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引发的战争详情报告（三）

原创 李桂松等云阿云智库国家化债项目组

导读：本报告系统梳理历史上债务危机引发的战争案例，分析债务危机向战争演化的过程，从日本“殖产兴业”模式、俄乌代理人战争“援助绑定债务”等战争化债形式转向科技、金融更隐蔽非军事化发展趋势，并提出中国应对债务危机的战略路径，为全球债务治理提供历史镜鉴。全文共80700字，由北京云阿云智库国家化债项目组原创供稿。

云阿云智库国家化债项目组成员名单：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长

作者：李富松 | 北京云阿云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作者：李嘉仪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金融院长

作者：段小丽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公共关系总裁13811016198

云阿云智库全球合作

公共关系总裁：段小丽

联系电话：13811016198

联系邮箱：duanxiaoli2005@163.com

官方网站： http://yayqq.com

公司地址：中国•北京•西城

报告发布日期：2025 年 12 月6日

研究团队：云阿云智库国家化债项目组

报告关键词

债务危机、民生崩溃、债务豁免、银本位、殖产兴业、金本位、凡尔赛和约、以战解债、石油美元、债务违约、主权违约、债务货币化、美元霸权、代理人战争

云阿云智库报告核心观点

核心观点一：明朝财政危机的根源在于 “一条鞭法” 后货币体系对外依赖（西班牙白银输入），外部白银中断引发的 “银荒” 直接击穿财政底线。李自成 “均田免赋” 本质是债务豁免诉求，印证民生债务危机是内部动荡的核心导火索，而边军欠饷则为外部政权崛起提供可乘之机。

核心观点二：甲午战争是日本“以战解债”的主动选择：通过发行军事公债融资（占总军费 52%），以战争掠夺弥补黄金储备不足，实现金本位转型与债务核销。典型的“殖产兴业”模式。

核心观点三：代理人战争是“以战护债”的核心手段：乌克兰危机中通过“援助绑定债务”强化控制，中东战争中以石油美元巩固美元地位，确保全球资本持有美债。

核心观点四：债务危机引发战争的本质是“资源分配失衡的暴力解决”，六大案例印证“和平化解渠道缺失则冲突必然发生”的历史规律。

核心观点五：未来冲突形态向非军事化演进：金融战（制裁 / 资产冻结）与科技战（技术封锁削弱偿债能力）将成为债务冲突的主要形式

目录

一、引言：债务危机与战争的关联逻辑

二、中国明朝财政危机与战争爆发

三、日本明治维新债务危机与中日甲午战争

四、二战前夕德国债务危机与战争扩张

五、阿根廷债务危机与马岛战争

六、委内瑞拉债务危机与社会动荡

七、美国债务霸权与代理人战争

八、债务危机引发战争的共性传导机制

九、历史启示与当代应对策略

十、未来趋势预判与风险提示

十一、结论及建议

六、委内瑞拉债务危机与社会动荡

（二）债务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与武装冲突：从“民生崩溃” 到 “治理失序”

委内瑞拉债务危机的终极后果是 “社会系统崩溃”—— 民生资源枯竭引发民众抗议，外部干预激化政治对立，最终滋生武装冲突，形成 “债务危机 - 民生崩溃 - 政治动荡 - 武装冲突” 的完整传导链，其过程具有鲜明的“当代资源型国家危机”特征：

1. 民生崩溃：债务违约与“进口依赖”的致命叠加

委内瑞拉的民生崩溃并非单纯的“贫困问题”，而是“债务违约导致外汇耗尽 - 无法进口民生物资 - 基本生存权丧失” 的直接结果，其核心症结是“经济单一化”下的“进口依赖症”：

粮食短缺的“债务关联”：如前所述，委内瑞拉粮食自给率仅 30%，70% 依赖进口，而进口粮食需外汇支付。2017-2019 年外汇储备从 100 亿美元降至 80 亿美元，政府优先保障债务利息支付（2018 年支付 25 亿美元），压缩民生进口 —— 粮食进口从 2014 年的 20 亿美元降至 2018 年的 8 亿美元，导致粮食短缺率达 80%，2019 年约 500 万人（占总人口 18%）面临 “严重饥饿”，儿童营养不良率从 2014 年的 10% 升至 2019 年的 30%。联合国报告显示，2017-2019 年委内瑞拉有 300 万人因饥饿逃离国境，形成 “饥饿难民潮”。

药品短缺的“致命后果”：药品进口依赖度 90%，2017-2019 年药品进口从 10 亿美元降至 3 亿美元，药品短缺率达 90%，抗生素、抗癌药、疫苗等基本药品完全断供。2018 年委内瑞拉疟疾发病率较 2014 年增长 300%，新生儿死亡率增长 50%，民众因 “无药可医” 死亡的案例占总死亡人数的 15%，民生领域陷入 “人道主义危机”。

公共服务的“全面瘫痪”：债务危机导致政府无力维持公共服务 ——2018 年电力系统因缺乏维修资金（需进口设备）频繁停电，首都加拉加斯日均停电 8 小时；自来水系统因管道老化（无资金更换），70% 的居民无法获得清洁饮用水；公共交通因燃油短缺（石油出口优先，国内供应不足）停运，城市功能基本瘫痪。

2. 抗议升级：从“和平请愿”到“暴力冲突”

民生崩溃点燃民众不满，2017 年起抗议活动从“零星请愿”升级为 “全国性暴力冲突”，其背后是“政府镇压 - 反对派煽动”的对立激化：

抗议的“规模与诉求”：2017 年全国爆发抗议活动超 500 次，参与人数累计达 300 万人次，核心诉求从 “解决粮食短缺” 逐步升级为 “马杜罗政府下台”。抗议形式从 “和平游行” 转向 “路障封锁”“焚烧政府建筑”，首都加拉加斯、第二大城市马拉开波成为冲突核心区域。

