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伶仃洋内的贩运鸦片的船只，英国海事画家威廉姆•约翰•哈金斯[William John Huggins，1781-1845]绘于1820年；画上从右往左第一排第二艘船即画中最大的船是英国船，第二排的则似是一艘悬挂着美国国旗的鸦片船。

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王元崇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大概是我们中国人最为熟悉的美国总统之一了，他从1933年3月4日走马上任到1945年4月12日任内突然去世，因为二战的特殊背景而连任四届总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任期超过两届的总统。很多和罗斯福总统接触过的美国官员都有一个共同回忆，就是总统对中国的兴趣，罗斯福不止一次地提起自己的祖上特别是外祖父家族去中国做过生意。至于是什么生意，他并没有往下说。

罗斯福的中间名字Delano，继承自母亲亦即外祖一侧的姓氏。19世纪上半叶，德拉诺家在中国广州做鸦片生意，和许多美国商人一样，在对华鸦片贸易中赚取了家族的第一桶金。

18世纪末期，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改变对华贸易赤字，走上贩卖鸦片的路。而鸦片贸易的高额利润对商人们的引诱是不分国界的，很多美国人也加入进来。在早期美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历史上，有几个名字颇值得我们关注，他们是约翰•伯金斯•顾盛（John Perkins Cushing, 1787–1862），塞缪尔•罗素（Samuel Wadsworth Russell，1789-1862），以及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小沃伦•德拉诺（Warren Delano,Jr., 1809–1898）（为了避免混淆，以下均以美商的个人姓氏称呼之）。

这些人来中国的时候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都得到了广州“十三行”的巨富伍秉鉴（1769–1843）的支持和庇护，而在离开中国的时候也都成了富甲一方的巨贾。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通过鸦片贸易所赚取的巨额财富，后来几乎无一例外地投入到了美国的建设中去，在鸦片烟里驱动起最初的美国梦。

旗昌洋行和它的中国“教父”

塞缪尔•罗素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中州镇（Middletown）。中州镇是康涅狄格河上一个口岸城镇，商船沿河南下入大西洋以后可贯穿纽约长岛东端，扬帆外洋。18世纪，中州镇是康州最为繁忙富庶的港口，顶峰时期该镇有三分之一的市民从事港口贸易或其他海事活动，罗素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

罗素12岁成了孤儿，为生计到一家叫做“威特里斯和奥萨普”（Whittlesey & Alsop）的公司当了学徒，练就一身做生意的本领。学徒生涯结束后，他前往纽约，加入了同乡创立的“豪尔•格瑞斯沃德”公司（Hull，Griswold & Company），并以押运员的身份开始了海上航行生涯。摸清套路后，罗素回老家中州镇开了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Russell & Company。照我们今天的标准，罗素公司就是一家皮包公司，主营业务是为豪尔•格瑞斯沃德公司做贸易代理。

那时的美国，对华贸易高歌猛进。从港口城市塞勒姆（Salem）往南到波士顿、罗德岛、康涅狄格州，再到南面的纽约、新泽西，接着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和特拉华河一带，再往南延伸至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特区周围，形成了一条东部沿海的经济走廊，是对华贸易最重要的集散地。

从事对华贸易的企业和商人云集在此，瓷器、漆器、茶叶、丝绸等来自中国、日本和印度的货物，也大多散布在这一地域（直到今天，这一地区仍是北美中国学研究的核心所在，博物馆里陈列有大量的中国瓷器和漆器，甚至有的地方也还叫做“广州”[Canton]）。耳濡目染之下，年轻的罗素也很憧憬去中国做生意。

在这件事上，他得到了老乡爱德华•卡灵顿（Edward Carrington，1775-1843）的帮助。卡灵顿出生在康州港口城市纽黑文（New Haven），曾在海外贸易公司做文书和押运员。1802年到1810年期间，卡灵顿住在中国广州，并成了非正式的美国领事，为其他美国商行服务，相当于美国商会头目，但也有自己的生意。停留在中国的八年，为卡灵顿积累了可观的财富。1811年，他回美国创办了爱德华•卡灵顿公司（Edward Carrington & Company），依旧从事对华贸易。很快，罗素与卡灵顿建立了关系，而他的中国之行也终于在这一背景下登场了。

