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 · 2020-10-04 · 来源：乌有之乡

1848年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诞生，敲响了人类社会私有剥削制度的丧钟；人类文明开始由低级的感性阶段，迈向高级的理性阶段。在共产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今天，再要去鼓吹“人性自私论”，无非就是为垂死的私有剥削制度唱挽歌，这是对历史的反动，最终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粹。看不清这一点的人，是不会有未来的。

钱昌明：“魔鬼”能创造“天堂”?

——评王志纲的“人性自私论”说教

有朋友传来一篇文章，是王志纲评述深圳发展四十年，其篇名曰《上帝释放了魔鬼，魔鬼创造了天堂》(以下简称“王文”，本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于此)。

“魔鬼”与“天堂”，原本是宗教或神话里的概念。前者指能迷惑人、害人性命的鬼怪，比喻邪恶势力;后者指能让教徒死后灵魂居住的美好地方(与“地狱”相对应)，比喻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

如今，王某把深圳的崛起，诠释为是“魔鬼”创造了“天堂”;宣扬“邪恶势力”能创造“幸福、美好世界”——是“大恶”创造了“大善”。这就从根本上抹煞了善恶分野，模糊了是非界限，堪称是一篇调和矛盾、混淆黑白的美篇。在王某看来，别问黑白东西，“发展是硬道理”。

“王文”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打着客观主义的面具叙述深圳的发展，只讲表象不论本质，大力宣扬“人性自私论”，颇能迷惑一些人。信了他的话，就能强化剥削阶级“丛林法则”的“合理性”，起到“扬私抑公、弃善从恶”，让被剥削、被压迫阶级“认命”的恶劣作用，从而彻底解构人们的科学人生观。

人所共知，历史的发展，靠的是人民群众的不断觉悟。在21世纪的当今，在资本主义穷途末路、面临全面崩溃危机之际，还要为剥削阶级的“人性自私论”唱赞歌，诱骗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死胡同，无疑就是对历史的反动。一切有觉悟的人们，不能不提高警惕。

是谁创造了深圳?

如果说，深圳的发展是一个奇迹，那么，“奇迹”是谁创造的呢?

40多年来，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今天超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这是由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决定的。说到底，是劳动人民“干”出来的，是40多年来数以千万计农民工的血汗垒筑起来的。

谁都知道，深圳所以能够崛起，无非就是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国际资本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产物。显然，深圳的发展，是资本的凯歌，更是劳动的哀伤。

为标新立异，王志纲提出一个哗众取宠观点。认为：深圳的成因，是资本主义香港的“富”，“倒逼”社会主义中国的“穷”所造就;且纯属偶然因素所致。“

王文”写道：

“改开”前，“中国已经处于‘被开除球籍的边缘’”。“一个谣传，说英国女王为了庆祝生日，给大陆人提供开放政策：只要能到香港，就能拿到香港户口。……凡是有能力的人都拼命往香港跑”，于是很快形成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逃港潮”。这些“换船人”到了香港，摇身一变，许多人成了“香港老板”。

“王文”接着写道：

“这么多年，我见到过很多香港的老板，堪称枭雄。这些人很多都是大陆逃过去的，一讲到当年他们是怎么冒着生命危险逃港的时候，一个个不善言辞的人就都变得口若悬河，一个个毫无感情的人都会泪流满面，一个个性情木讷的人脸上都神采飞扬”。王某认定，正是这些“换船人”，成了奠基深圳崛起的“功臣”。

就这样，一个“谣传”，掀起了一个“逃港潮”;一个“逃港潮”，成就了一批“香港老板”;这批“香港老板”又造就了深圳。

“这些港商们几乎没有什么道德水准可言，为了一己私利，对工人无所不用其极地剥削与压榨，甚至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三来一补’企业中有不少是塑料厂、玩具厂、人造花厂，这类企业的拌料工、喷漆工、印花工几乎天天要同有毒气体打交道，却毫无保护措施”。

“王文”冷漠地叙述着资本的冷血与残酷，没有半句的谴责与批判，却能从中推导出“美好”的结论：

“就是这样一群利欲熏心的老板们，使整个东莞从村到寨到区，崛起了成千上万的‘三来一补’企业，为日后华为等世界级企业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温床”。言下之意，今天深圳的崛起，华为等企业的成功，俱是这些“港商”们的功劳，这不就是赤裸裸地在为资本“原始积累”式的残暴剥削唱赞歌?

