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山下乡，到精准扶贫

原创 欧洲金靴 金靴RedBoy

从1968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到2013年的精准扶贫政策，跨越半个世纪的历史回望，从偏航到回正、再到重新寻拾初心，温暖之余，带给人以更多的也是思考。

文 / 欧洲金靴

文章发表于2021年2月26日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

昨日上午，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京隆重举行。这场新时代中国最伟大的党建、社建、农建工程，宣布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

从1968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到2013年的精准扶贫政策，跨越半个世纪的历史回望，从偏航到回正、再到重新寻拾初心，温暖之余，带给人以更多的也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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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22日 (农历冬月初三)，毛主席正式发出号召，千万知识青年随即开启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关于知青下乡运动，在进入80年代之后逐渐被忽视甚至“黑 化”，围绕知青下乡创作的大量立场先行的伤痕文学也占据了8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前十年足足三十年的文艺高地。

关于那场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后世太多太多谣言和偏见包裹着它，影响着未曾经历过这场运动的人对它的认知。

比如，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吗？

事实上，根据1996年6月由原国务院知青办的老同志成立的编委会历时3年写成了《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显示从50年代开始“下乡”便被倡导，至60年代大规模展开。

从历史看，早在1955年，毛主席就为河南郏县大李庄乡经验做出过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句标语也成为了下乡运动的一幅知名slogan。

再比如，80年代的某些声音声称“知青下乡是毛主席一个人的决断，是他一个人的意志……”

这样的论调同样不符真史。

我就举三个简单的例子：

①少奇同志1957年曾说：“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就全国说来，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见《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

②1964年1月，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的汇报时，对搞好插队问题发表过讲话：“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

③1975年小平同志全面主持党和国家工作时，城镇动员了236.86万人知青下乡，是第四个五年计划中下乡人数最多的一年。

………

就着这个数字继续说，还有的，自然就是人数问题的争论了。

某些伤痕作家动辄夸大知青数字“下乡人数达3000万、3500万……”

然而，根据上文提及的《始末》一书记载，1962年-1979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总人数约为1776万人。

“三千万”云云，不过抹黑之辞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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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沉重的大帽，应该就是很多人再熟悉不过的所谓“知青下乡耽误了学业，一辈子毁了……”

比较典型的，就是著名的《空前绝后，一代知青》这本伤痕大作。

该书声称：“上山下乡毁掉了60%人的继续读书深造的机会”——即，这位作家认为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录取率达到60%。

这显然不实。

还是看《始末》一书，第168-169页有载，1980年中共中央委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分析青年就业问题时提出：“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同我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经济发展极不相应。许多青少年由于不能升学，过早地加入待业队伍。而实际初中毕业能够升上高中的只占了30%-40%。高中毕业能升入大专院校的只占5%，绝大多数初、高中毕业生需要就业。”

文革期间确有停课，且确实造成了“老四届”（1966、1967、1968、1969级）学业的中断，但是把控舆论的后人往往却不愿意强调从1969年开始，就已然逐步恢复了教育正常的事实，也不愿意去深挖1966到1968这三年到底是什么人让局面陷入混乱。

反正，一切过错都往毛主席身上丢。

同时即便如此，停课与学业中断的锅，上山下乡运动也绝对不背。

《始末》一书第263页明确地显示，上山下乡期间，国家从1776万知青中一共招出了126.46万人进入大中专院校，占到下乡总人数的7.1%。

根据统计，中国有知青经历的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达64人，都是在这期间进入大学深造的杰出人才。

也正是如此，“知青一代”非但不是所谓“垮掉的一代”，相反其恰恰支撑着党和民族在此后许多重大历史关头顶住了时代的压力，保住了共和国的底色。

最显著又无可争议的例子，毫无疑问就是有过梁家河插队经历的大大，15岁前往黄土高坡，一待就是七年。

许多年来，提及梁家河那段知青岁月，他从来不吝言语的就是当地的农民们给予那时年轻的他丰厚的基层实践教育，以及他深刻感受到的来自农村的淳朴，当然也包括着客观的落后。

这些，又指导贯穿着半个世纪后精准扶贫大业的诸多施策。

同样的一段经历，同样是下乡插队，同样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有的人眼里只有“遭罪”，但有的人却可以化为人生的养分。

2004年，大大在接受延安电视台采访时直言：“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3

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个必要议题是：毛主席为什么要号召知识分子群体、或者说“准知识分子群体”深入下沉到农村？

其实最核心的解答主线，就是围绕一个再次认识农民、再次认知农村，进而解决中国如何不变色、阶层如何不分化的历史性难题。

就现实角度，我国人口从1949年的4.7亿快速发展到1965年的6.5亿，但这十六年间粮食增产速度远远没有人口速度发展之口。

解决粮食问题也成为了一项战略问题，这是农村、内地、边疆发展就需要大量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认识分子和劳动力。

因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简单照搬西方道路，而必须优先发展农村、发展内地、发展边疆实现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毛主席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也特别强调过：“农业是基础。”

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就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带有一种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优秀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一个显著的对比：到了50年代后期，经历了二战胜利且在1956年后事实上以帝国主义形式吞并了二战红利的苏联，让毛主席看到了某种让人隐忧的“前路”。

1964年8月，苏联通过了《改变兼施生产教学的劳动综合技术普通中学的学习期限的决定》，把建立在8年制学校基础上的中学的学习年限，由3年改为2年；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又强调“要把提高专家培养质量当做头等任务”。

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就会决定了学校成为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

