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对外政策影响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尤其是在充满动荡而又极具战略意义的中东。近年来布什政府试图将该地区改造为一个民主政体的联合体，而这激发了伊拉克的抵抗活动，引起了世界油价大涨，以及马德里、伦敦和安曼遭到恐怖分子的炸弹袭击。由于美国的对外政策影响如此之大，所有国家都需要了解它的背后驱动力量。 

 

美国国家利益本应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尤其是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后，与以色列的关系占据了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位置。美国对以色列始终不渝的支持、以及与此相关的在整个地区扩展民主的努力，激怒了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民众，威胁到美国自身的安全。 

 

这在美国政治史上是前所未见的。美国为何会甘愿为另一个国家的利益而不顾自己的安全？有人可能会认为，两国的联合是源于共同的战略利益或迫切的道德需要。但我们将指出，这两种解释都无法说明美国提供给以色列如此巨大的物质和外交支持是合理的。 

 

实际上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是由美国的国内政治左右的，尤其是“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的活动。曾经有些利益集团改变过美国的对外政策方向，但从没有任何游说集团像这些集团那样，能够让美国的政策转到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方向。 

 

 巨大的受益者 

 

自1973年“十月战争”以来，美国给以色列提供了远超别国的支持。1976年之后以色列是美国年度直接经济与军事援助的最大接受国，总额上是美国战后援助的最大接受国。根据2003年的美元币值，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直接援助总额超过了1400亿美元。每年以色列得到约30亿美元的直接援助，约占美国外援预算的五分之一。平均每个以色列人每年得到美国500美元的直接资助。虽说以色列是个富国，人均收入与韩国和西班牙相当。 

 

美国要求大多数军事援助资金接受国将这笔钱全部用于购买美国装备，但却允许以色列留下约25％发展本国的国防业。以色列是唯一一个不用报告援助用途的接受国，这样美国就无法阻止这些钱花在它所反对的东西上，如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

 

美国还提供给以色列近30亿美元研发“狮”式战斗机等武器系统，这些武器五角大楼并不需要。美国还给以色列最先进的武器，如“黑鹰”直升机和F16战斗机。美国还向以色列提供一些向北约盟国都不提供的情报，而对以色列获取核武器则不闻不问。 

 

美国还给予以色列持续的外交支持。1982年以来，美国否决了32项批评以色列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超过了安理会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的总和。美国还阻止阿拉伯国家将以色列核武库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之下的努力。 

 

美国在战时帮助以色列，和谈时又加入它的一方谈判。2000年戴维营会议的一位参加者后来说“太经常了，我们总是在做……以色列的律师。” 

 

华盛顿还放手让以色列对付被占领土，甚至在以色列的行为和美国既定政策不符的情况下。布什政府野心勃勃的中东改造计划（以入侵伊拉克开始）部分是为了改善以色列的战略处境。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史上绝无仅有的，除了在战时的盟国之间，很难想象一国会在如此长时间里给另一国如此大的物力与外交支持。对此只有两个合理解释，一是以色列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二是这样做有强烈的道德依据。但这两个解释都不能令人信服。 

 

战略包袱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在其网页上说，“美国和以色列结成了独特的伙伴来应对中东日益增长的战略威胁……这种合作关系带给两国巨大的利益。”以色列的支持者经常这么说，但仔细考察并非如此。 

在冷战期间还可以说以色列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充当美国的代理人，遏制了苏联在该地区的扩展，让苏联的代理人埃及和叙利亚遭到惨败。以色列有时还会帮助保卫美国的盟友（如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其强大军力让苏联不得不花费更多来支持它那些打不赢的盟国。以色列还提供给美国有关苏联军力的有用情报。 

 

但不应夸大这种价值。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开支也很大，而且这搅乱了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例如，1973年的“十月战争”期间，美国提供给以色列22亿美元的紧急军事援助，这激起欧佩克国家发起石油禁运，给西方经济带来重大打击。而且，以色列的军队不足以保护美国的地区利益。例如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波斯湾石油供应的安全性受到影响，而美国却无法依赖以色列，只能组建自己的“快速行动部队”。 

 

海湾战争说明，以色列已经从战略资产变成了战略包袱。战争中，美国无法使用以色列的基地，否则就会让反伊联盟破裂，而且美国还必须动用资源（如爱国者导弹发射架）保护以色列，防止它做出一些事情破坏反萨达姆联盟。2003年的伊战与此类似，布什总统担心触发阿拉伯人的反对，因而也不能寻求以色列的帮助。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尤其是9·11之后，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理由变成了：两国都遭到源自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恐怖组织，以及一些支持恐怖组织、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流氓国家”的威胁。因为以色列的敌人就是美国的敌人，所以以色列是反恐战争的重要盟友。 

 

这么说听着像那么回事，但其实不然。 

 

首先，“恐怖主义”见于多种不同类型的政治组织，它们并不组成一个单一的敌人。威胁以色列的恐怖组织（如哈马斯和真主党）并不威胁美国，除非美国干预它们（如1982年在黎巴嫩）。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也不是针对以色列或“西方”滥施暴力，而主要是针对以色列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殖民化的长期努力。 

 

更重要的是，这违反了因果关系：美国的恐怖主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它和以色列的密切关系带来的，而不是相反。美国支持以色列是反美恐怖主义的重要诱因之一，支持以色列给反恐战争平添困难。根据美国9·11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本·拉登明显是因看到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政策而想惩罚美国。美国给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还给本·拉登等极端分子争取同情和招兵买马的理由。 

