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多·乌尔夫科特:西方大报记者,如何被收买操纵
乌多·乌尔夫科特2015-02-23来源:观察者网
乌多·乌尔夫科特 | 前《法兰克福汇报》记者,《被收买的记者》
近日,一则7年前的采访视频在朋友圈里再度流传,受访者是德国记者乌多·乌尔夫科特。他在2014年出版了《被收买的记者》,在访谈与著作中,披露了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与中东君主国家,如何对《法兰克福汇报》这样的西方主流媒体上下其手。
导 读
近日,一则7年前的采访视频在朋友圈里再度流传,受访者是德国记者乌多·乌尔夫科特(Udo Ulfkotte)。
他在2014年出版了《被收买的记者》,当年9月25日,“今日俄罗斯”播出了对他的采访。尽管已经过去了将近七年,只要看看如今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抹黑,就会发现他的披露并未过时。
乌尔夫科特曾供职于德国非常有影响力的媒体《法兰克福汇报》。他坦承,曾与同事们收受贿赂、欺骗民众。在访谈中他举例说,美、德情报部门都插手新闻报道。而在接受采访前,他的住所已经遭受了六次搜查。
观察者网整理了“今日俄罗斯”访谈的文字版本,还从书中摘取编译了阿曼收买德国记者的事件。
无论是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还是中东君主国家,对《法兰克福汇报》这样的西方主流媒体,都能上下其手。
乌多·乌尔夫科特勇敢地揭露了一些西方媒体的真相,不过遗憾的是,他已于2017年去世,年仅56岁。根据网络上的信息,他死于心脏病。
2014年“今日俄罗斯”对乌尔夫科特的采访
我当记者到目前为止,差不多25年了(法兰克福汇报)。我被教导去对社会撒谎、背叛公众以及隐瞒真相。但是,我在过去几个月内看到,德国和美国的媒体撒谎,试图要把欧洲和俄罗斯卷入战争中,这是一条不归路。我现在站出来坦诚,过去(当记者时)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通过媒体操纵民意、舆论宣传丑化俄罗斯。我同事们以往至今所做的都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收受贿赂,背叛了老百姓,不仅是德国的老百姓,还有欧洲各国。
我写这本书(《被收买的记者》),是因为我害怕欧洲要爆发新的战争。我不想再看到这种情况,因为战争永远不会自然发生,总是有人在背后捣鼓推动。这里面不仅有政客操弄,记者也脱不了干系。我在书里揭露了过去以来是如何只为了煽动战争而欺骗公众,因为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已经受够了这种宣传。
我们生活在一个“香蕉共和国”里,而不是在一个有新闻自由和人权的民主国家。如果你观察德国媒体,尤其是我的同事们,(就会发现他们)每天都在发布针对俄罗斯的文章。他们都属于跨大西洋组织,背后有美国的支持。像我这样的人,被认为是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荣誉公民。这是为什么?只是因为我过去写了很多亲美文章,所以我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撑腰。那是因为我表现得像个亲美派。但我受够了这些,不愿再做下去了。
所以我写了一本书,不是为了赚钱。相反,这会给我带来很多麻烦。我只想让这个国家、德国、欧洲和全世界的人知道这些谎言的背后是什么。
没错,有很多例子,若我们回溯历史。若你回顾一下1988年的新闻,你会发现在1988年3月的档案中,在伊拉克有很多库尔德人被毒气毒死。这条新闻当时在世界上是众所周知的。但在1988年7月,他们把我送到一个叫库贝得的镇子,在伊拉克和伊朗边境。当时两伊正在交战,我被派到那里拍摄伊朗人如何被毒气毒死,被德国制造的沙林毒气毒死的画面。毒气扔向他们,而我站在那里拍照,拍这些人如何被德国毒气杀死。
