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应该正视中国的投降派问题

张志坤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5-06 云阿云智库•伟大斗争

导读：在伟大的战略斗争中，投降派将阴魂不散始终存在，反对投降派，是伟大斗争的重要目标之一。不把投降派的问题摆在重要位置，所谓的斗争也就无的放矢，就缺少应有的内涵。

当前的中国有没有战略与政治上的投降派，对此很多人要么缄口不言，要么顾左右而言它，就是不予正面回答。

但这却是一个回避不了的大问题。为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投降派，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中国尤其如此，现如今也不例外。在伟大的战略斗争中，投降派将阴魂不散始终存在，反对投降派，是伟大斗争的重要目标之一。不把投降派的问题摆在重要位置，所谓的斗争也就无的放矢，就缺少应有的内涵。

投降派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有不同的表现，当前阶段，他们在如下几个问题上表现得突出和显著：

一是在中美贸易战中表现

美国特朗普当局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在中美贸易战的过程中，有人上蹿下跳，把美国发动贸易战的责任全部推给了中国，说什么是因为中国不守契约、不守诚信，才让美国对中国发动了这场贸易战。还有人将美方对贸易战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却指责中国社会在用“战争思维”来分析美国对华的“合法行为”。在此基础上，有人公开提出要对美投降，大声宣告称早投降比晚投降好，说什么早投降，还可以站着投降，不算难看；晩投降就只能跪着投降，那就难看了。上述这些人断定中国必须向美国投降，除了投降之外别无出路。

二是在中美高技术战中表现

在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同时，白宫当局还瞄准中国的高技术下手，要用“卡脖子”的办法来扼死中国，具体焦点就是电子芯片。当此之际，有一家中国著名高技术企业的总裁声称，我们不需要造芯片，我们也不需要自己的操作系统，我们不会被美国所封杀，公开反对在高新技术上自立自强。更还有人声称，“中国人永远不可能在芯片领域崛起到可以追赶上美国的地步，更不要认为可以超越。是的，没那个可能。如果你精神正常，请放弃抵抗，聊点别的吧”。

三是在抗击新冠疫情中表演

投降派在抗击疫情中的表现与表演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武汉抗疫时期，他们内外合流猛烈攻击中国，投降派冲在前面成为疯狂的杀手；第二阶段在美国疫情爆发之后，他们主张中国应该无条件援助美国，喊出了“救美国就是救自己”等新口号；第三阶段为中国吉林、上海等地疫情阶段，他们攻击中国的“动态清零”的办法（参阅笔者文章《有关抗疫与抗美的两股逆流说明了什么》），主张效仿美国西方模式，实行“躺平”的政策，实现同病毒共存。

四是在反对美国胁迫上的表现

乌克兰战争中，针对中国与中俄关系，美国实施了各种各样的胁迫与恫吓。配合美国的无耻行径，中国的投降派也进行了多种色彩的表演。一是打起反战的旗号，签署联名信、宣言书，高举所谓反战反侵略的大旗，声援乌克兰谴责俄罗斯；二是呼吁中国站在“世界多数”行列，按照美国的要求制裁封锁俄罗斯，向美国示好，借机改善中美关系；三是呼应美国的要求，主张中国出面调停俄乌冲突，说什么是时候让中国帮忙给普京一条退路了，鼓噪中国为美国去火中取栗，等等。

上述种种，说明当今中国投降派的表演与表现可谓相当充分。当然，这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实际的情况是，他们一直在中国进行着全程、全面和全方位的展示与活动，是中国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支力量有客观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当代中国新兴资本主义势力蓬勃发展，已经做大做强。从总体上说，这个势力不过是世界资本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同西方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密切相关性（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请参阅笔者《有关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若干问题》、《当代中国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以及《应高度关注中国资产阶级“三化”的问题》等文章）。他们核心的利益诉求是同西方资本主义深度融合融入。他们同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师徒关系，作为资本主义的现代中国学徒，这个群体的基本的政治主张是结成二者之间的神圣同盟，他们对未来的愿景与期望是彼此并肩携手、共同走向未来。

但是，西方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前低头屈服，西方现代资本帝国也不可能甘居中国之下，在这样一种强烈的战略诉求之下，相应的主张自然就是中国必须投降，中国也理应投降。因此，在中国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看来，中国向西方投降就是合理与必然的历史逻辑。上文所列举几种投降论调所反映与体现的，总体而言，就是当代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与利益要求，其经济与社会基础就在这里。

