士政府和企业面临巨大压力。

在经过多轮谈判后，双方达成框架协议：美国将瑞士商品的进口关税从39%降至15%，而瑞士企业承诺在2028年底前向美国投资2000亿美元，其中2026年投资额将至少达670亿美元 。

关税施压的直接原因：是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针对贸易顺差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瑞士作为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其对美出口商品关税从原本的0%-2.5%飙升至39%，成为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关税水平  。这一政策特别打击了瑞士的三大出口支柱产业：钟表业（占出口40%）、制药业和精密仪器制造业 3 。

瑞士企业的应对策略：展现了关税化债模式的运作特点。瑞士制药巨头罗氏集团率先响应，宣布在未来五年内向美国投资500亿美元，用于建设基因治疗工厂（宾夕法尼亚州）、减肥药生产基地（马萨诸塞州）和连续血糖监测设备工厂（印第安纳州） 。诺华制药也表示计划在美投资230亿美元 。这些投资将创造数千个高薪就业岗位，但美国要求瑞士放弃对投资项目的支配权，引发瑞士官员的强烈反对

交易核心条款包括：

美国将瑞士商品关税从39%降至15%

瑞士承诺2028年底前对美投资2000亿美元

2026年投资额至少达670亿美元

投资重点投向制药、医疗设备、航空航天、黄金加工及能源基础设施

美国要求瑞士放弃对投资项目的支配权，但遭瑞士拒绝

瑞士需平衡对美贸易关系并增加美债购买

美国将瑞士与欧盟置于同等待遇水平，15%的关税税率影响瑞士约40%的出口

（二）日本案例：5500亿美元投资换关税协议

2025年7月，美国对日本商品征收25%关税，日本作为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面临严峻挑战。

在经过激烈谈判后，双方达成协议：日本承诺5年内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重点投向半导体、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领域，换取美国将对日本汽车关税从25%降至15%，对电子设备关税从15%降至5%  。

关税施压的背景是美国债务危机加剧，2025年10月美国国债规模突破38万亿美元，利息支出占GDP的4.2%（约1.3万亿美元），远超国防预算。特朗普政府将关税作为"化债"工具，通过向贸易伙伴征收高额关税获取财政收入，并迫使对方投资美国以增强其偿债能力。

日本企业的投资结构与瑞士案例有所不同。根据日本政府首席谈判代表赤泽良圣的澄清，5500亿美元基金中仅有1%-2%为直接投资，其余资金将以贷款形式提供 。这种安排使日本企业能够通过收取利息降低风险，但美国仍获得大部分利润分成。协议规定，在日本收回全部成本后，美国将拿走90%的利润，而日本仅能保留10%  。

交易核心条款包括：

美国将日本汽车关税从25%降至15%，电子设备关税从15%降至5%

日本承诺5年内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

投资重点投向半导体、AI、稀土冶炼、能源等关键领域

美国成立由商务部长领导的投资委员会，对投资项目拥有最终决定权

利润分配机制为：日本收回成本前双方平分利润，之后美国拿走90%

日本有权拒绝出资特定项目，但美国可据此对日本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作为反制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和日本贸易保险作为主导项目融资的政府支持机构

（三）关税化债模式的经济效果与风险

关税化债模式对美国、瑞士和日本三方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其经济效果与风险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对美国的经济效果：

短期关税收入增加，2025财年关税收入达1950亿美元

投资带动就业和税收，罗氏投资创造1.2万个就业岗位

供应链部分回流，降低进口依赖，改善贸易逆差

通过利润分成机制获取长期收益，如日本案例中的90%利润分成

对美国的风险：

关税收入仅占税收的3.7%（1950亿美元/5.2万亿美元），难以根本缓解债务压力

高关税导致通胀上升，消费者承担隐性成本，如每辆汽车因关税增加1800美元零部件成本

利息支出占GDP的4.2%，远超关税收入，债务问题未根本解决

过度依赖盟友投资可能削弱美国产业竞争力，形成"虚假繁荣"

