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力如山  大力如山

1992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率先推出了我国标准化的国债期货合约，第一次设计了12个品种：包括在3月、6月、9月和12月份交收的3年期和5年期1992年国库券、3年期1991年国库券。

1992年，同样都是在1988年成立的万国证券和“中经开”，分别以上海和北京为据点，在经过四年的奋斗后，各自都已经能制霸一方了。

比如身为沪上三大券商之一的万国证券，92年时已能稳稳压制其中的一家海通证券，包括在全国各地与另一家申银证券扳手腕时，也偶尔能略占上风。

毕竟申银证券虽然有着全国闻名的静安和虹口两个证券营业部，滋养了全国各地的首批“韭菜”。万国证券在管金生的带领下，却也打造出了证券行业“黄埔军校”的美名，从1988年的第一期全国性证券业务研讨会及“88证券业务高级研修班”开始，用三期时间向行业里输送了不少制作精良的“镰刀”。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黄埔军校”的美名其实有内有外。对内享有美名的是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因为其作为公司的“窗口”，担负着凡是被管金生看上的人才，都会被送过去锻炼的传说。

比如管金生的首任秘书腾伟，后来在28岁就做到了万国证券总裁助理，分管基金总部和自营总部。还有在1992年代表上海电大负责与万国证券合作的教师张磊，没多久也进入了黄浦营业部，后来成长为了万国证券经纪总部的副总。多年后，这些“管培生”们，也共同参与了一场大战。

另一边的“中经开”，作为财政部独资的唯一一家信托投资公司，成立时的名字其实是叫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以接受财政部农业周转金和农综办资金委托管理为主业，首任董事长为原财政部副部长田一农。

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的成立，是源于银行的倒逼。原本财政部的农业周转金是委托给银行进行拨款和回收，但银行在催收上并不怎么积极，财政部农财司这才决定创办一家自己的公司，去办理这些业务。后来，原财政部农财司制度处的处长陈西祜，就到了“中经开”担任总会计师。他曾经对外回忆过，公司初创时的美好：“当时公司的主要任务，就是办理农财司支农资金的拨款回收手续，每年财政部十几亿预算外资金都交给公司拨付，账上余款的利息就足够公司用的了，并不做风险大的事情。”

1992年1月，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改名为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经开”，并将原有业务扩大至信贷、证券、实业投资等领域。也是在那一年，陈西祜从“中经开”离开。旧人离开新人来，就在原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司长朱扶林，担任“中经开”的第二任总经理时，原综合计划司的戴学民被安排掌管证券期货业务。

1992年12月28日，没有集体供暖的上海冷的一比，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里，一群大多只穿着西装的背头大哥们，正专心盯着交易大厅内的行情动态显示屏，满面红光似乎感觉不到一丝寒意。上午10点35分，行情动态显示屏上闪出了“F91303……111.1元……”，预示着代码为“301”的1991年3年期3月份国债期货交收合约，首笔5口顺利的成交。

首笔交易的对手方，正是万国证券和中经开。全市场首笔交易的顺利成交，让喜笑颜开的两群背头大哥们，都热情主动的去握对方的手，记者朋友们也围了上来，咔咔咔的就是一顿照。

很正常，毕竟未来很多人都会记得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大家都想留下美好的回忆。后来果然如此，那一天其余交易的对手方都是谁，如今很少有人能想起。但更多人记得的是，1992年也发行了将于1995年交割的三年期国债，交易代码为“327”。

三年后的上海，被来自辽国的风一吹，飞沙风中转。

01

1994年，由于国家实施了严厉的宏观调控，上海的股市一片萧条。但在这片萧条中，走出了一位“无名之辈”—辽国发。

1994年6月8日，辽国发向上交所送去一份公告，称该公司已持有爱使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12.32万股，占爱使电子总股本的2%。同时，辽宁东方证券公司、国泰证券沈阳分公司、南方证券沈阳分公司和建行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各持有爱使电子44.928万股的股票，分别占爱使电子0.8%的股权。而这4家机构已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将所持有的爱使电子的表决权全权授予辽国发，因此辽国发共拥有爱使电子5.2%的股权。