——这种主张有系统的思想理论支撑

上述各种投降主义论调并非什么就事论事，也不是什么不同观点、不同意见，而是有系统、有纲领、一脉相承和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其核心支撑仍然是所谓的自由、民主这套普世体系，譬如其变种的说法“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之类。这个思想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十分严密，是西方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进程中苦心孤诣建构起来的价值学说，等闲难以将其解构，更不用说批判与否定了。这一思想理论体系为当代中国一些人所掌握所运用，一直都是他们行走天下、赢得功名利禄而得心应手的利器，已经深入这些人的血液骨髓之中，只不过在具体事件中加以变化性的具体运用而已，但万变不离其宗。

这其中值得注意有这样一股思潮（也许就是一种说法），那就是动辄拿民生说事，总是以民生为借口，将其当做中国必须屈服西方、不得奋起反抗的依据。在中美贸易战问题上是这样，在抗击疫情问题上也是这样。抗疫期间，有些城市不得不封控，于是这些人就把食不果腹、啼饥号寒等如何民不聊生的事情端出来，作为他们攀上道德与道义制高点的依据，据此发起猛击的攻击，好像他们反对“清零”、主张“躺平”向西方开放，是多么为民请命一般。其实，现如今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只要政府真正履行职责，就没有任何必然理由因疫情封控而导致民众饥馑（这一点，在中国绝大多数的疫情封控城市管理中都得到了证明）。封控肯定会带来居民生活上一定程度的不便和困难，但这些困难在社会主义制度机制下完全可以克服，而且也必须克服。克服这些困难是为了战胜更大的危机与困难，是为了夺取根本性的胜利，这个道理十分简单。但攻击中国抗疫模式的人对此嗤之以鼻，他们只把自己做生意发财看得无比珍贵，无论如何不能受到干扰，于是不惜一切代价、制造一切借口，要让国家战略与民族安全服从和服务于他们资本牟利甚至当买办、发大财的欲望。不仅在抗疫政策上是这样，而且在一切国家发展的内外政策上都是这样，总要拿狭隘的“民生论”来绑架整个国家与民族。

——投降派在中国地位重要、影响很大

投降派在当代中国有广泛的活动空间，可以上下左右纵横驰骋。中美贸易战期间，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一则短文《让“投降论”成为过街老鼠》，说得很是鼓舞人心、振奋士气。但其实难堪，成为老鼠的只是个别人，真正的投降论大佬却蔚然显赫、位高权重，他们中很多都是各方面各领域的权威，都能登堂入室，或者身居要害位置，或者赚大钱、发大财、出大名。相比于中国民众之乌合性而言，他们更高端、更权威、更具有操控舆论影响的组织度、节奏感与秩序性，因而也就更加发达显赫。近年来，中国的公知们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使投降派稍遇小挫，但对于他们的整个体系来说，这个面还很窄，并没有伤筋动骨。他们所依托的平台既有传统舆论阵地，也有新兴的网络阵地。迄今为止，所被砍掉、灭掉的只是边角皮毛而已，真正有作用、见成效的骨干主阵地，依然在他们的实际掌控操纵之下。总之，投降派在中国地位相当重要、影响十分重大。

对此，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根据大家惯常所闻所见，我们感觉是很多人对此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相关职能部门也往往都装做不知道、没看见，闭目塞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可是说，对投降主义和投降派不愿碰、不敢碰的现象比比皆是，睁一眼闭一眼算了。这样做的结果，当然等于是事实上姑息，漠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但这还算比较中立的态度，更要命的是，一些地方和单位还极力怂恿讨好这些人，将其视为权威，对他们从西方趸来的那些思想理论顶膜礼拜，视为真经妙品，将他们的海外关系视为宝贵的资源加以利用。可以说，没有当代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对投降派大面积的“崇”与“拜”，中国的投降主义与投降派绝不会一直都如此这般地张扬招摇。

但是，历史经验证明，对投降派采取这样的态度注定要吃大亏、倒大霉。投降主义和投降派存在是必然的，但如果不予正视和不加以治理的话，则必将对国家、民族和事业造成极大的伤害。在现阶段，投降派的危害甚至比汉奸更大，因为和平时期汉奸的市场空间并不大，像余茂春那样的人只能在霸权那里摇尾乞怜，在大陆总体上没有存身之处，但投降派则不然，他们都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因而也更加具有欺骗性与危害性。

