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耻」历史真相

原创 我是艾公子2023-01-29 云阿云智库•讲史

导读：李纲的主张已经算是妥协，宋高宗却还不愿接受，没有最怂，只有更怂，想要继续南逃避难，更不可能北伐，迎回二帝。于是黄潜善、汪伯彦都出来拍马屁，提出巡幸东南以避敌的意见。从此，宋高宗更加依赖黄、汪二人，有意疏远李纲。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金兵长驱直入，攻占相州（今河南安阳），距离开封不过咫尺之遥。

1

宋徽宗内禅后，从小不爱嬉戏游玩、才能平平的老实人宋钦宗，从他老爸手中接过了皇位这个烫手山芋，终日惶恐，无法安心过新年。

宰相李纲给了他安全感。

城外战况紧急，李纲招募敢死之士2000人，身先士卒，与金人鏖战于京城西北。之后，刺血上书劝说宋徽宗退位的李纲，又担负起保卫京城的重任，还把打算弃城而逃的宋钦宗拉了回来。

宋钦宗听说金兵渡河，本来撒腿就要跑，禁军将士都备好鞍马，甚至把太庙供奉的皇帝牌位也请了出来，一行人在清晨时偷偷摸摸地整装待发。

李纲进宫见此情景，对将士们厉声说道：“尔等愿以死守宗庙乎？”

将士们不愿当逃兵，高喊：“我等愿意死守！不在此，将去何处？”

这仗不好打，却还有得打。

李纲入殿，对宋钦宗说：“陛下昨天跟臣说要留下，今天又要跑路，这是为何？六军将士的父母妻儿都在京城，不愿离去，万一中途失散，谁来当您的保镖？况且敌人的骑兵已经逼近，若他们知道陛下车驾出城未远，快马加鞭前去追赶，该如何抵挡？”

宋钦宗听到出城更危险，小心脏有点受不了，只好留在城中。但朝中主和派依旧畏金如虎，处处对李纲形成掣肘，还派人出使金营，以纳币、割地、送人质为条件，请金人退兵。

李纲身陷主和派围攻时，另一个主战派大臣宗泽也来到了开封。

不久后，在主和派的举荐下，宗泽被任命为“和议使”。临行前他对小伙伴们说：“我这一去，就不能活着回来了。”

众人感到诧异，问他这是为何？

宗泽正气凛然地回答道：“敌人若知悔改，带兵撤离自然是好事。否则，我怎么可能向金人卑躬屈膝，有辱使命呢！”

有人将此事报告给宋钦宗，主和派才知，这个使者根本就没想替朝廷议和，而是铁了心要和金人搏命，这不得谈崩了。趁着车马还没出发，宋钦宗赶紧把宗泽撤下来，改派他出知磁州（今河北磁县）。

李纲与宗泽，这两位铁骨铮铮的的主战派，在国家危难之际同时赶赴前线。

他们的命运从此与大宋一落千丈的国运交织在一起，余生陷入有心报国、无力回天的无尽愁苦之中。

2

金人兵临开封城下，李纲将城中兵力重新布防，命弓箭手猛射金兵，放火焚烧攻城云梯，等待各路勤王军队陆续到来。

城外，各路宋军集结，号称20万。城中军民士气大振，同仇敌忾，还有李纲主持大局，可北宋还是没有逃过灭亡的命运，甚至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

南宋的朱熹评价靖康年间朝政时，用了这四个字——“无一是处”。

很多人常认为，宋钦宗就是个背黑锅的，如果没有他爹宋徽宗把国家折腾得乌烟瘴气，北宋朝廷也不会迅速崩溃。实际上，宋钦宗这个亡国之君，对北宋覆灭也有不少责任，是他自己把取胜的筹码全给赔进去了。

曾经有一个李纲在宋钦宗面前，他没有好好珍惜。

在指挥开封保卫战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李纲两度被贬，他提出的计策，宋钦宗不愿采纳，失利后却还要追究他的责任。

起初，李纲认为金人贪婪无厌，战斗力极强，宋军应该坚壁固守，等到金人食尽力疲时，再出兵收复失地。“纵其北归，半渡而击之”，这就是必胜之道。

但是，宋钦宗却一心想用20万大军速战速决，执意命各路军队出战，偷袭金营。结果，宋军劫寨失败，主和派把出师败绩的罪名推到李纲等主战派身上，李纲因此被罢免官职。

李纲指挥作战时，金人不敢贸然出击，听说李纲被罢官，他们当天就派出一支骑兵到城下耀武扬威，气焰嚣张。

城中宋朝臣民的表现比金人还要激烈，太学生陈东叫来上百名同学伏阙上书，掀起一场大规模抗议运动。闻风而来的军民多达十余万人，集结于宫门外为李纲伸冤，直言李纲是唯一能承担天下重任的人，主和派大臣尽是“庸缪不才，忌疾贤能”之辈。

愤怒的群众毁坏了宫门外的栏杆，甚至朝主和派大臣投掷瓦砾，之后还打死了几个宦官。当有人指责他们要挟天子时，太学生们高声答道：“以忠义胁天子，不逾于奸佞胁之乎？”

