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五百年来谁著史――谈中国的格局

原创 王志纲2023-05-01 云阿云智库•学界

导读：五百年来谁著史？离不开三个关键词：全球化、工业化、现代化。回溯历代海权霸主的胜利，现代化史上三代霸主的成败得失，其成功并不是所谓民主的胜利，更不是文明的胜利，而是基于实力的胜利，是建立在白骨和鲜血之上的胜利。

作者：王志纲

来源：智纲智库

各位企业家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谈谈中国的格局。

当今社会，格局是个热词，很多人都在用，但往往不得其法。

追根溯源，格局最初源自命理学，是“定格”与“合局”的简称。时移世易，“格局”一词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个人、组织、区域乃至国家各有各的格局，但究竟何为格局，仍旧众说纷纭。

有人把格局解释为气度，有人解释为修养，有人解释为胸襟，有人解释为眼界……从哲学的角度来解读“格局”，我认为一句话足以——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面对复杂纷呈的问题，如何分清小与大、台前与幕后、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如何做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宏观在宇，微观在握，是掌握格局要义的关键。

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今世界，人们在小问题上知道的越来越多，在大道理上却懂的越来越少。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扑面而来，信息爆炸，每天都会发生很多新闻。如果分不清“大”和“小”，即使每天学习，恐怕还不如机器人，有被时代淘汰之虞。

今日之中国，正在经历千年未遇之变局。中国从“高速增长” 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与世界的关系从“模仿学习”走向“无人区”。

面临发展的深水区，跳出窠臼重新理解中国的格局已经迫在眉睫。今天我希望站在宏观的视角，为大家解读当今中国的格局，这一问题关乎我们未来的走向和命运。

一、五百年来谁著史

谈中国的格局之前，先要好好地看看世界的格局。

当今世界格局，可追溯于500年前，人类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史，同样发轫于500年前，理解了这五个世纪群雄逐鹿的底层逻辑，才能真正理解当下的世界格局。

五百年来谁著史？

离不开三个关键词：全球化、工业化、现代化。

印象非常深刻，我多年前去葡萄牙罗卡角考察时，曾在一块石碑面前矗立良久，碑上刻着一句诗“陆止于斯，海始于此”，语出著名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翻译得也非常经典。一般人从中看到的是文学性和穿透力，我却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长风万里，波涛相送，在这里，人类第一次真正看见了海洋。

葡萄牙“纵身入海”，除了先天的海洋文明基因之外，还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东方和西方早先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流，驼铃声声，商旅不绝。但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君士坦丁堡陷落，整个中东及近东地区成了穆斯林的天下，欧洲想要获得香料，只能另找道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人开始探讨打通新航路，和东方继续连接的可能性。位于濒临大西洋的伊比利亚半岛，获得了历史性机遇。恰好在此时，伊萨贝拉女王横空出世，成就了西班牙的霸业之基。

伊萨贝拉上台后，就发动了大规模的收复失地运动，将盘踞多年的穆斯林王国彻底赶出伊比利亚半岛。而在此前，伊比利亚半岛几乎全被穆斯林占领。当时的西班牙也因此有个别称，叫西大食。统一后的伊莎贝拉踌躇满志，正想大有作为时，一个落魄水手找到了她。

水手讲了一个故事，在东方有座金库，如果有了它，就能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你只要再投点钱，我就可以实现你的梦想。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认为这是一个骗子。但是女王力排众议，给了水手一笔钱，支持他走向茫茫大洋。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哥伦布发现美洲，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风投成功了。

直到今天，如果问西班牙人最伟大的人是谁，很多人无疑会说是伊莎贝拉一世。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有时真的说不清楚。

西班牙、葡萄牙开风气之先，荷兰紧随其后，创立了股份制和现代银行，后起之秀英国和西班牙争霸上百年，终于荡平无敌舰队，英国开始崛起，成了日不落帝国。

作为二代霸主，英国有了更多的进步性，现代科技、现代政治、现代法律、现代工业、现代金融、现代邮政等等无一不是诞生于英国。不夸张地说，英国就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与契约精神在那时逐渐成为世界共识，并成为现代经济的灵魂。还有诸多运动都发轫于英国，包括我经常打的高尔夫球。

正规高尔夫场地都是18洞，我一直琢磨为什么是“18”这个数，到了英国才知道，原来在苏格兰高地，冬天都很寒冷，那些最初发明高尔夫球的红鼻子牧羊人，为了御寒，每个人屁股上都挂了一瓶小酒，打一洞就是一杯小酒，最18杯正好一瓶下肚，由此定了规矩是18洞。苏格兰牧羊人定的规矩，今天成了通行全世界的法则。