但当我回到德国,报纸上只是发了一张小照片和一篇短文,登在《法兰克福汇报》,没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写,没有关于血腥残暴、惨无人道的报道。这发生在二战的几十年之后,德国产的毒气还在杀人。这就是当时的情形,我觉得自己被利用了。我被派到战场上记录真实的历史,但却不能把背后的真相揭露出来。直至近日,德国产的毒气导致库贝得的许多人被害死,这些事人们仍不知情。
你问我当时为情报机构做了哪些事?真相是,大多数在国外自称记者的人也许是欧洲或美国的记者,但其中大部分的人跟我过去一样,被美方称为“非官方的卧底”。这就意味着,你是为情报部门工作。如果他们想让你做事,你才有机会效命。但是,如果你被发现不光是个记者,还是个间谍,而被抓走后,他们将永远、绝对不会承认你是他们的人。这就是“非官方卧底”的意思。
我曾经好几次为他们做事,现在也深感羞愧。我为非常知名的报纸工作,像是《法兰克福汇报》,因为我被财阀收买了,被美国人收买了,目的是为了隐瞒真相。
刚才,在开车来采访的路上,我在车里想:若我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写一篇亲俄的文章会怎样?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不过我们都被教导出来,要写亲欧、亲美的东西。拜托,才不是写什么亲俄的东西。所以我对此感到很抱歉。这不是我理解的民主和新闻自由。为此深感歉意。
某种程度上,德国仍然是美国的殖民地,你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像多数人都不希望在我们国家布置核武器,但美国的核武器仍设在这里。因此,我们还是美国人的某种殖民地。
作为一个殖民地,年轻的记者是很容易拉拢的。中间的机构很重要,这是一些跨大西洋的国际组织。所有德国的大报、知名杂志、广播、电视台的记者都是这些组织的成员或客人。在这些跨大西洋国际组织中,你会被拉拢成亲美派。
但不会有人直接朝你走过来,对你说:“我们是中情局的,你愿意为我们效力吗?”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些组织会做的是邀请你去美国参观、包办你在美国的所有开销。这样你就被收买了。你在腐败里越陷越深,因为他们给你搭建起很好的人脉。你不会知道的是,那些人脉是中情局或其他美国机构的官方员工或者“非官方卧底”。你会和他们成为朋友,你会把他们当作朋友,并与他们合作。他们会问你:“在这件事、那件事上能不能帮个忙?”所以你会一步步被这些家伙洗脑。
刚才你的问题是:只是德国记者遇到这种情况吗?不,我认为英国记者更是如此,因为英美之间关系更密切。以色列也更是这样。当然还有法国记者,不过只是一部分,没有像德国或英国记者那么高的比例。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台湾的记者也是。当然,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记者),比如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像约旦、阿曼。
你会发现,那些自称是知名记者的人,如果你看看他们的背后,就会发现是中情局的傀儡。
有时候,情报局(的人)会来到你的办公室,要你写一篇文章。我给你个例子,不是发生在陌生人或其他记者身上的事,而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我忘记是哪一年了,德国联邦情报局,这是中情局的姐妹单位,由美国情报机构建立,他们的人有一天来到了我《法兰克福汇报》的办公室。他们要我写一篇关于利比亚和卡扎菲上校的文章,可我没有一丝关于这两者的秘密材料。但他们给我所有的秘密材料,只是想让我在文章上签名。我照做了,文章发表在了《法兰克福汇报》上。可原作其实来自德国联邦情报局。所以,你真的认为这就是新闻业?由情报机构来写报道?