 

就所谓的“流氓国家”而言，它们并不对美国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只是威胁到美国给以色列的承诺。如果美国不是和以色列走得那么近，它根本不需对伊朗、伊拉克的复兴党政权或叙利亚那么担心。即使它们获取核武器，那对美国也不是战略灾难。美国和以色列都不会遭遇它们的核讹诈，因为它们知道那样做将会举国覆亡。 

 

而且美以关系使美国在处理与地区国家的关系时遇到困难。以色列的核武库是它的一些邻居想发展核武器的原因，而威胁对这些国家进行政权更迭只会刺激它们追求核武的愿望。但当美国要对这些政权动武时，以色列又不发挥什么作用，因为它不能参战。所以说，以色列不仅帮不上忙，还给美国添麻烦。 

 

在中东以外，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也影响到美国的声誉。例如，2004年，52位英国退休外交官给布莱尔写信，说巴以冲突“毒化了西方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而布什和沙龙的政策是“一边倒的、非法的”。 

最后，以色列作为盟友的忠诚度值得怀疑。以色列官员经常无视美国的要求，对美国高层的许诺经常食言（包括近期停止定居点修建和“定点清除”行动的许诺）。美国审计署还认为，以色列“在美国的盟国中，是对美采取间谍行动最积极的一个。”上世纪80年代，乔纳森·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机密文件（据报道以色列将这些文件转给苏联，以换取其给予更多苏联犹太人出境签证）。2004年，五角大楼高官拉里·富兰克林（Larry Franklin）将机密情报透露给一位以色列外交官，据说两名AIPAC的人员参与此事。 

 

 站不住脚的道德理由 

 

以色列的支持者还经常提到美国应当支持以色列的4点道德理由：1）以色列弱小，强邻环伺；2）以色列是个民主国；3）犹太人过去遭受迫害，应得到特别待遇；4）以色列的行为比其对手要更有道德。仔细考察这四点，一点也站不住脚。 

 

1） 支持弱者？ 

 

以色列领导人经常把自己的国家描绘为强邻环伺的弱国。但实际上，1948年战争期间以军的人数、装备和训练就好于对手，1956年和1967年的战争中，美国提供的大笔援助刚刚装船，以色列国防军就轻而易举地获胜。今天它有中东最强的军力。埃及、约旦和沙特与以色列和好，叙利亚失去了苏联的撑腰，三场战争让伊拉克元气大伤，巴勒斯坦人只有拼凑的警察部队，没有能够威胁以色列的军力。而且这种强弱差距正在扩大。 

 

2） 民主国家互助？ 

 

这是说，以色列是个民主国家，因而应当得到援助。实际上，为了国家利益，美国过去推翻过民主国家，扶植过独裁者，现在也和一些独裁国家维持着良好关系。民主不是给以援助的理由。 

不仅如此，以色列民主制的一些方面和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相抵触。美国是个自由民主国，不分种族、宗教享有平等权利。而以色列明确表示自己是犹太国，根据血统原则确定国籍。所以境内的130万阿拉伯人被当作二等公民，近期以色列政府一个委员会发现，国家“漠视和歧视”他们。而且以色列不授予与本国公民结婚的巴勒斯坦人国籍，不给这样的夫妻居住权。以色列还不让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可以生存的国家。以色列主宰着380万巴勒斯坦人的生死，还在继续将土地殖民化。 

 

3） 赎罪？ 

 

这种说法是，因为犹太人历经千百年的苦难，现在才有了家园，所以许多人要美国给它以特殊待遇。然而，以色列的建立对无辜的巴勒斯坦人犯下了罪行。19世纪后期犹太复国主义刚产生时，巴勒斯坦只有约1.5万犹太人。1893年，阿拉伯人占当地人口约95％，它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1300年。以色列建国时，犹太人只占当地总人口的35％，拥有7％的土地。

 

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根本没有兴趣建立一个多民族国家，或者接受两国分治。接受分治只是个权宜之计。上世纪30年代末大卫·本－古里安就说，“建国后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然后我们就撕毁分治约定，扩展到整个巴勒斯坦。”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除了将大批阿拉伯人驱逐外别无他法。本－古里安在1941年说，“除了野蛮的强制流放，没有别的办法。”

 

1948年战争中以色列驱逐了70万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官员坚持认为，巴勒斯坦人是听了阿拉伯领导人的指令后离开的，但细心的学者指出这是瞎编。当时大多数阿拉伯领导人要求巴勒斯坦人留在原地，他们因害怕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打死才逃走。战后以色列又禁止巴勒斯坦人返回。 

 

本－古里安当时对“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纳胡姆·古德曼（Nahum Goldmann）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是阿拉伯领导人，我永远都不会和以色列谈判。这很自然：我们占据了他们的国家……我们来自以色列，但那是两千年前的以色列，对他们有什么意义？过去有反犹主义、纳粹、希特勒、奥斯维辛，但他们有什么错？他们只看到一件事：我们来到这里，窃取了他们的国家。他们难道能接受这个？” 

 

从那之后，以色列就一直试图否定巴勒斯坦人的建国理想。梅厄夫人说，“没有所谓的巴勒斯坦这个东西”。拉宾也反对巴勒斯坦完全建国。后来暴力袭击和巴勒斯坦人口的增多迫使以色列从一些被占领土撤离，但从未有任何以色列政府允诺让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可以生存的国家。2000年戴维营会谈中以总理巴拉克的建议被称为慷慨大度，而其实质不过是建立一些“班图斯坦”（南非种族隔离期间给黑人划定的居住地），还规定巴勒斯坦人解除武装，四散分开，实际上仍处于以色列的实际控制之下。 