之后，宋钦宗急命李纲官复原职，并一起登上高楼与百姓见面，才渐渐平息众怒。

在这场北宋灭亡前夕的爱国请愿运动中，抗议者的思想高度可谓超前，他们不顾所谓的君臣大义，宁死也要支持忠心报国的李纲复职。这是一种真正的爱国精神。

但身处漩涡中心的李纲，也因此引起宋朝皇帝忌惮。

在李纲复职次日，宋钦宗颁布命令，说：“士庶有以伏阙上书为名者，意在做乱，今后如更有似此之人，即与收捉，并从军法斩讫奏闻。”

这是说，今后再有群众抗议，直接处死。

李纲复出后，再次整军备战，痛击金兵，形势对城外的金人愈发不利。胜利的天平一度向宋军倾斜，进退失据的金兵，终于在次月解围而去。

宋钦宗看金人走了，有点儿飘，主和派大臣趁机散布流言，说李纲早就有意鼓动太学生，威胁皇帝重用自己。在朝中奸佞小人的打压下，正义的声音再度被淹没。

当时开封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

北宋朝廷一片混乱，仅仅过了几个月，金兵就卷土重来，于靖康元年秋攻陷了坚守八个多月的军事重镇太原，又一次剑指汴京，阴霾笼罩在黄河两岸。

此时，李纲却已被贬出朝。他被宋钦宗派往河北、河东解围，实际上无兵无钱，战败后被贬到南方。李纲离京前为朝廷筹划的抗金之策，也被主和派全盘否定。

李纲前脚刚走，宋钦宗受投降派蛊惑，将他所征调的军队罢去一半，尤其是罢四川、福建、广东、荆湖诸路正规军与京西诸州的非正规军，取消钱粮犒赏的费用，完全就是“送人头”行为。

离京不过几天的李纲得知后大惊，连忙上书反对。其中说到，主和派认为四川等地路途遥远，但征发之诏四月就已下达，现在远方之兵都在路上，如果以寸纸之书让他们回去，朝廷如何取信于天下？臣担心日后再有号召，天下无应者矣！

果不其然，金兵再次兵临开封城下，偏远之地响应朝廷号召的勤王之兵寥寥无几。

宋廷不断派出使者求和，却无法抵挡金兵进军的步伐。金人根本没把屈辱求和的北宋君臣放在眼里，说：“待汝家议论定时，我已过河矣。”

另一边，早已看出议和并非救国之策的宗泽，正带领十几个老弱士卒前往磁州任职，那是抗金的第一线。一路上，临危不惧的宗泽写下了《早发》一诗：

繖幄垂垂马踏沙，水长山远路多花。

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

这一年，宗泽已年近七旬，他招募义勇，发动民众修缮城墙，制造兵器。磁州一带抗金形势一片大好，宗泽为此上书道：“邢、洺、磁、赵、相五州，各蓄精兵二万，敌攻一郡，则四郡皆应，是一郡之兵，常有十万人也。”

但朝廷仍然是主和派占了上风，宋钦宗派出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再度出使金营议和。

赵构路过磁州时，宗泽叩拜迎接，劝谏道：“金人不过是用花言巧语诱骗我们前去议和，他们的军队已经打过来了，再去金营还有什么可谈的，请康王不要去了！”

赵构很聪明，他也听说金兵已经渡河，不愿自投罗网，于是掉了个头，后来一边受宋钦宗册封，打着兵马大元帅的旗号聚集溃军，一边跑到济州（今山东巨野）安顿下来，不敢与金兵正面交锋。宗泽多次苦劝他直趋澶渊，收复失地，解京城之围，赵构却无动于衷。

宗泽只好孤军奋战，向开封进军。宗泽率军出征后，一路和金兵打了十三场仗，全部获胜，将士们毫不畏惧金兵强悍的战斗力。

国难当头，宗泽一面写信请赵构会师京城，一面联络其他宋军，继续向开封挺进。他鼓舞手下将士，说：“现在进退都是死，我们必须死里求生！”

李纲与宗泽的奋战，还是无法阻止汴京陷落。

宋钦宗向金人递上降书后，满城君臣百姓如羊入虎口，尽是悲泣之声。

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纵火焚城，烧杀掳掠，挟持徽钦二帝、宗室、妃嫔、大臣等三千多人北归。

宗泽得知这一消息，立即率领大军抄近路赶到大名（今河北大名县），想联合各军过河堵住金兵的归路，将二帝抢回来。

可当他到达时，各路军队竟然没有一支前来勤王，宗泽孤掌难鸣，只好望河兴叹，眼见金人带着“战利品”远去。北宋俘虏到了北方苦寒之地，“男十存四，女十存七”，无数人惨遭蹂躏侮辱，倒毙路旁。

这，就是靖康之变。北宋，灭亡。

老当益壮的宗泽，深深感受到一种无力感，而这种不甘与悲愤，成为其短暂的抗金生涯中唯一的基调。

吃瓜看戏的赵构成了大赢家。

21岁的赵构，从孟太后（北宋哲宗皇后）派出的使者手中接过刻有篆文“大宋受命之宝”的玉玺，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称帝，改元建炎，重建政权，史称南宋。