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处理起来着实不易。惯常的办法比如批评教育、正面宣传引导之类，人们都熟稔于胸。这里笔者感到，有这样一个问题值得特别提起，那就是要在中国有步骤、有计划地深入开展“去美国化”。据说，美国正在搞什么“去中国化”，这对我们很有启发，中国也应该顺势而为，照此办理，不但要在经济上“去美元化”，还要在政治上“去美元化”，更要在形而上的层面“去美国化”。在这方面，当年中国的抗美援朝运动就是很好的借鉴。当年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国外国内两条战线同时开打，在有硝烟和没有硝烟的两个战场上一并打掉恐美、崇美和亲美情结，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真正的胜利。正如一句老话所指出的那样，“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当代中国在经济层面去美元化不难，但在思想意识层面去美元化、去美国化却很难，这是一件历史性的任务。

张志坤：有关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若干问题

张志坤 昆仑策研究院 2021-09-23 云阿云智库•伟大斗争

立足于中国范围谈论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很复杂也很敏感的问题。就目前的状况与背景而言，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可能性不大，时机与条件都不允许。但该课题又十分重要，萦绕在许多人的心头，可谓疑虑重重，所以这里笔者就不自量力地做点粗浅探索，鼓捣几束刍荛之议。

（一）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几个基本事实

现如今资本主义势力在当代中国都有怎样的存在呢？请看如下基本事实。

第一，大量外国资本主义企业扎根落户

吸引外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经济政策，大量的外资企业由此来到中国。据报道，截止目前，外资（包括独资与合资）企业将近有100万家，其中有7万家属于美资企业，这些企业的管理运作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基本一样，总体而言别无二致，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载体。所以，这些企业从经济角度来说是外资企业，从政治角度看，就是资本主义的表达与表现方式，它们在中国存在，客观上就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一种存在形式。

第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价值体系广泛存在

人们通常所讲的资本主义，广义上包括三大板块，即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相应的思想价值体系，从狭义上看，“主义”往往就是指相应的思想价值，“资本主义”这个词的语义，很多时候都等同于相应的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当代中国广泛存在，有相当大的活跃与存在空间，相当一些中国人已成为这一思想体系的皈依者、拥护者与践行者，拥有很多受众，这也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客观存在的具体表达形式。

第三，财产视域下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问题

简单地判定当代中国是不是存在资产阶级，很难有说服力，对此我们不妨从财富占有情况入手来剖析这个问题。

当今中国拥有一个巨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是得到各方面都认可的最广泛的“共识”。既然有“中等收入群体”，相应地也就有“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

三个群体分属不同社会阶层，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在结构上的突出特征。“低收入群体”基本上是平民大众，属于老百姓阶层，是社会底层，这没有什么疑义。“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是一些靠工薪收入的人，其中也包括一些小业主，处于中间位置，属于社会中层，这个阶层里没有多少资产阶级的存在空间，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经验，中国也不例外。剩下的就是“高收入群体”了。当代的中国的“高收入群体”位居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上层，在规模与质量上都位居世界前列，已发展发育到了相当的水平，有报道说已经达到近1亿人之多。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所谓“富豪大款”，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0方太•胡润财富报告》数据，目前中国拥有亿元资产的家庭数量为13万户，千万资产的家庭数量为202万户，其中属于国际标准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了8.6万户。这些应该就是高踞中国财富塔尖上的一些人。舆论普遍认为，当今中国富豪大款的总体规模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同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美国相比也毫不逊色。

把“富豪大款”以及“高收入群体”一概指为资产阶级当然有失偏颇。因为其中有一些人只是特殊条件下的有钱人，比如明星大腕之类，但同时不能不承认的是，这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更是掌握与运作资本的人，他们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方式而得以跻身中国社会上层，这些掌握大量资本的人，理所当然地属于资产阶级，而不是任何别的阶级，任何有关“阶层”与“群体”的描述，都不能掩盖这些人的阶级属性。简单地说，对于这些人，不能用“阶层”的概念代替“阶级”概念，也不能用“群体”的说法混淆“阶级”的界限，所谓当代中国有阶层无阶级或者有群体之分而无阶级之别的说法，一概都不能成立。

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大资产阶级，这意味着，只有那些高收入并掌握资本者才堪称为当代中国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位居中国社会的上层。

