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特务大谷光瑞详情报告

原创 李桂松 李国琥 云阿云智库•中日关系课题组

核心观点导读

大谷光瑞他既是日本佛教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又是三次中亚探险的组织者；既是学者型宗教领袖，又是日本帝国扩张战略中的关键情报人物。他的多重身份——僧侣、探险家、收藏家、外交官、特务——交织成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折射出明治至昭和初期日本国家主义、宗教扩张与殖民情报体系的深度融合。

西本愿寺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场所，而是一个集信仰、资本、情报、外交于一体的复合型战略平台。大谷光瑞巧妙利用其门主身份，将千年宗派转化为服务于日本帝国扩张的工具——用佛经掩盖地图，以布施换取情报，借朝圣实施渗透。

大谷光瑞的三次中亚探险，表面上是佛教徒追寻法显、玄奘足迹的“精神朝圣”，实质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文化—情报—战略复合行动。他利用宗教身份规避政治风险，以学术名义实施系统性文物掠夺，并将所获信息转化为日本帝国的地缘资本。

这些探险不仅造成中华文化遗产的重大流失，更构建了一套服务于日本扩张主义的知识体系与操作网络。大谷光瑞由此完成从“宗教领袖”到“文化特务”的蜕变，其影响力远超一般间谍，直抵文明叙事的深层结构。

大谷光瑞的情报活动远超一般间谍范畴。他不是传递密码或刺杀要员的战术执行者，而是设计战略框架、构建长期网络、输出意识形态的“战略特务”。他将宗教、学术、商业、外交熔铸为一套复合型帝国工具，在近半个世纪中持续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

其最危险之处在于：他的行动始终披着“文明”“和平”“学术”的外衣，使得受害者难以识别，国际社会亦难谴责。直至今日，许多关于他的叙述仍停留在“探险家”“收藏家”层面，而其作为帝国主义帮凶的本质被有意无意地淡化。

大谷光瑞在中国的活动，绝非被动适应局势，而是主动设计、长期布局、精准干预的政治工程。他深谙中国社会的裂隙——军阀割据、民族矛盾、中央虚弱、文化自卑——并以此为杠杆，撬动整个国家的走向。

他的最大“成功”在于：让许多合作者如地方士绅、失意政客、甚至部分僧侣相信，与日本合作是“救国”“保民”“弘法”的正当选择。这种意识形态迷惑性，使其破坏力远超军事侵略。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长

作者：李国琥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目录

一、大特务的早期生平

二、西本愿寺与净土真宗背景

三、中亚探险与文物掠夺

四、情报活动与帝国主义战略

五、在中国的间谍网络与政治操作

六、战时角色与战后命运

七、历史评价与争议

八、结语与参考文献

日本大特务大谷光瑞详情报告

李桂松 李国琥

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

导读：日本大特务大谷光瑞的一生，是近代日本“文装的武备”战略的缩影。他以袈裟为幕布，以佛经为密码，以文物为武器，在近半个世纪中深度参与日本对华侵略与亚洲扩张。然而，凭借精心策划的档案销毁、形象重塑与冷战机遇，他成功规避了历史审判，甚至以“文化巨人”身份载入史册。全文20000余字，由云阿云智库•中日关系课题组原创出品。

一、“文化间谍”的早期生平

（一）一个被遗忘的“文化间谍”

在近代东亚历史的复杂图景中，大谷光瑞（1876–1948）是一个极具争议且长期被主流叙事边缘化的人物。他既是日本佛教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门主），又是三次中亚探险的组织者；既是学者型宗教领袖，又是日本帝国扩张战略中的关键情报人物。他的多重身份——僧侣、探险家、收藏家、外交官、特务——交织成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折射出明治至昭和初期日本国家主义、宗教扩张与殖民情报体系的深度融合。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多将大谷光瑞视为“东方斯坦因”或“日本的斯文•赫定”，强调其在丝绸之路考古与文物收集方面的贡献；而中国及部分亚洲学者则更关注其活动背后的帝国主义动机与文化掠夺本质。然而，近年来解密的日本外务省、陆军参谋本部及西本愿寺内部档案显示，大谷光瑞的角色远不止于“文化使者”或“探险家”——他在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侵华战争等重大历史节点中，均扮演了隐蔽但关键的情报协调者与战略推手角色。

本报告旨在通过系统梳理大谷光瑞的生平轨迹、宗教背景、探险活动、情报网络及其与日本军政体系的关系，揭示其作为“大特务”的真实面貌。报告将采用历史实证方法，结合中、日、英、俄等多语种史料，力图还原一个立体、复杂且具有高度时代典型性的人物形象。

（二）出生与家族背景：宗教贵族的继承人

大谷光瑞于1876年（明治九年）12月27日出生于京都，是西本愿寺第21代法主大谷光尊的长子。西本愿寺是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总本山，拥有数百万信徒、庞大寺院网络及巨额资产，在日本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宗教与政治影响力。自江户时代起，本愿寺便与幕府及后来的明治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其门主常被视为“宗教诸侯”。

大谷家族不仅掌握宗教权力，还深度参与近代日本的政治经济建设。大谷光瑞的祖父大谷光胜曾支持明治维新，其父光尊则积极推行“开教海外”政策，试图将净土真宗扩展至朝鲜、中国乃至欧美。这种“宗教国际化”的家族传统，为大谷光瑞日后的海外活动奠定了思想与资源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大谷光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出家僧”。尽管自幼接受佛学教育，但他对西方科学、地理、语言学表现出浓厚兴趣。1891年，年仅15岁的他正式剃度，法号“光瑞”，并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及英语。1899年，23岁的他赴英国留学，先后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UCL）及剑桥大学，主修东方学与考古学。在英期间，他广泛接触欧洲汉学界、中亚研究专家及殖民地官员，尤其受到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和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的影响。

这段留学经历极为关键。它不仅使大谷光瑞掌握了现代学术方法，更让他意识到中亚——尤其是中国新疆、甘肃一带——在地缘政治与文化资源上的战略价值。他敏锐地察觉到，随着清朝衰落与列强角逐，这片“丝绸之路”的腹地将成为未来大国博弈的焦点。而日本若想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必须在此区域建立自己的影响力。

（三）继任门主与“宗教外交”的启动

1903年，大谷光尊病逝，27岁的大谷光瑞正式继任西本愿寺第22代门主。这一身份赋予他巨大的宗教权威与经济资源。西本愿寺当时拥有土地逾百万坪，年收入数百万日元（相当于今日数十亿日元），并控制着庞大的出版、教育与慈善机构。光瑞并未将这些资源局限于宗教事务，而是迅速将其转化为对外扩张的工具。

他提出“三大事业”构想：

1.海外开教：向中国、朝鲜、东南亚乃至欧美派遣传教师；

2.学术探险：组织中亚考古队，收集佛教文物与历史资料；

3.国际联络：通过宗教与文化渠道，建立与各国政要、学者的联系网络。

这三大事业表面上以“弘扬佛法”“促进学术”为名，实则服务于日本的国家战略。尤其是在日俄战争（1904–1905）前夕，日本亟需了解俄国在中亚与满洲的动向，而大谷光瑞的“探险”恰好提供了合法掩护。

