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的历史真相

原创 刘统 云阿云智库•中日关系

编者按：国民政府跟麦克阿瑟沟通之后，没把天皇列入战争罪犯名单。当时国内有强烈的舆论要求清算天皇的战争罪行，但是蒋介石跟麦克阿瑟保持了一致。蒋介石还有自己的打算，另外一个人也没有被列入战争罪犯名单，就是冈村宁次。冈村宁次是当时驻华派遣军的总司令，他没有被列入战争罪犯名单，那真是不可思议。

作者：刘统 |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当前更应该共同维护好二战胜利成果”——这是中美元首近十年来的交流中，首次直接提及“军国主义”。

80年前的1945年，在东京和中国各地举行了针对日本军国主义清算的审判，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涉及面最广的正义审判。中日关系许多斗争的焦点，其实也跟东京审判有密切的联系。东京审判遗留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为什么会被日本右翼学者钻空子？

2015年8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研究教授刘统详细回顾了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遗留问题，揭示隐于历史迷雾背后的细节，强调唯有深化历史研究、夯实法理依据，方能有力回击歪曲行径，捍卫正义真相。

【文/ 刘统】

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东北，美军在广岛、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当然要进行全面的清算和审判，要对德、日法西斯进行审判。早在1943年，英国伦敦成立了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当时中国也是参与者之一。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美、英、苏、中几个大国就开始谋划战后对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的罪行审判问题。

东京审判从1946年到1949年，是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涉及罪犯人数最多的一次大审判。我们说的东京审判，并不是从电影上了解的在日本东京设那么一个法庭，东京审判的主法庭是审判甲级战犯的。当时国民政府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一共设立了10个法庭，分头审判日本战犯。所以说东京审判实际上是一个大范围的广义概念，东京的主法庭和亚洲各国的五十几个分法庭共同进行的审判。但是这一场大审判，到目前为止，我们国人对其了解甚少，而且日本右翼这些年一直对其进行翻案活动。中日关系现在达到了空前的低点，我们怒斥日本右派的翻案行为，但是我们的批判往往局限于喊口号。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对东京审判的过程太不了解，对它遗留的问题以及造成现在日本右翼的翻案，我们也太不了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主要就是当年国民政府审判到最后，宣布冈村宁次无罪。这样的做法，极大地激怒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报纸、广播上连续发表了两篇声明，一篇要求国民党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另外一篇要求冈村宁次跟国民党战犯一块儿审判。

我们在建国之后可以说把东京审判，乃至民国审判一概否定，我们蒙起了自己的眼。对东京审判的研究长期以来在国内可以说基本上是空白，只有少数几个人写过少数知识性的介绍。直到这几年，我们才突然发现，中日关系许多斗争的焦点，其实跟东京审判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现在是奋起直追，恢复对东京审判乃至对中日关系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今天我借这个讲座给大家介绍一下东京审判是个什么样子，遗留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为什么会给日本的右翼学者钻空子，对战争罪行进行否认，一直影响到现在的日本政治和中日关系。

我们知道日本投降之后，当时根据远东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命令，要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彻底的清算和审判。于是由美国来主持，美国、英国、苏联、法国、中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等等国家，组织远东最高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中国自从接受日本投降之后，一边在遣返日本人员，一边就开始筹备这场审判。应该说中国是受难时间最长、受害人数最多、战争损失最大的国家，对日本帝国主义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国民政府当时从重庆迁往南京的过程中，就开始组织了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和战犯罪行处理委员会，由外交部、军令部、军政部等部门牵头，组织国内的审判。

但这件事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一直处于半殖民地的状态，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而且他们有治外法权，在上海租界犯了法，由人家国家的领事来处理，中国人不能抓外国人，更不能判外国人。面对这样一场国际审判，中国人可以说是毫无经验，也没有先例可循，怎么办？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官和筹备人员就开始重新学习国际法，一切从零开始，看看国际上到底是怎么审判的，国际上到底有哪些法规。

审判初期有几项重大的筹备工作：一是组织审判机构，二是调查战争罪行，三是确定战犯的人数和姓名。这三项大工作就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首先，战争罪行怎么确认，我们没有经验。说句老实话，过去中国的法制是很模糊的，县官一拍惊堂木，说杀就杀。但对日本不能这么审判，你得有依据，而且你这个依据要有国际公认的权威。结果中国的法庭首先寻找《日内瓦公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怎么规定的，然后我们就列出了三十多条罪名。但是这三十多条罪名是从西方引过来的，未必都符合中国国情。因此，我们还要重新制订我们自己对战争罪行的认识。

经过反复的酝酿，当时国内的法庭拟定了38条罪名：

1.有计划之屠杀、谋杀或其他恐怖行为；

2.将人质处死；

3.恶意饿死非军人；

4.强奸；

5.掳掠儿童；

6.施行集体刑罚；

7.故意轰炸不设防地区；

8.未发警告，且不顾乘客与船员之安全而击毁商船或客船；

9.击毁渔船或救济船；

10.故意轰炸医院；

11.攻击或击毁医院船；

12.使用毒气或散布毒菌；

13.使用非人道之武器；

14.发布尽杀伤无赦之命令；

15.在饮水或食物中置毒；

16.对非军人施以酷刑；

17.诱拐妇女，强迫为娼；

18.放逐非军人；

19.拘留非军人加以不人道之待遇；

20.强迫非军人从事有关敌人军事行动之工作；

21.军事占领期间有僭夺主权之行为；

22.强迫占领区之居民服兵役；

23.企图奴化占领区居民或剥夺其固有之国民地位权利；

24.抢劫；

25.勒索非法或过度之捐款与征用；

26.贬抑货币价值或发行伪钞；

27.肆意破坏财产；

28.违反其他有关红十字会之规则；

29.虐待俘虏或受伤人员；

30.征用俘虏从事不合规定之工作；

31.滥用休战旗；

32.滥用集体拘捕；

33.没收财产；

34.毁坏宗教、慈善、教育、历史建筑物及纪念物；

35.恶意侮辱；

36.强占或勒索财物；

37.夺取历史艺术或其他文化珍品；

38.其他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之行为，或超过军事上必要程度之残暴，或破坏行为，或强迫为无义务之事，或妨害行使合法权利。

