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我们是要讲好中国故事，西方是要讲坏中国的好故事

宋鲁郑2021-10-01来源：观察者网

宋鲁郑 | 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随着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力，我们也面临着“软实力”的压力。讲好中国故事，是伴随中国发展而凸显的一个历史性要求。客观而言，还是中国的一个明显的短板。那么，讲好中国故事的难点在哪里呢？结合我自己的体会，认为有三点。

一、要发自内心的愿意讲，愿意去辩护。这是前提，但现在很多知识精英还做不到。

这本质上是认同问题。目前看，相当数量的知识精英更认同西方，会自发地为西方辩护。比如特朗普当选，这是极其严重的美国和西方的黑天鹅事件。但清华的学者秦晖先生曾公开讲，这说明美国是真民主。

我再举一个中国学者的例子，就是北大宪政学者张千帆。2020年3月份时他在《纽约时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这场危机极很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因为言论与新闻自由即足以将新冠病毒扼杀于摇篮。言论与新闻自由赋予公民知情权，有助于遏制病毒传播。

即便危机失控暴发，宪政民主制度的危机处理能力也远胜专制国家。言论与新闻自由在政府尊重和司法保护下，能让居民获得疫情发展的准确信息；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的各级民意代表能合理权衡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在充分保障人民自由的前提下确定最有效的防控措施，并监督各级行政依法执行。遇到新冠肺炎这样的严重疫情，宪政国家的民意代表绝对是闪现在各种场合的活跃人物，其忙碌程度不会亚于坚守岗位的医务人员。

为什么中国的知识群体很多人不认同中国模式，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崛起的时间还太短，硬实力没有及时转化成软实力。相比之下，美国和西方的软实力很悠久了，绝非一两件事所能改变。二是我们自己还处于迅速发展阶段，又是超大规模国家，问题也很多。三是对中国自己不了解，对一些现实不接受。

我重点讲第三点。

我们对中国国情不理解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一党执政；二是对社会的控制；三是政府权力太大，什么都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都写入宪法。但不少知识分子却受西方多党制和媒体宣传的影响，认为长期一党执政会导致僵化、自满，没有有效的监督、纠错和问责机制。但中共执政七十年的事实和国际社会特别是和西方的对比已经证明，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

除了事实层面，关键还是文化层面，特别是政治文化。中国五千年就是一个政治中心，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文明诞生之初是一个世俗社会，没有宗教的地位，也没有宗教庞大的势力和政治权力抗衡。二是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打破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后来又建立了科举制。贵族在中国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来挑战政治力量，于是形成政治独大。

反观西方，一直存在皇权、教权、贵族三方的博弈。

历史上看，中国如果只有一个政治中心，社会就稳定，民众安居乐业。如果出现多个政治中心，就会政治动荡，天下大乱，民众流离失所。这个意识甚至体现在造字上，一个中心是忠，两个中心是患。

政治学有句名言：文化是制度之母。中国的文化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不管怎么变化，要想发展和稳定，就只能是一个政治中心。

对社会的控制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中国的超大规模、多民族，使得稳定和统一成为政治和社会最为重要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对社会的控制就是最重要的手段。只要在有效控制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考虑灵活性和活力。虽然控制的成本很高，但不控制或者控制失败的成本更高。

政府权力太大，什么都管，这也是西方经常批评或者攻击中国的地方。但是在中国，权力很大什么都管的并不仅仅是政府，家庭、单位也都是如此。中国从家庭、社会到政府，都是无限责任，西方则是有限责任。大家还记得2021年美国发生严酷天气，大量停电，民众向政府求救。结果就有官员公开讲，政府不欠他们的，他们应该自己解决。西方的文化就是这样，虽然放在我们这里很难理解。

二、当下的国际环境增大了讲好中国故事的难度。

我2000年刚到法国时，法国媒体很少谈中国，即使谈到了，也往往比较客观。因为那个时期中国太弱，法国优越感很强，觉的中国既然这么弱小，就没有必要这么苛刻了。但随着中国的发展，法国媒体越来越聚焦中国，攻击和抹黑成为主流。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对中国就是一边倒的污名化了。特别是当法国疫情爆发时，媒体第一时间竟然不是反思哪里出了问题，相反更步调一致加大了对中国的攻击。

当时中央党校一个朋友和我联系问中国在抗击疫情上表现的这么出色，法国媒体是不是有些反思，对中国有所肯定？他这个问题是正常的思路和逻辑，但现实却完全相反。不仅法国，整个西方都是如此。

为什么中国表现这么好，却仍然遭到西方全盘否定，原因在哪里呢？

类似的问题我也曾问过法国和美国的汉学家。他们过去对中国还比较友好，但后来就突然都变了。他们回答的十分坦率，我们不能接受一个中国主导的世界。简单讲，这就是国家利益、地缘政治的博弈。

中国崛起的同时，西方恰在衰落，这增强了西方的危机感。我是研究政治制度的，非常清楚这一点，政治制度就怕有替代性。西方一直试图证明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模式，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动摇体制，也容易化解危机。所以讲好中国故事已经不是改善中国形象、减少误会那么简单，而是国家利益的博弈了。今天的国际现实就是地缘政治取代学术，取代说理。我们即使愿意讲，也善于讲，但也很难被西方所接受，它们可以封杀你的声音，可以主导对中国的攻击。