 

4）“道德的以色列人”vs.“邪恶的阿拉伯人”？ 

 

这种说法是，以色列总是在寻求和平，即使遇到挑衅时也保持克制。而阿拉伯人则无比狡猾。这是另一个编造的故事。双方的行为没有道德高下之别。 

 

早期的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绝不友善。阿拉伯居民曾抵抗过复国主义者的蚕食，复国主义者给以猛烈反击，双方没有谁有道德优越性。学者研究表明，以色列建国过程中有种族清洗行为，包括处决、屠杀和强奸。 

 

后来以色列对待敌人和本地巴勒斯坦人也是以野蛮的方式。1949－1956年，以色列安全部队打死了2700－5000名阿拉伯渗透者，大部分都是手无寸铁。上世纪50年代初，以国防军对邻国发动无数次越境袭击，这常被描绘为防御行动，其实是为了扩大领土。1956年和英法进攻埃及也是为了领土目的，后来在美国强大压力下才被迫撤离。 

 

1956年和1967年的两次战争中，以国防军杀害了数百名埃及战俘。1967年，他们将10万－26万巴勒斯坦人逐出约旦河西岸，将8万叙利亚人逐出戈兰高地。1982年，黎巴嫩萨布拉和沙提拉两座难民营有700名无辜巴勒斯坦人遭屠杀，以色列也是共谋。以色列一个调查委员会认定沙龙对此负有“个人责任”。 

 

以色列虐待许多巴勒斯坦俘虏，羞辱和骚扰巴平民，并经常滥杀无辜。1987年－1991年第一次巴勒斯坦人起义中，以国防军给士兵分发短棍，要他们敲断巴抗议者的骨头。瑞典的“拯救儿童”组织估计，“在起义的前两年中，有2.36万－2.99万儿童被打伤需要治疗，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骨头被接好。被打儿童的三分之一在10岁以下。” 

 

2000年－2005年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以色列的反应更加暴力，《国土报》说，“国防军……变成了一个杀人工具。”在起义的头几天，国防军发射了100万发子弹。自那之后，平均每死一个以色列人，以色列就打死3.4个巴勒斯坦人，大部分都是无辜路人。巴以儿童被杀比率是5.7比1。以军还打死了几位外国和平人士，2003年3月以色列推土机碾死了一位23岁的美国妇女。 

 

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占领者采取了恐怖主义，他们袭击无辜平民是错的。但巴勒斯坦人认为他们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逼以色列让步。以前总理巴拉克曾承认，如果他生为巴勒斯坦人，他“会加入恐怖组织”。 

 

最后，不应忘记的是，当犹太复国主义者处于类似处境，想建立自己的国家时，他们也会采取恐怖主义的做法。1944年－1947年，几个复国主义组织用恐怖炸弹的方式将英国人从巴勒斯坦赶走，之后继续滥杀无辜。1948年以色列恐怖分子杀害了联合国特使贝尔纳多特男爵，因为他提出了将耶路撒冷国际化的方案。谋杀案的策划者之一最终被以政府赦免，还选为议员。另一个曾同意该刺杀行为的恐怖组织领导人非但没有受审，后来还当选为总理，那就是伊扎克·沙米尔。沙米尔公开表示，“犹太人的道德和传统都不否认恐怖主义是一种战斗方式”，“在我们打击占领者（英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 

 

美国对以色列巨大的物质援助和持续的外交支持，唯一的解释是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的强大力量。如果不是游说集团操纵了美国的政治体系，美以关系绝没有今天这么亲密。 

 

什么是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以下简称游说集团）？ 

 

这是指任何积极活动影响美国政策的以色列组织和个人。其核心成员是美国的犹太人，当然并不是全部。他们主张不同。AIPAC和“犹太人主要组织主席联议会”（CPMJO）的成员多是强硬派，支持利库德集团的扩张政策，反对奥斯陆和平进程。而大部分美国犹太人则倾向于向巴勒斯坦人让步，如犹太和平之声（Jewish Voice for Peace）就强烈要求这样做。但温和派和强硬派都呼吁美国支持以色列。 

 

美国犹太人领袖常和以色列官员会面。他们反对批评以色列，反对向以施压。2003年，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埃德加·布隆夫曼（Edgar Bronfman）写信给布什总统，要他向以色列施压阻止修建隔离墙。布隆夫曼此举被指责为“背信弃义”。2005年11月“以色列政策论坛”（Israel Policy Forum）主席西蒙·雷西（Seymour Reich）建议赖斯向以色列施压，以重开加沙的一处通道，也被指责为“不负责任”。 

 

AIPAC是最大、最著名的一个游说集团。根据1997年《财富》杂志对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的调查，它在美国所有院外游说集团中它的力量排第二位。2005年《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的调查也将其排第二。 

 

游说集团的成员包括基督教福音派的要人，如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狄雷（Tom DeLay）。他们相信以色列的重建是圣经预言的一部分，支持以色列的扩张计划，并认为向以色列施压违反上帝的意志。游说集团中还有新保守主义者要员，如现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博尔顿、已故的《华尔街日报》编辑罗伯特·巴特利（Robert Bartley）、前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等。 

 

 

游说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如游说当选议员、行政官员，提供竞选捐款，影响公共舆论等。以色列游说集团和其他集团做法上区别不大，但效率却极高，因为他们工作努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阿拉伯人基本没有什么游说集团。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游说并不是非法的，也不是什么阴谋。 