对瑞士的经济效果：

关税减免使钟表业出口回升，但实际销售额未提升

制药业通过投资换取关税减免，但研发资源分散可能削弱长期创新力

瑞士钟表业对华出口暴跌18.7%，但对美国出口增长20.4%（主要因提前囤货）

瑞士经济连续多年保持高竞争力，但在关键产业面临技术流失风险

对瑞士的风险：

技术主权流失，如罗氏70%的铝罐包装和90%的蔗糖原料仍依赖进口

研发投入被稀释，罗氏500亿美元投资中仅100亿用于研发

供应链自主性不足，如罗氏明星药物阿替利珠单抗的API仍需从中国进口

全球竞争力排名虽仍居首位，但研发效率下降可能影响长期发展

对日本的经济效果：

汽车关税降至15%后，预计节省约10万亿日元（680亿美元）

通过国内设备投资减税（年减税5000亿日元）平衡海外投资压力

企业获得美国市场准入，如丰田在美国密歇根州和印第安纳州追加投资21亿美元

索尼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投资50亿美元建设半导体工厂

对日本的风险：

日元暴跌至1美元=162日元，外资并购激增（前10月320亿美元）

GDP年损失0.55%，产业空心化加剧

投资收益分配极不对等，90%利润归美国所有

技术外流风险，如日本半导体技术被美国控制

（四）关税化债模式的特点与适用条件

通过分析瑞士和日本案例，北京云阿云智库・国家化债项目组认为美国关税化债模式呈现以下特点：

非对称性：美国通过关税施压换取高额投资，但利润分成和项目主导权显著偏向美国。日本案例中，利润分成比例为90:10，远低于日本最初提议的50:50 。瑞士案例中，美国要求瑞士放弃对投资项目的支配权，但遭瑞士拒绝  。

技术绑定：美国要求投资方转移核心技术，如瑞士的制药专利和日本的半导体设备技术。罗氏被迫在美国建立生产基地，但其全球研发总部仍位于瑞士巴塞尔 。日本被迫投资美国的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等高风险项目，这些项目通常不被美国私人资本青睐。

短期妥协换长期收益：关税减免仅覆盖部分领域，但投资需长期持续，美国通过时间差获取持续收益。瑞士承诺2028年底前对美投资2000亿美元，日本承诺5年内投资5500亿美元。这种长期绑定使美国能够持续获取投资收益。

地缘政治绑定：美国将关税与盟友的能源采购、军购等政策挂钩，强化战略依附。日本被迫增加对美军购，瑞士需平衡对美贸易关系并增加美债购买。这些要求使关税化债模式超越单纯的经济交易，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法律模糊性：美国与瑞士、日本的协议多使用"打算"、"有兴趣"等表述，规避法律约束力，但通过后续谈判施压确保执行。美欧协议中，欧盟承诺增加对美投资6000亿美元，但具体利润分成比例未明确 。

适用条件：

目标国需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如日本汽车、瑞士制药）

投资领域需填补美国战略短板且技术可转移（如半导体、医药）

目标国需具备稳定的外汇储备或金融工具（如日本通过央行互换协议筹措资金）

目标国需在地缘政治上配合美国（如日本支持对华制裁）

（五）关税化债模式的潜在风险与挑战

关税化债模式虽然为美国提供了短期财政支持，但也面临多重风险与挑战：

技术主权丧失风险：瑞士制药业研发资源分散，日本半导体技术被美国控制，可能导致长期创新力下降。罗氏500亿美元投资中仅100亿用于研发，且需依赖中国API原料，供应链自主性不足 。日本被迫投资美国的高风险项目（如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可能面临亏损风险。

产业空心化连锁反应：日元暴跌和外资并购激增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加剧。2025年上半年，日本外资并购交易额达320亿美元，创下近五年新高，其中美国资本占比超过60% 。瑞士钟表业对华出口暴跌18.7%，但对美国出口增长20.4%，显示关税政策可能扭曲贸易数据  。