究竟是谁造就了深圳? 是资本创造世界，还是劳动创造世界? 这一马克思主义早已清晰、明确的命题，如今再一次被“王文”所混淆，这不能不说是王某的一大“本领”。

是“人性”还是“兽性”?

“王文”的核心思想，是宣扬剥削阶级的“人性自私论”。文中无论是讲“深圳奇迹”的“动力”，还是论述所谓的“深圳密码的核心”，通篇都只有两个字——“人性”：

“驱使他们不断奋进的正是被释放的人性”;“深圳密码的核心，是人性”。

那么，什么是“人性”呢? 王某未敢正面直白，绕了一大圈，亮出了他的观点：

“多少年来，大家都希望成为雷锋，最后发现在这种要求下，产生的多是伪君子。人是有欲望的，人的欲望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澎湃的动力，也是一朵‘恶之花’，政府要做的是引导，而不是单纯的打压。”

谁都知道，雷锋是“公”的代名词，如今王某把雷锋说成是“伪君子”；那么，他嘴里吐出的“欲望”，不就是一个“私”?

经过这番转弯抹角，王某最终还是说出了：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释放人性，释放人的贪欲、侥幸和虚荣”;“深圳的成功，从基因，到生态，归根结底，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人性，人的本能”。

现在清楚了!原来王某讲的“人性”、“本能”，就是人的“贪欲”。它包含着“侥幸”、“虚荣”，“野心”和“放纵”，等等，就是“一己之私”。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当然有人性。但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人性，是由人的本质特性决定的。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共产党宣言》)。“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这就是说，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存在决定意识，是人类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在阶级社会里，人性无不都打上了阶级性的烙印。

人类源自动物界。然而，劳动让人脱离了动物界，变成了人类。大自然“类”的本质特性，决定了不同“类”的本性。既然人类已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就不能再把动物界“丛林法则”的兽性，看作是人类的本质特性——人性。

“王文”通篇所宣扬的所谓“人性”、“本能”，说白了，全是“兽性”！根本不是人性。

批王氏“邪恶无罪论”

“王文”洋洋万言，又臭又长，费尽心机向人们作“人性自私论”的说教。它歌颂剥削、压迫与“兽性竞争”，“创新”了一个王氏“邪恶无罪论”，它是由以下“黑三论”构成：

一曰：“自私有理论”。

王某认为，“人性自私”是人的“本能”;自私的“贪欲”、““侥幸”、“虚荣”，“野心”和“放纵”，就是“人性”——天然合理，都是应该肯定的。雷锋、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这些英雄人物，都是违背“人性”的“伪君子”;唯有个人主义者才是符合“人性”，才是“真实”的人。他借深圳的发展为口实，写道：

“圣人在哪里?没看到。伟大的道德观在哪里?没看到。只有一群毫无基础的农民工，一群贪婪逐利的商人，一群渴望致富的当地农民，他(们)才是这个舞台的主角，而驱使他们不断奋进的正是被释放的人性”。

在王某看来，只要是属于“人性”的“释放”，再自私、再不道德的动机与作为，都天然“合理”、“有理”。

二曰：“换船有理论”。

“换船者”，是“王文”创造的一个新名词，文中第一个小标题就是“换船者说”。它既是指那些“逃港者”；更是指“改开”以来那些“看衰中国”，“移民”海外的“成功人士”、“先富起来的精英”，“裸官”和“通缉犯”等人。简单地说，就是当今一切背弃了自己祖国、甘当“洋奴”、“汉奸”的人。

怎样看待这批“换船者”?

