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梅：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日本左翼对资本主义霸权的批判性反思

张梅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2-01-20云阿云智库•国际共运

导读：日本左翼政党、学者以及其他社会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主要集中在新自由主义政策、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社会发展理念三个方面。日本社会掀起一股重温马克思经典的风潮，《资本论》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

〔提要〕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日本社会的脆弱性和各种矛盾凸显，为日本左翼重新审视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提供了重要契机。日本左翼政党、学者以及其他社会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主要集中在新自由主义政策、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社会发展理念三个方面。《资本论》成为日本左翼批判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这说明日本国内并不是铁板一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处于不断重新谈判和再生产的过程中。考察日本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对于重新考量日本的价值观外交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日本左翼;资本主义霸权;新自由主义

〔作者简介〕张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12期

冷战后，伴随着苏联的解体，一种“终结”话语大行其道。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西方自由民主已取得历史的终结性胜利，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1。尽管这种论调的谬误之处已为历史所证明，但是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获得了意识形态霸权地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也常被视作理所当然。特别是在日本2011年“3·11”大地震之后，安倍晋三(Shinzo Abe)政权加强了保守化倾向，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似乎变得更加毋庸置疑、不可动摇。

但是，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引发重大公共卫生危机，而且对各国国家治理、国际合作以及国际格局带来巨大冲击。疫情下日本社会的脆弱性和各种矛盾凸显，为日本左翼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提供了重要契机。日本左翼政党、学者以及其他社会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主要集中在新自由主义政策、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社会发展理念三个方面。日本社会掀起一股重温马克思经典的风潮，《资本论》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考察日本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具有两重意义：一是有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被质疑、重新谈判、再生产的过程，二是有利于重新审视日本的价值观外交。近年来，日本政府对外强调自由民主价值观，注重与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印度等所谓享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协调，把价值观当作区分自我与他者的手段。但是，日本国内并不是铁板一块，疫情的冲击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批判和反思。

一、新冠肺炎疫情暴露日本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局限性

新冠肺炎疫情使日本新自由主义政策遭遇巨大的质疑和挑战。新自由主义政策表现为：国营企业和公共部门的民营化、通过放宽限制实现经济自由化、通过减税和紧缩财政政策实现“小政府”等。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多国、英国撒切尔政权、美国里根政权、日本中曾根康弘政权等相继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在很多国家不仅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潮流，而且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世界观、政治思想上的特定立场”2。日本的疫情对策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危机面前的无力，其突出表现是社会保障危机凸显和不平等现状加剧。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日本医疗、看护、公共卫生的脆弱性。疫情发生以来，日本患者人数迅速增加，病床、医生和护士数量严重不足，医疗体制运转不顺畅。接收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经营困难，因为病床腾退、一般性治疗和手术延期导致医院收入减少，而医生和护士加班、病房改造、采购防护用品等支出迅速增加。在养老看护等事关社会福祉的领域，也发生了机构经营困难、难以招揽人才、设施内交叉感染等状况。日本左翼人士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所暴露的日本社会保障弱化的元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历代政权的社会保障经费削减路线。该路线的理论和政治基础是日本统治者从美国进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即将一切委托给市场，实现资本的眼前利润最大化，同时以“小政府”的名义舍弃公共服务，把政府的责任推给国民3。

为提高医疗资源和病床利用效率，应对传染病的医疗器材和病床因“没用”而被裁撤，相关预算被削减。日本医疗工会联合会的森田进(Susumu Morita)书记长批评说，1998年感染病床有9060张，现在减少到了1869张4。以20世纪80年代的“临时行政调查会改革”为起点的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了保健所被合并废除，传染病国立研究中心、地方卫生研究中心的预算被削减。20世纪90年代的公务员裁减运动中，在公共卫生等事关居民生活的行政领域也模仿民间企业进行裁员，裁减公务员，把业务委托给民间企业。2001年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上台之后推行“结构改革”，应经济界要求，提出削减每年社保费用自然增长份额2200亿日元。社保经费削减政策在2009年民主党上台后暂时中止，但是在2012年安倍晋三上台后得以恢复。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日本医疗、福利、看护等公共部门不断“瘦身”,疫情突发使医疗体制一度处于崩溃边缘。资本主义这种对短期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执着在很大范围内破坏了社会的缓冲措施5。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日本社会的不平等现状。在疫情持续蔓延的情况下，日本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和贫困阶层遭受的打击更大，承受的经济压力和人际关系压力更多，从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和阶层固化。疫情发生以来，日本政府多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呼吁人们在规定期间内减少不必要不紧急的外出，要求餐饮业暂停营业或缩短营业时间，聚集性活动暂停举办。疫情下外国游客减少重创日本旅游业，进口零部件断货和全球范围内需求减少导致一些制造业企业受到影响。在此背景下，学生、女性等弱势群体的生活受到较大冲击。