随后，上交所就向社会公布了这份公告，并依例安排爱使股份在第二天停牌，正式宣告爱使电子遭遇了“门口的野蛮人”。爱使股份被盯上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其全流通的特质，导致自己的股权相当分散，因此股权控制也尤其不稳定。但1985年面向社会公开发起成立的上海爱使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其能在1990年底就成为国内首批公开上市的“老八股”之一，也不是说随便什么野蛮人都能破门而入的。

因此，就在公告发布后的第二天，爱使电子向前来接洽的辽国发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公司认为，辽国发所说的5家公司的关联关系能否成立，还存在着不少疑义。”

之后的6月14目、6月23日和7月29日，辽国发又接连发布了3次公告，不仅称参与此次一致行动的机构，已经从起先的5家增加到了8家，股票数量也已增持至爱使电子总股本的11.2%。但就像是《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剧情，神秘发家的屌丝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真正的追求上那位，只是喜欢追求刺激的白富美。所以爱使电子对辽国发的这些请求，始终都是一个不太配合的态度。

不过，让屌丝和白富美同时都感到刺激的事，马上就来了。1994年7月30日，辽国发第4次公告发布的第二天，新华社出了篇通稿《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稳定和发展股市作出决策》，公布了证监会的三大救市政策。随后市场开始大涨，辽国发也开始逐渐减持爱使电子，到1994年底持股比例降到了3.74%。

以上就是携北风到沪的辽国发，在资本市场上刮取的第一桶金。尝得甜头的辽国发，后来就把这股北风固定为了自己的风格，即自己站在幕后，让众多的合作券商站在台前，用着各种透支和融资的方式，加最大的杠杆，薅最野的市场。而在1994年之后，比股票市场更野的市场，是国债期货市场。

国债期货市场之野，在于该市场上有着各种各样的野诸侯，他们将资金当作兵，把信息列为将，互相的进行多空厮杀，同时收割着其他散兵游勇，犹如混乱的三国时代。而市场中的中经开、辽国发和万国证券三方，就像是三国里的魏、蜀、吴，一边各自开拓着疆土，一边相爱或者相杀。

比如在市场首笔国债期货合约上，象征性握手亮相的中经开和万国证券，没多久就真的在“313”国债期货上对打了一次。那一次做多的中经开，爆锤了做空的万国证券，事后万国证券以“不公平竞争”为由，把状告到了上海老领导朱姓总理那里，算是开启了“打不过就找人”的先河。

而到了1994年10月，中经开和万国证券又联手在“314”国债期货上做多，收割了一把领衔做空的辽国发。那一次如果不是上交所摆“吃讲茶”，采取强制平仓的措施平息事件，恐怕最后辽国发就会直接被爆掉。

但死里逃生的辽国发，丝毫没有吸取“314”教训，后来就又参与了“327”国债期货事件。在“327”那一战里，吴、蜀、魏三方各自的角色，再一次的被重新排列组合，上演了一场吴蜀对魏的“火烧赤壁”。

只是风萧萧兮易水寒，草船虽满箭，万事欠东风。

02

1995年1月，万国证券重组了公司内部的国债部，把股票和国债的自营都划了进去，将其提升为了交易总部，与经纪总部、基金管理总部等几大部门平起平坐。

管金生的这一决定，有对国债部在“314”一战上的胜利表示嘉许的意思在。所以新交易总部的总经理，就由原国债部总经理何忠卿担任，包括部门的两位主要副手，也由原国债现货和国债期货的两位负责人，吴德力和廖春晖担任。

但改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基于1994年底万国证券正在进行的，被内部称为“自我革新”的五大机制战略改革，特别是其中的两条：经营机制和激励机制。只是当时很多人都遗漏了，这个“五大机制”改革里的另外两条：风险控制机制和约束机制。

万国证券的交易总部，在成立当月便开始逐步在327国债期货上建空仓。根据事后万国证券出具的《关于我司交易总部327国债期货交易及2.23违规行为的专项调查》显示，当时交易总部认为：