英国之后，欧陆群雄并起，日俄搭上末班车，美国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终于雄踞世界之巅，一切故事追溯源头，都在葡萄牙的那块小小的纪念碑上。

欧洲列强竞逐海洋的同时，中国在干什么呢？一句话概括，中国在完善自己的“格局”。

中国的格局很简单，也很复杂。

简单来说，就是中国作为东方文明中心，在天然地理环境的优势下，形成了统一王朝，通过几千年来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角逐，最终相互融合，构成大中华格局。

复杂点来说，在通讯手段、管理手段、社会经济都很落后的古代，想要维持大帝国有效运作，要为之付出巨大的努力，无论是制度上、文化上、还是社会架构上，都需要不停地完善。一代代最聪明、最优秀的中国人，用一生心血来修修补补这个传承千年的“局”。

在明清两朝，中国的“格局”达到了巅峰，内有儒家文化、科举制度、官僚体系，外有天下观、华夷五方论和朝贡体系，这个局很完美，很精巧，但挡不住时代车轮的碾压。

这个“局”，最致命的问题在于没有海洋视野。

从版图来看，中国有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我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大地东、南两面临海，这样的地理环境不可能不产生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

精卫填海、徐福东渡、鉴真过洋、八仙过海，无论是神话传说、历史事迹还是商业贸易，不仅体现了先民们傍海而居、耕海牧海的生存智慧，也是烙印在我们文化中的海洋记忆与文化基因。

500年前，中国甚至比西、葡两国还要提前走向海洋，明洪武年间，郑和七下西洋，远到了非洲。如果想占领土地的话，随便插一个旗子，哪有日后葡萄牙、西班牙的份。

但在漫长的格局塑造中，尤其是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外敌几乎都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万里长城、九边重镇不时上演着民族间碰撞、斗争与交融的奏鸣曲，而海洋则慢慢被遗忘。随着清王朝的建立，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制度层面融合为统一的二元制帝国，天下观彻底形成。

当内部力量无法冲破格局的桎梏，只会遭受来自外部更猛烈的打击。

在1840年，“天下”终于遭遇“世界”，中国人的骄傲被坚船利炮打的粉碎，在血与火的淬炼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的民族，变成了一个自觉的民族。伴随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勃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并总结出了“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三大历史阶段，中国开始经历格局打碎、重组的漫长岁月。

二、陆权与海权

西升东降，起起伏伏五百年，背后隐藏的是一部海权与陆权的漫漫消涨史。

什么是陆权和海权？

海权论由美国人马汉提出；如果能够控制海洋，就能控制世界的贸易和财富，从而控制全世界。

陆权论由英国人麦金德提出，他认为亚欧大陆是一个巨大的世界岛，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 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 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这两个概念提出的虽晚，但足以解释近五百年来的世界主线，海权逐渐取代陆权，是这五百年间的“大道理”。

典型陆权国家除了中国，还有俄罗斯，本是陆权大国，结果为了寻找出海口，双头鹰东顾西盼，无数次发动战争，只为分海权大时代的一杯羹。

俄国代言陆权，美国代言海权，两国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竞争。意识形态之争的背后，还有根深蔕固的陆权、海权之争。

现在有很多人对美国持有好印象，这可以理解。这一百年来，帝国主义蚕食中国，很多国家吃相特别难看，吃相最好就是美国。

美国拿到庚子赔款以后，居然还给了中国，让中国建立了山西大学、清华大学两所大学，建设了现代化医疗体系，还给中国人搞了留学生培训班，很多第一代留学生就靠这笔钱出去的。

所以早期中国人对美国人印象很好，因为当时它在帝国主义中看起来最善良，最有大国风范，最有格局的。

再讲个关于留学的故事，1979年，中美建交。在一次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时，邓小平突然提了一个问题，中国能不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而且希望立马能够得到回答。代表团当即电话打到华盛顿白宫府邸，美国时值半夜，卡特正在睡觉，朦胧间以为出了什么大的事情，接起电话来，只听对方说：“我正在跟邓先生一起讨论，他提出一个问题，中国能否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想请总统定夺”。

卡特总统的回答很简单：“是吗？当然可以，多多益善”。

这三句话直接反映了美国的心态——自信、宽松、幽默。

那个时候的美国，是一个自信儒雅的美国，有大国风范。在卡特眼里，百废待兴的中国丝毫不具备任何威胁，你愿意把人才输送给我，有多少要多少，你肯定颠覆不了我的政权，影响不了美国的发展，相反这批接受了西方思想熏陶的精英们，可能还能改变你政权的颜色，这就是当时美国人的思维。

