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太空安全博弈

兰顺正 云阿云智库•太空竞赛

“太空资产是国家战略资产，要管好用好，更要保护好。明显的是，太空安全已经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21年9月15日在驻陕西部队某基地视察调研时的讲话

2021年4月29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将“天和”空间站核心舱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2021年8月24日，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詹姆斯·迪金森在美国空间基金会第36届外空研讨会上发表讲话表示，美外空司令部已具备初步作战能力，建设成熟且具有战略效应，未来几年内将具备完全作战能力，不久还将重点围绕外空战开展军事演习。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当前外空安全形势日益复杂严峻，美国已成为影响外空安全的最大因素，中方希望美国切实承担起大国应尽的责任，多做有利于维护外空和平与安全的事。汪文斌并呼吁国际社会重视外空军备竞赛风险，积极参与并支持外空军控法律文书谈判。

“太空（外空）”，又称“航天空间”或“外层空间”，传统意义上指的是距离地球表面100千米以外的宇宙空间。之所以如此划分，是因为地球大气密度随着高度的升高而逐渐降低。在地表100千米以上，空气稀薄，空气阻力已接近于零，传统航空器无法进行空气动力飞行。围绕地球做无动力轨道飞行的航天器最低轨道高度一旦低于100千米，会因大气阻力的作用而减速陨落。目前一般将外空分为近地空间（100千米～150千米）、近宇宙空间（150千米～2000千米）、中宇宙空间（2000千米～50000千米）以及远宇宙空间（50000千米～930000千米）。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社会凭借航天技术的发展逐渐步入了探索太空的新时代。特别是近年来，太空所蕴含的巨大价值愈发被世界各国所认识。与陆地、海洋、天空、网络领域一样，太空对人类政治、经济、社会、金融、军事等各领域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性，也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在经济方面，根据欧洲咨询公司发布的《2020年航天经济报告》，包括政府航天投资和商业航天收入在内的全球航天经济总量在2020年达到3850亿美元；2020年全球共实施114次发射任务，追平1991年以来的发射次数纪录，发射航天器共计1277个，创历史新高。同时，地球观测卫星、气象卫星在救灾、环境保护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军事方面，太空军事战略在全球大国博弈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美国著名太空战略家埃弗雷特·多尔曼（Everett C．Dolman）曾模仿海权论鼻祖马汉的口气宣称: “谁控制了近地轨道，谁就控制了近地空间；谁控制了近地空间，谁就主宰了地球；谁主宰了地球，谁就决定了人类的命运。”具体来说，定位导航卫星、预警卫星等太空资产是军力“倍增器”和“赋能器”，而未来由太空向地面发起攻击或在太空直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日益增强。不难看出，随着太空重要性的不断提升，太空安全已成为必须被认真对待的问题。

2021年2月9日，俄罗斯“进步76号”货运飞船完成对国际空间站的补给工作，在蒙古国上空脱离太空站重返大气层。

一、美苏太空争霸——冷战的重要内容

01.美苏曾共同主导太空秩序 

讨论太空安全，不能忽略美国与苏联争霸的历史，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冷战期间的太空秩序主要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塑造。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号，美国受到巨大震动，产生心理恐慌，因为美国的盟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认为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超过美国，尤其是在导弹技术方面。随后，美国政府奋起直追，于1958年1月31日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同年成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并颁布《太空法》，从组织和法律上确保太空事业的发展，争夺相对于苏联的太空优势。此后，美苏两国各自进行了大量投资，以求在火箭、卫星和人类太空飞行方面取得快速技术进步。由此，“阿波罗”登月、航天飞机发射、国际空间站相继问世。基于这些技术进步，美国和苏联迅速成为太空主导力量，整个冷战期间两国发射到太空的所有卫星数量占全球总量的93%。

冷战期间，太空元素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全球发射到太空的所有卫星中，约70%是军事用途的。而事实证明，军事卫星的急剧增多为美苏相互制衡发挥了很大作用。例如，双方均开发了天基情报和监视能力，从而可以更好地以非干扰性的方式监视和了解对方的核力量，创造了更大的“军事透明度”，客观上起到了防止彼此战略误判和爆发常规战争乃至核战争的作用。同时，两个超级大国都在太空中试验核武器，很早就发展起反卫星和导弹防御能力。