在“人性自私论”者王某眼里，这不过是一个认识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是一艘四处漏水，迟早会沉没的破船，在沉没之前，最好的办法是换船”。“支撑他们这样做的深层次思考，就是‘沉船心理’在作祟”。

那么，怎样评价这批“换船者”呢?

王某的结论竟是冷冷地说：“追逐安稳和幸福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这批老兄也都是聪明人”。一句话：“换船有理”!

三曰：“以魔为佛论”。

“王文”以“上帝释放了魔鬼，魔鬼创造了天堂”为标题，粗一看，似乎是为了哗众取宠;细一想，实是“指鹿为马”式的强词夺理。“魔鬼”，明明就是“邪恶”;“王文”偏要说它能创造“美好”。这不就是公然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吗?

最为恶劣的，王某还把这些谬论贴上“辩证法”的标签，籍以迷惑、欺骗人们，从而“创新”出他的“以魔为佛论”：

“大私终于造就了大公，大恶终于造就了大善，大破终于造就了大立，辩证法在这场“深圳之变”得到了最佳体现”。

什么是“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和认识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就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其核心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

辩证法讲矛盾的对立双方的相互转化，必须有一定条件，对具体情况得作具体分析；绝不是像“王文”那样随意胡扯，居然把“黑”说成是“白”——混淆是非的诡辩说成是“辩证法”。显然，“王文”的说辞，无非就是“以魔为佛论”。

恩格斯早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揭示过，私有制是一种罪恶。正是私有剥削制度，造就了人类的贪欲，反过来成为私有剥削制度社会发展的“动力”：

“它是用激起人们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

1848年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诞生，敲响了人类社会私有剥削制度的丧钟；人类文明开始由低级的感性阶段，迈向高级的理性阶段。在共产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今天，再要去鼓吹“人性自私论”，无非就是为垂死的私有剥削制度唱挽歌，这是对历史的反动，最终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粹。看不清这一点的人，是不会有未来的。

附“王文”：

上帝释放了魔鬼，魔鬼创造了天堂丨王志纲谈深圳四十年

王志纲  智纲智库

注：本文为9月21日下午，中国著名战略咨询专家、智纲智库创始人王志纲在“进无止境——纪念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暨企业精神高峰论坛”上发表的演讲精编。

换船者说

今天的深圳，已经成为传奇，关于“深圳密码”的解读，也是众说纷纭。我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官员，但我可以说是深圳四十年的亲历者、观察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推动者。因此我想换一个角度，谈谈我所理解的“深圳传奇”。

在开始演讲之前，我想问在座的李子彬市长一个有趣的问题：曾经有个说法传的很广，你在当市长时，为民营企业请命，做了很多工作，对华为的帮助也很大，任正非却从来没有请你吃过一顿饭。但我听华为相当权威的人士不是这样说的，在你卸任之后，任正非曾经专程到美国请你吃饭，是这样吗？

李子彬：是有这么回事，当时我在纽约，任正非坐飞机到纽约请我吃的饭。我认识任正非11年，都没有请我吃过饭，过春节连一束花都没有。我们两个人确实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当时华为还没这么大，我当市长时做调研，尤其是关于民营经济和企业体制方面的调研会，每次任正非都参加。华为那时候也不大，经常有困难，他就到深圳找我协调解决。那时候一年见几十次面。

现在华为大了，困难也多，还面临美国的打压。没有那么容易了。我一年跟任正非董事长喝一次茶，不能再打扰了。

王志纲：感谢子彬市长，这么小故事，从侧面深刻反映了深圳的政商关系，是一种有别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相对单纯的关系，这个故事看起来简单，其实背后蕴藏着深圳发展的密码。

好了，言归正传，讲深圳之前，要先了解一下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一直到现在，美国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历史的意外”。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几乎全世界，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秉承的要么是中国崩溃论，要么是中国威胁论。根本不把中国看在眼里，认为一切尽在掌握当中。