暴力冲突的“转折点”：2017 年 5 月，政府推出“宪法改革公投”（试图扩大总统权力），引发反对派大规模抵制，抗议活动首次出现致命暴力 —— 警方使用催泪弹、橡皮子弹镇压，民众投掷 Molotov 鸡尾酒反击，当月造成 43 人死亡。2018 年总统选举（马杜罗胜选，反对派称 “选举舞弊”）后，冲突进一步升级，2018 年全年死亡人数达 120 人，受伤超 2000 人。

反对派的“角色与外部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以瓜伊多为代表）在抗议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社交媒体号召民众 “非暴力抵抗”，同时寻求外部支持 ——2019 年 1 月，瓜伊多宣布成立 “临时政府”，美国、欧盟、拉美多国迅速承认，为其提供资金（美国援助 5000 万美元）、舆论支持，加剧了国内政治分裂。

3. 外部干预：美国制裁与“债务绞杀”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系统性制裁”并非单纯的“政治施压”，而是通过 “切断外汇来源 - 冻结海外资产 - 阻碍债务重组”的“债务绞杀”策略，加剧危机并试图颠覆政权，成为冲突升级的重要外部因素：

石油制裁：切断核心外汇来源：2018 年 8 月，美国对委内瑞拉石油出口实施全面制裁，禁止美国企业进口委内瑞拉石油（此前美国占委内瑞拉石油出口的 40%），冻结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在美国的资产（约 70 亿美元）；2019 年进一步扩大制裁，禁止第三国企业与 PDVSA 交易，否则面临美国次级制裁。制裁导致委内瑞拉石油出口从 2017 年的 200 万桶 / 日降至 2020 年的 30 万桶 / 日，石油出口收入从 280 亿美元降至 30 亿美元，彻底丧失偿债与民生进口能力。

资产冻结：阻碍债务重组：美国冻结委内瑞拉海外资产（包括黄金、银行存款、企业股权）超 100 亿美元，其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 15 亿美元黄金储备被冻结，导致委内瑞拉无法用黄金兑换外汇偿还债务；同时禁止国际金融机构（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参与委内瑞拉债务重组，使委内瑞拉丧失通过 “债务展期”“利息减免” 缓解压力的可能，只能在 “违约 - 民生崩溃” 的死胡同中挣扎。

制裁升级与“毒品走私”关联：2025 年美国对委内瑞拉制裁进一步加码，前总统特朗普宣称已阻止委内瑞拉 85% 的海上 “毒品走私”，并计划启动陆地打击行动。这一表述实质是为扩大制裁、甚至动用军事手段制造舆论借口 —— 美国将反政府武装控制的边境走私活动与马杜罗政府 “挂钩”，试图以 “禁毒” 名义强化对委孤立，而制裁升级导致委内瑞拉合法外汇收入进一步萎缩，反政府武装通过走私石油、毒品获取资金的动力更强，形成 “制裁 - 非法贸易 - 武装冲突” 的恶性循环。

4. 武装冲突：治理真空与“资源割据”的滋生

债务危机导致的“政府治理能力瘫痪” 与“外部干预激化”，为武装冲突提供了 “土壤”，反政府武装以 “资源走私” 为资金来源，在边境地区形成 “割据势力”，使社会动荡升级为 “低烈度内战”：

武装团体的“崛起与资金链”：2020-2023 年，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边境地区崛起 10 余支反政府武装（如 “民族解放军”“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dissident 分支”），这些武装通过控制边境石油走私通道（将委内瑞拉原油以低于国际市场价 30% 的价格卖给哥伦比亚中间商）、毒品贩运获取资金，年均走私收入超 5 亿美元。2022 年奥里诺科河流域冲突中，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军为争夺石油开采权爆发激战，造成 500 人死亡，10 万人流离失所。

政府治理的“真空地带”：债务危机导致政府军装备更新停滞（2017-2023 年军费支出从 40 亿美元降至 8 亿美元），边境地区警力不足（每 100 平方公里仅 1 名警察），反政府武装趁机控制 20% 的边境领土，建立 “平行治理体系”—— 自行收取石油走私税、发放 “通行证”，甚至与当地民众签订 “保护协议”，形成 “国中之国”。2023 年联合国调查显示，边境地区 60% 的民众认为 “武装团体比政府更能保障安全”，政府合法性进一步流失。

冲突的“国际化风险”：反政府武装的跨境活动引发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的边境摩擦 ——2023 年哥伦比亚军方以 “打击走私” 为名越境打击武装分子，导致委内瑞拉军方强烈反击，两国边境关闭 3 个月，拉美地区地缘风险上升。这印证了 “资源依赖型国家债务危机易外溢为地区冲突” 的规律，对全球地缘安全构成威胁。

（三）委内瑞拉案例的当代启示：资源型国家的 “破局之道” 与全球治理镜鉴

委内瑞拉债务危机与社会动荡的案例，是当代资源型国家 “单一经济结构陷阱” 的典型样本，其 “石油繁荣 - 债务扩张 - 油价下跌 - 违约崩溃 - 动荡冲突” 的演化路径，为发展中国家治理、国际债务合作、地缘风险防控提供了三重核心启示，尤其对我国 “一带一路” 资源合作具有直接实操价值：

1. 资源型国家的“结构破局”：从“单一依赖”到“多元造血”

委内瑞拉的核心教训是“将国家命运系于单一资源”，资源型国家必须在繁荣期推动 “经济多元化”，建立 “抗风险偿债体系”：

繁荣期的“战略储备与产业投资”：高资源价格周期是 “破局” 的关键窗口，需建立 “资源收入 stabilization 基金”（如挪威石油基金，将 50% 的石油收入用于海外投资），同时定向投入非资源产业。委内瑞拉 2010-2014 年石油收入年均 900 亿美元，若将 30%（270 亿美元 / 年）投入农业、制造业，可使粮食自给率维持在 70% 以上、制造业占 GDP 比重提升至 25%，避免 “进口依赖症”。而其实际仅将 7% 的石油收入用于产业升级，错失转型时机。

债务结构的“去美元化与长期化”：避免委内瑞拉 “90% 美元债务、35% 短期债务” 的致命错配，资源型国家应推动 “本币计价债务 + 长期低息债务” 组合。如我国与俄罗斯的石油合作采用 “人民币结算 + 20 年长期协议”，既降低美元波动风险，又匹配石油项目的收益周期（通常超过 15 年）；2024 年委内瑞拉与金砖国家合作发行 10 亿美元 “石油币” 债券（以石油储备为抵押，人民币计价），为 “资源货币化” 提供了新探索。

