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人民币地位会逐渐匹配中国经济地位

于文凯2021-04-22来源：观察者网

导 读

既然中国经济地位、贸易地位，在世界上达到了那样的一个比例，货币地位总会自然上升的，……这需要一个过程，同时需要全世界不同的用户在不同货币当中自行比较，做出选择，全世界普通老百姓、公司、投资者等等都面临选择。

本文系据观察者网白紫文由博鳌现场发回的报道整理，未经发言人审定。

4月21日，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期间举办媒体见面会，就全球宏观政策、人民币地位、数字人民币、绿色金融等热点话题进行了解答。

以下为见面会主要内容（有部分删减）：

记者：我有两个问题请教您，首先有所提及世贸组织在调整规则困难重重，您认为亚洲新兴经济体应该什么方面为抓手实现倒逼改革？最近市场很多讨论美国通胀预期飙升引发了投资者对于全球通胀的担忧，面对可能的推行的通胀风险，您认为应该如何应对这个风险？

周小川：世贸组织改革首先我们强调多边主义、强调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同时了解到WTO有一些规则，目前全球不大满意，所以就要进入WTO改革。应该说特朗普在任的四年期间，好像他对WTO的工作跟改革不积极，所以实际进展不多，在这个进展不多的情况之下，另外一种出路就是搞区域的自由贸易体系，大家都知道CPTPP，同时中国跟亚洲国家长期以来也一直在紧锣密鼓的做RCEP，或者中国积极研究CPTPP，这些实际上也是推动从亚洲的角度，或者更广泛的角度推进全球贸易体系。特别是有一些新问题，包括贸易有关的投资问题，数字化经济的问题，在这些方面实际上推动国际贸易秩序的改进和新规则的制定，如果WTO暂时做不出来的话情况只有先局部推动。

现在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可能态度有所转变，对于WTO新提名的总干事（也是昨天咱们开幕式上做讲演的女士）给予了支持，我们想这两项工作可以平行进行，但是全球范围内WTO推进的进度的可能性还需要观察。总之，有一个好的迹象，就是有可能保护主义情绪还在，但关税大战至少不会出现像过去三四年那种升级，或者紧张趋势越来越严重的这种势头。但是这个还取决于具体的这些工作。

第二个问题，说的是货币政策宽松，通货膨胀会不会输入？首先经济形势变化以后，关于财政货币政策是采取了比较明显的扩张性政策，这些扩张性政策过去的传导机制和过去的理论，可能有的到现在不完全适用了，但是应该说这些政策，这种宏观政策不管什么政策，其实都会优缺点两个方面，不可能只有一个方面。

当然主张这么搞的时候，总是会说优点的方面，缺点可能就尽量少说了，要不然通不过，但是实际上都会有的，只不过是多是少，什么渠道的而已。也就是说，有可能走传统的通胀渠道，也可能不走这个渠道。所以，你在救助了，在经济实体加速复苏、克服疫情这个过程当中，要花一定代价，这个代价在哪些方面？大概需要研究，也包括我们的媒体予以关注，慢慢搞清楚这些事情，有的观点大家肯定也不一样，我现在也不在人民银行在职了，所以我也不能够作为一个权威的声音。

但是我们想象会有一定的代价，这些代价有可能是通胀的传导，也可能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面的通胀，传统意义通胀大家理解都是CPI，现在全球宏观政策的溢出性越来越明显了，过去我一直说宏观政策基本上国内的，因为每个国家货币都是独立，财政都是他自己的，所以过去溢出比较小，现在溢出相当明显了。因此，出现全球性的宏观政策上面的扩张，影响必然是会传播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只不过什么渠道什么形式，我也希望大家多关注研究。

因此，宏观政策不管怎么样制定，都有一个度的把握，也就是说你希望它所达到的优点，达到的功能最大化，同时副作用最小化，就看你能不能更好的做到最优的安排。谢谢！

记者：我是中国国际电视台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推动全球气候的国际合作和治理，您对于明后两天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气候峰会以及11月份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周小川：领导人高层决定的事情让我来说不是太合适，我是感觉拜登政府上台以后重返了巴黎协定，重新强调了而且说实在的还是相当重视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这个方向是对的。我们习主席是一贯就是重视这个问题，很早以前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去年又在联合国大会气候变化上面提出了中国重要的计划和承诺，所以总体来讲这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趋势。

