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百胜：大秦帝国速亡的视角之二：必然性与偶然性

杨百胜 · 2021-02-01 · 来源：日记

导读：秦亡的原因，是以往被大家忽视了的两个最基础的方面：第一个，它的直接原因是它的突然政变。突然的恶性政变对政权的摧毁作用是决定性的；第二是它的偶然性，一系列偶然因素的聚合，导致了秦帝国速亡。此外还有一个基础的原因，就是当时历史的惯性，这个历史惯性在秦亡问题上从来没有被人提出过。

大秦帝国的速亡，偶然性因素非常明显，为历代和后世罕见。

必然性与偶然性是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万事万物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都存在着必然性的因素和偶然性的因素。诸多偶然性构成了必然性，必然性中包含了偶然性。偶然性产生于客观事物的外在条件，是非本质的原因。偶然性是客观事物发生联系和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可能性趋势，即有可能出现、也有可能不出现的一种趋向。必然性是指客观事物发生联系和发展过程中一种不可避免、一定如此的趋向，必然性产生于事物的内部根据和本质的原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有着不同的地位，并起着不同的作用。相对而言，偶然性是现象层面的东西，不仅数量大而且难以把握，一般不会重复，必然性则是本质层面的东西，数量少且属于规律性的东西，会重复发生，贯彻事物发生发展的全过程。

秦帝国的骤然灭亡，确实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秦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统天下，以变法图强之志大规模重建华夏文明；使当时的中国，一举整合了春秋战国500余年剧烈大争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规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创建了人类在铁器时代最为伟大的国家形式，最为进步的社会文明。依照历史的法则，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权力主体，其权力生命至少应当延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然则，秦帝国却只有效存在了12年(其后三年为崩溃期)。随着始皇帝的骤然撒手而去，建成这一伟大文明体系的权力主体，也轰然溃灭了。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原因，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巨大谜团。

那么大秦帝国统一之后迅即灭亡究竟是必然的现象还是偶然的现象?《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先生对此有过详细的研究，他认为，秦亡的原因，是以往被大家忽视了的两个最基础的方面：第一个，它的直接原因是它的突然政变。突然的恶性政变对政权的摧毁作用是决定性的；第二是它的偶然性，一系列偶然因素的聚合，导致了秦帝国速亡。此外还有一个基础的原因，就是当时历史的惯性，这个历史惯性在秦亡问题上从来没有被人提出过。

2000多年来对于秦亡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历朝历代的学者都写过《六国论》，包括贾谊的《过秦论》等等都分别探讨过秦亡和六国灭亡的原因。近现代以来的后世学者、专家对这个问题用现在的理念也分析得出了很多不同原因。

秦统一中国之后到秦始皇之死不过短短12年，他死后两年多，还有两年多大滑坡、大毁灭的时间，在这12年时间里面，所有战斗不休的一代人都还在，掌握着历史的风向标和社会的风向标，仍然都是生死相搏的一代人。

秦帝国时候民众的行为，对国家政权的态度仍然是战国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后来人民的思维方式。从西汉开始，所有的农民起义至少要酝酿数十年乃至一百年以上，没有一个农民起义、暴动，一场小小八九千人的暴动能够在几日之间天下响应。秦末天下起义的迅速程度是全世界惟一的。

秦时代还有很多令人震惊的现象，我们应该分析它的根源到底在什么地方。秦亡的原因就是秦帝国的末期到秦始皇帝死的时候整个社会还是战国时代的一群人，战国时代的人在起着决定作用，人口中都是战国时代的思维方式。这个战国时代思维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天下问政——国家兴亡、天下政治的兴衰，人民群众都是至关重要的直接关心者，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才刚刚过去不久，人民的思想仍然非常活跃，不像后世反应那么迟钝，把人们教化得如此不关心政治和天下大事。