这38条很生硬，其中有几条，像袭击医院船、滥用休战旗（你已经打出休战旗来了，我还打你），这些行为都是英国在大西洋上常常遇到的，在我们中国很少有这一类的事。所以，中国人想来想去也不能全搬外国的，自己加几条：第一，毁坏宗教慈善教育历史建筑物及纪念物，这个日本人在中国干的可是多了。另外就是夺取历史艺术及文化珍品，日本人对中国的文物特别感兴趣，抢了好多。所以这些条目是中国自己补充的。这也反映了中国的法律学者第一次跟国际接轨，学习国际审判到底是怎么做的。

下一步就是按照这些罪名确认战犯，谁是战犯。国民政府当时就开会，这个工作跟美国是配合进行的，麦克阿瑟对日本的情况并不怎么了解，至少不如中国人了解。所以，他要求中国国民政府拿出一个大名单来。中国政府当时反复研究谁是战争罪犯。从1931年到1945年，历任的日本首相、日本起主导作用的大臣都列为战犯。像东条英机、广田弘毅等，凡是担任过首相的基本上都列为战犯。

还有像日军的主要将领，如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也都列为战犯。中国在列战犯的时候，还有几个比较特殊的人物，我们当时也把他们列为战犯。一个是大谷光瑞，吐鲁番文书就是他搞的。这人是一个日本和尚，是宗教领袖，他从20年代就到中国来探险，当时敦煌文书被抢的差不多了，于是大谷光瑞就跑到吐鲁番又找了很多文书，作为日本对中国敦煌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发现者，在中国享有很高的名气。而且大谷光瑞到全中国各地去搜罗文物，都摆在他旅顺的公馆里，结果1945年之前他破产了，只好把他所有的中国文物都做了抵押。等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后，大谷光瑞掠夺的所有中国珍贵文物他都没带走，都留在旅顺的住宅里。所以，旅顺博物馆现在是我国地方上国宝最多的博物馆，你们有机会都应该去旅顺博物馆看看。

大谷光瑞怎么会被中国列为战犯呢？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探险家，他是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头子。因为他深入中国内地最久，考察的地方最多，所以日本人非常尊重他，把他捧为情报界的元老。所以大谷光瑞是以特务头子和文化特务的身份被列为战犯的。

还有一位日本的少佐，叫甘粕正彦，也被列为战犯。这个人官阶这么低怎么也被列为战犯？因为他是“满映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这个人在伪满洲国把“满映”给做大做强了，著名的影星李香兰就是他一手栽培出来的。他当时在中国拍了很多电影，宣传“中日亲善”，对中国进行奴化教育，可以说是非常得力的。所以，国民政府把他也列为战争罪犯，属于文化罪犯。后来蒋介石认为人太多了，甲级战犯列这么多的人，面太大，还是要缩小范围。于是蒋介石亲笔批了20个甲级战犯，像东条英机他们这些人都在其中。

这个名单报给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也非常重视，但是麦克阿瑟接管日本之后，他有一个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美国的远东政策——不能让日本灭亡了，反而要变成远东最强大的基地和附属国。所以麦克阿瑟就带着如何让日本尽快复兴、跟美国结为盟友的任务来到日本。这里涉及一个最大的问题，日本天皇怎么办？日本天皇是日本最高的元首和政策的决策者。你要说整个战争期间日本天皇都没有罪，谁相信？什么重大决策不是天皇做出来的？

但是麦克阿瑟到了日本以后，最强烈的感受是，日本给美军造成了那么大的伤亡，天皇一发令，日本人就非常顺从地投降了。麦克阿瑟说天皇真有权威，底下人要是不听他的话，那我们美军得付出多大的伤亡？许多人也给麦克阿瑟建议，最好保留天皇，给日本人留个精神支柱，日本国内才能够迅速稳定，才不会崩溃，美国统治起来就便利了很多。

麦克阿瑟到了东京，天皇裕仁主动拜访他。这是日本天皇前所未有的举动，天皇，都是别人去拜他的，他现在居然穿着一身西装去拜麦克阿瑟。麦克阿瑟非常惊讶，想看看天皇到底是个什么人。没想到天皇见到麦克阿瑟说：战争结束了，真好啊，我们的国民也可以过上和平的日子了。至于以前的战争责任，完全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天皇这种态度反而感动了麦克阿瑟，他从政治战略的角度出发，认为保留天皇比审判天皇对美国更有利。所以，麦克阿瑟就擅自作主，说不追究天皇战争责任，赦免，不让天皇上审判台。但不让天皇上审判台，其他人怎么办？东条英机他们这些人就说：既然天皇无罪，那我们就是去替天皇尽忠的人，我们替天皇去死。

国民政府跟麦克阿瑟沟通之后，没把天皇列入战争罪犯名单。当时国内有强烈的舆论要求清算天皇的战争罪行，但是蒋介石跟麦克阿瑟保持了一致。蒋介石还有自己的打算，另外一个人也没有被列入战争罪犯名单，就是冈村宁次。冈村宁次是当时驻华派遣军的总司令，他没有被列入战争罪犯名单，那真是不可思议。

蒋介石考虑到日军投降之后，冈村宁次一声令下，各个战区都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没有向八路军共产党投降，所以在这方面冈村宁次可是给国民政府帮了大忙。因为他的约束，百万日军乖乖的投降，而且还负责维持当地的治安，给国民政府的接收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所以，蒋介石就有心要赦免冈村宁次。在战犯名单里冈村宁次也没有在内。

东京审判的筹备过程中，中国派出了一个工作班子，就是梅汝璈大法官、向哲浚检察官等人。他们都是非常纯正的学者兼法官，是以东吴大学法学院为班底，大部分都是东吴大学法学院出身的，可以说国际法方面，他们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当时国民政府派去的东京审判的班子也都是精英。他们去了之后就积极开展工作，因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漫长的筹备过程，你要取证，你要组织法庭，你要写起诉书。光起诉书就好几百页，这些都需要时间。所以先自下而上，亚洲和中国各地五十多个法庭先开始审判。