这还意味着，“中等收入群体”其中的个体户、小业主是否应该算做资产阶级值得商榷。尽管这些人可能也掌握有一定的资本，本身或者是老板，或者属于食利者，但他们自己也大都是辛苦的劳力者，至多可算做是小资产者，而与当代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相距甚远。考虑到现代社会结构中阶级与阶层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况，不妨将这些类型的人视为平民大众到资产阶级的过渡地带，他们总体上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下层而不属于上层。

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和大资产阶级这样几个部分，综括联合在一起，构成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这是一股空前强大的势力，也是非常突出的社会存在。

（二）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进行自我表现与表达的几个特点

任何事物都要以其特有的方式展现和表达自己，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也不例外。但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不可能被允许组织自己的政党、也不可能有政治大选的机遇，可能的政治空间相当有限，因此其表现与表达也具有诸多别致的特点与特征。

其一，隐约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元”

有人称现如今的中国是多元社会。这种说法争议很大，因为从政治上讲，中国高度一元化，经济上也只能称做多样化，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状态，但如果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而言，则确实具有多元的显著特征。这里所谓的多元，简单地形容，就是多个板块、多种层次或者多极的意思。从这个视角上看，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隐约已成为中国多元社会中的“一元”。

由此引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忌讳的话题，很少有人公开谈论涉及，但私下里议论很多，笔者以为，与其在底下窃窃私语，不如拿到台上公开议论。

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势力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元”，如果这样的判断能够成立，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实现了重生，或者说是一定程度的复辟。其实，这大概也是中国人的普遍感受，是客观而不带政治偏见的普遍认知。但同时不能不强调的是，迄今为止的复辟只是局限性与片面的复辟，距离全面、完整和系统性的复辟有相当大的差距。这导致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自然而然就是一个残疾儿，不但同西方资本主义初期朝气蓬勃的样子无法比拟，同现如今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力量也不能相提并论。

既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元”，自身又带有很多残疾，这是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突出特点。

其二，金钱收买是其最有力的战略杠杆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以为资本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是其思想理论，尤其是冷战后曾一度掀起的“普世大潮”，更被一些人形容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手里当然也掌握有这件批判武器，但他们的这件武器碰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中国文化面前，所谓的“普世大潮”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如同潮水撞到了岸上的礁石，尽管激起了缤纷澎湃的巨大浪花，但终归还是一体粉碎后退下去了。现在，这个所谓的“普世大潮”在全球范围内已经退潮，在中国则留下一片狼藉，正在被人们打扫清理之。也就是说，这个武器或杠杆在中国并不灵光，这是真切的经验与客观的现实。

真正成为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势力手中最有力杠杆的东西，仍然是他们所拥有的资本，简单地说，就是金钱。

资本主义势力用金钱收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关系中所流行一个十分重要的法则。在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钱能使鬼推磨”，资本无孔不入，先是渗透浸润，接下来立足站稳、扩张阵地，然后就是控制操纵、为所欲为。目前比较明显和突出的有演艺文学领域、舆论媒体领域、理论学术领域等（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资本泛滥及其消极影响不可低估》一文），并进一步培养扶植了相当可观的思想与价值代言人、集团势力的代理人、利益立场的代表人等，比如著名的“为富人说话”者，或者设立什么基金之类。从这个意义上，资本所收买与占领的绝不仅仅是经济资源，而要从占有经济资源发展延伸，继续占有文化资源、思想资源、政治资源，这是一个必然要发生的历史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且这其中还不设底线、没有边界，资本的扩张就是一个无穷值，资本主义国家里是这样，世界上一切国家里都是这样，中国也不例外。

这就不得不引出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命题，体制内会不会也出现资本主义势力的代理人呢？

窃以为，这个问题不容回避，必须正面回答。答案就是，体制内资本主义势力的各种代理人大量存在。所谓的政商关系，其实就是控制与反控制、收买与反收买的关系。总体来看，体制系统属于防御和防守的一方，不时要打起战术性的反击，资本势力处于挺进和攻击的位置，视情况经常也要进行迂回和走间接路线。总之，资本势力一定要将“朝中有人”这一单买到手，并且还要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其三，同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联系密切

自从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以来，这一势力从来就不曾孤立存在，而总是同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切，大多时候都是更大范围、更加强势的外部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国附庸。现如今也是这样，今天中国资本主义势力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总体而言，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总体与部分的关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培育和滋养着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助长与烘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功能与价值（有关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请参阅笔者文章2016年《从英国脱欧，说到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正因为这样，所以西方集团一直都集体性地期盼和等待中国的变化，等待中国变化成他们所希望的样子，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则以世界资本主义为战略大后方，为最根本的保障，道理很简单，因为一切所谓“全球化”、“一体化”，这些东西所依赖的都是这个体系，都是以这个平台为基础而滋生出来的产物，没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没有今天的这个经济“全球化”，没有经济上“全球化”，思想价值上的“普世化”和政治上的“一体化”也没有相应的基础，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也。

