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策划伪满洲国详情报告（一）

原创 李桂松 李国琥 云阿云智库•中日关系课题组

编者按：伪满洲国的存在，是日本军国主义将“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策略付诸实践的试验场，也是其构建“大东亚共荣圈”野心的第一块拼图。通过对这一傀儡政权的解剖，我们得以窥见殖民统治的运作逻辑。全文38000余字，由云阿云智库•中日关系课题组原创出品。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长

作者：李国琥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目录

前言

一、东北的战略地位与日本对华扩张野心

二、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的开端

三、从“独立运动”到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建立过程

四、关东军与“满铁”：军事与经济双轮驱动

五、伪满洲国的政治体制与傀儡本质

六、经济掠夺与资源榨取

七、文化奴役与思想控制

八、国际社会的反应与“李顿调查团”

九、抗日武装斗争与民众抵抗

十、伪满洲国的崩溃与战后清算

十一、结语：历史教训与现实启示

附录

报告摘要与提纲

伪满洲国（1932–1945）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精心策划并扶植的傀儡政权，其存在不仅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侵犯，更是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典型的殖民侵略案例。该政权以“满蒙独立”为幌子，实则完全受控于日本关东军，成为日本实施“大陆政策”、掠夺中国东北资源、对抗苏联、进而全面侵华的战略跳板。

本报告旨在系统梳理日本策划、建立并操控伪满洲国的全过程，深入分析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维度运作机制，揭示其殖民本质，并探讨其对中日关系、东亚格局及二战进程的深远影响。通过大量历史档案、外交文件、当事人回忆录及学术研究成果，还原这段被刻意美化的历史真相，以期警示后人，捍卫历史正义。

一、东北的战略地位与日本对华扩张野心

（一）东北的地缘战略价值

中国东北（时称“满洲”）地域辽阔，面积达130万平方公里，拥有肥沃的黑土地、丰富的矿产资源（煤、铁、石油、黄金等）、发达的铁路网络（中东铁路、南满铁路）以及重要的工业基础。自19世纪末以来，东北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俄国修建中东铁路，日本通过日俄战争（1904–1905）夺取南满铁路权益及旅顺、大连租借地，设立“关东州”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逐步渗透东北。

（二）日本“大陆政策”的演进

明治维新后，日本确立“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国策，并形成以吞并朝鲜、侵占满蒙、征服中国、称霸亚洲为核心的“大陆政策”。1907年《帝国国防方针》首次将“确保在满洲之特殊权益”列为国家目标。1927年“东方会议”上，田中义一首相提出《田中奏折》明确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三）“满蒙生命线论”的形成

20世纪20年代，日本国内经济危机加剧，军部势力抬头。“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成为主流舆论。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主张武力解决“满蒙问题”，认为唯有控制东北，日本才能摆脱资源困境，抗衡美苏，实现“大东亚共荣”。

二、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的开端

（一）事变前的紧张局势

1931年夏，日本在东北制造多起挑衅事件（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煽动反华情绪。关东军秘密制定《柳条湖计划》，蓄意制造借口发动战争。

（二）柳条湖爆炸与全面进攻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炮轰北大营，进攻沈阳城。由于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军主力未作有效抵抗。至1932年2月，日军占领东三省全境。

（三）国际反应与国联的软弱

中国向国际联盟申诉。国联虽谴责日本，但未采取实质制裁。日本利用外交拖延战术，争取时间完成对东北的军事控制。

三、从“独立运动”到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建立过程

（一）策划“满洲独立”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立即着手组建傀儡政权。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联络清朝遗老（如郑孝胥、罗振玉）、地方汉奸（如熙洽、张景惠），鼓吹“满蒙民族自决”。

（二）迎立溥仪

1931年11月，土肥原贤二秘密将废帝溥仪从天津劫持至旅顺。经威逼利诱，溥仪同意出任“执政”。1932年2月16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宣布“独立”，3月1日发布《建国宣言》，3月9日溥仪在长春就任“执政”，定都“新京”（长春），国号“满洲国”。

（三）政权合法性的伪造

日本通过操纵“民意代表”、伪造公投、胁迫地方官员等方式，制造“全民拥戴”假象。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登基为“皇帝”，年号“康德”。

四、关东军与“满铁”：军事与经济双轮驱动

（一）关东军的实际统治

伪满洲国所有重大决策均由关东军司令部决定。日本驻伪满大使（如武藤信义、南次郎）兼任关东军司令官，形成“军政一体”体制。《日满议定书》（1932年9月15日）规定日本可在伪满驻军、享有治外法权，实质承认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二）“满铁”的经济控制

“满铁”不仅是铁路公司，更是日本在东北的情报、经济、文化综合机构。它控制铁路、港口、煤矿、钢铁、电力等命脉产业，为日本战争机器提供资源。

（三）移民政策与土地掠夺

1936年，日本推行“百万户移民计划”，强占中国农民土地，安置日本农业移民（“开拓团”）。至1945年，约20万户、100万日本人移居东北，造成大量中国农民流离失所。

五、伪满洲国的政治体制与傀儡本质

（一）名义上的“五族协和”

伪满宣称“日满亲善”“五族协和”（汉、满、蒙、朝、日），实则推行种族歧视。日本人占据所有要职，中国人仅任低级职务。

（二）严密的警察与特务系统

设立“治安部”“警务总局”，建立遍布城乡的警察网和“特高课”（特别高等警察），镇压抗日活动。实行“保甲连坐制”，监控民众言行。

（三）法律体系的殖民属性

颁布《保安矫正法》《思想矫正法》等恶法，任意拘捕“思想犯”。司法系统完全听命于日本顾问。

六、经济掠夺与资源榨取

（一）重工业优先政策

1937年实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重点发展钢铁、煤炭、化工、军工。鞍山昭和制钢所、抚顺煤矿等成为日本重要原料基地。