政府把抑制通胀列为1995年工作重点之一，并加大了抑制通胀的力度，到1995年1月底，通胀已得到初步控制，同时3月份还将有新券上市。而当时因受保值贴补率不断上升的刺激，327合约在1995年1月12日价格最高曾达148.45元。万国证券交易总部按基本面分析，327合约当时的价格已属偏高。

基于这种认识，截止到1995年1月20日，万国证券交易总部在327合约上，一共开了空仓25万口。

由于当时的上交所，对会员单位有持仓量限制，却没有外借仓位的明令禁止。万国证券交易总部，便借用了其他券商的期货仓位，大量的开设空仓。就是在这个开仓过程中，万国证券交易总部与精于借通道的辽国发开始了接触，操作策略基本一致的双方，最终就在327上，确定了共同合仓、资金各半、盈亏各半、共同清算的合作方式。

1995年1月23日，万国证券和辽国发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开始同时运作327合约。从23日到27日，万国证券在327的总持空仓量，从25万口增加到40万口。其中，万国证券交易总部和外借的仓位为16万口，与辽国发合仓的部分为24万口。而当时在327上最大的多头，便是财政部的下属机构中经开。

万国证券和辽国发的两艘草船，就这样借满了箭，等待着财政部不贴息的东风。而对面的中经开，心里念着财政部贴息的西风，毅然决然的架起了铁锁连环。

03

春节过后的首个工作日，普通群众也许还没到岗，但重要的人已经在开会了。

1995年2月6日，农历春节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财政部国债司在这一天，召开了会议，研究了新债发行问题，以及1995年到期的各类国债还本付息的方案。在这个会议上，国债司的初步意见是“贴息，对1995年的国债发行有利”，并在2月15日，向财政部分管副部长进行了汇报。

2月10日，当天公布的3月份保值贴补率，延续了2月份的上升走势，这个形式对327的空方非常不利。万国证券的交易总部，开始出现两种不同的操作意见：一种是让多头在148.20左右获利平仓，另一种是认为下月保值贴补率会回落，应该顶住。最终，万国证券交易总部按照第二种意见进行了操作。

针对这期间多头拉抬价格的行为，为抑制价格暴涨，万国证券的空仓从40万口，急剧上升到了87万口。当时专门负责收集327合约基本情况的，是经纪总部的副总张磊。虽然他马上就向公司的几位高管汇报了该操作的风险，但无一人敢去联系，年后就一直在香港出差未归的管金生，正如当年他曾问过的：“我在前面走呀走，回过头来看看，怎么后边没有一个人跟上来？”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因为你回头的太晚啊。

2月16日，从香港回沪的管金生，终于回过了头来。上班后的管金生，第一时间获悉了交易总部在国债期货上的仓位风险情况。下午他就从瑞金一路，来到位于静安寺百乐门大酒店，专门参加了关于327国债期货问题的讨论。

万国证券创建时的总部是在万航渡路，而得以见证其迅速成长的福地，则是位于静安寺百乐门大酒店的第二处总部。因此，当万国证券总部又搬到瑞金一路时，或许是搞投资交易的更信奉风水吧，交易总部仍然留在了百乐门大酒店的618房间。后来有个秃子告诉我说，618这个数字并不怎么好，因为6和8，被中间的1完全隔离开了。

就在百乐门的这场会议上，管金生作出了两项决定：“一、成立顾问团，帮助交易总部做进一步决策，由管金生当团长，交易总部总经理何忠卿、基金管理总部总经理滕伟为成员；二、任命交易总部副总廖春晖为前线总指挥，并制定操作策略，即不再开新仓，逐步平仓出局。”这是万国证券，第一次在327国债期货上改变决策体制，但该事态的迅速变化，让万国的决策会如同喝酒一样，喝了一杯，后面还有三杯。

2月17日是周五，这天一开盘，新任前线总指挥廖春晖便开始指挥打压，只见一顿操作猛如虎，当天空仓新增42万口。晚上，管金生召集何忠卿、滕伟、廖春晖等人开会。在会议上，滕伟表示对当天的骚操作非常不能理解，并提议下一个交易日，也就是下周一2月20日，万国证券应该不顾一切的出逃。