多边体系崩溃风险：关税化债模式破坏多边贸易规则，加剧全球贸易碎片化。欧盟内部对美国施压反应强烈，德国汽车制造商因美国标准改造成本激增（如奥迪建厂需40亿欧元），可能导致德国损失30万岗位。这种"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正在瓦解全球贸易体系，增加贸易成本和不确定性。

经济反噬风险：关税化债模式可能引发经济反噬，如日元贬值导致输入型通胀，瑞士钟表业因关税妥协导致市场流失。日本GDP年损失0.55%，瑞士制药业研发效率下降，这些风险可能抵消关税化债的短期收益。

法律挑战风险：美国关税政策面临WTO规则与国际法律的双重挑战。2025年4月，中国在WTO起诉美国加征关税措施，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美国在WTO稀土案败诉后，其关税政策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些法律风险可能迫使美国调整部分关税措施。

（六）对中国的启示与应对策略建议

美国关税化债模式为中国提供了重要启示，也带来了严峻挑战。基于瑞士和日本案例的分析，北京云阿云智库・国家化债项目组提出以下应对策略建议：

强化技术主权防御：中国应建立"内外贸标准转化中心"，防止技术外流，避免重复日本案例中的利润分成陷阱。同时，应推动技术标准互惠，如光伏TOPCon认证，增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此外，应加强核心技术保护，避免在谈判中被迫转移关键技术。

加速供应链自主化：中国应推动"韧性+智能"新型供应链体系建设，在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区域打造"备份供应链集群"，实现关键零部件30%以上本地化率。同时，应推广"数字孪生工厂+跨境工业互联网平台"，提升供应链可视化与快速响应能力，缩短订单交付周期至7天以内。

深化多边规则博弈：中国应联合全球南方国家推动WTO规则改革，限制美国滥用"国家安全"条款。同时，应主导WTO诉讼与规则改革双线作战，加快推进对美"301关税"、"232钢铝关税"的WTO诉讼，争取裁决支持后启动报复性授权。此外，应构建"全球南方"经贸话语权联盟，将"新马歇尔计划"包装为"全球发展伙伴倡议"，强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发展融资公平性。

推进金融与货币反制工具箱：中国应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与储备功能，在能源、矿产、农产品等大宗商品贸易中推广人民币计价结算，与沙特、俄罗斯、巴西等签署本币互换协议。同时，应探索"数字人民币+供应链金融"新模式，在"一带一路"项目中试点数字人民币支付，实现资金流、物流、信息流三流合一，提升贸易效率。

建立常态化风险预警机制：中国应构建"关税冲击指数"监测体系，整合海关、商务、税务、金融数据，实时监测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受美关税影响程度，分级预警。对高风险企业（如对美出口占比超50%）提供"一企一策"帮扶方案。同时，应强化企业合规与法律援助，设立"中美贸易合规服务中心"，指导企业应对原产地核查、反规避调查、337知识产权诉讼。

推动市场多元化战略：中国应加速构建"去美化"多元市场网络，降低单一依赖风险。深化RCEP与"一带一路"融合，打造区域闭环供应链，推动RCEP原产地规则升级，实现区域内中间品"零关税流动"。同时，应拓展"金砖+"新兴市场，利用金砖国家扩员契机，推动本币结算、绿色技术标准互认、数字贸易规则协同。

提升产业竞争力：中国应实施"卡脖子"技术攻坚专项行动，聚焦半导体设备（光刻机、刻蚀机）、工业软件（EDA、CAE）、高端机床等核心环节，设立国家级攻关专项基金，采用"揭榜挂帅+股权激励"机制。同时，应推动出口产品向"高技术、高服务、高品牌"转型，鼓励企业从"卖产品"转向"卖解决方案"，利用服务贸易低关税特性规避商品关税。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国应设立"中美经贸事实核查中心"，定期发布《美国关税伤害报告》，用数据揭示其对美消费者、农民、制造商的真实成本。邀请国际智库、媒体实地调研中国供应链韧性案例，打破"脱钩"叙事。通过"事实核查中心"揭露美国关税对美消费者、农民的实际成本，如大豆运输成本激增37%  。

