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路19号浦江饭店，35岁的尉文渊手拿棒槌，拖着一条腿，步伐缓慢地走到大厅北面的一面铜锣面前。他停顿片刻，奋力一敲——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了！

此时是中国银行，广发证券

1990年12月19日，中国股市第一声锣敲响。敲锣时候，站在上交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身边的，是刘鸿儒、阚治东、管金生……

隔着玻璃，阚治东站在贵宾厅里焦虑地等待交易厅第一笔交易成交的消息，他很担心被老对手管金生抢去这个历史性的第一次：最终，申银的6号红马甲夺得头筹，一时间各路记者向他涌去，拍照、采访……

当晚，一直无暇医治脚伤的尉文渊休克，高烧烧到40度，在昏迷中被送往医院急救。

那天发生的一切都将在中国证券史上被浓墨勾画。尉文渊、管金生、阚治东各自的命运随之与这个新诞生的资本市场勾连在一起。

20年弹指一挥间。在上海证交所即将迎来20周年诞辰的时候，《财富堂》试图描绘那个时代的“三大猛人”。他们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代拓荒者，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们的故事起伏跌宕，残酷，悲情，令人扼腕叹息。

01

“猛人”之尉文渊： 无怨无悔铺路石

迷信的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暗示着某种宿命。作为中国早期证券业一号主角，这位全世界最年轻的交易所总经理亲身参与并书写了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得到了其他人不敢企及的个人荣耀。

在这条同样布满荆棘与暗河的道路上，原本前途无量的尉文渊，因“327国债事件”受牵连，最终告别了这个市场。

一个“早产儿”

尉文渊出身于军人家庭，15岁时曾在新疆伊犁当兵，复员回上海后当过电影院的服务员，在上海某区委做过政法工作。恢复高考后，他考入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到正在组建中的国家审计署工作，一年后被提拔为副处长，随即又被提拔为人教司处长，可谓少年得志。

虽然仕途顺利, 尉文渊对沉闷的机关生活心有不甘,一直向往着更具有挑战性的使命。他得到了人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的赏识,被调到金管处任副处长时，年仅35岁。

那是在1989年11月，一场政治风波刚刚平息。为了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变，中国政府批准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人行上海分行为之成立了筹备小组，由金管处处长牵头，而金管处的工作就由尉文渊负责。在相当长时间内，筹备工作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1990年6月，出访海外的朱镕基市长忽然向全世界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年内开业。一下子成为轰动海内外的大新闻。消息传回上海，急坏了筹备小组，交易所八字还没有一撇，如何实现年内开张？

得知老处长有意回金管处，一心想做出点成绩的尉文渊主动请缨，他还向领导立下军令状——保证上交所年内开业。还剩下半年时间，筹备工作此时已经到了分秒必争的阶段。“当时，我们都替他捏把汗——即使是搬个家，新房子装修也还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而这可是举世瞩目的中国大陆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一位当事人回忆说。

“王(前任组长)是先想后干，想不明白，宁愿不干；尉是说干就干，想到哪里，就干到哪里。”尉文渊一上任，就颠覆了筹备小组留给大家的最初印象。他把整个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分成选址装修、规则起草、红马甲培训、组织上市公司和筹备电脑通讯系统几大块，每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把一项复杂的工作分成了简单明了的若干块，使得整个筹备工作显得有条不紊。

最大的难题是不懂。尉文渊和他的手下都是股盲，筹办证券交易所几乎全凭想象。当时信息极其匮乏，出国考察是很敏感的事。随着最后期限的临近，尉文渊当初少不更事的自信被焦虑一点一点吞噬——我们搞的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证券交易所吗？

在一次筹备小组碰头会上，尉文渊说着说着，突然流泪了。除了极度的疲惫外，他被一种茫茫然没有方向的感觉所包围：像浪涛中的一叶小舟似的无助，不知会被甩向何方，身不由己。

而在日本做过证券公司研修生的阚治东看来，尉文渊的悟性极强。“尽管一开始对证券市场并不了解，但他很快就掌握许多证券方面的知识，商量问题变得非常有主见。”当时，喝过洋墨水、见识过资本主义世界的几位骨干都主张保留一部分场内报价、手工促成成交系统。从没出过国门的尉文渊坚决主张上“无纸化”电子交易系统。他从向人民银行借的500万元筹备金中挤出100万，说服管金生、阚治东各代表万国、申银拿出一部分钱，一同上电子交易系统。

就在上交所开业前的一个月，尉文渊终于有机会到香港考察证券市场，当他发现自己看不太懂联交所的交易系统时，开始发慌。几天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电脑交易构想竟已走在香港联交所前面！