那篇文章我已经复印了一部分,摘录在我的书里。这篇文章是关于利比亚、卡扎菲如何偷偷设法建造一个毒气厂,我想名字是叫“Interrupter”。我得到了所有的信息。这个故事两天后在全球范围内出版。但实际上,我对此一无所知,只是情报机构要我写这篇文章。但这不是新闻工作的方式,情报机构决定要刊登什么、不刊登什么。
如果我拒绝了会怎么样?我举一个很好的例子。德国有一个救援队,配有处理交通事故的直升机。他们把自己称为“黄色天使”。曾经有一个人不愿配合,他曾是“黄色天使”的直升机驾驶员。当德国联邦情报局拉拢他,想让他以“黄色天使”的身份为掩护,成为“非官方卧底”为德国联邦情报局工作时,他拒绝了。后来,他失去了工作。德国法院的法官判定,情报局是对的,因为这个人不值得信任。他被炒了鱿鱼,因为拒绝与德国联邦情报局合作。所以我知道如果我拒绝合作的话会发生什么。
我的房子被搜查了六次,因为受到了检察官的指控。德国检察官指控我泄露国家机密。我有了六次房屋被搜查的经历。他们希望我不要再这么做。但我觉得,为了真相有一天能展现,这些是值得的。真相不会消失,而我不在意我自己身上会发生什么。我心脏病已经发作过三次,我没有孩子,所以如果他们想把我带入法庭或监狱,只要是为了真相,这些都是值得的。
《被收买的记者》节选编译:
阿曼通过奢华旅行大规模收买德国主流媒体记者
观察者网特约译者老赵 编译
严肃的《法兰克福汇报》也会有记者收受贿赂吗?您难道不相信?维尔纳·斯图尔贝克——《法兰克福汇报》驻杜塞尔多夫记者,于2012年接受蒂森·克虏伯的贿赂,这一消息出现在科隆地方法院的庭审上。然而他在向《法兰克福汇报》提交的正式个人简历中,却对此事只字未提。
2012年8月3日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经济版的一篇文章《蒂森·克虏伯的另一面》,就是斯图尔贝克为蒂森·克虏伯效力的证明。《法兰克福汇报》就这样为蒂森·克虏伯卖了一回身。在此前的7月,维尔纳·斯图尔贝克乘坐蒂森·克虏伯的公司专机飞往慕尼黑,从那里转乘汉莎航空的头等舱飞往北京。在中国的五天里,他住在北京的五星级酒店中国大饭店、上海浦东的利茨卡尔顿、南京的索菲特银河——不花一分钱。
所有费用均由蒂森·克虏伯承担。他们期待的只是一份赞许有加的记者评论。《法兰克福汇报》单在旅行支出这一项就为其支付了15000欧元。斯图尔贝克在之后撰写的那篇文章中,对此只字未提,全然无视德国媒体理事会对此类旅行邀请的有关规定。
很显然,《法兰克福汇报》越界了,而且还经常如此。关键的是,付费的读者并不知内情。在本书后边的一章《喜欢被人宠着:这样就能让媒体听话》中,我还会提到更多不那么体面的事实。回顾斯图尔贝克的奢华旅行,《法兰克福汇报》也自知有错,承认说:接受蒂森克·虏伯的头等舱旅行是不正常的,是不合理的。
“不正常”?我只能对这个说法忍俊不禁。让我们首先近距离地看看典型奢华游的赞助商之一吧,《法兰克福汇报》过去可是对他一直大加宣扬的。
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来自阿曼的神秘国王卡布斯,到底为《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们赞助了多少次奢华游,这个我不太清楚。“亿万富翁、有教养的独裁者”,不仅美国的CBS新闻台如此称呼这个在阿曼大权在握的人,伦敦《卫报》也这样说。《世界日报》称他为世界上最亲切的独裁者。他是美国提供官方支持的少数独裁者之一。但独裁者就是独裁者。一家有名望的报纸可以允许受邀于一位独裁者吗?《法兰克福汇报》的高管阶层一直为他的员工们接受来自这位独裁者的奢华邀请,且十分乐意。我会在下文详细描述。
现在,一位普通读者可能会获得完全错误的印象。他会想:哈,不过就是有人为一名记者付费旅行嘛。可是,对阿曼这个国家而言,上面的例子比起下面我要谈的,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事实是:这个人作为《法兰克福汇报》的贵宾被邀请至阿曼,产生的一切费用都由该国的经济大佬或上流阶层负担。在机场,国王的侍从人员迎候这位客人——不过是一名普通记者而已,极尽热情慷慨之能事,通过各种仪式,还有仪仗队什么的,之后他就不再觉得自己是个普通记者了,而是像模像样的贵宾,且重要得不得了。