（二）金融控制

设立“满洲中央银行”，发行“满洲国圆”，强制兑换旧币，掠夺民间财富。日本资本控制90%以上的大中型企业。

（三）劳工剥削

强征数百万中国劳工从事矿山、铁路、军事工程建设。死亡率极高，如“丰满水电站”“虎头要塞”工地被称为“万人坑”。

七、文化奴役与思想控制

（一）教育殖民化

推行日语教育，篡改历史教材，宣扬“日满一体”“王道乐土”。中小学必修日语，大学由日本人控制。

（二）媒体审查与宣传

所有报刊、广播、电影均受“弘报处”审查。宣传“大东亚圣战”，丑化中国抗战。

（三）宗教与民俗改造

扶持神道教，压制佛教、基督教。强迫民众参拜神社，灌输天皇崇拜思想。

八、国际社会的反应与“李顿调查团”

（一）李顿调查团的派遣

1932年1月，国联成立以英国人李顿为首的调查团。1932年10月发布《李顿报告书》，指出伪满洲国非自发独立，而是日本扶植，不承认其合法性。

（二）日本退出国联

1933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公然挑战国际秩序。

（三）国际承认的缺失

除日本及其轴心盟友（德、意）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未承认伪满洲国。美国坚持“不承认主义”（史汀生主义）。

九、抗日武装斗争与民众抵抗

（一）东北抗日联军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将领率部坚持游击战。鼎盛时期达3万余人，牵制数十万日军。

（二）义勇军与民众自发抵抗

九一八后，各地爆发义勇军运动，如马占山江桥抗战、李杜哈尔滨保卫战等，虽遭镇压，但彰显民族气节。

（三）地下抵抗网络

学生、工人、知识分子组成情报网、破坏组，散发传单，暗杀汉奸，支援抗联。

十、伪满洲国的崩溃与战后清算

（一）苏联出兵与关东军溃败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红军攻入东北。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17日溥仪宣布退位，伪满洲国灭亡。

（二）战犯审判

东京审判、伯力审判及中国国内审判，追究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武藤信义等策划者罪责。溥仪作为证人出庭。

（三）历史定性

中国政府及国际社会一致认定伪满洲国为非法傀儡政权，其一切行为无效。东北主权完全回归中国。

十一、结语：历史教训与现实启示

伪满洲国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铁证。其兴亡揭示了殖民统治的残酷本质、傀儡政权的脆弱性，以及民族抵抗的伟大力量。今日重温这段历史，不仅为铭记苦难，更为警惕历史修正主义、维护和平正义。唯有正视历史，方能面向未来。

参考文献（部分）

中央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洲国卷》，中华书局，1993。

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2008。

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

Lytton Report (1932), League of Nations.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

石原莞尔：《最终战争论》，1940。

美国国务院档案：FRUS, 1931–1933, Far East.

报告正文：

日本侵华策划伪满洲国详情报告（一）

李桂松 李国琥

2025年12月8日星期一

前言

1932年3月1日，在中国东北长春（当时被更名为“新京”）的一座临时宫殿内，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身着西式礼服，在日本关东军高级军官的严密注视下，宣读《建国宣言》，宣告“满洲国”成立。这一看似“和平独立”的政权诞生仪式，实则是日本帝国主义精心策划、以武力为后盾、以欺骗为手段、以殖民掠夺为目的的侵略行径的集中体现。伪满洲国——这个仅存在13年零5个月的傀儡政权，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更是20世纪国际关系中公然践踏主权、颠覆国际法准则的典型案例。

伪满洲国并非自然生成的政治实体，亦非所谓“民族自决”的产物，而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长期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05年日俄战争，从1915年“二十一条”到1928年皇姑屯事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步紧逼，而东北因其独特的地缘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战略纵深，始终是其觊觎的核心目标。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爆发后，日本关东军在短短数月内以闪电战术占领东三省全境，并迅速启动“政权建设”程序，通过胁迫、收买、伪造民意等手段，将早已失去政治生命的溥仪推上“执政”宝座，制造出一个表面上“独立自主”、实则完全听命于东京与关东军司令部的殖民工具。

本报告旨在系统、全面、深入地还原日本策划、建立、操控伪满洲国的全过程。这不仅是一段关于军事占领与政治操控的历史，更是一部关于经济掠夺、文化奴役、社会控制与民族抵抗的综合史。伪满洲国的存在，是日本军国主义将“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策略付诸实践的试验场，也是其构建“大东亚共荣圈”野心的第一块拼图。通过对这一傀儡政权的解剖，我们得以窥见殖民统治的运作逻辑：如何利用旧王朝符号包装新殖民秩序，如何通过法律、教育、媒体、警察系统实施全方位的思想控制，如何将一片富饶土地转化为战争机器的燃料库。

本报告的研究基于大量一手史料，包括但不限于：

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所藏伪满时期行政公文、警务档案、经济统计；

②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档案中关于关东军决策会议记录、“满洲移民”计划文件；

③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原始报告及各国政府外交照会；

④溥仪《我的前半生》、土肥原贤二审讯笔录、石原莞尔战略手稿等当事人记述；

⑤抗日联军将领回忆录、劳工幸存者口述史、地方志资料等底层视角材料。

在方法论上，本报告采取多维度交叉分析路径：

首先，从政治史角度，梳理伪满洲国从酝酿、建立到崩溃的制度演变，揭示其“宪政”外衣下的军事独裁本质；

其次，从经济史视角，剖析日本如何通过“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洲中央银行”等机构系统性榨取东北资源；

