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日报社2018-12-13兵团精神研究课题组

南泥湾精神与兵团精神

兵团精神研究课题组

人民军队革命精神是由无数具体精神组成的，其中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都包含了许多更具体的精神形态，延安精神就是延安时期抗大精神、整风精神、南泥湾精神、白求恩精神和张思德精神的总和。在这里，南泥湾精神同兵团精神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客观环境、不同的时代条件下，但在本质上、在基本内涵方面是一致的。兵团人是南泥湾精神的传人，是兵团精神的主体，南泥湾精神和兵团精神有着血脉上、组织上、作风上、目标上、精神上直接的渊源关系。

南泥湾精神在党的屯垦事业中的地位

南泥湾精神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为了克服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的状况，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体现出来的以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南泥湾屯田为代表的人民军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精神面貌和作风。南泥湾精神是我们党在第一次明确组织开展的屯垦事业中产生的精神成果，在这一精神成果的推动下，南泥湾屯田取得了巨大成就，极大地激励了后来的屯垦事业，这是党的屯垦事业中的一座历史丰碑。

南泥湾精神之所以在我们党的屯垦事业中，是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主要在于：一是南泥湾精神所依托的实践活动，是我们党第一次有计划有目的组织开展的屯田活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三五九旅“三年中所执行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是我们建军上的新创造”。南泥湾是党的屯垦事业的发祥地，南泥湾屯田是毛泽东、朱德同志亲自领导指挥和组织开展的。1939年，面对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毛泽东借鉴古代屯田思想，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动员广大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朱德积极倡导军队屯田，明确提出“军垦屯田政策”，把南泥湾作为试验基地，亲自到当时荒无人烟的南泥湾考察，向毛泽东提出组织三五九旅屯田，向三五九旅官兵作动员并指导部队生产。随着南泥湾屯垦的成功，军队屯田政策在延安得到大力推广，毛泽东、朱德都在多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了“屯田”的概念。延安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指出：“‘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朱总司令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二是南泥湾精神是党的屯垦事业中有代表性的精神成果，比较充分地展示了党的屯垦事业的内在本质。南泥湾屯垦虽然是我们党第一次领导军队开展屯垦事业，但三五九旅将士们的实践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党的屯垦事业的丰富内涵，形成了充分适应党的屯垦事业需要的精神风貌。三五九旅集战斗、训练、生产、学习于一体，一边开荒生产，一边回击敌人进攻，展示了劳武结合、屯垦戍边的特色。面对人烟稀少、荒草丛生的“烂泥湾”，他们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探索创造、克服困难，展示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特色；在开荒生产过程中，广大官兵同甘共苦，一律编入生产小组，分配任务，展现了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特色，这些都是党的屯垦事业的鲜明特色。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以王震为代表的四位同志得到毛泽东亲自题词的表彰。毛泽东给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给何维忠的题词是“切实朴素，大公无私”，给晏福生的题词是“坚决执行屯田政策”，给罗章的题词是“以身作则”，这四个方面题词，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南泥湾精神的内涵，这也是党的屯垦戍边事业建设者们应当具备的精神特征。三是南泥湾精神所依存的屯田活动取得了突出成就，是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范例和旗帜，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三五九旅官兵在南泥湾不仅开荒种地，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自打窑洞，同时发展了手工业、运输业、商业，办起了纺织厂、被服厂、造纸厂、化工厂、木工厂、制鞋厂、酿酒厂、榨油厂、皮革厂、陶瓷厂，取得了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累累硕果。朱德赋诗称赞南泥湾经三五九旅屯垦后“有似江南好”，毛泽东称赞三五九旅是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三五九旅被中央授予锦旗“发展经济的先锋”。随着歌曲《南泥湾》的广泛传唱，极大地激发了抗日军民的生产热情，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百业繁荣的可喜景象，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四是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极其重要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集中展现了人民军队的精神风貌。延安时期是我们党在局部执政的情况下，领导人民探索根据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建设经验的重要时期，延安精神就是这种执政探索取得的重要成果。这一探索成果，为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在我们党的发展史上和精神宝库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发展经济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中始终处于中心位置，而在延安精神对党执政经验的探索中，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也体现得非常突出。而南泥湾屯田就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成功领导经济建设、奠定党的事业发展基础的一个成功范例和伟大创造。在延安精神这一思想体系中，南泥湾精神集中体现了我们党探索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南泥湾精神因此成为延安精神的中心内容。这些，使得南泥湾精神的影响和作用在空间上已经远远超出南泥湾和三五九旅的范围，扩大到全军全党和全国；在时间上也跨越了抗日战争时期，不断延展到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五是南泥湾精神对于党的屯垦事业有着强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兵团事业就是在南泥湾精神的直接推动下产生的。南泥湾精神为我们党领导屯垦事业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充分展示了屯田对于克服困难、支持党的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性，使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屯田的重大价值，毛泽东、朱德、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多次论述了屯田的重大意义，这些认识成果为党中央作出组建执行屯垦戍边使命的兵团这一战略决策，为党中央科学指导屯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南泥湾精神极大地激发了人民军队投身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扬了军队屯垦的光荣传统，特别是作为南泥湾精神最重要的实践主体的三五九旅指战员，更是把屯田作为自身的重要传统和光荣品牌，把既当战斗的模范又当生产的模范、在生产劳动中体现自身价值作为自觉的追求，主动在新的环境中传承推广南泥湾精神，使他们天然地成为党的屯垦事业和兵团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南泥湾精神充分展示了人民军队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凭借自己的双手和汗水披荆斩棘、开荒创业的豪迈激情。有了在南泥湾的开荒经历，他们不会畏惧任何艰苦恶劣的环境，甚至越是恶劣的环境反而更能激起他们奋斗的激情。有了在南泥湾的创业奇迹，他们敢于描绘人们难以想象的蓝图，因为他们坚信没有什么人间奇迹是他们不能创造的，凭借他们的智慧和辛勤一定可以将美好的蓝图变成现实。这种精神传统，是党的屯垦事业发展最强大和永远的精神力量，更是三五九旅官兵在新疆几十年如一日不懈奋斗的强大动力。