中国法庭就在东京审判之前开始审判。怎么审判？我们也没有先例。在中国审判开始之前，美国人先给我们做了一个范例。麦克阿瑟也是有仇就报，东京审判还没有开始之前，他就先开始把他的仇人一个一个干掉，他最大的仇人就是“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山下奉文把麦克阿瑟可给打惨了，把美军、英军都打惨了。所以日军一投降，美国立刻就逮捕了山下奉文，而且就在马尼拉开军事法庭。结果1946年2月第一个被处死的日本战犯就是山下奉文，被处以绞刑。这个时候东京审判还没开始，各地的审判也没开始呢，但是美军军事法庭对山下奉文的审判开了第一个先例。然后美军就在中国上海提篮桥监狱开了个军事法庭，也是在中国审判之前就开始的。

美军军事法庭审判我们叫做复仇审判，当时美军来帮助中国作战，还有美军轰炸东京，飞机从航母上起飞轰炸完飞不回去，怎么办？就跟中国达成默契，在浙江的金华机场降落。因为金华的山区是国民党军队控制，还没有被日本占领。但是在轰炸的过程中，有的飞机就被日本打伤了，没飞到金华；还有在武汉上空，美军跟日军作战的时候也被日军击落了好几架飞机，被俘了一些飞行员。被俘的那些飞行员分别在武汉和上海被日军严刑拷打，然后被绞死。当时一共有十几名美军飞行员被杀害。1946年1月上海法庭就开始审判日军，审判日军直接的责任人就是当年审判美军飞行员的这些日本军官、法官和宪兵。

美军的审判是完全按照国际程序的，有检察官的起诉，每个日本人还有辩护律师，法庭的庭审都是按照美国的庭审方式进行的。这对中国人来说倒真是很新鲜，因为我们中国人在审判的过程中很少看见这种正规的审判。上来以后先验明正身，问你有罪没罪，你不是说没罪吗，然后宣读起诉书如何，法庭辩论，做的是有模有样。美军也是速战速决，审完以后就判。枪杀美军的日本宪兵被判处死刑，把美军飞机打下来的部队长官被判处死刑。所以在中国审判之前，美国的这些审判做的是干脆利落。尽管它是复仇审判，没有涉及日方对中国人的犯罪，就是审和美军有关的犯罪；但这也给我们开了一个范例。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正式的审判了。

国民政府在1946年初，在南京、上海、北平、沈阳、济南、武汉、广州、徐州、台北，还有太原，一共设置了10个法庭。这10个法庭一设立，首先就开始调查罪证。北京档案馆公布了七百多份当年北平高等法院找老百姓调查日本的罪证，印成表格，举报人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身份、基本情况，你举报日本人什么罪行，在什么地方，最后你自己要具结，就是我发誓说的都是事实，如果不是事实甘愿受法律惩处。还要有证人，谁能给你作证。结果这个表格发到了北平、天津、河北的这些郊区，当时收上来多少不知道，反正就知道现在北京档案馆还保存着大概有七百多份。这些档案里，日本人什么时候杀了我们家的人，日本人什么时候抢了我们的东西，抢了多少，价值多少，可以说写得非常详细。

但是当年广州法庭的检察官说，取证工作非常艰难。第一，时间过了好几年，中国老百姓印象都不是很清楚。你说具体是哪一天发生的什么事情，杀了你家什么人，说不清楚；第二，战争期间，我们知道日军在这犯下了罪行，屠杀了这么多老百姓，但是当年的老百姓都跑了，都迁移了，现在再找当年的原始证人又非常困难。第三，当年中国老百姓不愿意打官司，怕事，而且没有法制观念。你不可能让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一下写出符合法律规定的文书来。

所以后来广州的法官、上海的法官到处都在收集证据。上海的法官收集了四万多份，广州的检察官收集了一万多份，但是后来到了法官那里一鉴定，说上海只有500份能用。有时间、有地点、有具体人名，具备这几个条件他的罪行才能成立。可绝大多数中国人写的状子都是日本兵杀了我们家人，日本兵抢了我们家的东西——日本兵叫什么，哪个部队的，什么时候抢的你们家的东西，都说不上来。写的这么模模糊糊，让法官怎么去抓人，怎么去确认战争罪犯？这说明审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我们就要能用多少就先用多少。

先用中国人能够具体举证的，日本人姓甚名谁，什么时候杀的我们家人，基本上都是宪兵特务。因为日本的这些宪兵特务长期在中国的某个固定城市活动，老百姓基本都认识，恨不得都像见狼、见虎一样，都能叫出这个宪兵的名字，那这个宪兵必定是战犯。所以，我们国家开始审判的时候，各个法庭开庭审理的第一案都是宪兵和特务，因为他们的犯罪最直接，中国人最能认出他们，而且好多日本特务还会说中文，跟中国人交往比较密切。所以一开始审判对象都是他们。

结果法庭上慷慨激昂，老百姓哭声一片。像常熟有一个宪兵叫米村，是班长，号称“常熟之狼”，不知道害了多少中国人。一到法庭上审判，中国人愤怒控诉，要审4天才能把他结案、定罪、枪毙。所以一开始中国的审判也像复仇审判，因为老百姓能够提供的证据就是这么多，怎么办？你只能先就着这些证据审。把宪兵特务一个个绑赴刑场，那倒是大快人心，但是日本宪兵不服——怎么我们就成了战争罪犯？

济南法庭枪毙一个宪兵，这个宪兵还是日本的大学生。枪毙他的时候，他正了正眼镜，系好风纪扣，说：我到中国来担任宪兵，自然是罪有应得，但是枪毙我之前，我也希望中国政府学学日本的法律。我们宪兵是个职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们现在枪毙我，我固然没有话说，但是我也希望你们去追究追究，到底是谁给我下的命令。记者把他的这些话都记录在案，说这个宪兵的话也值得深思。

这样看，国内的审判一开始就不太上道，还在低层次上徘徊。东京审判的班子也很着急，于是为了东京审判搜寻战犯的证据，东京审判的班子、美国的大检察官、国防部组织了一个咨询组，分头巡视10个法庭。然后给各个法庭指导，我们应该把重点集中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审判。一个一个法庭去巡视，一个一个法庭去指导，使我们这些法官豁然开朗，上了一个台阶。

