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贡献

朱佳木2021-12-17 云阿云智库•共产党人

东北解放战争在全国解放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早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就十分敏锐地指出：“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毛泽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东北不仅集中了中国绝大部分重工业，而且有肥沃的土地、充足的粮食、发达的铁路、便利的交通，可以给予我们党以一定的物质方面的支持。因此，当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党中央立即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指示华北、华东部队急速进军东北，并成立了由彭真任书记、陈云等四人为委员的东北局，力求尽快控制东北。在随后近四年时间里，陈云和其他东北局同志不辱使命，为决胜东北、巩固东北，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陈云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深谋远虑地提出了关于我党东北工作正确方针的建议

当彭真、陈云等东北局领导同志抵达彼时由苏军占领的沈阳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对此，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尤其是1945 年11 月中旬他经过长春到达哈尔滨担任北满分局书记后，逐渐明确了三点认识：第一，苏联虽然会帮助我们，但囿于同国民党政府之间订有协议，必须将东北大城市和铁路干线移交国民党，因此，我党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在大城市和铁路干线立足；第二，美国虽然表面上调停国共之争，但一定会动用海、空力量，帮助蒋介石向东北运兵，因此，我党不可能从一开始就“独霸东北”；第三，东北部分群众虽然通过抗联14 年艰苦斗争，对我党有所了解，但与关内相比，我党在东北总体上缺乏群众基础。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利用苏军尚未撤退的有利条件，尽快将部队由大城市分散到铁路干线外围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尤其是靠近苏联的北满地区，放手发动群众、清算汉奸、剿灭土匪、进行土改，以便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陈云的这些思考，集中体现在由他主持起草的1945 年11 月29 日、30 日北满分局致东北局并中共中央的电报。一个月后的12 月28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东北局电，指示我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巩固的军事和政治的根据地，这种根据地不在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而在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清算汉奸，减租和增加工资；方法是把部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军分区，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这一指示，后来被概括为“让开大道、占领两厢”八字方针。1946年 5月，东北局由沈阳退出后北移，直至迁到哈尔滨，与北满分局合并。6月，党中央决定对东北局领导机构进行调整，改由林彪任书记，彭真、陈云等人为常委。7月 7日，东北局通过由陈云主持起草的《关于形势和任务的决议》（简称“七七决议”），并经过党中央部分修改后批准实行。

“七七决议”总结了我党进军东北以后 9个月的工作，确定了东北此后的工作方针是积极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创造包括中小城市和次要铁路在内的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规定了我军作战原则不在于一时得失，而是诱敌深入，消灭敌人；号召共产党员扫除一切游移不定及侥幸和平的想法，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下乡发动群众。它对统一东北地区全党全军的思想，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方针，取得东北解放战争完全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标志着东北的正确工作方针和作战指导方针已经得到确立，东北的工作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1985年，陈云在一次谈话中回忆说：“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局内部在工作方针上确实存在过意见分歧。”“如果不是以后在一九四六年东北局召开会议，作出‘七七决议’，改变了以前的方针，那末，结果很可能不仅大城市占不住，整个东北也占不住，辽沈战役的胜利也会被推迟。”陈云的这段话，充分阐释了“七七决议”的历史作用与意义。

二、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北满根据地的建立

陈云自 1945年 11月初出任北满分局书记伊始，便开始谋划和部署北满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他一方面抓紧为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牡丹江等当时北满五省配备党政军领导班子；另一方面，积极推动进入东北的主力部队迅速北调，全力指导剿匪斗争，放手发动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农民运动，深入开展党和干部队伍的建设。他指出：“群众能否迅速广大地发动是我们在东北成败的关键”，还提出“县委就是民委，民委就是农委”。针对北满 60%农民无地的情况，他指示把伪满洲国的“开拓地”“满拓地”分配给贫苦农民。针对北满大地主大多有武装且多与土匪相勾结的情况，他要求先通过经济斗争提高农民觉悟，然后组织农民到地主、汉奸家中搜剿武装，待农民有了武装，再回过头来进一步开展经济斗争，简称“经济—武装—再经济”。针对北满地广人稀干部少的情况，他要求在一定时期内集中使用干部，组成工作团，先选几个县、几个村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开，并戏称此法为“蝗虫政策”。针对北满干部奇缺的情况，他不断向上级反映情况，要求把关内来的干部大量分到北满，同时积极而审慎地吸收当地积极分子入党，让干部在群众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并注意做好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关内东北籍干部和原东北抗联干部的团结工作。他把关内东北籍干部称作“大豆、高粱”，把抗联干部称作“森林、煤矿”，指出他们都是党的宝贵资源，都要珍惜和爱护。

正是上述措施，使北满根据地得到了迅速建立和巩固，并在后来国民党大举进攻、东北局机关由沈阳逐步退至北满的情况下，成为我党在东北的大本营和胜利的出发地，以及大决战的后勤基地，为东北解放战争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