在一系列核武器制度以及基于空间体系的双多边协定之下，两国均对在太空使用武力保持了克制，先后达成《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反弹道导弹条约》等条约，抑制了军备竞赛形势的过快发展。美苏两国进而将彼此之间的这种体制推广到其他国家，很快形成了国际空间法，包括《禁止核试验条约》《外空条约》及其他条约文件。

1969年7月16日，美国用“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将三名宇航员送上月球。宇航员埃德温·奥德林在月球表面漫步。

02.冷战太空军备竞赛高潮时刻

冷战时期的太空军备竞赛在20世纪80年达到高潮。1983年3月23日，美国总统里根在电视演说中将“高边疆”理论公之于世。“高边疆”理念将太空作为一个与大陆、海洋、领空并列的独立物理领域，意图促进由太空活动产生的相关技术在安全、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全方位应用。由此可以总结：

首先，太空活动本身的性质推动了美国综合经略太空战略理念的转变。太空活动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效益、长周期等特点，为了利用太空实现国家经济、政治等目标，不仅需要在天基资产的获得和运营方面投入大量国家资源，而且需要配备大量昂贵的地面设施、优秀的技术人才群体，以维持它们的运行和数据开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美国在太空领域面临高额经费支出和巨大的项目风险，这就需要推动更多国家行为体和领域力量参与太空能力建设，提升太空在国内与国际、安全与经济等方面的融合，从而实现成本与风险分担之目的。

其次，太空技术在非军事领域，特别是在卫星通信、广播等领域的应用和发展，也推动了美国全方位的太空战略转型。从具体执行层面来讲，“高边疆”战略理念提倡推动民用价值较高且较成熟的太空技术私有化和商业化，以最大限度实现太空技术的实用化和效益化。

第三，也是最令人瞩目的，是“高边疆”战略理念将太空军事利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里根政府推出“战略防御倡议”也称“星球大战计划”，作为打破核僵局、夺取对苏军事优势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战略防御倡议”由“洲际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和“反卫星计划”两部分组成,核心是编织外空保护伞，以各种手段攻击敌方在外太空的洲际战略导弹和航天器，以防止敌对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核打击。技术手段包括在外太空和地面部署高能定向武器（如微波、激光、高能粒子束武器）或常规打击武器，对敌方来袭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助推段、后助推段、中段和末段的多层拦截。

按照当时的计划，美国政府从1984财年到1989财年将斥资250亿美元研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关键技术及相关验证。英国、意大利、西德、以色列、日本等美国的盟国也应美方要求不同程度参与了该计划。苏联对美国“战略防御倡议”的实施如芒刺在背，从一开始就竭尽所能通过各类私下谈判和公开宣传反对该计划。1986年10月里根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美苏首脑会晤，当时苏联提出，只要美国愿意放弃“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就会答应签署扯皮已久的全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戈尔巴乔夫甚至提议如美将“星球大战计划”限制在实验研究范围内，苏联愿意接受美方倡议，到1991年削减一半核武器。然而里根拒不接球，此后苏联出于无奈跟风投入巨额资金研发反制手段，使得自己本来就已相当薄弱的经济雪上加霜。苏联解体两年后，美国政府于1993年5月以“不再符合时代需求”为由，宣布中止“星球大战计划”。

二、后冷战太空秩序——变化中的“一超多强”格局

01.美国的优势和其他行为体的追赶

冷战结束后，太空领域呈现出“一超多强”的格局，这是“太空新秩序”的重要表征。美国依然独占鳌头，无论从发射能力还是在轨卫星数量看，都保持世界第一。目前美国拥有的卫星数量超过了中国、俄罗斯之外所有国际行为体拥有卫星数量的总和，种类和功能也最为多样、齐全。尽管美国试图限制太空技术的传播，太空技术和能力还是扩散到许多其他国家，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太空并拥有了自己的卫星和航天器。除了传统强国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大力发展太空产业，希望在激烈的太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一些资源有限、实力有限的国家也在通过国际合作、商业购买等手段提升太空能力、利用太空资源。