从开业第一笔交易起，上交所就跨入了无纸化的电子交易时代，这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人评价说，如无电子交易的技术基础，中国证券市场不可能以这样快的速度扩张，也无法支持现在遍及城乡、数千万投资人参与、每天数千亿的成交规模。在电子交易的基础上，尉文渊也顺便解决了股票无纸化交易的问题，在当时，这又是一项具有世界领先意义的创举，推动和支撑了此后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

时隔18年后，尉文渊回首往事，坦承：当时，上交所成立的条件还不成熟，无论是当时盛行的左的思潮、计划经济的桎梏、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包括传统的意识形态——“没有一项条件成熟”。上交所的成立，更多是基于政治因素的推动：经历“八九政治风波”后，中国向世界提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在上海制定的浦东开放一揽子计划里，标志着中国金融业开放的证券交易所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或许也意味着，尉文渊们将不得不为这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付出某种代价。

疯长的野孩子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终于赶在年底开业了。

开门铜锣是尉文渊跑遍上海觅来的。开始找到的铜锣都不行，敲上去声音龇牙咧嘴的，没法听。后来，在城隍庙找到一个锣，它不是一个单片的，中间的部分鼓出来很大一个大铜疙瘩。尉文渊一看，当场拍板，用600多元钱把它买来，拽着就跑。

后来每当开市，尉文渊就拼命地敲锣，响声果然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当时，有一两千红马甲在上交所工作，场面非常壮观，也带动了周边很多服务业，浦江饭店那一带也因此被冠之以“东方华尔街”的美名。

交易所建立起来后，对这个市场的不理解和不知道怎样去做仍然困扰着他。而他嘴里的这个“野孩子”，以惊人的速度疯长起来。

早期的上交所不可避免地烙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在早期股民中，流传着很多关于老尉和股市涨跌的经典段子。股民老许回忆说，曾有几次股市跌，尉文渊走到交易大厅一叉腰说“这个市场不会跌了，要涨了”，市场果然就涨上去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尉文渊是“木知木觉的”。“当时有人对我说：‘你一进场内交易大厅，场外就有人问你的表情怎么样。你的身体语言释放，代表你怎么看这个市场，等等。”直到1994年的一天，尉文渊才小小利用了一下自己的个人影响力：那天股指莫名其妙跌得非常厉害，“我拿起话筒说：‘大家慌什么，没什么问题嘛。’当时股价马上就回来了。”

他既要考虑关于交易所未来的大事，还得操心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当时还在做证券记者的左安龙，一想起老尉面对交易所满地垃圾的黑脸就想发笑。“每到3点半闭市，他都要跑到大厅里喊上一通：‘大家离场时把自己吃的盒饭、报纸都带走啊。’”

在随后3年中，尉文渊陆续地进行了多项尝试和改革：确立了交易规则；创办了中国第一份证券报并担任主编；进行市场扩容，上市公司数量从最初的“老八股”扩大到1992年底的近60家；会员从16家扩大到100多家，交易席位由最初的50个扩大到上千个，到1993年更是达到了6000个……在此期间，尉文渊也逐渐确立了他在中国证券史上的地位。

1992年，尉文渊推出一项极其大胆的金融工具创新：国债期货。这是资本市场深化发展的一次勇敢探索。可以说，国债期货和国债回购交易的推出，活跃了国债市场，提高了金边债券的声誉，有助于解决当时让政府揪心的国债发行难问题。

然而，也正是3年后的“327”国债期货事件，让尉文渊因负“监管责任”而离开了他一手创建起来的上交所。

他依然为自己当年的探索充满自豪；对把自己辛苦创建的国债期货市场送上绝路的“327事件”留有遗憾，“我还是认为，‘327事件’是新兴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因为它而完全抹杀国债期货开办的市场意义。”

“其中确实存在风险控制问题，还存在市场监管措施未能及时调整的问题。但是，是不是可以假定，通过个人的努力，就能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认为，没有327，也会有328、329，总有这么一遭。”

他的耳边回响起香港联交所总裁袁天凡曾对他说的一番话，那是尉文渊第一次访问香港，两人就证券市场交流了许久。

“尉先生，我觉得你太理想了，你想把市场搞得多么理性，是不可能的，市场早晚要出问题，你必须和大家讲清楚，否则，人们以为是你的责任。”

