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按：近期红中发老师在女神读书会所作的网络讲座《从农业剩余提取角度看新中国农业合作化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意义》（点击查看）引发了广泛讨论。


　　田力为老师对这篇讲稿的贡献与不足进行了深入的点评。他认为，尽管红中发老师对于合作化的贡献有正面和积极的认识，但总体未能摆脱主流经济学的影响，而且观察的视野需要进一步拓宽。女神读书会特将田力为老师点评的全文发表于此，希望可以深化读者们对前三十年经济体制的理解与认识，促进各方讨论。


　　对红中发老师“剪刀差”论文的粗略看法


　　文/老田


　　认真阅读了红老师关于剪刀差的论文，总体印象，要挣脱主流经济学的局限是比较困难的时期。红老师的文章，比主流经济学家们要更为务实和进步，承认合作化的正面作用，特别是承认合作化对工业化的作用。同时，他也没有完全超越主流经济学，反而赞同弱控制条件下农村所谓增量改革的神话。同时，红老师的新观点是说毛时代工业化是一种甩开了农村进步的“一条腿”独进的“嵌入式”工业化。


　　红老师的解释体系，要害问题在于是把全部的解释因子局限在城乡与工农业对照方面，硬要从这个狭窄的观察视野里去解释工业化的积累来源问题。而且，还想当然地把城乡分割这个劳动力市场“不流动”现象，进行了比附解释。这个解释体系很强大，其核心缺陷来源于几十年来形成的主流解释——主流解释是通过管窥蠡测的经验观察去得出宏观结论。


一、观察视野方面的局限性所在
　　红老师赞同引用薛暮桥的看法：“上世纪70年代末，薛暮桥也指出：‘我国现在的财政收入，农民所提供的税金只占百分之十以下，工业所提供的税金和利润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似乎工人向国家提供的积累很多，农民所提供的积累很少，实际情况并不如此。这是因为农民所提供的积累，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通过不等价交换转移到工业中去实现，计算到工人的积累里面去了。实际上农民所提供的积累，在财政收入中至少占三分之一。’[[34]](155)这一论断至少是不夸张的。”


　　这个引用，恰好揭示了红老师观察视野的严重缺陷——只拿工农业状况的狭隘对照，就过于迅速地得出大的结论。


　　毛时代的价值链分配，工业居于压倒性的优先地位，在定价机制上硬性规定“工大于商”，今日流通环节加价幅度远大于工业净产值率，但毛时代不是这样，那个时期全社会的大部分经济剩余，通过人为的政策选择，在工业品价格中间去实现。结果就是毛时代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效益超级好。与今天上市公司平均盈利水平5-7%相比，毛时代全部工业平均盈利水平要高出3-4倍，甚至，今日优质公司——上市公司平均盈利水平不足改开前全部工业平均数的二分之一。


　　拿这个现象去对照农业，肯定会得出农业受到了剪刀差剥削。但是如果拿工业盈利能力，去对照商业流通环节和金融业，其结论又会是什么呢?结论也是一样的，是工业攫取了对商业的巨额剪刀差，还攫取了对金融业的巨额剪刀差。


　　想想看，在1983年进行“拨改贷”改革之后，银行业仅仅用了十多年就在中国大地上复制了香港那种“银行多过米铺”的现象，这攫取了多大的经济剩余份额，而这在毛时代都是被彻底压制了的巨大潜力。不仅毛时代工业生产的资金要素成本极低，恰好因为农业未能突破而工业和城市化规模长期偏大，导致长期的低工资政策，这也是工业生产环节劳动要素价格长期低下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后果也一样要体现为工业品的高利润和税负能力。


　　所以，毛时代工业生产中间，投入的要素价格极低，同时产出的价格补偿水平又空前高，全社会的经济剩余人为地选择在工厂和工业品去实现，这就造成了毛时代工业企业的超级盈利能力——那时各行各业都全心全意地服务于办工厂赚钱，而这本身就是一个有待于深入剖析求得解释的“极度反常现象”，对这个现象不加分析就进行简单对照，得出靠谱结论的可能性极低。


二、农业劳均生产性评估方面的缺陷
　　红老师从人多地少的现实出发，讨论了合作化的历史作用，但是，在计算工农业劳动者创造价值时，明显没有考虑农业劳动者就业不足问题，当然也没有考虑资本有机构成问题。这就很难恰当地揭示出农业劳动者价值创造过程与工业之差。


　　实际上，如果农业劳动力有足够好的劳动对象，部分地走出“劳动力海量剩余”带来的就业不足局限，就会很不一样。毛时代一些特殊地区的农业劳动者，例如内蒙的黄灌区，人均耕地数量很多，其收入水平是超过城市工厂平均水平的;还有一些先进农业典型，因为内部的高产稳产耕地改造成就很大，劳动力人均产出水平也一样超过了城市，例如大寨工日价值就达到了1.5元(对照城市工厂二级工月工资38元左右)。