日本大学的学费很高，国立大学每年学费标准额达53.58万日元，私立大学学费一般超90万日元。要负担学费和生活费光靠父母的收入是远远不够的，大学生一般会申请奖学金贷款并努力打工。大学生打工的地方大多是餐饮行业，而餐饮行业在紧急事态宣言下受到了疫情下自我约束要求的影响。学生团体“高等教育无偿化项目”于2020年4月底发表的报告中指出，319所大学的1200名学生中，打工收入减少甚至归零的学生约占7成，父母收入减少甚至归零的学生超过一半，5人中就有1人考虑过退学6。

因此，2020年5月初，日本全国192所大学的学生发起了要求减免学费的签名活动，这一度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学校层面，尽管一些大学允许学生延期或分期支付学费，但并未能减免学费。在国家层面，在2020年4月底公布的第一次补充预算中，减免国立大学学费4亿日元，减免私立大学学费3亿日元，合计7亿日元。但是，考虑到日本大学生和研究生总人数，人均仅约240日元，简直是杯水车薪。日本教师主张，应推动高等教育免费化，国家层面应给予大学生更多财政支援，防止年轻人经济状况恶化，避免日本社会内卷化7。

疫情下女性自杀率急剧增加，重要原因之一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非正规雇佣”8。日本非正规雇佣劳动者人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增加，到2018年已达全部劳动者的37.9%9。雇佣形态和疫情双重因素改变了日本自杀人数连续10年减少的趋势。2020年4～6月日本自杀人数同比减少，但是2020年7月开始持平，2020年10月同比增加619人，达到2158人。其中一个倾向是女性自杀人数显著增加，2020年7～9月同比增加1.2～1.4倍，2020年10月同比增加1.8倍。根据日本总务省的劳动力调查，2020年10月，正式雇佣人员同比增加了9万人，但是非正规雇佣人员减少了85万人，其中非正规雇佣女性高达53万人10。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日本大型金融机构破产，男性正式职员遭到裁员，导致日本自杀率攀升，但是此次疫情却使非正规雇佣的女性遭到更大打击。与此同时，疫情下很多看护服务机构和残障儿童教育机构暂停营业，女性不得不担负起比平时更加繁重的老人看护和育儿工作，在家庭内压力陡增。

日本国民素有“1亿总中流”意识，从日本人口突破1亿的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9成国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2019年内阁府“关于国民生活相关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自己生活水平为“中游”(包括“中上”“中中”“中下”)的比例共计92.8%,认为自己生活水平为“下游”的仅占4.2%11。而疫情对学生、女性等弱势群体造成灾难性的影响，阶层差距得以显现，日本社会暴露出脆弱的一面。日本左翼政党人士主张，必须中止大企业优先、把责任推给国民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比如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的缩小、国营事业的民营化、非正规雇佣扩大等，放弃对短期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执着，强化社会缓冲措施，超越新自由主义，建立以关怀人类为最优先的社会12。

二、新冠肺炎疫情下左翼对日本“政治贫困”的批判

日本已发生数轮疫情，政府面临疫情防控考验，一直在“保经济”和“保人命”之间摇摆，其内阁支持率随疫情防控形势的好坏而上下波动。在疫情防控的同时，安倍内阁和菅义伟(Yoshihide Suga)内阁丑闻频发，日本左翼批评日本的政治生态呈现“政治贫困”的局面。