美国前几任总统和政客都曾对于改造中国抱有一定程度的乐观，认为中国会跟着美国的节奏走——这也成了特朗普今天向前任甩锅的最佳理由。特朗普这个精明的商人、纯粹的实用主义者，上台之后，发现遏制中国为时已晚，但又不得不做，所以才对中国表现出如此烦躁，如此横蛮，如此不择手段。

不光是西方的学者和政客看衰中国，连中国大批先富起来的精英也在明里暗里持这种态度。

在20年前、10年前甚至5年前，我身边的很多成功人士都不看好中国，一心想着逃离。这一批人是“两国一家”，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安顿在海外，而自己在国内继续赚钱。

追逐安稳和幸福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这批老兄也都是聪明人。支撑他们这样做的深层次思考，就是“沉船心理”在作祟。他们认为中国是一艘四处漏水，迟早会沉没的破船，在沉没之前，最好的办法是换船。

因此，尽管他们在中国大发横财，但他们始终对中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况且他们的财富积累也有说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所以越是赚钱，越要换船，临走前还要拆一块船板。原来美国限制中国过多移民，因此新西兰、澳洲等都成了中国人移民的乐土。奥巴马上台以后，给中国提供了“投资移民”的政策，大批中国土豪一下子蜂拥而至。

那段时间我去美国，在洛杉矶的尔湾一家中国餐厅吃饭，饭店里面熙熙攘攘，烟雾弥漫，仿佛一下子就像回到了中国。遇到了好多“老熟人”，都是这些年陆陆续续移民去美国的中国人，还有一些躲在美国当寓公的通缉犯。

我刚坐下来，就有不少人来打招呼，他们告诉我，光是深圳沙河高尔夫球会的3000名会员当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就在美国，甚至可以单独组成一只球队了。

我问他们带了多少钱走的？我一听，发现少的也有200万美金，多的更是不计其数。我看这些富豪的房子，都是千万美元级别的豪宅。

支撑他们这么做的背后逻辑，是对中美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

但谁也没想到，短短几年时间，全球化经历巨变，特朗普对中国实施正面狙击和打压，两国关系骤然紧张。特别是出现疫情以后，美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孱弱暴露无遗，梦寐以求的自由王国、山巅之城突然破灭了，现在他们想换船回来，可惜已经是难上加难了。

这一批成功人士开始思考：到底谁是沉船？

历史会回答这个问题。

我和他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一直坚信中国的未来，坚信中国一定是全球机遇的汇集之地。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深圳四十年，深圳背后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这四十年天翻地覆的缩影。四十年成功固然不易，但在当下面临国际国内压力越来越大的节点，如果我们搞不清楚成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无法做到继往开来。因此借着这个机会，我想和大家探讨深圳乃至中国崛起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必然在哪里？

深圳代表中国,好坏都是文章

关于深圳的崛起，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分析，官员有官员的讲词，都很精彩，我也有我的看法。

在我看来，深圳是逼出来的改革、放出来的活力、摸出来的市场。

没有生死压力，不可能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有像深圳这样“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成绩。

在改革开放前夕，出现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逃港潮，这起于一个谣传，说英国女王为了庆祝生日，给大陆人提供开放政策：只要能到香港，就能拿到香港户口。这个消息一传开以后，不光是珠三角、汕头，凡是有能力的人都拼命往香港跑。

深圳有近香港之利，却也带来了在管束上最大的难题，这么多年，我见到过很多香港的老板，堪称枭雄。这些人很多都是大陆逃过去的，一讲到当年他们是怎么冒着生命危险逃港的时候，一个个不善言辞的人就都变得口若悬河，一个个毫无感情的人都会泪流满面，一个个性情木讷的人脸上都神采飞扬，为什么？因为这段经历是他们人生中最惊险、最刺激、也最难忘的，它会永远刻在每个逃港人的心里。