当然问题并不见得都那么好解决，一部分原因是靠各个国家自己安排，但是各个国家都要认识到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的事，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责任，做出自己的贡献，另外一个方面，这里涉及到全球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进度安排的问题。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应该履行过去的承诺，对比较落后的同时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给予资金技术方面的支持，这个方面的落实也不容易。

因为，发达国家新世纪以来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财政各个方面也困难，现在又有疫情，所以他们也有困难，所以很多东西还没有做到，我们也必然会呼吁他们落实他们的责任，对于发展中国家也要提出更高的要求，但也还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方面还有很多的内容。

另外，就是时间表，大家会在时间表上面进行协调，协调发达国家可能2050年碳中和，中国是2060年，还有一些国家目前没有做出计划，这个必须全球行动，有了总体目标还有过程更加详细的路线图，这样可以逐年推动实现。

第三，会有一些共同的做法，就是在技术安排上面比如说对于化石能源，到底按照路线图今后若干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做法，对于新型科技因为很多东西可能还是要靠科技创新来解决低碳和零碳的问题，这个方面我认为也会有重要的推进。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碳汇，也会有一些安排，这个方面会有明显的推进，大家对于各个国家高层领导的期望值，因为期望做不做得到，或者最后有没有出现，这个我们现在不掌握，从期望值来讲，就是要呈现出一种全球凝聚共识、下定决心的局面，这样大家就能够得到鼓舞，同时也会更加认真的去安排各自自己的计划。不光国家层面，还有公司层面、行业层面都要去落实今后的减排和最终实现净零排放。

记者：财经传媒的记者，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您，我们从发达国家来看，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大概需要50到60年的时间，我们中国提出只用30年的时间，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肯定也会在整个经济社会引起一个非常大的变革。但是，从金融机构来说，我们因为一直强调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下，到底金融机构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金融机构到底应该如何去参与这个方面的碳中和的工作？

第二个问题，关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时候，我们出台了很多的文件，金融机构具体参与“一带一路”有什么关注跟难点？

周小川：您说的这个对，中国如果是2030年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个时间相当紧的，我也想请你注意到一点，就是习主席说2030年以前达峰，我个人希望这个达峰能在2030年以前，我们做的稍微能够更加出色一些，努力更大一些，达峰稍微早一点，这样后面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但是总体来说从国际经验来讲都是很紧的，这里基于一个很大的期望，就是科技创新的出现，科技创新使能源行业会出现行业很大面目的转变，另外对于整个经济社会包括人类的居住、交通这些模式也都会产生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可能2030年到2060年期间这个方面还会有所加速，这个加速一个方面科技创新自己本身就会出新东西，另外这样的一个碳中和的政策导向这个目标导向，加上你刚才所说的实际上金融，金融最主要的就是怎么样支持其他行业做到这样一点。

金融自身当然也有实现零排放的问题，但是金融毕竟不是耗能大户，也不是碳排放大户，金融最主要的功能是改变资金配置，如何体现不偏向于碳排放多的、温室气体排放多的行业企业，要给他们上紧箍咒。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资金大量的向新的电力能源新型交通工具给予支持，同时科技创新带来新的减排零排新的技术设施，这样也就能做到了，这是金融业的使命。

在金融业里面，必然特别重视碳市场的作用，碳指标价格的引导作用，所谓风险控制、风险管理怎么做，这样能够辅助经济向这个方向去发展，我们说现在已经见到了，在技术发展当中，大家已经看到了，比如说过去说，化石能源不能用的话，风能、太阳能，还有其他可再生能源会不会成本太高，经济性不现实，经过这么多年努力大家看到成本不断下降。还有一个输配电问题要加以重视，我们国家超超高压直流交流输配电方面做了很多新的突破，建设也在发展的比较快，要使这些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的东西能够得到好的应用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于电网的能力。

