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凯硕：全球化已死！全球化万岁！

马凯硕 云阿云智库•全球治理

过去几十年内，全球化对改善人类处境所发挥的作用超过了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力量。然而，许多人不仅不为全球化欢呼，反而断言全球化即将消亡。尽管是西方发起了全球化，但预言全球化即将消亡的声音在西方尤为响亮。

来源：《亚洲的21世纪》

马凯硕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春秋高级研究员

【导读】 《亚洲的21世纪》收录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新加坡驻联合国前大使马凯硕撰写的关于东西方关系的系列文章。

马凯硕详细分析了亚洲将如何成为21世纪全球化新的发动机，提出“21世纪将见证亚洲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解读中国和平崛起与全球秩序重构的关系。

本文摘自《亚洲的21世纪》第三部分《中国的和平崛起》。

【文/马凯硕】

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悖论是，虽然在过去几十年内全球化已经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但是许多人仍然认为全球化会退潮。这种悖论是怎么产生的？西方在管理全球化时犯的三个关键战略错误导致了这一切。

我们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国王已死，国王万岁！”这句话的最新版本为：“全球化已死，全球化万岁！”这个新说法恰好抓住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矛盾。过去几十年内，全球化对改善人类处境所发挥的作用超过了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力量。然而，许多人不仅不为全球化欢呼，反而断言全球化即将消亡。尽管是西方发起了全球化，但预言全球化即将消亡的声音在西方尤为响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西方为何会反对自己对人类做出的最仁慈的贡献？简要来说，西方在全球化管理上犯了三个战略错误。更准确地说，是西方头号强国——美国犯了错误。但是，当美国犯下这三个战略错误时，西方第二大经济力量——欧盟未能为其提供帮助与指导，这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错误。欧洲人的消极态度是导致这三个战略错误的重要原因。

一、美国犯下三个战略错误

那么，美国犯下了哪三个战略错误呢？第一个错误是占美国人口 1% 的精英阶层犯下的。他们从全球化中攫取了巨额的财富，而占人口 50% 的底层民众却遭受了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破坏，或者更准确地说，“创造性破坏”，对于这一点，精英阶层袖手旁观。第二个错误是，在本应加强政府和政府机构的权力时，美国选择了削弱它们。这一错误是在著名的里根—撒切尔革命期间铸成的，当时里根总统有句名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才是问题所在。”这种理念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接下来的 30 年间，主要公共服务机构资金不足、权威丧失、士气低迷。第三个错误是美国放任占有财富最多的 1%的人口在国 内形成了实际上的金钱政治。民主政治和金钱政治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在一个民主政治国家，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的。而在一个金钱政治国家，民众面对的则是一个“由极少数人拥有，被极少数人统治，为极少数人服务”的政府。大多数美国人都怀疑美国是否真的已经成为由富豪统治的国家。然而，保罗·沃尔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马丁·沃尔夫等知名人士都证实了这一发展趋势。

一种矛盾现象伴随着美国犯下的这三个战略错误。尽管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战略思维产业（包括大学、智库、咨询公司、非政府组织），美国的政治体系却不曾公开承认自己犯下这三个重大的战略错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等极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的评论版面上也未对此进行更多讨论。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不得不调查和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美国政治体系中出现的大规模的佯装无知的现象。

由于许多美国人会极力否认美国犯下的这些战略错误，因此本文有必要更详细地解释一下错误是如何犯下的。这是本文想要达到的目的，同时我也会提出一些解决问题和改正错误的方法。本文最后还将得出一个乐观的结论：这三个战略错误都是可以纠正的，美国也可以像过去一样再次成为全球化的头号捍卫者。随后，托马斯·弗里德曼、杰格迪什·巴格瓦蒂和马丁·沃尔夫就可以分别出版新版的《世界是平的》、《为全球化辩护》和《全球化为什么可行》。

1.第一个战略错误

第一个战略错误是美国精英阶层未能保护工人阶级免受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破坏。是什么导致了这一结果？是美国精英阶层的贪婪和冷酷吗？还是历史大趋势也促成了这一战略错误的发生？