目前，如果不算欧洲空间局，全球有11个国家拥有独立发射能力，还有15个国家和地区具有把物体发射到亚轨道的能力(能够把火箭发射到太空，但是达不到环绕地球轨道所需的高度)，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捷克、丹麦、德国、印度尼西亚、意大利、黎巴嫩、新西兰、波兰、西班牙、瑞士，以及我国的台湾省。与此同时，有60多个行为体和一些国际组织（如欧洲空间局）拥有卫星。中国、俄罗斯、欧洲空间局等后劲勃发，对美国形成明显的追赶势头，能够研制除少数类型以外的大多数卫星。中、俄、欧各自研发的卫星导航系统已经打破美国在此领域“独步天下”的局面。日本、英国、印度等国发展速度也较快。据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统计，到2020年7月31日，全球在轨卫星总数为2787颗，为70多个国际行为体所拥有，其中美国1425颗、中国382颗、俄罗斯172颗。

2021年3月4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月球样品001号。该样品由“嫦娥五号”返回舱带回地球。

02.商业太空实体的崛起

值得注意的是，私人太空实体公司正以饱满的热情加入到太空竞赛中来。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太空工业正迎来蓬勃发展时期。摩根士丹利（MorganStanley）的分析师估计，目前全球太空产业价值约3500亿美元，还在迅速增长，到2040年将超过一万亿美元。基于商业目的，肇始于美国的“新太空运动”正向全球扩展，越来越多的全球参与者正在争夺太空领域的市场份额，而这也将“导致太空使用方式的颠覆性变化”。

当今世界知名度较大的私人太空公司包括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杰夫·贝索斯的“蓝色起源”（Blue Origin）、理查德·布兰森的“维珍银河”（VirginGalactic）和保罗·艾伦的“平流层发射”（Stratolaunch）等。其中，马斯克于2002年6月成立SpaceX公司，2008年12月获得NASA价值16亿美元的商业补给服务合同。经过十多年发展，SpaceX成功创立低成本商业发射模式，在航天领域异军突起。SpaceX一方面在火箭研制领域颇有建树，不仅承担了NASA多项太空运输任务，也研发出“猎鹰9号”可回收火箭。今年9月15日，SpaceX用“猎鹰”火箭成功发射一艘“龙飞船”，执行了名为“鼓舞四人组”（Inspiration4）的全球首次全私人、“全平民”载人轨道飞行任务。

马斯克对火星同样着迷，与各国政府和其他科学团体不同的是，其目标不仅是进行科学研究，还希望在这颗星球上建立永久居住地，为此马斯克还发射了“星船”（Starship）。“星船”由一枚巨型助推火箭和一艘飞船组成，其中代号“超级重型”的助推火箭直径9米、高68米，装有37台“猛禽”发动机，足以提供7300吨推力，相当于此前史上推力最大的美国“土星五号”火箭的两倍。同样直径9米、高50米的飞船作为“星船”的第二级，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50吨，将执行长途运送大量货物和人员的任务。今年5月5日，SpaceX一枚“星船”原型试验箭成功完成了一次短暂的亚轨道试飞。根据马斯克的设想，“星船”不仅可以用于太空旅行，还能以远高于飞机的速度，实现全球范围内城市间的运输，进行“点对点旅行”。其具体理念为：在海上建造平台作为客运基地，如果从上海飞往纽约，只需要从上海附近的海上平台搭乘“星船”客运飞船，然后起飞后抵达纽约附近的海上平台就可以了，全程仅需39分钟。

其他私人太空企业的成果也同样显著。今年7月11日，英国“维珍银河”公司的“太空船二号”完成首次满员亚轨道试飞，该公司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作为机组成员参与此次试飞。7月20日，“蓝色起源”公司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及其弟马克·贝索斯乘坐该公司研发的“新谢泼德”火箭成功进入亚轨道。这些试飞都有力推进了人类商业亚轨道旅行事业。

三、“军事化”和“武器化”——太空安全核心挑战

01.美国是“太空军事化”始作俑者

当今时代，“太空军事化”与“太空武器化”是事关太空安全的头等话题。

“太空军事化”是指通过运用太空资源增强传统军事力量的效率，或是为了军事目的使用太空资源，这些军事目的包括通信、电子侦察、空中照相侦察、气象监控、早期预警、导航等。依此推论，只要太空运用于军事领域或军事力量进入太空，就可称之为“太空军事化”。