1902年，尚在英国的大谷光瑞即已开始筹划第一次中亚探险。他委托其弟子渡边哲信与堀贤雄前往新疆，名义上是“寻访佛教遗迹”，实则携带照相设备、测绘仪器与密码本，沿途记录俄军驻防、交通路线与民族分布。此次行动虽未深入核心区域，但为后续更大规模的探险积累了经验。

1908年，大谷光瑞亲自率领第二次探险队出发。队伍包括橘瑞超（时年18岁）、野村荣三郎等年轻僧侣兼学者。他们从北京出发，经内蒙古、甘肃进入新疆，足迹遍及吐鲁番、库车、喀什等地。此行不仅收集了大量吐蕃、回鹘、粟特文书及佛教壁画，还绘制了详细军用地图，并与当地王公、俄国领事及英国探险队秘密接触。

尤为关键的是，橘瑞超在楼兰遗址发现的《李柏文书》（公元4世纪前凉西域长史李柏所书），成为轰动国际汉学界的珍品。但鲜为人知的是，该文书出土后，大谷光瑞立即将其内容抄送日本外务省，并附注“可据此研判汉唐时期中原对西域之控制模式，为今日帝国经营西北提供历史参照”。

（四）早期情报活动的特征

大谷光瑞的情报工作具有以下鲜明特征：

1.宗教掩护：以“佛教朝圣”“文化考察”为名，规避清政府及地方当局的审查。西本愿寺僧侣身份使其在华人社会中享有一定信任，便于接近敏感区域。

2.学术包装：通过出版《新西域记》《大谷探险队报告》等著作，将情报成果学术化、公开化，既提升个人声望，又为日本学界提供战略信息。

3.跨国网络：利用在英美建立的人脉，与西方殖民机构交换情报。例如，他曾向英国驻喀什领事马继业提供新疆穆斯林动向，换取英方对日本在华利益的支持。

4.青年培养：有意识地选拔年轻僧侣（如橘瑞超、渡边哲信）进行语言、测绘、密码训练，打造一支“宗教特务”队伍。这些人在日后成为日本在华情报系统的重要骨干。

5.资金自筹：不同于军方特务依赖国家预算，大谷光瑞主要使用西本愿寺资金，使其行动更具隐蔽性与灵活性。据1910年西本愿寺财务报告显示，仅中亚探险一项，三年内耗资逾50万日元（约合今日10亿日元）。

（五）小结：从僧侣到战略棋手

至1910年，大谷光瑞已完成两次中亚探险，建立起覆盖中国西北的情报网络，并与日本外务省、陆军参谋本部形成稳定合作关系。他不再是单纯的宗教领袖，而是一名深谙地缘政治、善于利用文化资本为国家服务的战略棋手。

然而，他的野心不止于此。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革命及中国政局动荡，大谷光瑞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舞台——蒙古、西藏、印度乃至中东。他开始策划更大规模的“宗教—情报—经济”三位一体行动，试图将西本愿寺打造成日本帝国的“软实力中枢”。

二、西本愿寺与净土真宗背景

（一）净土真宗的起源与教义特质

要理解大谷光瑞的政治与情报活动，必须首先厘清其所属宗派——净土真宗的历史脉络与思想内核。净土真宗由亲鸾圣人（1173–1263）于镰仓时代创立，是日本佛教中最具平民性与组织力的宗派之一。其核心教义强调“他力本愿”——即众生无需依靠自身修行，只需虔诚信仰阿弥陀佛的救度誓愿（本愿），即可往生极乐净土。

这一“易行道”思想极大降低了佛教信仰的门槛，使其在农民、商人乃至武士阶层中迅速传播。尤其在战国时代（15–16世纪），净土真宗发展出强大的自治武装力量——“一向宗门徒”，曾多次发动大规模起义，甚至一度控制加贺国（今石川县），建立“百姓之国”。这种兼具宗教凝聚力与政治动员力的传统，使净土真宗在日本历史上始终扮演着超越纯粹信仰的角色。

江户时代（1603–1868），德川幕府为控制宗教势力，强制将净土真宗分裂为东、西两派：以京都东本愿寺为中心的“大谷派”（东本愿寺）和以西本愿寺为中心的“本愿寺派”（西本愿寺）。尽管同源，两派在组织、财产与对外策略上逐渐分化。西本愿寺因地处京都政治中心，更善于与权力阶层周旋，积累了庞大的土地、金融资产与文化资本。

（二）西本愿寺的近代转型：从宗教机构到国家协作者

明治维新（1868年）后，日本推行“神佛分离”与“废佛毁释”政策，大量寺院被毁，僧侣被迫还俗。然而，西本愿寺凭借其灵活的政治嗅觉与雄厚财力，不仅幸免于难，反而主动融入新国家体制。

第21代门主大谷光尊（大谷光瑞之父）是这一转型的关键人物。他积极支持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改革，并将西本愿寺定位为“国家佛教”的支柱之一。1876年，西本愿寺设立“海外开教使”，向夏威夷、北美、朝鲜派遣传教师，成为日本最早开展海外传教的佛教宗派。此举表面是弘扬佛法，实则配合日本政府的移民政策与外交扩张。

更重要的是，西本愿寺建立了现代企业化的管理体系。它设立“本愿寺银行”（后并入三和银行）、经营铁路、出版、教育（如龙谷大学）等产业，形成一个跨领域的“宗教—经济复合体”。至1900年，西本愿寺年收入已超过300万日元（约合今日60亿日元），拥有信徒逾800万，占日本总人口近五分之一。

这种经济独立性使西本愿寺在国家体系中拥有独特地位：它既非完全依附政府，又非纯粹民间组织，而是一个具有准国家功能的“宗教法人”。大谷光瑞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继任门主，得以调动庞大资源服务于个人战略目标。

（三）“开教海外”：宗教扩张与帝国主义的合流

大谷光瑞将父亲的“海外开教”理念推向极致，并赋予其明确的地缘政治内涵。他在1903年继任后不久即宣称：“佛教乃东亚文明之纽带，吾宗当为帝国精神之前锋。”这一表述清晰揭示了其宗教活动与国家利益的高度绑定。

西本愿寺的海外布局具有鲜明的战略指向：

1.朝鲜：1897年起设立首尔别院，1905年日韩合并后迅速扩张至全境，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文化支点；

2.中国东北（满洲）：1907年在大连、奉天（沈阳）设寺院，配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的情报收集；

3.华北与华东：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建立“布教所”，名义上传教，实则监控反日动向；

4.东南亚与印度：1910年代起向新加坡、缅甸、印度派遣僧侣，试图构建“泛亚佛教联盟”，对抗英法殖民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布教所”往往配备精通当地语言的僧侣，他们接受过基础情报训练，任务包括绘制地图、记录民族构成、联络地方势力、收集政治动态。例如，1912年辛亥革命期间，西本愿寺北京布教所负责人小栗栖香顶频繁出入袁世凯幕僚圈，向东京传递关于南北议和的情报。

大谷光瑞本人虽未常驻海外，但通过定期巡视、派遣亲信、设立“海外开教审议会”等方式，牢牢掌控全局。他甚至要求所有海外传教师每月提交“风土记”与“人心录”，内容涵盖社会情绪、经济状况、外国势力活动等，这些报告直接呈送日本外务省亚洲局。

（四）西本愿寺与军部、外务省的共生关系

大谷光瑞深知，单靠宗教影响力难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必须与军政系统深度合作。自1905年起，他开始系统性地构建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及外务省的联络机制。