那个时候秦始皇死了之后，秦二世一系列的非民生工程大量开发，阿房宫等都开始上马，当然也存在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因为各种各样的诱发原因导致农民起义暴动了，关键是其响应得暴烈、迅速的程度是后世远远没有的。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要考虑当时社会的独特性。在那个时候完全是一个没有了战国的战国时代，对这一点我们的历史研究从来没有注意过。

其一，突发恶性政变，导致中央政权结构全面被毁。

秦帝国在权力交接的转折时期，突然遭遇恶性政变，实在是个历史异数。异数者，匪夷所思之偶然性与突发性也。对于秦始皇之后的权力交接，历代史家与社会意识都有这样一个基本评判：若由长公子扶苏继位，秦帝国的历史命运必然大不相同。其时，扶苏的品性与才具已经得到了天下公认，“刚毅武勇，信人奋士”，已经具有了很高的社会声望，连底层平民陈胜吴广等尚且知之，朝廷郡县的大臣吏员更不用说了。当时的始皇帝与天下臣民，事实上已经将扶苏作为储君对待了。当此之时，历史却突兀地呈现出一幅最荒诞的画面——始皇帝突然死于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了秦帝国的二世皇帝！

这一突兀变化的成因，及其演进环节所包含的具体因素，始终无法以常理推断。几乎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突发的，几乎任何一个因素都是突然变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预料的逻辑性。突发性与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历史幻觉：莫非这当真是古人所谓的天意，抑或国运?

唯其突发，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议，才有了秦帝国中央政权的坚实结构迅速地瓦解崩溃，才有了帝国臣民依然本着奉公守法的传统精神，在连番惊愕中不自觉接受了权力轴心极其荒诞的恶性作为。恶性政变突发，农民暴动又突发，秦帝国所有足以纠正中央恶变的政治力量，都因为没有起码的酝酿时间，而最终一一宣告失败。从根本上说，政变的突发性与农民举事的突发性聚合，决定了其后帝国命运的残酷性。

这场突发政变所汇聚的历史偶然性因素，大体有如下方面：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确立扶苏为太子，偶然性一。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坚执进行最后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苏北上九原监军，偶然性三。

始皇帝最后一次大巡狩，于诸皇子中独带胡亥，偶然性四。

始皇帝中途突发疾病，偶然性五也。

始皇帝中途遣蒙毅回咸阳，“还祷山川”，偶然性六。

始皇帝在蒙毅离开后，以赵高兼领符玺令，偶然性七。

始皇帝于沙丘行营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八。

突发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写完遗诏，偶然性九。

突发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见李斯会商善后，偶然性十。

长期忠诚无二的赵高突发人性变形之恶欲，偶然性十一。

栋梁重臣李斯突变，最为不可思议，偶然性十二。

扶苏对假遗诏之缺乏辨识，或不愿辨识，选择自杀，偶然性十三。

蒙恬政治判断有误，被逼入狱并最后自杀，导致帝国九原大军涣散，偶然性十四。

蒙毅被突然下狱，并被迅速杀害，偶然性十五。

王翦、王贲父子于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十六。

李斯在政变后一错再错，大失前半生政治水准，终致惨死，偶然性十七。

胡亥素质过低，近于白痴，偶然性十八。

因李斯突变，秦帝国功臣阶层分化不能凝聚力量，偶然性十九。

赵高恶欲野心膨胀变形，大出常理，偶然性二十。

陈胜吴广之“闾左徭役”突发暴动，偶然性二十一。

关中老秦人人口锐减，对恶性政变失去强大威慑力，偶然性二十二。

……

最为关键的两个人物——赵高与李斯的突变，可谓这种偶然性的典型。

以赵高前期的表现与功绩，始皇帝对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秦法尚功的用人法则。唯其如此，赵高的人性恶变突然发作，并无必然性，确实是一种人性突变恶变的偶然性。若说赵高从少年时代起，便是一直潜藏在始皇帝身边的奸佞或野心家，是十分滑稽的。