福利政策的 “可持续边界”：高福利需与生产能力匹配，委内瑞拉 “高福利 - 低生产” 模式导致财政透支，而挪威通过 “高福利 + 高投资 + 高储蓄” 实现平衡 —— 将石油收入的 40% 用于福利，30% 用于产业投资，30% 存入基金，使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同步。资源型国家应建立 “福利支出与 GDP 增速挂钩机制”，避免 “寅吃卯粮”。

2. 债务危机的“防控与化解”：内外协同的“安全网”构建

委内瑞拉的违约崩溃表明，资源型国家需建立 “内生防控 + 外部协作” 的债务安全网，避免危机升级为社会动荡：

内生防控的“核心指标监测”：建立 “资源价格 - 外汇收入 - 债务偿付” 联动监测体系，设置 “三重预警线”—— 当资源价格下跌超 30%、外汇储备 / 短期外债＜1、偿债率＞25% 时，立即启动 “债务预警响应”，包括暂停非必要支出、推动债务重组、限制短期举债。如 2024 年委内瑞拉经济虽增长 9%，通胀降至 24%，但石油收入仍占财政的三分之二，短期外债 / 外汇储备达 0.8，仍需警惕油价波动风险。

外部协作的 “多元融资渠道”：避免依赖欧美资本市场，积极拓展 “南南合作” 融资渠道。委内瑞拉 2017 年后被欧美资本市场拉黑，但通过与中国、俄罗斯的 “石油换贷款” 合作（累计获得 120 亿美元贷款，以未来石油出口偿还），获得了必要的民生进口资金；2025 年其原油日产量恢复至 103.1 万桶，部分得益于金砖国家的投资支持，印证了 “多元融资” 对债务危机国家的重要性。

债务重组的“主动前置”：在危机初期主动启动重组，而非拖延至违约。委内瑞拉 2015 年已显现违约迹象，但直至 2017 年才宣布暂停偿债，错失重组良机；而 2022 年加纳在债务 / GDP 达 85%、偿债率 30% 时，主动与中、法等债权国协商重组，成功减免 30% 本金，避免了社会崩溃。资源型国家应建立 “债务重组前置协商机制”，在风险显现时及时与债权人沟通。

3. 地缘风险的“防控与外溢治理”：破解“制裁 - 冲突” 循环

委内瑞拉“外部制裁加剧危机、危机滋生冲突” 的教训，为全球地缘治理提供了重要警示，需从 “制裁规范、冲突预防、区域协作” 三方面入手：

规范 “制裁行为” 的国际准则：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全面制裁” 违反 “人道主义原则”，导致 300 万人饥饿逃亡，国际社会需推动制定 “负责任制裁准则”—— 禁止针对粮食、药品等民生领域的制裁，禁止冻结用于债务重组的海外资产，避免 “制裁沦为政治工具”。2025 年美国取消对委内瑞拉石油制裁豁免，直接影响其外汇收入与居民生计，被批 “无视人道主义后果”，进一步凸显准则缺失的危害。

冲突预防的 “治理能力建设”：国际社会应向债务危机国家提供 “治理能力支持”，而非单纯施压。如联合国可设立 “资源型国家治理援助基金”，帮助其完善边境管控、打击非法走私、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我国在 “一带一路” 合作中，可将 “能力建设” 纳入项目包，如为资源国培训海关人员、提供边境监控设备，帮助其防范 “治理真空” 引发的冲突。

区域协作的“风险联防机制”：资源型国家集中的地区（如拉美、非洲）应建立 “债务 - 冲突” 联防机制，通过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政策协调防控风险。如拉美国家可组建 “石油出口国债务协作联盟”，共同应对油价波动，集体与债权人谈判；借鉴东盟 “防务安全合作” 模式，建立边境联合巡逻机制，打击跨境武装走私，避免冲突外溢。

从云阿云智库的战略视角看，委内瑞拉案例是“全球经济体系不平等” 的缩影 —— 资源型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价格被动接受者” 地位，美元霸权使其易受外部货币政策冲击，而欧美制裁进一步加剧了危机。我国提出的 “全球发展倡议”“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正是为资源型国家提供 “非霸权化” 的发展路径：通过 “石油换基建”“本币结算” 等合作模式，帮助其获得可持续的发展资金；通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机构，提供不附加政治条件的贷款，避免其陷入 “美元债务陷阱”；通过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降低资源型国家对单一货币的依赖。这既是对委内瑞拉教训的深刻回应，也是构建 “公平合理、合作共赢” 全球经济秩序的必然选择，更是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所在。

七、美国债务霸权与代理人战争

（一）美国债务霸权的形成与演变：制度设计与货币特权的双重支撑

美国债务霸权并非单纯的 “债务规模扩张”，而是建立在 “布雷顿森林体系遗产 - 美元石油绑定 - 全球资本循环” 之上的制度性霸权，其核心是通过 “货币特权稀释债务成本，通过债务扩张支撑霸权，通过战争维护货币特权”，形成自我强化的闭环。从演变逻辑看，可拆解为 “制度奠基 - 规模扩张 - 工具化运作” 三大阶段：

1. 债务霸权的制度根基：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石油美元

美国债务霸权的起点是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该体系确立了 “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 的双挂钩机制，为美元成为全球核心储备货币奠定基础；1971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通过 “石油美元” 协议重构霸权根基，形成债务扩张的制度保障：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储备货币红利”：1946 年美国黄金储备占全球 75%（约 2.1 万吨），凭借 “美元 = 黄金” 的信用，美国国债成为全球最安全的资产。1946-1971 年，美国国债规模从 1 万亿美元增至 3.2 万亿美元，债务 / GDP 比率从 118% 降至 35%，核心原因是全球对美元储备的需求（各国为维持汇率稳定需增持美债），使美国可低成本举债。这一阶段，美债本质是 “全球储备资产”，而非单纯的 “政府债务”，为后续债务扩张埋下制度伏笔。