还要说明的是,这种特殊待遇不仅仅在异国情调的阿曼如此,记者们经常还会在别的地方遭遇到这样的盛况,特别是来自“主流媒体”的记者。
回到阿曼:机场上还静候着带司机和翻译的豪华轿车,特地为本次旅行准备。这位客人只要一个眼神就能搞定一切。亿万富翁、独裁者卡布斯国王支付所有费用。
有一次,我受《法兰克福汇报》派遣,由阿曼赞助,住在当地一家有着旖旎海岸线的五星级豪华酒店阿尔布斯坦宫。就在那里的酒吧,我遇见了演员迪特·克莱伯斯(他于2000年辞世)。我们便攀谈了起来。
他非常惊讶,一个德国记者居然可以付得起如此昂贵的酒店。他的两个儿子莫里茨和提尔正在该酒店上潜水课,由国际知名的专业潜水教练协会认证。他抱怨道,那位希腊裔教练杰森·埃罗杜托简直贵得离谱。
我没有告诉他,我的潜水课程安排已经放在客房了。国王会为此付钱的,他甚至为我支付了该协会认证的救生潜水员培训课,由私人定制的杰森·埃罗杜托本人授课。他付好了一切,从梦幻旅行到房间里的角角落落。从出发前要洗的脏衣服、纪念品店的明信片、从酒店打往编辑部的高额电话费到豪华餐厅消费。在这个国家,这就是接待王室客人的惯例。那些陪同人员就是这么说的。
我那时既单纯又愚笨地接受了这个说法,当然我也就腐败了,就是这样被引诱着进了圈套。当然,即便我现在全部坦白出来也不能纠正原来做过的错事,但是可以成为对他人的警告。
所有这些都只有一个结果:谁接受了那辆带着司机和翻译的豪华轿车,谁就会假装成富豪,接受豪车和邀请,当然也就永远在人家的掌控之中。这个国家的公安部(阿曼的独裁者拥有庞大的安全事务网络)和信息部长,兼任安全局局长,一直对记者的每个行踪都了如指掌。他们控制谈话对象及他们对本国的想法。他们知道,这些人和谁通过电话。
当然通过这样的旅行,没有人会不满意或说什么反对的话。一路上都由安全局局长的人陪同,这个国家每一个普通公民都会一眼认出他们来。翻开任何一份当地报纸,上面都只有对国王的溢美之词。媒体自然也归国王所有。新闻就这样被制造出来。
对德国使馆来说也是如此,外交官们可不愿冒那个险,就因为《法兰克福汇报》上某个带刺儿的句子而被那个国家驱逐出境。只要你睁一眼闭一眼,就还可以在那里乐不思蜀。当然他们也清楚,在生意上阿曼人是被优先照顾的。在阿曼人眼中,外国人都是二等公民,而外国人并不仅指从印度半岛来的打工者。当然,在这个独裁者的国家里也存在人权侵害,只不过被我和许多其他记者们美化了而已。
五星级豪车、五星级套房、蓝天碧海、完美的度假心情:这就是被美化了的现实,其它的一切都被隐去了,我曾经意识到这一点。其他来自德语区的人也是这么做的,接受国王的旅行邀请并为他做公关。但是事情并没有变得更好。
有人介绍了一个来自底层家庭的年轻人。他幼年丧父,必须努力赚钱。分送报纸、在建筑工地和工厂流水线上做工——只为能上大学,将来有一份体面的职业。后来就中了大彩,还不用投进一分钱。慢着,不用花一分钱?你必须隐去你不愿看到的东西。虚假新闻就是这个彩票的大奖。我在第一次去阿曼旅行后,就对我的同事们说起了我的经历。不仅在《法兰克福汇报》,其他的同事们也想赢得这样的彩票。
我永远忘不了我的朋友克劳斯·贝灵,时任德国媒体协会新闻部外事协调人。他曾为该协会接受了国王的邀请前往阿曼,并享用了极尽奢华的五星级待遇。我们一起从阿曼首都马斯科特飞往德国的旅程中,这个体面的记者在商务舱喝了不少酒,毫无顾忌地在其他乘客面前几次三番地呕吐。事后,他还认为让空姐为他收拾那堆秽物是理所应当。因为所有的账单都由国王支付。
前外交部长克劳斯·金科一定还记得与德国媒体协会的这位外联员糟糕的经历。一次,金科和该协会的贝灵与我乘一架德国空军飞机飞往中东做短暂访问。尽管金科对他一直很礼貌,有分寸地请他注意飞机上不允许吸烟,可是烟瘾极大的贝灵还是一支接一支地吸。金科肯定到今天仍会清楚地记得这件事,因为在那架小飞机的机舱里是如何令人窒息。有些记者确实在受邀请的旅行中毫无底线可言。