这些问题的答案照例很复杂。显然，历史大趋势也促成了这一错误。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比我们更加清楚地注意到，美国工人阶级之所以遭受苦难，是因为不幸遇上了历史上两个重要时刻的交会。第一个时刻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名篇中所说的“历史的终结”，而第二个时刻是“历史的回归”，即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印两国决定觉醒的时刻。这两个时刻的交会所造成的不幸后果是，在中国和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国家）觉醒时，西方却选择了沉睡。

我在《西方失败了吗？》一书中记录了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以及缘何发生。我在这儿做个简单总结。弗朗西斯·福山本无意让西方沉睡，然而，当他提出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了政治和经济进化之路的尽头时，他在包括主要人物在内的西方人心目中营造出了这样一种感想：西方社会无须为应对新世界进行任何重大的结构或战略调整，只有非西方社会才需要调整和适应新世界。这一信念使西方社会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了傲慢、自大和自满情绪， 因此，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西方选择沉睡的那一刻，恰恰是它本该觉醒的那一刻。

因何觉醒呢？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西方就应该意识到，在沉睡了近 200 年之后，中国和印度决定醒来。为什么这两国的觉醒如此重要？因为从公元元年到1820 年，中国和印度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因此，当中国和印度决定再次觉醒时，它们将不可避免地撼动世界。随着中国成为超级制造业大国，以更低的价格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美国的企业不可避免地要关掉一些工厂，失业也成为必然。对此，人们不应该感到惊讶。西方经济理论称之为“创造性破坏”。

在这里，我要申明，经济学家对中国新兴产业的出现是否导致了美国的失业一直存在争论。一些经济学家反对这种说法，然而，至少有两位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经济学家考证了来自中国的新竞争是如何导致美国人失业的，他们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龙·阿西莫格鲁和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罗伯特·斯科特。斯科特等人（2018 年）指出，2001 年以后，美国失去了 340 万个就业岗位。阿西莫格鲁等人（2016 年）估计，从中国进口商品引发的竞争使美国在 1999—2011年失去了200 万～240 万个就业岗位。

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一切发生时，克林顿政府并未出台任何支持失业工人的计划。2001 年 1 月克林顿政府卸任后，不幸的是， 有两大历史性事件再次同时发生。小布什政府关注的历史性大事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本·拉登对美国发动的袭击，这一事件自然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因此，2001 年 10 月 7 日和 2003 年3 月 20 日，小布什政府分别卷入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人民和政策制定者被“9·11”事件带来的愤怒冲昏了头，而没有注意到 2001 年还发生了一件更为重大且能够改变世界的事情：中国于 2001 年 12 月 1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随着中国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获得越来越多的免税准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出口必然出现激增。事实上，图 3 清楚地显示出，2001 年以后，中国与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获得了显著增长。显然，如果美国政策制定者足够警醒，他们就会注意到美国工人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处境，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是第一个战略错误：当工人阶级遭遇由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回归造成的“创造性破坏”时，他们的需求和利益被忽视了。

2.第二个战略错误

第二个战略错误明显地加深了第一个战略错误：西方在普遍削弱政府机构，尤其是美国。20 世纪 80 年代的里根—撒切尔革命留下了两个思想遗产：首先是迷信市场自发的应对方式是最好的， 因此，如果经济出现问题，市场将能够自动找到解决办法；其次是前面提到的理念，即“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才是问题所在”，因此，政府不应该帮助由于经济竞争而受到伤害的工人，市场会自动创造和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奇怪的是，尽管理论上里根政府不赞成政府对市场力量进行干预，但当它认为自由市场的力量会伤害到美国的公司时，里根政府进行了至少两次干预。当美国汽车公司抱怨竞争不过日本汽车制造商时，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日本自 1981 年起对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实行“自愿出口限制”。此外，里根政府还采取了进一步措施以保护美国公司免受来自日本的竞争：它迫使日本政府接受日元的大幅升值，使得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1985 年240∶1 升到了 1988 年的 120∶1，这显然削弱了日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顺便提一下，日元被迫升值带来了一个意外收获——日本企业开始将制造环节更多地转移到美国和第三国（如东盟国家）。