宋高宗赵构为了树立威望，即位后不得不起用主战派的李纲为相。他还写了封信给受命回朝的李纲：“方今天下生民遭此劫难，只有阁下这样学穷天人、忠贯金石的大臣辅佐朕，才能符合苍生的期望。”

赵构的亲信黄潜善、汪伯彦对这一安排极为不满，这两位都是“无进攻之志”的主和派，且自以为对宋高宗有“攀附之劳”，怎么说也得讨个宰相当当。

黄、汪二人，成了李纲、宗泽抗金的阻碍，而他们背后的老板赵构，也是一个耳根子软的懦弱之徒。

建炎元年（1127年），李纲出任宰相后，为赵构呈上“议国是”等十事，认为当务之急是防御金人再次南侵。他与主和派势不两立，敢于当面与皇帝的宠臣黄、汪抬杠，这股忠直耿介的气度让他与宋高宗渐行渐远。

李纲前来行在拜见高宗时，赵构知道他跟主和派闹矛盾，就让黄潜善负责设宴款待，并由汪伯彦等人陪同，希望他们尽释前嫌，修复一下关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可是李纲不按套路出牌，他见过赵构后，上奏请辞此宴，直接回家，把黄潜善等朝中大臣直接晾在大门外，也不打声招呼。

汪、黄早已备好筵席，等了大半天也没见着李纲人影，得知真相后怒不可遏，从此玩了命整李纲。

赵构一即位，之前担任其副元帅的宗泽也前往拜见，向高宗陈述抗金大计，说到激动时不禁老泪纵横，在一旁的李纲也为之动容。

一天，李纲在朝见时与宗泽偶遇，有过一番谈话，他们谈及国事，为之心痛不已，也为抗金大业慷慨激昂。当时，开封府缺一名独当一面的大臣驻守，李纲就向高宗极力推荐宗泽：“绥复旧都，非宗泽不可。”

赵构早想着重用宗泽，李纲也欲留他共同主持大局，但是以黄潜善、汪伯彦为首的主和派大臣屡屡从中作梗。最后，高宗只是授宗泽以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让他去建设大后方。

李纲立马察觉此事不对劲，便一再奏请擢宗泽为开封府尹、东京留守，大力支持其对京城的防御。

这些“糟老头子”犟得很，赵构自知拗不过，只好同意。

孤独的宗泽，在主和派轻蔑的眼光中，来到那座已经没有皇帝的都城。

开封不久前惨遭金兵劫掠，盗贼蜂起，人心惶惶，城中残破不堪，“冻馁死者十五、六”，早已看不出一丝《清明上河图》中那盛世繁荣的气象。

同样孤立的李纲，在朝中不断受到黄、汪等党羽的攻击。

有人说李纲，“名浮于实，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还有人老调重弹，用之前北宋大臣的言论抨击他：“为金人所恶，不宜为相。”

李纲与宗泽有共同主张，他们一人在朝，一人在汴，艰难支撑起抗金的大旗。

他们都善于利用河北、河东等地民兵。

当时，各地义兵兴起，打着勤王的旗号，却各怀心思，难以统一调度。但朝廷眼中的这些“匪”“寇”兵力雄厚，是李纲与宗泽一心争取的对象。

淮南的杜用，山东的李昱，襄阳的李孝忠，都被李纲调兵遣将一一讨平，降者多达十余万，归于诸将帐下，听候调遣，构成一道横跨数州的防线，只待渡河讨伐金兵。

京西、淮南、两河一带的“草头王”们也在宗泽爱国精神的感召下，纷纷加入匡扶宋室的队伍。

濮州义军的首领王善，自称手下有数十万之众，兵车万乘，本来不给宗泽好脸色看，还想出兵占领汴京。

宗泽听闻此事，亲自前去劝降，单骑入营与王善相见，请他加入抗金大军，说：“朝廷正当危难之时，如果有一两位如你这样的人，岂还会有敌患？今日就是立功的好时机，机不可失啊。”

王善一看，宗泽年近七旬，还一心为国为民，极富诚意，对他佩服不已，二话不说，解甲归降。

寿春人丁进，江湖人称“丁一箭”，聚众数万人，听闻宗泽的威名，带兵前往京城近郊求见。

宗泽的部下都担心有诈，宗泽却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何况是人呢？”

丁进到后，宗泽亲自接见，像对待老部下一样与他亲切交谈。丁进十分感动，当即请宗泽前去视察他的部队。宗泽毫不怀疑，第二天就去慰问了丁进的军队。

从此，丁进所部归入宗泽麾下，成为保卫汴京的一支生力军。如果发现队伍中有人怀有二心，丁进会果断地将其斩杀。

除此之外，还有外号“没角牛”的杨进、李贵、王大郎、王再兴等各自拥兵割据一方，宗泽晓以大义，将他们一一招降。

李、宗二人对主战派的同志，也都是知人善任。

李纲举荐了张所、傅亮等主战派，此二人分别被任命为河北路招抚使与河东路招抚使。

张所在北宋当过御史，宋朝向金朝割地求和时，他主张招募河北民兵救援京城，后来黄潜善被高宗重用后，他又上疏直言黄潜善奸邪误国，因此被贬到江州。这些主战派一个个都脾气火爆。