三、作出坚守南满的英明决策，

并成功领导了“四保临江”战役

1946年 10月，蒋介石在“关内大打、关外停战”计策的掩护下，向东北调兵遣将，集中 8个师 10万兵力，对我南满根据地发动三面围攻，将其压缩到只有 5个小县、不足 40万人口的区域，并切断了南北满之间的交通联系，妄图用“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办法，逐个吃掉我在东北的东西南北各个根据地。

当时，我军在南满主力只有2个纵队（军）和 2个独立师，兵力不足 4万人，且因地域狭小，难以施展开。在这种情况下，是打还是撤，无论南满党政军机关还是东北局领导层之间，都存在不同看法。面对如此危急复杂的局面，陈云分析指出，南满是“东北重要的侧翼战略阵地”，“对北满是一个重要的牵制敌人的力量”，“保持南满，有全东北全国的意义”。守住南满，可以和北满形成犄角之势，相互呼应，而失去南满，敌人可以全力对付北满，给北满带来更大压力。而且，南满部队在从长白山北撤过程中也会牺牲很多人，如果届时北满顶不住压力，撤到苏联，今后反攻过程中还会牺牲很多人。两相比较，坚持南满的牺牲比放弃南满的牺牲要少。所以，他在东北局会议上力主坚持南满，并主动请缨，前往南满。东北局报经中央批准后，决定成立南满分局，任命陈云为书记，萧劲光为副书记；同时组成以萧、陈分别任司令员、政委的新的辽东军区。

同年 11月下旬，陈、萧一行进入南满根据地的中心临江县，到后立即开展工作。陈云通过主持会议，找党政军干部谈话，向东北局领导写信发电报，阐述坚持南满的意义、可能性和办法。他说，面前敌人像一头牛，牛身子向着北满，在南满留的只是牛尾巴。如果我们抓住牛尾巴，那就了不得，使敌人进退两难；如果松开牛尾巴，那就不得了，南满保不住，北满也有危险。现在敌我虽然力量悬殊，形势严峻，但我们也有优势。首先，我军指战员是为自己利益打仗，士气高昂，而国民党士兵大多是抽壮丁来的，只要被我们俘虏，马上就可以调转枪口；其次，根据地已经开展了土改，现在农民又看到了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的罪恶，对我党有了更多了解，一定会支持我们，把子弟送来当兵；再次，北满和东西满都已建立了根据地，可以和南满相互支援配合，尤其冬天松花江结冰，有利于北满主力部队过江，从后面进攻敌人。此外，南满东邻朝鲜，地理位置优越，对我方机关和家属、伤病员安置以及弹药等补给也是有利的条件。所以，陈云在和当地高级干部充分交换意见后，毅然决定，南满的部队不走了，留下来“大闹天宫，在长白山上打红旗”。他和萧劲光等领导还决定，一个纵队留在根据地从正面抗敌，另一个纵队突出重围，到敌人后方进行外围作战。他视军情变化，多次电请北满出兵，和南满部队相互配合，采取“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办法，内外夹击敌人。

在南满军民英勇斗争和东北局大力支持下，我军只用四个多月时间，便通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对南满的重点进攻。这一战役不仅解除了南满根据地的危险，而且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军在东北战场的被动局面，改变了东北战场敌我双方的攻守态势，实现了我军在东北战场由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折，为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的辽沈战役首先打响并取得彻底胜利创造了前提条件。张闻天在 1948年东北局高干会上谈到坚持南满问题时说：当时面对敌人进攻，有的主张转移，有的主张坚持，陈云的到来对改变南满党内党外的形势起了很大的作用，“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了解陈云的作用”。

四、周密稳妥地领导了对沈阳的接收，

 创造了我党接管大城市的成功经验

北满分局成立之初，曾将机关由哈尔滨搬到东部的宾县，直到 1946年 4月才随着苏军撤退和我军进入而重新回到哈尔滨。不过，那时陈云的工作重点在农村，后来在南满的工作重点也在战争和土改上，没有可能把太多精力放到城市。而且，哈尔滨人口相对较少，工业相对较弱，算不上特大城市。然而，辽沈战役后解放的沈阳就不同了。它有上百万人口，是东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我们党接收的第一个大城市。如何接收，能否管好，对于我们党此后解放和管理大城市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慎重起见，东北局在辽沈战役接近尾声时，任命陈云为沈阳军管会主任，决定由他率 4000多名干部前往主持沈阳及附近城市的接收工作。

根据接管哈尔滨的初步经验，陈云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接收沈阳的方针，即“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进入沈阳后，军管会根据这一方针，向原有公教职工、国民党政府经营企业全体人员发布了六项规定，包括照常上班；负责保管所属部门资产、设备、文档、账册，将人员、资产按系统造册；酌情奖惩和发放生活费，等等。陈云强调，沈阳已经是我们党领导的城市了，一定要比国民党时期管理得好。他着重抓了电力供应、货币兑换、物价稳定、治安维持、报纸出版、工资发放、军火疏散、外事纪律等问题，使接收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仅用三天，主要工厂就完成了接管；五天之内，15万公教职工即领到了相当于 40斤粮食的临时薪金（此后按级别，每月发给 80斤到 400斤）；十天之内，水电和公共交通均恢复正常，且商人开市、粮价回落；不到一个月，绝大部分工厂恢复了生产。