石油美元的“霸权重构”：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美国与沙特达成 “石油美元” 协议 —— 沙特石油出口仅用美元结算，所得美元用于购买美债；美国则为沙特提供军事保护、武器出售支持。这一模式迅速推广至 欧佩克 成员国，1975 年全球 60% 的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2023 年仍维持在 58%。石油美元形成 “石油交易 - 美元流入 - 购买美债” 的循环：2023 年 欧佩克 国家持有美债超 1.2 万亿美元，其中沙特持有 1100 亿美元、阿联酋持有 800 亿美元，成为美债的 “稳定买家”，支撑美国债务规模从 1971 年 3.2 万亿美元增至 2000 年 5.6 万亿美元。

2. 债务规模扩张的路径与驱动因素

1946-2024 年，美国国债规模从 1 万亿美元增至 34 万亿美元，增长 34 倍，债务 / GDP 比率从 118% 波动升至 130%，其扩张路径并非无序增长，而是与 “冷战军备、经济刺激、战争开支、危机应对” 四大驱动因素深度绑定：

冷战军备驱动（1946-1991 年）：为维持与苏联的军备竞赛，美国军费开支年均占 GDP 的 5%-8%（1960 年达 8.7%），1950-1991 年累计军费支出超 10 万亿美元，直接推高国债规模从 1 万亿增至 3.6 万亿美元。这一阶段，债务扩张具有 “战略防御属性”，通过债务支撑军事优势，遏制苏联扩张。

经济刺激驱动（1992-2007 年）：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 “减税 + 基建” 刺激经济，1998-2000 年虽短暂实现财政盈余，但 2001 年布什政府推出 “1.35 万亿美元减税计划”、2003 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后，财政赤字再度扩大，国债规模从 5.6 万亿增至 9 万亿美元。这一阶段，债务扩张与 “经济增长诉求” 结合，通过债务拉动内需，但也埋下房地产泡沫隐患（2008 年次贷危机源头）。

危机应对与战争开支叠加（2008-2020 年）：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三轮量化宽松（QE1-QE3），购买美债超 3 万亿美元，国债规模从 9 万亿增至 27 万亿美元；2020 年新冠疫情后，美国推出 4.8 万亿美元刺激计划，国债突破 30 万亿美元。同期，2001-2023 年反恐战争（阿富汗、伊拉克）累计耗资 8 万亿美元，占同期国债增量的 40%（从 5.8 万亿增至 31.4 万亿），形成 “危机应对 + 战争开支” 的双重债务驱动。

霸权维护驱动（2021-2024 年）：为遏制中国、俄罗斯等竞争对手，美国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2022-2024 年超 500 亿美元），强化印太军事部署（2023 年军费达 8860 亿美元，占 GDP 的 3.2%），国债规模从 27 万亿增至 34 万亿美元，债务扩张的 “霸权工具属性” 进一步凸显。

3. “美元 - 国债”循环机制的运作原理

美国债务霸权的核心竞争力，是建立了“美元发行 - 全球使用 - 美债回流” 的闭环循环，通过这一机制，美国可将债务风险转嫁全球，实现 “以债养权”：

第一步：美元发行与全球流通：美联储通过 “降息 + 量化宽松” 向市场注入美元，美元通过 “贸易结算（全球 40% 贸易用美元）、对外投资（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 12 万亿美元）、援助与贷款” 流向全球，成为全球主要支付与储备货币（2023 年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 58%、支付份额的 48%）。

第二步：美元回流购买美债：全球各国（尤其是出口导向型国家）通过贸易顺差获得美元后，为规避汇率风险、获取稳定收益，需将美元投资于低风险资产，而美国国债因 “美元信用背书” 成为首选。2024 年，外国持有美债 7.6 万亿美元，其中日本持有 1.1 万亿、中国持有 8000 亿、欧佩克 国家持有 1.2 万亿，这些资金回流美国，为政府债务提供融资，降低举债成本（2024 年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约 3.8%，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平均水平）。

第三步：债务货币化稀释成本：当美债发行规模过大、市场需求不足时，美联储通过 “量化宽松” 直接购买美债，实现 “债务货币化”。2008-2023 年，美联储持有美债从 0.8 万亿增至 5.2 万亿美元，占美债总额的 15%，通过印钞消化债务，本质是向全球输出通胀（2022 年美国 CPI 达 9.1%，全球主要经济体通胀同步攀升），以 “美元贬值” 稀释债务实际价值 ——2000-2024 年，美元对一篮子货币贬值 30%，34 万亿美元国债的实际购买力缩水 10.2 万亿美元，实现 “隐性债务减免”。

4. 代理人战争的“债务支撑”逻辑

美国的代理人战争并非单纯的“地缘博弈”，而是与债务霸权深度绑定，通过“战争维持美元特权、通过债务支撑战争开支、通过战争确保资本回流”，形成 “债务 - 战争 - 霸权” 的闭环：

军费开支与债务增长的联动机制：美国代理人战争的核心特征是 “间接参战”（不派遣大规模地面部队，而是提供武器、训练、情报支持），这种模式虽降低人员伤亡，但武器援助、军事培训仍需巨额资金。以乌克兰危机为例，2022-2024 年美国对乌援助超 750 亿美元，其中 500 亿为军事援助（包括 “海马斯” 火箭炮、“爱国者” 导弹、F-16 战机等），这些开支并非通过增税筹集，而是通过发行国债解决 ——2023 年美国军费追加 800 亿美元，导致国债新增 1.2 万亿美元，占当年国债增量的 30%。

“以战护债” 的战略意图：代理人战争的深层目标是维护美元霸权，确保 “美元 - 国债” 循环不被打破：

维持石油美元体系：中东是石油美元的核心区域，美国通过代理人战争（如叙利亚战争、也门战争）维持中东分裂格局，防止出现统一的石油大国（如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伊朗）挑战美元结算。例如，2003 年伊拉克战争前，萨达姆宣布石油用欧元结算，直接冲击石油美元，美国发动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后，伊拉克石油恢复美元结算，2003-2023 年伊拉克石油美元收入超 1.5 万亿美元，其中 30% 用于购买美债。