再次，从社会文化史层面，考察日语教育、神道推广、媒体审查如何重塑民众认同；

最后，从国际关系史维度，分析国联、美国、苏联等主要力量对伪满洲国的不同态度及其对二战东亚格局的影响。

尤为需要强调的是，伪满洲国问题绝非尘封的历史陈迹。在当代日本，仍有一小撮右翼势力试图美化这段历史，将伪满洲国描绘成“现代化样板”或“民族和谐典范”，甚至鼓吹“满洲建国是历史的必然”。此类言论不仅歪曲事实，更构成对战争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中国政府始终坚定维护历史正义，明确指出伪满洲国是非法无效的傀儡政权，其一切所谓“法律行为”均不具合法性。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慰安妇”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努力虽遭阻挠，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持续推动二战暴行史料申遗，正是为了防止历史被遗忘或篡改。

此外，伪满洲国的历史对今日东亚安全格局亦具警示意义。日本自卫队近年来频繁强化西南诸岛部署、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其背后是否隐含某种历史思维的回潮？东北亚各国如何在铭记历史的基础上构建互信机制？这些问题的答案，离不开对伪满洲国这一历史案例的深刻反思。

本报告无意重复泛泛而谈的道德谴责，而是力求以扎实的史料、冷静的分析、系统的框架，还原一个真实、复杂、充满压迫与抗争的伪满洲国。我们相信，唯有直面历史的全部真相——包括侵略者的精密算计、合作者的复杂动机、普通民众的苦难挣扎与英勇反抗——才能真正汲取历史教训，筑牢和平根基。

最后，谨以此报告献给所有在伪满洲国时期遭受苦难的中国人民，以及那些在极端黑暗中依然坚持抵抗、守护民族尊严的无名英雄。他们的血泪与勇气，不应被时间湮没，而应成为照亮未来的灯塔。

一、东北的战略地位与日本对华扩张野心

（一）东北：帝国觊觎的“宝地”

中国东北，古称“关外”或“满洲”，地处东亚大陆东北隅，东临日本海与朝鲜半岛相望，北接苏联远东地区，西连蒙古高原，南扼渤海与黄海，总面积逾130万平方公里。这片广袤土地不仅是中国重要的边疆区域，更是近代以来列强争夺的战略要冲。其独特价值体现在地理、资源、交通与人口四大维度。

首先，地理战略位置极为关键。东北三面环邻，一面靠海，是连接中国内地与东北亚诸国的枢纽。控制东北，即可形成对中国华北的俯冲之势，亦可构筑对抗俄国（后为苏联）南下的前沿屏障。尤其在日俄战争后，日本视东北为其“国防第一线”。一旦苏联动员西伯利亚铁路兵力南下，东北便是首当其冲的战场；而若日本欲向华北乃至全中国扩张，东北则是理想的跳板与后勤基地。

其次，自然资源极为富集。东北拥有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耕地面积广阔，粮食产量丰沛，素有“天下粮仓”之称。更关键的是其矿产资源：抚顺煤矿储量居亚洲前列，年产煤量在1930年代已达800万吨以上；鞍山铁矿品位高、易开采，配合昭和制钢所，可支撑大规模钢铁工业；此外，本溪、阜新的煤炭，辽源、通化的油页岩，延边的森林资源，以及金、铜、铅、锌等金属矿藏，构成完整的重工业原料体系。据1936年“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估算，仅煤炭、铁矿、木材三项，年潜在经济价值即超10亿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

第三，交通网络高度发达。至1931年，东北已建成铁路逾1万公里，密度居全国之首。其中，俄国修建的中东铁路（哈尔滨—满洲里—绥芬河）横贯东西，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大连—长春）纵贯南北，形成“丁”字形骨架。此外，安奉铁路（安东—奉天）、吉长铁路等支线密布，使东北成为当时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区域。铁路不仅便利商品流通，更具备极强的军事投送能力——这正是日本关东军高度重视铁路控制权的根本原因。

第四，人口结构复杂但劳动力充足。1931年，东北人口约3,000万，其中汉族占绝大多数，另有满族、蒙古族、朝鲜族及少量俄罗斯侨民。大量关内移民（“闯关东”）持续涌入，提供廉价且庞大的劳动力资源。日本殖民者视此为“可开发的人力资本”，既可用于农业垦殖，亦可征调为矿山、军工、筑垒工程的苦役。

综上，东北在20世纪初已成为一块集“粮仓、矿库、兵站、工场”于一体的综合性战略资产。正因如此，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俄国与日本——角力的核心舞台。

（二）列强角逐下的东北：从沙俄渗透到日俄争霸

19世纪末，清政府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导致边防空虚。1896年，俄国以“共同防日”为名，诱迫清廷签订《中俄密约》，获准修建中东铁路，由此开启对东北的经济与政治渗透。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俄军趁机出兵占领全境，企图永久吞并。此举引发日本强烈不满。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对外扩张道路。1894年甲午战争击败清朝，迫使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并索取2.3亿两白银赔款。然而，三国干涉还辽（俄、德、法）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使其深感屈辱，埋下“卧薪尝胆、必报此仇”的种子。此后十年，日本全力扩军备战，目标直指俄国。

1904–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主战场即在中国东北。尽管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但战火遍及辽阳、旅顺、奉天等地，中国主权被彻底无视。日本最终获胜，通过《朴茨茅斯和约》获得：