《资本论》第一卷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法则”的章节中提道：“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3神户大学名誉教授二宫厚美(Atsumi Ninomiya)解读说，该段中“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状态”是指经济贫困，“无知、粗野及道德堕落”则是政治贫困。经济贫困是指失业和生活贫困，政治贫困是“指民主主义政治水平低下所导致的构成民主政治的各种权利、规则、规范、国民参与、国民意识、各种社会运动水平和成熟度的贫困化”14。安倍晋三在长达七年的执政期间，“森友学园”“加计学园”“赏樱会”等丑闻缠身。二宫厚美认为，“安倍式政治贫困”是指允许政治中出现强权、撒谎、伪造、忖度、道德败坏等情况的政治和社会状态。从政治贫困中脱离出来的方法是恢复政治健全性，而恢复政治健全性的力量则在于“沟通理性”。“沟通理性”分为认识客观真理的理性，判断规范正当性的理性，能够尊重、理解和表达人类诚实的理性三个方面。经济贫困与政治贫困有密切关联。经济贫困使人们忙于为生活奔波，对政治漠不关心，使“沟通理性”沉睡，为政治贫困提供了土壤15。

2020年9月日本首相菅义伟上台后，标榜继承安倍政治，“政治贫困”的局面并没有真正改变。菅义伟就任不久就发生了“日本学术会议事件”。日本学术会议是隶属于日本内阁府的特别机构，会员210名，任期6年，每3年半数会员换届。2020年10月，日本学术会议提交了105名换届会员推荐名单，菅义伟却只任命了99人，拒绝任命其余6人，媒体猜测其原因可能是此6人曾反对安倍政府修宪及通过新安保法案。这是日本首相首次拒绝任命日本学术会议推荐人选。日本学术会议要求菅义伟说明拒绝任命的理由，但日本政府未正面回应。原学术会议会长、东大名誉教授广渡清吾(Seigo Hirowatari)主张，日本宪法第23条规定了“学术自由”,不把学术置于政治权力支配之下，是基于对发动战争道路的历史的反省。学术自由不仅包括科学家个体的研究自由，也包括保障学术团体的自主性和自律性。这种行为既违反了日本宪法第23条，也违反了《日本学术会议法》16。独协大学教授川村肇(HajimeKawamura)担忧此举恐怕会带来学术萎缩后果，将日本带入“警察监视社会”17。

2021年4月，日本政府不顾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径自作出排放核污染水入海的内阁决议，也是日本“政治贫困”的突出表现。中国、韩国等国都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即使在日本国内，日本政府此举也并未获得多数国民的理解和支持。日本民意调查数据显示，55%的被调查者反对菅义伟政府的决定，赞成者仅为32%。86%的被调查者对核污水排入海洋对水产品造成的信誉损害感到不安18。日本农协、渔协、森林工会、工商团体和地方政府都明确表示反对，因为他们担忧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将使日本“3·11”大地震以来灾区的十年重建和复兴努力化为泡影。日本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党首枝野幸男(Yukio Edano)表示极为愤慨，认为政府的决定是以牺牲福岛灾区人民利益为前提的。日本左翼人士认为，菅义伟政府使用“处理水”这个概念是错误的，有避重就轻、混淆问题根本性质之嫌，应使用“核污染水”,因为储存罐约七成的水中，除了氚以外还残留着其他远超规定基准值的污染物。他们痛批这是“民主主义国家不应出现的强权政治”19。

出现“政治贫困”的部分原因是日本政府做政治决策时偏好经济利益。菅义伟就任首相以来，口头上宣称疫情防控与恢复经济并重，实际上偏重恢复经济，积极支持发放财政补贴刺激国内旅游观光消费以促进经济恢复。其背后的政治考量则是为恢复经济付出一定程度的“疫情感染”代价是可以承受的。将核污染水排放到海洋的决策同样也是出于经济利益优先的考虑。从日本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菅义伟政府实质上是为保护日本核电公司的经济利益而牺牲了农业和渔业从业者等弱势群体的生存利益。从国际角度来看，日本此举以破坏全球海洋水质和自然环境为代价来换取自身经济利益。面对日本所谓的民主政治中强权、忖度等“政治贫困”的现状，“建立尊重科学和能够赢得国民信赖的政治”就成为日本左翼政党建设“新日本”时的一种理想愿景20。

