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都是利弊互现的，这个事情真干成了，也许有其不为庸众所知的好处，但落在普通草根民众眼里，此事负面效果绝对巨大。


　　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厉以宁以“厉股份”著称，知名度跟“吴市场”不相上下，堪称主流经济学界的土鳖双星。据吴市场的学生周小川在武大讲座时称，吴市场等人自认为是“整体改革协调学派”。双方关于改革指导思想分歧的真实内涵，据在美国任教的北大学子李民骐解读是这样的：厉以宁主张“先私有化再市场化”，而吴敬琏则反过来主张“先市场化再私有化”。而厉以宁本人，在多个场合表现谦虚，说董辅礽才配得上“董股份”的称号，应该说，厉以宁先生有节制地对“淌来之誉”明确表态，很值得表扬。


　　不过，根据当年与“股改”主张进行公开争论的马宾老同志考据：股份制既不是董辅礽的原创，更不是厉以宁的“版权”，而是直接来自于世界银行的建议。由此看来，各路主张借壳股份制推销私有化主张的大腕，都不过是“华盛顿共识”的宣传员而已。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坏的考据，在阶级分析法被彻底否定之后，中国已经有很多人愿意宣传和信服共济会统治世界且带偏中国的结论，不知道马老这个考据成果，会不会被人引用来证明共济会在中国如何起作用的证据。






马宾：《企业改革与股份制》，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出版


　　记得大学毕业那年，厉以宁先生的学术专著《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出版(1990年)，看了厉大教授在前言中间的自述，顿时感到为学当真不易。厉大教授在前言中间说，有且只有这本书，才算是真正代表他本人学术观点的著作，此前的各种写作充其量是些东拼西凑的教材而已，而那一年厉以宁先生已经年届花甲了。在这本书里，厉以宁从政府、企业、市场三者关系来分析，在经济非均衡条件下，市场调节的局限性十分突出。主张加速企业运行机制的改造，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使中国经济逐步从非均衡状态转向均衡状态。更为有趣的是，书中说因为非均衡的存在，中国经济也有陷入美国“滞涨”的可能性，这也需要通过推进改革去加以避免。


　　应该说，厉以宁的论证方案并不独特，而是体现了主流经济学界的平均水平和共同旨趣所在。不管是熟谙西方经济学术的海龟如林毅夫辈，还是前朝遗留的土鳖大腕，在1980年代早期的经济学生涯中间，都异口同声地指责前朝“做事不密”，对劳动者和企业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因此，改革的唯一方向就是强化对个人和企业的激励和约束。应该说学界主流的一致性，高度耦合了邓小平有关强化责任制的改革设计，同时也完美响应了《人民日报》关于“大锅饭养懒汉”的宣传口径。


　　大体而言，主流经济学的论证与改革阶段，有着高度一致性，可以粗略地分为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在最初阶段是说要强化管理权力，由干部垄断管理权同时还需要弱化劳动者抵抗管理权的各种基础制度，以便通过强化权力去逼迫劳动者多干活，据以提高企业效益。在第二阶段的承包制改革期间，主流经济学说团队生产的监督是很困难的，需要激励管理者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有效监控，由于监控信息属于私人信息，因此需要引入激励相容约束，让管理者分享企业利润——即厂长拿承包费，以促进其用心投入管理。第三个阶段的主流经济学解释，则说要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创造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非私有化不可，因此“靓女先嫁”“冰棍论”等妙论大为流行。


　　这三个阶段的主流经济学理论阐发，可以用“权力创造效益”来一以贯之，第一阶段主流们说没有权力的有效强制，劳动者肯定要偷懒，所以减少需要强化和垄断权力;第二阶段主流们则说，监督偷懒缺乏制度化的方案，这需要激励管理者充分利用私人信息，所以，授予管理者以剩余索取权是绝对必需的;第三阶段主流们则说，公有制意味着产权模糊和虚置，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下对管理层进行剩余分成制激励，强度还远远不足，需要把整个的产权和全部的剩余索取权都授予管理团队——所谓的“管理层买断”就是这么推导出来的，这样才能够创造监督权力有效的现代治理结构的基础。因此，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的主流理论，不管源自海龟还是土鳖，均可以用“权力效益论”学派来界定。


　　几十年过去了，主流们的论证也成为了历史，他们想要改革的过去也早就不存在了，但是，各个时期的企业效益数据还在，并且还严重地不符合主流们做出的理论解释。正是在激励逐步强化，说权力强化和垄断肯定会创造效益的当口，国企效益一路恶化下去了，到1996-1997年连续两年，国企盈利企业的总盈利小于亏损企业的总亏损，出现了全局性亏损局面，然后就是朱镕基以“国企甩卖改革”来实现“国企三年脱困”目标了，改革结果是国企大多数不存在了，当然也就无所谓困难和亏损了。下面这个曲线图，是改开年代国企三个主要效益指标稳步下滑的趋势图，1997年之后朱镕基灭企改革启动之后，残留的国企及其效益与从前不再具有可比性。