①俄国转让旅顺、大连租借权；

②中东铁路南段（长春至大连）改称“南满铁路”，由日本接管；

③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越利益”。

战后，日本设立“关东都督府”（1905年）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6年），前者负责军事与行政，后者名义为铁路公司，实则承担情报搜集、经济开发、文化渗透等多重职能。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提出“文装的武备”理念，主张以经济、教育、卫生等“文明手段”实现殖民统治，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引发国际干预。这一策略使日本在东北的影响力稳步扩张。

（三）“大陆政策”的形成与制度化

所谓“大陆政策”，是指日本自19世纪末起确立的以侵略朝鲜、中国东北、进而征服全中国、称霸亚洲为核心的国家战略。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江户时代后期的“尊王攘夷”与“海外雄飞论”，但真正系统化始于明治时期。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策案》，首次提出将中国分割为七块，其中“满洲”单独列为日本势力范围。1890年，首相山县有朋在《外交策略论》中明确提出“利益线”理论，称“朝鲜、满洲乃我国利益线之核心”。1907年，日本颁布首部《帝国国防方针》，正式将“确保在满洲之特殊权益”列为国家最高战略目标之一。

进入20世纪20年代，“大陆政策”进一步激进化。1921年，裕仁皇太子（后为昭和天皇）访问欧洲途中秘密会见德国军事顾问，表达对“解决满蒙问题”的关切。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系统讨论对华政策。会后形成的《对华政策纲领》宣称：“满蒙尤其东三省，与我国国防及国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无论其名义如何，皆须确保我方权益。”虽《田中奏折》真伪至今存疑，但其内容“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精准反映了当时日本军政高层的共识。

（四）“满蒙生命线论”与关东军的激进思潮

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重创日本经济，农产品价格暴跌，中小企业倒闭，失业率飙升。国内矛盾激化，军部势力借机鼓吹“转嫁危机于海外”。在此背景下，“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成为主流舆论。

这一论调由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系统阐述。石原在1929年《满蒙问题之我见》中写道：“日本人口过剩、资源匮乏，唯有控制满蒙，方可获得生存空间与战略纵深……满蒙之资源足以支撑日本百年国运。”他甚至提出“最终战争论”，预言未来将是日美之间的“文明决战”，而满洲正是日本赢得此战的基石。

板垣征四郎则在11次“满蒙问题”演讲中强调：“满蒙非中国领土，乃无主之地……日本有责任在此建立新秩序。”二人主导制定《满蒙占领地统治研究》，主张一旦开战，立即扶植傀儡政权，实行军政合一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关东军虽名义上隶属东京陆军省，但自1920年代起逐渐形成“下克上”传统。基层军官常擅自行动：如1928年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而中央政府往往事后追认。这种“现场主导”机制，使关东军成为推动侵华政策的急先锋。

（五）从“渐进渗透”到“武力解决”：政策转折点

1931年前，日本对东北主要采取“满铁+关东军”双轨渗透模式：满铁投资工矿、医院、学校，塑造“建设者”形象；关东军则不断增兵，制造摩擦。然而，随着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如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张学良试图收回路权、苏联在远东加强军备、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统一东北”政策，日本认为“和平渗透”已难奏效。

1931年春，关东军制定《柳条湖计划》，明确以“自卫”为名发动突袭。同年6月，《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出台，提出“一旦发生事变，立即占领南满、东蒙，扶植独立政权”。至此，日本对华政策完成从“渐进控制”到“武装吞并”的根本转变。

（六）结语：野心的土壤已然备就

至1931年夏，日本对东北的觊觎已非秘密。其战略意图清晰、组织准备充分、舆论动员到位。东北的富饶与脆弱，恰为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理想的扩张温床。当柳条湖的爆炸声响起时，那并非偶然的军事摩擦，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帝国野心的总爆发。伪满洲国的诞生，不过是这场野心在政治舞台上的必然投影。

二、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的开端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中国沈阳城北柳条湖附近，一声沉闷的爆炸撕裂了东北秋夜的宁静。南满铁路一段铁轨被炸毁，枕木散落，路基塌陷。然而，这场看似偶然的破坏事件，实则是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的侵略导火索。短短数小时内，日军以“自卫”为名，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攻占沈阳城，拉开了长达十四年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并非孤立冲突，而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有战略目标的武装侵略行动，标志着日本对华政策从“渐进渗透”彻底转向“武力吞并”。

（一）事变前的蓄意挑衅与舆论动员

早在1931年初，关东军已将“解决满蒙问题”提上日程。为制造开战借口，日军频繁在东北各地制造摩擦事件：

1.万宝山事件（1931年7月）：日本唆使朝鲜移民在吉林万宝山强占中国农民水渠，引发冲突。日方媒体大肆渲染“中国人迫害朝鲜人”，煽动国内反华情绪。

2.中村事件（1931年6月）：日本参谋本部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率队潜入兴安岭地区测绘军用地图，被东北军屯垦部队查获并处决。关东军立即宣称“帝国军人遭虐杀”，要求严惩“凶手”，实则借此试探中方底线。

与此同时，关东军内部加速战备。1931年4月，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秘密制定《柳条湖计划》，核心内容为：

“在柳条湖附近炸毁南满铁路，嫁祸于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发动突袭，迅速占领沈阳、长春等战略要地，继而控制全东北。”

为确保行动成功，关东军多次举行兵棋推演，并向东京陆军省提交《满蒙问题处理方案》，虽未获正式批准，但军部高层默许其“现场判断权”。此外，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配合制造紧张气氛，频繁向张学良政府提出“抗议”，营造“中方挑衅在先”的假象。