因此，里根政府为美国留下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遗产。理论上， 里根政府反对政府干预市场，但实际上，对日本工业采取的行动表明，里根政府是支持政府干预的。不幸的是，里根政府青睐的干预手段是“消极”的干预：用强硬手段阻止来自日本的竞争。它没有进行任何“积极”的干预，比如对在经济竞争中失业的工人进行再培训。

在这方面，美国让市场创造新就业岗位的办法与欧洲和亚洲的做法不同。事实上，欧盟成员国政府与若干东亚国家和地区政 府（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大力资助工人培训项目。美国人对政府介入工人培训的反感也延伸到了反对工会保护工人利益上。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引入美国跨国公司投资时发现了这一点。当时这些美国跨国公司坚称，只有新加坡政府阻止新加坡工人加入工会，它们才会在新加坡投资，在它们看来，工会妨碍了市场力量发挥作用。新加坡政府花了一些精力去做说  服工作，最终，美国跨国公司接受了新加坡政府的观点——新加坡工会可以帮助工厂的工人与管理层建立更和睦的关系。

美国人不屑于设立帮助工人的计划和机构，这也涵盖在一种更广泛的哲学观点内，体现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句名言中： “在商言商。”简言之，唯一重要的是公司的底线。如果为了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而必须解雇工人，那就解雇好了，毕竟利润比员工更重要。

把这种风气单纯归罪于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不公平的。哈佛商学院是美国最受尊敬的学院之一，几代人以来，它同样传播了 这样一种理念：企业的首要责任就是创造更大的利润。因此，只有一个利益相关者是重要的，那就是股东，而其他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工人、社区，都没那么重要。相比之下，世界经济论坛则建议企业关注多元化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客户、供应商、本地社区和整个社会”。

3.第三个战略错误

第三个战略错误是美国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富豪统治阶级， 破坏了美国的民主政体。美国商界精英对更广泛的社会关切的反感可能也是导致美国犯下第三个战略错误的原因之一。

简言之，美国政府已经从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转变为一个“由极少数人拥有，被极少数人统治，为极少数人服务” 的政府。真正的问题在于，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美国已成为一个由富豪统治的国家，人们仍然极力否认此事，哪怕保罗·沃尔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马丁·沃尔夫等知名人士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对这一问题“直言不讳”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面临着诸多阻力，因此我在《中国的选择》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详细解释美国是如何演变成由富豪统治的国家的。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最富有的美国人已经开始承认这一点。瑞·达利欧经营着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对冲基金，通过严格的实证研究获得了成功。现在，达利欧将这一研究方法用于理解美国的贫困和不平等。他在自己的领英页面上详细说明了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并指出，“处于底层的 60% 的人口，大多数是穷人”，他还引用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近的一项研究，“如果遇到急需用钱的情景，40% 的美国人连 400 美元都筹措不到”。更糟糕的是，达利欧指出，“他们在贫困里越陷越深……能用 10 年时间从底层的1/5 跃入中等或更高阶层的人越来越少，从 1990 年的 23% 下降到了 2011 年的 14%”a。反映美国社会状况恶化的数据无可辩驳。人们不再相信在美国努力工作就能获得回报。对大多数人来说，回报已然枯竭。“善有善报”这一陈词滥调显得可憎且令人怀疑。

二、美国通向金钱政治之路

为什么美国表现得如此糟糕？简言之，在美国人民没注意到的时候，美国的政治安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每隔 2～4 年， 美国人就会投票选举出他们的众议员、参议员、州长和州立法会议代表。然而，在民主正常运行的伪装下，在所有仪式性投票的背后，美国已然成了一个被权贵阶层统治的国家，用金钱来决定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决策。由此，权贵阶层可以实现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转移。

伟大的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曾警告过这种危险。他说：“如果那些拥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来掌控公共辩论的进程，参与原则所保护的自由就失去了大部分价值。” 大约 50 年以前，他警告称，如果允许那些“拥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控制公开辩论的进程，美国的民主将被颠覆。