当时的广东省委领导到基层视察，他发现公安、武警、民兵漫山遍野地追捕这些想要逃港的人，但是再多的公安武警根本挡不住。而深圳乃至广东，相比内陆，已经又强了不少，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当时中国已经处于“被开除球籍的边缘”，在这样危机倒逼之下，才有了破釜沉舟的改革。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这句关于特区建设简单的话，几乎凝缩了改革开放的所有智慧。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长期性的顶层设计，更没有一张画到底的蓝图，具体的改革措施谁也不清楚，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作为这艘大船的舵手，邓小平的立场其实很简单：“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因此，他才能不为僵化的教条所拘束、不为高大上的口号所绑架，不唱高调，只坚持一个永远不变的原则：“发展就是硬道理。”这是贯穿改革开放全局的精神内核。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深圳的伟大崛起完全是逼出来的。

危机倒逼改革，那么接下来怎么往前发展呢？我总结为“放出来的活力”。

这股活力可以从“东莞现象”来一探究竟。改革开放之初，在广州、深圳之间一百多公里长的走廊地带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工潮。

作为“百万移民”的主角，农民工背井离乡，不是为了伟大理想，而是为了解决切实的生存问题。他们在家里面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在地里找食吃，甚至连自由迁徙的权力都没有。

在改革开放后，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选择：背井离乡，到遥远的珠江三角洲打工。这看起来很可怜，离开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夜以继日地挥洒汗水，但一个月这两三百块钱的工资，或许是他种地一年都挣不到的钱。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收获的是未来。

与农民工朴素的发财梦类似，香港商人们不是国际友人白求恩。几年前就从珠三角游水逃到香港去的人，作为第一批港商开始回来了，在本乡本土办厂，并在这里探索出一种叫作“三来一补”的发展模式。

香港商人只要有订单，就不用给钱，村集体拿出土地来入股，借钱找包工头把厂房盖好，港商只要把设备拿过来，就可以开始生产，最后利润两边对账。港商的成本之低简直无法想象，土地不要钱，厂房因陋就简，又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最大的成本就是那些二手的设备。只要有订单，工厂就可以运转。一个个香港大小老板，把欧美订单拿到手后，跑到老家珠三角，找到当地的农民租块地建厂房，不断地扩大规模再生产。

这些港商们几乎没有什么道德水准可言，为了一己私利，对工人无所不用其极地剥削与压榨，甚至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三来一补”企业中有不少是塑料厂、玩具厂、人造花厂，这类企业的拌料工、喷漆工、印花工几乎天天要同有毒气体打交道，却毫无保护措施。但就是这样一群利欲熏心的老板们，使整个东莞从村到寨到区，崛起了成千上万的“三来一补”企业，为日后华为等世界级企业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温床。

珠三角本地的农民，想法同样很简单。只要在农地建好厂房，转手租出去就能挣钱。伴随“三来一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诞生了数以万计的厂长、经理的新职位，以至于出现了咄咄怪事：即使一些乡村干部（包括原生产队会计、粮库保管、记分员）、派出所干部、知识分子（小学毕业生也算）悉数出任官职，人数也不够用。在一个村拥有几十上百家企业的情况下，每一个村里面的男人都可以在厂里面挂个副厂长的名，名利兼收，何乐而不为？

从 1980 年开始到 1988 年的短短八年时间，珠江三角洲就成了中国的新兴制造业高地，建起了成千上万的工厂；一个小小的东莞，从只能容纳六十万人口的县级市，变成了能够容纳一千万青壮年人口的超大型城市。

四十年过去了，珠三角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形成了在全世界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无数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深圳成为世界级城市，东莞成为世界工厂，等到深圳要实现产业升级、腾笼换鸟的时候，东莞自然成了最好的卵床，华为等一大批高新科技企业花落东莞，这是之前谁都想不到的。

圣人在哪里？没看到。伟大的道德观在哪里？没看到。只有一群毫无基础的农民工，一群贪婪逐利的商人，一群渴望致富的当地农民，他们才是这个舞台的主角，而驱使他们不断奋进的正是被释放的人性。