尉文渊的抉择

1998年8月，尉文渊把与自己很熟的记者张志雄叫到办公室，告诉他自己要离开了。

当时张志雄劝说他是否忍一忍再说时，尉文渊的态度很坚决：“我们来这个市场本是想做点事的，为了把事做好，总会有争议，这不要紧。但事情往往会转化成人的是非，这就相当凶险了，我是没有这种企图心的。所以，我对希望我留任的领导说，我只不过是个马前卒，让我走吧。我可不能成为争议的焦点，那是很危险的事。”

早在离开人行筹办上交所时，尉文渊就答应领导，干满2年后就回去。

“我突然发现我回不去了，交易所那个舞台那种挑战在这种体制内是找不到的，是绝对没有的。我到机关一看，一份报纸，一杯茶。我发现我回不去了。我只有出来。”

尉文渊随后下海经商，创办企业，集团从广告业做起，已拥有庞大的资产和投资，创业投资特别是风电项目的投资是最让人瞩目的一块。如今，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离上海不远的昆山地区，低调、勤勉地经营着自己的企业。

时隔10年后，那些曾为尉文渊的选择感到惋惜与不解的人们，回顾中国证券业20年史上曾耀眼过的名字和如今的命运遭际，才体会到尉文渊对世事的通透与练达。

在当年这一批证券大佬中，尉文渊是唯一全身而退的。除了另两位猛人外，有“君安教父”之称的张国庆被判刑入狱，原三峡证券董事长邓贵安、总裁李洪尧、副总裁李晓春被判刑，原汉唐证券董事长吴克龄、总裁宋建生被吊销从业资格，原广发证券老总董正青被判入狱4年等数不胜数……

尉文渊是明白人。经历过1994年被某大报点名批评、“327”等连串事变后，他读懂了这背后的寓意——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中央和地方之间争夺市场控制权的博弈将日益激烈，一旦摩擦加剧，身处其中的人很难置身事外——“在体制内，你的命运不是你自己所能掌握的……”

张志雄感慨地说：“1991年一进上交所，就听尉文渊说他最想做个商人，当初听得云里雾里的，你这个上交所总经理做得好好的，去做什么商人？现在明白了。”

在2009年年底，阚治东的新书发布会上，我遇到了前来为老友捧场的尉文渊。当我问他准备何时动笔写自己的回忆录时，头发日渐稀疏的尉文渊立即摆摆手：“没必要了，该表扬的好人好事都表扬过了。”

那么，那些不可说的秘密？——“哪有什么不可说的秘密啊。”他笑呵呵打了一记太极。

他承认自己现在圆滑世故了很多，“年轻时的尉文渊多少有点英雄主义，理想、热血沸腾、使命感、不顾一切”。虽然刻意低调，仍然看得出他对中国证券业的监管有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在一次采访中，尉文渊破天荒地批评政府过多干涉证券市场、创新不够的现状。

“上交所影响了我一生，也赋予了我很多，我算得上少年得志。同龄人很难有人像我一样幸运。对于离开，我很坦然，市场和历史会客观评价。对于过去，我不太介意，完了就完了，连我自己的孩子都很少知道我过去的事情。”

“我是新中国早期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是早期建设的铺路石。现在，我是过来人，旁观者。我今年52岁了，以后我会坚定地做企业家。我对我现在的角色很满意

02

“猛人”之管金生：灰飞烟灭霸王业

在缔造自己金融王国的过程中，管金生书写了中国证券业改革开放30年历史中夺目的一页。

在中国早期证券市场上，管金生名声之大，无人能出其右。

创国内最大证券王国

直到1988年，41岁的管金生还只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外语翻译。

出生于江西普通农民家庭的他，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83年，因偶然担任了在上海召开的中美国际投资研讨会秘书长一职，他受欧盟邀请，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学习管理和法学，获商业管理和法学两个硕士学位。归国后，管金生被派到上海市委党校的一个“振兴上海研究班”里去“深造”，很长一段时间无所事事。

1980年代后期，邓小平视察上海，征求上海各界有识之士对振兴上海的真知灼见，他对将上海外滩建成“东方华尔街”这一构思表示出极大兴趣。按捺不住兴奋的管金生奋笔疾书，豪言创建中国证券市场之重要。他的建议最终被高层采纳，并被批准试点。

1988年，上海第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万国证券公司开张，由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10家股东筹资，拥有3500万元股本金。管金生如愿出任公司总经理。

在他的指挥下，万国证券在证券市场上勇猛搏杀、横冲直撞，一代证券枭雄的大名也随之响彻大江南北。1990年6月，尉文渊受命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他的第一个业务电话就打给了管金生，管在电话那头笑道：“我知道迟早会接到这个电话，只是不知道会是哪个人打来。”当时，全上海的证券公司只有三家：万国、申银和海通，其中，管金生当家的万国规模最大。