此外大家知道核能也是变为一个比较主要的内容，核能总的来讲大家主要担心还是安全，这个“安全”说起来两个字，后面全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和工程提高到一定程度，这个安全问题就可以大大放心了。

所以未来趋势上，大量依靠科学技术，现在不能完全规划清楚，这个还是要靠推动。推动过程当中也会一些项目会遭遇技术失败，失败也没有关系，因为失败中间才能显出哪几项成功，大家看到电动汽车过去很多种方案，现在慢慢越来越清楚哪种电动汽车可行。

再有要非常重视的一点，就是氢能，氢能还是需要很多技术方面的开发，来解决比如说跨境的航线，像我们博鳌论坛外国人坐飞机来，飞机就有碳排放，能不能烧氢，氢燃料体积大，上飞机体积那么大怎么办，用什么技术可以让它体积小下来，或者飞机形状是否可能改变，可以多装氢燃料，不再像现在大家想象的飞机，这里也希望大家关心鼓励，让科技部门应用部门发挥更大的潜力，应该说中国的工程能力、技术人员相当丰富的，中国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数量这么大，希望他们能够在2030年到2060年相对较短的30年中能够做出突出的成绩。

所以，既要有压力，同时还要保持乐观。

记者：金融机构跟企业如何共建绿色的“一带一路”，我们到底现在有什么需要重点关注跟解决的问题。

周小川：绿色“一带一路”我觉得这口号也已经提出了一阵子了，我个人在这个方面了解的不是太多，但是咱们博鳌论坛有一个“一带一路”分论坛，分论坛当中听到了商务部副部长谈到了这样的问题，他们已经方针政策上面我们尽量支持绿色“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中间有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他们一个工业化，提高GDP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障碍是电力不足，如果大家有常去的知道，那供不上电停电也是经常的事，很多中国人也希望把一般产能支援给非洲国家，所以中国很多公司在非洲不同国家在搞开发区，工业园区。

工业园区多数遇到的第一大难题就是电力供应的问题，因此电力供应存在着一个问题，你要想上的快上火电，烧油烧气更快，但是油气你得花钱买，当然这个属于化石能源，所以你等于商务部、金融界有统一的认识希望他们发展绿色的，可再生能源的，这里有一个平衡，以及对方需求的问题，我们希望发达国家带头，如果把未来的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设计的非常清楚，一方面这些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他们自己在需求上出现转变，中国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供给方面，一个我们尽量给他们提供可再生能源，再有就是融资上面，融资上面现在实际上号召上面已经做到了，但是价格机制还不够，这依靠有待于全球碳市场、碳税这一类的激励机制来使得金融方面更加落实，这样至少在电力、能源这个行业上面会做的更好。

中国目前在外面推电网也比较多，承接很多“一带一路”国家的电网建设，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你有了电网就可以调度平衡，没有电网或者电网调度能力不行的话，一般要依靠局部的小电厂，局部的小电厂都是化石能源而且效率很低的，如果烧煤发电，发一度电到底要多少克媒，先进的机组270、280克，落后的机组330克、350克，排放有非常大的差别，电网的推行对于“一带一路”电力解决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绿色发展不仅涉及到电力，还包括温室气体、当地的环境的污染、水资源、空气，都要绿色的，中间重要的一条就是矿产品，如果矿业处理不好，就会在局部造成各种各样的污染，而且有时候比较重。

中国属于人均负荷比较大，14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很多地方还有山、沙漠，可耕地少，我们有些矿产品不足需要进口，铁矿石、铜都需要进口。所以对海外一些矿业有所投资，这是正常的，各国都是互通有无，外国也需要中国的东西，中国的稀土他们也都需要。

但是注意，整个行业要提到更高的标准，要有更高的绿色意识，融资行业也要有更高的绿色意识，即便成本会高一些，因为环保型的开采跟污染型的开采成本不一样，但是这个要靠觉悟的提高，以及激励机制、考核标准的提高，包括媒体的监督。

除了能源电力以外，还有很多行业都涉及绿色发展的问题，也是大有作为的，我相信“一带一路”在这个方面会做的越来越好，虽然当前也有一些批评，这些批评有的说得对，有的说得也不对，因为也有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目前有一点不太友好，有的地方不一定是有毛病，但他们也挑出来了。