1819年，30岁的罗素抵达中国广州，主要任务是打理卡灵顿公司在广州的业务，包括鸦片生意。精明的罗素很快就发现鸦片贸易利润奇高。虽然中国政府一再申禁鸦片，但各国在华商行经由种种非官方渠道进行的鸦片贸易从未停止。1824年，罗素把皮包公司开到了广州，并改头换面，起了一个优雅的中文名字——旗昌洋行，主营丝绸、茶叶和鸦片，这其中又主要是鸦片。

在创办旗昌洋行的过程中，罗素得到了约翰•伯金斯•顾盛（John Perkins Cushing, 1787–1862）的青睐，而顾盛是当时在广州最有前途的美国商人。顾盛生在波士顿，16岁那年来到广州，加入舅舅托马斯•伯金斯（Thomas Perkins,1764–1854）经营的会计师事务所。三年后，他将为事务所改成“伯金斯公司”，转去做生意，而且一做就是三十年，把公司办成了美国对华贸易的龙头。而顾盛成功的秘诀，无他，在于得到了广州“十三行”中势力最大的行主伍秉鉴的垂爱。

伍秉鉴即伍浩官，在西方以“Howqua”闻名，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据说在1834年，他的个人资产就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几十亿美元。他旗下的怡和行同英美许多商行做对口贸易，也庇护和赞助了很多美国商人，包括入过旗昌洋行股份但后来撤资回国变成美国铁路大亨的约翰•穆勒•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1813–1898)及其兄长罗伯特•本奈特•福布斯（Robert Bennet Forbes，1804–1889)，在广州几乎是“教父”般的存在。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应赔付英商300万银元欠款，伍秉鉴独认了其中的100万，可见其家业显赫，富可敌国。

伍家一直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等商家做生意，但东印度公司因其大批量采购的关系，对货物价格压得颇低，这样一来商行的利润有限，此外还要应对清朝各级官员的难填欲壑。所以和其他商行一样，伍家十分欢迎美国商人的到来，包括年轻的顾盛。1812-1815年，英美爆发战争，英国军舰拦阻美国商船赴华，顾盛的生意大受打击，干脆专心去帮伍秉鉴打理海外生意。很快，顾盛就加入了鸦片贸易的行当，并在伍秉鉴的投资下垄断了从土耳其往中国贩运鸦片烟的生意。

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鸦片贸易的主要来源地是印度，在这方面美国商人无法插手。而另一个鸦片来源地土耳其，则几乎全部为美国商人所把控了，单是把土耳其鸦片烟贩运到广州这通生意，利润率就高达37.5%，油水不可谓不丰厚。1827年，顾盛的伯金斯公司加入罗素的旗昌洋行，顾盛成为旗昌的高级合伙人，这样一来旗昌洋行也就成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的“旗舰”。

为了扩张商业帝国，旗昌洋行大力延揽人才，这其中就包括小沃伦•德拉诺。1833年，24岁的德拉诺离开麻省，开始了全球淘金之旅。与顾盛和罗素不同，德拉诺家境优渥，父亲也做航海贸易，主要是把玉米、食盐和土豆贩卖到南边的新奥尔良，以及大西洋彼岸的英格兰和加纳利群岛。

大学毕业后，德拉诺先在麻省波士顿市的一家商业银行和海运公司里充任学徒，积累了不少远洋贸易的经验。学成后，他先去了南美，然后到太平洋岛国，最后抵达中国。从此，他的人生就再也离不开对华贸易。广州的生意让他迅速暴富，也让德拉诺家跻身美国最富有的400个家族之列。

德拉诺第一站抵达澳门，在这里遇见了正在招兵买马的旗昌老总罗素。罗素对这个机灵的年轻人十分赏识，几乎是手把手地教他怎么和中国人做生意。很快，德拉诺前往广州城外的旗昌洋行仓库，开始管理货物往来。

就在德拉诺抵达中国的同一年，即1833年，另一个美国青年也来到广州，同样加入了旗昌。他的名字叫阿贝奥•艾伯特•露兹（Abiel Abbot Low，1811–1893）。

露兹的叔叔在旗昌效力多年，退休前特地把侄儿招来，继续这份有“钱”途的工作。年轻的露兹不负所望，很快和德拉诺一样成为旗昌洋行里的骨干力量。而他们在此间最为得意的工作业绩，莫过于扩大了旗昌洋行的鸦片生意。