但在会议结束后没多久，管金生又召开了第二场会议，出席的有管金生、总裁助理朱敏杰、经纪总部总经理龚冬海、滕伟、张磊等，会议临时决定成立“国债期货顾问团”，由龚冬海主持，滕伟与张磊辅助。这个新成立的团中之团，第二次改变了327国债期货上的决策体制。

2月18日周六，“国债期货顾问团”在龚冬海的家里召开了讨论会，最后会议拟定了327的解决方案：“一、请证交所责成双方协议平仓；二、将与辽国发合仓操作的我方合约转让给辽国发；三、由辽国发出面试探与中经开协议平仓的可能性；四、在327走势平稳的情况下寻求减仓机会；五、加强研究、舆论、联络工作，开辟第二战场，为第一战场的操作争取一个较好的氛围；六、随机应变，制定多套背景因素下的操作策略，处变不惊、方寸不乱，从容应对，作最坏打算，做最好努力。”

2月19日周日，“国债期货顾问团”又举行了第二次讨论会，出席人员扩大到了327的操盘人员。虽然会议在总体上还是强调控制风险，要求不再新开空仓，但管金生却提出了与昨天会议结论不同的想法：“应有信心等待在短期内治理通货膨胀的成效体现，18日拟定的方案不是最佳途径。”其实想多了，因为第二天已经没那么容易跑了。

2月20日周一，北商所传出了财政部已决定贴息的消息。因此北商所的多单，开始成倍的增加，而万国证券的空单稍有减仓动作，就遭到多方上拉价位的打击，反使空仓总持仓量进一步增加，达到144万口。而此时的辽国发，也开始有了远期做多仓的想法，为自己的出逃做准备，即便会需要踩着同伴的身体。

2月22日晚，万国证券再一次就327国债期货问题召开了内部会议，会议决定：“一、2月23日上海、北京同时平仓，哪怕有比较大的亏损也要平；二、成立决策小组，具体负责操作决策，由经纪总部副总张磊任组长，组成人员有吴德力、廖春晖；三、由总裁助理朱敏杰负责筹措资金一个亿，应付追加保证金问题。”至此，团中之团的上面，又有了一个组。万国证券针对327国债期货的决策体制，第三次被改变。

就在同一天晚上，财政部发表1995年第一、第二号公告：“从3月1日起发行1995年3年期凭证式国债，年利率为14%，并实行保值贴补。”随着新闻公布此消息，当晚迅速传开了一个市场流言：“国务院己同意对1992年3年期国库券实行为时两年、每年2.74%的贴息，同时还有保值贴补。”如果按照传言进行推算，则327合约的价格，至少要比22日的收盘价格上涨5.48元。

草船已起火，政策之风也来了。可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西风压倒东风。

04

1995年，全国开办国债期货交易的交易场所有14家之多，分布在上海、深圳、北京、广州、深圳、沈阳、郑州等地，而这些交易场所，都有着不同的开市时间。比如北京商品交易所、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等，都是早上9点半开市，而最晚的上交所，则是在早上10点15分开市。

1995年2月23日的早上9点30分，北京、武汉等国债期货交易市场，和327相同合约的价格，开市后马上就比前一日大幅飙升2.00元左右。当天的10点15分，上交所国债期货市场，与327相同合约的价格，也迅速以149.50元价格开盘，比前日收盘148.21元价高出1.29元。

而上交所市场一开，辽国发就以海南博闻公司的名义，迅速向无锡国泰期货下达指令，以148.50元的价格抛出327空头合约200万口。该指令在一分钟内全部成交，成交对方是几十家证券公司。

辽国发的此举动，让蒙在鼓里的万国证券，还以为是多头获利盘抛出，但集中抛出的200万口巨量，让上海市场剧烈的波动，直接就打穿了空方万国证券的保证金，产生了令其难以承受的巨额浮动亏损。

除此之外，无锡国泰期货这200万口的大量透支开空仓行为，也让最大持仓总量仅有40万口的上交所，马上警示了起来。当时的上交所，对其进行了自己权限内的最重处罚：“一是强制其当日全部完成平仓，二是等问题解决后，解除无锡国泰从事国债期货交易的资格。”但是，这件风险事件并没有再往上报。