赫鲁晓夫上台后，给学校提出一个新任务叫做：“发掘和关心少年天才”；此后的勃列日涅夫也叫嚷：“知识，人的天才是现代每一个国家进步与强盛的最主要源泉”。

这其实与我国后来进入80年代后宣传的“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别无二致。

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再提“尊重劳动”。

这让目睹着苏联一步步蜕变的毛主席非常忧虑。

4

1967年5月，毛主席在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中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

1968年7月，他在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时又严肃地指出：“学生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由于知识垄断而形成腐化的周期率性的痛点，毛主席一直深为担忧。

1957年7月，他甚至在公开场合这样言辞批评过：“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所以，他会劝诫干部：“我劝同志们多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

所以，他会给出这样的定义：“如果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

所以，早在1942年5月的延安，他就发出过这样的感叹：“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进入50年代，党内的某些风气和社会上的诸多现象，让老人家越来越不安。

他早早地告诫过建立新中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继续革命的的道路还更长、更艰巨——可是似乎这样的党内劝诫愈发无人回应、愈发被淹没。

城市与农村的距离、官僚/知识分子与农民/工人的距离，在50年代后期有了一丝扩大的端倪，这令毛主席察觉到继续革命、以及重新扶起农民阶级高位的必要性。

恩格斯曾在1842年11月说过：“只有工人、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很有前途。”

从中国国情出发，像王国藩、陈永贵、吕玉兰、吴仁宝、王宏斌这样的农民积极分子，从来就不该被边缘化，他们不仅代表着一个阶级的地位，也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

毛主席46岁时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就抒发过“判断一个青年是否是革命的，就看是否愿意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

关于这一条，即便是日后锣鼓喧天的《81决议》也不曾反对过，但是再之后，中国人对上山下乡的认识明显是被人为引导地矮化了。

至1976年时，以下乡知青为主体，被知识分子反哺的农村已培养了超过94万大学生，他们此后活跃在各个岗位上为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不仅出了太多科学家，更出了众多脊梁坚硬的官员。

仅至1973年，当时的800多万知青中就有5.9万人入了党、83万多人入了团、24万多人被选入各级领导班子。

进入80年代末期，苏联倒下了而中国得以屹立，这里面，我国庞大的“知青一代官员”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在抵御自由化风潮的抗争中，许多知青一代都表现出了风骨和战斗力。

就这个问题，其实1959年毛主席就针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指出过：“要转变我们，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这里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

5

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要求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人人需要改造，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同样讲到，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建国以后毛主席多次说：“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人人需要改造，工人需要改造，农民需要改造，知识分子当然也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的具体所指就是不抛弃工农、不远离工农，不论是权力还是知识，都应当为工农服务，为人民服务。

否则，就是修正主义。

而修正主义必将导致阶级压迫的诞生，这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

以医疗卫生来说，1965年时，中国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中，有90%分布在城市或县城，只有10%在农村。

这非常恐怖！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竟处在缺医少药的窘境中。

所以在看了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后，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果断作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批示，要求培养一批医疗水平不用很高，但可以扎根农村、解决农村医疗问题的农村医生。

这场医药下乡运动与知青下乡运动并驾齐驱，在大量城市医务工作者积极响应的呼声与脚步声中，演奏出了一曲为「宏大的继续革命」做铺垫的华章。

在此之前，仅仅一个月前，毛主席时隔三十八年重登井冈山时，就已经内心雄火燃起。

在山上，老人家喃喃自语：“我们的高级干部啊，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专门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呢？”

陪同的刘俊秀和王卓超都回答，“我愿意！”

毛主席笑了笑，“愿意就好。”

随后又说到：“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政权改变了颜色，苏共党内就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

在送走张平化之后，毛主席又说：“做官的有特权、有政治需要、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了，这和我们在井冈山时提倡的东西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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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

这是2015年6月18日，大大在《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吐露。

2013年11月，他在湖南省湘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2014年1月，中央办公厅推动思想落地；8月，设立扶贫日；

2015年6月，他在贵州提出“六个精准”；10月，他发表了《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主旨演讲；

2016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

2017年10月，他提出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

2021年2月，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

八年来，平均每年1000多万人脱贫，2000多万贫困患者得到分类救治，近2000万贫困群众享受低保和特困救助供养，2400多万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拿到了生活和护理补贴。110多万贫困群众当上护林员；

八年来，新改建农村公路110万公里，新增铁路里程3.5万公里。贫困地区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99%，大电网覆盖范围内贫困村通动力电比例达到100%，贫困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过98%。790万户、2568万贫困群众的危房得到改造，累计建成集中安置区3.5万个、安置住房266万套，960多万人“挪穷窝”；

八年来，他先后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

马克思曾认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

但是通过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党还是强硬地告诉了世界：经过十八大洗礼之后的中国，依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不在铁雨钢泥里滚三滚，不知何为“为人民服务”。

如若三十来岁就装模作样地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学着“批条子”、“盖章子”——这培养不出人民公仆。

正如昨日大大的讲话：“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以热血赴使命、以行动践诺言，在脱贫攻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呕心沥血、建功立业”、“在脱贫攻坚斗争中，1800多名同志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征程上，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跋

在昨日的大会上，有这样一位老者让人不禁泪目：夏森，1923年生人，1937年下半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年仅14岁。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十八大以来，夏森奶奶捐献100万元设立“夏森助学金”，用于资助家庭贫困大学生上学和改善教学条件。

她亲自审改“夏森助学金”实施办法，并强调：“资助的学生不光要看他考入的是几类、几本大学，主要看他的思想道德表现；资助的学生必须热爱祖国！”

在表彰会上，夏森奶奶坐在轮椅上几次想起身接受证书，但几次都站不起来，大大扶着她让她不用起身、坐着就可以……

从上山下乡到精准扶贫

扶起来的，是党魂和民心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愿景依旧在，期江山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