当时，明晃晃地拉着鸦片去广州城外交易是不行的。于是，旗昌洋行就和伍浩官旗下的对口贸易伙伴想了个办法：双方在珠江口外建立了一个离岸交易平台，也就是一个海上的浮动交易地点。交易通常在夜里进行，以遮人耳目。中方买家乘全副武装的船只趁夜色悄然而至，与旗昌洋行的人接上头后，双方一手交银、一手交烟，然后消失在夜幕中，整个过程十分迅速。

中方来人基本都是广州帮会的成员，这样交易双方背后的主人都可以洗白。鸦片交易虽说隐蔽，但其实北京清楚得很。例如时任鸿胪寺卿的黄爵滋，就在其道光十八年（1838年）所上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中提到：“外洋来烟渐多，另有趸船载烟不进虎门海口，停泊零丁洋中之老万山、大屿山等处。粤省奸商，勾通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

可见，鸦片贸易并非某国、某族之过，而是中西方鸦片贩子共谋的结果，就好比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是西方及非洲奴隶贩子联手的产物一样。暂且不论伍秉鉴等商人，根据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的说法，两广总督邓廷桢（1835–1840年在任）的儿子，就是一个鸦片贩子。不法贩子们或许有国界之隔、种族之分，但资本的利润却是无国界、无种族的，同时也是无道德的。

正在抽鸦片烟的中国人。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在描述吸食鸦片的群体时说：“初不过纨袴子弟，习为浮靡，尚知敛戢。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盛京等处为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渐染成风。”可见当日吸食之风甚炽。

参与鸦片走私的，自然不止旗昌一家。但和英国业已官办的东印度公司性质不同，旗昌洋行这样的私人商号，娴熟地游走在对华贸易的灰色地带，大赚不义之财，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催生出一批暴发户。按照美国历史作家詹姆斯•布莱德利（James Bradley）的说法，当时对华贸易带来的暴发户的标准，是三十而立之年坐拥十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本科毕业生毕业六年内积累起数百万美元。这些暴发户既包括我们谈到顾盛、罗素、德拉诺，也包括深受伍秉鉴庇护的福布斯兄弟、露兹叔侄等等。

顾盛志得意满之后，于1830年回到了美国波士顿，娶了当地圣公会教会长唯一的女儿，此后一直呆在美国，直到1862年去世。罗素则于1836年中国朝廷再度讨论如何禁烟时，撤出了旗昌洋行，回到美国康州中州镇家乡颐养天年。旗昌洋行的在华业务并未因为他们的离去而受到影响。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时，该洋行已成为广州最大的美国贸易公司，后来上海开埠，旗昌洋行又将总部迁到了上海外滩9号。伴随着上海崛起并引领中国近代化的潮流，旗昌的业务也一日千里地蓬勃发展，乃至长期垄断长江的航运业。旗昌的运营到1891年为止，对近代中国航运和美国对华外交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鸦片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9世纪上半叶在广州做生意的美国家族企业，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参与了鸦片贸易。他们深知鸦片烟的危害，也知道鸦片贸易有悖于道德伦理，所以在对美国本土的报告中，绝少提及烟土生意。罗伯特•福布斯则这样为自己辩护：（做鸦片生意的）包括那些我一直敬以为标杆的名门望族——伯金斯家（the Perkins，即顾盛家族）、皮博迪家（the Peabodys）、罗素家族（the Russells）以及露兹家族（the Lows）。言外之意，即他和他的福布斯家族乃是择“善”而从之的，即便有错，也不能怪他。

鸦片财富伴随这些家族流入美国，很快被洗白。巨额的烟土利润投入到了美国的慈善、教育、交通以及医疗等方面。例如福布斯家族全力资助被林肯总统誉为“美国文明之父”的超验主义创始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而爱默生则娶了约翰•穆勒•福布斯的女儿为妻。福布斯家族还投资了贝尔电话公司等等实业。露兹家族则建成了第一条跨大西洋电缆，此外还在全美推动女性教育，兴办图书馆和医院。