这里面有太多说起来不人道、不人性的故事，但它符合常识。

1990年，我去深圳，李灏同志见了我的第一句话是：“北京对于市场经济究竟怎么看？”当时的深圳已经摩拳擦掌，一定要给市场经济争口气。但是，当时市场经济还有些禁忌，很多人觉得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能谈。

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的时候，我在新华社，因此非常有幸间接参与了这个过程，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这个口子撕开以后，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为什么呢？它顺应了规律，顺应了潮流，从此中国有了放出来的红利、摸出来的市场，终于走上了市场经济。

“摸出来的市场”后面还有一句话，叫“挡不住的国运”。我发现中国有一个现象：但凡日子难过的时候，艰难突围，绝处求生，这时候反而能尊重人性，释放活力，政策空间的弹性也比较大，大家都能实事求是谋发展；一旦日子好过，总会有人头大，把成就归功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各种不符合规律的乱象也随之出现，反而容易出乱子。治乱循环——这里面有着深刻的人性、政治规律。

深圳也同样经历了这一过程，90年代末到世纪初，是深圳最迷茫的一段时间。特区的外贸红利基本用完了，新的产业还在孕育。一边是网上那篇《深圳，你被谁抛弃》也传遍全国。一边是深圳市委公开提出，深圳正面临着“四个难以为继”：地少人多，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难以为继；土地、空间有限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短缺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

但就是在这种里里外外的不看好和危机感之下，深圳却开始了腾笼换鸟的二次创业之路，坚持把发展工业、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

面对这样的局面，就像时任市长李子彬自己说的那样：各个城市的发展路径不同，有的以商业外贸为主，有的是旅游业为主，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初，是以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主。就是中央给了15年的政策，再加上体制机制的优势，香港的投资等。就在这波红利快消失的时候，深圳进行了产业升级换代，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第一推动力，高新技术产业是深圳经济发展第一增长点，通过工业化进入现代化，打下了深圳未来20年腾飞的基础。

现在的深圳，鲜花着锦，歌舞升平，人人称颂，我却很担心。华为、平安、腾讯这些世界级企业已经到了收获时节，每年上缴千亿税收，一举一动吸引着全球的目光，很多人也因此淡忘了这些世界级企业当年播种、萌芽和成长的困难岁月。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天的深圳在享受八九十年代遗留下来的创业红利时，更要高度警惕当下深圳经济存在的脱实向虚、泡沫化和空心化等问题。高企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也让现在深圳的年轻人，远没有十年前幸福，这一切都标志着深圳的光鲜外表之下，新的危机正在酝酿，现在可能看不出什么，再过几年可就很难说了，值得高度重视。

“深圳奇迹”背后的三个根源

深圳为什么能一路走到今天，除了世界产业转移的天时、比邻香港的地利之外，内在动力有哪些？我想由表及里谈三个方面：

第一，基因

为什么四个特区中，只有深圳走出来了？只有深圳能够一枝独秀？

和文化有很大关系。

多的理由不说了，只想讲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我走过很多地方，发现很多大学生、很多人才曾经到厦门、汕头、珠海等城市，但是最后都待不住，离开了。这三个特区我都深度接触过，为什么待不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存在文化排斥，这些地方都以本地人为主，外来者很难融入当地，机会也比较少。

本土文化越强烈的地方，社会圈层就越板结，长成参天大树非常难。而深圳恰恰相反，深圳现在接近1700万的人口中非本地人或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本地人极少，没有强烈的本土文化认同感，自然形成了“来了就是深圳人”的社会风气。

为什么深圳能够撑得起全球性企业，我想和蛇口基因有关，很多深圳的大企业都是从蛇口走出来的，这至少有三点原因：

第一点，蛇口这个地方有全球化意识，它从创办之初，就是一个被可以开放的口子，一切可以先行先试，更加易于市场化、国际化和全球化，也赶上了世界的全球化进程。

天有多大，胆有多大，市场和成就才可能有多大，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点，蛇口乃至深圳最大的特点是鼓励创新。