 

 

第一是在华盛顿大力施加影响，向国会和行政部门施压，推动其支持以色列。第二，努力使舆论正面讨论以色列，传播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如以色列是“道德”的），以及在政策辩论中为以色列做宣传，防止政界听到批评以色列的声音。控制辩论是关键，因为如果就美以关系进行坦诚辩论，美国就不会采取那么亲以的政策。 

 

 

游说集团在国会的工作非常有效，实际上以色列在美国国会是不会受到批评的。如果讨论到堕胎、先发制人行动、医疗、福利等，国会肯定会辩论。但一旦涉及以色列，没有人会辩论。 

 

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一些重要议员是基督教锡安主义者（Christian Zionist），如迪克·阿梅（Dick Armey），他在2002年9月说，“在对外政策方面，我的首要目标是保卫以色列”——注意，不是保卫美国。还有一些犹太裔议员支持以色列。此外还存在一些亲以的国会职员。 

 

而AIPAC是个核心组织。它会奖励支持它的议员和候选人，惩罚反对它的人。金钱在美国选举中至关重要，AIPAC的朋友获得强大的资金支持，而对反对以色列的议员，AIPAC会将竞选捐款投到其竞选对手身上。AIPAC还组织向政治家写信，并鼓励报纸编辑为亲以的候选人造势。 

 

仅举一例。1984年，在AIPAC的影响下，伊利诺斯州参议员查尔斯·配西（Charles Percy）竞选失败，因为他对AIPAC关注的东西“不感兴趣，甚至反对。”时任AIPAC主任的托马斯·戴恩（Thomas Dine）解释说，“美国的所有犹太人，从东海岸到西海岸，都聚集起来反对配西——美国政治家对此很清楚。” 

 

前AIPAC职员道格拉斯·布龙菲尔德（Douglas Bloomfield）说，“议员和职员在需要信息时通常都不会找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服务部门或者政府专家，而是先找AIPAC。” AIPAC经常“被叫去起草演讲，立法，出谋划策，做研究，拉赞助和拉选票。”AIPAC作为一个外国政府的代理机构，在美国国会扎下了根。前参议员恩斯特·霍林斯（Ernest Hollings）在离职前说，“除了AIPAC定好的政策之外，我们无法通过任何其他的对以政策。”无怪乎沙龙有次在对美国人演讲时说，“当人们问我该如何帮助以色列时，我告诉他们：帮助AIPAC。” 

 

 

首先是影响竞选。美国犹太人占人口总数不到3％，但却给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大量的捐助。《华盛顿邮报》曾估计，民主党候选人“60％的资金都依赖犹太支持者提供”。犹太选民投票率高，在加州、佛罗里达、伊利诺斯、纽约和宾州等关键州比较集中，所以总统候选人都很注意不要得罪犹太选民。 

 

然后是直接影响政府，不让批评以色列的人担任要职。卡特总统曾想任命乔治·波尔（George Ball）做国务卿，但他知道波尔被认为是批评以色列的人士，会遭到游说集团反对。这样，在美国外交界中批评以色列的人士就成为了濒危物种。 

200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提名人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呼吁美国在阿以冲突中扮演更为“中立的角色”，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马上指责他“出卖”以色列，“不负责任”。几乎所有众议院的民主党要员都在一份信上签名，批评迪恩的言论。现在迪恩只是建议“把（巴以）双方拉到一起”，如此温和的态度，也遭到游说集团的咒骂。 

 

亲以人士还经常在行政部门占据高位。克林顿政府的负责中东政策的高官马丁·英蒂克（Martin Indyk）就曾任AIPAC研究部副主任，还有丹宁斯·罗斯（Dennis Ross）和阿隆·米勒（Aaron Miller）。2000年7月的戴维营会谈中，这三位都是克林顿最亲密的顾问。他们虽然都支持奥斯陆协议和巴勒斯坦建国，但只是在以色列政府接受的范围内。美国代表团听命于巴拉克，事先就协调了立场，而且没有提出美国方面的意见。所以巴勒斯坦的谈判官说，他们“在和两个以色列代表团谈判，一个挂以色列旗，一个挂美国旗。” 

 

布什政府中有更多热烈亲以的人士，如前副国务卿爱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驻联合国代表博尔顿、前国防部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斯（Douglas Feith）、副总统办公室主任刘易斯·利比（Lewis Libby）、国防部顾问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现任世界银行行长的沃尔福威茨和副总统顾问大卫·乌姆瑟尔（David Wurmser）。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在不断推动有利于以色列的政策。 

 

操纵媒体 

 

游说集团不喜欢媒体就关于以色列的问题展开公开讨论，因为这种讨论将让公众质疑美国为何给以色列那么大的支持。因此它们努力影响媒体、智库和学术界，这些都是舆论形成的关键。 

 

主流媒体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游说集团的态度，大部分美国评论员都亲以。记者埃里克·埃特曼（Eric Alterman）写道，关于中东问题的学术辩论“为那些绝不批评以色列的人所主导”。他列出了61位专栏作家和评论员，他们“条件反射性地、毫不保留地支持以色列。”而埃特曼只发现了5位学者主要是批评以色列、支持阿拉伯人的。 

 

这也反映在报纸社论中。已故的《华尔街日报》编辑罗伯特·巴特利说，“沙米尔、沙龙和比比（对内塔尼亚胡的昵称），这些人说什么我都赞同。”《华尔街日报》、《芝加哥太阳时报》和《华盛顿时报》的社论经常强烈亲以。《评论》、《新共和》、《标准周刊》等杂志也几乎在发生任何事时都强烈为以色列辩护。 