记者：我是来自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畅通的投融资环境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支撑，受到全球疫情的影响，去年我们的经济出现了降速，同时也推升了全球债务水平，这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偿债能力增添了一些负担，想问一下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这些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更好的解决他们债务问题，以及如何更好地通过融资实现经济复苏？

周小川：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特别是疫情出现以后，首先要讲一条，我那天在“一带一路”的分论坛上听到进出口银行胡董事长说了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明白，债务的问题不是疫情以后才有，疫情以前就有很多国家有高债务的问题。像过去有些国家打仗，债务对GDP的比例都是好几千、上万倍。非洲塞拉利昂那时候发生的事，过去也都有，疫情使得它加重了，疫情加重了之后大家才更关心，疫情出现以后，有一些财政不宽裕的发展中国家国家，首先应该用公共资金做好防疫、拯救生命，该上的隔离措施要上，大家希望他们能够把手头的资金用于这个方面。

如果手头资金首先要用于还债的话，要考虑公共卫生方面的资金不够的问题，还要考虑有很多停工停产的现象，疫情一出现，贸易、就业受影响，这样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可能减少，导致公共债务攀升，外汇收入少了，外债的偿还能力会变弱，所以可能需要帮助，这种情况下需要大家共同做出努力。

并不是说有了疫情，只有发展中穷国、低收入国家有问题，实际上大家知道，真正问题特别大的还有不少是中等收入国家，甚至是中等偏高收入的国家，大家知道像阿根廷这样的都是老问题，但是反正最后说起来也是债务问题，特别是外债问题。因此G20对他采取的措施给予重视，我认为非常正确的。首先为了疫情的原因，债务的还本付息应该暂缓，就是债务可持续性的这样一种动议。在疫情期间可以推迟，可以做一定的利率减让，但是大家讨论的结果，就我观察还是不轻易去提所谓“剃头”，“剃头”就是比如说一百块钱债务，剃了20块钱剩下80块钱的本金了，或者直接消债，这个债不还了容易造成道德风险，也会造成这些国家自己的国际评级下降，新融资遇到困难。他们钱从哪来，当然有一部分是发达国家的官方资金，也有很多都是商业性资金，但是商业资金他们怎么样处理，他们在疫情中间不是直接从一个大富人口袋中掏出钱，金融是一个中介，它的钱可能是存款，是老百姓的钱，或者动员发债了，买债的人是最终投资者，那些人有没有承受能力？也是很值得怀疑的，所以意思就是缓债，2020年缓债可能再延长，现在缓债计划决定延长到2021年年底。

在缓债计划基础上，由于疫情加重了债务负担，以及历史上可能存在着各种不同原因，原来就是的债务过重的国家怎么办呢？是不是搞一个债务重组的倡议，债务重组现在看来进展不是太顺利，G20为此搞出一个共同框架，如果要做债务重组应该怎样，其中强调了一些标准，什么样的债务可以考虑，减债的时候全球70多个国家可以放入篮子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就要强调债务要有透明度，要有共同行动，同时也要让巴黎俱乐部的主要做法起到更大的作用等等。我觉得现在实际上还是比较缓步地在推进，有很多事还需要观察。

此外，刚才所提的中等或者比中等还好一些的高债务国家，现在有人提出，那些国家是不是也应该被考虑，他们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而是原来就存在很高的、不可持续的债务，那弄进来更加复杂了。

总之债务问题跟中国关系很大，因为确实中国在“一带一路”口号正式出来之前，中国海外的投资贷款其实从本世纪初就开始慢慢起步了，之前已经有很多了，当然有政府的“一带一路”的总体精神和号召以后发展的更快，中国海外有很多项目，由于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有的时候他们自己的钱不够，必然会要求中国金融机构给予贷款，或者其他的方面的融资。