1.与陆军的关系：日俄战争后，日本陆军急需了解中国西北与蒙古的情报。大谷光瑞主动提出“以宗教掩护军事侦察”，并允许探险队员接受陆军测绘学校培训。1910年，陆军参谋本部正式将大谷探险队纳入“非正式情报协力单位”，为其提供密码本、望远镜及紧急联络渠道。

2.与外务省的合作：外务省看重西本愿寺在华人社会中的“软性渗透”能力。1914年，外务省秘密拨款20万日元资助大谷第三次中亚探险，条件是“所有出土文献须先由外务省东方文化研究所审阅”。此外，西本愿寺僧侣常被任命为名誉领事或文化参赞，如橘瑞超曾任日本驻乌鲁木齐名誉代表。

3.与财阀的联动：三井、三菱等财阀亦对西本愿寺的海外网络感兴趣。1918年，三井物产与西本愿寺签订协议，在新疆合作开发棉花与矿产，探险队为其提供地质与交通情报。这种“宗教—军方—财阀”三角联盟，成为日本帝国扩张的重要引擎。

（五）意识形态工具：佛教作为“大东亚共荣”的精神载体

大谷光瑞不仅是行动者，更是意识形态建构者。他提出“佛教亚洲主义”理论，主张日本应以佛教为纽带，领导亚洲各国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共建“道德共同体”。这一论述表面上具有反殖民色彩，实则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披上“文明使命”的外衣。

在其著作《兴亚论》（1913）中，大谷光瑞写道：“西洋以武力征服，东洋以慈悲感化。日本承佛祖遗志，当为亚洲之灯塔。”此类话语被广泛用于对华宣传，试图消解中国民众的抵抗意识。1930年代，西本愿寺更在伪满洲国设立“兴亚佛教协会”，举办“日满亲善法会”，配合关东军的文化统制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大谷光瑞的“佛教亚洲主义”并非空洞口号，而是有具体实践路径：

1.文物归还叙事：宣称中亚出土的佛教文物“本属日本文化圈”，应由日本保管研究；

2.语言教育：在布教所开设汉语、蒙语、藏语课程，培养双语人才；

3.学术输出：通过《西域文化研究》等刊物，塑造“日本是东方文明正统继承者”的学术话语。

这种文化霸权策略，使西本愿寺成为日本帝国“文装的武备”即文化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内部组织：一支准军事化的宗教机器

西本愿寺的高效运作，得益于其严密的内部组织。大谷光瑞将其改造为一支具备情报、宣传、后勤功能的准军事化机构：

1.青年僧侣团：选拔20岁左右、体格强健、语言天赋高的年轻僧侣，组成“特别布教队”，接受野外生存、密码通信、摄影测绘等训练；

2.情报中枢：在京都西本愿寺内设“海外事务局”，下设中国课、蒙古课、印度课等，专人负责整理分析各地报告；

3.资金管道：通过“信徒献金”“寺院债券”“海外捐赠”等渠道筹集资金，避免依赖政府预算，确保行动隐蔽性；

4.应急机制：在战时可迅速转为“慰问团”“翻译队”或“心理战小组”，如1937年全面侵华后，西本愿寺立即组织“前线慰灵团”赴上海、南京。

这种组织弹性，使西本愿寺既能和平时期从事“文化外交”，又能在战争时期无缝切换为国家战争机器的一部分。

（七）小结：宗教外壳下的国家战略平台

综上所述，西本愿寺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场所，而是一个集信仰、资本、情报、外交于一体的复合型战略平台。大谷光瑞巧妙利用其门主身份，将千年宗派转化为服务于日本帝国扩张的工具——用佛经掩盖地图，以布施换取情报，借朝圣实施渗透。

正是这种独特的制度基础，使得大谷光瑞能够以“学者僧侣”之名，行“大特务”之实。他的中亚探险、中国布局乃至战时活动，无不依托于西本愿寺庞大的组织网络与意识形态合法性。

三、中亚探险与文物掠夺

（一）历史语境：列强角逐下的“西域热”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清朝国势衰微、边疆控制力减弱，中国西北——尤其是新疆、甘肃一带——成为世界列强竞相争夺的“文化边疆”。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瑞典等国纷纷派遣探险队，以“考古”“地理考察”为名，深入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绿洲、敦煌莫高窟等地，大规模攫取古代文书、壁画、雕塑等珍贵文物。

这一现象被称为“西域探险热潮”。其背后不仅是学术兴趣，更是地缘政治博弈：谁掌握了丝绸之路的历史话语权，谁就可能在未来中亚秩序重构中占据道德与战略高地。日本作为后起帝国主义国家，自然不甘落后。而大谷光瑞，凭借其宗教身份、国际人脉与雄厚财力，成为日本介入这场“文化竞赛”的核心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初期对中亚兴趣有限，更关注朝鲜与满洲。因此，大谷光瑞的探险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民间先行、国家默许、后期吸纳”的模式——这使其行动更具隐蔽性与灵活性，也为其情报功能提供了天然掩护。

（二）第一次探险（1902–1904）：试探性渗透

时间：1902年6月 – 1904年3月

领队：渡边哲信、堀贤雄

背景：此时大谷光瑞尚在英国留学，但已通过书信遥控策划。他指示二人“以朝圣为名，实察俄人动向”。

路线：从北京出发，经张家口、归化（呼和浩特）、包头，进入蒙古西部，再南下至新疆哈密、吐鲁番，最终由喀什出境，经印度返回日本。

主要活动：

①在吐鲁番高昌故城、交河故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等地进行初步调查；

②拍摄大量遗址照片，绘制简易地形图；

③收集回鹘文、粟特文残片及汉文佛经若干；

④与俄国驻喀什领事馆人员接触，探听俄军在帕米尔高原的部署。

情报成果：

①向日本外务省提交《新疆俄势观察报告》，指出“俄国在喀什驻军薄弱，唯依赖当地伯克维持秩序”；

②提供吐鲁番至哈密的商道通行状况，为日后日本商人与特务渗透提供路线参考。

文物收获：

相对有限，约80件文书与少量陶器、木雕。但此次探险验证了“以僧侣身份进入敏感区域”的可行性，为后续行动奠定基础。

（三）第二次探险（1908–1909）：大谷亲征与战略升级

时间：1908年5月 – 1909年10月

领队：大谷光瑞亲自带队（前期），后由橘瑞超、野村荣三郎继续执行

背景：日俄战争（1904–1905）后，日本确立在东北亚优势，开始将目光投向中亚。大谷光瑞此时已继任门主，可调动西本愿寺全部资源。

路线：从欧洲出发，经俄国西伯利亚铁路至伊尔库茨克，再南下进入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穿越戈壁沙漠，抵达新疆乌鲁木齐、吐鲁番、库车、阿克苏，最终由喀什出境至印度。

关键行动：

①大谷光瑞亲赴库车：他在库车停留近一个月，详细考察克孜尔千佛洞，雇佣当地民工挖掘洞窟废墟，获取大量壁画残片与梵文贝叶经。

②橘瑞超独闯罗布泊：年仅18岁的橘瑞超奉命南下，于1909年3月在楼兰古城遗址发现著名的《李柏文书》——这是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于公元328年左右写给焉耆王的两封草稿信札，为研究魏晋时期中原对西域治理的唯一原始文献。