《纽约时报》等报纸的社论也有倾向。《时代周刊》前执行编辑马克斯·弗兰克尔（Max Frankel）在回忆录中承认，“我偏向以色列的程度连我自己都不敢承认”；“我为杂志写大部分的中东评论……我是从亲以的角度写的。” 

 

而关于以色列的报道要比评论更平衡些，因为记者都试图更加客观些，而且身处被占领土，知道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对此游说集团会组织写信抗议、并阻挠“反以”报纸开设新摊点。CNN的一位职员因为写了篇“反以”的文章，一天之内受到了6000封抗议邮件。2003年5月，一个亲以机构组织人员在33个城市的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门外示威，要求电台改变对以态度。以色列在国会的朋友也给电台打电话，让他们进行内部审查，更好地监督有关中东的版面。 

 

一边倒的智库 

 

亲以力量主导了美国智库，而智库不仅影响舆论，而且影响决策。游说集团在1985年成立了自己的智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WINEP）。虽然该所淡化和以色列的关系，声称提供“平衡而现实”的角度，其实并不是。 

 

过去25年里，亲以力量主导了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布鲁金斯学会、安全政策中心、外交政策研究会、传统基金会、哈德逊研究所、外交政策分析学会、国家安全事务犹太学会（JINSA）等等。 

 

例如，在许多年里，布鲁金斯学会中东问题方面最权威的专家一直是威廉·昆特（William Quandt），他一贯坚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现在，布鲁金斯学会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由“萨班中东研究中心”进行的，该中心的资金来自犹太富商、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海姆·萨班（Haim Saban）。主任就是前面提到的克林顿政府官员英蒂克。布鲁金斯学会已经从中立的机构加入了亲以的大合唱。 

 

检查学术界 

 

沙龙上台和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后，美国大学中对以色列的批评增多。游说集团开始努力“夺回校园”。2002年9月，两位新保守主义者马丁·克拉默（Martin Kramer）和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建立了“校园观察”网站，公布了一份可疑学者名录，鼓励学生举报反以言论或行为。此举激起强烈反响，二人后来被迫撤下了名录。 

 

已故的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生前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因此哥大成为亲以势力的重要攻击目标。哥大前教务长乔纳森·科尔（Jonathan Cole）说，“爱德华·萨义德一发表任何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公开讲话，我们都会受到数百封电邮、信件和报道，要我们谴责萨义德、封杀甚至解雇他。” 

 

2004年末，“大卫计划”（David Project）拍了一部宣传片，声称哥大的中东系教师反犹，恐吓犹太学生。这让哥大遭到各方严词指责，但校方委员会的调查发现这纯属子虚乌有。 

 

犹太集团甚至要求国会建立相关机制，监督教授关于以色列的言论，取消对“反以”学校提供的联邦资金。但此举未能成功。犹太慈善家还建立了犹太人研究项目，增加校园中的亲以学者。 

 

 

游说集团最强大的武器就是指责对方反犹，质疑以色列的行为、质疑犹太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甚至谈到“犹太游说集团”这几个字，都会被指责为反犹，而反犹是令人憎恶的，没人愿意被戴上这顶帽子。 

 

“尾巴摇狗” 

 

接下来的问题是，犹太游说集团对美国对外政策有何影响？游说集团已经影响到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成功说服美国领导人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持续压迫，并把以色列的地区对手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当作敌人。 

 

将巴勒斯坦人妖魔化 

 

现在已经基本被人遗忘的是，就在2001年秋－2002年春，布什政府出于缓和阿拉伯世界反美情绪的目的，曾试图遏制以色列在被占领土的扩张政策，推动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布什当时用减少对以援助的手段施压是完全可行的，也能得到民众支持。2003年5月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60％多的美国人同意，如果以色列抗拒美国的施压，就断绝对其援助，而在“关注政治”的美国人中这一比例有70％多。73％的人认为美国应当对巴以冲突保持中立。 

 

但布什政府未能改变以色列的政策，最终还是支持以色列的强硬立场，这主要的原因就是游说。2001年9月，布什总统向沙龙施压，要其在被占领土上保持克制，敦促沙龙让以外长佩雷斯会见阿拉法特。布什还公开声明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沙龙泽指责布什试图“牺牲我们的利益讨好阿拉伯人”，并警告说，以色列“不是捷克斯洛伐克”。 

 

据报道，布什对沙龙将他比作张伯伦大发雷霆，白宫新闻官说，沙龙的话是“不可接受”的。沙龙道歉。但他很快和游说集团一起游说布什政府，说美国和以色列面临共同的恐怖主义威胁。他们不断强调，阿拉法特和本·拉登没有区别，美以应当孤立阿拉法特，不与他来往。 

 

11月16日，89位参议员给布什写信，赞扬他拒绝会见阿拉法特，同时要求美国不要约束以色列报复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据《纽约时报》报道，“这封信源于两周前几位重要参议员和美国犹太人领导人的会面。”到了11月底，美以关系大大改善，部分原因是美国在阿富汗取得初步胜利，不用再在打击基地方面寻求阿拉伯国家的支持。12月初沙龙访美。 

 