太空的军事化很早就已开始，因为太空事业从起初就带有军事竞争的意味。“太空军事化”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世界上第一颗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成功。1957年8月21日，苏联从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试射“P-7”洲际弹道导弹，导弹飞行了6000千米，从这一刻开始人类正式拥有了外空打击手段或通过外空来进行武力投送的能力。此后，苏联、美国先后成功发射卫星（多与军事用途有关），由此“太空军事化”大幕逐渐拉开。

“太空军事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专业网站统计，从1961年7月12日到2013年12月6日，全球一共发射了422颗专门用途的军事卫星。军用卫星大约占所有航天器的8%左右，但在这段时间里在太空游弋的全部5000多个航天器中，70%与军事用途有关。

众所周知，美国是目前在“太空军事化”方面步子迈得最大也最快的国家。不仅拥有数量最多的太空资源，而且长久以来通过对于太空的军事利用在各种冲突中占尽优势。第一次海湾战争被称为首次“太空战”，当时美国为首的联军充分利用各类卫星，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短时间内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败了萨达姆的伊拉克军队。在此后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中，卫星都大显身手。

但是，美国对此并不满足，企图长久独霸太空。特朗普任内，在航天领域推动了一系列改革。2019年12月20日，特朗普签署《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人类历史上第一支“天军”诞生。太空军成立后，美国相关动作一环扣一环。在2020年11月，美国太空军成立了“第九太空三角洲部队”，专门负责在太空实施监控，甚至必要时发动太空攻击。12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举行的一次航天会议上表示，美军位于佛州的两处基地将更名为“航天基地”，成为美太空军首批基地。当月，白宫在美太空军成立一周年之际将其正式命名为“守护者“。拜登上台后，美太空军建设继续向前发展，据其负责人雷蒙德上将称，在实现成为世界首支“完全数字化部队”愿景方面取得了进展，该计划分为创建数字总部、建立数字熟练度、实现数字工程三个部分。这些表明，美太空军正向具备实战能力急速靠拢。

中国的“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工作。

02.“太空军事化”趋势已不可逆

在美国的“示范”下，其他国家纷起效尤。法国于2019年7月宣布批准在法国空军内部成立太空司令部，同年制定了“国防太空战略”，并决定在《军事计划法》生效期间（2019～2025年）投入近50亿欧元，其中36亿用于改善提供光学监视及保障通信的军事卫星能力。2020年秋，法国空军改名为“法国航空与太空军”。同年，日本自卫队成立了首支宇宙作战队，主要任务是监视陨石、人造卫星、太空垃圾等，今后或会增加任务范围。英国今年4月初也建立了太空军司令部，并从陆海空三军和民间招募人员。德国也认为太空对国家繁荣、人口发展和军队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其国防部今年7月宣布成立太空司令部，主要任务是保护为军队提供关键通信服务和侦察数据的卫星免受外部干扰，并在战时破坏敌方卫星。该司令部还将应对卫星数量增长速度过快、太空碎片过多等威胁。澳大利亚等国军方也在筹建太空司令部。

美国还在推进太空结盟。在美看来，在太空层面推进军事化甚至部署太空轨道武器，需要耗费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如采用“众筹”模式，将更多盟友强行拉入太空博弈战场，不仅能实现资源和技术优势的最大化，还可分散舆论压力。目前，美正在“五眼联盟”基础上拓展与盟友的太空军事合作，主要包括“施里弗”“全球哨兵”“太空旗帜”等太空军事演习，以及以北约、美印日澳四国合作等为主要平台的天基情报监视侦察信息共享与合作，等等。今年6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希望就“袭击北约成员国卫星行为将被视为攻击北约”达成共识，以便将集体防御原则的适用范围扩至太空。美国还积极开展太空外交，利用商业卫星出口和遥感卫星数据服务，寻求与发展中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利益关系，换取他们对美方发起的相关国际规则议案的支持，以推行“美制”太空规则。