李斯更是如此，以其前期的巨大功绩、杰出才具、自觉的法家理念，及其在几次重大关头表现出的坚定的政治抉择，实在不可能在与蒙恬的地位高低上计较。然则，李斯恰恰接受了赵高说辞，恰恰计较了，这是必然性么？仅仅以李斯青年时期的“厕鼠官仓鼠”之说，便认定李斯从来是一个私欲小人，同样是滑稽的。

李斯与赵高，都是英雄与魔鬼的无过渡对接，都是历史极其罕见的异常人物，其突然变异，隐藏着人性未知潜质的巨大秘密。从社会原则与政治原则出发，任何时代的人事任用，都不可能以对这种人性秘密的把握为尺度，不可能以极少数的突然变例去判定，而只能遵循实践法则，以人物的既往历史表现(功与罪)去判定。所以，秦始皇对李斯赵高的重用，是无可指责的。从实践上说，赵高与李斯的政治地位，是其努力奋争的结果，是个体历史的必然。唯其如此，赵高李斯的突然的巨大的变异，实在是一种不可预知的偶然性。

种种偶然性导致的这场政变，是历史上摧毁力最强的恶性政变。

作为一种权力更迭的非常态方式，政变，从来存在于从古至今的政治生活之中。就其结局与对历史的影响而言，政变有三种历史形式：一种是相对正义方发动的良性政变，譬如后世最著名的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一种是仅仅着力于夺权而不涉及国策，无可无不可的中性政变，譬如赵武灵王末期的政变，以及后世的明成祖朱棣政变等；第三种，是破坏力最强的恶性突发政变，其最著名的典型，便是始皇帝身后的赵高李斯政变。

这场政变之所以成为恶性政变，是由其主要发动者的特质决定的。

这一政变的轴心人物是赵高、胡亥、李斯三人。三人的具体谋求目标不同，但目标的根基点相同：都是为了谋求最大化的个人利益，为私欲所诱惑。其最为关键的李斯与赵高，都是帝国的赫赫功臣，赵高掌内廷大权，李斯掌国政大权；两人结合，一有足够大的政治权力，二有玩弄二世皇帝于股掌之间的最高“势位”，三有足够大的社会声望，四更有改变始皇帝既定国策的权力手段。如此之下，其恶性政变的摧毁性特别强大。

之所以成为恶性政变，并不在于政变开始与过程中的权谋与恶欲，而在于政变成功之后的再度恶变。若胡亥即位后，赵高与李斯同心为政，妥善推行李斯已经在始皇帝在世时开始了的适度宽政，减少徭役征发，而避免了农民的突发暴动，这场政变完全可能成为无可无不可的中性政变。这里，再次表现出一种偶然性：事情没有按照正常的逻辑发展，而是赵高再度发动恶性政变，大大偏离了李斯卷入政变的初始预期。这次，诱发因素变成了胡亥。胡亥即位后，低能愚顽的享乐意识大发作，进一步诱发了赵高全面操纵国政的野心，最终导致了赵高再次发动政变，杀害了胡亥。在这再度恶变的过程中，李斯几欲挣扎，几欲将国政扳回常态，然由于已经与帝国权力层的根基力量疏远，其努力苍白无力，终于陷入了赵高的阴谋而惨死。

政变，再度政变，使这一政变终于走上了恶性道路。

恶果之一，秦帝国坚实的权力结构迅速崩溃。在赵高“诛大臣而远骨肉”的残酷预谋下，嬴氏皇族被大肆杀戮，帝国功臣被一一剔除，中央政权发生了急剧的恶变。

恶果之二，反其道而行之的种种社会恶政——大工程不收反上，大征发不减反增，赋税征收不轻反重。凡此等等，迅速激发了激烈的民众反抗，由此而诱发了复辟势力的全面复活，使社会动荡空前激烈，矛盾交织难解，大灾难终于来临。

恶果之三，秦帝国群策群力的施政决策方式荡然无存，骤然转变为胡亥赵高的荒唐臆断。中央决策机构全面瘫痪，以致胡亥对农民暴动的大动乱程度的荒唐认定，根本无法得到应有的纠正。在始皇帝时期，这是无法想象的。