　　虽然，后来的改革真的逐步地强化了管理权力，恢复了劳动者的雇佣地位，企业也恢复了“为利润而生产”的目标，但是，曾经许诺的企业效益改进和劳动者努力水平提高，却一点影子都见不到，这极大地毁坏了主流经济学的信誉，同时也极大地束缚了主流经济学的论证方法。


　　由于主流经济学的“权力效益论”得不到实践支持，结果在经验和理论展开两个方面都陷入了困境。也就是说，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展开和论证方式，既无法做到“实证研究”的材料和数据说话，也做不到“规范研究”的合乎逻辑要求，不得不长期停留在“公理解释学”的浅薄层次上，做各种低水平的巡回往复。厉大教授也一样受制于这个巨大的瓶颈，长期走不出“公理阐释学”的套路，应该说，这样的学术生涯和理论努力，低于任何一种学术评价标准的门槛高度。


　　而且，由于天不假年，厉大教授开始其真正观点表达的时期，已经年过花甲了，这就有了巨大的学习劣势。在今日中特资本社会中间，支持非公企业，既不谈不上理论贡献，也谈不上学术创新，只能够算是一种有关政治正确的老生常谈而已。而且，在厉大教授主持的非共三十六条中间，揭示出厉大教授受制于年龄和学习能力衰退的巨大瓶颈，理论知识极度匮乏而充满了想当然。


　　老田在微观经济学第一课课堂上，就被教会了“生产可能性边界”——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产出有其最大边界，但厉大教授似乎到老都没有对此形成起码的概念。非公经济三十六条的各种政策扶助措施，实际上体现出要把非公经济扶助到超越“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外的空间去，应该说，这是一个幻想透过政策扶持实现“过度生产”的不切实际的方案，即便是出台了也不具备落实条件。后来有些主流经济学家和官员，硬是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困难的现实出发，鼓噪了一场宣传运动，然后据以支持P2P金融出台，去对接遭遇到银行嫌弃的“劣质客户”，试图以此支持非公企业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外的扩张，获得新的发展空间，结果导致巨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其负面结果早就人所共知了。由此看来，厉大教授对于私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空间，也缺乏最基本的理解，想要以主观的良好愿望去代替客观的市场选择，结果遭遇到了现实的惩罚，当然，其严重恶果是由社会承担的，没有要厉大教授自己承担。


　　前两年，厉大教授在东部某省调查三农问题，也有一个著名言论发布。老田与武汉几位著名三农学者饭局相逢，私下里讨论过此事，这几位学者都认为厉大教授理论水准如何未知，但吸收农村现实信息的能力太差，严重低于门槛水平，他所阐发的政策建议也严重不靠谱。


　　应该说，厉以宁作为老一辈土鳖学者，还是受到过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的，但是，因为想要当与时俱进的聪明人，只做聪明选择，就不得不装出“健忘症”的种种表现来。结果，他在北大第二届世马大会上的发言，被与会青年学者极度看低了，很是“瞧他没有起”。


“格雷欣法则”的经济政治学：秦桧得宠的“媚权”秘诀被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发扬光大了


　　撇开“权力效益论”被实践证伪不说，仅仅就学术原创性而言，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贡献度也严重不足，就时间先后顺序而言，在先出场的，先后有邓小平(1979年的责任制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人民日报》(1981-82年就大规模开始宣传“大锅饭养懒汉”了)和世界银行(1984年就出版了中国经济考察团报告)。在这个方面，厉以宁当然也体现了平均水平而未能例外。


　　如果厉大教授依据需要真的当上了先进，对于一个主要理论被实践彻底证实为谬说的大教授来说，对一个主要观点没有丝毫原创性的学者来说，没有多少正面宣传价值，人为地高评和宣传，这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官府机构，恐怕都不是什么好事。有句老话说得好，“狗屎不臭挑起来臭”，理性选择是不要去挑。


　　当然，如果官府机构真的抱有淳化学风、敦化学理的善愿，谨推荐一个这样的正面方案：敦促厉大教授就其为实践所证伪的那部分谬说道歉。这才会带来正面的学术建设效果，至少让庸众看到大学者中间，还是有个别人愿意尊重实践和经验的，还有人愿意放弃“淌来之誉”去修正自己的错误并痛改前非的。


　　不得不说，岁月是把杀猪刀，没有人可以躲过其锋刃。曾经万众仰望的名大教授，昨日的理论和预言都被后来的经济现实彻底证伪，到了垂暮之年他本人既不能学会新理论的入门知识，又不能从现实中间透过调查提取真实有效的信息，就算是这样了，似乎还有很多人不愿意让他真正退休，体面地离开舆论场，何其悲哉!呜呼，阎王爷保佑厉大教授吧。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