想要从旅行邀请中得到些实惠的记者,在我看来,对阿曼都做了正面的而非中立的报导。除了我,还有克劳斯·迪特·弗兰克贝尔格。可是还有其他更多的来自《法兰克福汇报》之外的记者,也很想享受前往阿曼的旅行。具体地说,我不知道、也确定不了,我在《法兰克福汇报》的前同事弗兰克贝尔格是不是接受了礼品。但他也同样在当地得到了舒适的五星级豪华招待,就跟我在阿曼作为国王的客人经历的那样。那时我们经常谈论这些事。当时,弗兰克贝尔格对此和我的看法一样,不认为这不合适,或者是“腐败的”。
我们当时在这些豪华旅行邀请函面前就像糖果店里的孩子,不知道先选哪个糖罐好。当然我们还是选了。那只是工作而已。没有人提出质疑。足球场上的中锋也不会说:“我要挣得比后卫少些,我觉得这不公平。”
那时我们在《法兰克福汇报》共事,生活在一个在我看来已经失去方向、价值已被毁坏的社会里。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可是我们还用报纸的大标题向一些人提倡这样的价值。现在看来都是错误的。弗兰克贝尔格无疑也被揭露出来了,可他依然是《法兰克福汇报》外事部的主任。我们差不多同时于1986年开始在《法兰克福汇报》工作。
来自慕尼黑的一名学生写于2012年的本科毕业论文认为,弗兰克贝尔格的报导有极强的倾向性。以前我也这么做。事实上,我和他自1990年代起就接受阿曼付费的奢华游了。并且无需让我们的读者知道是谁为《法兰克福汇报》付了这笔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免费行程。那个人就是来自阿曼的卡布斯。
现在,该如何评价我和当时《法兰克福汇报》的外事部主任呢?是按上面提到的科隆的判决那样,认为我们过去关于阿曼的报导是受了“贿赂”?对此我必须声明:我是被收买的。我引火烧身。国王有他自己的交响乐团。他拥有你梦想得到的一切。在他庞大的铺着毛茸茸地毯的地下室里,摆放着来自全世界的豪华马车。一次,还有个人就和他一起坐在他的长沙发上。事实上,那些人都不过是他买来的奴仆。可是大家都不觉得自己只是个跑龙套的,而是一张巨大的权力之网的一部分。也因为这位亿万富翁国王给他们时间挥霍。
尽管卡布斯国王竭力营造出友好的气氛,但他仍然是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美国外交部人权报告证明了这一点。报告指出:对国王的指控包括妨碍法律、没有选举权。国王本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事务中都有指挥军队的绝对权力。明确地说,他就是个独裁者。在那份美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还指出,国家公务员也不允许公开国王的财务状况,警察亦不用拿到搜查令就可以私闯民宅。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法律已被滥用,以便让那些政府反对派和总是发表令人不爽文章的人闭嘴。
现在请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寻找那些相关报导吧,就是我们通过阿曼赞助的豪华游所撰写的。那些状况直至今天也没什么大的改观。诸如《法兰克福汇报》一类的报纸上只有那个微笑着的伟大国王,每个人都如此热爱他。回顾这一切,我只能说:一切都是政治上的游说、宣传和假情报。真的很难堪。
我们曾不管不顾地支持过这位残暴的独裁者。若是那时我们能真诚一些,就会把阿曼的很多侵害人权的事实公诸于众。可是因为国王通过豪华游把我们这帮外国记者都收买了,他便可以为所欲为。举一个例子:2014年7月两个阿曼的年轻人因为写博客而被捕:他们竟敢在网络上写阿曼发生的侵害人权的事儿。这两个年轻人直接被拘捕了,还不允许请律师。其中一个人被带到精神病院,因为他直接批评国王。这样的事情经年如此:谁开口,谁入狱。读者们如果现在知道,是谁在1990年代赞助了记者们的五星豪华游而换来正面报导,就会对我们撰写的关于阿曼的文章有新的解读。
与前面提到的科隆判决类似,《法兰克福汇报》不仅在壳牌这一事件上,而且在关于阿曼的报导上,是不是也可以说,卖了一次身呢?