得到李纲提拔后，张所来到河北招揽豪杰，整顿军备。一个因越职言事而被逐出军营的青年，在此时来到河北投奔张所，后来归于宗泽帐下。

他，就是岳飞。

岳飞只是一个低级军官，敢于说真话，此前上书论事，惹祸上身。

他竟然谴责“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还义正辞严地请高宗“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

这样一个刺儿头，深得宗泽器重。

有一次，岳飞触犯了军法，本来要严加处置。宗泽一见到他，交谈之后，发现他是一名不可多得的将才。

正值金人入侵汜水，宗泽给了岳飞将功补过的机会，让他带五百名骑兵作为先锋部队出战。

岳飞初出茅庐，就尽显军事奇才，在这次遭遇战中痛击金军。岳飞凯旋后，宗泽赦免了他的罪，并升他为统制，年轻的岳飞由此成名。

然而，李纲与宗泽，这两位最有威望的抗金大佬之间，却出现了一些裂痕。

宗泽抗金的思想，是主动进攻。南宋一建立，他就向宋高宗“乞兵十万往收复河北”。他招揽各地民兵，也是“用之以转战，而不用之以固守”。

李纲的计划却是以守为主，在坚守中原的同时，也要保护宋高宗安全，他建议高宗巡幸襄阳等地，而不要急着北上。所谓“待其来寇，则严守御以备之。”（李纲《奏议·议国是》）

宗泽与李纲在抗金计划上的分歧，似乎动摇了他们共同的主战立场。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却寡廉鲜耻。李纲与宗泽的政敌，主和派的黄潜善、汪伯彦合作默契，在反对主战派的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

黄潜善、汪伯彦的首要目标，就是扳倒李纲，进而把持朝政。

因为选择“巡幸”之地一事，宋高宗与李纲的君臣关系闹崩了。

赵构在战乱中即位，即便宗泽已经过去把他老家开封府“打扫”了一遍，他也迟迟不敢回家。李纲的战略是以守为攻，官家不敢回老家就不回了，那就去河南、荆襄之地巡幸，以表示不放弃中原之志。

李纲的主张已经算是妥协，宋高宗却还不愿接受，没有最怂，只有更怂，想要继续南逃避难，更不可能北伐，迎回二帝。于是黄潜善、汪伯彦都出来拍马屁，提出巡幸东南以避敌的意见。

从此，宋高宗更加依赖黄、汪二人，有意疏远李纲。年轻气盛的他对执拗的李纲愈发不满，说：“李纲这个家伙，竟然把朕当小孩子看待！”

李纲不愿认输，坚称不可放弃中原，跑去东南躲避，上疏道：

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弃之，岂惟金人将乘间以扰内地；盗贼亦将蜂起为乱，跨州连邑，陛下虽欲还阙，不可得矣，况欲治兵胜敌以归二圣哉？

抗击金人，光复中原，迎回二圣，李纲的每一句话都踩中了赵构心中的雷。

到了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在汪、黄等人的攻讦下，李纲以“狂诞刚愎”、“设心为何，专制若此”等罪被罢相，前后上任仅75天，其规划的军政也几乎被废除。

黄、汪一党穷追不舍，接连上书弹劾，一直把李纲贬到了南方瘴疠之地——海南岛。

李纲罢相后，之前在靖康围城时帮助过他的太学生陈东再次出面力挺，三次上书，请求宋高宗不要罢免李纲，指出黄、汪不可信，还要高宗“还汴、治兵、亲征、迎请二帝”。

这一次，皇权露出了尖锐的獠牙，宋高宗听到陈东等人为李纲求情，还敢教训自己，甚至质疑自己皇位的合法性，他果断下令，将陈东等上书言事的太学生处死。有学者认为，陈东直到死，也未与李纲有一面之交。

李纲罢相，意味着主战派在朝中失去话语权。

主和派汪、黄屡屡从中阻挠抗金，宋高宗也不再受制于人，彻底放飞自我，在罢免李纲不久后就逃到了扬州。

如此一来，最难熬的，就是宗泽。

建炎二年（1128年）春，留守东京的宗泽已经招抚各地义军百万之众，且积蓄了半年军粮，他多次上书痛斥黄、汪一党懦弱无能，请皇帝还京掌国，却一次次石沉大海。

宗泽知道赵构“恐金症”晚期，可能不相信他的话，还在奏疏中诚恳地说：“臣若有毫发误国大计，臣有一子五孙，甘被诛戮。”

在一次与金兵的交战中，宗泽擒获了辽国旧将王策，亲自为其松绑，请他坐于堂上。

两人都与金人有国仇，宗泽对他说：“契丹本来是我大宋兄弟之国，如今女真辱我主，又将你们灭国，我们应当同心协力，一雪前耻啊！”