（二）柳条湖爆炸与北大营突袭

1931年9月18日晚，关东军独立守备队河本末守中尉率工兵小队，在距沈阳北大营仅800米的柳条湖段埋设炸药。22时20分，爆炸发生。现场仅轻微损毁一段铁轨，火车次日即可通行——这恰恰证明其目的不在破坏交通，而在制造借口。

爆炸后不到10分钟，早已埋伏在附近的日军炮兵即向6公里外的北大营开火。此时，东北军第七旅约8,000官兵正在营内休整。根据蒋介石8月16日电令“无论日方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以及张学良9月6日“沈阳遇事，望力避冲突”的指示，旅长王以哲下令“不准还击，待命行动”。

然而，日军并未等待“调查”。23时18分，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花谷正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名义，向媒体发布虚假声明：“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我军被迫自卫。”

午夜时分，日军第2师团主力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分三路进攻北大营。东北军部分官兵自发抵抗，但因无统一指挥，很快溃散。至19日凌晨5时，北大营失守，日军伤亡仅25人，而东北军死伤逾300人，大量武器弹药被缴。

（三）“不抵抗政策”的形成逻辑与后果

“不抵抗”常被简单归咎于张学良个人怯懦，实则背后有复杂的政治与战略考量：

1.中央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方针

1931年，蒋介石正集中兵力围剿红军，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他在日记中写道：“倭寇狡焉思逞，然内乱未平，难以外抗。”故希望以外交手段解决争端，避免两线作战。

2.南京政府对国联过度依赖

南京政府坚信国际联盟会主持公道，认为“诉诸公理胜于诉诸武力”。外交部长王正廷当日即向国联申诉，呼吁“制止日本暴行”。

3.军事实力悬殊认知

东北军虽有30万之众，但精锐多部署于关内；关东军仅1万余人，却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可随时获得本土增援。张学良误判日军“仅图局部挑衅”，未料其志在全境。

这一政策导致灾难性后果：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占领沈阳。9月19日晨，日军控制电报局、银行、兵工厂；中午，沈阳全城沦陷。东三省最大兵工厂——奉天兵工厂年产步枪6万支、火炮150门，全部落入敌手，成为日后侵华日军的重要武器来源。

（四）闪电扩张：东三省的迅速沦陷

沈阳陷落后，日军以铁路为轴线，实施“蛙跳式”进攻：

①9月19日：占领长春、营口、安东（今丹东）；

②9月21日：吉林军代理司令官熙洽（满族亲日派）宣布“独立”，迎日军入城；

③11月：马占山率部在嫩江桥英勇抵抗（江桥抗战），迟滞日军北进近半月，终因孤立无援撤退；

④1932年1月：哈尔滨保卫战失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投敌；

⑤1932年2月：锦州失守，东北军主力撤入关内。

短短5个月内，面积130万平方公里、人口3,000万的东三省全部沦陷。日军伤亡不足千人，而中国军民死伤逾10万，经济损失难以估量。

值得注意的是，日军推进速度之快，不仅因其军事优势，更得益于大量汉奸的配合。如熙洽、臧式毅、张景惠等人，或出于民族分裂思想，或为保全私利，主动为日军开城门、供情报、组伪政权，极大削弱了抵抗力量。

（五）国际社会的初期反应与外交博弈

事变爆发次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即提出紧急申诉。9月19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表声明，呼吁“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但拒绝采取制裁。9月3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双方立即停火，日军撤回铁路附属地”。

日本表面接受，实则阳奉阴违。外相币原喜重郎推行“协调外交”，声称“事态可控”，同时默许关东军继续行动。这种“双面策略”成功争取时间，使国际社会陷入“谴责—拖延—默认”的被动循环。

1931年12月，国联决定派遣调查团。在此期间，日本加速建立傀儡政权，企图造成“既成事实”。正如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私下所言：“只要我们在满洲站稳脚跟，世界终将承认现实。”

（六）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定位

九一八事变绝非局部冲突，而是日本全面侵华的起点，具有多重历史意义：

1.打破华盛顿体系

1922年《九国公约》确立“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九一八公然践踏该体系，标志凡尔赛—华盛顿秩序在东亚崩解。

2.开启殖民新模式

不同于传统直接吞并（如台湾），日本选择扶植傀儡政权，以“合法”外衣掩盖侵略本质，此模式后被用于汪伪政权。

3.激发全民抗战意识

尽管政府不抵抗，但民众自发组织义勇军、学生罢课、商人抵制日货，“抗日救亡”成为时代主题，为全面抗战奠定民意基础。

4.暴露国联软弱性

国联未能制止侵略，助长法西斯气焰，间接鼓励意大利侵埃塞俄比亚、德国吞并奥地利。

正如历史学家入江昭所言：“1931年9月18日，不仅是沈阳的夜晚，更是20世纪国际秩序转折的黑夜。”

（七）结语：一场精心导演的“自卫”闹剧

九一八事变从策划到实施，每一步都体现日本军国主义的冷酷算计。它以微小代价，攫取巨大利益；以虚假叙事，掩盖侵略本质；以局部行动，启动全面战争。当柳条湖的硝烟散去，东北大地已沦为殖民试验场，而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也在这屈辱与觉醒交织的时刻，悄然拉开序幕。

三、从“独立运动”到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建立过程

本报告系统梳理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如何通过政治操控、舆论伪造、人物利用等手段，在短短半年内完成从军事占领到傀儡政权建立的全过程，重点剖析“满洲独立”骗局的运作机制、溥仪被劫持与利用的细节，以及伪满洲国法理建构的虚伪性。