南泥湾精神与兵团精神的形成

兵团精神同南泥湾精神有着血脉上、组织上、实践上、作风上直接的传承关系，三五九旅是南泥湾精神的实践主体，也是兵团创业者中最重要和最具有精神引导性的实践主体。兵团由以三五九旅为主导而形成的驻疆人民解放军集体转业而来，人民军队的组织结构在兵团得到了完整继承。南泥湾精神所引导的屯田实践是“又战斗来又生产”，这也是兵团既屯垦又戍边的实践特色。南泥湾屯垦鲜明地展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也是兵团人的鲜明作风。南泥湾精神是兵团人的旗帜，兵团人直接从中汲取了丰厚的精神养分。

南泥湾精神深深地融入兵团人的血液之中，构成兵团精神的历史起点和现实基础，直接推动了兵团人的创业实践，赋予了兵团人应对新疆屯垦戍边实践环境的良好精神风貌。一是南泥湾屯垦极大地激发了三五九旅官兵的热情和活力，让他们渴望在更大规模的兵团屯垦实践中充分地展示他们的能力。兵团创业者们来自南泥湾，在南泥湾大生产中，在朝气蓬勃的劳动竞赛中，他们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建设热情和创造能力，涌现出一大批典型模范，三五九旅的业绩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和民众的广泛传扬，成为全军的典范，使广大官兵从屯田实践中获得了极大的价值实现，激励着他们渴望继续在这一实践中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二是他们始终把南泥湾精神作为自己身份的标签和心灵的港湾。张仲瀚、谢高忠、陈实等许多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的兵团创业者们在其回忆文章中都自豪地称自己为“南泥湾人”，把三五九旅称为“养我育我”的部队。正是出于这种对南泥湾精神的自豪，他们十分喜欢“三五九旅”这个名称，因为这个名称是同南泥湾精神紧密相连的“著名品牌”，只要一提到三五九旅，必然会想到南泥湾精神，反过来也是如此，提到南泥湾精神，必然要说到三五九旅。三五九旅随后组成“南下支队”万里跃进广东，随着抗战胜利又北上中原，归属中原军区第二纵队，部队随即又改回三五九旅番号，并且使用这一名称一直到1949年，前后长达12年，其间部队人员、组成、规模、归属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一名称一直没变，从中可以想见他们对三五九旅这一名称的喜爱，原因就在于三五九旅这一名称是同他们最引以为豪的南泥湾精神联系在一起的。三是他们明确把新疆作为南泥湾精神的实践地，早在进疆之前就作了充分的心理和工作准备。王震充分体会到南泥湾屯垦对部队的巨大感召力，很早就在思考如何按照南泥湾的经验将这支力量整体保留下来，继续在屯垦戍边新实践中建功立业，而不是让士兵退伍分散到各地。随着全国解放的步伐日益临近，王震将军经过仔细考虑，确立了把新疆作为部队继续弘扬南泥湾精神、开创党的屯垦事业的实践地。