三、《资本论》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念的有力武器

为了理解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本左翼学者纷纷出版阐释《资本论》的新著，引导读者从根本上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日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制度。2020年4月，京都精华大学学者白井聪(Satoshi Shirai)出版《作为武器的〈资本论〉》,销量达7万册。2020年9月，大阪市立大学副教授斋藤幸平(Kohei Saito)推出《人类世的〈资本论〉》,该书荣获日本“新书大奖2021”第一名，成为销量超20万册的畅销书。这些书籍的热销超越了日本左翼政党和学者的范畴，在《朝日新闻》、NHK电视台、《文艺春秋》《中央公论》等各类媒体引发了日本民众对系统阐释资本主义本质的马克思著作的关注和讨论，引发了他们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对于“事到如今还提马克思做什么”这样的疑问，日本知名媒体人池上彰(Akira Lkegami)在与斋藤幸平的对谈中说：“恰恰现在才需要马克思啊!”21日本左翼学者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疫情凸显“垃圾工作”和“基础工作”的价值不对等现状。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因其对资本主义的尖锐批评而闻名，他用“垃圾工作”来指一个人自认为从事的是无意义、不必要甚至有害的工作22。该著作日文版于2020年6月推出，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因恰逢疫情期间，人们体会到，一些所谓的社会精英们从事着体面、收入高、让大家艳羡的工作，其实属于可有可无、装点门面的“垃圾工作”，即使居家办公，也不影响社会正常运转。与此同时，医疗和社会福利行业工作人员、超市和零售店店员、物流和交通机构人员等从事“基础工作”23人群的重要性浮出水面。

现实社会中“垃圾工作”受人瞩目，而“基础工作”遭人轻视。由于劳动力的商品化，维持生活和生命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者工作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在疫情下感染风险高，却待遇低，处于社会边缘。日本学者认为这是冷战后资本主义高歌猛进，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市场优先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后果之一。“基础工作”正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产生“使用价值”的工作才是“基础工作”。同样道理，由于疫情下大家都需要口罩，“交换价值”低的口罩具有了很高的“使用价值”。平时在日本国内生产“交换价值”低的口罩不划算，所以日本企业纷纷在中国设厂生产，但是疫情下当大家对口罩的“使用价值”有了重新认识之后，日本政府又拿出一部分资金资助企业把口罩等医疗产品的生产线转移回日本国内或其他国家。因此，日本左翼学者认为，长期以来资本主义社会重视“交换价值”,轻视“使用价值”,疫情危机为日本返回重视“使用价值”型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契机24。

其次，资本价值增值运动导致精神和灵魂的商品化。马克思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提到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和实际上的从属，认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被看作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物质表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可以被看作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的物质表现25。白井聪引用马克思的“从属”概念分析，认为在日本推行民营化、放宽限制、推崇竞争原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下，人的精神和灵魂也正在被资本吞噬。马克思把资本定义为价值增值运动，但是价值增值并不一定为人类带来幸福。人类从属于资本运动，越来越深地卷入其逻辑当中，就把提高生产效率视为理所当然，强调自我投资，将资本家价值观内化。

白井聪认为，日本过去二三十年间尽管生产力有所提高，但日本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却持续低迷。人们仍然相信必须通过自我投资来提高自身价值，而这个价值恰恰是作为“商品”的价值。商品价值由别人决定，劳动者自身无法决定。资本主义通过将所有东西都变成商品带来自由，人们看似享受到作为“劳动力”商品的自由，但实质上变成“工资奴隶”,是不自由的。白井聪在著作中把人类重建形容为“感性的重建”,提出的建议是使生活“脱离商品化”,增加生活中没有被资本主义侵蚀的领域，一一揭露出商品化的过程并进行阻止26。

最后，资本主义无限价值增值的贪婪与环境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斋藤幸平为其著作起名为《人类世的〈资本论〉》,是因为他认为“资本以无限增殖为目标，但地球是有限的，两者之间的矛盾正是‘人类世’危机的本质”27。“人类世”是指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Cruzen)提出的与更新世、全新世并列的地质学新纪元，用来指产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对地球施加巨大影响的时代。新型冠状病毒是人类强烈侵蚀自然界而导致的恶果。近年来，人们切身感受到了地球环境的异常。2020年是世界性异常气象频发的一年，巴西和澳大利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日本熊本发生水灾，等等。斋藤幸平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无限膨胀，吞噬着作为人类社会基础的自然和资源，而且造成贫富差距，践踏人的尊严28。