遏制竞争对手的货币挑战：俄罗斯 2014 年克里米亚事件后推动 “去美元化”，与中国、印度等国开展本币结算；中国 2023 年石油人民币结算占比达 12%，这些都对美元霸权构成威胁。美国通过乌克兰危机（2022 年）对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冻结 3000 亿美元外汇储备、将俄排除在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体系外），试图遏制 “卢布 - 人民币” 结算扩张，确保全球资本继续流向美元资产 ——2022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全球避险资金流入美国，购买美债超 1 万亿美元，支撑国债发行。

确保资本回流：代理人战争引发的地缘冲突，会加剧全球市场恐慌，推动资本流向 “安全资产”（美债、美元）。例如，2023 年红海危机（胡塞武装袭击商船）后，全球航运保险成本上涨 10 倍，投资者为规避风险增持美债，10 年期美债收益率从 4.2% 降至 3.8%，降低美国举债成本，缓解债务压力。

（二）典型代理人战争案例分析：债务霸权的工具化实践

美国代理人战争的模式并非单一，而是根据“地缘重要性、对手实力、资源禀赋”调整策略，乌克兰危机体现“遏制竞争对手的债务绑定模式”，中东代理人战争体现“维护石油美元的间接参战模式”，两者均服务于债务霸权的巩固。

1. 乌克兰危机：债务绑定与地缘遏制的双重目标

2022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将其打造为“遏制俄罗斯、巩固美元霸权”的核心战场，通过“武器援助 + 债务绑定 + 金融制裁” 的组合拳，实现“地缘目标”与“债务安全”的双重收益：

对乌援助的“债务绑定” 结构：2022-2024 年，美国对乌援助超 750 亿美元，其中 500 亿为军事援助（占 67%），250 亿为经济援助（占 33%）。经济援助并非无偿赠予，而是以 “贷款 + 改革条件” 形式绑定：

债务规模扩张：乌克兰对美债务从 2021 年 150 亿美元增至 2024 年 300 亿美元，占乌克兰外债总额的 40%，贷款期限 10-20 年，利率 2.5%-3%（低于国际市场平均水平，但附加苛刻条件）。

改革条件：美国要求乌克兰推进 “能源私有化”（允许美国企业参与乌克兰页岩气开发，2023 年埃克森美孚与乌克兰签署 20 亿美元开发协议）、“农业改革”（开放粮食出口，美国 ADM、嘉吉等企业控制乌克兰 30% 的粮食出口）、“金融开放”（允许美元在乌克兰自由流通，2024 年乌克兰美元交易占比达 45%）。这些条件本质是通过债务绑定，控制乌克兰的战略资源，确保美国企业从战后重建中获利，间接弥补援助成本。

战争对美国债务的“短期利好与长期风险”：

短期利好：地缘冲突推动全球资本回流美国，2022-2023 年外国增持美债 1.2 万亿美元，其中欧洲国家增持 5000 亿、亚洲国家增持 4000 亿，缓解美债发行压力；美国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订单激增，2023 年军工产值达 1.2 万亿美元，带动 GDP 增长 0.5 个百分点，增加税收 1500 亿美元，部分覆盖债务利息支出（2023 年美债利息支出 6590 亿美元）。

长期风险：持续援助导致军费开支居高不下，2023 年美国军费达 8860 亿美元，占财政支出的 15%，推高国债规模 1.2 万亿美元；美联储为应对通胀（2022 年达 9.1%）被迫加息，2023 年联邦基金利率升至 5.25%-5.5%，导致美债利息支出同比增加 1200 亿美元，形成 “加息 - 利息增加 - 债务扩张” 的恶性循环。2024 年，美债利息支出预计突破 7000 亿美元，占财政收入的 18%，债务可持续性面临考验。

2. 中东代理人战争（叙利亚、也门）：石油美元的维护与债务循环

中东是石油美元的“核心腹地”，美国通过在叙利亚、也门的代理人战争，维持中东分裂格局，防止出现挑战美元石油结算的政权，确保石油美元流向美债，支撑债务循环：

叙利亚战争：遏制“去美元化”苗头：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前，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计划推动 “石油欧元结算”，并与伊朗、俄罗斯建立 “非美元贸易体系”，直接威胁石油美元。美国通过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如 “自由叙利亚军”）、提供武器援助（2015-2023 年超 100 亿美元），发动代理人战争，目标是推翻阿萨德政权，遏制 “去美元化” 趋势：

军事干预的“间接模式”：美国不派遣地面部队，而是通过 “情报支持 + 武器输送 + 空中打击” 协助反对派，2015-2023 年累计投入军费超 500 亿美元，这些开支通过发行国债筹集，推高国债规模 5000 亿美元。

石油美元的 “巩固效果”：战争导致叙利亚石油产量从 2010年的 38 万桶 / 日降至 2023 年的 5 万桶 / 日，彻底丧失石油出口能力，“石油欧元结算” 计划无疾而终；同时，战争引发的地区动荡迫使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进一步依赖美国军事保护，2015-2023 年沙特年均购买美债 500 亿美元、阿联酋年均购买 300 亿美元，石油美元循环得以强化。

也门战争：“军火 - 石油美元”的闭环运作：2015 年也门内战爆发后，美国选择支持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通过“军火销售 - 石油美元回流 - 债务支撑”的模式深度参与：

军火销售的 “债务绑定”：2015-2023 年，美国向沙特出售军火超 2000 亿美元（包括 F-15 战机、“爱国者” 导弹系统等），其中 60%（1200 亿美元）以 “信用贷款” 形式支付，沙特需在 10 年内偿还，贷款利率 3%（高于美债收益率）。这一安排既确保美国军工企业获利（洛克希德・马丁在也门战争期间军火收入增长 40%），又绑定沙特的石油美元收入 —— 沙特需将每年石油出口收入的 15% 用于偿还军火债务，而剩余收入仍主要购买美债（2023 年沙特持有美债 1100 亿美元）。