举个例子。当年任正非缺钱的时候，想了一个“招”，让员工将自己的工资拿来集资，还给了一个“美其名曰”的理由：你既是在华为打工，还是华为的股东。那个时候，对于他能走多远，很多人都是怀疑的。

任正非自己也承认，他是一个吹牛高手。当年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任正非说，以后华为在全世界三分天下有其一。现在来看，都说对了。

其次，任正非是一个煽动大师，他提出某个愿景后，能够让所有员工去努力。员工们既是公司受益者，同时也是股东，这其实根子深处还是同一个道理——人性，懂激励，大家敢行敢试。

再有，任正非是一个践行大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且身先士卒。任正非和牟其中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有着极为坚强的毅力和超强的行动力。这个东西一年看不出来，十年、二十年就不一样了。

这三方面构成了华为的企业文化，最后打造出了一个世界级公司。

不光是任正非，平安的发展也体现出了锐意创新的蛇口基因。深圳的改革开放，始自邓小平的一句“杀出一条血路来”，而第一片试验田就在蛇口。

蛇口是中国改革的“试管”。当年袁庚创办的蛇口开发区，就像站立在改革的潮头，一时十分新鲜，以致当时中国许多热血青年像当年投奔延安一样地来到蛇口。

在蛇口这块试验田上，有别于传统计划经济，而跟全球接轨，拥抱市场化和国际化。当时蛇口开发区有很多便宜行事的权力，可以做很多超常规的探索。蛇口工业区管理局是一级地方行政组织，虽然隶属于深圳，但实则是独立王国，在地位上甚至平起平坐。其他地方成立企业走流程要三个月，而在蛇口，企业从申报成立到拿批文只需十天。

平安集团的创始人马明哲先生正是在这样享有特殊政策的舞台上，在激情和理想主义的驱动下，花了近两年，多次跑到北京游说，终于搞定了平安的保险牌照。并最终做成了一个全世界领先的综合金融集团。

平安的成功，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实践，这样一个非常普通、也没有很高学历，但有理想、愿意尝试的人，在蛇口基因的孕育下，几十年以后，走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上。

华为和平安都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以世界为师，花大价钱向全世界学习先进经验，马明哲和任正非也都非常热爱学习，平安内部有个说法：“平安的发展，赶不上马明哲的想法”。华为内部也有类似的说法，但他们也不是盲目的崇洋媚外，在麦肯锡、IBM等咨询公司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最终造就了这两家世界级公司。

开放、创新、效率、先行先试、百折不挠，这些从蛇口一路传承到深圳的基因，很值得我们思考。

第二，生态

深圳密码的第二条，在于生态。

相比国内大部分政府，深圳的特殊之处在于，形成了服务型治理模式，不与市场进行博弈，而是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并在市场失语时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在生态学的概念中，维持一片湿地物种多样性的关键，在于保持好环境中千分之三的含盐量；同样的，如果把深圳比作一块大湿地，如何维持市场盐分的合适比例，是政府的主要职能。至于湿地的食物链如何构成，是鸟吃鱼、鱼吃虾、虾吃虫还是虫吃土，甚至鱼跳起来吃了鸟，这些都是市场行为，与政府无关，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的主角。

但凡是政府用力过猛，结果往往会破坏生态；政府用力适当、无为而治、有求必应，无需不扰的时候，反而会出现充分的自由繁荣。

华强北和赛格集团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市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把一百多家中小型电子工业企业“合纵连横”，打包成立了赛格集团，其中上市公司都有不少，其董事长的级别也很高，可谓雄心满怀，固一世之雄也。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有着超强配置的赛格集团，即使在最兴盛的时候，全力打造的电子工业产业也没有起来。具有竞争力的终端产品没有做起来，反而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山寨市场华强北，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生活中这种“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辩证法也比比皆是。

随着电子市场大爆发，华强路由工业区变成了电子市场，振华路成了金融证券一条街，大批的配套商业也陆续进驻。在华强北，一个一平米的柜台，就是个创业大舞台。一张柜台申请表登记表，被炒到了几万，一个柜台，日成交少则万计多则数百万计。