10点30分，上海证交所按预定的计划，召集30家会员单位开会，讨论交易所关于国债期货交易风险控制的新规定。在这场会议上，除了通报对无锡国泰事件的处罚，上交所也提出了《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只是万国证券同时在召开的另一场会议，显得上交所的这则《通知》还是来晚了一些。

因受200万口合约抛售影响，被打穿保证金的万国证券，马上在内部举行了紧急会议，参会的有管金生等高管以及公司各部门的负责人。这场会议研究的最终结果是，滕伟陪同管金生，一起前往上交所“吃午饭”。

上午11点左右，仍在参加会员单位讨论会的尉文渊，接到了管金生“紧急约见”的电话。一个半小时后，宾主双方就在上交所的会议室里，一边吃着工作餐，一边唠了起来。

吃着吃着，管金生接连提出了三个要求：“一、鉴于327合约在今天上午的交易中出现意想不到的异常情况，为了稳定市场，按照国际证券交易中的异常处理惯例，请求上交所下午将国债期货交易暂停；二、交易所能不能发个通知？说到现在为止上交所没有接到财政部贴息的文件；三、能不能给与放宽保证金、追收期限等帮助。”

饭吃完了，尉文渊也一一对这些要求进行了回应：“一、停市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举动，上海单独停止交易难以解释；二、交易所没有权力发出这种模棱两可的通知，因为交易所要对整个市场负责；三、只能在国债回购方面给予考虑，建议尽快缩减仓位，或者赶快筹措资金以应付追加巨额保证金。”

最终，管金生表示接受尉文渊的建议，离开交易所就去了建行筹措资金。其实如果管金生再多吃一会的话，就能遇到来访上交所的证监会期货部主任耿亮了，说不定会改变327事件的结局。

耿亮到访上交所，其实也是为了国债期货的事，只不过是为了两件好事：“一是通报国务院已经明确国债期货市场归证监会监管，二是为了即将以证监会和财政部名义共同发布的《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来听取占整个期货市场交易量80%以上的上交所的意见。”

在与证监会领导的会面中，尉文渊汇报了上海国债期货市场的发展情况，也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市场管理的建议。结果越汇报越起劲，一直谈到下午4点10分左右才结束，只是会议临散的时候，尉文渊不该这么客气：

“既然国务院已经决定国债期货由证监会监管，要不我带你们下去看看，实地感受一下现场气氛？”

因为，就在他引着几位证监会领导视察交易大厅时，万国证券的天量违规空单，突然就涌进了上交所的交易系统。

那一刻，正如曹孟德刚立于船头，慷慨而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操，哪冲过来的火船啊这是！”

05

2月23日的中午，管金生在上交所里没能吃好工作餐，万国证券的其他中高层，在百乐门大酒店的交易总部里，同样也没能吃痛快。

当天下午1点开盘后，辽国发在盘中突然倒戈，将其50万口空单迅速平仓，反手买入50万口做多。100万口的多空互易，将327合约在1分钟内推高了将近2元， 而此时327合约每上涨1元，1994年净利润尚只有5.5亿元的万国证券，就要损失几个亿。

当时在万国证券交易总部现场的中高层人员，集体讨论出的自救办法是在高价位开设空仓，以阻止价格上升。但在当时已经沸腾的多头行情中，这种自救的执行并没有任何的效果，因为多方在承接万国证券抛出的空单后，仍在继续上拉价位。

下午三点多，管金生回到了交易总部，在听取现场人员介绍完下午的情况后，他同大家就解决办法进行了讨论。当时能讨论的选择其实只有两个：一是等待结算，公司破产；二是用违规、对倒、透支等各种能用的方式，钻交易规则的漏洞，砸盘让所有多仓爆掉。

多年后，有人问管金生，当年砸盘的决策他是怎么考虑的，他回忆道：

最终，汇总交到我手里的结论是：绝地反击。我当时的考虑是，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次好的办法。如果这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是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以最终，万国就点燃了驶向所有人的草船。