除了地缘政治，还有两个因素也很重要：

一是全球资源的有限性。

奥巴马在任时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就公开讲：假如中国有了西方的生活水平，将对全球是灾难。

从道理上讲，西方要求发展中国家向它学习，采用它的政治制度，理由之一就是可以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甚至可以达到和超过西方。但在西方看来，其人口规模极小，地球的资源还能够承受。但中国有十四亿人，这样的规模实现现代化，在技术进步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只能导致西方减少消费。这又会影响到西方制度的稳定和合法性，西方当然无法接受。

二是美国的特殊性。

美国这个移民国家不但非常年轻，而且还没有主体民族，没有文化传统和民族层面的一致认同，在美国南部，甚至非英语是主流。国家要维持统一的难度很高，所以发生分裂是极为正常的。目前美国维持统一主要是靠价值观和所谓发财致富的美国梦。但现在这两个条件都在加速丧失，一旦美国被中国全面超越，它失去的不仅仅是全球霸主地位，还会对国家认同带来极大的挑战。这是今天美国和昔日英国不同的地方。英国失去霸主地位，最严重的后果是丧失殖民帝国，但其本土仍然可以维持——当然如果进一步衰败，苏格兰独立总有一天会成真。

所以，中国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西方则一定要讲坏中国的好故事。

我举几个例子。中国提出命运共同体，西方就认为这是中国干预他国事务的一个借口：我们是命运共同体了嘛，有事你们当然要管。再就是中国提出共建、共商、共享，西方的理解是：难道西方做什么事还要先和中国商量吗？我们的利益要和中国分享吗？

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经济领域也一样。过去我们都认为西方是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企业只要质量好、服务好、价格低，就能在西方站的住脚，结果华为、抖音的事件警醒了大家。我在法国曾和宇通公司的负责人交流过，她说过去电动大巴进入法国并不难，对手并不多。但后来竞标时，哪怕他们的条件明明优于对手，也仍然被淘汰。

今天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不仅仅在于中国和西方的对立，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对中国也不友好，也加入了西方发起的舆论战。当然它们的原因和动机与西方也有不同，一是和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它们担心时间在中国一边，如果现在不出手，等到中国崛起完成，将来会一无所获得。这包括越南、印度、菲律宾等。

二是有些国家长期受西方支配，利益和西方紧密捆绑，它们或者为了获得西方更大的支持，或者干脆就是西方授意，加入了对中国的抹黑行列。比如泰国、印尼、巴西、立陶宛。

三是有的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少数民族有一定的关系，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不认同。这方面的国家主要有土耳其。

四是有的国家在一些政策方面反对中国并不是因为中国，而是因为第三方因素。比如波兰，对俄罗斯非常恐惧和仇视，只要是对俄罗斯不利的事情都支持。而中国和俄罗斯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约定这是一种仅限中俄之间的关系，其他国家都不再使用这种概念关系，但波兰也会加入对中国的抹黑。

发展中国家加入针对中国的舆论战，对国际社会有一定的欺骗性，会认为中国确实做的不对，是以大欺小，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加不利。

中国做的再好，在西方口中都会被颠倒

最后一个难度是我们的对外宣传能力还有待提高。

这除了不少知识精英不认同体制、不愿意为中国辩护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了解西方。中国的学者群体有两个先天不足，一是多数没有在政府体制内工作的经验，对中国本身的了解不够，尤其是政治层面，其了解更多的是从书本上获得的。二是虽然很多学者有国外留学、进修的经历，但是仅限于从校园到校园，他们对西方的了解也很有限。

当然，我们的体制也有许多要改正的地方。我就举两个例子，一是我在法国经常接待国内的代表团招商引资，但他们播放的短片或者散发的材料都有问题。我曾问过他们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是给国外看的，还是给国内看的，特别是领导看的？他们想想之后也承认确实是给国内看的。这样的思路做出来的东西，在国外怎么会有效果？

比如对学者讲话要宽容，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需要学习和提高的过程，讲错了也不要紧，应该给予学者更大的空间。

正是由于这三大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和捍卫中国的话语权过程中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中国的外交官冲在了第一线，当然也立即被西方扣上“战狼”外交的帽子。外交人员冲上第一线有它的优势：一是信念坚定，他们的职业就是捍卫中国利益。二是了解西方情况，抓的准，回应迅速。三是外交人员影响力大，西方很难利用自己在话语权上的优势进行完全封杀，往往能传播出去。但也有缺点：他们代表国家，必须和国家的立场严格一致，没有回旋余地，出了错也是一样，很容易上升到国家层面，成为外交事件。

但西方冲在第一线的往往是媒体和学者，说错了就错了，也没什么。所以他们也敢瞎说，尺度也不控制。中国外交人员则不行，所以需要学者和媒体打配合。

上述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时间，从可预见的未来，被抹黑和攻击是中国崛起的一个副产品，很难彻底消失。中国最终需要解决的是不怕挨骂的问题，只要持续良好发展，处理好自己的内部事务，讲好中国故事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其他的问题都能够水到渠成的找到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