　　就工农劳动者的状况对照，毛时代集体农业中间，劳均年产粮食达到或超过一吨，可以自己解决温饱问题，这是分田之前多数地区的状况。劳均产辆超过两吨，就算是相对富裕的农村了，这只占四分之一的样子。还有百分之三左右的劳均产粮少于一吨的地区，温饱问题自己解决不了，需要“吃返销粮”——如小岗村那种。


　　至于，用农民收入不高去解释分田和乡镇企业，是十分可笑的谬说，严重妨碍准确认识农村和农业的真问题，至今如此。按照那个说法，似乎农民要拆散集体农业是因为收入低，集体制度压抑了生产和致富潜力，那么反过来追问一下：个体农业对于收入的贡献难道很大吗?此种可笑的非逻辑想象力，是新时代意识形态生产低水平的一个征兆，说明了马屁精式的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产品，只具有及时性而没有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逻辑基础，试问：个体家庭农业以极低工具占有水平耕作户均不足10亩土地，如何致富?


三、对于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错误理解和劳动力流动机制问题
　　红老师把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视为剪刀差政策外延后果来看待，恐怕只会在很小程度上成立。


　　城市工厂在1952年完成民主改革完成之后，劳动者挣脱了雇佣劳动制地位，政治和经济体验大为提升，这是“翻身”“解放”体验的来源，同时，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就出现了，借用主流经济学理论：民主改革的后果是均衡工资率高于市场工资率。由此肯定会带来求职者多余雇佣机会的对比，这就需要引入进入流量管制了——以便把高出求职机会的多数求职者拦在工厂外面。应该说，这样的机制起作用，首先是在城市里，近乎每一个工厂外面都积存了大批求职者等待的状况，而工厂内部由于拒绝恢复雇佣劳动制和把工资下调到均衡工资率水平，因此，对外关闭求职大门就是唯一选择，这个具体的选择逐步扩大为城乡二元结构，在实行充分就业之前，基于进入流量管制的劳动力保护措施是无法终结的。


　　改开后，不是因为人为终结了二元结构，而是恢复了雇佣劳动制和市场化均衡工资率，这才导致进入管制的必要性消失。其结果，也不是红老师含混暗示的农民地位提高，而是恰好相反，是正式工消失且向农民工待遇看齐，这才有了劳动力流动性提高和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在这里，不得不说，红老师恰好误解了现实，还把现实演化趋势给解释反了。


　　红老师读书过多，但经验太少。实际上，文革前的城市状况，也是存在着严重进入管制下的就业不足状况的，特别是女性就业比例很低，女性大多数参加就业的状况是文革之后的状况。文革前，大批家庭妇女也是没有机会就业的，一样是被关在工厂大门之外的。毛时代超有活力的居委会，就是因为“不就业的家庭妇女”数量过多，她们组织起来接管各种社会性事务，其协调问题和处置社会矛盾的能力，远超今日拿工资的居委会或者社区工作人员。那时居委会干部一文钱工资也没有，纯属义工性质，但其处置事务的能力真不差。如果红老师能够有一点这个方面的经验认识，想必对于进入管制的成立条件和起作用的范围，有更多的把握，就更容易挣脱主流的格式化叙事了。


　　而观察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配置状况，需要认真分析城市和农村各种的推力和拉力现象，才能够得出较为务实的结论。


　　在这个方面，也恰好反过来，需要肯定毛时代移风易俗降低非必需开支的作用，以及依托集体创造农民福利的作用，正是因为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毛时代农村还能够留住农民——收入赶得上支出同时消灭了相对贫困化。


　　今天，由于打工经济的兴起，农村劳均耕地数量上升，化肥和农药等现代投入的可得性增加，但是，农村却留不住农民了。这没有任何别的原因，今日在农村务农，挣不够好生活所需的最低开支数目了，由此才决定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就业选择。按照人口流动的“推拉理论”，毛时代的集体福利和移风易俗降低非必需开支，是最小化了农村内部的推力，城市的进入管制实际存在则阻断了拉力，因此农民选择留在农村从事农业。今天的状况反过来，是最大化了农村内部的推力，同时最小化了城市的拉力，合成的状况是一个“进不去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


四、中国农业生产的严重不足和温饱缺口的解释地位
　　毛时代城乡和工农交换环节中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紧张关系，这个不假，主要原因在于“温饱缺口”的实际存在——全国粮食产量不够全部人口吃饱，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由此，才抉择了统购统销政策，这个政策的实施，在农村对农民的口粮要求形成压力，在城市对食品消费的旺盛需求进行抑制，主要的内在政策效果是要人为地压低农民和市民的恩格尔系数。


　　依据恩格尔发现的统计规律，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况下，食品支出占比更高，恰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土改后农民的收入上升对于粮食消费需求很殷切，结果威胁到了农副产品收购，而工业化展开之后就业和工资总额上升，一样扩大了对食品的有效需求，但总供给跟不上城乡新增消费能力，这才是选择统购统销政策的关键历史前提。实际上，中国的温饱缺口大约到了1980年前后，才逐步消失，此后的相关政策和票证制度延续，是惯性作用的结果，其背后的条件已经消失了。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