斋藤幸平认为，日本企业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不过是大众的精神鸦片。在日本，国家和企业宣言通过技术革新和基础设施投资实现可持续发展，但这是虚假的。真正减排二氧化碳需要从更根本上来进行，如果通过技术革新追求经济增长，那么会给环境带来更大的负担。马克思晚年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决气候危机的思路。共产主义阶段的经济发展并不是指国内生产总值减少，而是从量到质的转换，转变成重视社会繁荣和生活质量的社会。它并不是指要回到农业社会，而是指市民共同管理水、土壤等自然环境、电力、交通网等社会基础设施，建立循环型稳定型经济29。

冷战后的日本，在资本主义面临危机时西方左翼学者的论著中常被当作参照物。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的《帝国》2003年推出日文版，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2014年底推出日文版，该书论述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暗合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贫富不均的背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日本民众思索当今世界应如何解决气候异常、环境破坏等问题，再次引发了人们重读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热潮。日本广播协会BS1频道推出《欲望的资本主义2021》教育节目，指出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贪婪欲望。在社会发展层面，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垃圾工作和基础工作价值不对等、精神和灵魂的商品化、资本增殖欲望与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等问题。日本左翼通过对《资本论》的解读，引导国民思考“人类未来是否真的可以寄托在资本主义身上”这一问题，重视“使用价值”、“建立循环型稳定型经济”等方案在民众中引起了一定关注和共鸣。

四、结 语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为资本主义国家左翼政党、学者和民众思考除资本主义之外的选项提供了重要契机。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所蕴含的矛盾和危机的批判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质疑和重新审视。疫情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局限性，特别是社会保障危机和贫富差距扩大。在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下，日本左翼批评日本民主政治中仍是丑闻频发，难以避免强权、撒谎、伪造、忖度的“政治贫困”状态。在社会发展层面，左翼学者指出了社会上对基础工作的轻视、人类精神和灵魂对资本的从属依附、资本增殖欲望导致环境破坏等问题。另一方面，疫情唤起了人们对“代替资本主义的世界”的想象，日本左翼也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日本左翼政党主张尽快摒弃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放弃对短期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执着，强化社会的缓冲措施，建立以关怀人类为最优先的社会，建立尊重科学和能够赢得国民信赖的政治。左翼学者也呼吁返回重视“使用价值”型社会，进行感性重建。

但我们应当注意，这次疫情后在日本发生的重温《资本论》热潮很大程度上出于媒体主导，目前社会上并没有发生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实践中去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没有产生大规模的理论争鸣，反而推动了资产阶级政权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对各项制度、政治生态和社会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和自我完善。而且，日本左翼政党和学者对于资本追求无限价值增值的贪婪本性的揭露伴随着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反思，在疫情下加强了医疗用品生产和一些原材料供应链过于依赖外国的风险认识，容易导致反全球化和供应链向国内回调等倾向的出现，值得我们警惕。

考察日本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对于重新考量日本的价值观外交，突破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围堵也具有重要意义。安倍政府强调日本是“自由民主国家”,刻意突显与美欧在价值观方面的共同点，强调“自由民主”价值观在应对国际秩序变动中的作用。安倍政府提出的“印太构想”宣扬“自由开放的印太”概念，带有强烈的价值观色彩。菅义伟和岸田文雄上台后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安倍路线”,仍然强调与美国、东盟、澳洲、印度、欧洲等共有基本价值的国家合作。在此背景下，考察日本国内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反思就变得格外重要。日本国内并不是铁板一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再生产的过程中，在危机产生后受到质疑，需要通过各阶层的重新谈判，对质疑的声音进行安抚和绥靖，从而赢得和继续维持社会各阶层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意”。

注释

1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Interest,No.16,1989.