2月23日，自16点22分13秒开始，在最后收盘的7分47秒内，万国证券砸出了2070万口327合约空单，成交了1044万口，同时用对倒做多的席位，接盘了315万口，最终把327的合约价位，从151.30元瞬间打到了147.90元。当327合约的跳崖式走势和巨额成交量，显示在市场行情中时，整个市场的参与人员都被震惊了，包括正陪同证监会领导参观交易大厅的尉文渊。

尉文渊迅速的去了解具体情况，当他得知是中午吃饭时还答应的好好的管金生，搞出了这个巨量的抛单，立刻就打电话要召见管金生。见面后的两人，就最后这8分钟的交易，究竟是“算”还是“不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胳膊，终究没能扭得过大腿。

晚上10点钟，“取消最后7分47秒的交易”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被写好交到了尉文渊手里。他拿着这一页纸的公告，独自呆在交易大厅里默默地坐了一个小时。后来，当尉文渊回忆那段往事的时候，说道：“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着，突然觉得很渺小，觉得完全失控，没有能力驾驭。”这句描述非常感人，毕竟经历过此段风雨的尉文渊，后来离开上交所后，就入局了华锐风电。

当晚11点，上交所对外发出了决定取消2月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所有交易的公告。用公告救完市场后，接下来的时间，上海市政府和上交所连夜召集了万国证券，开始出手救万国。

除了万国证券紧急准备了10亿元左右的资金和8亿元的国库券外，上海市政府也出面协调，让上交所和一些金融机构，比如申银证券的爸爸工行，用国债回购和银行融资的形式，融给了万国证券15亿元资金，以提高周转能力。第二天早上的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柜台里的空地上堆着一捆捆整齐的人民币，用以安抚那些已经听说了昨夜传闻的“韭菜们”。

两天后的2月25日凌晨，新华社以电讯形式发出了财政部“有关1995年到期各类国债还本付息方案”的第三号公告里。就是在这个公告中，明确了对1992年3年期国债两年加息5.48%，与22日晚间的市场流言完全一致。

1995年4月，中央组成了以财政部、人民银行、证监会安全部等六大部委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327”事件进行了调查。该调查在持续了四个多月后，在9月21日《中国证券报》的头版头条上，公布了“327”事件的查处结果：“万国证券和辽国发负有直接责任，上交所监管不严，影响很坏。”在这份查处结果里，你看不到中经开的影子。

此事之后，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提前退休，尉文渊被免职，管金生因受贿和挪用公款，领到了一张囚禁十七年的“船票”，万国证券则被申银合并为了申银万国。而辽国发，因涉及数百亿元的“非法融资金融诈骗活动”被处理，其控制人高家兄弟，潜逃至今仍没有音讯。

不过，在“327”上大胜的多头中经开，也并没有因此有巨额利润入账，1995年底接任中经开第三任总经理的韩国春，向《财经》杂志证实时说道：“‘327’给中经开的利润连1个亿都没有。我接手的我还不知道吗？”

“327”事件发生时，在中经开主管期货业务的戴学民，于2001年因涉嫌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巨额资金1100多万元，被检察机关进行调查。听到风声的戴学民，在当年的8月潜逃出境。2015年4月，化名为“乔弗瑞·戴”的戴学民，被缉捕归案，如今这个抓捕过程还被拍成了警示记录片。

当年，曾有人评价“327”事件中的管金生，是“绿了自己，红了别人”，多年后就一语成谶：“2002年6月7日，“银广夏”事件的爆发，导致中经开因严重违规经营被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撤销，而在“327”事件中淘到金的人们，也不断的接连显现，涌金系的魏东跳了楼、袁宝璟四兄弟三人死刑一人死缓、刘汉死刑……”看来看去，终究是应了那句：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1995年5月18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条新闻：“国务院同意下发《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从5月18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国债期货试点。”

也许，那是最好的时代，但也是最坏的时代。

有关327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写的最好最透彻的一本书是：《中国赌金者—327事件始末》。作者为陆一，原万国证券对外联络部经理，后来去了上交所。本文的很多具体细节，都是参考的这本书，在此向该书作者致敬，有兴趣继续深入阅读此事的朋友，可以找此书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