王策听宗泽这么说，感动得稀里哗啦，也不计较北宋之前背信弃义，就将金人的虚实全部告知宗泽，进一步坚定了宗泽抗金的决心。

宗泽打听到两河州县金军兵力空虚，前后上疏二十多次，恳请赵构“早还华阙”，发兵北伐。宗泽的文书如雪片般飞来，可赵构都不为所动。

一直拖到当年七月，宋高宗仍然没有表态，宗泽的部队迟迟无法进军。

宗泽望眼欲穿，期盼着皇帝移驾开封，希望却如此渺茫。

他病倒了。

年迈的宗泽忧愤成疾，背上生疽，从此一病不起。

当将领们在榻前问候时，他支撑着坐起来，说：“我本来没病，只因二帝蒙尘，心生忧愤。希望诸位能够奋力歼敌，那样我就死而无憾了。”

众将听罢，泪流不止，表示一定不会辜负宗泽的嘱托。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宗泽反复悲吟杜甫写诸葛亮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没有一句话谈及家事。

临终前，他大呼三声“渡河”，悲愤去世。

宗泽的儿子宗颖，将其遗表上呈高宗，表中最后几句写道：“属臣之子，记臣之言，力请銮舆，亟还京阙，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谏！”

不知宋高宗读罢，心中是何感受。

宗泽的理想，随他消逝在东京梦华之中。李纲却在失意的烦恼之中，又艰难地活了13年。每次宋金议和，这个老愤青都要上书把主和派痛骂一顿。

绍兴八年（1138年），主和派的秦桧入朝执政，南宋再一次与金朝议和。

早已远离中枢的李纲虽然失去存在感，但还是投了反对票，上书高宗，言辞激烈，其中说到，金人毁我宗庙，迫害二帝，他们是我们的仇敌，我们是他们的心腹大患，岂有讲和的道理？

李纲直接怼宋高宗，责问他：“何况现在还有半壁天下，臣民都拥戴大宋，如果陛下与有识之士一起谋划，还能有所作为。怎可忘记祖宗的基业和百姓的期望，不加考虑就急于向金人屈服，希望苟延性命于旦夕之间呢？”

天底下也没几个人敢这么跟皇帝说话了。

当时主和的大臣认为李纲忤逆，请求将其治罪。高宗却为李纲开脱，说：“大臣当如此矣。”

次年，赵构想再次起用李纲，任命他为荆湖南路安抚大使。抱病的李纲对朝廷早已失望，极力推辞。

他告诉皇帝，老臣迂腐，不善于明哲保身，总是上书烦扰陛下，这几年，臣频繁反复地受提拔、贬斥，不仅有损于陛下知人善任的英明，也有损于国体。

这番话，好像还有几分讽刺的意思。昨天的你对我爱答不理，今天的我让你高攀不起。

高宗看罢，也不愿强求。

又过了一年，58岁的李纲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李纲一生六起六落，自罢相后漂泊四方，壮志难酬。晚年的他屡遭贬谪，身体日衰，以“病牛”自喻，曾在谪居鄂州期间，写了一首《病牛》诗：

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

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任何一个时代，都不缺李纲、宗泽这样的硬骨头。

可又有多少时代，容得下这样的硬骨头？

参考文献：

[宋]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元]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清] 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99年

何忠礼：《南宋全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日] 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

白晓霞：《南渡三宰相研究（1127-1138）》，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万里云扬 | 绍兴议和时金真有灭宋的实力？

万里云扬2023-01-30云阿云智库•讲史

导读：事实上，有金一代，金军从来没有过灭亡南宋的机会，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有效控制住巴蜀、襄阳。宋对金议和，真是怂得让人痛心不已！所以，绍兴议和时，金军哪有灭宋的可能？相反，宋军北伐收复黄河流域失地的可能性极大，这才是当时最真实的战场态势和军事势力对比！所以，当时赵构秦桧议和是非常不明智和不负责任的，杀害岳飞自毁长城就更过分了，这个没啥可洗。

文 | 万里云扬

本来，绍兴议和冤杀岳飞，赵构秦桧之流被钉上历史耻辱柱，是几百年来的公论，几乎板上钉钉。然而，近些年来，却不断有些自作聪明的史家文人，试图传达一种说法：绍兴议和对南宋是明智之举，否则南宋有灭国之虞。比如民国著名“大师”吕思勉，就因为这种论调还引发了官司。而今年贺岁喜剧《满江红》一出，潜在支持这种论调的网文又铺天盖地。

时下这种论调泛滥，不用多想，某些人想表达的无非是在这个历史关键节点，中国该如何如何。中国历来不缺投降派，不缺低调俱乐部，这种人大约有个共性，往往不是摧城拔寨的铁血男儿，不是科研攻关的技术中坚，更不是挥汗如雨的生产骨干，而是躲着书斋里抿着茶品着咖啡的文人。吕氏如此，胡适如此，今天某些人依然如此。

吕氏抨击岳的一点，是岳的实际战绩。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问题，需要各种史料来澄清；并且，相当多的史料其实已经澄清了。不过，我今天主要想谈的不是岳飞的战绩问题，而是想谈另外一个问题：即便岳飞的战绩是虚构的（当然，相当多史实其实证实了岳飞的战绩绝不是如吕所言），宋与金的对峙中，宋就真的必败？金就必胜？绍兴议和真的是高招？