什么叫大国风范？出钱、出力又出人，充满自信。曾经的美国，长时间扮演这一角色。

但非常遗憾，今天的美国和昨天完全是两回事，吃相特别难看，在打压中国上不讲信用，不择手段。我国领导人在全国两会用了一句“中国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之前的讲话从来不点美国的名，这次公开点名，足见形势之严峻。

我看到一些美国议员的发言，即使谈的话题和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站起来都要先骂一顿中国，美国的朝野和两党从来没有如此团结过，一定要趁着最后的窗口期，把中国的发展势头压下去。

如此坚决的背后，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实力日渐逼近美国，更因为中国是一个从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到崛起之路都截然不同的对手。

回溯历代海权霸主的胜利，现代化史上三代霸主的成败得失，其成功并不是所谓民主的胜利，更不是文明的胜利，而是基于实力的胜利，是建立在白骨和鲜血之上的胜利。

从殖民地到跨国公司，遍布全球的剥削和掠夺才是海权大国的本质。但不容忽视的是，绝大多数国家依然贫困、落后的现实，呼唤着全新的现代化道路，现在这道课题摆在了中国面前。

中国如果能不通过殖民掠夺，也不穷兵黩武，而用和平共赢的方式实现崛起，走出一条既不同于美国，又不同于苏联的现代化之路，对美国以及其代表的世界秩序将会形成巨大的挑战，这也是使盎撒文明感到最恐惧的地方。

从认知层面来看，中美两国同样泾渭分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认知往往是非红即黑、非此即彼、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中庸文化，讲的是“执其两端，而取其中”，在两个极端之间，99%都处于辩证运动当中，随时都有可能变化，通过妥协在变化中去寻找突破，在不确定中去寻找确定，是中国老祖宗的智慧和战略、哲学里面很重要的东西。

未来5-10年，是中美摊牌的重要时刻，也是矛盾交织、斗争激烈的阶段。

中国从边缘地带进入舞台中央，一切来得太快了，被妖魔化、污名化很正常，讲好中国故事没那么简单。

最好的办法就是做自己的事，用高度的确定性应对全球的不确定性。所谓的确定性，就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提高效率，以稳定的政治秩序和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迎接摊牌时刻，这是中美之争最大的道理。

三、五星出东方

讲完了世界的格局，让我们回到中国的格局上来。

中国是怎么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长到今天足以挑战美国的地步呢？

粗略划分，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840年到1949年。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仁人志士救亡图存，各种政治主张在中国这片试验田上激烈角逐，救亡与启蒙交织，最终北方吹来十月的风，统一的新中国在废墟上建立起来。

第二阶段，是1949年到1978年。经过一场抗美援朝的立国之战，尽管代价惨痛，新中国终于算站住了。彭德怀在1953年全国人大做报告时候讲到；“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言语之雄壮，气势之铿锵，真是“唯我彭大将军”。

这一阶段，由于经验不足，我们对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照单全收。在一代人的奋斗之下，中国从百废待兴、满目疮痍的农业国基础上，形成了初步的工业化，但高度僵化的体制同样带来了时代的伤痛。

我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1975年，我已经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但我的痛苦今天的年轻人根本想象不到。看不到任何未来，大学不招生，社会从来不招工，部队招人还要看家庭背景，连自由迁徙都做不到，遑论自由择业。那时“文革”已近十年，当我看到风烛残年的周恩来总理，拖着抱病之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重申“四个现代化”时，心里是极其凄怆且怀疑的。

1978年，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魄力，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也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

这四十年我基本上完整走了一遍，之前也曾叙述过很多。在这里只讲两个重要的观察：

1.边缘突破

边缘突破有三重含义。

第一，今天的闽粤是人人羡慕的发达沿海地区，但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初，这两个省都位于边缘地带，远离中央，福建作为对台湾地区防卫的前沿阵地，时刻备战。当时国家的发展战略主要投入在“三线（内地）建设”上，基本放弃了沿海经济发展，大型的项目几乎都没有在广东落户。

改革开放之初，选择福建和广东充当急先锋，出师不利也无碍大局。很多人说当时改革如果不从广东、福建，从上海多好。这样的看法不具备历史客观性。上海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重镇，也是共和国的四梁八柱，中央财政一半靠上海，这个时候把柱子卸下来，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整个中国就塌了。