综上所述，秦帝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战国大争传统，形成了巨大的历史惯性，导致了空前剧烈的全面动荡。

秦末动乱之快速剧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

从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210年7月22日，至公元前209年7月大乱之时，堪堪一年。这一年之中，天下由盛大治世陡然化作剧烈乱世，转折之快，如飓风过岗万木随向，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象飞转!及至大泽乡九百徭役揭竿而起，竟能达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的激速爆发之势，为后世任何大动荡所望尘莫及。

在社会节奏缓慢的自然经济时代，煌煌强势一年急转直下，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事实上也只有这一次。

历代史家解释这一现象，无不归结为秦“暴政”蓄积已久，其发必速。

所谓“天下苦秦久矣”，正是此等评判之依据。实则不然，这种轰然爆发而立即弥漫为整个社会大动乱的现象，固然与秦二世恶政有直接关联，也与始皇帝时期的帝国施政有关联，但不是必然性关联，尤其不是长期“暴政”激发一朝大乱的必然性因果关联。基本的原因是，秦帝国并非暴政，更不是长期暴政。秦末大动乱其所以骤然爆发，且立即全面漫延，成为人类历史之唯一，其根本的原因，取决于那个时代独有的社会气质。不理解或有意忽视这一特殊的气质，则无法深刻解析这一历史现象。

什么是秦末社会的独有历史特质？秦末社会的独有历史特质，在于战国大争传统依然是主导性的时代精神。

这种精神，决定着时人对种种事件的认知标准，也决定着随之而来的反应方式与激烈程度。为此，要深彻体察两千余年之前的那场剧烈大爆发，首先得理解那个时代的价值理念，理解那个时代的行为方式。否则，不足以解释其普遍而剧烈的反应，不足以解释其大规模地酷烈演进。作为解析人群活的历史奥秘的探索者，最不能忽视的，便是发掘那个时代已经被史书风干了的鲜活要素。否则，曲解是必然的。

首先要关注的大背景，是秦帝国建立后不同群体的社会心态。

秦帝国恶性政变发生之时，一统天下尚只有短短的12年。无论以哪个时代的变化标尺衡量，12年，都是个太短太短的时段。其时，七大战国生死拼杀的那一代人，全部都正在盛年之期；家国兴亡所导致的巨大精神鸿沟，尚深深植根于种种社会群体之间，尚有很远的距离才可能弥合。就权力层面说，战胜者成了一统天下的君王与功臣，战败者则成了失国失地的臣民或罪犯。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就民众层面说，战胜国臣民的主宰感、荣誉感与尊严感，以及获取巨大的战胜利益的愉悦感，都倍加强烈。灭亡国家的民众，其浓烈的沦丧感、失落感与自卑感，以及在社会利益分割中的不公平感，被鲜明地放大了。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

就关注焦点而言，也是不同的。

作为战胜者的帝国政权与本体臣民，立即将全部心力投入到了大规模的文明创制之中，力图以宏大的建设功业达到人心聚化，从而达到真正的天下大治。而作为战败亡国的山东六国臣民，其需求则要复杂得多：山东民众孜孜以求的是，力图从统一新政中获得实际利益的弥补，获得精神沦丧的填充;山东六国之贵族阶层，则殷殷渴求于复辟，殷殷渴求夺回已经失去的权力、土地与人民。此间鸿沟，不可能没有，更不可能不深。

凡此种种鸿沟，意味着这时的社会心理尚处于巨大的分裂状态。

帝国政权的统一，距离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离。

虽然，从总体上说，天下民众确定无疑地欢迎统一，并欣然接受了统一。始皇帝大巡狩刻石中的“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并非虚妄之辞。然则，历史与社会的复杂性便在这里：对于一个魄力宏大且又洞彻天下的政权而言，上述种种社会鸿沟，都可能在妥善的化解中渐渐趋于平复；而对于一个不知深浅的恶变政权，上述种种社会鸿沟，则可能立即从潜藏状态骤然转化为公开状态，精神鸿沟骤然转化为实际颠覆！