第一，知道我们的审判应该怎么样抓住重点，重点应该是针对日本的高级将领。第二，知道怎么样去配合东京审判，搜寻证据。1946年5月东京审判开庭，当时中国的梅汝璈法官作为四大国法官，是以首席法官之一的身份出席了开审。开庭审判二十多位日本甲级战犯，一个一个坐到被告席上。但是这些人认罪不认罪？没有一个认罪的，都认为自己无罪。于是美国大法官就开始宣读起诉书，起诉书宣读了一天半，两个上午一个下午，长达上百页。这个起诉书显示了东京审判的水平，就给日本战犯定了三条大罪名：

第一，反人类罪。什么叫反人类罪？这是从纽伦堡法庭审判得出来的，希特勒德国灭绝犹太人，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灭绝一个种族、一个民族，这叫反人类罪；

第二，反人道罪和反和平罪，反人道罪、反和平罪就是酷刑、拷打，残酷压迫劳工；

第三，战争罪，就是在战争期间对军人、俘虏、非军人的残酷屠杀虐待。

这三条大罪名一排列出来，大方向就非常明确了，你看这一下就比我们国内审判的38条罪名大为集中了。所以，东京审判一开始能够抓住大方向，就是反人类罪、反和平罪、战争罪。由这个大罪名去套日本战犯，那就准确得多，就不会拘泥在一些细节上。

这三个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审判开始之后，立刻就出现了问题。日本也有辩护律师，而且这些辩护律师法律水平也都是非常高的。他们首先就对法庭进行了反驳，说你这个反人类罪、反和平罪那叫事后法。法律最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事前法，就是我得先定这个罪名，然后你犯这个罪我才能判。比如说你偷盗、杀人这些都是事先我们《刑法》上已经有的，你犯了这些法，我根据《刑法》多少条判罪，这是法律最基本的原则。但是说你现在这些叫事后法，反人类罪过去国际法上没有过。这一下就给我们的法官出了个大难题。

你要是墨守成规按以前的传统，你这个案子就没法审。你控诉的、起诉的罪名都不成立，都不合法，所以日本的辩护律师是很会钻空子的。我们的法官和检察官就说了，希特勒德国屠杀犹太人，还有日本人对中国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屠杀，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正因为他们犯了这样的罪行，我们才给他定这个罪，所以我们的事后法也是合法的。

所以日本人后来就对这条翻案了，说那是胜利者的审判。什么叫反人类罪？你们美国人倒是一下扔了两颗原子弹，杀了我们20万平民，你们是不是反人类罪？这是一个争议的焦点。

第二个争议的焦点，那是东京法庭自己给自己造成的麻烦。天皇不追究罪行，追究这些战犯的罪行，怎么追究？于是检察官就给他们起了个罪名叫“共同谋议”罪，就是说侵略中国、侵略东南亚、袭击珍珠港都是你们这些日本甲级战犯共同谋议的。这听起来有道理，但是这些甲级战犯立刻就纷纷反驳，说：我们没有共同谋议，我们这些战犯彼此之间都没有什么私人关系，而且我们所在政府也不是同一届，我们怎么共同谋议？

他们说共同谋议是东京审判时迫不得已的说法。因为美国不审天皇，所有的决策都是天皇的御断，你把天皇放过了，怎么把这些罪名加在甲级战犯身上时，就用了共同谋议？事实上，他们彼此确实没有共同谋议。在这方面，日本的右翼学者做了大量的翻案文章。

我们中国学者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后来我们到日本去查档案，他们说的确实在历史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在几次重大关键问题上，都是日本基层的一些军官、一些狂热的法西斯分子给你生米做熟饭，自作主张干出来的。“九一八事变”，当时的主谋有两个，一个是河本大作，一个是石原莞尔。当时关东军只有两三万人，石原莞尔他们就想以蛇吞象，就想攻击东北军。日本的政府和军部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你们那几个人怎么就可能去攻打沈阳、攻打东北呢？说你们这完全是军事冒险。

结果石原莞尔当时就表现了强大的魄力，他就敢干，他就说我们去冲一冲东北军，我看他东北军到底会怎么样。所以这完全是底下这些参谋，像石原莞尔、河本大作、土肥原贤二这些人搞起来的。等搞起来以后，他们冲过去了，你说后面的关东军跟不跟？后面的关东军跟着冲上去了，他就成功了。所以，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初期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以下犯上。下面一些狂热分子干起来，强迫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实施。石原莞尔在“九一八”成功了占领了东北，下一步日本要侵占华北，策划“七七事变”，石原莞尔却是极其反对的，认为：我们占领东北已经够了，对日本已经有很大的利益了，你们现在侵略华北，以后战争将变得不可控制。日本不但不得益，反而会受害。

结果又轮到板垣征四郎这些人要冲一冲，于是他们的冒险又成功了。所以你看每一次下边一打起来，上边的外交部、首相府都表示不能再扩大了，不能再前进了。同样，全面战争爆发之后，“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当时日本的目标就是占领上海，占领上海之后，然后跟国民党谈判。但是淞沪会战，日本取得成功之后，当时日军的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就自作主张，他说我要打到南京去，要彻底地灭亡国民政府，让中国全面的投降，结束对华战争。日本政府都觉得我们兵力不够，国民党的军队还那么多呢，你有胜利的把握吗？结果松井石根就坚决的冒险，坚决的突破。日本政府说你打到苏州；打到苏州，松井石根又突破，一直打到了南京。