第二个突破点，是相对城市而言边缘的农村，从农村开始改革，把农民释放出来。农民终于可以进城，可以去打工，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成千上万的农民开始走出乡村，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也在改变中国。

改革开放之初，在广州、深圳之间一百多公里长的走廊地带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工潮。1988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报告文学《百万移民下珠江》，开头是这么写的：

工业化浪潮在珠江三角洲古老的大地上奔涌，昔日弥漫着田园牧歌情调的桑基鱼塘、植林稻海上，梦幻般地冒出了一座座气势恢弘、神情冷漠的工业厂房，钢筋水泥吞噬着良田沃土。

伴随着耕地令人忧心地锐减，一个几何学无法解释的变化奇迹出现在人们眼前：昨日每亩只能承载两三人的土地，今天爆发出能承载二三十人、二三百人乃至上千人的魔力；昨天劳力严重过剩的困境，迅速被今天的劳力短缺危机所替代。百万本地农民“洗脚上田”，刚填平新的工厂的劳力缺口，成千上万栋新厂房又在沃野上崛起，向世人眨巴着饥饿的眼睛。珠江三角洲劳力不敷使用，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流动出现了。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少男少女，带着玫瑰色的希冀，告别父老乡亲，被珠江三角洲强大的引力吸入她宽厚的怀抱，这个社会经济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动人心弦、发人深思的现代剧。

作为“百万移民”的主角，农民工背井离乡，不是为了伟大理想，而是为了解决切实的生存问题。他们在家里面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在地里找食吃。

在改革开放后，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选择：背井离乡去打工。这看起来很可怜，离开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夜以继日地挥洒汗水，但一个月这两三百块钱的工资，或许是他种地一年都挣不到的钱。现在人们在声讨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的问题，或许有道理，却忽略了“吃饱饭”才是最大的道理。

第三个突破点，是城市边缘人员。第一批下海的人基本没有什么像样的身份，除了地富反坏右和社会闲散人员，还有历次经受政治运动打击的对象，总之就是不见容于体制的那批人，才被迫下海。最典型的人物就是年广久。

年广久是安徽芜湖人，炒得一手好瓜子，本来只是摆摊做生意，没想到瓜子越卖越火，赚了不少钱。有了钱以后，他在男女关系上也比较混乱，当地按照规矩，准备把他抓起来。

另一方面，随着瓜子生意的扩大，他开始雇工，最后雇了12个人，这在当时也引发了一场大争论。

年广久究竟是不是剥削，很多人都从马克思的故纸堆中去找，好不容易在原著中翻出一句话：雇工不能超过7个，超过7个就存在剥削。一些书呆子就揪着这点不放，说年广久这是剥削，要严肃处理。

现在听起来很好笑，但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就是这样被束缚着。

最后，这件事吵到了小平那里。小平听说后，觉得一个被叫作傻子的人，既没文化，又没地位，凭自己的能力，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养活了十几个雇工，意义非常大，就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决定放一放、看一看再说。

这一放就扶持了一棵幼苗，带出来一大片草原，形成了一个森林，私营企业就这样被“放”了出来。

纵观古今中外，成功的改革，往往是从边远地区、边缘人物开始的。

2.意外受孕

历史上的伟大事件，除了“边缘突破”的特点外，往往还是“意外受孕”的产物，即充满偶然性，起初谁也无法预知最终的走向。

民营经济到今天为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争议？因为民营经济从一开始就是私生子，是危机倒逼的产物，不在计划之列。

自改革开放以来，如何看待民营经济，是时代发展的一条总线索。尽管经历波澜起伏，左冲右突，但总体而言，民营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扩大。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当时甚至连市场经济都不敢提，只敢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那时温州市涌现出一批个体小商户。从事五金、矿灯、螺丝等行业，被称为温州“八大王”，在1982年全国开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运动中，“八大王”被作为经济犯罪分子受到打击，有的被收审关押，有的“畏罪”潜逃……是谓“八大王事件”，不仅在温州甚至在全国影响深远。

那个年代当然也有经济明星，但无论是马胜利、步鑫生、还是禹作敏，都带着集体经济的帽子，在他们最失意的时候，都是政府伸出强有力的臂膀扶持着他们渡过了难关，走出了沼泽。

但真正在市场经济内部的搏杀是不允许外援的，一个企业家要在经济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就不能单单依靠阳光雨露的护佑和滋润，必须完全依靠自己在社会和经济风雨中去搏杀闯荡。

就这个意义上说，那个年代的经济明星，很大程度上是"温室效应"的产物，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而当云空突然失去阳光之后，他们的缺陷也就渐渐地暴露无遗了。