1931年9月19日，沈阳陷落的次日，关东军司令部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明确提出：“军事占领仅是第一步，必须迅速建立一个‘新国家’，以实现对满洲的永久统治。”这一决策标志着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战略从“临时军管”转向“制度化殖民”。在随后的六个月里，一场由关东军主导、满铁配合、汉奸执行、国际舆论掩护的“建国大戏”紧锣密鼓地上演。所谓“满洲国”的诞生，并非民族自决的产物，而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政治骗局，其每一步都浸透着欺骗、胁迫与暴力。

（一）“满洲独立运动”的策划与启动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已秘密物色可利用的“本土代理人”。其策略核心是“借壳上市”——利用中国旧势力符号（如清朝遗老、地方军阀）包装殖民统治，制造“本地人自主建国”的假象。

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明确要求：“扶植亲日政权，宣布满蒙脱离中华民国，成立独立国家。”为加速进程，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高级参谋片仓衷等人分赴各地，策反地方官员：

1.吉林：拉拢代理省主席熙洽（爱新觉罗氏，清宗室后裔）。熙洽早有“满洲独立”思想，9月23日即宣布吉林“脱离南京政府”，成立“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并邀请日军进驻长春。

2.黑龙江：策动原省主席万福麟部下马占山“合作”，遭拒后转而扶持张景惠（原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

3.辽宁：胁迫原省主席臧式毅留任，组建“奉天地方维持会”，实为日军行政工具。

与此同时，关东军授意满铁调查部炮制《满洲人民自决宣言》《致国联呼吁书》等文件，声称“东北民众不堪中央压迫，愿自立求生”。这些文本由日本顾问代笔，再由汉奸签名，通过东京媒体向全球发布，营造“民意沸腾”的假象。

（二）迎立溥仪：复辟幻梦与政治工具

要使“满洲国”具备“正统性”，关东军认为必须拥立一位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人物。废帝溥仪成为不二人选。

溥仪自1924年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寓居天津日租界静园，始终怀有复辟幻想。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期与其接触，提供资金、保护与政治暗示。1931年8月，土肥原贤二亲赴天津，试探溥仪态度。溥仪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土肥原）说满洲是祖先发祥之地，如今局势混乱，若能回去，或可重振祖业。”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加快行动。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制造“天津骚乱”——指使浪人投掷炸弹、枪击警察，制造恐慌，趁机以“保护安全”为名，将溥仪秘密转移至塘沽，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于11月10日抵达旅顺。整个过程由关东军宪兵严密监控，溥仪实为“软禁”。

在旅顺近三个月间，关东军反复施压。起初提出“执政”方案，溥仪坚持“必须称帝”；关东军则强调“国际观瞻，暂不宜称帝”。双方僵持不下。直至1932年2月，关东军以“若不合作，将另立他人”相威胁，溥仪被迫妥协。

值得注意的是，溥仪并非完全被动。他幻想借日本之力恢复帝制，甚至曾密令心腹郑孝胥联络英美寻求支持。然而，他很快发现：自己不过是关东军手中的提线木偶。

（三）“建国会议”与伪政权的正式成立

1932年2月16日，在关东军严密安排下，所谓“东北各省代表”齐聚沈阳大和旅馆（今辽宁宾馆），召开“建国会议”。与会者包括：

①熙洽（吉林）

②臧式毅（辽宁）

③张景惠（黑龙江）

④蒙古王公凌升、齐默特色木丕勒

⑤汉奸赵欣伯、袁金铠等

会议全程由板垣征四郎主持。他宣读《新国家组织大纲》，规定国体为“共和制”，元首称“执政”，首都设于长春（改名“新京”）。所有决议均事先拟定，代表仅需举手通过。会后发表《东北行政委员会宣言》，宣称“脱离中华民国，建设满洲国”。

为制造“全民拥护”假象，关东军组织“请愿团”赴沈阳“请愿建国”。据吉林省档案馆藏警务报告，所谓“民众代表”多为日方雇用的闲散人员，每人发放2元大洋，“高呼拥护新国”。长春街头张贴“欢迎执政”标语，均由日军士兵连夜刷写。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建国宣言》正式发布。宣言谎称：“满洲三千万民众，久苦于内战与苛政，今奋起自决，共建王道乐土。”同日，伪满洲国“中央政府”成立，设“国务会议”为最高行政机关，各部总长由汉奸担任，但每部均设日本“次长”掌握实权——此即“次长制”，确保一切决策听命于关东军。

3月9日，溥仪在长春郊外的“执政府”（原吉长道尹公署）举行就职典礼。仪式简陋，无外国使节出席。溥仪身着燕尾服，向“国旗”（黄底五色旗）鞠躬，宣誓“恪守建国精神，实现民族协和”。台下观众不足百人，多为日军军官与汉奸。这场“登基”仪式，与其说是国家元首就职，不如说是一场殖民导演的政治表演。

（四）法理建构的虚伪性与国际承认困境

伪满洲国自成立之日起，便面临合法性危机。为弥补此缺陷，日本推动三项“法理工程”：

1.《日满议定书》（1932年9月15日）

日本首相斋藤实与伪满“全权代表”郑孝胥在东京签署该文件，主要内容包括：

①日本承认“满洲国”；

②日本可在满洲国境内驻军；

③日本人享有治外法权；

④双方“共同防卫”，实则确立日本对伪满的全面控制。

此议定书等于将殖民统治合法化，被中国政府斥为“非法无效”。

2.“民意”伪造工程

1932年5月，伪满举行所谓“国民投票”，宣称99.8%民众支持新政权。实际上，投票由警察挨户发放选票，强制填写“赞成”，反对者以“反满抗日”罪名逮捕。据哈尔滨警务档案，仅1932年6月，因“拒投赞成票”被捕者达1,200余人。

