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武器威胁的演变与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探索

戴吉 2023-07-17 云阿云智库•生物战争

导读：重塑国家生物武器新战略意图具备三个关键要点：一是高透明度和BWC的合规保证，二是更强大的评估和归因生物事件起源的能力，三是对违反BWC的行为建立明确的问责制度。

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不断革新人们对生物系统的认知和利用方式，生物技术革命在产生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存在被滥用于开发生物武器等恶意目的可能性。当前，地缘政治形势的紧张化和军备控制在行动上的差距及不充分使得《生物武器公约》的管制力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全球范围内的潜在生物武器威胁持续增加。本文概述了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广泛生物安全风险，以及全球生物架构存在的问题，以期展开对更综合性、更多层次的应对策略的思考和探索。

一、生物安全及生物武器威胁不容忽视

新冠病毒对全球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凸显了当前国际社会在应对高后果生物事件方面的脆弱性。全球化与环境退化的趋势加剧，使大流行病暴发的频率增加；不稳定的国际环境和武装冲突关系使一些国家保留和使用生物武器的意愿增强，严重威胁国际安全及全球和平与稳定。

核威胁倡议组织（NTI）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提出“全球灾难性生物风险事件”（GCBRs）一词，并将其定义为：可能对人类文明造成严重破坏或危及人类长期生存的大规模生物事件，包括自然气候变化、传染病暴发、病原体意外释放以及核战争、生物毒剂等人为生物事件。隐孢子虫、脑炎病毒等目前尚无特异性药物的生物威胁类型更容易被人为滥用，从而导致更具破坏性的全球灾难性生物风险。这种破坏性的影响吸引着恶意行为者将发展和持有生物武器作为实现政治、经济等目的的手段[1]。2023年4月，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武器专家迈克尔·克劳利博士在军备控制官网发表《迷失在鸿沟中：生物毒素和生物调节剂武器》报告，表示国家部队、武装反对团体、恐怖主义和犯罪组织广泛寻求使用各种有毒化学品作为简易武器[2]。6月，驻守第聂伯河下游的俄军内部暴发霍乱，导致数人死亡，整个沿线部队因霍乱失去作战能力，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和猜测。

生物技术的进步以及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提高了操纵生物系统的能力，尤其是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成果为生物武器的研制提供了更广泛的可能性和可及性。部分恶意分子极有可能制造出针对神经系统等关键生理代谢通路设计的定向药物武器，或是制备出比自然存在的病原体更具毒性和传播性的合成病原体。例如，美国合作制药公司（Collaborations Pharmaceuticals）在2022年5月利用药物研发的AI软件MegaSyn在六个小时内从头生成了约40万个符合毒性化学制剂结构标准的分子[3]。2023年4月，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化学工程教授安德鲁・怀特向GPT-4模型提供了化学武器相关的科学论文和化学品制造商名录后，得到了可作为化学武器的神经毒剂和制造靶点。6月，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安全专家凯文·埃斯维尔特团队利用ChatGPT等大型语言模型在一小时内获得了高危候选病毒名单以及能够进行病毒序列合成和片段组装的公司名单，并指出可利用相关文献中的基因突变来构建递送系统来进行更大规模、更有效的传播[4]。凯文表示，即使是相对温和的大流行性病毒也比任何核装置更具杀伤力，而此类AI聊天机器人存在帮助构成大流行病威胁的可能。

二、当前全球生物安全架构存在的问题

防范生物威胁的需求至关重要且不断增长，然而全球生物安全架构缺乏足够的机制和资源来有效阻止生物武器的开发和使用，全球生物安全架构存在巨大且关键的差距。英国生化武器专家迈克尔·克劳利曾公开表示，《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虽然都禁止将天然、合成的毒素和生物调节剂武器化，但现实中条约案文的长期局限性、国家执行的不充分以及明显的重叠保护，掩盖了危险的监管漏洞，使得两个制度或都无法有效防止毒素或生物调节武器的发展和使用。