（七）案例对比分析与未来趋势展望

瑞士与日本两个案例在关税化债模式中呈现不同特点，其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未来趋势展望显示，关税化债模式可能呈现以下特点：

技术绑定强化：美国将进一步要求投资方转移核心技术，如半导体、医药等领域的关键技术。

利润分成扩大：美国可能将日本案例中的90:10利润分成模式推广至其他盟友，如欧盟、韩国等。

地缘政治绑定深化：美国将关税政策与盟友的能源采购、军购等政策更紧密地绑定，强化战略依附。

法律挑战加剧：美国关税政策面临的WTO规则与国际法律挑战将加剧，可能被迫调整部分关税措施。

多边体系重构：全球贸易体系将向"区域化"和"集团化"转型，RCEP 2.0、金砖国家扩员等区域合作机制将获得更多发展空间。

中国应警惕美国将关税化债模式推广至中国，避免陷入"投资换关税"的被动局面。同时，中国应抓住全球供应链重构的历史机遇，将外部压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竞争力。

十三、中国应对美国关税化债策略建议

面对美国将关税作为“化债”工具的战略转向，中国需构建一套系统性、前瞻性、多维度的应对策略体系。该体系不仅要有效反制美方单边施压，更要抓住全球供应链重构和规则重塑的历史机遇，以我为主、主动布局，将外部压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以下是北京云阿云智库・国家化债项目组对中国应对美国“关税化债”策略提出的六大核心建议：

1.强化精准反制与非对称威慑，提升战略博弈筹码

1.1. 动态优化反制清单，聚焦政治经济敏感点

在现有针对农产品（如大豆、玉米）、能源（如LNG、原油）、汽车等领域的反制措施基础上，需进一步运用大数据与政治经济分析，精准识别美国中西部“铁锈带”及关键选举摇摆州内，对其就业和地方经济具有高度依赖性的出口品类，例如特定种类的半导体设备关键零部件、高端医疗影像设备、小型飞机及零部件等。实施“高政治成本、低经济溢出”的精准打击策略，最大化对美政治决策层的压力。

同时，建立“反制弹性机制”，根据美方关税调整的幅度、频率及范围，预设多级响应阈值，采取阶梯式、可逆的反制措施，保持策略灵活性，避免战略底牌过早耗尽。

1.2. 深化关键资源出口管制，打造“非关税威慑链”

系统性地扩大对稀土（特别是镓、锗、镝、铽等战略价值极高的重稀土元素）、高纯度石墨、钨、锑等关键战略矿产及其制品的出口许可管理范围与审查强度。将此管制措施与美方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出口限制政策（如芯片禁令、设备禁运）进行明确挂钩，形成“你紧我也紧”的联动反制模式。

探索构建“关键原材料供应—核心技术许可—终端市场准入”三位一体的联动反制框架。例如，若美方持续加大对华芯片设备出口限制，则可相应限制使用中国关键矿产的美资企业或其关联方，在华获取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生产或加工许可。

1.3. 完善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增强法律震慑力

进一步明晰企业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具体行为标准，例如：实质性配合美方对华歧视性制裁、无故中断对华关键技术与产品供应、严重危害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清单制度需配套涵盖金融结算、物流通关、数据跨境流动、政府采购市场准入等多维度的限制措施，形成立体化惩戒。

对于已被列入清单的企业，应依法依规禁止其参与中国各级政府的采购项目、与国有企业开展业务合作、以及介入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使其承受切实的商业损失与市场准入限制。

2.加速构建“去美化”多元市场网络，降低单一依赖风险

2.1. 深化RCEP与“一带一路”融合，打造区域闭环供应链

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下的原产地规则进一步优化与升级，大力促进区域内中间品贸易实现近零关税流动，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在东盟、中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中国核心技术/品牌 + 本地化制造加工 + 区域化销售服务”的新型产业合作模式。