但2002年4月又出了麻烦，以国防军发动“防卫墙”行动，占领约旦河西岸大部。布什考虑到对反恐战争的影响，在4月4日要求沙龙“停止进攻，开始撤退”。两天后又要求“立即撤退”。4月7日，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赖斯对记者说，“立即撤退就是立即撤退。就是说现在撤退。”同一天国务卿鲍威尔起程去中东，要求各方结束战斗，开始谈判。 

 

这时游说集团又行动了，而且目标直指鲍威尔。切尼办公室和国防部的新保守主义者指责他对恐怖分子认识不清。犹太人领袖和基督教福音派人士则开始向布什施压。迪雷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前往白宫，警告布什要适可而止。 

 

4月11日布什显露出屈服迹象，表示沙龙是“和平人士”。鲍威尔的出访无功而返，布什告诉记者，沙龙同意立即完全撤军。但实际上沙龙并未那么做，布什总统却再未提起此事。 

 

5月2日，两院通过两项支持重申以色列的决议（参议院是94：2，众议院是352：21），强调两国“现在参与到共同的反恐斗争中”。众议院决议还将阿拉法特描绘为恐怖主义的主因。几天后，访以的国会两党代表团公开要求沙龙拒绝美国的压力，不要和阿拉法特谈判。5月9日，众议院开会决定再给以色列2亿美元反恐援助。鲍威尔表示反对，但无济于事。 

 

简言之，沙龙和游说集团和美国总统对着干，并战而胜之。一位以色列记者的报道说，沙龙的顾问们“在看到鲍威尔的失败之后，无法掩饰自己喜悦之情。沙龙和布什总统对视，布什先眨了眼。” 

之后美国政府就一直拒绝和阿拉法特打交道，直到他去世。阿巴斯当选后，沙龙继续进行单边撤离计划，虽从加

 

沙撤出，但在约旦河西岸继续扩张，手段是修建“隔离墙”，夺取巴勒斯坦土地，扩大定居点和公路网络。沙龙拒绝和阿巴斯谈判，阿巴斯遂无法带给巴勒斯坦人可见的利益，这直接导致哈马斯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哈马斯一上台，以色列又有了拒绝谈判的借口。布什甚至许可以色列单方吞并一些被占领土的行为，这与约翰逊以来历届美国总统的政策相悖。 

 

美国官员曾经小小批评过以色列的几次行为，但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建立一个可生存的巴勒斯坦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特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甚至在2004年10月说，沙龙把布什总统“玩弄于股掌”。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也深知游说集团的力量。2004年克里就长篇大论地表达他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今天的希拉里·克林顿也这么做。 

 

 

许多美国人认为伊战是“为石油而战”，但其实这场战争在很大意义上是为了让以色列更安全。赖斯的顾问菲利普·泽利科（Philip Zelikow）说过，伊拉克的“真正威胁”不是威胁美国，而是威胁以色列。2002年8月16日，《华盛顿邮报》报道，“以色列呼吁美国官员不要拖延对萨达姆的军事打击。” 

 

但9月布什总统试图寻求安理会的战争授权，这让以色列领导人很不快，他们还担心萨达姆会同意联合国核查员重返伊拉克，那样战争就可能避免。以外长佩雷斯对记者说，“必须打击萨达姆·侯赛因，”不需要再让核查人员重返伊拉克。前总理巴拉克在《纽约时报》撰文称，“不行动是最大的危险”。内塔尼亚胡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推翻萨达姆的理由》。2003年2月《国土报》报道，“（以色列）军方和政界渴望伊拉克战争”。有记者描述说，“以色列是西方唯一一个领导层绝无例外地支持伊战的国家。”而美国则在此时呼吁以色列克制言论，以避免让人觉得美国是为了以色列打仗。 

 

 

在美国推动伊战的主要是新保守主义者的小团体，很多和利库德集团关系甚密。但尽管他们和游说集团渴望战争，美国的大多数普通犹太人并不这么想。战争开始时皮尤中心的全国调查显示，美国人支持战争的比例是62％，而在犹太人中只有52％。所以不能指责说，伊战是受“犹太人的影响”，而只能说是受游说集团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新保守主义者的影响。 

 

早在布什当选总统前新保守主义者就决心推翻萨达姆。1998年写公开信给克林顿总统呼吁推翻萨达姆的人中，很多和JINSA或WINEP关系密切。但直到布什当选后，他们都无法在民众中鼓舞起开战的热情。 

 

但突然发生了9·11事件，改变了形势。游说集团中的新保守主义者，如利比、沃尔福威茨和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等在劝说布什和切尼同意对伊开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对新保守主义者而言，9·11是个绝好的机会。沃尔福威茨建议布什先打伊拉克，后打阿富汗，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萨达姆参与了9·11。布什没有接受，但在11月21日下令军方拟定侵伊作战详细方案。 

 

新保守主义者还不遗余力地宣扬，入侵伊拉克是赢得反恐战争的关键。这一方面是为了给布什施压，另一方面是为了压制反对声音。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和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在10月1日的《标准周刊》上撰文呼吁在击败塔利班后马上进攻伊拉克。同日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称，击败阿富汗后，应当进攻叙利亚，然后是伊朗和伊拉克。“反恐战争将在巴格达结束。” 

 

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是大规模的宣传攻势，为入侵伊拉克造势。其中的关键是操纵情报，把萨达姆描述为迫在眉睫的威胁。利比多次造访中情局，向情报分析员施压，要他们寻找可作为战争理由的情报。然后在2003年初出台一份关于伊拉克威胁的详细报告，由鲍威尔在安理会宣布。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说，鲍威尔“对他看到的报告之添油加醋、耸人听闻感到目瞪口呆。利比完全是捕风捉影，拼凑出一个最不可能的结论。”鲍威尔在联合国的演示舍弃了利比最粗糙的那一部分内容，但依然错误百出，现在鲍威尔也承认此事。 