一、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决定胜负的因素是什么？

这其实主要涉及一个对冷兵器时代战争的认知问题。对冷兵器时代战争知识的极度匮乏，恰恰又是那些轻言南宋必败者的通病。

这里，首先需要有一个概念。冷兵器时代，大量的战争胜负，根本不取决于纸面上的力量对比。简单比比谁兵多谁就赢，何其荒唐？相当多的战争，其实有着与指挥者临场发挥等因素相关的偶然性。想想法鲁萨战役，想想坎尼战役，想想淝水战役，想想桶狭间战役？如果连这些出名的战役都不知道的人，凭什么来谈古代战争的胜负？

其次，需要澄清一个观念。冷兵器时代，不同的军队，武器装备战法训练，确实有着差距，但是基本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如同近现代欧洲列强对外殖民掠夺时的那种代差。唯一的特例是西班牙人在美洲初期的征服。西班牙人的冷兵器是钢铁，而阿斯特克人和印加人是石器；西班牙人有战马，有有组织的战阵，而印第安人还在打群架阶段。除此以外，冷兵器对决时代，真正意义上武器装备的代差是很小的。远远小于抗美援朝时代我军装备与美军的差距。

估计会有人抬杠，骑兵对步兵的优势。这个优势确实存在，尤其是在机动性方面。然而，在正面两军对决时，其实骑兵对步兵的优势就并不是那么绝对的了。欧洲历史上，确实有过重甲骑兵称雄一时，然而，克制重甲骑兵的手段：苏格兰的长矛圆阵、瑞士的长矛方阵、英格兰的大弓，马上就出现了，而且之前北欧盾墙也能一定程度上遏制骑兵冲锋。仔细观察中世纪战史，重甲骑兵真正碾压对方步兵的战例并不多。当然，古代骑兵的机动性优势是另外一回事。这个结合宋金双方的实际情况还会再谈。

最后，还需要澄清一个概念。冷兵器时代，国力的概念和现代不太一样，对战争胜负的影响也不太一样。现代社会战争，如一战、二战，战争相当大程度上拼的就是科技能力、工业能力和人力储备。打到最后，参战各国都几乎把科技能力、工业能力和人力动员做到极限了。明显是谁占优谁赢。名将辈出的德军挽救不了二战时的战局，优秀的指挥官能做的不过是延缓一下战争进程。然而，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并不是这样。人口少、经济能力弱，甚至军事装备生产能力也弱的国家，战胜这些方面比自己强的国家的战例，屡见不鲜。春秋末年吴伐楚、战国中期秦攻楚、淝水之战晋破前秦，等等，失败一方明显人更多经济更强，装备也不在劣势，偏偏输了，找谁说理去？如果真论起经济能力和人力，恐怕大宋根本不该输给金、西夏、辽，宋却伐辽夏失败、靖康之耻，又找谁说理去？所以，空洞地以所谓国力，来论冷兵器时代战争的必然输赢，是相当荒唐的。

二、宋金双方的主要军事装备

澄清了以上三点，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当年的宋金战局，看看绍兴和谈是某些人以为的明智之举，还是彻头彻尾的昏招烂棋。

首先承认，宋金最初的交锋，靖康年间，乃至南宋初年，宋军是占劣势、吃了大亏的。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这里面的原因在哪，对宋而言是必然天灾还是昏君人祸，是不可逆转的还是有所可为的。

这里就需要弄清金的军事优势到底在哪。人数上早期金军肯定不占优势。单兵训练与战斗力方面，北宋晚期的总体上承平日久武备废弛，金军优势明显。在主战装备上，双方各有所长。金军最精锐的主力是重甲骑兵（铁浮屠），注意，这种铁甲重骑兵和之前乃至之后的游牧部落的骑兵都不太一样。这种重骑兵的优势是对阵正面冲击，而机动性其实比轻骑兵差很远，并且，披挂重甲并不方便马上骑射（异常精锐的唐军有重甲骑兵装备弓箭的，但不确定是否骑射），类似欧洲的中世纪骑士。金军另有被称为拐子马骑兵，到底是什么样的军队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骑兵不是铁浮屠，更大可能是机动能力更强的轻骑兵。在军队的正面对决下，重装甲是有相对优势的。另外，需注意一点，宋代，中国内地的冶铁技术已经相对落后于周边。比如，西夏人就有了装备防护力更强的冷锻甲的铁鹞子骑兵。有种合理推测，金军铁浮屠也装备的是冷锻甲，防护力很强。

但当时的宋军，军事科技上也并非一无是处。宋军也有著名的装备步人甲的重步兵。宋军装备有杀伤力极大的神臂弓，并且还有射程极远（有狙杀两里外敌军的记录）的三弓床弩。宋军的基础配置其实是批重甲持长矛的重步兵在前掩护，主力则是持包括神臂弓在内的弓箭手，对敌进行远距离杀伤。另外，需注意一点，通常，步兵使用的弓弩，能比骑兵使用的射程更远杀伤力更大，著名的英国大弓就很难在马上使用。所以，宋军是有着射程方面优势的。