还要说明的是,我的同事克劳斯·迪特·弗兰克贝尔格确实富有同情心,他喜抽烟、好美酒,我们只是想活得真实一些。我在1990年代也被阿曼“贿赂”了。有意思的是,今天的读者们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去年是谁安排去往阿曼的旅行呢?还是和从前一样通过吕内特·寇默思和为阿曼设置的德国新闻办公室吗?岂不是重蹈覆辙?
1990年代,(“阿曼走在最正确的路上,正在成为阿拉伯世界引人注目之地”)弗兰克贝尔格第一次去阿曼,写下了“难以置信的阿曼成功史”,“平衡与理智之声”,为“阿曼的参议院”撰写的“热烈庆祝第二届大会召开”等报道。我与他都在《法兰克福汇报》编辑部工作,眼见他如何靠那个亿万富翁、独裁者资助的豪华游而越过那道看不见的底线。我也一样。反复提到阿曼,而它不过是在德国媒体中众多类似的事件之一。
现在像弗兰克贝尔格这样登顶媒体圈的人有没有把问题搞清了呢?也许是吧。因为在《法兰克福汇报》记者被豪华游收买的丑闻之后,也愿意做得“透明”一些。2011年《法兰克福汇报》新闻部总部的老板卡斯特·柯诺普对《媒体》杂志声称:“我们要对将来受邀的旅行做得透明。”由企业资助的汉莎头等舱与五星级酒店服务被曝光之后,柯诺普对新的“透明”表示:这不是暂时的措施,而是一个新的标准,现在就要执行。读者们应该注意,这样的透明措施仅仅施行在经济领域中被资助的旅行或邀请。
米歇尔·施鹏安是政治评论员,也曾是《科隆快讯》与《图片报》周日版的前主编,对这些慷慨的邀请和对待记者的特殊手段十分熟悉。他写道:
我与赫尔穆特·施密特(联邦德国前总理——观察者网注)的南美之行最后一站是多米尼加共和国。那时它还由一个自称是社会民主党派执政。国事访问的最后一晚,施密特受邀至联邦海军教练舰“德国号”上。在那里我结识了执政党派的总书记。他邀请我多留几日了解这个国家。我便留下了,并于第二天一早被一辆军车接到机场。接下来的三天,陪同我的是一位外交部的人,很和善。他对我说,这几天我可以支配总统直升机。那三天,我们在那个国家开着带有总统标识的直升机到处飞,都是我喜欢的地方。所到之处都有上百人赶来,因为他们以为“总统”来了。
我提到这些是因为接受奢华资助的主流媒体记者们并不只限于《法兰克福汇报》。如果大家以为,我讲到的在阿曼的经历只是主流媒体中的个别现象,那就大错特错了。连记者们的上司也知道。在《你买通一个记者就行了》那一章我还会详细说明。
两种可能:上司们个人得到邀请,再把它们分给编辑部。这样一来,编辑们也知道内情了。要么就是编辑部得到邀请,但必须得到上司允许。这样的旅行必须得到上级的签字才行,哪怕只是因为保险起见的原因。旅行申请人必须说明要花费多少。如果在差旅费一栏只有去飞机场来回的费用,上司就会十分清楚,申请人接受了什么条件。在《法兰克福汇报》,我曾经的上司们就应允过很多这样的差旅申请,也不单单是为我签了字。
它也可以是一个大型工业企业或其他一个什么国家的名字。在这本书里阿曼只不过是腐败和被收买的记者事件中的一个同义词。可在当时看来对谁都有好处,是双赢。邀请人出钱,得到的可不是一篇用明显的“广告”字样打印出来的广告文案。不是的,他得到的是一份报纸上的正儿八经的文章。虽然现在看来那不过是被贿赂的报导,但却不会特别标识出来。而且出资人得到的通常不仅仅是一篇,而是一系列文章。单单看它的经济效益就非常值得。这当然要比起在一家“高大上的德文媒体”那里买广告要便宜多了。对记者来说就像中了头彩,只不过用几页纸就搞定了异国情调的豪华之旅。