80 年代中期，我国明确提出改革要以“市场取向”，私营企业迎来了一波短暂的发展高潮，随后因为苏联解体、东欧事变，90年代初社会又掀起一波逆流。很多老板心惊胆战之下，干脆把企业捐给政府，换一顶红帽子，安全落地。

我亲自领教过这种事情，90年代前后，临沂的王廷江把价值600万的白瓷厂捐给了集体，企业戴上了红帽子，自己也摇身一变成了村支书，被推举成社会主义教育的典型。一时之间全山东突然冒出了很多小“王廷江”。

当时还在新华社的我，对这种现象很感兴趣，特地到山东采访过一个“小王廷江”。 他跟我讲：“虽然工厂捐给集体了，但还是掌握在我手里。这就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但我从个体户变成了村支书。之前我虽然有钱，但没有安全感，直到当了村支部书记才有安全感。”

我当时不理解何为安全感，他拿起喇叭给我表演了一段烽烟戏诸侯：“乡亲们！十分钟之后到操场集合，不得有误，不得有误哈，有急事”！ 他一喊，全村村民立马甩开东西，从田间地头、屋里炕上开始集合，就像平原游击队和地雷战一样埋头蹭蹭猛跑，几分钟以后，乡亲们全都在操场集合，他又说：“乡亲们，没事了，来了个大记者，想看下大家，都回去吧”！众人散去后，他说：“王记者你看，这就是权力的重要性呀，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当书记呀”！

作为过来人，我清楚地知道，和那时的人人自危比起来，前两年关于民营企业的紧张空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那么困难我们都走了过来，所以我对今天也充满信心。

随着矛盾愈演愈烈，眼看历史的倒车马上开启，小平终于站了出来，在南巡讲话中提出：“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计划经济也罢，市场经济也罢，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而不是决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属性的标志”。为这一场争论画上了休止符，中国人才真正有了海，成千上万体制内的精英纷纷走向了大海，中国才真正走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

历史继续前进，南巡春风刮向千家万户。在90年代初，我去江浙一带采访，温台的景象深深震撼了我。当时电力紧张，家家户户门口都摆一个小发电机，街上那些面容姣好，操着吴侬软语的妇女们，像男人一样蹬着人力车，车上拖着四五百斤的货物。将近四十度的高温下，没人有怨言，都在默默奋斗，每个人脸上都是喜悦与希望，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采访结束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华东归来话广东》，并在文中感慨道：什么叫温州模式，什么叫市场经济？就是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不是无道，各行其道，道者，市场规律也。

随着中国经济迅速过热，市场经济乱象横生，军队经商、银行大放水、全民热炒房地产，大家都处在狂热情绪之中。房价暴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老百姓的日子又开始举步维艰。

朱镕基临危受命，力挽狂澜，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行政主导积极干预等宏观调控手段，终于渡过这个难关。

到了1998年，此时的国有企业已经撑不起中国的经济。一是效率低下，二是冗员充斥，三是市场缺乏。民营经济开始崛起。整个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工业开始了长达十年、脱胎换骨的历程。

一边是珠江三角洲的开放，成千上万三来一补的低层次代工企业开始摸索与成长；一边是传统守旧的制造业日益亏损。当新生力量尚未成长起来，旧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基础又日益扛不住的时候，压力全部给到了当时的中央，也给到了当时的总理朱镕基。

面对危局，朱镕基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第一，通过财税制改革，终于把弱小的中央，变成了强大的中央。

第二，以抓大放小的战略，把经营业绩不好且不属于支柱性行业的地方中小型国企“关停并转”，同时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逐渐退出，转而控制战略性部门和支柱性行业，并把这些领域的国有资产进行了大规模重组。

第三，如同“洪太尉放妖魔”一般，他开启了城市化的前奏——货币化分房，关于房地产争议不断，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高速城市化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见。尽管房地产的高度发展留下很多后患，但是它用市场化的方式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美国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就是超大型城市，但在中国百万级城市有成百上千，这样规模的城市群，就是在短短这30年中实现的。

第四，推动中国终于加入WTO，这一标志性事件，终于使中国按照国际惯例融入国际市场，彻底摆脱了几百年来封闭挨打，抱残守缺的旧面孔，走向世界，跟西方各国在同一个舞台上竞技。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随后的二十年间，中国民营企业开始登堂入室，互联网产业行情开始爆发，工厂经济向楼宇经济转型，手脚经济向头脑经济转型；高科技产业全面开花。

201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已连续13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为健全的国家，也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在这里，我讲两个小故事，帮助大家生动地理解民营企业的进化史：