 

参与编造情报的还有9·11后成立的两个直接向副国防部长费斯汇报的组织——“反恐政策评估组织”和“特别计划办公室”，一个负责搜寻基地组织和伊拉克的关系，一个负责寻找可以用来为伊战做论据的证据。这两个组织都由新保守主义者组成，里边也有游说集团成员。费斯强烈支持以色列。他和利库德集团有长久的良好关系，曾撰文支持以色列修建定居点、甚至吞并被占领土。还曾建议以色列采取行动重塑中东秩序。国土报评论他和珀尔“在对美国政府的忠诚和满足以色列利益之间踩钢丝”。沃尔福威茨也强烈支持以色列，他被认为是布什政府中最亲以的人士。2003年《耶路撒冷邮报》因他“虔诚支持以色列”而评他当选“年度人物”。 

 

还要提的是新保守主义者在战前对艾哈迈德·沙拉比（Ahmed Chalabi）的支持。这位伊拉克流亡分子之所以得到青睐，是因为他和美国犹太人团体的密切联系，以及承诺一旦掌权将和以色列友好，犹太游说集团对此感到很满意。 

 

看到新保守主义者对以色列的忠诚，他们对伊拉克的痴迷，以及他们对布什政府的影响，毫不奇怪，很多美国人怀疑这场战争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战。2005年3月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巴利·雅各布（Barry Jacobs）说，在美国情报机构的内部“普遍流传”的是，以色列和新保守主义者合谋把美国拉入伊战。但很少有人敢公开这么表示，参议员恩斯特·霍林斯和众议员詹姆斯·莫兰（James Moran）曾提过此事但遭到谴责。专栏作家麦克·金斯利（Michael Kinsley）在2002年底写道，“关于以色列的角色缺乏公共讨论……就像‘屋里的大象’那个寓言：所有人都看到大象，但没有任何人说。”他认为原因是，他们担心被贴上反犹标签。以色列和游说集团是达成战争决策的关键，这点似无疑问。如果没有游说集团，美国在2003年3月开战的可能性极小。 

 

地区改造梦想 

 

当时还没有想到伊拉克会成为泥潭和无底洞。当时伊战只不过是更大计划的一部分，那就是重塑中东。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大大偏离了美国过去的政策，而游说集团和以色列是这种偏离背后的推动力量。伊战爆发时《华尔街日报》的大标题是《总统的梦想：不止改变政权，而且改变国家：亲美、民主地区的目标其根源在以色列人和新保守主义者》。 

 

亲以力量一向希望美军加大对中东的干涉以保护以色列。但在冷战期间这收效不大，因为当时美国扮演着“离岸协调者”的角色。在地区搞平衡术，让各国相互制约，例如里根政府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打击伊朗。 

 

海湾战争后这一政策改变，克林顿政府采取“双重遏制”政策，即在该地区部署重兵，同时遏制两伊，而不是让两伊相互制衡。“双重遏制”就是英蒂克在1993年5月任职于WINEP期间提出的，然后他就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期间实施这一政策。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双重遏制”引起了很多批评，因为要同时遏制相互为敌的两个国家，这是个巨大的负担。这时游说集团又介入了，要维护这一政策。在压力下，克林顿在1995年春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加强了这一政策。但AIPAC要求更多，所以1996年克林顿政府又通过《制裁伊朗与利比亚法》。 

 

但到了90年代末期，，新保守主义者又认为双重遏制还不够，应当在伊拉克进行政权更迭，这样将改变整个中东。这一想法见于新保守主义者写给内塔尼亚胡的信中。到2002年，地区改造已经成为新保守主义者的共识。 

 

克劳塞默认为，这一想法的创始人是以色列政治家纳坦·沙兰斯基（Natan Sharansky），布什总统对他的作品印象深刻。不仅如此，整个以色列政坛都认为推翻萨达姆将会以对以色列有利的方式改变中东。2003年2月17日的《国土报》报道说，“国防军高官和沙龙的亲信描绘了一幅玫瑰色的战后前景。他们想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在萨达姆倾覆后以色列的敌人一个个垮台。”因为以色列领导人、新保守主义者与布什政府有此计划，所以伊战刚有了一点胜利的影子，他们就转向以色列的其他敌人。 

 

瞄准叙利亚 

 

2003年4月美军攻陷巴格达，沙龙马上开始催促美国瞄准大马士革。4月16日，沙龙和国防部长莫法兹接受好几个以色列报纸采访，要求美国给叙利亚施加“沉重压力”。《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以色列在“煽动”针对叙利亚的行动，向美国提供关于叙总统阿萨德的情报。 

 

当时游说集团也做了相同的事。沃尔福威茨说，“叙利亚必须进行政权更迭。”珀尔对记者说“我们可以给中东的其他敌对国家很简洁的信号——你就是下一个。”劳伦斯·卡普兰在《新共和》上撰文称，阿萨德严重威胁美国利益。 在国会，4月12日，议员爱略特·恩戈尔（Eliot Engel）重提一项法案，要求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销毁大规模杀伤行武器，停止支持恐怖主义，否则进行制裁。并要求叙利亚和黎巴嫩采取切实措施与以色列议和。该法案是由国会中一些以色列最好的朋友制定的。后来法案以压倒性获得通过众议院398：4，参议院89：4。 