3.国际承认的失败

除日本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拒绝承认伪满洲国。美国坚持“史汀生主义”即不承认以武力造成的领土变更；英国虽态度暧昧，但未予承认；苏联出于自身利益，1935年将中东铁路售予伪满，但亦未建交。直至1940年，仅有轴心国成员德国、意大利及萨尔瓦多等极少数国家予以形式承认。

（五）从“执政”到“皇帝”：傀儡地位的固化

1934年，在关东军授意下，伪满洲国“升级”为“满洲帝国”。此举表面满足溥仪称帝夙愿，实则进一步强化日本控制。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帝宫”举行登基大典。仪式仿照清代礼仪，但所有程序由日本顾问审定。溥仪身穿龙袍，接受“群臣”三跪九叩，却在日记中写道：“礼成，心如死灰。所谓皇帝，不过囚徒耳。”

登基后，溥仪名义上为“海陆军大元帅”，实则连卫队调动权都没有。其日常言行受“帝室御用挂”（日本宫廷顾问）吉冈安直严密监视。吉冈每日记录溥仪言行，直接向关东军司令汇报。溥仪曾试图接见外国记者，被吉冈以“时机未到”阻止；欲改革内务，遭“次长”驳回。所谓“康德皇帝”，不过是关东军展示“王道乐土”幻象的活道具。

附件：一、1932年2月“建国会议”参会人员名单及背景

（一）参会人员名单

由于具体的参会人员名单可能难以精确还原，以下提供的是基于历史记载的一般性描述：

1.关东军代表：

①武藤信义（关东军司令官）

②板垣征四郎（关东军高级参谋）

2.满洲当地政要和军阀：

①张景惠（东北地方实力派人物）

②马占山（原东北军将领）

3.日本驻伪满官员：

①某些日本籍的顾问或行政官员，如本庄繁等。

4.其他重要人物：

①罗振玉（文化界人士，为建立伪政权做舆论准备）

②其他被邀请的地方名流和社会活动家。

（二）背景信息

这次会议是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召开，旨在为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的新国家——伪满洲国铺路。会议上讨论了新政府的组织结构、“国家”的基本政策以及对内对外方针等内容，并最终确定了溥仪作为伪满洲国的执政者。

附件二、1932–1934年溥仪与关东军互动大事记

附件三、各国对伪满洲国承认情况统计表（1932–1945）

（六）结语：一场没有观众的建国戏剧

伪满洲国的建立过程，是一部典型的殖民剧本：侵略者编写台词，汉奸扮演主角，民众充当背景，而真正的导演——关东军——始终隐身幕后。从“独立运动”到“帝国登基”，每一步都旨在掩盖一个基本事实：这片土地不属于“满洲国”，而属于被武力剥夺主权的中国。历史终将证明，任何以暴力与谎言构筑的政权，无论披着多么华丽的外衣，终究是沙上之塔，注定崩塌。

四、关东军与“满铁”：军事与经济双轮驱动

伪满洲国表面上是一个“独立国家”，实则从诞生之日起便被牢牢嵌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之中。其统治并非依靠溥仪的“圣谕”或汉奸官员的“治理”，而是由两个隐形却无所不在的机构所主导：关东军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前者执掌枪杆子，实施高压军事控制；后者掌控钱袋子，执行系统性经济掠夺与社会渗透。二者一武一文、一显一隐，形成“军事—经济—情报”三位一体的殖民统治双轮驱动机制，成为日本在东北维持13年殖民统治的根本支柱。

（一）关东军：伪满洲国的实际最高权力机关

关东军最初成立于1906年，名义上是为保护日本在“关东州”（旅顺、大连租借地）及南满铁路沿线的权益。但自九一八事变后，其角色迅速从“守备部队”转变为“征服者”与“统治者”。

1.组织架构与指挥体系

至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时，关东军已扩编为常设方面军级单位，下辖：

①第2师团（仙台）、第10师团（姬路）等主力部队；

②独立守备队、骑兵集团、航空兵大队；

③宪兵队、特务机关、细菌战部队（731部队前身）。

更关键的是其政治控制机制：

1932年8月，日本政府任命武藤信义为关东军司令官，并同时授予其“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头衔。自此确立“军政一体”体制——关东军司令即日本在伪满最高代表，直接操控伪满一切重大决策。此后历任司令如菱刈隆、南次郎、植田谦吉、梅津美治郎等，均集军权、外交权、监督权于一身。

关东军内部设有“第四课”（后改称“特务部”），专司对伪满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指导。该部门可直接向伪满各部总长下达“内训”（非正式指令），内容涵盖人事任免、政策制定、预算审批等，伪满官员无权拒绝。

2.《日满议定书》与法理霸权

1932年9月15日签署的《日满议定书》是关东军统治合法化的“宪法性文件”。其核心条款包括：

“满洲国允诺日本国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以担负国防之责。”

“两国相约，共同防卫满洲国领土。”

这意味着：

①日本可在伪满全境自由驻军，不受任何限制；

②伪满无独立国防权，其“军政部”仅负责治安警察；

③关东军有权以“防卫”为名，镇压一切“反满抗日”活动。

事实上，关东军兵力从1931年的1万余人增至1941年的70余万人，成为日本陆军最大战略集团。其司令部设于长春“新京”，俯瞰伪满“国务院”大楼，象征权力的绝对凌驾。

（二）“满铁”：殖民帝国的“文装武备”中枢

如果说关东军是伪满洲国的“剑”，那么满铁就是其“盾”与“脑”。这个成立于1906年的特殊企业，远非普通铁路公司，而是日本在东北实施“文装的武备”（以文明手段实现军事目的）战略的核心工具。