在非洲、拉美等具有潜力的重点国家，集中资源建设集“产业合作园区、智能化海外仓、本地化支付清算系统”于一体的基础设施网络，支持国内光伏、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优势产能进行本地化布局，贴近终端市场。

2.2. 拓展“金砖+”新兴市场，开辟新增长极

充分利用金砖国家机制扩员（如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等国的加入）带来的新机遇，积极在成员国及“金砖+”合作框架内，推动双边及多边本币结算协议的签署与落地，加强在绿色低碳技术标准、数字贸易规则与数据治理等新兴领域的协同与互认。

针对中东地区主权财富基金规模庞大、寻求长期稳定投资机会的特点，精心设计并推出融合“新能源项目开发 +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 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的综合投资方案，有效吸引长期资本流入

2.3. 推进“出口转内销”制度化，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

在国家和地方层面设立专业化的“内外贸产品一体化服务中心”，致力于统一国内与国际市场在产品质量、安全、环保等方面的标准与认证流程，显著降低出口型企业转型开拓国内市场的制度性成本。

对于受美国加征关税冲击尤为严重的行业（如纺织品、家具、塑料制品等），研究出台针对性的技术改造升级补贴政策，并可通过发放特定领域的消费券等方式定向刺激内需，将外部市场需求压力转化为推动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和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

3.推进产业链自主可控与价值链跃升，稀释关税影响

3.1. 实施“卡脖子”技术攻坚专项行动

聚焦半导体前道制造设备（光刻机、刻蚀机、薄膜沉积设备等）、核心工业软件（EDA、CAE、PLC等）、高端五轴数控机床及精密仪器等关键薄弱环节，设立由国家主导、社会资本参与的专项攻关基金。采用“揭榜挂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知识产权入股、股权激励等市场化机制，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

推动行业龙头企业、中央企业牵头组建跨学科、跨所有制的创新联合体，着力打通从基础理论研究、工程技术中试到规模化量产应用的全链条环节。

3.2. 构建“韧性+智能”新型供应链体系

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产业基础雄厚、配套能力强的区域，有计划地规划并建设一批关键领域的“备份供应链产业集群”，目标是实现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的国内替代率显著提升（例如设定30%以上的阶段性目标）。

在全行业推广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智能工厂和覆盖设计、生产、运维全流程的跨境工业互联网平台，极大提升对整个供应链状态的实时可视化水平与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响应能力，力争将关键产品的订单交付周期压缩至7天以内。

3.3. 推动出口产品向“高技术、高服务、高品牌”转型

鼓励和支持出口企业从单纯的产品供应商，向提供“产品 + 服务 + 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商转型。例如，新能源企业可推出“光伏电站建设 + 储能系统配套 + 长期智慧运维”的整体服务包；装备制造企业可提供“设备租赁 + 远程诊断 + 预测性维护”的服务模式。利用服务贸易通常面临较低关税壁垒的特点，规避商品领域的关税压力。

集中力量支持华为、比亚迪、宁德时代等已在国际市场建立优势的龙头企业，更深入地参与甚至主导相关领域的国际技术标准与行业规范的制定，从而提升在全球市场上的定价权与话语权。

4.善用多边规则与国际舆论，孤立美方单边主义

4.1. 主导WTO诉讼与规则改革双线作战

坚持不懈地推进针对美国“301条款”关税、“232条款”钢铝关税等单边措施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诉讼程序，积极争取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作出有利于中方的裁决，并在此基础上有序启动经授权的报复性措施。

同时，联合欧盟、印度、巴西等同样深受其害的WTO成员，共同推动争端解决机制（特别是上诉机构）的改革进程，明确并严格限制“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滥用条件，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与有效性。

4.2. 构建“全球南方”经贸话语权联盟

将中国的国际产能合作与发展援助计划，创新性地包装为更具包容性与合作性的“全球发展伙伴倡议”，突出其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互联互通、提供公平发展融资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联合国、G20、APEC等重要国际多边场合，系统性地揭露和批判美国“关税化债”政策的自私性与危害性，特别是其对全球通货膨胀、各国中小企业生存发展、普通民众生活成本的负面外溢效应，争取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道义理解与支持。

