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来，一直有人编造和传播一个毛泽东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的谣言。这个谣言，后来成为历史虚无主义重镇——改组前的《炎黄春秋》杂志——的工作重点，那个历史虚无主义团伙每年都要炮制一两篇毛泽东背弃新民主主义的所谓论文。

　　本文就从理论和政策实践两个方面，来具体考察一下私人资本在城市里消失的过程。

　　一

　　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胜利，这场革命被毛爷爷命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对称。

　　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就是劳动群众的新型领导权，区别于旧统治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旧民主主义。因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其内涵是指代不同于旧统治阶级掌握的领导权那种新型领导权——新型领导权就是底层劳动群众组织起来形成的政治优势。

　　抽空新民主主义本应具有的政治内涵，硬说新民主主义是“混合所有制”，这是为了特殊时期政治需要编造的谎言。追本溯源，是于光远秉承某个大人物意图，借助“偷换概念”的逻辑诡计，制造出来混淆黑白的把戏。

　　如果于光远这个造谣方法成立的话，那么新民主主义可以结合其他政策清单内容，定义为例如“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文化政策清单)，或者新民主主义就是四个革命阶级联合的国体，或者界定为民主集中制的政体，这些都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政策清单的一部分。

　　而且，在于光远的造谣中间，他把新民主主义定义为“混合所有制”，这实际上是经济政策清单的一个阉割版，毛爷爷当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间的经济政策清单里，内在地包含着国营经济占据领导地位，同时，对于保护私营工商业发展还附有一个前提条件限制——“不妨碍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这个限制条件还写入了《共同纲领》的。

　　没有了自下而上的劳动人民的领导权，单纯强调所谓的“混合所有制”，实际上是要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据绝对优势的现实中间，为私有制开口子和造舆论，在宣传这个的同时，不提或者实际上放弃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那就不是什么新民主主义而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复辟，最后实际上也是恢复旧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了，这一点在毛爷爷那里清晰无比。

　　后来，于光远制造的谣言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资源，《炎黄春秋》被改组之前，每年都要发一两篇文章说毛泽东背叛了新民主主义，以便把于光远的谣言衣钵传承下去，并把谣言进行到底。

　　说新民主主义阶段容许私人资本一定程度的有条件的发展，只是一个政策选择，不是硬性的固定搭配——非要私人资本不可的。而且，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只要一开始运作，是一个不适应私有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条件，会自动导向“私有制无法很好运作”的各种现实状况。1949年之后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层层递进——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到公私合营，就是因为在私营工厂内部，组织起来的工人掌握了新的领导权，结果就体现出上层建筑对于私有制经济基础的强大反作用，到了1952年夏天五反运动结束之后，私人资本家已经理性地认识到没有了他们好混的了，开始写申请强烈要求公私合营。

　　于光远自己倒是想要把谣言进行到底，编造所谓的“固定搭配”，硬说存在着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意即劳动人民领导权基础上可以无限适应私有制经济基础，这样，就能够识别出一种稳定的社会形态。这个妄说传播了一段时间，因为于光远那个小圈子在社科院处于霸主地位，最初阶段没有人敢于出面反驳，后来于光远下台了死了，他的继承人冯兰瑞也下台了，社科院就有个李伟研究员写了篇文章——《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一个谎言》——对这个妄说加以反驳，这个文章没有纸媒愿意发，最初发表在乌有之乡网站上。

　　二

　　从毛时代消灭私有制的实践过程看，到了1952年夏天之后，私人工厂内部的“三权”——生产指挥权、人事调配权和利润分配权——都已经转移到工人手里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群体丧失了影响力，而且与资本家无节制逐利相关的旧规则，都已经无法继续起作用了。在这个情况下下，一些敏锐的资本家已经看到了真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领导权的存在，使得资本主义的一套逐利逻辑难于落实了，武汉荣氏集团的总管理人李国伟，就写了份措辞恳切的申请书，强烈要求公私合营。

　　在充分地体认了历史大势的资本家之外，官场机会主义和跟风策略，最后加速了消灭城市私有制的进程。到了1956年年初，北京市在彭真的操控之下，迅速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这个行动激起了全国性的官场机会主义比赛，结果不到一个月，全国各大城市均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是一个带头的机会主义者，引领了更多的机会主义者，由此形成一股空前的官场机会主义潮流，结果短期内就消灭了工商业中间的私有制。

　　由于合营之后，服务网点撤并过多，且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就业人数和工资总额快速上升带来了殷切需求，许多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又出现了地下的私人工厂。这个情况反映上去之后，毛爷爷持正面看待，要求给予合法身份，使“地下工厂地上化”。毛爷爷的这个指示，到了一个机械论思维主导的高官DXP那里执行，此人依据全行业之后不需要资本主义的机械论观点，硬性关停了很多地下工厂。据《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记载，此人部署了在上海搞第二次全部合营，许多不具备合营条件的小私人地下工厂，就被无情地勒令关闭。这说明，共产党高层中间，相当一部分高官缺乏辩证思维和实事求是观点，也没有服务群众的基本思想，最喜欢搞简单化、一刀切和机械论，长期主导了他们的头脑，从后续的历史看，这个人长期不读书不看报，其机械论思维毕生未得到改造。

　　到了1957年毛爷爷发动全民整风时期，商业部被很多城市市民提了很多意见，集中起来就是服务网点少，布局不合理，群众感到很不方便。这个意见集中上去之后，责令商业部改进，结果商业部以加强管理为由，实现了网点的进一步集中，据重庆等地调查反而撤了更多的点，群众反而更不方便了。到了1962年，毛爷爷就公开批评商业部是“破坏部”了。纵观整个毛时代，商业部系统的老爷态度，一直是群众诟病的焦点。这个时期，是因为商业部的机会主义策略，缺乏起码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带来网点减少和私人服务的过度退出。

　　即便是经过了这么多的波折，但到了文革前夕，武汉市依然有私人服务网点3万余家。到了1966年8-9月份，北京的官二代组织为了体现自己最革命，不仅殴打老师和同学，还发出勒令，要各民主党派停止办公，同时还要私人网点停止营业，后来更要求停业后的私人执业者下农村去——所谓的城市闲散人口下乡多是这么来的。这个官二代倒行逆施的倡议，得到各地当权派的无原则支持，迫使周总理不得不吞下这个改变，1966年9月国务院作出决定关停私人网点。

　　此后，城市居民的生活服务，就极其不方便了，记得黄纪苏先生讲过一个故事：说是1970年代某日北京大风，他估摸着天气差、理发店肯定人少，就选择这天出去理发，到店后一看，好家伙，比平时人还多。这说明“所见略同”的人太多了，由于服务能力的严重不足，连理个发也需要挖空心思钻机会的地步了。应该说，这不是决策层进行政策选择的结果，而是官一代无原则地支持官二代的倒行逆施，是官家父子两代的强大机会主义追求，自下而上地逼迫周总理吞下这个既成事实，带来了民众的普遍不便。

　　《炎黄春秋》那个历史虚无主义团伙中间，很多人继承于光远的造谣衣钵，编造消灭私有制是毛泽东的主观选择的谎话，硬把各路机会主义行动者的策略说成是共产党政府的正式决策所致，目的当然是为了系统地抹黑共产党的历史。

　　有关新民主主义的谣言，从理论上到实践上，都是没有根据的。但因为这个谣言能够实现较好的历史虚无主义效果，所以，往往得到多个方面的积极分子的支持，自从谣言被编造出来之后，就死保住不放，一路传播至今。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