美国东部一系列高校的建基，也都与美国当年的对华鸦片贸易有关。据一些学者调查，耶鲁大学的校区大半是罗素家族出资购买的，该校著名的“骷髅会”也由这个家族资助。哥伦比亚大学的标志性建筑——露兹纪念楼（Low Memorial Hall），则是露兹的儿子在1895年出资建造的，在1934年前一直是哥大的主图书馆。德拉诺在旗昌洋行的接班人约翰•克里伍•格林（John Cleve Green，1800–1875），当时是普林斯顿大学最大的个人捐助者，总共捐了约200万美元，建了三座楼。格林的遗产最终都赠予纽约大学和纽约的医院。直至今天，这些鸦片富商的名字仍是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常见的街名。

以上我们简单梳理了对华鸦片贸易与美国商人、美国资本以及美国近代化进程的关系。在这一关系链条中发挥作用的，或许有马克思•韦伯所（Max Weber，1864-1920）强调的“新教伦理”。这种伦理鼓励教徒争取世俗的财富与成功，进而塑造一种可资精确计算的资本生利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不同于另一个马克思（卡尔•马克思）所描绘的“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推动下的资本主义提倡商业文明和契约精神。

这一点很明显地呈现在上述关系链的后端，亦即鸦片财富注入美国之后，罗素等人对美国经济及社会的回馈。然而，在链条的前端，在广州进行的鸦片贸易里，我们却只看到了卡尔•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对利润毫无道德地疯狂追逐，或者说“鸦片伦理”。同样一群人，在广州疯狂追逐鸦片利润，回到美国却奉行起新教伦理，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或许就在于与近代欧美殖民扩张主义捆绑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精神。

回过头来看鸦片烟给中国带来的种种。是白银外流，外贸入超，社会贫穷，还是国民精神之颓废，抑或其他？可以说，这些方面都有。黄爵滋在1838年那本折子里就提到，鸦片当时已经在很多省份流行，并导致了中国每年三四千万两白银的亏空，“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洋”，所论俱系实在情形。就这样，大清国难以计数的鸦片烟鬼们在吞云吐雾之中，抽出了十几个美国豪门，抽出了一个近代化的美国。当日中国真正的失败，恐怕并不在鸦片战争本身，而在于未能杜绝鸦片贸易的体制性缺陷。以致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间内，屡战屡败，终于不可收拾。

再看看被顾盛、罗素、福布斯、德拉诺等人奉为“教父”的中国首富伍秉鉴。伍家在鸦片战争前后富可敌国，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许多商行虽未必有伍家显赫，但也是一掷千金的家族。这些富商为什么没有像他们所庇护的顾盛、罗素、福布斯那样去投资并回馈自己的国家呢？比如伍秉鉴本人大力支持了美国眼科医生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在华的事业，却没有任何将这种欧美医疗技术扩展到全中国去的计划。

当日中国之教育，仍旧是科举之下的孔孟伦理和四书五经，中国第一所像样的近代高等教育机构还是1898年戊戌变法时候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而这所学堂在变法失败后没有被撤销也实在得益于慈禧的恩典。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日中国真正的失败，也在于未能出现同欧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商业精神和回馈社会造福民生的人文主义精神。当然，欧美的路不见得就是中国一定要走和能走的路，但不管什么样的路，总要能造福国家、社会和人民，才算是好路。

尾声

暴发户德拉诺回美国后，开办了包括煤矿等在内的很多实业项目，继续夯实豪门基业。他的小女儿萨拉•安•德拉诺（Sara Ann Delano，1854–1941)于1880年嫁给了远房表亲詹姆斯•罗斯福一世（James Roosevelt I，1828–1900)，并于两年后生下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少年罗斯福跟随外祖父的时间很长，从那里获知不少有关中国的知识，也正是日后他当了总统以后对下属们说起的那些事。

1898年德拉诺去世，给六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留了遗产。罗斯福的母亲萨拉分到了133万8000美元。这笔钱是什么概念呢？根据学者的研究，1898年的时候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年收入是650美元，而萨拉继承了将近140万多美元。正是靠着这笔钱，萨拉给她唯一的儿子富兰克林•罗斯福垫付了教育费，在纽约哈德逊河畔购置了家产，而最重要的，是帮助爱子赢得了1932年的总统大选，将他送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这笔钱的源头，正是当年德拉诺在广州进行的鸦片贸易。当然，这种联系不应该也不会影响到罗斯福总统在历史上的伟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