以上谈的主战装备。当然除此以外宋金双方都有辅助兵种。真实的战争场面不一定是双方主力以主战装备正面对决。但主战装备对于战斗力的影响还是关键的。

此外，当时的火器还非常不发达。1132年宋将陈规率先使用了管型喷射火器，但应该不算太成熟。金军也在发展火器，并率先在战争使用了铁铸的能爆炸的炸弹，但这个得要到十三世纪，所以与绍兴议和时的战局无关。另南宋明显有水军优势，但与绍兴年间北伐关系不大。

我们盘点完双方的主战装备，那么，可以断言，金军必定胜宋军么？显然不行。强弓劲弩，对重甲骑兵的压制能力其实很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英法百年战争中的三次著名战役：克勒西之战、普瓦提埃之战、阿金库尔之战。英军的弓箭手都成功压制了法军重甲骑兵。并且，英军的重甲骑兵还下马作战充当重步兵掩护弓箭手。这种配置，几乎就是南宋军队的翻版。并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宋军神臂弓的威力不会小于英国大弓；而金军铁浮屠防御力冲击力未必强于法国的重甲骑士（尤其是后期的装备了板甲的重甲骑士）。那么，仅从军事主战装备上而言，绍兴议和时代，凭啥说金必胜？

三、为何早期宋金之战宋军输得一败涂地？

这里面的原因就必须说道说道了。

首先一个大问题，就是北宋晚年武备的废弛。你有好的装备，但生产质量如何？保养得如何？铠甲数量质量够不够？可用的弓箭的数量够不够？都是问题。

其次，士兵的训练也是问题。北宋养了大量军队，然而养军队的目的更多不是对外作战，而是吸收流民流氓，免得他们作乱。这种情况下士兵的军事素质可想而知。当然，当时的西军因为承担对夏作战任务，所以战斗力要强一些。军事训练不到位两个后果：其一，士兵作战技能不行；其二，士兵战斗心理素质不行。后者尤其要命，冷兵器时代心理素质不行的士兵，很容易在敌军压力下自行崩溃。早期宋金之战，宋军就多次发生这种溃败的状况。

第三个问题，就是将领的临场调度指挥和控制军队的能力问题。北宋武人地位低，早期将领，除了西军中种氏兄弟等少数，绝大多数素质是不够的。而当时金军确实不乏在伐辽过程中展示出极高军事素养、并且有着丰富军事经验的将领，包括著名的完颜兀术。

以上三个因素，再加上赵氏朝廷屡屡出昏招，导致宋金对战早期宋军输得很惨，有了靖康之耻。然而，这三个因素在当时都是不能克服的么？

四、宋军素质方面真没有战胜金军的可能？

显然不是。宋毕竟有着非常强的手工业基础。好好组织武器生产，快速提升武器质量，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负责组织的官员认真负责。相关技术宋代工匠本身已经掌握。

第二个问题，人员训练问题。这个就更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岳家军就以训练严格而著称。冷兵器时代，有些军事技能需要多年训练才能掌握，比如蒙古骑兵的马术、骑射。有些技能需要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比如步兵长矛的使用，弩的使用（弩手的培训成本比弓箭手低很多）等等。只要士兵营养跟得上，有必要的蛋白质等营养摄入；训练跟得上，有必要的力量和体能。相关军事技能都是能通过训练提升的。并且，宋金人种上并无太大差别，而且宋有着人口基数大的优势。认真选拔，总是能选拔出相当数量身体素质好的士兵的。加以认真训练，作战技能不会太差。而临战心理素质问题，是可以通过严明的军纪与训练以及实战经验积累解决的。通过认真选拔和训练以及参与实战，包括南宋在内的农耕民族完全可以培养出高素质的士兵。事实上，绍兴议和前，岳飞、刘锜、韩世忠等将领，确实已经训练出来高素质的军队了。尤其是岳飞，还训练出善于冲锋陷阵的精锐骑兵。

第三个问题，将领素质问题。到绍兴议和前，南宋已经在实战中培养出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将领的，你可以质疑岳飞的战绩（如吕思勉），你可以再质疑刘锜的顺昌大捷，你甚至可以再质疑韩世忠的黄天荡、吴玠的和尚原，但你不能质疑，金军从曾经的渡江南下逼得赵构流亡海上，到退回秦岭、河南中部、淮河一线吧？金军不会是有意转进回淮北的吧？没有一批能征善战的南宋将领和他们培养出来的优秀军队，怎么可能？