有人评价，管金生是国内第一个对证券有真正认识的金融家。上交所的交易规则确立，设备引进，交易员的培训，几乎都有他的心血；深沪两市的异地交易首先由万国开通；是万国最早开始在国内推动和实施无纸化交易；而“B股是怎么推出来的？都是我们在房子里想出来的。”

一位前万国职员说，在他刚刚加入的时候，很惊讶监管部门怎么会简单地把万国证券提出的建议写入监管条例。

管金生四处演讲。“当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把当时银行、财政、计委，经委各个部门都拉出来，进行免费培训”，“做了大量的市场培育工作”。为了能吸引那些最聪明、能把市场作为严谨科学的人才到证券业来，他频频在大学里演讲。

“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是一个老师，把国外的这种理念、战略、文化带到中国来。”曾做过管金生秘书的卫哲如此总结。当时，其他证券公司的员工多为中专毕业生，而万国的中层以上团队中，来自复旦、上海交大等的大学毕业生占到90%以上；当万国证券还在筹备第三家证券营业部的时候，管金生谈话的主题已由如何瓜分上海当时的9区10县，转移到如何拓展全国市场；当别人还在琢磨什么是国内市场的时候，万国已在新加坡、伦敦开设分公司……

在他执掌公司期间，万国证券一级市场承销业务占全国总份额的60%，二级市场经纪业务占到全国总份额的40%。管金生本人作为中国金融界第一人，在CNN直播中心用英语向全球介绍上海证券市场，出尽风头！

有人曾半真半假地说，万国证券之所以成为全国最大的证券公司，是因为他们的老板有一个好名字：管金生！为管金而生嘛。

随着万国的成功，管金生的野心也一发不可收。他声言要令万国成为中国的野村、美林，万国证券“要在2000年进入世界十大券商”！

上交所开业前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前奏。当时，上证所首次召开的会员大会，议程之一是选大会副理事长。管金生认为自己是志在必得，还派自己的得力干将谢荣兴做了不少游说工作。

最终，理事们却把票都投给了阚治东。“他们不希望管金生担当那个角色，他们嫌老管野心太大，霸气太足。”阚治东分析说——或许是两人性格差异，导致了“327”事件之后的不同命运。

最大的“国库券鼹鼠”

在上海滩上，无论经营机构还是个人，在证券市场赚得第一桶金的，大多出自国债。

创办万国初期，管金生就盯上了国债。他也是第一个从中嗅出商机的券商领导者。

中国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由于缺乏流动性，被称为“国库券”的国债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很不受欢迎。国务院设有专门的推销委员会，由财政部牵头，联合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等机构等一起参与，以弘扬党性为感召，依然难以销售。

到后来，很自然地出现了国库券地下交易，一些人以五折六折的低价收购国库券，还有的企业用国库券变相降价，来推销积压产品。

到1988年3月，财政部被迫做出《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允许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当时，全国银行并无联网，各地的国库券价格相差很大。一个有利可图的“黑市”由此形成。

当时万国只有十多号人，管金生率众跑遍了全国250个大中小城市和偏远乡村，到处收购国库券。有一次，他亲自到福州去收购，一出手就吃进200万元国库券。面额都是5元、10元的，足足塞满了几个大麻袋。他租了一辆汽车直送上海，剩下的两个大旅行袋，他一手拎一个坐飞机回上海。在机场安检入口，他好说歹说硬是没让安检打开旅行袋检查。到上海的时候，袋子的底部已经撑破，他连拉带抱地总算出了机场。

上海滩著名的“杨百万”在自传《做个百万富翁》一书中，披露了早年与管金生联手炒作国库券的故事——1989年元旦刚过，管金生告诉杨怀定，他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串门时，看到处长张宁桌子上压着一份文件，内容是关于1988年国库券准备在一个星期以后上市。这是一个能发大财的内幕消息，如果黑市价75元买进，一上市就是100元，暴利25元。

于是，在海宁路1028号的办公室里，成为万国证券授权代表的杨百万拿了一台万国的点钞机，大张旗鼓地收购，最后买走了上海市面上一半的1988年国库券。随后，阚治东和海通老总汤仁荣从万国的异动嗅到气味，也积极跟进。

管金生的狂收行动引起了金管处的警觉。处长张宁突然决定推迟上市时间，并且突击检查各大证券公司。各家证券公司的金库于是闻风大转移。万国证券的金库在地下室，能转移到哪去呢？管金生赌了一把，他下令把所有的国库券都放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从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然后借故外出。他推测，来检查的金管处人员是绝对不会砸门直闯总经理办公室的。