2稲葉振一郎『「新自由主義」の妖怪資本主義史論の試み』、亜紀書房、2018年、15頁。

3谷本諭「コロナ危機が明らかにした日本の社会保障の脆弱さーー新自由主義を乗り越え、人間のケアを最優先する社会へ」、『前衛』、2020年9月号、64頁。

4福田慶太「コロナ禍にみる『新自由主義』の限界。重要なのは『経済を回せ』ではなく『生活』」、https://hbol.jp/223408/2。

5谷本諭「コロナ危機が明らかにした日本の社会保障の脆弱さーー新自由主義を乗り越え、人間のケアを最優先する社会へ」、『前衛』、2020年9月号、66-73頁。

6「新コロナ世代を生んではいけない」、https://www.news24.jp/articles/2020/05/01/07635947.html。

7河能笙子「新型コロナ禍、学生の不安と経済困難に大学はどう向き合うのか」、『前衛』、2020年7月号、24-35頁。

8非正规雇佣在日本是“正规雇佣”以外的雇佣形式的统称。正式雇佣须满足三个条件:没有规定雇佣期限;全职工作;直接雇佣。如果不符合上述任何一项,则属于非正规雇佣。非正规雇佣的具体种类有兼职、派遣劳动者、合同工、临时职员、非正式职员等。

9厚生労働省、「『非正規雇用』の現状と課題」、https://www.mhlw.go.jp/file/06-Seisakujouhou-11650000-Shokugyouanteikyokuhakenyukiroudoutaisakubu/0000120286.pdf。

10「女性の自殺が急増非正規、DV被害、産後うつ…『弱い人にしわ寄せ』の現実」https://dot.asahi.com/aera/2020121700020.html?page=2。

11内閣府「国民生活に関する世論調査」、https://survey.gov-online.go.jp/r01/r01-life/2-1.html。

12森原公敏「パンデミックとその後の世界」、『前衛』、2020年8月号、29頁。

13《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43-744页。

14二宮厚美「安倍政権のもとでの政治的貧困の諸帰結」、『前衛』、2020年4月号、57頁。

15二宮厚美「安倍政権のもとでの政治的貧困の諸帰結」、『前衛』、2020年4月号、50-65頁。

16山田寛太「菅政権による日本学術会議への人事介入は違憲·違法——国会論戦の核心」、『前衛』、2021年1月号、25頁。

17川村肇「日本学術会議人事介入事件——警察監視国家への道」、『前衛』、2021年1月号、43-59頁。

18「処理水海洋放出、反対55% 風評被害に不安、86% 朝日新聞社世論調査」、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751691.html。

19「汚染水海洋放出断固反対まさに強権政治小池書記局長が記者会見」、https://www.jcp.or.jp/akahata/aik21/2021-04-13/2021041301_02_1.html。

20山下芳生「次期総選挙で政権交代を実現し、野党連合政権の樹立を」、『前衛』、2021年1月号、17頁。

21「《池上彰×斎藤幸平》コロナ禍が暴き出した“ブルシット·ジョブ” なぜ『いまこそマルクス』なのか?」、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24447b45dd52a12ffe590204069de256feb08ef8page=1。

22David Graeber,Bullshit Jobs:A Theory,NewYork,London,Toronto,Sydney,New Delhi:Simon & Schuster,2018,pp.22-48.

23“基础工作”指对于维持基本生活不可或缺的工作,大卫·格雷伯认为其中大多是服务性劳动,如照顾他人、看护病人、教学生、搬运物品、修理、清扫工作等。

24「《池上彰×斎藤幸平》コロナ禍が暴き出した“ブルシット·ジョブ” なぜ『いまこそマルクス』なのか?」、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24447b45dd52a12ffe590204069de256feb08ef8page=1。

2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5页。

26「(いま聞く)白井聡さん政治学者『資本論』が注目される理由は」、『朝日新聞』夕刊2021年3月13日。

27「マルクス『資本論』が人類を救う——〈ポスト資本主義は資本主義の胎内にある〉【斎藤幸平×池上彰】」、https://bungeishunju.com/n/n028e94d5da54。

28「マルクス『資本論』が人類を救う——〈ポスト資本主義は資本主義の胎内にある〉【斎藤幸平×池上彰】」、https://bungeishunju.com/n/n028e94d5da54。

29「『脱成長』で危機を乗り越えよ『人新世の「資本論」』斎藤幸平」、『中央公論』、2021年3月号、130-1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