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王震就代表三五九旅的指战员们向毛泽东强烈要求进军新疆、在新疆开展生产建设、保卫祖国国防，毛泽东非常高兴，鼓励他要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英勇奋斗，克服任何艰难险阻，解放新疆。王震曾问张仲瀚愿意去“天府之国”四川，还是去荒凉落后的新疆？张仲瀚回答说：“何去何从，由组织决定。但从战后的建设看，新疆是亟待开发的地方，那里的少数民族兄弟也急需汉族人民帮助。不管新疆之行多困难，新疆之战多残酷，我宁愿穴居野处去开垦荒地，让戈壁变绿洲，而不愿到富饶的四川盆地去吃现成饭。”四是他们渴望在新疆继续复制南泥湾事业、重现南泥湾辉煌，到新疆后自觉宣传推广南泥湾精神。王震率领部队到新疆屯垦戍边，就是要把南泥湾屯垦成功的经验用到边疆来，因此他对由三五九旅转化而来的二军五师提出了特别要求。1950年初，王震来到二军五师所在地阿克苏，在两天三夜的停留中连续单独召见师长徐国贤三次，第一次是要求部队发扬南泥湾精神，一定要做生产的模范；第二次是要求一定要加快抓紧水利建设，完成胜利渠施工；第三次是临行时，他又语重心长地说：“五师是个老部队，一定要像延安时那样带好生产这个头。”勤劳勇敢的南泥湾人，一如往昔无限忠诚地响应了毛泽东发出的新号召，并且真正能够按照毛泽东的教导，正确地对待革命的胜利。他们没有沉浸于胜利的安乐椅中，坐食胜利的果实，而是充满着更加高昂的革命意志，挥舞着生产建设的工具，披荆斩棘，穴居野处，从主要对阶级敌人作战转向主要对自然作战，迅速掀起了新疆生产建设的高潮。五是他们在新疆的屯垦实践中，始终是以南泥湾精神为范本和标尺，作为衡量自己新实践成效的标准。开发塔里木是王震的夙愿。早在1949年部队进疆前，王震就已经对这块神秘而诱人的土地做过了解，并曾多次向其他人介绍说：“塔里木有两个英国之大，有三个陕西之阔，比当年垦荒的南泥湾要大几百倍……”部队在酒泉作进疆动员时，王震叫人展开一幅地图，指着天山以南的大盆地兴奋地说：“比南泥湾怎么样？大几百倍！”并指令张仲瀚先期抵达焉耆、库尔勒一带勘察并做好生产准备，可见王震是把超越南泥湾垦荒作为自己作出开发塔里木这一重要决策的基本因素。上世纪60年代王震曾题诗“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千万里，屯垦在天山”。这首诗中“南泥湾”一头连着井冈山，一头连着兵团，指明南泥湾是三五九旅精神成熟的标志和特色，没有南泥湾屯垦就不会有兵团屯垦，说明王震同志满怀信心地希望这面在南泥湾树立起来的模范旗，永远地更加鲜艳地高高飘扬在天山脚下的塔里木大地上。张仲瀚在《老兵歌》开篇就说“兵出南泥湾，威猛不可当。身经千百战，高歌进新疆”。南泥湾时期的许多生产经验都在兵团得到了运用，陈实、刘一村等参加过南泥湾屯垦的老兵在回忆兵团创业时都说道，当时部队在生产中每攻克一个困难、每取得一个胜利都要同南泥湾时期相比较，把南泥湾作为兵团屯垦的起源、范例和航标，把取得超越南泥湾的成就作为自己成功的标志。他们这种精神风范，无疑既属于兵团精神的内容，也同时属于南泥湾精神。