除国家行为体外，各种民间行为体也开始参与“太空军事化”进程。SpaceX的“星链”计划虽是商业卫星星座计划，但其军事应用潜力巨大。有分析认为，“星链”计划可以大幅增强美军的宽带通信能力，助其实现全天候无缝监视侦察，甚至可以提供天基目标探测和打击能力。美军方也曾表示，太空系统司令部将会改变太空部队与商业航天工业的合作方式，希望能利用它们建立“更具弹性”的空间能力。空间系统司令部已经设立了采购商业卫星通信的办公室，现正扩大其职能，更广泛地关注商业服务。

事实已经证明，拥有先进太空技术的一方，在军事行动方面会具备相当的优势，未来“太空军事化”趋势将难以逆转。

03.难以界定的“太空武器化”

如果说“太空军事化”概念已不存在争议，那么与之相比，究竟什么是“太空武器化”现在仍是一个让国际社会争论不休的问题。“太空武器化”与“太空军事化”相伴而生，然而目前所有关于太空的国际法律机制都没有明确界定何谓太空武器，也很难达成共识。1985年中国代表在国际裁军会议上提出反对太空军备竞赛时，曾对太空武器做出界定，系指“建立在太空（包括月球和其他星体上）的所有装置与设施，设计用来攻击、破坏空中、陆地、海洋上的物体”。

1998年联合国裁军研究所（UNIDIR）试图把太空武器界定为“放置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星体）上的或者地球环境上的装置，用来摧毁、破坏或干扰其他物体的正常功能”，任何其他装置如具有被用于上述所界定功效的能力，也被视为太空武器。加拿大政府则认为，“任何装置或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通过质量或能量用来对其他任何物体施加物理伤害”，均应被视为太空武器。

2008年中国、俄罗斯联合提出《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和防止处理或使用武器反对太空物体》草案（PPWT）。2014年6月两国再次联手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更新的PPWT。在有关草案中，中俄把太空武器（更准确讲是“在太空的武器”）界定为“位于外空、基于任何物理原理，经专门制造或改造，用来消灭、损害或干扰在外空、地球上或大气层物体的正常功能，以及用来消灭人口和对人类至关重要的生物圈组成部分或对其造成损害的任何装置”。

以上这些界定或从技术、或从功能（意图）方面做出，但没有任何一种能为国际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美政府认为中俄提出的太空武器界定明显是针对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设计的，指责这一界定放手让中俄发展地基、空基、海基反卫星武器。正是因为对太空武器的界定无法形成共识，因此很难对太空武器的发展做出限制。

笔者认为，“太空武器化”应被定义为在太空部署武器的常态化，太空武器则是指长期部署于太空，用于攻击太空、地面、海上、空中目标的武器系统。成为太空武器的前提必须是“长期部署于太空”，而不是在发挥作用时短暂经过太空或在太空停留。部署于大气层以内用于攻击太空目标的武器系统不能被划入太空武器范畴。若非如此界定，平时部署于地面，用于打击地面目标，但发射时主要轨迹经过太空的弹道导弹就可以称为太空武器。而部署于岸上用于攻击海面目标的岸舰导弹，以及部署于地面用于打击空中目标的地空导弹等，就可以被形容为海上武器或空中武器。

04.“太空武器化”的巨大危害

一旦“太空武器化”成为现实，对全世界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首先，“太空武器化”会削弱太空军力处于弱势一方的核威慑力。一旦战端开启，太空军力弱势方的核力量在发射前就会受到强势方太空武器的威胁，而发射后，在强势方太空系统的有力情报支援下，其反导拦截系统的效率将大为提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太空力量会直接参与反导拦截作战。要看到，一些拥核国奉行的是最低限度的核威慑战略，所拥有的核武器本来就不多，再加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原则，就意味着其只能承担敌方的第一波核打击，并被摧毁一部分核武器，如再被太空力量强势介入、此消彼长，核威慑力将受到极大削弱。