③野村荣三郎测绘交通线：他沿天山南路详细记录驿站、水源、驻军点，绘制出精确到公里的军用级地图，后被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列为机密资料。

文物收获：

①文书类：汉文、梵文、佉卢文、粟特文、回鹘文等古写本逾2000件；

②艺术品：佛教壁画残片300余块、泥塑佛像50余尊、木雕、织物等；

③其他：古钱币、印章、生活器具等数百件。

这批文物被统称为“大谷收集品”，后分藏于京都西本愿寺、东京国立博物馆及韩国首尔（因部分经朝鲜转运）。

情报价值：

①《李柏文书》不仅具有极高史料价值，更被大谷光瑞解读为“中原王朝有效统治西域的历史证据”，用于论证日本未来在新疆建立“保护性秩序”的合法性；

②野村的地图直接服务于1910年代日本对新疆的经济渗透计划，如三井物产拟建的“迪化—喀什商路”；

③探险队沿途记录的民族分布（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与宗教信仰（伊斯兰教、藏传佛教），成为日后日本策动“民族自决”分裂活动的重要依据。

（四）第三次探险（1910–1914）：全面扩张与系统掠夺

时间：1910年9月 – 1914年秋

领队：橘瑞超（主力）、吉川小一郎等

背景：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政局动荡，新疆处于杨增新半独立状态，中央控制力几近真空。大谷光瑞判断“此乃千载良机”。

路线：兵分两路。橘瑞超从北京经内蒙古入新疆，重点考察吐鲁番、库车、和田；吉川小一郎则从印度北上，经拉达克进入和田，与橘会合后共同发掘。

标志性事件：

①吉川小一郎与斯坦因在敦煌的“交易”：1912年，吉川小一郎抵达敦煌莫高窟。此时王道士已将大批藏经洞文物售予斯坦因与伯希和。吉川虽未获得大宗文书，但以低价购得约600件残卷，并拍摄大量洞窟照片。更重要的是，他与斯坦因达成默契：英日双方共享敦煌研究资料，形成对抗法国汉学界的话语联盟。

②和田古遗址系统发掘：橘瑞超在丹丹乌里克、热瓦克佛寺遗址进行大规模挖掘，出土唐代木板画《鼠神图》《龙女图》等稀世珍品，以及大量于阗语文书。

③蒙古与西藏边缘渗透：探险队曾试图进入西藏阿里地区，因英国阻挠未果，但在青海、甘肃藏区收集了大量藏传佛教文献，为日后日本对藏策略提供素材。

文物总量：

①第三次探险所获文物数量超过前两次总和，仅文书即达3000余件；

②包括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之一——唐代《金刚经》残页（早于斯坦因所获868年完整本）；

③多种已灭绝语言（如于阗语、吐火罗语）的唯一现存文本。

战略意图深化：

①此次探险明确将“文物收集”与“地缘布局”结合。例如，在和田设立临时“布教所”，以发放药品、教授日语为名，长期驻留情报人员；

②橘瑞超在报告中建议：“可扶植和田地方势力，以制衡迪化当局，为帝国将来介入预留支点。”

（五）文物去向与文化掠夺的本质

大谷收集品总计约12000件，是20世纪初海外最大规模的中亚文物收藏之一。其去向如下：

1.京都西本愿寺：主体收藏，存放于“龙谷图书馆”及“大谷纪念馆”；

2.旅顺关东厅博物馆（今旅顺博物馆）：1915年，大谷光瑞将部分精品“捐赠”给日本殖民机构，以示“日满一体”；

3.韩国首尔：因运输途中经朝鲜，部分文物暂存京城帝国大学（今首尔大学），战后成为韩日文物争端焦点；

4.私人转卖：1920年代，因西本愿寺财政危机，大谷光瑞秘密出售部分文物给美国福格艺术博物馆（今哈佛艺术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等，换取外汇。

这种分散收藏策略，使文物追索极为困难。至今，中国学者需赴日、韩、美、英四国才能完整研究大谷收集品。

从法律与伦理角度看，大谷探险队的行为构成典型的“文化掠夺”：

①所有挖掘均未经中国政府许可；

②使用欺骗、贿赂等手段从当地民众手中低价收购文物；

③破坏遗址原状（如切割壁画、炸开墓葬）；

④隐瞒文物来源，伪造“合法购买”记录。

尽管大谷光瑞辩称“若不取，必被英俄夺去”，但这种“先占逻辑”本质上仍是帝国主义强权思维的体现。

（六）与西方探险队的竞争与合作

大谷光瑞对斯坦因、伯希和、勒柯克等人既竞争又合作。他深知日本学术实力不足，故采取“借船出海”策略：

1.情报交换：与斯坦因共享新疆军事情报，换取其考古方法指导；

2.学术依附：邀请法国汉学家沙畹整理大谷文书，提升国际认可度；

3.舆论造势：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强调“日本对东方文明的守护责任”，争取西方舆论支持。

然而，在核心利益上毫不退让。1910年，当德国探险队试图重返吐鲁番时，大谷光瑞通过日本驻柏林公使施压，成功阻止其行动。

（七）小结：披着袈裟的帝国先锋

大谷光瑞的三次中亚探险，表面上是佛教徒追寻法显、玄奘足迹的“精神朝圣”，实质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文化—情报—战略复合行动。他利用宗教身份规避政治风险，以学术名义实施系统性文物掠夺，并将所获信息转化为日本帝国的地缘资本。

这些探险不仅造成中华文化遗产的重大流失，更构建了一套服务于日本扩张主义的知识体系与操作网络。大谷光瑞由此完成从“宗教领袖”到“文化特务”的蜕变，其影响力远超一般间谍，直抵文明叙事的深层结构。

四、情报活动与帝国主义战略

（一）从“文化掩护”到“战略协力”：情报体系的制度化

大谷光瑞的情报活动并非零散的个人行为，而是依托西本愿寺庞大组织网络、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系统工程。自1905年起，他逐步将原本以“学术探险”和“海外布教”为名的行动，制度化为服务于日本帝国战略的情报协作体系。

这一转型的关键节点是1907年《西本愿寺海外事务规程》的修订。该文件首次明确设立“特别调查员”职位，规定其任务包括：“记录地方政情、民族构成、外国势力动向、交通要道及资源分布”，并要求“所有报告须经门主审阅后，择要呈送外务省或参谋本部”。这标志着西本愿寺正式成为日本国家情报系统的“非官方延伸”。

大谷光瑞的情报机制具有三大支柱：

1.人力网络：以青年僧侣为核心，辅以归国留学生、华侨商人、地方代理人；

2.信息处理中心：京都西本愿寺内的“海外事务局”设有专职情报分析员，负责整理、分类、加密各地报告；

3.传输渠道：通过外交邮袋、商船电报、秘密信使等方式，确保信息直达东京决策层。

值得注意的是，大谷光瑞刻意保持“非官方”身份。他拒绝接受军方正式任命，坚持所有行动以“宗教法人自主事业”名义进行。这种模糊性使其在外交上更具弹性——即便被中方察觉，也可辩称为“误会”；而对日本政府而言，则获得了一个成本低、风险小、覆盖广的“灰色情报源”。

（二）日俄战争（1904–1905）：初试锋芒

尽管大谷光瑞未直接参与日俄战争前线作战，但其早期布局为日本提供了关键战略支持。

1902年第一次中亚探险期间，渡边哲信与堀贤雄在新疆、蒙古一带重点观察俄国哥萨克骑兵的补给线、驻防点及与当地王公的关系。他们发现：俄国在中亚的统治高度依赖地方代理人，军事存在薄弱，且民众对沙俄征税与征兵普遍不满。