兵团精神对南泥湾精神的传承

兵团精神来源广泛，其中民族精神是最深厚的历史来源；民族精神中的历代屯田精神则是兵团精神的历史根脉，兵团精神是从历代屯田精神这一根脉上发育出来的。而人民军队革命精神作为我们党对民族精神的继承，构成了兵团精神的现实来源，特别是人民军队革命精神中的南泥湾精神，同兵团精神是同一脉络的价值传承关系，虽然它们属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但都是我们党领导屯垦事业的精神结晶，在实践主体、面临课题、听党指挥、精神面貌、价值传承等各方面都是一脉相承的。

兵团人所展示的兵团精神风貌，就是南泥湾精神在新疆屯垦戍边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兵团精神可以说就是南泥湾精神在新疆的再现。一是在实践主体上的一脉相承。三五九旅是南泥湾精神最有代表性的实践主体，南泥湾精神就是三五九旅创造的，后来在整个延安陕甘宁边区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弘扬，因此，三五九旅可以说是南泥湾精神的代表和旗帜。三五九旅经过3年的南泥湾大生产，于1944年由其主力组成南下支队南下广东又回师中原，进行了中原突围，冲破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困胜利回到延安，编入晋绥军区第二纵队，后转隶西北野战军参加了保卫延安的战役。1949年，第二纵队改称第一野战军第二军，三五九旅改称第五师，在三五九旅基础上建立的独立第六旅改称第六师，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系列战役，与六军一起胜利进军新疆，进疆后五师师部驻阿克苏形成后来的一师，六师驻焉耆形成二师，五师十五团（原三五九旅七一九团）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挺进和田形成后来的十四师四十七团，五师十三团（原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翻越天山到达伊犁地区形成后来四师七十二团。这些由三五九旅发展而来的官兵带头在新疆开展大生产运动，使南泥湾精神成为驻疆部队和兵团创业者的主导性的精神风貌，成为所有兵团人的价值指引，因此兵团被称为“三五九旅的传人”。二是在面临课题上的一脉相承。南泥湾屯垦当时面临的客观环境十分严峻、面临的困难非常巨大，南泥湾精神就是三五九旅官兵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奋起应对这一严峻的环境、克服面临的困难的精神面貌和成果。当时日本从东面和北面、国民党从南面和西面包围了延安，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伺机进攻和制造摩擦，疯狂叫嚷“饿死共产党、困死八路军”，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这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这与自古以来“当兵吃粮”、靠百姓供养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同样面临着如何解决军费和能不能长期立足的课题，面临着军队要不要参加生产的课题。在新疆和平解放时，各族群众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农牧业生产靠天吃饭、没有现代工业，根本没有条件养活几十万大军。同时新疆与内地路途遥远、关山阻隔、没有铁路公路和现代交通工具。这一课题在具有南泥湾传统的三五九旅指战员面前必然作出同样的回答，而南泥湾精神也在这一回答中自然而然转化为兵团精神。三是在精神风貌上的一脉相承。