因此，可以说在全球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贷款来讲，中国占的比例不算小，但是我认为也不能夸大，因为他们有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划分，到底是不是主权债务？还是商业性贷款？又说从全球来讲透明度不够，所以有的时候统计数字不一样，总之中国也是一个大家瞄准的主要对象，确实也像刚才所说的，在新世纪以来，发达国家资金的量没有以前想象的那么大，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他也有财政紧张，有很多金融机构出现问题，自身重组重整的情况还不如中国。所以，发达国家在全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占比是逐步下降的，中国是逐步上升的，对于这样的现象，提出中国如何参与的问题，首先中国也是积极参与了，特别是通过G20的共同行动积极参与了。同时，中国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到了情况的复杂性，很多情况还要区别对待，也要防止道德风险，也要防止损害中国投资人利益。

总体来说比较复杂，咱们分论坛对于个问题的讨论，大家关注的角度不一样，另外不是所有人都关注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要把这个基础给大家稍微说一说，可能中间说的啰嗦了一点，但希望大家关注这个问题。

凤凰网财经：您在前两天论坛上面提到了，数字人民币未来肯定会用于跨境支付，跨境支付肯定带来方便，那么数字人民币未来是否会在RECP或者“一带一路”当中跨境支付？之前碳减排会提供一些低成本的资金，您认为应该在哪些方面推进这个计划？

周小川：数字人民币未来跨境方面的潜力和“一带一路”方面，我想不应该是一个单独的问题，主要是说人民币未来在跨境使用当中会不会逐步发展？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当中的使用份额会不会增加？意思就是，只要人民币份额逐渐增加扩展了，数字人民币自然也就跟上了，所以不是一个主要依靠数字化而发展的一种潜力或者一种魅力，实际上还是主要看人民币，人民币背后，一个看中国经济，中国金融体系，币值的稳定性，可兑换性、可自由使用性，如果有了人民币基本上想要买什么东西，或者是做什么用途都好用，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的主推下，很多需求通过人民币付款都可以满足。人民币能不能投资？手头有人民币能不能有正常的存款或者保值增值？比如说购买债券，这些上去了，人民币自然有吸引力了。

但是，这是一个渐进过程，也是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的，虽然推行过程中可以做一些宣传，但是究竟人家接受不接受，愿意不愿意用？是属于市场参与主体自主决定的，所以也不是单方面就能够决定的。但是我们要逐渐改进人民币信誉，改进可自由适用性，也要改进基础设施，包括跨境支付系统等等，这些是我们要做的。但是，终究选不选，属于人家自主的决定。

第三，国际上各种货币的选择，很大程度上看美元，当然也要看欧元、日元、英镑等等。现在大家仍然很喜欢美元，如果美元的这些优点就可以保持得很好，可能愿意使用人民币的人就会比较少，如果美元因为上次金融危机，或者其他原因出现问题，或者美国老用美元搞制裁，这样就使得有一般人不得不找别的货币去用，这样人民币也会起来。

至于数字人民币，当前主要面向小额零售，比如说方便跨境小额零售，方便于商人、旅游者、参观访问、开一个会的小额支付，这些小额背后当然也象征着人民币的威信，既可以通过电子支付的方式方便地兑换当地货币使用，也可以在某些接受人民币的当地商户直接使用。另外还有网购，数字人民币支付是否可以，这些都算小额。真正的大额是贸易投资、大型服务，这基本上还是靠所谓的大额跨境支付系统，要通过清算机制来完成。真正的跨境交易方面，数字人民币目前以服务小额为主，当然也有的国家想把数字货币服务于跨境贸易，也有特别是外来劳工比较多的国家，想服务于跨境汇款，这个当中更复杂，其中涉及到如果搞大额支付，会不会中间有洗钱、有逃税、有没有反腐、融资、还有毒品的问题等等。

我大概是这样看，所以这个数字人民币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入手。这样我们也在一定程度上面防止了目前国际上有一些声音，好像说数字人民币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多大的冲击或者破坏，其实根本没有那么严重。

记者：您认为碳减排的工具有哪些工具比较适合？

周小川：首先说绿色融资工具，现在发展最快的是绿色债券，中国绿色债券全球来讲也是数量特别多的，绿色债券的激励机制主要两个方面，一是财政给不给一些政策优惠，比如说对于绿色债券能够降低一下它的成本，央行可能可以给一点，但是那个量更小，因为它在智能上的功能不太多。