由于一次一次都成功了，所以日本的政府和军部就默认了。结果现在一说共同谋议，日本战犯和律师都说没有这回事。我们一个同事在日本留学了十来年，写了本书研究这个问题。他回到北京来开会，宣读他的论文，结果中国的学者都愤怒了，群起而攻之。说你是不是汉奸？你是不是在替日本鬼子说话？他非常委屈，他说我看了档案，是这个样子。这次国际审判，确实共同谋议的证据不足，但是日本侵华一步一步的方针都是天皇御断的。最后天皇不是纵容了日本军部吗？日本军部不是压倒了日本政府吗？然后不是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侵略吗？但是我们说这个罪行你得一个一个的具体算，这样的话你才能清算每一个具体的日本甲级战犯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共同谋议”在法庭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是中国审判对东京审判最大的配合就是南京大屠杀的问题。这一问题后来成为东京审判的最大证据，即日本反人类罪、反人道罪、战争罪的最大证据。当时在东京审判的过程中，南京国防部法庭（最高法庭）下了很大的功夫，到处去寻找证据，去挖万人坑。当年日军进入南京之后进行了好几天的大屠杀，当时南京遍地尸首，到处都是死人，到处都是一副惨状。

这个时候日本政府就着急了，说我们占领南京，那是为了将来在中国实行有效统治。这么杀人，第一，我们在中国能巩固得住吗？第二，国际舆论不得把日本骂个狗血淋头？我们在国际上都孤立了，还怎么实现我们侵略东亚的战略方针呢？所以紧急要求恢复秩序，派来大量的宪兵维持城内的秩序。松井石根解释：我当时在苏州养病，南京大屠杀的事情我不了解，但我知道了这些败坏军纪的事情以后我也很痛心，马上制止。但日本政府还是把松井石根免职了，让他回日本当顾问去了。

南京大屠杀的过程，日本后来是有后悔的表现，也有整肃军纪的表现，但这些都不能掩盖既成事实。就是你杀了中国人民，是不是杀的血流成河，是不是对中国的妇女进行残暴的屠杀和蹂躏？当时政府是找了大量的罪行，最重要的罪证就是在1939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这是1939年南京大屠杀之后两年在武汉出版的。作者是一位英国人，叫田伯烈。这是一个外国人写的书，总是客观的了吧？总是没有话说吧？所以，在这本书里许多原始资料是国际上第一次看到的。比如说屠杀的罪行，当时这些照片，都不是中国人能拍的，这都是因为当时外国人有豁免权，日本人没敢跟西方人翻脸，所以这些传教士、记者还能够到处拍照片。可以说，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对东京审判是一个极大的震撼。

我们国内审判在南京大屠杀的审判上也是最下功夫的，也是最集中精力的。南京大屠杀的审判过程，把这些罪行罪证全部传到东京审判的法庭，对东京审判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在东京审判的过程中，我们也抓住了两个集中的案例，一个是日军的谷寿夫，谷寿夫作为进入南京的四个师团长之一，他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主犯受到了应有的审判。最后我们公布了谷寿夫的起诉书和判决书，说他手下的士兵进行了怎样的屠杀，然后宣布处以死刑。谷寿夫就在南京给枪决了。这是我们自己找的证据，我们认为作为进入南京的四个师团长之一，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另一个是东京审判的工作班子找到的，东京审判的工作班子在日本翻报纸来寻找审判的罪证。结果突然看见东京的《每日新闻》有一个追踪报道，叫“百人斩”。两个日军少尉，他们两个人在南京比赛，看谁先杀100个中国人。这个记者就从苏州开始报道，到常州、到无锡，一直到南京，最后报道说向井杀了106个，野田杀了105个，还笑嘻嘻地说你比我多杀了一个。于是就把他们两个人“百人斩”竞赛的新闻全都登在上面了，南京法庭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证据。

这两个家伙已经作为日本投降的士兵遣返回国，回老家当农民去了，通过美国的宪兵要求引渡。美国的宪兵真卖力气，一直到乡村老家把这两个人逮捕，逮捕以后送回东京法庭来审判。结果向井和野田一上法庭大呼冤枉，说这是假新闻，我们当时是想当英雄，所以吹大牛，我们根本没杀那么多人。当时中国的法官怒斥，说：你们胡说，你们这个报纸也不是个小报，是个大报，而且你们两个人也不是一天冒出来的，而是连续的报道，你们怎么可以抵赖罪证？于是宣布这两个人罪大恶极，判处死刑，在中国宪兵的押解之下，到了南京城外。临死的时候，他俩还高呼天皇万岁，都被枪毙了。

南京大屠杀当时重点的典型案例，一个是谷寿夫，一个就是“百人斩”。在南京大屠杀的审判带动之下，中国的审判就逐渐走向了高潮，走向了正轨。重要的是对高级战犯进行审判。我们当时审判的重点就是将级军官。

在这方面，广州法庭做的相当好，他们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最主要的战犯，就是华南派遣军的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田中久一是侵略华南的首要战犯，当年日军占领台湾时，他是台湾的总督，然后侵占了深圳。日军是从大亚湾（今天深圳核电厂）登陆的，然后占领广州、广西，再占领湖南，跟北面的军队会合，进行湘桂会战。

田中久一的取证也非常的困难，日本人在投降之后把所有的证据都毁掉了。因为他们在向国民政府投降的过程中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把档案都彻底地毁掉，什么作战命令、作战日志都没有。怎么审田中？我们就从他底下的罪行开始挖。比如说田中当时要进攻湖南，命令部队筹粮，这些日军就跑到了开平。开平那有很多的碉楼（《让子弹飞》就是在开平拍的），老百姓就把着碉楼不让日军进去。日军炸开碉楼，把老百姓拖出来，在碉楼外面屠杀了一群。这本来是他们一个掘本大佐指挥的部队，但是广州法庭认为田中久一是首席指挥官，就应该承担这起屠杀的责任。

审到半截，美军法庭又把田中抓到上海去了，说田中对迫害美军飞行员也有责任，要在美军法庭审判。广州法庭坚决不同意，说那是小罪——这就体现了我们的法律自主权，不能样样都听美国的，张发奎担任广州行营主任的时候，这个民族气节是有的。结果又把田中抓回来了，审了十几次。

在大量罪行面前，田中不得不承认日本的国家政策出了问题，自己犯下了这些罪行，感觉到“非常遗憾”，但是考虑到战后投降非常平稳，也一直在维持广东的社会治安，希望法庭对他宽大处理。最后进行了14次庭审，判处田中久一死刑，而且就在广州执行。谷寿夫中将和田中久一中将，都是在中国本土被枪毙的官阶最高的日军将领。