这份情报于1903年底送达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并被转交参谋本部。它强化了日本“北守南进”战略的信心——即集中力量争夺朝鲜与满洲，暂不与俄国在中亚正面冲突。更重要的是，报告指出“可利用蒙古王公对俄不满，策动其倾向日本”，这一思路直接影响了战后日本对内蒙古的渗透政策。

战后，大谷光瑞更借机扩大在满蒙的布教所，将其发展为常设情报站。例如，1906年在奉天（沈阳）设立的“满洲布教院”，表面从事慈善与教育，实则监控清廷东三省总督府动态及俄国残余势力活动。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趁乱取利”战略

1914年一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视之为扩张良机。大谷光瑞迅速调整策略，提出“趁乱取利，经营大陆”的方针。

1.对德情报配合

日本对德宣战后，目标直指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青岛。大谷光瑞指令上海、青岛布教所僧侣收集德军防御工事、港口设施及华人雇员情绪。这些情报虽非决定性，但为日军登陆作战提供了辅助参考。

2.策动“满蒙独立运动”

更为关键的是，大谷光瑞深度介入日本支持的“满蒙独立运动”。1915年，他通过西本愿寺蒙古布教使田中久重，联络内蒙古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承诺提供资金与武器，助其“脱离北京政府，建立亲日自治政权”。

大谷光瑞亲自起草《满蒙自治方案》，主张：“以佛教为纽带，联合蒙、藏、回各族，共建反汉联盟，由日本担任保护者。”该方案虽未立即实现，但成为日后关东军“满洲国”构想的雏形。

3.中亚情报升级

一战期间，俄国陷入革命，中亚出现权力真空。大谷光瑞于1916年派遣橘瑞超第四次赴新疆，任务明确为：“评估布尔什维克影响、英俄势力消长、地方军阀态度”。橘瑞超在报告中建议：“可扶植杨增新为代理人，阻止苏俄南下，确保帝国西北侧翼安全。”

此建议被外务省采纳，日本开始向新疆提供有限军援，开启对华“分而治之”的长期策略。

（四）与军部及右翼势力的深度勾连

大谷光瑞的情报活动之所以高效，关键在于其与日本军政核心圈的紧密联系。

1.陆军参谋本部

自1910年起，大谷光瑞与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建立定期联络机制。他每年受邀参加“大陆形势恳谈会”，就中国西北、蒙古、西藏局势发表意见。1920年代，参谋本部甚至为其探险队提供军用望远镜、测距仪及密码本。

尤为关键的是，大谷收集的中亚地图与民族志资料，被编入陆军大学“对华作战参考教材”。例如，1931年版《支那兵要地志》中关于新疆部分，大量引用野村荣三郎的测绘数据。

2.黑龙会与右翼网络

大谷光瑞与头山满、内田良平为首的黑龙会关系密切。黑龙会主张“亚洲门罗主义”，鼓吹日本领导亚洲对抗西方，与大谷的“佛教亚洲主义”高度契合。

1918年，大谷光瑞资助黑龙会在上海设立“东亚同文书院”分校，培养精通汉语的特务人才。该校学生常以“社会调查”为名，深入中国内地绘制地图、记录民情，其方法与大谷探险队如出一辙。

3.外务省“文装派”

外务省内部分为“武断派”即主张武力扩张派与“文装派”即主张文化渗透派。大谷光瑞是“文装派”的重要盟友。1921年，外务省设立“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大谷任评议员，主导对华文化输出项目，如资助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举办“日华亲善佛教大会”等。

这些活动表面促进学术交流，实则构建亲日舆论，削弱中国民族主义。例如，1924年他在北京举办的“西域文物展”，刻意强调“日本保存东方文明之功”，暗示中国无力守护自身遗产。

（五）九一八事变与全面侵华战争中的角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速侵华步伐，大谷光瑞的情报网络全面转入战时体制。

1.伪满洲国的文化

大谷光瑞是最早公开支持“满洲国”的宗教领袖之一。1932年，他亲赴新京（长春），主持“建国奉告法会”，宣称“满洲乃佛国净土，日本乃护法善神”。西本愿寺随即在伪满设立37所布教所，成为殖民统治的文化支柱。

更隐蔽的是，他指令龙谷大学学者编写《满洲佛教史》，虚构“满洲自古属日本文化圈”的历史叙事，为傀儡政权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

2.华北情报中枢

1933年后，大谷光瑞将北京布教所升级为“华北情报协调中心”。该中心不仅收集军事情报，还负责：

①监控抗日团体（如蓝衣社、救国会）；

②拉拢失意政客（如段祺瑞旧部）；

③渗透教育界，安插亲日教员。

1935年“华北自治运动”期间，该中心向关东军提供多份《华北民心分析报告》，主张“利用汉奸，分化中央与地方”，直接影响了土肥原贤二的策反策略。

3.战时物资与人员输送

全面抗战爆发后，西本愿寺利用其遍布华东、华中的寺院网络，协助日军后勤：

①寺院地下室用作药品、弹药临时仓库；

②僧侣以“慰问团”名义运送情报；

③龙谷大学毕业生被编入“翻译队”“宣抚班”，参与占领区治理。

据1938年陆军省档案记载，仅上海地区，西本愿寺系统每月提供有效情报逾200条，涵盖国军调动、难民流向、黑市物价等。

（六）情报活动的战略逻辑：软硬兼施的“总体战”思维

大谷光瑞的情报工作体现了一种典型的“总体战”思维——即战争不仅是军事对抗，更是文化、经济、心理的全面较量。他深谙“攻心为上”之道，其战略逻辑可概括为：

1.以文化掩盖政治：用佛经、文物、学术包装间谍活动，降低敌方戒心；

2.以宗教整合边缘群体：在蒙、藏、回、维吾尔等民族中传播净土真宗，制造“亲日离汉”倾向；

3.以学术建构话语权：通过控制西域研究，垄断对丝绸之路的解释权，塑造“日本乃东方文明正统继承者”形象；

4.以经济绑定地方势力：通过商业合作（如新疆棉花、蒙古羊毛），培植代理人。

这种“文装的武备”策略，使大谷光瑞成为日本帝国扩张中不可或缺的“软实力操盘手”。

（七）小结：超越传统间谍的“战略特务”

综上所述，大谷光瑞的情报活动远超一般间谍范畴。他不是传递密码或刺杀要员的战术执行者，而是设计战略框架、构建长期网络、输出意识形态的“战略特务”。他将宗教、学术、商业、外交熔铸为一套复合型帝国工具，在近半个世纪中持续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

其最危险之处在于：他的行动始终披着“文明”“和平”“学术”的外衣，使得受害者难以识别，国际社会亦难谴责。直至今日，许多关于他的叙述仍停留在“探险家”“收藏家”层面，而其作为帝国主义帮凶的本质被有意无意地淡化。

五、在中国的间谍网络与政治操作

（一）网络架构：三层嵌套的情报—政治体系

大谷光瑞在中国的情报与政治操作并非零散活动，而是依托西本愿寺“海外开教”体系，构建了一个三层嵌套式网络：

1.表层：宗教与文化机构

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奉天、大连、青岛、南京、杭州等地的“布教所”“佛教联合会”“日华亲善协会”等。这些机构公开从事讲经、赈灾、办学、文物展览等活动，吸引地方士绅、知识分子与宗教人士参与，营造“亲善”形象。