我有两位贵州的企业家朋友，我分别叫他们小蜜蜂和醉红尘。小蜜蜂就是最早期一代的老板，上世纪90年代，他就跑到广东务工，早期一直在工地干活，他虽然身材矮小，但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就像勤勤恳恳的蜜蜂一样，所以被称为小蜜蜂，现在已经成为一家大型劳务输出公司的老板，还从乙方干成了甲方，生意做得非常稳健。

网名醉红尘的这个小伙子，来自贵州最贫困的乌蒙山区威宁县。如今在大湾区做产业园区运营，手里管了近百个产业园。他所在的威宁商会，在湾区就有近80位企业家，其中90后占了一半，这些90后大多数都是名校毕业，有文化、有知识、有高科技背景，在华为、腾讯这些大厂历练一段时间后，选择下海创业。

短短三四十年间，从小蜜蜂到醉红尘，一代民营企业家的进化史浮现眼前。小蜜蜂的成功万中挑一，不可复制，他能成功，说明时代打开了一扇窗户。

如今醉红尘和商会里的那些年轻企业家，则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了丰富的产业生态。就像是昔日丰饶的北大荒那样，插根扁担也可以长出大树，这点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

中美还是蜜月期时。我在硅谷与很多美国科学家交流。他们讲到，美国的创新像受精卵，而中国齐全的产业体系、产业配套和工程师红利就像是天然的卵床。两者必须结合，经过着床、孕育、怀胎、分娩的一系列过程，才能孕育出最终的产品。这就是生态的力量。无论你是草根也好、灌木也罢，或者外来物种，乃至是参天大树，各展风华，各得其所，彼此互相依附，谁也离不开谁。

但需要高度注意的是，生态从来不是绝对的公平和纯净，有能力的就去当乔木，次之的做灌木，再次之的当花草，只要能够享受阳光雨露，共同争勇成长，互相提携，互相为友，这才是共同富裕。

一个良好的生态，绝不是一定要把乔木砍掉，都变成草原，也不是拔苗助长，把花草变成大树，这是对生态、对规律、对生产力的破坏。

一个健康的生态，绝对不是一尘不染的盆景。很多事情我们一开始就希望它能绝对纯洁，就像水泥地一样，看起来干干净净、但其实不长树也不长草，更谈不上形成生态了。

近几年以来，妖魔化民营经济的言论时有发生，甚至颇有市场，企业家群体也成为众矢之的，有些人的人格甚至受到社会怀疑。民营企业家信心大受打击，再加上疫情对经济的重创。

过去一年中，很多企业家和我私下交流，都表示在过去一年中曾萌生退意，或准备移民，或开始躺平，或带枪投靠国企，总之一句话“不想玩了”。

在这样高天滚滚寒流急的背景下，我和俞敏洪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对话，越是前景晦暗的时候，我越坚定的站出来支持民营企业，甚至提出了“国运兴衰看民企”的观点。此话并不是说国运的兴衰系于民企一身，而是说如何对待民营经济，是国运兴衰的观测点、分水岭和试金石。

几十年中国的发展生动说明了市场才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市场就像一把筛子，你是米、是糠、还是砂砾，由不得你，更不是谁封的，一切都取决于市场的动态淘选。糠往哪里走，米往哪里走，最终会自见分晓。

很多自封为巨人的企业，只要经不住筛子的筛选，无不损兵折将、灰头土脸。而那些叱咤风云的商场巨头，哪个是组织部封的？全部都是市场残酷筛选的结果。

我经常讲一句话“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天翻地覆，谁都不能否认民营经济发展对市场经济的贡献，正是无数民营企业家充当改革“急先锋”、“火车头”，才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也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如果人为地降低这些火车头的动力，就会像印度的火车一样，每一节都挂满了想要“搭便车”的人，那样无论如何也是跑不快的。

令人可喜的是，自二十大之后，保护民营经济的舆论声浪开始复苏，支持力度明显加大，国家下决心把经济抓好，各地政府也都把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抓经济上来，这形成了中国治理当前的最大政治。

四十年来，我有幸经历了完整的时代之变，对“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句话，也有了更深的感受。

中国自古有着“大同社会”的传统，四十年的改革之路，也是在不断地调试过程中走过来的。为什么领袖往往被称为舵手，关键就在于方向的微妙平衡。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左还是右，公平还是效率，一路走到黑只会带来灾难。