 

但当时布什政府仍然犹豫是否应当把目标指向叙利亚，当时中情局和国务院也都反对把叙利亚当目标。这种顾虑是有道理的。 

 

首先，9·11后叙利亚政府向美国提供了关于基地组织的重要情报，并警告美国当心在海湾地区一起策划中的恐怖袭击。叙利亚还让中情局有机会审讯9·11劫机犯的招募者之一穆罕默德·扎马（Mohammed Zammar）。如果指责叙利亚将会破坏这种关系，影响反恐战争。其次，伊战前叙利亚和美国关系不错，甚至在2002年投票支持美国提出的联合国1441号决议，而且叙利亚对美国不构成威胁。最后，逼迫叙利亚可能导致叙利亚在伊拉克给美国制造麻烦。 

 

但因为AIPAC和以色列官员的压力，国会坚持要逼迫叙利亚。如果没有游说集团，美国的对叙利亚政策应当会更

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瞄准伊朗 

 

以色列将他的所有敌人都尽量抹黑，而伊朗被认为是最大的威胁，因为它最有可能获取核武器。2002年11月沙龙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采访时开始公开催促美国遏制伊朗。他称伊朗是“世界的恐怖中心”，呼吁布什政府在征服伊拉克的“第二天”就对伊朗动手。2003年4月，以色列驻美大使就呼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他说，推翻萨达姆是“不够的，”美国“必须走下去。叙利亚和伊朗对我们构成同样大的威胁。”新保守主义者也迫不及待地加入进来。5月6日，美国企业研究会、保卫民主基金会和哈德逊学会开会讨论伊朗问题，发言者都主张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 

 

面对游说集团的压力，布什政府努力阻止伊朗的核计划，但收效不大。因此游说集团采取各种方式继续施压。出现了各种文章，声称伊朗的核威胁迫在眉睫，警告不要对“恐怖”国家采取绥靖政策。游说集团还敦促国会通过《支持伊朗自由法案》，加大对伊朗的制裁。 

 

我们可以说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但这只对了一半，因为伊朗的核野心不对美国构成现实威胁。如果美国能和拥有核武器的苏联、中国或朝鲜共处，它就也能和伊朗共处。假设没有游说集团，虽说伊朗和美国不大可能会结盟，但美国的对伊政策应会更温和，而且先发制人战争不会成为严肃的考虑。 

 

结论是：以色列和其在美国的支持者希望由美国出面对付以色列所面临的所有安全威胁。如果他们成功改变了美国政策，削弱或者推翻了以色列的敌人，以色列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付巴勒斯坦人，但所有的战斗、死亡、重建和花钱都是由美国人承担的。 

 

即使美国未能改造中东，而是面对一个更为激进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以色列仍然会受到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保护。这不是游说集团希望的完美结局，但至少要比美国疏远以色列、或者逼迫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讲和要好。 

 

 

看到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美国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形象的破坏，以及近期披露的AIPAC职员将美国的国家秘密透露给以色列，看到这一切，人们可能会问：我们有可能制止游说集团的力量吗？人们也可能想到，阿拉法特的死和温和的阿巴斯的当选会促使美国推进和平进程。简言之，美国领导人有充足的余地疏远游说集团，更加根据美国的国家利益制定中东政策。利用美国的力量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实现公正的和平，这将促进战胜极端主义、推动中东民主的长远目标。 

 

但这样的前景很远。在游说界，AIPAC和基督教锡安主义者没有什么对手。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会越来越困难，所以正在扩充人员，加大力度。美国政治家非常依靠竞选捐款，而主流媒体也不会转变立场。 

 

形势让人非常担忧，游说集团的影响造成了多方面的麻烦。首先它加剧了恐怖主义威胁，而且这影响到了美国的欧洲盟国。它使得巴以问题无法解决，这让极端分子找到借口招兵买马，刺激全世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如果游说集团鼓吹的政权更迭导致美国打击伊朗和叙利亚，将会带来更大的灾难。游说集团对这两国的敌意使得华盛顿无法在反恐和稳定伊拉克方面取得它们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是非常迫切需要的。 

 

在道德方面，游说集团使得美国实际上成为以色列在被占领土扩张政策的推动者，成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罪行的共犯。这会使得美国在海外推进民主的努力受挫，而美国要求他国改善人权状况会被视为虚伪。美国接受以色列拥有核武器，这样它在控制核扩散方面的努力也会被视为虚伪。 

 

而且游说集团压制了关于以色列的讨论，这危害了民主。把批评者列入黑名单，或者动员抵制他们，或者称其为反犹分子，这都违反了民主制中的公开辩论原则。美国国会无法就如此关键的问题展开真诚讨论，这让民主决策的整个程序陷于瘫痪。 

 

最后，游说集团也对以色列不利。以色列觉得自己有能力说服美国支持它的扩张计划，因此没有动力抓住和谈机会，而和谈本来可以挽救以色列人的生命，压缩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的生存空间。侵犯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政治权利绝没有让以色列变得更安全，对整整一代的巴领导人采取暗杀和疏远的做法只是加强了哈马斯等极端组织的力量。 

 

但仍有一丝希望。尽管游说集团很强大，但其负面效果越来越无法掩盖了。强大的国家政权可以将错误的政策维持一段时间，但事实不会永远被蒙蔽。我们需要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坦诚讨论。以色列的生存符合美国的利益，但它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及它的整个中东计划并不一定符合。公开的讨论将有助于使美国的政策更加符合本国利益、符合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以及以色列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