在 2010  年的“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里程碑式的裁决。这一裁决联合其他判决， 推翻了对利用金钱影响政治进程的许多立法限制。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和其他类似判决影响甚大，它们在事实上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制度。马丁·沃尔夫表示：“美国最高法院在 2010 年对公民联合会的不当裁决说明，公司就是掌权人，金钱就是话语权。事实证明，这是美国迈向金钱政治的一大步。”

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教授考证了普通美国公民是如何失去他们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的。马丁·吉伦斯和本杰明·佩奇研究了1779 个案例，比较了普通美国人和群众性利益集团的观点与经济精英的观点对政策的影响。他们发现：

代表商业利益的经济精英和团体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有实质性的、独立的影响，而普通人和群众性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很小或没有。当暂时排除经济精英的偏好和利益团体的立场时，普通美国人的偏好对公共政策产生的影响看起来极其微小，几近于零，在统计学上不显著。此外，经济精英的偏好（以其代表“富裕”公民的偏好来衡量）比普通公民的偏好更能影响政策变化。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这个国家并不是由多数人统治的，至少在实际政策的制定上不是这样。

他们得出了以下令人警醒的结论：美国人确实享有民主治理的许多核心特征，如定期选举、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广泛的选举权（尽管仍有争议）。但我们认为，如果政策的制定由强大的商业组织和少数美国富人主导，那么美国所谓的民主就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

过去，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在决定社会的基本发展方向上有着很大的话语权。但如今，他们失去了这种话语权，美国国会的决定不是由选民而是由资助者说了算。因此，美国的政治体制在功能上变得越来越不民主。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所有公民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而美国正相反，它越来越像一个由富豪统治的国家，少数富人拥有超过其人口比例的权力。

2018 年，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学者亚历山大·赫特尔—费尔南德斯、西达·斯考切波和贾森·斯克拉尔开展的一项研究进一步表明：

自 2005 年左右开始，新成立的保守和进步捐款人财团，尤其是查尔斯·科赫和戴维·科赫兄弟创立的科赫研讨会与民主联盟，通过不断筹集和输送资金，用于选举和与各种政治组织的合作，扩大了富有捐赠者的影响力。科赫研讨会允许捐赠被用于围绕“繁荣美国人协会”构建一个虚拟的第三政党。繁荣美国人协会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政治网络，不仅能在选举中支持共和党，而且能左右其候选人和公职人员在超自由市场政策方向上的偏好。富有的捐赠财团已经成功建立起基本的组织结构，用它们所掌握的资源影响政策提案制定， 向立法者施加压力和动员普通美国人参政……当富豪集体将新的议程强加给寻求资金的政治组织时，这些资助者就是在重塑美国政治的惯例、目标和权力中心，这远远超出了特殊拨款预算产生的影响。

研究者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对科赫研讨会和民主联盟财团的分析表明，大量金钱通过某种机制而不是个人或企业捐赠渗透进选举和游说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要了解富人是如何重塑美国政治的， 我们不仅要考察他们的选举活动和游说支出，还要看他们对涉及各种领域和各种职能的政治组织的联合投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明马丁·吉伦斯、拉里·巴特尔斯和本杰明·佩奇等研究人员所发现的政府响应能力明显不平等的原因。

理论上，如果美国人民被剥夺了投票权，他们就会造反。然而，他们的选票实际上已经被富人劫持了，但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纽约时报》前专栏作家阿南德·吉里德哈拉达斯在其著作《赢家通吃》一书中详尽地记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梦想是如何幻灭的。他说：

一个成功的社会是一台进步的机器。它吸取创新的原材料，产出广泛的人类进步，但美国这台机器坏掉了。近几十年来，进步的成果几乎全被幸运者攫取了。举例来说，自1980 年以来，处于社会底层的那一半美国人的平均税前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但处于金字塔塔尖 10% 的美国人的平均税前收入翻了一番，处于塔尖 1% 的美国人的平均税前收入增长了不止 3 倍，而处于塔尖 0.001% 的美国人的平均税前收入增长了 7 倍多。这些熟悉的数字意味着，30 多年来，这个世界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对 1.17 亿美国人的平均收入产生任何影响。