最终，万国证券躲过一劫。

数月后，1988年国库券上市，价格为104元，作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国库券鼹鼠”，管金生的万国证券完成了惊险而丰厚的原始积累。到1989年，万国的营业额做到了3亿元。

灰飞烟灭霸王业

“出来混，都是要还的。”谁会料想到，靠国债发迹的管金生最终栽在了国债期货上呢？

从1994年下半年起，上海证券市场的国债期货交易日益红火。相比低迷的股市，国债发行量大面广，交投活跃，各个品种的期货价格涨得让人眼红心跳。

1995年1月，国债期货市场最大的一个悬念是1992年发行的三年期国债券会不会加息。这期代号为327的国债规模有240亿元，将在6月份到期，它的9.5%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当时，银行的储蓄利率为12.24%，市场普遍认为327的回报太低了，因此有消息称，财政部可能要提高327的利率。

管金生却持相反观点。在他看来，目前的宏观局面是投资过热，金融秩序混乱，特别是不久前发生的沈太福集资案，让中央在利率提降等敏感决策上会采取保守的策略，因此，不可能从国库中拿出额外的钱来补贴。于是，他下令万国做空327。

这一次，这个高明的赌徒竟赌错了——他的对手是有着财政部背景的中国经济开发总公司。

2月23日，财政部宣布提高利率，327国债将以148.5元兑付。消息一经核实，327国债的市价就开始一路上涨，当日上午，价格冲到151.3元，比上一日涨了3元多。这期间，手中握有大笔327期货合同的管金生一直在拼死抵抗。此时，他的同盟军辽国发的高氏兄弟突然倒戈，改做多头。这意味着327国债每上涨1元，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十几亿。

中午12点多，管金生找到尉文渊，提出三个要求：“能不能给我加点持仓量？”“交易所能不能给个通知，说到现在为止上海证交所没有接到财政部贴息的通知？”“能不能把国债期货停下来？”

尉文渊拒绝了他。“他的脑子一年前就昏了。”尉文渊回忆起那天的争吵。

管金生此时已是困兽犹斗了。为避免公司倒闭，下午4点15分，他忽然下令大举抛售：最后一张730万超级大单，将“国债”期货的价格强行压至147.40元收盘。这笔730万口卖单面值1.46万亿元，接近中国1994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3！最终，管的疯狂举动造成了债券期货市场崩盘。

夜里9点左右，尉文渊宣布当天最后8分钟所有327品种的交易无效，以违规前最后一笔交易的价格151.30元为收盘价。由此万国亏损60个亿，赌红眼的管金生再次找到尉文渊，两人再次发生激烈争吵。

中央随后组成了以财政部、人民银行、证监会安全部等六大部委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327”事件进行调查。3个月后国债期货市场关闭。5个月后管金生被捕。

直到1997年2月份，法院对管金生的审判结果才出来，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可笑的是，人人都知道管金生是因为期货交易违规而被抓的，最终却是因挪用公款、贪污、腐败等罪名入狱——当时还没有相应的法条来套用。

几年后，一些家庭、生活类报刊转载一篇题为《美色断送“金融第一人”管金生》的文章，该文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上海滩“证券教父”如何因为生活腐化、沉湎于某香港女老板的美色，最终走上犯罪道路的。

这种因果推论当然是可笑而俗套的。客观地评价，让管金生和万国来承担这场金融灾难的全部责任是不公平的，“空军”的一方——中经开也同样存在保证金不足、恶意操纵价格等诸多违规行为，却堂而皇之地置身事外。

此外，中经开又究竟是凭什么在这场对赌中大获全胜的？对此，人们都心知肚明。

奇怪的是，中经开竟没有赚到钱。曾有人估算，在整个“327事件”中，多头的盈利在70亿元左右。中经开在“327”事件后不久几次面临支付危机，在挪用客户保证金达6.8亿元的同时，还累积了70多亿元的债务，公司几乎被掏空而濒临破产。

熟知内幕的人士透露，“327”一役造就了一批亿万富豪。他们究竟是谁呢？

在法庭上，管金生没有委托任何辩护律师，也拒绝法院为他指派辩护人，他似乎以沉默和决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高墙内，管金生又做起了外文翻译，他依然留心着各种简报上关于全球资本市场的新动向。服刑7年后，他因健康状况被批准“保外就医”。出狱时，阚治东等几个当年证券业的老哥们找他喝过一次酒，之后失去了联系。

据传，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枭雄如今悄然隐居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