1.从铁路公司到综合殖民机构

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提出：“铁路仅为起点，满铁应成为满洲开发之总枢纽。”在其推动下，满铁迅速扩张业务范围：

交通：控制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及附属支线，垄断东北南部运输；

工业：投资抚顺煤矿、鞍山制铁所、大连造船厂；

农业：设立“满洲农产公社”，推广日本稻种，控制粮食流通；

市政：在大连、鞍山、抚顺等地建设“附属地”，实行日本式城市管理；

研究：设立“满铁调查部”，成为亚洲最大情报与学术机构。

至1931年，满铁资产达8亿日元，员工超10万人，其中“调查部”拥有2,000余名研究员，分设经济、法律、民族、苏联问题等科室，持续产出《满洲经济年报》《华北资源调查》等战略报告，直接供关东军与东京决策层使用。

2.在伪满时期的转型与强化

伪满洲国成立后，满铁部分职能被新设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1937年）取代，但其核心地位未减。1933年，日本政府将满铁“附属地”行政权移交伪满，表面“尊重主权”，实则通过“日系职员留任”继续控制市政、教育、卫生系统。

更重要的是，满铁成为日本移民政策的执行主体。1936年，日本内阁通过《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计划》，目标20年内迁移100万户、500万日本人至东北。满铁设立“拓殖总局”，负责：

①强征中国农民土地（至1945年，强占耕地达2,000万公顷）；

②建设“开拓团”定居点（配给房屋、农具、武器）；

③提供医疗、教育、宗教服务，构建封闭的日本社区。

这些“开拓团”不仅掠夺资源，更构成“人肉防线”——一旦苏联动员，他们将作为民兵参战。据统计，至1945年，东北日本移民达155万人，其中“武装开拓团”超20万人。

（三）军企协同：殖民统治的高效运作机制

关东军与满铁并非平行机构，而是高度协同的共生体。其合作体现在三大层面：

1.情报共享与战略规划

满铁调查部定期向关东军提供《满洲治安状况报告》《抗日势力分布图》，关东军据此部署“讨伐作战”。例如1932年对抗联杨靖宇部的围剿，即依据满铁提供的密山县地形与粮道情报。

2.经济服务于军事

满铁控制的抚顺煤矿年产煤800万吨，70%用于关东军燃料与军工生产；鞍山昭和制钢所年产钢50万吨，全部供应日军坦克、火炮制造。1937年“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明确要求：“重工业优先满足国防需求。”

3.社会控制一体化

在城乡基层，关东军宪兵队与满铁“附属地”警察联合推行“保甲连坐制”：每10户为一甲，互相监视，一人“通匪”，全甲受罚。满铁医院、学校则灌输“日满亲善”思想，培养亲日青年。

（四）典型案例：鞍山—昭和制钢所的殖民逻辑

鞍山钢铁基地是军企协同的缩影。1918年，满铁在此设立“鞍山制铁所”；1933年，关东军主导改组为“昭和制钢所”，由日本财阀（住友、三菱）控股。

1.资源掠夺：鞍山铁矿品位高达60%，开采成本极低。1931–1945年，共掠走生铁1,000万吨、钢材800万吨。

2.劳工剥削：强征中国劳工超30万人次，实行“包工制”——包工头预支工资，劳工终身负债。死亡率高达15%，尸体被抛入“炼人炉”焚化。

3.技术封锁：核心技术由日本人掌握，中国工人仅从事搬运、清渣等苦役。1943年，全厂技术人员中中国人占比不足3%。

昭和制钢所不仅是工厂，更是殖民秩序的象征：厂区划分为“日本人住宅区”（有自来水、电灯、俱乐部）与“劳工寮”（土坯房、无厕所），种族隔离制度森严。

（五）殖民双轮的内在矛盾与衰落

尽管关东军与满铁配合紧密，但内部亦存矛盾：

1.军部与财阀：关东军主张“统制经济”，要求企业服从战争需要；财阀则追求利润最大化，抵制无偿征用。

2.激进派与温和派：石原莞尔等早期策划者主张“有限殖民”，避免过度刺激国际社会；后期军部则推行极端掠夺，导致民众反抗加剧。

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资源紧张，对东北榨取变本加厉。1943年起，强制征收“金属献纳”（收缴民间铜铁）、“粮食出荷”（低价强购粮食），引发大规模饥荒。殖民双轮在疯狂运转中加速磨损，终在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攻下彻底崩解。

附件一、1931–1945年东北主要矿产输出量统计表

附件二、“开拓团”分布（1940年）

1.黑龙江省

①哈尔滨市周边

②佳木斯市周边

③牡丹江市周边

2.吉林省

①长春市周边

②吉林市周边

③辽源市周边

3.辽宁省

①沈阳市周边

②大连市周边

③鞍山市周边

4.内蒙古东部

①呼伦贝尔盟

②兴安盟

附件三、昭和制钢所劳工死亡率年度对比（1935–1945）

（六）结语：看不见的统治者

在伪满洲国的官方文件中，几乎找不到“关东军”或“满铁”的名字。它们隐身于“日满协和”“王道乐土”的宣传背后，却无处不在——在每一列运往日本的煤车里，在每一份经“次长”审阅的公文中，在每一个被“开拓团”夺去土地的农民眼中。正是这双看不见的手，将东北变成日本帝国的战争血库，也将伪满洲国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理解关东军与满铁的运作逻辑，便是理解殖民主义如何以“现代化”“开发”“秩序”之名，行掠夺、奴役与毁灭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