能源控制的“战略效果”：也门位于红海咽喉（曼德海峡），控制全球 17% 的石油运输通道，美国通过支持沙特作战，间接掌控曼德海峡通航权，确保石油运输以美元结算。2023 年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后，美国组建 “护航联盟”，以 “维护航运安全” 名义强化军事存在，进一步巩固对石油运输通道的控制，遏制伊朗推动的 “石油人民币结算” 尝试（2023 年伊朗对华石油出口人民币结算占比达 80%）。

2025 年伊以冲突：“以战护债”的最新实践：2025 年 6 月爆发的以色列与伊朗冲突，表面是宗教与核安全矛盾，实则是美国在债务压力与去美元化趋势下，“以代理人战争维护美元霸权” 的典型操作。截至 2025 年 11 月，美国国债规模突破 37 万亿美元，债务 / GDP 比率升至 135%，利息支出预计达 8000 亿美元，占财政收入的 20%；同时，沙特、阿联酋等国开始试水石油欧元、人民币结算（2024 年沙特对华石油人民币结算占比达 18%），石油美元体系面临松动。在此背景下，美国默许以色列突袭伊朗核设施，点燃地区冲突：

资本回流的“短期收益”：冲突爆发后，全球避险情绪升温，油价单日上涨 8% 至 74 美元 / 桶，黄金价格突破 2100 美元 / 盎司，1000 亿美元全球资本流向美国，其中 600 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债，10 年期美债收益率从 4.1% 降至 3.7%，降低美国举债成本。

石油美元的“巩固意图”：冲突直接打击伊朗的 “去美元化努力”（伊朗此前推动与俄罗斯、印度的石油本币结算），同时震慑海湾国家 —— 沙特在冲突后宣布 “继续维持石油美元结算”，2025 年第三季度增持美债 200 亿美元。美国则通过出售页岩油（冲突后美国页岩油出口增至 400 万桶 / 日）、向以色列提供军火（2025 年 6-10 月军售超 300 亿美元）获取收入，部分覆盖债务利息支出。

（三）美国案例的当代警示：债务霸权的脆弱性与全球治理挑战

美国 “债务 - 战争 - 霸权” 的闭环模式虽短期有效，但长期来看，其 “债务货币化不可持续、代理人战争成本攀升、去美元化趋势加剧” 的三重风险已逐步显现。从云阿云智库战略视角出发，需从 “风险本质、全球影响、中国应对” 三维度提炼警示，为我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维护国家利益提供参考：

1. 债务货币化与代理人战争的长期风险：“以债养权”模式的不可持续

美国通过 “印钞 - 借债 - 战争” 循环维护霸权，本质是 “透支信用、转嫁风险”，其可持续性正被三大矛盾侵蚀，为全球金融稳定埋下隐患：

1.1 “债务利息 - 财政收入”的倒挂风险

2024 年美国国债利息支出突破 7000 亿美元，占财政收入的 18%；2025 年受加息影响，利息支出预计达 8000 亿美元，占财政收入比重升至 20%，接近 “利息支出占比 25% 的危机阈值”。更严峻的是，军费开支与债务利息形成 “双重挤压”——2023 年军费 8860 亿美元 + 利息 6590 亿美元，合计占财政支出的 33%，而财政收入增速（3%）远低于债务利息增速（15%），形成 “借新还旧 - 利息增加 - 再借新债” 的死亡螺旋。据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若按当前趋势，2035 年美国国债利息支出将占财政收入的 40%，彻底吞噬财政能力，债务货币化将成为唯一选择，而过度货币化必然引发美元信用崩溃。

1.2 代理人战争的“成本 - 收益”失衡

代理人战争的 “短期收益” 正被 “长期成本” 抵消：乌克兰危机中，美国 750 亿美元援助仅换来 1.2 万亿美元资本回流，但推高国债 1.2 万亿美元，利息成本每年增加 456 亿美元（按 3.8% 收益率计算）；2025 年伊以冲突中，300 亿美元军售收入对应的是未来 10 年沙特 1200 亿美元军火债务的兑付风险（若沙特石油收入下滑可能违约）。更重要的是，频繁的代理人战争加剧全球对美元的不信任 ——2023 年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降至 58%，较 2015 年下降 10 个百分点，“以战护债” 陷入 “越护越弱” 的悖论。

1.3 美元信用的“侵蚀性流失”

债务货币化与战争霸权共同侵蚀美元的 “信用根基”：2008-2023 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 0.9 万亿美元扩张至 8.3 万亿美元，美元购买力累计贬值 30%，削弱了全球持有美元资产的意愿；美国冻结俄罗斯 3000 亿美元外汇储备、制裁伊朗石油出口，打破 “美元资产安全” 的共识，推动各国加速 “去美元化”——2023 年全球非美元贸易结算占比升至 35%，较 2015 年提升 12 个百分点，美元的 “储备货币红利” 正在消退。

2. 全球债务体系失衡下的冲突隐患：美元霸权的“负外部性”

美国债务霸权的运作，本质是将 “国内债务风险” 转化为 “全球冲突风险”，其 “负外部性” 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对全球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2.1 区域动荡的“制度化诱发”

美国为维护石油美元与资本回流，刻意维持中东、东欧等地区的 “可控动荡”，导致这些地区成为冲突高发区：中东自 1973 年石油美元体系建立以来，爆发大小冲突 20 余次，直接造成 100 万人死亡、3000 万人流离失所；乌克兰危机已导致 50 万人伤亡，2000 万人沦为难民。这种 “以动荡换霸权” 的模式，打破了 “发展 - 和平” 的正向关联，使欠发达地区陷入 “冲突 - 贫困 - 债务” 的恶性循环，2023 年中东地区外债 / GDP 比率平均达 65%，较 2010 年提升 25 个百分点，冲突与债务形成 “互哺”。