所以，从军事角度，认为那个年代宋必败金必胜的，多半就是军盲。根本不了解当时的冷兵器作战。

估计有读者会质疑，我疏漏了一个大问题：军队打仗是要耗粮饷的。这确实是个大问题，问题是我会疏漏这么个大问题么？当然不会。宋初引进了占城稻，一是导致粮食产量大增，二是导致粮食生产重心已转移到长江流域。南宋时代兵民分离，军队是脱离生产的职业军人不假。但是一线对金作战的部队不过二、三十万，加上留守后方的军队，人数也不过几十万。但南宋地区控制的人口已经是几千万，几千万农业人口，加上南宋当时还有相对发达的工商业，如果没有乱七八糟的腐败、组织混乱等事，保障二三十万精锐在前线作战，真心不是太大难事。并且，南宋军队主要是在中原地区收复失地，后勤补给线并不需要太长，很多地方还可以用水运。所以，财政上北伐根本不太可能给南宋造成太大的负担。何况，北伐收复的失地，本身也是生产粮食的农业区。

这一点上，宋比金强太多。金本身控制的地区粮食产量是远逊于南宋的。并且，绍兴议和之前几年，金的傀儡伪齐政权，因为兵源不足问题，还屡屡征发签军，也就是拉从事农业生产的壮丁入伍。这种兵员本身素质就有问题，同时征发这种兵源还容易影响农业生产。金军的中坚：女真人的人数精而不多，但注意，铁浮屠也好、拐子马也好，都是骑兵。打起仗来，战马也是需要补给的，没功夫找地方放牧（中原也没草场放牧。这也是金骑兵和后来蒙古骑兵的大区别），那就得喂粮食。所以，双方打起来，金军对粮草的消耗绝对不会比宋军少多少，但想想，双方的粮草补给能力？谁更可能撑不住？当然，宋军，至少岳飞部，军纪严明，不会抢老百姓；金军经常这么干。但这么干的后果也很麻烦：战区老百姓支持宋军而不支持金军，这个对金军是非常不利的。

再就是武器补给。宋军的步人甲是极耗铁的，但宋军披甲率不高，通常也就是前面持长矛掩护的士兵着重甲。弓弩手穿这玩意射箭不方便。宋军大量使用的弓箭，确实是消耗品。但南宋有强大的手工业基础，还真的很少发生箭矢不够的情况。

所以，宋对战金，只要认真准备、认真打，怎么会是必输？

五、绍兴议和时宋的地缘优势         

需要注意两个地理因素：

一个是，绍兴议和时，金的都城还远在黑龙江，无论军令、政令的传达，到前线都较南宋不知远了多少。金军是远离大本营作战。并且，从金前后立张邦昌、刘豫两位傀儡皇帝来看，金对于自己到底是否要统治汉人居住的地方，态度并不是那么坚决。五代时，就有过辽攻下汴梁，马上放弃的先例。宋军收复失地，只要作战意志坚定，远离大本营的金军，并且不太在意汉地的金军，会坚守么？而且北方还有大量起义军配合宋军。因此，绍兴年间真是北伐的大好时机。之后1163、1206年南宋又有过两次北伐，但非常不幸，那时金已经迁都中都（今天的北京），认真经营黄河流域了，甚至出了金世宗这么个治国高手。那时，一方面金的抵抗意志强多了；一方面宋失地已久，官兵大多与北方也已有些淡漠，不复有绍兴年间的坚定的北伐意志。当然，那两次北伐在准备、用人等方面也都有问题。但绍兴年间，宋军确实有非常好的北伐收复失地的机会。

另外一个是。大家不能忽略两个战略要地：四川、襄阳。盘点一下，中国历史上，北方政权能够成功地南下灭掉南方政权的，都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先决战略条件：军事上控制住巴蜀、襄阳。晋灭吴如此，隋灭陈如此，宋灭南唐如此，后来的元灭宋亦是如此。唯一的例外是奇葩的南明弘光朝廷抵抗清军，不过当时巴蜀、襄阳也不在弘光朝廷的控制范围内。为何巴蜀、襄阳如此重要？原因不复杂，就是这两个战略要地能够突破或者真正威胁长江天险（襄阳通过汉水可方便地运兵至长江），并且占据上游之利，顺江而下，运兵、补给都非常方便。北方政权不控制住这两个地区，孤军下江南，很容易被从襄阳、巴蜀顺江而下敌军截击，切断后路。而控制住这两个地区，可以顺流而下，突破长江，直插南方政权的核心江南地区。所以，后来元灭南宋，双方在巴蜀、襄阳先后鏖战了四十年。后来破襄阳，围死钓鱼城，元军才能放手直下临安，甚至不顾当时坚守扬州的宋军。金政权，当时并没有控制巴蜀、襄阳，凭什么灭宋？所以当时不论怎么打，金军都没有灭亡南宋的可能。事实上，有金一代，金军从来没有过灭亡南宋的机会，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有效控制住巴蜀、襄阳。宋对金议和，真是怂得让人痛心不已！

所以，绍兴议和时，金军哪有灭宋的可能？相反，宋军北伐收复黄河流域失地的可能性极大，这才是当时最真实的战场态势和军事势力对比！

所以，当时赵构秦桧议和是非常不明智和不负责任的，杀害岳飞自毁长城就更过分了，这个没啥可洗。当然，赵构秦桧之流也确实有些可能的现实考量，而南宋之所以不能北伐成功亦有着其社会政治因素，而绍兴议和给华夏民族带来的灾难则是长期而深远的。具体这些问题，改天再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