具体来说，当前生物安全架构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一是资源严重不足。《生物武器公约》（BWC）年度预算为150万美元，缺乏财政资源支持其“禁止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开发、生产、获取、转让、储存和使用”的任务。同时，BWC还缺乏相关的运作组织，目前只有一个由3名全职工作人员组成的执行支持部门。二是缺乏足够的透明度措施来评估和确保遵守情况。虽然1986年建立了“信任措施”来提升透明度，但其参与率低、形式匮乏落后，无法有效消除或减少对他国开展双重用途生物科学研究和开发活动的怀疑，不适合当今先进的全球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研发企业。三是缺乏明确的程序来跟踪或评估各国共享的生物信息。虽然全球生物安全架构除了BWC外还包括其他多项机制，如联合国安理会第1540号决议、澳大利亚集团、《日内瓦议定书》等，但目前都未能填补上述差距。

三、加强防止发展和使用生物武器的国际能力

生物安全架构需要更强有力的保护措施，来实现对生物武器风险的早期预警和快速响应。有效策略需要降低行为主体开发或使用生物武器的意图的能力。

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通常具有造成全球灾难性生物伤害的恐怖目标，且不会受到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目标的激励，但是较为缺乏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和经济资产等资源支持。因此对于非国家行为体来说，最有效的策略是限制生物制造能力，如限制获取生物武器所需的材料、设备和技术知识等。

另一方面，部分拥有充足财政资源和专家资源的国家也拥有强烈的生物武器开发意图，认为生物武器具有潜在的战术或战略利益，有助于实现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尤其是当前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一些国家综合影响因素进行生物武器潜在用途的成本效益分析并展开布局。目前已有证据表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实施了生物武器计划，或具有开展计划的潜在能力。因此，有效防止各国发展和使用生物武器需提高其发展生物武器的潜在成本并减少感知收益。一般来说，动机范围主要覆盖3种情况：第一，各国因缺乏透明制度而对他国的生物科学能力和意图产生误解和怀疑并展开生物武器军备竞赛；第二，各国计划将生物武器用于对他国展开秘密的、不知可否的针对性攻击；第三，各国将生物武器作为易获得、可负担的威慑性战略武器。因此，重塑国家生物武器新战略意图具备三个关键要点：一是高透明度和BWC的合规保证，二是更强大的评估和归因生物事件起源的能力，三是对违反BWC的行为建立明确的问责制度。

提高透明度。透明度对于降低生物武器发展至关重要。有效的透明度措施有助于消除国家之间对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技术活动的无端怀疑和误解，避免军备竞赛的发展，更好地遵守BWC。2022年，BWC审查会议设立工作组，讨论信任和透明度措施的建立、执行及全面核查，然而由于生命科学研究的双重用途，即使披露了病原体等重要研究细节，也难以判定为正在开发生物武器，因此全面审核制度的可行性和具体尺度有待进一步确定。提高透明度的措施除了政府的努力外，还可促使更广泛的学术界、工业界等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促进其利用生命科学知识和生物技术手段对生命科学研究设施、实验实施现场进行评估，同时也可使其参与筹划和实施高透明度措施的试点项目。

加强溯源。溯源是遏制生物武器使用的另一个重要支柱。通过对严重生物事件起源的追踪，国际社会可确定生物安全事件是自然发生或是主体行为，并在国家使用生物武器或意外释放生物毒剂时快速响应并采取相关措施。近年来，BWC的实施重点也从销毁生化武器储存逐渐转移到核查生化武器的归属和来源方面[5]。具体来说，加强溯源力量主要包括两方面工作：一是强化现有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监管机制，特别是生物武器的联合国秘书长调查机制（UNSGM）。二是提出新联合评估机制，进一步明确来源不明且后果严重的生物事件的溯源信息。该机制将在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中建立一个持续整合和分析数据的小型团队，可快速启动对大流行病的溯源和评估工作，从而降低调查蓄意使用生物武器事件的难度，填补辨别模糊生物事件来源的机制空白。

建立问责制度。明确的生物武器国际问责制度对于各国遵守生物武器规范具有重要的威慑作用。受国家地缘政治关系和地位的影响，国际社会对相关国家的责任追究往往止步于政治化的讨论，因此亟需一项针对生物武器的严厉问责制度来提供行动依据和规范指导，避免被单个国家或联盟钳制，例如拟定类似于《国际合作组织反对规避使用化学武器惩罚》的协议。相关协议可通过汇编和共享使用生物武器的主体信息服务于未来追究肇事者的多边行动，具体措施可包括经济制裁、政治施压和孤立，以及极端情况下的军事行动等。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