就其实质而言，秦帝国统一初期，整个社会心理仍旧处于一种不定型的可变状态，天下对秦帝国一统政权尚未形成稳定的最终认可。渴望重新回到战国大争时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强劲的社会思潮。

唯其如此，在后世看来相对寻常的种种事变，在这个时期都具有数倍数十倍放大的强烈反应后果。如秦二世胡亥般低能昏聩的君主，前世有之，后世更多有之。然则，其时社会反应之迟钝缓慢，远远无法与秦末之激烈快速相比。自西汉末期的绿林、赤眉农民军暴动起，任何时代的农民起义，都是反复酝酿多年方能发动，发动后又长期转战，很难得到社会有效支持；至于普遍响应，更是极其罕见。此种现象，愈到中国后期愈明显。宋王朝享乐庸主多多，且内忧外患频仍，农民反抗经久不断，然却数十年不见天下轰然而起。明代昏君辈出，首代杀尽功臣，此后外患与政变迭出，后更有“家家皆净”之号的盘剥皇帝嘉靖，而明代酿成农民大起义，却竟然是在二百余年之后。

纵观中国历史，其对昏暴君主的反应差别之大，直教人怀疑战国华夏族群与后世国人简直就不是一个种族。

此间根本，正在于活历史中的时代精神的巨大差别。

根本点，是直接延续于秦帝国时代的战国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是“多事之时，大争之世”。那时，普遍的生命状态是“凡有血气，皆有争心”。

当此之时，世风刚健质朴，不尚空谈，求真务实，对国家大政的评判，既直截了当，又坦荡非常。春秋战国时代的普遍现象是：国有昏君暴政，则人才立即出走，民众立即反抗，或纷纷逃亡。这种刚健坦荡精神，既包括了对昏聩政治的毫不容让，也包括了对不同政见者的广阔包容，因之，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政治奇观。在中国历史上——

只有这一时代的贵族，可因政见不同而流亡天下，并能在流亡中寻觅时机再度夺权。

只有这一时代的政治失败者，能在被贬黜流放中再度崛起，重新返回权力场。

只有在这一时代，士人能以政见为标尺选择国家，合则留不合则去，独立性千古罕见。

只有这一时代，民众可以自由迁徙，能做到“危邦不居”。

只有这一时代，民众可以对不能容忍的暴政一挥手便走，否则，便聚而抗争。

只有这一时代，民众真正地千刀万剐过昏暴的君主……

凡此等等奇观，皆赖于这一时代的“大争”精神。

凡此等等奇观，皆是这一时代的社会土壤所开出的绝无仅有的奇葩。

这一时代现象，便是天下问政的风尚。

这一风尚的实际内涵，是对失败者的宽容，对当权者的苛刻。

秦统一中国之后的12年里，春秋战国遗风仍然以浓烈的历史传统，存在于现实社会。

整个社会对已经灭亡的六国，并没有因为向往和平与统一而从精神上彻底抛弃，对六国贵族的复仇，更没有因为遵奉秦法而一概冷落；至于对复辟旧制带来的恶果，则因为没有复辟大毁灭的历史先例，其时尚无法深切体察。其时，天下民心对帝国大政的基本态势，仍然是春秋战国的价值法则：你果真高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弃你！始皇帝雄风烈烈，大刀阔斧开天辟地，大谋天下生计，谁都会看在眼里。

好！帝国施政纵有小错，民众也容忍了。

秦二世低能昏聩，杀戮重臣，享乐与聚敛并发。

大谬也，是可忍孰不可忍!民众立即起而反抗。

在那个时代，没有漫长的忍耐与等待，没有基于种种未来利益与现实利益而生发的反复权衡，没有“臣罪当诛兮，天子圣明”的愚忠世风，没有“窃以为如何如何”的萎缩表达方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都是简单明了的。