不计其数的人在这里发家致富，腾讯也是从这里走向世界，华强北不仅支撑了深圳家电、消费电子产业的发展，与当初的蛇口一样，华强北的故事，也吸引了一大批优秀青年的到来。这一切见证了华强北全民创业和财富神话的历程，也感受到了全球电子元器件的天堂、亚洲电子第一市、中国电子第一街的魔力。

随着2000年赛格广场全面落成，华强北步入辉煌，而当时名扬天下的赛格集团却逐渐地泯然于众人之间。

伴随着政府的清理，华强北的山寨产品市场现在已经变得干干净净了，与此同同时，原来深圳市扶持的很多大型工业国有企业，也因为水性不佳逐渐被市场经济淘汰，它们就像是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一样，体型庞大，动作缓慢，当环境变成了热带雨林，恐龙不在了，人们惊讶的发现：恐龙的尸骨腐烂以后，变成热带雨林的肥料。在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热带雨林中，“兔子吃草，狐狸吃兔子，狼吃兔子”的生态迅速形成，自由演化，产生了一大批华为、腾讯、大疆等参天大树。

从大型国企到民企，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从侏罗纪到热带雨林，这里面有一些本质的东西，我们也需要好好思考，尤其值得很多内地城市借鉴。

第三，人性

深圳密码的核心，是人性。

多少年来，大家都希望成为雷锋，最后发现在这种要求下，产生的多是伪君子。人是有欲望的，人的欲望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澎湃的动力，也是一朵“恶之花”，政府要做的是引导，而不是单纯的打压。

中国这4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释放人性，释放人的贪婪、侥幸和虚荣。

深圳的成功，从基因，到生态，归根结底，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人性，人的本能。40年来，我采访过、接触过、服务过很多成功人士和企业家，说一千道一万，这些人都是一句话，就是欲望的释放。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深圳，就像是当年充满着野心、欲望、混乱的美国西部，向所有希望改变命运的人打开大门。深圳提供了一个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大舞台，被伦理道德、三纲五常约束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在深圳这片谁也不认识谁的土地上，突然遇到了某种程度的放纵。

这种放纵不是纲纪废弛、打砸抢掠，而是有限度、有前提、可控制的放开，是在对和错之间、好和坏之间、红和黑之间的广泛中间地带寻找共识。是对灰色地带的容忍：容忍重工业对环境的破坏，容忍血汗工资制对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剥夺，容忍倒卖批文、合法走私贸易的存在，容忍山寨产品的风行，容忍民营企业家在法律边缘的游走……这样的容忍使深圳在一段时间广受批评，成为众矢之的，但也正是在中间地带的不断探索，使人的欲望得以最大限度地张扬。

深圳并不完美，也不是伟光正，而是上帝释放了“魔鬼”，人性在这块土地上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与释放，无数充满活力与欲望，希望改变命运、生命力极其旺盛的年轻人，像潮水一样涌向深圳，鱼龙混杂、大浪淘沙，最终“魔鬼”创造出了天堂。

这个天堂虽然有很多不完备的地方，但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淘选，今日的深圳成为中国社会最文明、平均素质最高的区域之一，这种高度的文明又促使人性不断向善，社会共识得以凝聚，最终使大湾区走向了更加成熟和现代化的社会形态。

大私终于造就了大公，大恶终于造就了大善，大破终于造就了大立，辩证法在这场“深圳之变”得到了最佳体现。

追因溯源，深圳产业化的成功，不仅是政府领导的成功，也不仅是国家力量推动的成功，更不仅是什么深圳模式和能人政治的成功，根本的还是最常识的市场主导经济的成功，最基础的遵循产业发展规律的成功，最简单的顺应人性的成功，从“一个脑袋想问题”到“千万个脑袋想问题”的成功。

人性的水推动了深圳的船，顺水行舟成就了深圳。这才是深圳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