研究政治制度的美国学者喜欢引用阿克顿勋爵那句有名的俏皮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引用过后，他们可能会在心底悄声说：“感谢上帝，我们生活在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腐败不可能发生。”但所有这些学者都应该考虑一下阿克顿勋爵这句名言的变体：“金钱导致腐败。绝对的金钱导致绝对的腐败。”

金钱对美国政治的腐蚀应该引起重视。在大多数国家，个人或企业利用金钱来影响公共政策被称作腐败。即使在腐败横行的第三世界国家，人们也知道这是违法的，尽管人们对腐败往往无可奈何。但在美国，人们不认为利用金钱影响公共政策是腐败行径，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已将这一行为合法化了。

在将使用巨额资金影响公共政策这一行为合法化的过程中， 美国最高法院显然忽视了约翰·罗尔斯的警告——“如果那些拥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来掌控公共辩论的进程”，那么将会产生以下腐败结果。

最终，这些不平等将使那些处于金字塔塔尖的人能够对立法施加更大的影响。他们可能会适时获得在社会问题上更大的决定权，至少在那些会使情况更加有利于他们的问题上是如此，并且这些人通常对这些问题保持意见一致。

过去几十年间发生的事情恰好证实了这一点：富人在“有利于他们获得更好的社会环境的问题上获得了更多决定权”。财富和政治权力已然从美国人口的大多数人手中转移到了享有特权的极少数人手中。因此，美国无疑已经成为一个由富豪统治的国家。

1989—2013年，美国前1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全国所有家庭财富的比重从2/3增加到超过3/4，中间4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比从30%下降到23%，后50%庭拥有的财富占比从3%下降到1%。资料来源：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三、简单方案与艰难决策

对此，用列宁的话说就是：“该怎么办？”就这三个战略错误来说，好消息是它们可以通过以下三个简单措施来修正。第一步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应该承认自己在全球化中所受的创伤是咎由自取，这三个错误证明了这一点。第二步自然是对创伤采取补救措施。第三步是西方和东方，尤其是美国和中国，应该就合作应对全球化面临的共同挑战达成新的全面理解。

遗憾的是，这些措施尽管从理论上看很“简单”，但在实践中难以实施。第一步可能是最难实现的，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更愿意相信是其他国家导致了它们的问题。因此，当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时,少有美国人敢于揭示不可否认的事实：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国内因素而非外部因素造成的，美国国内消费和储蓄之间的不平衡是造成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事实上， 即使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下降，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也不会减少。2017—2019年特朗普引发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2017年的3750亿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3450亿美元，但美国对全球的贸易逆差从 2017年的7920亿美元上升到了2019年的8540亿美元。

因此，除非美国承认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是自身导致的，否则它很难采取必需的补救措施，尤其是重建强大而有效的机制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挑战，以及扭转导致美国出现金钱政治局面的举措（美国最高法院将企业无限额政治捐款合法化的决定也是导致美国金钱政治局面的一个原因）。简言之，第一步和第二步是相辅相成的。只有首先承认自己患病，才能找到治愈的办法。美国如果不承认国内问题是自身导致的，就无法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

美国在艰难实施前两步的同时，可以采取第三步行动：就如何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与中国达成新的谅解。在这方面，理论上， 中美两国的利益看起来可能不可调和。然而，正如我在《中国的选择》一书最后一章中用大量篇幅所阐释的那样，中美两国在长期利益上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事实上，美中之间有 5 点“共同利益”。如果说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改善美国人民的福祉（本应如此），中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改善中国人民的福祉（确实如此），那么这两个目标之间就没有根本性矛盾。事实上，如果能够相互合作，而不是纠结于地缘政治竞争上的零和博弈，两国政府成功实现各自目标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这种双赢合作所面临  的主要障碍是，华盛顿许多有影响力的人认为，美国的首要目标应该是维护其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然而，在主导地位与人民利益之间，美国人民的利益显然更为重要。纯粹的常识足以说明这一点。

简言之，尽管在如今的政治背景下，我们难以想象中美能够互利合作，但现实是，双方能够且应该合作。中美双方，尤其是两国政府，都不应忘记它们的首要任务是改善本国人民的福祉。它们可以通过合作而非对抗来实现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