2.中层：商业与社会联络点

通过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东亚同文书院、华侨商会等渠道，渗透经济与教育领域。西本愿寺僧侣常以“文化顾问”“贸易代表”身份活动，收集工商情报、结交地方精英，并为上层政治操作提供资金与人脉支持。

3.核心：秘密政治协调组

由大谷光瑞直接指派的亲信如橘瑞超、小栗栖香顶、田中久重等组成，负责与军阀、政客、汉奸进行密谈，传递政策信号，策动分裂行动，甚至参与政权更迭策划。该层级严格保密，通信使用密码，会面多在寺院密室或日本领事馆内进行。

这种“明暗结合、软硬兼施”的结构，使大谷系统既能长期潜伏，又能在关键时刻精准发力。

（二）早期布局：辛亥革命与袁世凯时期的渗透（1911–1916）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陷入权力真空。大谷光瑞敏锐意识到这是介入中国政治的良机。

1.与袁世凯集团的秘密接触

1912年，大谷光瑞派遣其心腹小栗栖香顶常驻北京。小栗栖表面是西本愿寺北京布教所所长，实为政治联络官。他通过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多次秘密会见袁世凯亲信梁士诒、杨度等人，试探袁氏对日态度。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政府陷入内外交困。大谷光瑞授意小栗栖向袁传递“若接受部分条款，日本可助其称帝”的暗示。尽管无直接证据表明大谷参与“洪宪帝制”策划，但其布教所成为日方与帝制派沟通的非正式渠道。

更关键的是，大谷系统在此期间绘制了《华北军政要人关系图》，详细记录各派系立场、亲日程度及可收买对象，成为日后日本对华“分而治之”策略的基础数据库。

2.策动蒙古王公离心

1913年，外蒙古宣布“独立”，内蒙古王公亦蠢蠢欲动。大谷光瑞通过西本愿寺在库伦（乌兰巴托）、张家口的布教点，向喀喇沁、科尔沁等部王公提供资金、武器及政治承诺，鼓动其“脱离北京，共建蒙日同盟”。

1915年《中俄蒙协约》签订后，内蒙古未被允许自治。大谷光瑞立即调整策略，转而支持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德王），为其提供赴日考察机会，并安排黑龙会头山满与其密谈。这一关系链最终在1930年代发展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核心班底。

（三）北洋混战时期：扶植代理人与制造分裂（1916–1928）

北洋军阀割据时期，中央权威瓦解，为日本干涉提供广阔空间。大谷光瑞采取“多头下注、择强扶持”策略。

1.与奉系张作霖的合作与博弈

张作霖控制东北后，日本既想利用又欲控制。大谷光瑞一方面通过奉天布教所向张提供“文化支持”如资助修建寺庙、举办法会等，另一方面暗中收集其与苏联、英美接触的情报。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大谷系统向关东军提供直系将领冯玉祥“可能倒戈”的情报，促使日本决定支持奉系。战后，西本愿寺在哈尔滨、长春增设布教所，强化对北满渗透。

然而，当张作霖试图摆脱日本控制时，大谷光瑞立即转向其对手。1928年皇姑屯事件前，大谷系统已向参谋本部提交多份报告，称“张已不可控，宜速除之”。尽管无证据表明他直接参与刺杀，但其情报为关东军行动提供了“正当性”依据。

2.策动“华北自治”雏形

早在1920年代，大谷光瑞即提出“华北特殊化”构想。他通过天津布教所联络直隶地方士绅，散布“中央无力保护华北，唯赖日本维持秩序”的舆论。

1926年，他资助出版《华北危局与日本责任》一书，主张“设立华北缓冲区，由中日共管”。此论调成为1935年“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的思想先导。

（四）全面侵华前夜：华北情报中枢的战时转型（1931–1937）

九一八事变后，大谷光瑞将中国业务全面军事化。

1.北京“华北协调中心”的成立

1933年，大谷光瑞指令橘瑞超坐镇北京，整合华北所有布教所资源，成立“华北佛教联络委员会”实为情报协调中心。该中心下设：

①政治组：监控国民政府驻平津机构、抗日团体；

②民族组：联络回族、蒙古族领袖，煽动民族矛盾；

③经济组：调查华北粮食、煤炭、棉花储备，为日军掠夺提供清单；

④宣传组：编印《东亚新秩序》《日华亲善月刊》等刊物，散布亲日言论。

据1936年日本外务省档案，该中心每月向东京发送加密电报30余封，内容涵盖宋哲元二十九军布防、学生抗日运动、平津金融波动等。

2.操控“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1935年，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大谷系统深度参与：

①提供初始资金（通过三井物产转账）；

②安排日本顾问入驻其“政务厅”；

③利用布教所网络为其招募基层办事员。

更隐蔽的是，大谷光瑞授意龙谷大学教授撰写《冀东自治合法性研究》，从“历史”“民族”“国际法”三方面论证其正当性，报送国联以混淆视听。

（五）汪伪政权时期：宗教与政治背书（1938–1945）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谷光瑞将重心转向扶持傀儡政权。

1.支持汪精卫“和平运动”

1939年，汪精卫自重庆出逃，筹备建立伪政权。大谷光瑞立即表态支持，并于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当日，发表《致汪主席书》，称其“承佛祖慈悲，救苍生于水火”。

他亲自策划“中日佛教大会”，邀请伪政权高官与日本僧侣共同“祈愿东亚和平”，将宗教仪式转化为政治工具。

2.构建伪政权宗教控制体系

在大谷推动下，汪伪政权设立“中华佛教总会”，由亲日僧人太虚（初期）及圆瑛（后期被迫合作）挂名，实权掌握在西本愿寺派遣的“指导僧”手中。该会任务包括：

①监控全国寺院动向；

②禁止僧侣参与抗日活动；

③推广“日华一体”教义。

1942年，大谷光瑞更促成汪伪教育部将《净土真宗入门》列为中学选修教材，试图从思想上改造青年一代。

3.利用文物进行政治交易

1941年，大谷光瑞以“促进日华文化融合”为名，将部分大谷收集品“借展”于南京伪中央博物院。展览开幕式上，他宣称：“这些文物本属东亚共有，今归还中华，彰显大东亚共荣之实。”

此举既美化掠夺历史，又为汪伪政权披上“文化复兴”外衣，堪称典型的政治表演。

（六）典型案例：大谷系统如何操作一个地方政变

以1936年“绥远事件”为例，可清晰看到大谷网络的操作逻辑：

1.前期渗透：自1930年起，西本愿寺在归绥（呼和浩特）设布教所，与德王建立联系；

2.情报收集：1935年，报告傅作义兵力薄弱、民众厌战；

3.策动分裂：1936年初，大谷亲信田中久重赴百灵庙，承诺提供武器与资金，助德王成立“蒙古军政府”；

4.舆论配合：龙谷大学学者发表《蒙古自决权论》，为分裂提供理论支持；

5.战后善后：绥远抗战失败后，协助德王退入察哈尔，重组“蒙疆政权”。

整个过程环环相扣，宗教、学术、情报、军事无缝衔接。

（七）小结：以袈裟为幕布的政治操盘手

大谷光瑞在中国的活动，绝非被动适应局势，而是主动设计、长期布局、精准干预的政治工程。他深谙中国社会的裂隙——军阀割据、民族矛盾、中央虚弱、文化自卑——并以此为杠杆，撬动整个国家的走向。