我们今天又一次迎来钟摆的回拨，未来的摆动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但我坚定地认为，民营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尽管先天不足，但后天可畏。尽管是私生子，但绝对不是只有必要的“工具”属性，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而是有着充分必然性的历史产物。只要不走极端，不出现颠覆式的错误，中国的国运一定是挡不住的。

四、中国式现代化

这几个月来，许多省市的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招商足迹遍及全国全球，力度之大，表态之鲜明，让人看到了新气象。但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能生虚火，鼓虚劲，要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国发展的“关键词”。

穿过现象看本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探索，在于有效的双轮驱动：一是举国体制，二是民营经济。两者合力推动中国从 3000 年的农耕文明快速过渡到现代发达的工业文明。

举国体制的典型案例，就是贵州。

二十年前，我去瑞士考察，振奋的同时也不免深感绝望。贵州的资源禀赋一点不比瑞士差，但如果说当时的瑞士已经做到了秀外慧中，而贵州充其量算是个美人胚子。两者之间的差距着实太大。我悲观地预测到，有生之年恐怕见不到贵州的崛起了。

没想到就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天地剧变。伴随中国高速铁路网络八纵八横的全面打通，贵州全境高铁穿行，民航机场密度西南第一，高速公路纵横交错。世界高桥前100名中有50座、前10名中有5座在贵州。

山高水险的贵州，终于实现了“机场星罗棋布，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村村通硬化路”的宏伟蓝图。当你在走这些桥梁和隧道的时候，俯瞰贵州的时候，会觉得东方瑞士，真是名不虚传。

现在的贵州有2万多座桥，超过欧洲各国大桥的总和。再看看中国的机场、港口、码头、高速公路，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说现在美国的基础建设简直成了第三世界了。

贵州的崛起，真实反映了举国体制的伟力，如果没有举国体制，不可能有贵州的天翻地覆，不可能有重整山河般的国土整治，不可能有一个让特朗普看到腿软的中国。

国企就像巍峨大厦的四梁八柱，能遮风避雨，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更强，也更为可控。国企央企所承担的使命和价值，不是单纯的经济功能，它是一股国家可以迅速调配、不计成本的庞大力量。

每当一个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候，都要通过整合国家力量、增强内部凝聚力来渡过难关，不然强不起来。从古至今，中国的商鞅变法也好，苏俄的“战时共产主义”也好，道理和本质都是一样的。今天中国要挣脱西方战略围堵，国企作为大国重器，责任重大。

但与此同时，一栋房子不可能只有四梁八柱，一定要有精装修，才能给人提供更高质量的生活，这就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空间。

在国企基因不擅长的领域，比如服务业、创新产业，你只要有本事，你可以去做平台经济，做零售，做餐饮，或者做文旅康养，民营企业在做服务、做生活上有着天然的敏感性，在精装修的领域，将会大有可为。

在“走出去”的领域，国企往往代言中国的硬实力，以中交、中建、中铁等巨头为代表，在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展现出强大的国土整治能力。

如今他们正在走出去，向世人展示中国“基建狂魔”的压倒性实力和令人咋舌的执行效率，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动能。这次卡塔尔世界杯，还有和沙特的合作，都能看到中国强大硬实力的风采。

与此同时，民间所代言的中国软实力也不可小看，举几个例子：

比如小米，我在西班牙，看见街上的时尚青年戴着帽子，穿的花里胡哨，骑着一对“风火轮”，仔细一看，都是小米产的电单车。

比如TikTok，风靡全世界，打得美国那些社交媒体抬不起头。我去过美国很多次，经常还要刷卡付钱，落后难以想象，很多中国习以为常的玩法都能颠覆美国人的世界观。

再比如比亚迪，做了很多年电池后来转行做汽车，国内对比亚迪的印象停留在中低端车上。没想到在欧洲，比亚迪成了时尚的象征，甚至在汽车王国德国也不例外。比亚迪在德国展出的时候，人山人海排队买比亚迪的车，不少华人华侨甚至泪流满面。

比亚迪只是中国企业加速出海的缩影，高手在民间，创造在民间，只有释放足够的空间，民间会产生很多想都想不到的玩法和打法。伴随着中国进入到世界中心地带，当中国可以自由奔放展现自己的时候，中国人的玩法将会影响整个世界。

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背后，有三大具体的支撑。

一是巨国市场，统一稳定大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二是人口红利，能创造财富，而且有巨大的消费力。中国有3亿多中产阶级，比美国人口还要多，潜力巨大。

有人说中国没有人口红利，我不赞同。中国的人口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只有人口灾难，人越多越穷，第二阶段有人口劳动力优势。经济发展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走出来，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改变了家乡；第三阶段才是真正人口红利。人口的质量发生转变，有消费能力的巨国市场。