其次，“太空武器化”会对全球太空产业构成威胁。“太空武器化”的表现之一，是反卫星技术和能力的发展，进而对在轨运行的航天器构成直接威胁。在他方强大的反卫星能力面前，各国太空产业会成为其手中的“人质”，未来会否发生以太空资源为目标的“太空恐怖主义袭击”也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三，“太空武器化”直接威胁弱势方国土安全。天基常规对地打击武器对地实施打击，准备时间短，反应速度快，适应未来信息化条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对作战单元进行快速作战的需求。另外，天基常规对地打击武器对地实施打击，隐蔽性好，突防能力强。同时，此类武器对地打击作战范围广，能满足全球作战需要。因此，“太空武器化”会直接影响太空弱势方的国土安全利益。

由于“太空武器化”会导致未来战争规则的改变，如果不加有效管控，就很可能破坏全球战略稳定，并引发太空军备竞赛。届时，有能力的国家——无论是出于称霸世界目标还是维护自身安全目的，都会主动或被动地卷进去，从而导致全球紧张态势升级。

2021年6月17日清晨，“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广场举行，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四、中美太空博弈——新时代大国竞争的重要表现

01.中国作为太空强国的崛起

尽管一直面临他国的阻挠和孤立，中国仍在航天领域成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中国的太空事业起步于1956年。那一年，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升空，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走向太空的国家。此后经过60年发展，中国航天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骄人的成就，成为崛起中的太空大国，拥有较完善的太空基础设施、太空工业基础和四个卫星发射场，以及可与欧美相媲美的卫星测控能力。

从轨道发射能力来看，中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整个“长征”火箭家族现已具备向低、中、高轨道发射轻、重有效载荷的能力。在卫星技术方面，中国已能制造和发射绝大多数种类的卫星。中国是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成功回收率为100%。“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继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GLONASS）之后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中国的“天宫”作为中国迄今为止研制的最大航天器，将成为“国际空间站”退役后人类唯一在轨空间站，一旦彻底建成将是中国在太空领域的闪亮“名片”。

在对外星球探测领域，中国的“嫦娥”探月工程进展顺利，已经完成“绕、落、回”三个阶段，并成功带回了月壤。2020年7月23日，“天问一号”任务成功发射，迈出中国火星探测的第一步。2021年5月15日，“天问一号”探测器携“祝融号”火星车，成功软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截至2021年8月30日，“祝融号”火星车在着陆点以南方向累计行驶1064米，所有科学载荷开机探测，已获取约10GB原始数据，目前状态良好、能源充足，将继续向南部的古海陆交界地带行驶，进行科学探测。

02.美国视中国为首要太空竞争对手

可以想象，中美在太空领域如能合作，对于两国乃至全世界都将是福音，但事实却大相径庭。

长期以来，美国以冷战思维看待中国崛起，认为中国会挑战美国的霸权，两国冲突不可避免。为了尽可能保住“世界第一”位置，美国想方设法遏制中国，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更是严防死守。甚至连中国自力更生研发的成果也被美一些机构和媒体指控是“窃取自美国”。在美看来，太空领域作为未来世界战争和军备竞赛的“主战场”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必然会给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挑战”和“威胁”，所以太空技术也是美国的重点封控对象。

20多年前，美国竭力阻止中国加入“国际空间站”项目，导致“国际空间站”上缺乏“中国元素”。2011年，美国国会出台“沃尔夫法案”，禁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及与NASA有合同关系的美国航天企业同中国航天领域进行任何接触和合作，该法案至今仍是中美太空合作的“壁垒”。随着探月热再次兴起，2019年5月美国宣布了“阿蒂米斯”计划，称要将“首位女性宇航员和下一位男性宇航员送到月球”，迄今已有日本、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阿联酋、欧洲空间局等八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宣布参加该计划，中国同样被排除在外。拜登刚胜选之际，其高级顾问曾提出美中在有限范围内合作，以缓解两国紧张关系并降低发生不稳定太空竞赛的可能性。很快，这种微弱呼声被对华战略竞争的强势观点淹没。