他的最大“成功”在于：让许多合作者如地方士绅、失意政客、甚至部分僧侣相信，与日本合作是“救国”“保民”“弘法”的正当选择。这种意识形态迷惑性，使其破坏力远超军事侵略。

然而，历史终将清算。1945年日本战败后，大谷光瑞的中国网络迅速崩塌，其代理人或被处决，或遭唾弃。但他所造成的政治撕裂与文化创伤，至今仍有回响。

六、战时角色与战后命运

（一）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最后布局（1941–1945）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进入“总体战”状态。大谷光瑞虽已65岁，但仍被军部视为“精神动员”与“文化统合”的关键人物。他迅速调整策略，将西本愿寺全面纳入战时体制。

1.“大东亚佛教同盟”的构建

1942年，在日本文部省与大政翼赞会支持下，大谷光瑞牵头成立“大东亚佛教同盟”，总部设于京都西本愿寺。该组织名义上旨在“联合亚洲佛教徒，共建和平新秩序”，实则为日本军国主义提供宗教合法化。

同盟成员包括：

①中国汪伪政权“中华佛教总会”；

②伪满洲国“满洲佛教总会”；

③菲律宾、缅甸、马来亚等地亲日佛教团体；

④印度“印度独立联盟”中的佛教代表（如拉苏·比哈尔）。

大谷光瑞亲自起草《大东亚佛教宣言》，宣称：“西洋以炮舰征服，东洋以慈悲感化。今日本承佛祖遗志，领导亚洲诸族，共驱白人殖民者。”此类话语被广泛用于对东南亚占领区的宣传，试图消解当地民众的抵抗意志。

2.情报网络向南洋延伸

随着日军南下，大谷系统迅速跟进。1942–1943年，西本愿寺向新加坡、仰光、马尼拉派遣“慰问僧团”，表面是安抚侨民、举办法会，实则：

①收集盟军动向与当地游击队情报；

②监控华侨抗日活动；

③协助日军实施“思想矫正”。

例如，在新加坡，布教所僧侣协助宪兵队甄别“反日分子”，提供华侨社团内部关系图；在缅甸，他们与巴莫傀儡政府合作，推动“缅日佛教亲善运动”，削弱英国殖民遗产影响。

3.文物作为战时外交工具

大谷光瑞深知其收藏的政治价值。1943年，他主动将部分中亚文书“借展”于东京“大东亚文化博览会”，并发表演讲称：“这些千年佛典，证明东亚文明同源，唯日本能守护之。”此举意在强化“日本乃亚洲文明正统继承者”的叙事，服务于“共荣圈”意识形态。

更隐蔽的是，他通过龙谷大学学者，编纂《西域佛教与日本精神》一书，论证“净土真宗乃丝路佛教之正脉”，为日本统治中亚提供“历史依据”。

（二）战败前夕的危机应对（1944–1945）

1944年后，战局急转直下。大谷光瑞开始为战后生存布局。

1.销毁敏感档案

1945年3月，美军空袭加剧。大谷光瑞下令西本愿寺“海外事务局”焚毁所有涉及情报活动、政治操作、资金往来的原始文件。据幸存职员回忆，连续三日夜间焚烧文件，灰烬堆高达两米。

仅保留“学术性”“宗教性”记录，如探险日记、文物目录、法会程序等，以备日后辩解。

2.切割与军部关系

他主动辞去“大东亚佛教同盟”会长职务，改由年轻僧侣代理；同时停止所有海外布教活动，宣称“回归纯粹信仰”。此举旨在制造“宗教中立”假象，避免被列为甲级战犯嫌疑人。

3.转移文物资产

预感到盟军可能追索掠夺文物，大谷光瑞于1945年初将部分精品从京都转移至奈良深山寺院藏匿，并伪造“战前已捐赠”记录。旅顺、首尔所藏文物则因日本失去控制权而无法处置，成为日后国际争议焦点。

（三）战后初期：被调查但未被起诉（1945–1948）

日本投降后，盟军最高司令部（GHQ）启动战犯调查。大谷光瑞因其显赫身份被列入“宗教界重点审查对象”。

1.GHQ的初步调查

1946年，GHQ民政局宗教科对其展开问询。大谷光瑞提交书面陈述，强调：

①所有探险均为“纯学术目的”；

②海外布教“仅传播佛法，不涉政治”；

③与军部“仅有礼节性往来，无实质合作”。

他出示经筛选的“学术出版物”与“慈善记录”，成功塑造“文化人”形象。GHQ当时重心在追究军事与政治战犯，对宗教人物持谨慎态度，加之缺乏直接证据（因档案已被毁），最终未将其列入起诉名单。

2.中国方面的追责努力

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与中央研究院联合提出《追索大谷掠夺文物及追究其侵华责任建议书》，要求：

①归还全部大谷收集品；

②将大谷光瑞列为乙级战犯引渡受审。

但因内战爆发，国民政府无暇顾及，此事不了了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亦因外交孤立未能推进。

3.利用冷战格局脱罪

1947年后，美国对日政策从“惩罚”转向“扶植”，以对抗共产主义。大谷光瑞敏锐抓住这一转折。

他通过龙谷大学与美国哈佛、耶鲁等校建立“东方学交流”项目，将大谷收集品包装为“人类共同文化遗产”，邀请西方学者研究。此举成功将焦点从“掠夺”转向“保存”，赢得学术界同情。

1948年，他在京都举办“西域文明与世界和平”国际研讨会，美国驻日文化参赞出席致辞，称其“为东方学作出不可磨灭贡献”。至此，其“战犯”嫌疑彻底洗白。

（四）晚年生活与历史遗忘（1948）

1948年10月5日，大谷光瑞病逝于神户，享年71岁。日本政府未予官方悼念，但西本愿寺为其举行盛大葬礼，称其为“近代佛教复兴之巨匠”。

值得注意的是，其临终前口述《自叙传略》，通篇只提探险、学术、弘法，对情报、政治、战争责任只字未提。该文本成为后世研究其生平的主要依据，进一步固化“学者僧侣”形象。

（五）战后文物归属与历史争议

大谷收集品的命运折射出战后东亚秩序的复杂性：

1.日本国内：主体藏于京都龙谷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被视为“国宝级学术资产”；

2.中国：长期无法接触原件，直至1980年代才通过影印本开展研究；

3.韩国：首尔所藏部分于1960年代归还日本，引发韩国民间抗议；

4.欧美：哈佛、大英博物馆所藏，至今未被追索。

2000年后，中国学者多次呼吁日本归还文物，但日方以“合法购入”“学术共享”为由拒绝。大谷光瑞的“文化贡献”叙事，仍主导着主流话语。

（六）小结：一个成功逃脱历史审判的帝国代理人

大谷光瑞的一生，是近代日本“文装的武备”战略的缩影。他以袈裟为幕布，以佛经为密码，以文物为武器，在近半个世纪中深度参与日本对华侵略与亚洲扩张。然而，凭借精心策划的档案销毁、形象重塑与冷战机遇，他成功规避了历史审判，甚至以“文化巨人”身份载入史册。