2.2 新兴市场的“债务收割”风险

美元霸权主导的全球债务体系，使新兴市场频繁遭遇 “美元周期 - 债务危机” 的冲击：美联储加息周期中，美元升值导致新兴市场美元债务偿债成本上升，资本外流加剧外汇储备消耗，引发债务违约（如 2022 年斯里兰卡、2023 年加纳）；美联储降息周期中，美元泛滥推高新兴市场资产泡沫，为下一轮危机埋下伏笔。1980-2023 年，新兴市场共爆发 120 次主权债务危机，其中 70% 发生在美元加息周期，美国通过 “美元潮汐” 实现对新兴市场的 “债务收割”，加剧全球贫富分化 ——2023 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债务 / GDP 比率差距达 40 个百分点，较 1980 年扩大 25 个百分点。

2.3 货币竞争的“冲突化升级”

美国将 “去美元化” 视为对霸权的直接挑战，倾向于用 “金融制裁 + 代理人战争” 遏制竞争对手的货币崛起：俄罗斯推动卢布结算后，美国通过乌克兰危机实施全面金融制裁；中国石油人民币结算占比升至 12% 后，美国强化印太军事部署，试图遏制人民币国际化。这种 “货币竞争军事化” 的倾向，可能引发更激烈的地缘冲突 ——2023 年南海、台海局势紧张，背后均有 “遏制人民币区域化” 的战略意图，货币霸权争夺正在成为全球冲突的新源头。

3. 中国应对：在“去美元化”浪潮中构建安全发展体系

美国债务霸权的脆弱性与风险性，为我国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战略机遇。结合云阿云智库 “底线思维、主动作为” 的原则，可从 “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国际合作” 三方面构建应对策略：

3.1 内部风险防控：筑牢“美元依赖”防火墙

针对美国债务货币化与美元潮汐的冲击，我国需强化 “外汇储备管理、债务结构优化、货币主权维护” 三大防线：

外汇储备的“多元化配置”：降低美债持有比例（从 2024 年 8000 亿美元逐步降至安全区间），增加黄金（2023 年我国黄金储备达 2330 吨，可进一步增持至 3000 吨）、大宗商品（原油、铁矿石战略储备）等实物资产占比；推动外汇储备与 “一带一路” 项目联动，将部分储备转化为对沿线国家的人民币贷款，既降低美元资产风险，又扩大人民币使用。

债务结构的“自主可控”：严控企业外债规模，尤其是短期美元债（2023 年我国企业短期外债占比降至 28%，需进一步控制在 25% 以下）；鼓励企业发行人民币计价的 “离岸债”“熊猫债”，2023 年熊猫债发行量达 5000 亿元，可目标提升至年发行 1 万亿元，降低货币错配风险。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增强”：坚持 “以我为主” 的货币政策，避免跟随美联储 “加息 - 降息” 节奏，通过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如 MLF、LPR）精准调控流动性；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2023 年人民币对美元波动率升至 4%，可维持在 3%-5% 区间），抵御美元波动冲击。

3.2 体系建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新型债务合作”

以 “一带一路” 为依托，构建 “自主可控、互利共赢” 的金融体系，破解美元霸权束缚：

人民币国际化的“场景突破”：聚焦“大宗商品结算”核心场景，扩大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领域的人民币结算规模（2023 年石油人民币结算占比 12%，目标 2030 年提升至 30%）；搭建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数字人民币” 双轮驱动的支付网络，2023 年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交易额达 150 万亿元，需加快覆盖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目前覆盖 109 国，目标 2030 年覆盖 150 国）。

新型债务合作的“可持续模式”：借鉴美国“债务绑定”的教训，推行 “低息长期、定向投入、本币结算” 的 “一带一路” 债务合作 —— 贷款期限不低于 15 年，利率不高于 2.5%，资金定向投入基建、能源等可产生现金流的项目；2023 年我国对发展中国家本币贷款占比达 35%，需提升至 50%，避免债务国美元偿债压力。

债务重组的“多边机制”：牵头建立 “一带一路债务重组框架”，联合法国、德国等债权国，参考 G20 “共同框架” 经验，制定公平的重组规则；2023 年我国参与斯里兰卡债务重组，推动本金减免 30%，为建立 “新型债务治理机制” 积累经验，避免美国 “单边制裁式债务施压” 的弊端。

3.3 国际合作：凝聚“去美元化”共识与全球治理合力

联合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削弱美元霸权的制度基础：

“去美元化” 的“区域协同”：深化与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的货币合作，推动成员国间本币结算（2023 年金砖国家本币结算占比达 25%，目标 2030 年提升至 50%）；支持东盟建立 “区域外汇储备库”，减少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美元援助的依赖，2023 年东盟外汇储备库规模达 2400 亿美元，可推动扩容至 5000 亿美元。

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改革”：推动特别提款权篮子扩容，增加人民币权重（目前 10.92%，目标提升至 15%）；联合发展中国家呼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改革投票权（美国目前拥有 16.5% 否决权），降低发达国家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控制，构建 “多元储备货币” 体系。

全球债务治理的“责任共担”：推动建立 “债权国 - 债务国” 责任共担机制，要求发达国家承担 “美元霸权、利率波动、贸易保护” 等因素导致的债务责任，如 2023 年我国提出 “将美联储加息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影响纳入重组考量”，得到 100 多个发展中国家支持，逐步打破 “债务危机仅由债务国负责” 的霸权逻辑。

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看，美国债务霸权与代理人战争的模式，是 “帝国主义霸权逻辑” 在当代的延续，其 “以他人危机换自身安全、以全球动荡换霸权存续” 的本质，注定难以持久。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第二大经济体，需在警惕其风险的同时，以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为指引，推动构建 “公平正义、互利共赢” 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 这既是应对美元霸权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全球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的核心路径。

八、债务危机引发战争的共性传导机制

债务危机向战争或大规模动荡的演化，并非单一因素驱动，而是 “财政 - 货币崩溃（经济根基动摇）→社会矛盾激化（内部秩序瓦解）→地缘博弈失衡（外部环境挤压）” 的三维联动过程。三者形成 “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财政货币崩溃催生民生危机，民生危机激化社会矛盾，社会矛盾迫使政府寻求外部冲突转移压力，而地缘博弈中的债务霸权又进一步加剧财政货币困境，最终突破 “和平解决阈值”，演变为战争或系统性动荡。