现在的美国，几乎到了“逢太空必提中国”的地步。美将中国塑造成太空假想敌并夸大竞争挑战，可为自身进行太空军事发展争取更多拨款及“合法性”，还可以迷惑国际社会，误导不明真相者，引发其他国家一同攻击中国的太空政策，为中国发展自身太空力量设置障碍。2020年6月，五角大楼提出了新的国防太空战略，要求在面对俄罗斯和中国不断提升的太空行动能力时，始终保持美太空军事优势。这也是继特朗普2019年12月宣布成立太空军后，美官方公布的第一份太空战略文件，提出了“保持战略优势”“整合作战能力”“确保太空稳定”三大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需要做到的“打造太空全面军事优势”“将太空纳入国家联合作战”“改变战略环境、与盟友、伙伴、行业及美国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合作”四项行动方针。有分析指出，该战略进一步反映出美军把太空领域作为一个认真备战的方向，而不仅是其他战场的辅助。该战略称“发展、测试和部署太空对抗能力的中国和俄罗斯构成了最大战略威胁”，“中国和俄罗斯都已将太空武器化，因此降低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效能，挑战了我们的太空行动自由”。

03.中国要继续练好“内功”

不难看出，只要美国冷战思维不变，中美在太空领域就很难开展实质性合作，未来还有爆发太空冲突的可能。对此，我们在不放弃合作希望的同时，更应未雨绸缪。“未雨绸缪”关键是要继续炼好“内功”。根据规划，2030年左右中国会实施首次载人登月，2033年左右实施第一次火星采样返回，2035年左右实现木星以远的行星、卫星及小天体探测；2040年左右建立首个短期有人值守的月球基地，2050年左右实施首次载人登陆火星，深空探测器可到达太阳系边缘……

除练好“内功”外，在太空领域广结善缘也很重要。美国正在太空领域拉拢盟友，中国同样应该拥有自己的“朋友圈”。

在与美国等力量的太空博弈中，中国、俄罗斯这对组合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论航天实力，中俄仅次于美国。而从太空合作层面讲，中俄在太空领域的合作原本就最为紧密且历史悠久。早在中苏关系“蜜月期”，苏联就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发展弹道导弹，“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正是在此基础上研发起来的，苏联可谓中国航天的“启蒙老师”。冷战结束后，继承了苏联“太空遗产”的俄罗斯尽管技术和实力明显下降，但基础还是相当坚实的。1992年，中俄签署政府间太空合作协定。2000年，双方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框架下成立航太合作分委会，开展太空领域的交流合作。到2015年，中俄航太合作分委会举行了16次会议。2017年10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两国联合启动“卫星导航联合监测评估服务平台”，中国“北斗系统”与俄“格洛纳斯系统”将能够互相监测对方数据，并根据监测结果共同提高精度。今年3月9日，经两国政府批准，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与俄国家航天集团公司总经理罗戈津签署《关于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的谅解备忘录》，为两国共同开发月球铺平道路。

中俄两国时刻关心太空安全，先后于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2004年向联合国裁军大会提交了多份关于太空问题的工作文件，致力于防止“太空武器化”。2008年，中俄两国正式向裁军大会提交《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PPWT) 。此后，两国发起广泛外交努力，就条约草案中的有关界定、内容与多国进行磋商。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太空合作也在稳步展开。2018年5月28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联合国外空司联合对外发布合作机会公告，邀请联合国各成员国参与未来中国空间站的空间科学应用国际合作。目前已有来自17个国家的九个项目成为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首批国际合作项目。在首落月背的“嫦娥四号”上，装有四台用于科学探测的国际合作载荷，分别来自沙特、荷兰、德国、瑞典。“嫦娥五号”任务也与国际合作息息相关，如在探测任务中阿根廷、纳米比亚允许中方设立两个测控站，作为该任务监测网络的一部分；巴基斯坦和欧洲空间局也提供了帮助，欧洲空间局利用库鲁航天发射中心（位于南美洲）传输信号，帮助确认“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抵达目的地。

以上种种都充分展现了中国开放、和平、共赢的外空理念，很明显，未来在航天领域中国不但会与俄罗斯等国强强联合，并且将合力带动其他国家一起步入太空新时代。而这一切再加上中国自身的太空实力，对于制衡美国的太空野心、维护太空秩序平稳发展都将会大有裨益。

中国航天的发展宗旨是：探索外层空间，扩展对地球和宇宙的认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造福全人类；满足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国家安全和社会进步等方面的需求，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维护国家权益，增强综合国力。同时，中国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和平发展、开放发展。相信在未来，我们一定能全面建成航天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