南泥湾精神突出体现了三五九旅官兵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风貌，同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主要内涵的兵团精神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两者都把艰苦创业作为最突出的精神标志，要艰苦创业必然要自力更生、同甘共苦，要艰苦创业必然要甘于奉献、积极进取。南泥湾精神是三五九旅不要“公家一粒粮、一寸布、一文钱”，甘愿风餐露宿、挖窑洞、吃野菜、喝苦水，白手起家开创“陕北的好江南”的鲜明的艰苦创业的精神风貌。兵团精神则是几代兵团人在新疆的万古荒原上节衣缩食、住地窝子、吃野菜、喝盐水、贡献军费转业费和菜金，白手起家建立现代农业、工业和城镇的鲜明的艰苦创业风貌。这些精神风貌同兵团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充分展示了两者之间一脉相承的内涵。四是在听党指挥上的一脉相承。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是人民军队的鲜明特色，而创造了南泥湾精神的三五九旅官兵，更是“听党指挥”的模范。抗战初期他们深入敌后开辟了冀西和冀中抗日根据地，后又按照中央部署回师陕甘宁边区担负起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任务，面对日本军队的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他们英勇灵活、有理有节，出色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的任务，被八路军总部和边区政府分别授予“模范党军”和“百战百胜的铁军”称号。他们听从党中央的安排，积极投身到南泥湾大生产中，成为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得到党中央的高度赞扬；这些充分说明了三五九旅官兵是听党指挥的模范。兵团人充分继承了这一光荣传统，并把这种品质升华为对祖国的深厚情感。由历经革命战争生死考验、为党和人民立下卓越功勋的老红军、老八路、老战士组成的兵团创业者们，在革命胜利后，并没有留在安宁的内地、繁华的大城市、留在亲人的身旁享受他们应得的荣誉，而是怀着对党、对国家的忠诚，来到离故乡万里之遥的新疆，来到新疆最荒凉、最原始、最困难的地方驻守下来，成为为国戍边、不拿军饷、不穿军装、永不转业的兵团人，白手起家、艰苦奋斗，默默地为全国、为新疆各族人民的安宁幸福继续战斗着。当“伊塔事件”发生后，为了国家利益和需要，兵团人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历经千辛万苦刚刚建好的家园，来到荒凉落后、艰苦异常的边境地区重新安家立业，建起边境团场，在边境沿线上筑起了屯垦戍边的国防屏障，使听党指挥的南泥湾精神焕发新的光彩。五是在传承方式上的一脉相承。从南泥湾精神到兵团精神，有一条在时间上从未中断的连接脉络，南泥湾精神始终被三五九旅官兵当作自己的精神向导，他们在南下北返、中原突围、解放大西北等长途转战过程中，始终没有忘怀南泥湾精神，没有忘怀并始终高举着他们引以为豪的三五九旅旗帜，一直将这一精神带到了新疆。到新疆后，他们又将南泥湾精神变为全体驻疆部队的精神旗帜，成为军垦精神的代名词。随着兵团的成立和兵团实践的深入，南泥湾精神又作为兵团人主导性的精神价值传统得到充分地继承，始终是兵团人高扬的旗帜。在兵团实践中弘扬南泥湾精神，也是党中央对兵团的要求。1970年，周恩来在全国生产建设兵团会议上，特别强调了南泥湾精神对兵团的重要性，他指出：“南泥湾精神不能丢，丢了要恢复起来。”兵团人自豪地称自己为“三五九旅的传人”“南泥湾精神的传人”，“三五九旅”和“南泥湾精神”作为一个“品牌”，成为兵团人价值追求的高峰和兵团精神的代名词，兵团人也用自己生动的实践，自觉弘扬南泥湾精神的光荣传统，维护着三五九旅的荣光。