正因为这样，所以当今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最大最核心的战略诉求，就是要建立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牢固而便捷的通道，要实现彼此之间高效率的旋转，这将为他们的多样化发展与可靠性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否则，空喊什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类教条其实于事无补，关键时刻屁用不顶。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在中国一直有人大喊大叫扩大对外开放，而闭口不谈“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他们鼓吹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开得越大越好，对外开放越彻底越好，坚决要把开放进行到底，其实，这些主张中的“开放”主要目标指向是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开放，而不是对第三世界贫穷国家开放。当然，我们不排除其中很多人出于发展经济实现GDP增长目的才这样喊，但也不可否认的是，深层次中也有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立生死相依关系的考虑。有关“把开放进行到底”的说法令人深思，笔者也一直思考什么叫“到底”，其真正涵义概在于此。

（三）资本主义势力的作用与影响

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影响巨大、作用显著，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但有关这个问题人言人殊，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视角。笔者认为，所应引起高度注意的主要在于如下几点：

一是带来持续不断的政治风险

资本有其特有的思想主义、政治理念和价值伦理，也有其自身所要求的特定的逻辑路线，简单地说，就是要拥有自己所喜爱的政治设计与经济方案。这就同中国既有的政治框架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撞，彼此之间将因此始终存在修正、适应，再修正、再适应的运动，这一运动循环往复，将只有节点而没有终点。这样一种情形，将使中国的政治稳定系数明显降低，将使中国政治板块始终面临碎片化的危险，将使中国始终要在不可忽视的政治风险中运行（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当今中国的主要政治危险是右而不是左》、《如何对待资本势力，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课题》）等文章，也将使中国始终面临“和平演变”的现实威胁。从根本上说，现如今的中国既回不到封建王朝时代去，也走不到苏联模式那边，但却存在被内外资本主义联合力量所绑架或牵引的现实可能性。因此，资本主义势力就是当今中国政治危险的主要策源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从来都不友好、更不亲善，对于这一点，必须坦率地承认而不能虚情假意地予以回避。

二是造成波浪式的思想价值冲击

此前曾有一个时期，人们广泛关注和谈论所谓的“带路党”，即在政治上为西方带路者。其实，思想价值领域为西方带路的中国人更早、更多，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价值体系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大地上滋生繁衍，主要得益于这些人的传播推销。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涌现出一大批西方思想理论的二道贩子、江湖骗子、南郭先生，他们或者靠贩卖西方思想混饭，或者靠贩卖这些东西扬名，或者挟此登堂入室、指手画脚，或者以此为武器，在中国呼风唤雨……总之捞足了好处，出尽了风头，收获到十分可观的个人收益，但却给中国社会造成一波又一波的思想冲击，带来一场又一场思想混乱。前有著名的《河e殇》、“人道主义”，随后又出现了什么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宪政风潮，还要在中国搞什么新的思想启蒙运动，等等，没完没了地惹是生非、制造思想混乱。客观地说，西方世界对中国意识形态的进攻并非因他们而始作俑，但不能不承认的是，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既是这一攻势的产物，同时又助推着这个攻势不断掀起新花样、新高潮，他们正日渐成为其中的主力军。

同时还不能不说的是，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生长壮大，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外，还激发、催化和助长了其他各种思想价值浊流，比如金钱主义和极端个人泛滥、私欲膨胀、腐败蔓延，黑社会横行，封建主义沉渣泛起等，举凡种种市场经济的消极面、中国社会的阴暗面，相当一部分责任要归咎于资本主义，是这个东西所带来的罪恶。因为今天中国的这些东西并非是封建化带来的，而恰恰是“西化”和“资本化”的产物。冷战结束以来，几乎所有的“西化”国家一概都堕落不堪，都为上述类似社会问题所困扰，原因全在于他们的“西化”，“西化”越彻底，越是这副丑陋的模样。须知，西方战略家及其政客们处心积虑、日思夜想和千方百计要让中国“西化”，并非是要中国要像美国那样强大，让中国人民过上西方人同样水平的生活，而是要让中国或者像苏联那样解体，或者像多数已经“西化”了的国家那样，就此一蹶不振。