轰然之间，社会直感立可爆发为巨大的社会风暴!这便是社会土壤，这便是时代精神。

就历史事实说，始皇帝以战止战而一统天下，民众无疑是真诚地欢迎，真心地景仰。一个新政权堪堪立定，便致力于破解人身依附、取缔封地旧制、决通川防、修筑道路、消除边患、建立郡县、统一文字、统一交通、统一田畴等等天下生计作为。再加上帝国君臣上下同心，政风清廉，遵奉法度等等后世罕见的清明政风。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锤炼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没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诚地景仰这个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国。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了相对繁重的徭役，容忍了相对繁重的赋税，也容忍了种种庞大工程中夹杂的部分与民生无关的奢华工程，如拆毁六国都城而在咸阳北阪写放重建。甚或，也容忍了勤政奋发的始皇帝任用方士求仙采药，而求长生不老的个人奢靡与盛大铺陈。

归根结底，人民是博大的，明智的，通达的。事实上，人民在期待着始皇帝政权的自我校正。毕竟，面对始皇帝这样一个不世出的伟大君主，人民宁可相信他是愿意宽政待民，且能够自我校正的。这种天下心态，虽非春秋战国时代的主流精神，然却也是基本的复杂人性的活化事实，既是正常的，也是前世后世屡见不鲜的。

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君主不惜以累积民怨为代价而追求宏大功业，是极为常见的。这种君主，其归宿大体不外三途：其一，暮年自我校正，且能清醒善后，战国如秦昭王，后世如唐太宗；其二，有所悔悟而来不及自我校正，然却在生前能清醒善后，择贤君而立，故其弊端被后世继承者校正，后世汉武帝为此典型；其三，既来不及自我校正，又来不及清醒善后，骤然撒手而去，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导致巨大的颠覆性恶变。

无疑，始皇帝属于第三种情形。

始皇帝身后的恶性政变，既滑出了始皇帝的政治个性逻辑，又滑出了帝国法治的常态性逻辑，本身便是一个历史罕见的偶然性。且让我们作一条历史的延长线：若没有陈胜吴广的农民暴动及其引发的复辟恶潮，度过胡亥赵高的恶政之后，由子婴继位秦三世;在此情势之下，帝国政治能否恢复平稳状态？应当说，答案是肯定的。果然如此，后世对秦政秦文明的评价又当如何？

这一假设的意义，在于展现历史逻辑。

这一假设的意义，在于清楚认识秦亡并非因秦政而发，秦亡并不具有必然性。

于是，历史的逻辑在这里突然断裂了。

强大的惯性力量，绞杀了本质上具有可变性的历史逻辑。

这便是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历史本质。

伟大的秦帝国骤然消逝于历史的天宇，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巨大变数。

伟大的原生文明淡出高端文明视野，是中国文明史的一幕深刻悲剧。

秦灭亡之后，它的制度为什么‌‌没有灭亡，而是被中国的历朝历代所继承下来。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就是指秦创立的统一文明和法治社会。除了法治社会逐步泯灭和淡化以外，‌‌秦的统一文明的这种形态始终被我们比较完整地继承下来，‌‌这也从侧面说明，‌‌它创立的这种文明形态，‌‌以及它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是有很大的先进性的，‌‌在当时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上‌‌都是具有超前性的。日裔美籍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家法兰西斯·福山就说过一句话：“秦始皇建立的帝国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它的机构里面没有皇族，‌‌它的这个制度是先进的，‌‌而且所有这个国家的运行都是受到监督的……‌‌”

我们不管他的这个论断‌‌是否具有百分之百的合理性，‌‌但至少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秦所建立的这个先进的文明形态，‌‌在当时整个人类世界是唯一的、‌‌非常先进的，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

总之，在秦帝国速亡的原因中，偶然性和偶发性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后无来者，是古今中外的罕例，只此一例再无别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