1948年 11月 28日，陈云向东北局并中共中央写出了接收沈阳的报告。毛泽东等领导圈阅后，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各中央局、各前线委员会，称赞此报告“甚好”，要求他们在“接收城市时参考”。陈云总结的接收沈阳经验，为此后全国新解放城市接管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鉴。

五、尽心竭力地解决东北财经工作问题，

为东北解放区有序开展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陈云虽然早在北满分局与东北局合并后，就兼任了东北局财经办事处主任。但那时陈云的工作重点在剿匪、土改、发动农民，所以，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财经工作上。1947年 5月，李富春调到东北局主持财经工作。此后，东北局进一步调整了领导机构，并成立了以陈云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的东北财经委员会，不过，那时陈云还在南满主持反围剿斗争，不可能就任。1948年，他由南满回到哈尔滨，战争形势也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这才在李富春的协助下真正开始主持东北财经工作。从那时起到1949年 5月前往中央担任中财委主任，陈云在领导东北财经工作的一年里主要做了四件事。

第一，根据形势发展，和东北局其他领导人一起，及时确定将东北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他说：过去敌人是战略进攻，城市在我们手中作用不大，现在战争形势改变了，我们占领的地区越来越大，城市作用大得多了。做城市工作，主要是抓生产，包括发电厂、电车公司、自来水公司、煤炭公司，降低价格，要多生产对前线和人民有用的东西，多安排劳动力。他还说，城市工作内容主要是经济，包括贸易、铁路、公私企业的关系，正确对待私人工商业，公私分家等等。他强调，“经济不发展，其他不会发展”，要把“最大精力放在此点”。1948年 8月，他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提出，“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

第二，在将敌伪企业变为公营企业后，着力解决如何正确对待职员和改善管理的问题。北满解放后，一些被我们党接收的敌伪企业里发生了打击职员的现象。陈云认为，企业职员包括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处理好这些人员问题是解决企业管理问题、使城市经济正常运转的关键。随着被解放城市和被接收城市逐渐增多，如何正确处理职员问题显得越来越紧迫，成为关系到能否发挥管理和技术人员积极性、尽快恢复城市经济和企业生产的大问题。因此，他投入很大精力进行调研，并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职员中有 70%-90%是下级职员，他们主要是技术员、技师、工程师，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代企业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只要忠于职务，不作破坏，都应给予工作，并给以必要和可能的优待，使他们发扬长处，为人民服务。高级职员中的最大部分是生产及业务的负责管理人员，如铁路的站长、段长，工厂的厂长、处长、科长，矿山的矿长、坑长等等。他们有专门知识、业务技能、组织生产和业务的经验，在生产中有重要作用。他们和工人及普通职员的矛盾，根源在日寇和官僚资本，当企业变为人民企业后，这一根源已不存在。解决这个矛盾应采取批评、团结的态度，不应是“流血斗争”。共产党员必须用心向他们学习管理知识和业务技能，他们依照企业原则进行的管理，工人、职员包括共产党员必须服从。这个决定在《东北日报》公开发表后，由《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产生了广泛影响，起到了“安民告示”的作用，缓解了工人与职员的矛盾，加快了新解放城市的企业接收工作，促进了公营企业的生产和运营。

第三，稳定金融秩序，制止物价暴涨。为了做好东北解放区流通券（东北币）的发行工作，陈云主张，一方面要在满足解放战争需要的前提下适当控制发行，另一方面，要处理好与国民党货币（九省流通券、法币、金圆券）以及其他解放区货币的关系，决不允许敌币在东北解放区流通，重点是排挤敌币，换回物资。为了保证使物价平稳上涨而非暴涨，陈云主张，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如纠正用行政办法限制粮食流通的做法，对农产品收购价不能压得太低，公家手中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粮、布、盐等物资。正是这些措施，既保证了我军的物资供应，又基本稳住了解放区的物价，对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东北解放区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着手制定东北工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计划。东北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在当时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战后加紧恢复和发展东北的工业生产，不仅对东北解放区具有重要意义，也关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1948年 5月，党中央决定在东北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提议由陈云兼任新一届全国总工会主席。8月，陈云在题为《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的大会报告中强调指出：“在解放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已经提到了重要的地位，这就必须解决一连串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首先，加强工业的计划性，一切国营、公营企业要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之下进行生产；其次，改善国营、公营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主要是贯彻企业的民主化原则，要有经济核算，考核成本，个人负责制；再次，重视和培养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先注重现在岗位上的干部，同时从工人和职员中提拔，从别的岗位上抽调，还要开办职业学校、职工训练班或工业专门学校。这篇讲话，是东北全党工作重心适时地转移到城市工作上的重要文献，对指导以工业建设为中心的城市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上述措施，不仅对东北地区的经济恢复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对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恢复也发挥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于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贡献，党中央多次作过高度评价。2015年，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 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解放战争期间，陈云同志参加领导东北解放。辽沈战役胜利后，他领导接收沈阳，创造了接管大城市的经验，并领导东北根据地率先开始恢复经济，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为我们党提供了由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宝贵经验。”缅怀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丰功伟绩，对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作者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