实际上社会意识很重要，在关于绿色发展的觉悟提高之后，实际上出资人，比如说存款人和债券购买人的投资人风险意识提高了，他可能觉得绿色债券风险低。比如要投资电厂，现在投资一个火电厂，就要考虑到这个火电厂在减排形势下，也许还没有盖完就被叫停了。

或者是电厂建好了，等发电的时候，出现不管是碳税还是碳配额的价格很高的变数，原来算的账根本不管用，所以风险很高，从投资人和存款人选择来讲，使得绿色跟非绿色融资的价格差拉出来了，这是社会意识造成的，这样绿色融资工具就会有一定的吸引力。

对未来中国来讲，更重要的是碳市场，碳市场成熟以后，有了碳价格，获得额外的碳排放权要付费，低碳零碳的就能够拿到碳价格补偿，这个差价就会进一步拉开，这个激励机制要看看过去、看看现在还要预测一下未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激励机制方式。

记者：前天还有包括刚才谈到的人民币国际化自然而然的过程，人民币目标不是为了取代美元或者其他货币，我们的目标让市场做出选择，您认为在这样的市场选择过程当中，相比美元，人民币有什么优势劣势？

周小川：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现在服务业发展也不错，特别是中国出境旅游，在疫情之前已经达到了每年1亿多人次，这个在世界上是非常大的数目。很多国家非常重视中国的旅游者，为了方便他们，就要让他们用人民币，很多全世界的商户网点，本世纪开始涌现出来的银联卡，慢慢都支持各种各样的人民币支付，这个都是所存在的优点，当然相比美元来讲，这个过程必然历史还比较短，美元在全球的地位是在二战以后逐步形成，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美元占相当主导的地位。

金本位过时了以后，过去以金本位作为国家储备货币，或者是跨国财富衡量，以及国际组织之间所通用的制度，都被美元替代了。所以美元范围使用很大，欧洲这些货币相对规模比较小，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过去不是太行，就是稳定性稍微差一些，后来形成欧元，欧元当然还是威信很不错的。人民币跟这些的历史经历，还有现在的占比，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还有一条，就是自由使用程度上面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从转轨经济国家我们逐步慢慢扩大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然后跟随货币自由使用程度逐步提高，但是提高到的程度跟他们也还不太一样。美元也有份额降低的方面，他们既然对于不少国家实施制裁了，制裁的地方就不能用了。

另外美国也非常担心恐怖融资、毒品交易等，但是恐怖融资、毒品支付、洗钱等等确实是占了比较明显美元流通的比例，所以特别防着这些东西，此外美国人还有一个就是他要防止美国的公司和个人的避税行为。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财政很紧张，赤字债务不断提高，所以希望通过税收可以收回一部分海外利润，美国很多跨国公司避税行为很明显，所以也积极支持G20搞了所谓的税基侵蚀、利益转移等等，防止美国个人去避税天堂，这个要考账户管理的加强，总的来说都是通过对于美元结算体系进行监督和管理。所以不是使用美元就百分之百自由了，也是一个程度问题，人民币自由使用程度跟美元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在不断提高人民币的自由使用程度。

这些因素决定了，变化总是一个慢节奏的过程，慢慢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既然中国经济地位、贸易地位，在世界上达到了那样的一个比例，货币地位总会自然上升的，除非你搞砸了，比如说搞成恶性通货膨胀、币值不稳定，那另说了，只要搞的好，自然会上升。这需要一个过程，同时需要全世界不同的用户在不同货币当中自行比较，做出选择，哪个对于他们最有利。全世界普通老百姓、公司、投资者等都面临选择。还要强调一下金融系统，使用货币的方便程度如何是金融系统的服务水平所决定的，大家现在都已经看出风险和危机，所以危机风险管理水平怎么样也取决于金融系统，所以金融系统的发展程度也是很重要的。

金融系统发展程度里面又依赖于金融基础设施，其中跨境支付基础设施，跨境通讯设施等是主要的，跨境的反洗钱、反恐融资机制等现在从广义来说都属于金融基础设施，所以这样几项都是有关系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