4.3. 强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支持设立专业、中立的“中美经贸事实核查中心”或类似研究机构，定期发布基于详实数据的《美国关税政策伤害评估报告》，用客观事实和具体案例揭示高关税对美国本土消费者、农场主、制造商及就业岗位造成的真实损害。

有针对性地邀请国际知名智库学者、主流媒体记者赴中国及第三国（如越南、墨西哥等）进行实地调研，考察中国供应链的韧性与适应性，通过展示中国企业成功通过转口贸易或本地化生产规避关税影响的案例，打破美方鼓吹的“中美脱钩”叙事。

5.深化金融与货币反制工具箱，对冲美元霸权

5.1. 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与储备功能

重点在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大宗农产品等战略性商品贸易中，大力推动采用人民币进行计价和结算。与沙特、俄罗斯、巴西、阿联酋等主要资源出口国签署并落实更大规模、更灵活的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加快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功能完善以及与东盟、中东、拉美等地区当地货币清算系统的互联互通，逐步降低在跨境支付领域对SWIFT系统的过度依赖。

5.2. 探索“数字人民币+供应链金融”新模式

优先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型合作项目中，试点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货款支付、工程款结算等，利用其可编程、可追溯的特性，实现供应链上资金流、物流、商流、信息流的深度融合与高效匹配，提升贸易融资效率。

对受美国关税影响出现短期资金周转困难的外贸企业，探索提供基于数字人民币技术的定向低息流动性支持贷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5.3. 稳慎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

在保持外汇储备总体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适度、渐进地增持黄金储备，建议其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可逐步提升至15%左右的水平，以增强人民币币值的信用支撑和市场信心。

将一部分外汇储备资产转化为对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具有支撑作用的实物资源，例如用于签订锂、钴、镍、铜等关键战略性矿产的长期采购协议或进行战略储备，为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

6.建立常态化风险预警与企业支持机制

6.1. 构建“关税冲击指数”监测体系

整合海关进出口数据、商务部门订单数据、税务申报数据、金融机构信贷数据等，构建一个能够实时监测和评估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企业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程度的“关税冲击指数”及分级预警体系。

对于识别出的高风险企业（例如对美出口额占其总销售额比例超过50%），建立“一企一策”的精准帮扶机制，协调解决其面临的具体困难。

6.2. 强化企业合规与法律援助

设立由国家商务部指导或授权的“中美贸易合规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合规培训，指导企业有效应对美国可能发起的原产地核查、反规避调查、337知识产权调查等。

加大对外贸企业的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度，提供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扩大承保范围，覆盖因贸易摩擦导致的政治风险、买方违约等商业风险。

6.3. 推动“政产学研用”协同应对

建立由商务部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相关高校研究机构、主要行业协会和代表性龙头企业共同参与的“应对国际贸易摩擦部际联席工作机制”，定期召开会议，研判形势，协调政策，动态调整应对策略。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开设“国际贸易摩擦与供应链安全”等交叉学科课程，培养既懂国际贸易规则，又熟悉产业技术，还具备法律与金融知识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结语：以系统性韧性应对结构性挑战

北京云阿云智库・国家化债项目认为美国“关税化债”本质是其债务危机与战略焦虑的外溢，具有不可持续性。中国无需陷入“以牙还牙”的消耗战，而应立足自身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制度优势，通过精准反制稳住底线、多元市场拓展空间、产业升级提升能级、规则博弈争取道义、金融创新对冲霸权、机制保障筑牢防线，形成“短期可扛压、中期能转化、长期赢主动”的战略格局。

最终目标不是简单“打赢”关税战，而是借此倒逼中国经济向更高水平开放、更高质量发展、更强韧性和更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跃迁

数据来源：北京云阿云智库・国家化债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