国民政府在1947年6月给10个法庭下了一个大名单，是一个包括261名日军将领的名单，姓名、将阶、什么部队的长官，犯的罪行应该是哪些，对中国哪些城市制造了轰击，制造了哪些惨案……但是261人名单下的太迟了，1947年6月才下，当时各地的庭审已经进行了一年半，而且国民政府说要1947年底基本收尾，因为当时国共战争打起来了。国共战争打起来之后，像沈阳、济南、徐州法庭基本上都审不下去了，城市都朝不保夕了。说抓紧时间，这一抓紧时间，倒是最后半年把重点集中在日本将级官员的战犯身上，但是时间来不及。你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收集证据了，所以当时在南京和上海法庭就开始突击审讯，把监狱里关的这些现有的将官，赶紧抓出罪行来审。这样，经过最后突击审讯，判了二十多个将领，但基本上就没判死刑。

到了1947年底1948年初，国共战争打的越来越厉害。国民政府只好陆续宣布这些法庭关闭，已经判的和没有判的日本战犯统统送到上海提篮桥服刑。到了1949年3月，解放军马上要过长江了，蒋介石也下了野了，李宗仁在和谈，实在顾不上这些日本人，于是用一条船把大陆上在押的所有日本战犯，不管是判刑的还是没判刑的全部交给美军送到日本去。所以国民政府的审判从1946年初到1948年初一共是审了两千四百多人，一共是判了两千三百多人，死刑是判了149人，执行了145人，因为有几个将官病死在监狱里。

这应该说是不小的成绩，特别是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中国作为战胜国，第一次行使独立的司法主权进行国际审判，对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主权都是一个历史鼓舞与贡献。对10个法庭的法官所做的努力，在历史上我们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法庭审判没有绝对正义的，也没有绝对不受影响的审判，还是要受到政治的制约。

首先，蒋介石要跟麦克阿瑟同步，要跟美国的政策同步。麦克阿瑟为了让日本复兴，除了赦免天皇之外，还要求尽量缩小打击面，尽量少判或者是轻判。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的法庭最后就成了虎头蛇尾。

国民政府的法官最后做了一些总结，说我们的审判进行的非常艰难。第一，取证艰难，因为日军销毁了档案，我们只依靠老百姓来收集证据，但是老百姓又不具备法律知识，战争年代的事情，你说我逃难的时候，我能知道后面追我的日本兵姓什么叫什么吗？根本不可能知道。结果日本人在监狱里狡猾抵赖。当时有好多日本战犯军人，我们是搞不清身份的，于是叫他们自己填表：你到底是谁，姓什么叫什么，哪的人，什么官阶。他们就在上面做假，明明是校官的就说是尉官，这样张冠李戴、偷梁换柱的事情非常多，而且在关押的时候，这些日本人还保持着当年军人的姿态，下级对上级依然是毕恭毕敬，互相通气、串通情报。所以法官说，因为我们的人道主义给了日本的战犯很多空子可钻。而且因为证据不足，许多日本战犯在法庭上都不认罪。

最典型的是谷寿夫。谷寿夫在法庭最后宣判他的时候，态度表现的很从容。谷寿夫说我是最后一个进入南京的师团，前面师团的犯罪我并不清楚。我进了南京之后，我对部下的约束是严格的，但是如果部下出现了那些不幸的事件，我可以承担责任。他们犯的罪行就由我来承担责任好了。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非常“壮烈”的形象，表示我承担责任去死，但是我本人并没有犯罪。

台湾作家王鼎钧当时在南京现场当宪兵，他写的回忆录有这么一句话，让我感受非常深刻。他说：国民政府的审判杀了日本人的身体，没有杀掉他的灵魂，他们不认罪。国民政府审判到最后，出现了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太原审判。太原审判当时是阎锡山来进行审判的，阎锡山回到太原之后，就有个小心眼。他说我要守着太原，根本就不是共产党的对手，就我这些兵能打过共产党吗？我要想守住太原就得借助日本人。当时日本驻太原的是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军长澄天徕四郎中将。阎锡山一回到太原就跟日本军官说，你们能不能留下来，帮着我打仗？澄田等人说不合适吧，我们得回国。

阎锡山威胁道：第一，你回国也没有好日子过，家都给炸平了，回国就是穷光蛋；第二，你还要受战争审判。你在我这儿隐姓埋名，当我的顾问，我给你优厚的工资待遇，保证比你回国好。这样澄田就答应了，当上了阎锡山的顾问。当时他的第一军里假遣散，走了一拨人，精锐留了三千人。这些人当了阎锡山部队的机枪手，炮手。阎锡山的部队战斗力一下就增强了，后来1948年徐向前打太原怎么也打不下来，毛泽东说算了，我们在进行平津战役，太原先放一放吧。结果阎锡山就坐着飞机逃跑了。平津战役结束后，第四野战军再回过头来帮助徐向前打太原，等到清点俘虏时，发现机枪手、炮手都是日本兵——严惩不贷！把这些日本兵都抓到河北邢台一带的农场改造去了。

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为什么要在太原设法庭？主要是审判阎锡山留下来的那些日本顾问。阎锡山的这些日军在日本有个绰号叫“蚂蚁部队”。“蚂蚁部队”替阎锡山打仗，你说阎锡山能审他们吗？所以当初的太原法庭整个走了个过场，就没正经审判。

最重要的是对冈村宁次的审判，头号战犯冈村宁次怎么办？南京法庭一直没有让冈村出庭，就是想保他。最后国内舆论实在是逃不过去，冈村也得受审。于是蒋介石命令南京法庭的庭长石美瑜少将，说你给我起草一个冈村无罪的判决书。石美瑜等人简直是有口难言：我本身是审判他们，结果要做无罪判决书。这些法官挖空心思，最后在1949年初给冈村起草了一个无罪判决书：

“本案被告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受日军统帅之命，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大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杀，均系发生在被告任期之前，原与被告无涉（酒井隆、谷寿夫业经本庭判处死刑，先后执行在案）。且当时盟军已在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既形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八月，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多因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迹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份系敌军总司令官，遽以战罪相绳。至于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行发生，然此应由行为人及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原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有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其负共犯之责。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法国际公法之行为，依法应予论知无罪，以期平允。”