为什么我要把这些写得如此详细, 并多次提到弗兰克贝尔格这个名字呢?因为我的这位前同事,现在的外事部主任正有权批准年轻编辑们的差旅申请。众所周知,那时《法兰克福汇报》的财务状况糟糕透顶,2013年官方公开的财务报告显示减少了830万欧元。自2014年起工资也没有增加(2013年的工资开销为867万欧元)。我警告他和过去的那些同事们,不要在那差旅邀请函上签名,尽管它们在当时是如此吸引我们。现在全都知道了,那会是怎样的结果,对每位读者则意味着,他们还以为报纸上每一条付了费的信息都是百分百的事实呢。
另外,我还要爆料在德语媒体圈经历的不为外人知晓的事情:记者们去度假,也不忘了带上自己的妻子、情人,有时还有孩子。当然,也都是邀请人付费。即使只把国王邀请过的一帮人算上,也足够拍一部轰动的电视剧了。
乌多·乌尔夫科特:德国三分之二记者可被收买
乌多·乌尔夫科特2014-10-23来源:观察者网
乌多·乌尔夫科特 | 前《法兰克福汇报》记者,《被收买的记者》
【德国畅销书作者乌多·乌尔夫科特的新著《被收买的记者》于9月11日出版。瑞士《快报》认为该书完全有理由称为2014年最具爆炸性的新书之一。谁读了这本书,就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媒体世界。这显然是一个经常出现腐败、乱搞以及与经济界、政治界和情报界精英沆瀣一气的世界。
这本纪实作品仅在一天内就跃升为亚马逊网站畅销书,读者从中可以详细获知政治家、情报机构和金融高层是如何驾驭德国大众媒体的。书中的一切内容都经过深入调查,辅以他本人的经历,并得到上百个证据的论证。作者在这个世界里混迹了很多年,但他直言不讳,点出了名字。例如,当德国联邦情报局向《法兰克福汇报》编辑部提供材料时,乌尔夫科特曾积极参与其事。他公开承认:“我也被买通了。”如今,这让他引以为耻。他对很多记者那种肆无忌惮的虚伪感到恶心:他们趾高气扬地挥舞道德大棒,但却毫无顾虑地让自己被收买。
瑞士《快报》评价说:这是一本让所有还相信媒体是干净和独立的人感到震惊的揭露性书籍。诸多媒体和记者的腐败行为在业内是众所周知的。但迄今为止这是一个禁忌话题。太多的人从这个运转良好的系统中获益。乌多·乌尔夫科特是使真理最终大白于天下所需的那个勇敢的人。】
主流媒体难幸免
我在德国最有声望的报纸之一《法兰克福汇报》工作了大约17年。很多报道都曾被收买,而且还得到上级准许,也写过很多人情稿,外面的人会为这样的报道付钱。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记者选择暴露我们的主流媒体是多么腐败。
德国联邦情报局员工在《法兰克福汇报》编辑部的会客室里撰写报道,之后被作为编辑部文章发表。一些有影响力的亲美帮派,很多最著名的德国记者都加入其中,并享受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权。即使所谓的有信誉的媒体也被人用大量金钱、昂贵礼品(例如劳力士手表或金币)和豪华旅游所收买。这成为了编辑部里的宣传阵线。
一切听起来很离谱,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或许有些读者倾向于相信这是些个别情况。这真是个别现象吗?