兵团精神对南泥湾精神的发扬

兵团精神不仅完全继承了南泥湾精神，而且将南泥湾精神同新疆实际结合起来，使南泥湾精神体现出新的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发扬光大了南泥湾精神。一是兵团精神在对屯垦事业的认识上更加深刻。南泥湾精神虽然集中体现了对屯垦事业的规律性认识，但当时的实践毕竟是我们党第一次领导屯垦事业，对屯垦事业的规律认识当然是有限度的；同时这一时期处于相对比较平稳的抗战相持阶段，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精力和条件去探讨和揭示党的屯垦事业的规律。而要揭示出事物的发展规律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长期反复深入地探索实践，南泥湾屯垦时期只有短短数年时间，随后迅速转入大规模战争时期，是很难满足这一条件的。虽然依靠三五九旅官兵的创造和探索，掌握了屯垦事业的一些规律性特征，但要真正揭示党的屯垦事业的内在规律是不够的。兵团精神不仅充分继承了南泥湾精神的探索成果，而且在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关怀指导下，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党的屯垦事业的发展规律。因此在探索党的屯垦事业发展规律上兵团精神发扬光大了南泥湾精神。二是兵团精神将南泥湾精神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在适应社会主义性质上更加发扬光大了南泥湾精神。作为产生于战争年代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南泥湾精神，它首先必须适应战争与革命的需要，它的屯田是为了更好地支持长期战争，为了最终夺取革命的胜利，南泥湾屯垦本身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这一目的，使南泥湾精神的屯垦实践内容受到相应限制，没有时间和条件充分发展这项事业。而兵团精神则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产物，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大局服务，兵团屯垦戍边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这一目的，使兵团精神的屯垦实践本身建设特性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也使屯垦和戍边更能够相互支持，从而能够比较好地克服了南泥湾屯垦的时代局限，更好地保证兵团屯垦实践的丰富性、深刻性和长期性，使屯垦戍边事业在兵团人手中得到充分发展，也使兵团精神在时代发展性上发扬光大了南泥湾精神。三是兵团精神将南泥湾精神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在满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上更加发扬光大了南泥湾精神。从南泥湾精神到兵团精神，实践的主体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从军队扩展到了一般职工群众。南泥湾精神的实践主体主要是三五九旅万余名官兵，他们是清一色的军人，是受过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熏陶的人民军队战士，有着高度的牺牲精神和组织纪律性，他们在南泥湾充分展示了集团式开发建设的巨大能力。但他们毕竟是一个军人群体，而军人当然是以保卫国防为己任的，随着环境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他们也要转业、换防，从而影响到这一事业的可持续性。能否使南泥湾精神从军人的精神传统转化为普通百姓的精神旗帜？这正是兵团人所要回答的课题。兵团的发展过程和兵团精神的形成过程，就是南泥湾精神不断普及到普通百姓中的过程。随着兵团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支边青壮年、知识青年、大中专毕业生、复转军人、兵团第二代、第三代、新职工等加入到兵团事业中并日益成为兵团发展的主体，兵团的人员构成日益多样化，已经不再是以军人或转业军人为单一主体的集团，而是一个涉及五湖四海、全国各地各民族各行业人们的共同体，这就使得兵团精神展示出更多的普适性，展示出对南泥湾精神在普遍适应人民群众上的新发展。四是兵团精神实践的规模较南泥湾实践更大，内涵更丰富，事业发展更具有持久性，将三五九旅开创的南泥湾屯垦实践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无论是规模还是实践内容以及事业的延续性，都是南泥湾屯垦所难以比拟的，这也赋予了兵团精神更加丰富深刻的内涵。五是兵团精神的实践具有更强的科技创新和实践创新特色，有着更加巨大的作用。科技是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南泥湾屯垦虽然体现了比较强的创造精神，三五九旅官兵在屯垦中除农业开垦外，还创造性地发展了工业、商业、运输业，但在当时战争年代的环境中、在主要为解决如何支持长期抗战的经济活动中、在仅仅三年多的时间里，这种创造性无疑是有限度的，很难形成能够长期支持屯垦的科技创新和实践创新体系。这种情况，必然会影响到南泥湾精神的内涵。兵团精神所依赖的实践则比南泥湾屯垦规模大很多、实践内容丰富很多、发展时间长很多，是一项与共和国相伴而生的事业，如此的规模和发展，要保证这项事业不断前进，必须有一套健全的科技创新和实践创新体系。兵团在长期发展中比较有效地建立了这样一套体系，从兵团创立之初，就着力建设正规化、机械化国有团场，发展现代工业，在兵团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农业科技开发、培训、引进、推广体系和健全的各级各类教育体系，建成了全国长绒棉基地、培育了军垦细毛羊、在号称“植棉禁区”的北纬45度大面积植棉成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兵团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极大地提升了兵团的生产力水平。这些实践赋予兵团精神更鲜明的创新内涵。

来源：兵团日报

编辑：王艳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