三是动摇祖国与民族认同的根基

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总体而言缺少民族性（参阅笔者文章《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为什么缺少民族性》），总体上对祖国民族的认同感与认可度很低，也没有起码的民族自信，根本不相信中国会超越西方而引领人类的未来。与此相对应，他们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更为浓重的皈依感，渴望享受资本主义世界的阳光、空气和水，融合与融入到其中是他们的社会理想与人生目标。坦率地说，世纪之交的中国“西化”精英们甚至连当年搞洋务运动的那些人都不如，搞洋务运动的那些人还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当今中国的这些人绝不“制夷”，而是拼命地要使自己也成为“夷”，要把自己搞成是西方的同类，不仅经济上是同类，而且还要在政治上、文化上也成为同类，并认定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和未来。同过去中国曾经有过的资本主义不同，当代中国资本主义身上鲜有中国历史文化印迹，这一势力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感兴趣，爱国主义一钱不值，民族主义罪大恶极，对中华民族与历史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在他们的思想感情里，未来的人类社会中已经没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位置，中国未来只能归一于西方，成为西方主导下的一部分，从根本上否定中国自己的历史道路。因此，这一势力蔓延到哪个领域，波及到什么地方，相应地，那个领域和那个地方的祖国与民族认同感就相应地要发生动摇，香港、台湾等都是很生动的实例。 

（四）资本主义势力在复兴框架下的前途与命运

中国正走在强起来的路上，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今天中国最基本的历史方位。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之下，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势力具有怎样的前途与出路呢？

其实，一切思考中国前途与未来的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即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是不是中国复兴崛起的一部分，是不是也要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一并复兴起来？而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本身则着急，他们是现如今中国对自身前途与出路最为感到焦灼的一群人，出于本能，这个势力在总体上始终都带有强烈的危机感，他们一直在苦苦思索中国会不会再出现“杀富济贫”的那一天，为此总忍不住要跑路，动辄即搞所谓的“用脚投票”，搞财产转移，把大量的流动资产转移到他们所认可的西方金融机构里，中国越是接近实现民族复兴，他们就越是慌慌张茫然失落。

我们认为，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情。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不可能为所欲为、随心所愿，总体上看，这个势力将越来越不舒服或者说不可能太舒服，因为它必须受两个基本约束，一是受“共同富裕”的基本约束，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二是受“中华民族复兴”的强烈约束，不允许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中国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充当教师爷，更不允许他们操纵控制中国，这是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根本诉求。

在两个约束之外，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还要经常性遭受一个冲击，即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影响与冲击。当代中国强起来的道路艰险坎坷，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战略斗争的主战场，也是一个激烈博弈的历史进程，期间充满艰难险恶的斗争，国际战略关系以及折射到国内的政治关系都将因此而波诡云谲、跌宕翻腾，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在其中载浮载沉，生存状态将千变万化，也注定要命运多舛。这也导致这个势力根本凝不成一股绳，始终都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下。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矛盾与冲突，但同时必须坦率地承认，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势力仍然具有积极的一面，从正面看有助于刺激和调动一切中国人的积极性，从反面看则有助于增强社会肌体的免疫力，提升健康能力。因此，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大框架下，资本主义势力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二者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既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关系，也不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如果直白地说，可能就类似于搭伙过日子一类的关系。

这样的关系未来将有怎样的发展呢？

这属于一个预测性的话题，现在只能做大概的描述，可能要走过如下几个阶段：

一是共同生长发展阶段。这个阶段迄今已走过了四十年的时光，今后可能还要有几十年；

二是共存共荣阶段。任何事物发展生长到一定程度后，都要进入一个平台期，中国的复兴事业也是这样，在这个平台期，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将既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二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政治框架下共存共荣；

三是改造适应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将不断迈上更高阶段和更高水平，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趋势下，一切此框架之下的东西都要接受相应的改造，以适应和跟上历史的脚步。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也不例外，也要经过一个改造与适应的过程；

四是融合融入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到更高的历史阶段，中国资本主义势力将融入到其中成为有机组成部分。这意味着，中国不会出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跨越几百年的富豪家族与金融寡头势力，形成所谓的豪门与贵族。中国历史上就有“富不过三代”一说，未来的中国可能还将在更高的政治水平上演绎这样的历史。

展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一天，那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这的确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深刻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