这一下就让国内舆论大怒，冈村1924年开始来的中国，在关东军当参谋，在华北派遣军当总司令，特别是对共产党、八路军，冈村是最大的对手，最大的敌人。他的“五一大扫荡”，杀了多少中国人，把共产党整到多惨的地步，难道这都不算事吗？所以这个判决书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也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的。

中国审判结束之后，东京审判也进行了最后的判决。经过漫长的审讯之后，当时重点在几个重要的战犯身上：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这些没话说。东条，日本的首相、陆相，侵华和侵略太平洋战争的主要战犯。木村兵太郎，缅甸杀害英军的战犯；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责任者；板垣征四郎，侵占中国华北的急先锋。到武藤章为止，这7个人判处绞刑。这里觉得好像最“冤枉”的就是广田弘毅，广田弘毅是文官，是外相，怎么文官也判死刑，也是战争罪犯？其实侵略中国的基本国策以及对中国的交涉，都是广田弘毅进行的，促成汪精卫伪政权成立也是广田弘毅，所以也判他死刑。

宣判之后，一个一个的执行，结果11个大法官中有一个印度法官波尔，他出来插一杠子。波尔在东京审判自始至终的过程中都是跟大法官们唱反调的。11个法官，这个印度人就是跟你作对。波尔为什么会作对？第一，日本人没打到印度，印度对日本没有直接的仇恨。第二，波尔最恨的是英国、美国等西方殖民者，特别是英国，他记的仇恨非常多。所以波尔来了以后那是替日本人说话的，专跟英国人、美国人过不去。

波尔自己在工作之余——这两年的时间他可真辛苦——写了一千多页的反判决书。就是对东京审判的审判判决提供自己的反对意见，写了一千多页。他的主要观点是两点：第一，你是事后法，不合法，按国际法应该是事先法；第二，既然天皇无罪，那么这些日本被告全员无罪。他这话一出是舆论大哗，梅汝璈恨的咬牙切齿，说印度法官专门是唱反调的。结果日本人对波尔倒是感激不尽。在靖国神社还给波尔立了块纪功碑，安倍去年到印度访问，专门看望了波尔的孙子，对波尔表示深深的感激。

你说东京审判出了这么个人……但是确实说明，从法律审判上被人抓住了辫子。所以最后就宣布把这7个人判处绞刑，一个一个判处之后，火化，本来骨灰应该扔在海里。结果当时行刑的时候，有日本的右翼分子认为这7个人是替天皇去死的，是“烈士”。于是背着美军偷梁换柱，把7个死刑犯的骨灰偷了一部分出来，最后葬在山上，叫“殉国七士墓”。所以在战后，特别是70年代日本崛起之后，日本也富了，腰杆子硬了，对战争罪行的否认、翻案就越来越密集。

最大的否认是什么？就是日本的右翼学者用了很多考证，证明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你怎么去反驳他？你怎么证明有？他抓住了你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你没证据。因为日本人在侵略各地的战争档案全都销毁了，特别是在中国战场上。你没档案，你怎么跟他较劲？日本人在翻案的过程当中首先针对南京大屠杀，先翻南京大屠杀的案。日本学者也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你说南京大屠杀杀了30万人，数字哪来的？你给我拿出证据来。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上说南京大屠杀杀害中国军民二十余万。南京法庭判决谷寿夫的时候说南京大屠杀杀害军民30万人，然后在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上就刻了个30万，日本学者就抓住这一点，30万哪来的？

日本学者又分成了几派，一派叫虚构派，说南京大屠杀完全是虚构的，根本没那么回事。另一派叫小屠杀派，说南京大屠杀杀了多少人？5万人到7万人。为什么会有5万人到7万人，他说我有证据。南京大屠杀当时杀人的时候满地的死尸，需要人去埋，于是日本人雇了两个中国的慈善团体，让这两个团体的中国人每天去挖坑埋人，挖完了坑埋完了人，你去找日本人要工钱。所以每天都有呈报单，这么一统计不到7万人，这就是能出来的证据。还有我们为什么要南京大屠杀呢？主要就是你们中国人不仗义。你们中国士兵没有战斗到底的武士道精神，你们中国士兵都换上了便衣，跑到老百姓里朝我们打冷枪，你们这不是战争行为，我们在南京内搜捕“便衣兵”才造成的大屠杀。这还变成了日本人有理了？要说有点良心的是这小屠杀派，但是日本学者没有一个人承认30万的证据是确凿的。

日本人做的更细致的就是调查“百人斩”。日本有一个名记者叫本多胜一，本多胜一在80年代中日友好的时候来过南京，于是他说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把当年的电影影像就摆上去了。然后说到了“百人斩”，结果向井的女儿就在日本的法庭起诉本多胜一，说他造谣。于是有一批日本右翼学者就给向井的女儿撑腰，他们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说向井是团部的参谋，野田是炮兵少尉。他们两个一个在机关，一个在炮兵，他们不可能冲到一线去杀人，身份不相符。如果你要说他们是步兵的排长、班长，这倒有可能，他们两个都在后方。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所谓日本的战刀杀不了那么多人。日本右派做试验，砍牲口的头，一刀下去，热血再加上骨头，说砍二三十个头这个刀就卷刃了，就杀不动了。而且向井的女儿还找了野田同村的一个证人，当年是个五六岁的小孩。五六岁的小孩看见野田回来了，崇敬地说野田叔叔你是英雄，你能杀一百个中国人，野田跟他说是假的，我只杀了五六个中国人。这是活证人。结果搞的日本法院也非常尴尬。那会儿中日友好，结果你在这儿翻“百人斩”的案，怎么办？