哦,不,这些都不是孤立的个案。我描述了一个系统。我点出了许多著名媒体里被收买的员工的名字。最主要的是,我也能证明这一点。但这不是传统的腐败。媒体被强制保持一致几乎更具破坏性。我详细描述了情报机构是怎样以及通过哪些机构利用记者为自己的目标服务的,以及公众意见是怎样被引导到次要地位、新闻自由或言论自由是怎样变成一出闹剧的。举例来说,一些编辑部里有情报机构员工的房间,他们在报纸的新闻和评论版面发表文章,就好像那是报纸记者所写的一样。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敢于透露这一点。我也没看到这方面的报道。那是纯粹的宣传广播。
不论“大西洋之桥”协会、三边委员会还是比尔德伯格会议,到处都出现了德国著名记者的名字。谁还会对许多西方媒体无耻的亲美片面报道感到吃惊?例如,成立于1958年的“大西洋之桥”协会是“战后德国前占领区官员的协会”。今天,著名政治家和记者的名字也出现在该组织的成员名单上。而据专家估计,该组织是亲近美国中央情报局的。
深陷操纵者蛛网
我认为三分之二的记者是可收买的。我并非想简单地传播这种观点,而是试图令人信服地去证明它。我提到了记者的名字,看过前雇主《法兰克福汇报》的编辑部,并且批评了以狄克曼为总编辑的《图片报》。我报道了传奇性的比尔德伯格会议,那是让权力和报道员碰面的一个组织。贪得无厌的扎比内·克里斯蒂安森和乌尔里希·维克特等响亮的名号受到检验。乌尔里希·维克特是一个应该被说一说的人物。此人写了一些关于道德的书,很多银行都给他提供过丰厚的报酬。因为这一切仍不能让他满足,因此现在他尝试当一名犯罪小说作家。我的书打破了一个禁忌。政界、优质媒体和金融精英会恨它,因为我揭露了上千个名字和喜欢秘密工作的网络。可能很多人会控告我,但我能证明一切。
我最初没有发觉自己陷入了幕后操纵者的蜘蛛网。到某个时候就无法逃脱了。那时你对别人的盛情太感兴趣了,你接受了太多的豪华邀请,你被收买了。我周围的很多人都被收买了,然后按照精英们要求的那样去报道。有一些亿万富翁给我们支付一切。真的是一切。我写的正是这些。首先,我自己是腐败的。然后我提到了大量名字和媒体,它们至今还这么做。我希望我的做法能改变一些事情。因为外面的人有权不再被继续欺骗,而是最终获得真相。
我的结论是:我们的部分媒体被强制保持一致,它们俯首听命,不愿意调查。它们试图强力操控民众。乌尔夫科特提到一个例子:人们想对蒂洛·扎拉青怎么评价就怎么评价。但根据民调结果,大多数德国人赞同他的观点,认为他是民族英雄。德国记者的报道却不同。他们说他是邪恶的化身。乌尔夫科特批评说,由此可见,记者和媒体想教育我们。他们对待我们的民众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引入欧元时的情况也是如此。大多数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反对欧元。但媒体和政界一起启动了近乎洗脑的宣传,以便取消德国人的马克和奥地利人的先令。
(本文改编自《参考消息》10月23日刊载的《德国三分之二记者可被收买》一文,原文出自瑞士《快报》网站,原题为:被收买的记者——乌多·乌尔夫科特谈媒体腐败与操纵,作者:米夏埃尔·布吕克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