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稳定的秩序，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很稳定。这些构成了中国在全世界无以匹敌的竞争能力。

下一步，中国将会出现深刻的变化，我用四个词来总结——四新改变中国，新能源，新基建，新智造，新消费，这四个词合起来，就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核。在可预见的未来，这“四新”将主导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大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几大破题点，在群雄逐鹿的激烈竞争中，得“四新”者，将得天下。

今天时间有限，我就不做展开，下午我请到了几位重磅嘉宾，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光伏企业隆基绿能董事长，还有几位拥有核心技术、工艺和标准引领的隐形冠军企业的掌门人。他们掌握的某些关键技术，不仅能解决美国卡脖子的问题，甚至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过来卡美国的脖子，他们是四新的前沿探索者，下午我们会就这个话题做更深入的交流。

五、认知决定格局

前面我们谈了世界的格局，中国的格局，这部分我们谈谈个人的格局。

格局的前提，首先是认知：人和人的差别，不在于你是王侯将相，还是贩夫走卒，不在你的官多高钱多少，衡量一个人最终水平的就是他的认知能力，一个人认知能力决定了这个人的未来和一切。

什么是认知能力？

中国有句古话叫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我们在生活里面会遇到很多人，有的人官当得非常大，或者生意做得很大，但他看问题的角度是看山是山，就是好像都看到了，但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

所谓眼见为实，指的就是这一阶段的认知，如果他用这种第一层次的认知，调动巨大力量去实施某种策略的时候，那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个层面——看山不是山，就是我们有了专业知识，有了社会阅历之后，特别经历了市场的洗炼，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背后的东西。

一些不是山，但却支撑着山的知识。比如说地理学家看到山，会说这座山经过了怎样的地壳运动过程；军事家看到山，会说这座山是否具备军事价值，进攻这座山头该怎样部署文学家看到山，会想起“横看成岭侧成峰”，“飞流直下三千尺”这些经典名句；执政者看到山，则会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开发和保护等，这就是第二个阶段，看山不是山。

最后第三个层面，千山归来后，看山还是山。你看到的是构成山的底层逻辑和必然的力量，能够容纳所有人的视角，这时候，就获得了对事物、世界、人生完整的认知，这时候再出发，就将获得全新的格局。

如何能实现这三个阶段的成长？我总结为点线面体四段论。

有的人穷其一生，都是在点上生存。点上生存并不是贬低，恰恰是人生最重要的必修课，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立足点。点上人生虽然简单，做到极致也可以成就大国工匠，退而求其次也是一个技不压身的手艺人。

对于手艺人来说，即使做一个小老板，也能让人拍手叫绝、门庭若市。每个人只有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点”，才能真正驾驭自己的人生，否则可能连生存都会有问题。

点上生活并不可怕，但是用点上的观感、角度去分析大千世界，肯定会出大问题，小则头破血流，大则危害社会。因为这本质上是刻舟求剑，自己的方式错了，却倒过来抱怨这个世界。

当“点”做通做透之后，就可以在线上进行延伸，将整个链条上下游全部掌握，就足以被称之为专家了。

一个医生，不仅医术很好，而且把所属科室的各种疑难杂症、特殊术式、生理病理全部打通，这时候管理一个科室就游刃有余了；如果是个教师，把教育、教学、管理都打通，做个教导主任就没有问题。不要小看“打通”，如果张冠李戴，或者连而不通，往往铸成大错。

从线到面，是一次重要的认知升级。打通点和线以后到面上纵横，把很多看起来不关联的事情关联起来，这种人就拥有了跨界生存的能力。

面上生存，最大的挑战不是做点上的放大，或者线上的链接，而是能从全局把握，能做到匹配和协同。面需要的是触类旁通和融会贯通，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形成。

能够纵览整个关联性的行业，融会贯通，辩证成面，小则是一处领导，大则成一方诸侯；如果在一个行业内，也能挥斥方遒，成为大师。

认知的最高层面是“体”，相当于用昆虫的复眼来看待世界上的一切，触类旁通，勾连古今，深谙人性，看到事物立体、多维、关联的一面，能见天地众生，亦有自知之明，搞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向哪里去，方能成就人生的大格局。

今天我跟大家谈的这些，看似浑然天成，实则都是用“体”的视角来看世界、看中国、看政治、看经济、看文化、看人性。其背后，是我多年知行合一所总结出的一套哲学观、世界观和方法论。所谓源头活水，也都在这里了，希望跟大家共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