最后日本法庭只好宣布，“百人斩”这件事确实仅凭报纸上的报道不足为证，但是也不能否认野田和向井没有杀过中国人，只不过就是几个人和一百个人的问题。现在诉讼时效过了30年了，所以不予受理。来了个不了了之。结果日本右翼更来劲了，他们跑到英国去了，找田伯烈的祖坟去了。你不是写了《外人目睹日军之暴行》吗？找田伯烈的墓碑，看看他到底是干什么的。结果墓碑上刻的简历说：1939-1944年间，他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顾问。好，你田伯烈不是个纯粹的记者，你是为国民政府做事的，所以你们的证据是伪造的。我们看看日本右派在否认战争罪行的时候做到了多么艰苦细致的考证工作，相比之下我们除了一通臭骂之外，我们又做了多少艰苦细致的工作？

这样日本右翼不断地翻案，中国人也得反击。首先，我们最近这些年发现了《拉贝日记》，拉贝是德国纳粹党驻南京的头目。他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亲自记载了许多的日军暴行。还有美国记者马吉，当时是在大楼的顶上，冒着生命危险拍录像，说打死人了，拉走了妇女。最后是他的后代在美国发现了这个胶片，捐给了中国，收藏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才去跟日本的右翼作斗争，但我们显得过于势单力薄。

比如说这位美籍华人姑娘张纯如，祖上是中国人，她在美国长大。她在档案馆里突然看到了南京大屠杀的材料，她说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罪恶吗？于是张纯如就下了很大的功夫，写了一本《南京暴行》。这本英文书当年在美国成为第一畅销书，名声大噪。日本学者群起而攻之，几十个学者围攻张纯如，他们抓住张纯如最大一个弱点，就是张纯如是学文学出身，不是学历史出身，所以她在记录过程中有很多是想象的，有很多是文学描述的。日本学者说这个地方叙述不准确，那个地方叙述不正确，提了一百多处硬伤，全面否定张纯如这本书。张纯如在这种围攻下，最后得了抑郁症，开枪自杀了。

所以今天谈到东京审判，再看看日本国内这种不认罪和右翼的种种行为，特别是靖国神社问题。靖国神社里边把东条英机供奉起来，当做他们国家的烈士来纪念。这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而且参拜靖国神社的这些老鬼子依然还在怀念他们当年的场景。我到靖国神社里去看，东条英机为什么供在里面。结果人家就跟我解释，说我们日本人的观念，是一个人生前再作恶，他只要是死了，过去的罪恶也就一笔勾销了。东条他们这几个人属于“死于非命”，而且他们又是替天皇“殉国”的，所以日本右翼最后决定还是要把他们供在里面。

但是东条的牌位真的不显赫，我找了半天，结果东条就跟这些日本兵、女护士的摆在一起。靖国神社里供的照片最大的是谁？参加过柏林奥运会的日本运动员，得了奖牌，又去从军，战争中死了，他们的照片倒是单独的，好大的个儿，那算是名人。但是你日本首相去参拜，那就说明了你的一个态度。我们中国人不管你那一套价值观，我们认为你这就是贼心不死，你这就是对战争不承认罪行。

为什么不承认战争罪行？因为在日本人头脑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觉得你中国人没有打败我，是美国人、苏联人打败的我，所以我不服，不服就跟你中国人较劲。所以，日本的这种态度可以说是一直就有，但是我们过去没有特别的关注。像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中国准备恢复邦交，那是抱着友好的态度来的。结果田中来了之后对周恩来说，日本在历史上给中国“添了麻烦”，表示深刻的反省和道歉。周恩来脸色一变，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造成那么大的危害、罪行，难道仅仅是“添麻烦”吗？田中说这是我们的敬语，“添麻烦”就是我们的过错。周恩来给他留下八个字，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说句老实话，我们中国当时是要跟日本友好，是希望能够开放，打开国门，需要日本的先进技术，需要日本的经济援助。所以，我们本着这个大原则，在小问题上，在追究日本的罪行问题以及索赔问题等方面，我们都让了一步，没有索赔，也没有把日本就战争罪行道歉写入联合公报。邓小平访问日本的时候，主张是签订《中日友好和平条约》，这样使中日不再战。在和平条约里强调中日永远不再发生战争，这都是在中日友好的时候。

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日本人发中国财的时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录音机、照相机、电视、冰箱、洗衣机充斥中国市场，那是日本最发财的20年。所以他们可以对中国友好，因为他们有利可图。等到风水轮流转，中国到90年代经济强大起来，不但日本经济停滞了，而且中国反而顺差了，向日本出口，把日本的市场挤掉了。所以日本就开始不平衡了。

在这个大趋势下，嫉妒中国的崛起，嫉妒中国的发展，日本人的岛民心态和右翼就开始越来越上升了。我们今天才开始认识到东京审判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东京审判的研究，我们才能跟日本具有对话的能力。所以，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第一步就是把日本的原始史料全部影印过来。东京审判的庭审记录80卷，检察官的记录50卷，到底是怎么说的，到底是怎么搞的？你只有在这种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你才真正能在国际上具有一席之地，能够坚持历史的正义。所以我们不断出版东京审判的原始文献，再不断研究发表新的成果。

我们在上海开第一届国内的东京审判研究国际会议的时候，日本来了两个学者。一个是老日本共产党党员粟屋宪太郎，他这么多年是从事东京审判的权威，但他绝对是一个左派。还有一个是户谷由麻，她是粟屋的学生，在日本国内受到排挤，所以到夏威夷大学任教。他们到中国参加会议，一看中国这么多人参会，发出了由衷的感慨。他说：我以前在日本搞东京审判研究的时候是一个“孤儿”，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国，你们这才是战舰，才真的形成了团队。但是我们非常清醒，我们的研究仅仅是开始，而日本右翼的学者著作已经是铺天盖地了。

所以在反击日本右派这个问题上，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我们与其当愤青天天骂安倍，天天骂小日本鬼子，说老实话，日本人不会尊敬你，而且看不起你。你拍那么多的抗日神剧，正表示了你的浅薄，丝毫不会给国家和民族增加荣誉。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讲座，一方面是给大家讲一些东京审判的过程，还有就是谈一些中日矛盾的焦点所在。鉴于往事，我们展望未来，中日关系大潮流，中日两国人民肯定是友好的，肯定是不愿意发生战争的。但是我们要警惕右翼，警惕日本对战争罪行的否认。这样我们作为一个学者，既要有一颗爱国之心，而且又要做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这才是真正的贡献，这才是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