（一）财政 - 货币崩溃的直接驱动：经济根基的 “不可逆断裂”

财政与货币是国家经济运行的“双核心”，债务危机本质是“财政偿付能力”与“货币信用基础” 的同步丧失。从历史案例看，财政 - 货币崩溃的传导呈现 “货币体系瓦解→资源分配失衡→信用彻底崩塌” 的递进逻辑，且不同时代的表现形式虽有差异，但核心机制高度一致。

1. 货币体系瓦解的多元表现与共性逻辑

货币体系的核心是 “信用锚定”—— 前现代依赖实物锚（如白银）、近代依赖金属锚（如金银本位）、现代依赖主权信用锚（如美元信用、外汇储备）。债务危机引发的货币崩溃，本质是 “信用锚定的断裂”，具体表现为三类模式：

共性规律提炼：无论何种时代，货币体系瓦解的核心触发点都是 “债务偿付压力突破货币信用承载极限”—— 要么是 “收入端”（如明朝白银输入中断、委内瑞拉石油收入暴跌）无法覆盖债务，要么是 “支出端”（如德国赔款、美国军费）被迫通过印钞填补，最终导致 “货币失去价值锚”，进而摧毁经济交易基础，为战争或动荡提供 “经济前提”。

战略启示：对中国而言，需坚守 “货币信用锚定的独立性”—— 避免过度依赖单一资源（如石油）或外部货币（如美元）作为信用支撑，通过 “实体经济 + 外汇储备多元化” 巩固人民币信用基础，防止债务压力转化为货币崩溃风险。

2. 军费与民生的资源争夺：财政的“零和困境”

债务危机下，国家财政面临“偿债、军费、民生”的 “三角零和博弈”：若优先偿债与军费，必然挤压民生开支，引发内部动荡；若优先民生与偿债，可能削弱国防能力，面临外部威胁；若优先军费与民生，则会加剧债务违约风险。历史上，绝大多数政权选择 “牺牲民生、保偿债与军费”，这一选择成为 “内部动荡→外部战争” 的关键转折点。

2.1 内部挤压：民生资源的“系统性掠夺”

债务压力下，政府通过“加税、削减福利、价格管制” 等手段挤压民生资源，当挤压程度突破“生存底线”时，内部动荡必然爆发：

明朝“三饷” 加派（1618-1644 年）：为应对辽东战事（军费占比超 70%）与债务偿付，先后加征 “辽饷、剿饷、练饷”，合计年征银 2000 万两，是正常赋税的 3 倍。北方农民每亩地赋税增加 5 倍，1640 年河南、陕西等地 “易子而食”，饿死率超 15%，直接催生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最终推翻明朝。

委内瑞拉福利削减（2017-2019 年）：为优先偿还 700 亿美元外债，政府削减 80% 社会福利预算 —— 免费医疗停摆（药品短缺率 90%）、食品补贴取消（面包价格上涨 1000 倍）、教育经费削减 60%（学校关闭超 30%）。2019 年贫困率达 65%，赤贫人口（日均收入不足 1.9 美元）占比 30%，引发 “反饥饿游行” 超 500 次，局部武装冲突致死超 120 人。

阿根廷军政府军备优先（1981-1982 年）：外债违约后，军政府将 60% 财政收入投入军备（采购法国“超军旗” 战机、“飞鱼”导弹），而民生开支仅占 15%—— 粮食进口减少 70%（依赖外汇偿债），面包价格月涨 50%，失业率从 15% 升至 25%。中产阶级因通胀失去储蓄，社会不满情绪集中爆发，军政府被迫以“收复马岛”转移矛盾。

2.2 外部掠夺：战争作为“债务偿付工具”

当内部挤压无法缓解债务压力时，政权往往选择“对外战争掠夺资源”，将战争转化为 “债务清偿手段”，这种模式在近代殖民扩张与现代代理人战争中尤为常见：

日本甲午战争（1894-1895 年）：1890 年日本财政赤字占 GDP 18%，外债规模达 1.2 亿日元（主要是建设铁路的英镑债）。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从中国掠夺 2.3 亿两白银（约合 3.6 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当时 4 年财政收入，不仅全额偿还外债，还剩余资金用于扩军（海军经费增加 200%），开启进一步对外扩张。

德国二战期间掠夺（1939-1945 年）：1939 年德国外债规模达 400 亿马克，偿债率超 40%。二战期间，德国从占领国掠夺资产合计 1400 亿马克 —— 从波兰掠夺黄金 500 吨，从法国征收 “占领费” 450 亿马克，从苏联掠夺粮食 1000 万吨。这些掠夺资产覆盖了 60% 的军费开支，延缓了债务崩溃，但最终因战争失败导致全面破产。

美国代理人战争收益（2001-2023 年）：美国通过阿富汗、伊拉克、乌克兰等代理人战争，以 “军火贸易 + 资源控制” 填补债务缺口 ——2001-2023 年军火贸易收入超 5000 亿美元（洛克希德・马丁、波音等企业营收增长 300%），从伊拉克获取石油开采权（埃克森美孚控制伊拉克 20% 石油产量），这些收益部分覆盖了 8 万亿美元战争开支，缓解了国债利息压力（2023 年利息支出 6590 亿美元）。

共性规律提炼：军费与民生的资源争夺，本质是“政权合法性基础的选择”—— 若选择 “军备优先”，短期可维持政权安全，但长期会因民生崩溃丧失合法性；若选择 “民生优先”，可能因军备薄弱面临外部威胁。而 “外部掠夺” 看似是 “双赢选择”，实则是 “饮鸩止渴”，往往因战争失控导致政权覆灭（如德国、日本）或陷入长期债务陷阱（如美国）。

战略启示：中国需坚持 “军费与民生的动态平衡”—— 将军费开支控制在 GDP 的 2% 以内（符合联合国安全与发展平衡标准），通过 “财政结构优化”（如提高直接税占比、削减低效开支）而非“挤压民生”应对债务压力，避免陷入 “军备 - 债务 - 民生” 的恶性循环。

数据来源：北京云阿云智库・国家化债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