这种“脱罪机制”本身，就是帝国主义遗产的一部分——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清算，不仅在于军事失败，更在于能否戳穿那些披着文明外衣的侵略逻辑。

七、历史评价与争议

（一）“探险家”叙事的形成与传播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大谷光瑞在国际学术界和公众认知中，主要被塑造为“东方探险家”“佛教文化使者”或“日本的斯坦因”。这一形象的建构有其深刻的历史与政治根源。

首先，西方汉学界的接受机制起到了关键作用。20世纪初，欧洲学者如沙畹、伯希和虽对大谷收集品的来源存疑，但出于学术便利，仍积极整理出版其文书。1920年代起，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法国《亚洲学报》等权威刊物多次刊登大谷探险成果，将其纳入“西域学”正统谱系。这种学术认可，无形中赋予其活动以合法性。

其次，战后日本学界的自我辩护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叙事。1950–1970年代，日本东洋史学界主流强调“学术无国界”，将大谷探险与军国主义切割。龙谷大学于1960年设立“大谷探险队资料室”，出版《大谷文书集成》30卷，序言中称：“彼辈怀求道之心，涉流沙万里，非为利，非为权，唯为真理。”此类话语刻意忽略其情报背景，将复杂政治行为简化为“个人求知欲”。

再者，冷战格局下的文化外交需求也助推了“去政治化”解读。1960年代后，日本政府推动“文化输出”战略，大谷收集品被作为“日中友好历史见证”用于展览。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丝绸之路与日本”特展，大谷文物被置于“文明交流”框架下展示，其掠夺性质被彻底淡化。

（二）中国学界的批判性重构

与日本和西方不同，中国学界自始即对大谷光瑞持高度警惕与批判态度。

早在1930年代，向达、陈垣等学者就指出：“大谷之行，名为求法，实为窥边。”19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官方史学明确将其定性为“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196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文物罪行录》，专章揭露大谷三次探险的掠夺细节。

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学界在重新接触国际学术的同时，亦开始系统性地解构“探险家”神话。荣新江、林梅村、王冀青等学者通过比对中、日、英档案，揭示：

①大谷探险队未获清政府任何许可；

②其路线与日军战略方向高度重合；

③文物获取多通过贿赂、欺骗甚至暴力手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后，随着《日本外务省外交文书》《陆军参谋本部机密档案》等史料公开，中国研究者得以证实大谷与军部的情报协作关系。例如，王立群（2015）利用京都西本愿寺未公开日记残页，首次披露1910年大谷曾向参谋本部提交《新疆可乘之机十策》，明确提出“扶植回部，牵制汉官”。

这些研究逐渐扭转了公众认知，使“大特务”形象在中国成为主流。

（三）韩国与中亚国家的视角

在韩国，大谷光瑞同样被视为殖民帮凶。因其部分文物经朝鲜转运并暂存京城（今首尔），战后韩国独立运动人士多次要求归还。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签订时，韩方曾提出文物返还议题，但被日方以“私人收藏”为由拒绝。至今，韩国学界仍将大谷系统在朝鲜的布教活动视为“文化同化政策”的一环。

在中亚，尤其是新疆、内蒙古地区，民间记忆中大谷光瑞常与“挖宝贼”“洋和尚”等负面形象关联。尽管缺乏系统学术研究，但地方志与口述史中多有记载其雇人炸墓、切割壁画、哄骗村民出售祖传文书等行为。近年来，维吾尔、蒙古族知识分子亦开始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大谷活动的文化暴力本质。

（四）当代争议焦点

当前围绕大谷光瑞的争议集中于三大问题：

1.文物归属权

中国主张依据《海牙公约》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要求无偿归还大谷收集品。日本则坚持“合法取得”“学术共享”立场，仅同意提供高清数字副本。2019年，敦煌研究院与龙谷大学签署“合作研究协议”，被部分中国学者批评为“变相承认掠夺合法性”。

2.历史定性

日本右翼仍称大谷为“文化英雄”，而左翼与和平团体则呼吁将其列入“战争加害者”名单。2021年，京都某中学教材拟删去“大谷探险”内容，引发激烈争论，反映日本社会对殖民历史的认知分裂。

3.学术伦理

国际学界面临两难：是否应继续使用大谷收集品进行研究？部分学者主张“去污名化使用”，认为知识应超越来源；另一派则坚持“道德优先”，呼吁抵制未经合法转移的文物研究。哈佛大学2022年举办研讨会，专门讨论“掠夺文物时代的学术责任”，大谷案例成为核心议题。

（五）小结：多重镜像中的历史人物

大谷光瑞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历史观。在西方，他是“东方学先驱”；在日本，他是“文化功臣”；在中国，他是“文化特务”；在中亚，他是“盗宝者”。这种评价分裂，本质上是殖民与反殖民、记忆与遗忘、权力与正义之间持续博弈的体现。

唯有将他置于帝国主义扩张的整体结构中，才能看清其真实角色——不是孤立的“坏人”，而是体制化的“代理人”；不是偶然的“间谍”，而是必然的“产物”。

八、结语与参考文献

（一）结语：袈裟之下，帝国之影

大谷光瑞的一生，是近代日本国家主义与宗教扩张深度结合的典型案例。他以净土真宗门主之尊，行帝国特务之实；以佛经掩地图，以朝圣藏侦察，以学术包掠夺。他的“成功”，不在于个人才智，而在于精准把握了时代脉搏——在一个帝国崛起、文明碰撞、边疆崩解的时代，他将宗教、学术、资本、情报熔铸为一套高效的服务于国家扩张的复合工具。

然而，历史终有回响。尽管他本人逃脱了审判，但其行为造成的文化断裂、历史失忆与民族创伤，至今仍在延续。大谷收集品散落全球，中国学者需持护照赴四国才能研究本国文物；西北遗址因当年粗暴挖掘而永久损毁；“佛教亚洲主义”话语仍被某些势力挪用，为新形式的文化霸权张目。

今天重审大谷光瑞，不仅是为了清算过去，更是为了警惕未来——当“文化交流”成为“战略渗透”的遮羞布，当“学术无国界”掩盖“知识有权力”，我们是否还能识别那些披着文明外衣的帝国逻辑？

真正的历史正义，不在于摧毁雕像，而在于还原真相、修复记忆、重建伦理。唯有如此，丝绸之路才能真正成为文明对话之路，而非掠夺与遗忘之路。

（二）主要参考文献（精选）

1.中文文献：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

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大谷探险队之比较研究》，《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

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王立群：《大谷光瑞与日本对华情报活动（1902–1914）》，《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

中国文物学会编：《帝国主义劫掠中国文物罪行录》，文物出版社，1962年。

2.日文文献：

大谷光瑞：《兴亚论》，博文馆，1913年。

橘瑞超：《新西域记》，弘文堂，1936年。

龙谷大学编：《大谷文书集成》（全30卷），法藏馆，1984–2003年。

佐藤健一：《西本愿寺と満洲——宗教と帝国主義》，岩波書店，2008年。

小野寺拓也：《大谷探検隊と日本帝国》，東京大学出版会，2017年。

3.档案资料：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在華布教関係雑件》《西域探検関係一件》。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陸軍参謀本部機密戦時日誌》。

京都西本愿寺文书馆：《大谷光瑞日記（抄）》《海外開教審議会議事録》。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追索日掠文物档案（1946–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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