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巴勒斯坦将于9月23号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对此，美国政府表示了异常坚决的反对，甚至威胁将动用否决权阻止其入联。一些观察家认为，这与美国国内强大的以色列游说力量有关。事实上，这种力量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就已存在，已影响美国对外政策数十年。

 

 

受迫害的恐惧和“使沙漠发展繁盛”使以色列获得犹太人认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600万犹太人被纳粹德国屠杀，占欧洲犹太人的2/3。这使得犹太人处于对迫害的空前恐惧。出于这种对于未来自身命运的担忧，使美国犹太人把整个民族的命运同自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促使他们把二次大战后建立的以色列国视为犹太民族“千年复国梦”的现实，当做自己的“祖国”，当做下一次发生“大屠杀”时的“最后一个避难所。这就是早期犹太人对以色列国家认同的来源。

 

更深层次的研究还认为，复国主义不能简单解释现实中这些组织对以色列的长期认同和支持。以色列长期稳定的发展是维持这种支持的重要因素。历次中东战争的压倒性胜利以及 “让沙漠发展繁盛”，都使犹太人的自豪感获得了持久的来源。

 

由于反犹主义影响，1967年以后以色列游说才真正盛行起来。在以色列国成立初期，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为以色列募集资金。但当时，以色列游说活动大多在幕后悄悄进行，例如1948年前后对杜鲁门总统的游说，主要是来自他的犹太朋友和顾问。在犹太复国主义公共事务委员会内部的“凯南规则”中说：“隐身立法之后，而非之前……即要保持低调”。这种低调主要是由于对当时反犹主义倾向的忌惮以及对面临双重忠诚指控的担心。

 

在1967年“六日战争”以后，这种状况大为改观，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规模、财富、影响力都有了实质性增加。在这场战争中，以军在6天时间内取得了对阿拉伯国家的决定性胜利。这对美国犹太公众的刺激超过了以往，给予了他们很大的自豪感，成功反击了反犹主义。此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政治诉求更多地被公开表达。在那之后，美国对以色列的外援才超过了私人捐赠。

 

在以色列建国初期，只有少量美国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现代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曾对此作出批评。旨在推动亲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松散联盟，游说集团只是一个松散联盟的统称，主体由美国犹太人组成。

 

虽然外界常常把以色列游说集团当作一个整体来描述，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单一中心的组织。“以色列

 

游说集团”只是对一系列通过积极活动促进美国亲以外交政策的组织和个人的松散联盟的统称。其中的每一个组织或个人的运作方式，与其他的游说组织并无二致。同样类似的游说集团还有“枪支游说集团”、“农场游说集团”等等。以色列游说集团中较有影响力的组织有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等等，它们主要由犹太人组成。但这个集团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或规定的成员，除了上述核心组成者，也包括一些半边缘的团体和个人，它们也致力于以色列事务，要求美国政府支持以色列。但它们不像那些核心团体一样积极和持久。例如“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联合会”等等。

 

以色列游说集团不等于美国犹太人，1/3的美国犹太人不重视以色列事务。虽然以色列游说集团中大部分组织都由犹太人构成，但以色列游说集团并不等于美国犹太人组织或美国犹太人的代表。例如，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就是游说集团中重要的非犹太力量。它是基督教右翼的一个分支，起源于19世纪对《圣经》的 一种阐释，在这种阐释中，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是基督重新归来的关键。虽然对以色列的支持不是他们唯一关心的问题，但他们对以色列事务的参与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美国犹太人都热心于以色列事务。1/3的美国犹太人不把以色列当作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36%的犹太裔美国人“不是非常”或“不是全部”在感情上与以色列联系在一起。同时，很多关心以色列事务的犹太人也不会赞成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所有主张。

 

 

 

美国的选举特点是费用高昂，竞选捐赠约束小。以色列游说集团也主要这种方法进入到政策领域对政策产生影响。《华盛顿邮报》报道，2000年到2004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董事会每人给竞选活动和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7.9万美元。同时该委员会也帮助候选人与捐赠人取得联系。他们会严格筛选合适的支持以色列的候选人，安排他们与可能的捐款人或资金募集者见面。根据跟踪竞选资金捐赠的非党派团体“政治反应中心”的说法，如果候选人得到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贴的亲以色列标签，金钱就会从美国各地被捐赠过来。

 

通过这种手段，以色列游说集团在美国国会达到了几乎不可被挑战的地位。在美国国会从未有过关于美国对以政策的大讨论——因为无需讨论。以色列在国会山几乎是免受批评的，几乎没有批评者或辩论。1975年，福特总统曾考虑“重新评估”美以关系，他立刻收到了来自两院部分议员的抗议信函，不仅如此，拒绝签署这封抗议信函的议员则在之后一次议员选举中落败。2005年，《国民月刊》在华盛顿“力量排名”中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列为第二，仅次于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在全国步枪协会之前。

 

 

美国大选历来投票率不高，虽然美国的600万犹太人只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三，选民比例也不高，但是他们的投票率却高达90%。而且，89%的犹太选民聚集在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新泽西、纽约、宾夕法尼亚等大选的关键选区。当两位候选人势均力敌时，犹太人的选择就会成为打破平衡的关键性因素。2008年美国大选，犹太选民中78%的人投票支持奥巴马，占了压倒性多数，而投给麦凯恩的仅为21%。犹太选民对奥巴马在一些关键州获胜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佛罗里达、俄亥俄、印第安纳、北卡罗来那和宾夕法尼亚。另外，犹太人能够为候选人提供较多的政治捐献。总统候选人不得不作出亲以色列的姿态，否则就要冒这部分选举资金流向选举对手的风险。

 

 

美国犹太人财力强大，2000年美国富豪榜四位犹太人进前五。犹太人自古就以聚集财富和经营见长。犹太人属于美国最富有阶层，2.3％的人口占美整个国民收入的5％。全美百万富翁中约20%是犹太人。2000年，全美富豪榜前五有四名是犹太人。犹太人掌控着美国毛皮业的90%、粮食加工业的60%、电影业的40%和钢铁业的25%。犹太人在金融界的实力首屈一指，在美一直有“犹太人控制华尔街”、“美国人的钱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等说法。而他们在捐款上毫不含糊。充足的资金为他们政治诉求的表达提供了保障。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基于捐赠的年度预算高达4000-6000万美元。

 

全美有80多个犹太捐款协调组织，而类似阿拉伯组织不到10个。犹太人大多受教育水平高，政治参与率也很高。因此，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主要犹太组织内部有着较多的资源和很高的技术专业水平。多数犹太团体的特点是会员人数庞大，专业训练者训练有素，有针对具体问题的专业化工作团队，以及详细的内部交流网络。在全国范围内大量组织的存在，使得游说集团能够在重要外交问题出现时有能力进行全国性协调的政治动员。

 

犹太人的政治捐款最初没有组织，捐款对象不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专门协调捐款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后情况大为改观。目前全美有80多个政治行动委员会，而类似的阿拉伯政治行动委员会还不到10个。

 

 

美国的选举和捐献是完全开放的，因此，并不是只有以色列游说集团才能影响政策。例如在美国也有亲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游说集团，但是他们无论从组织规模还是资金上都不能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相提并论，影响力更是远远不如。杜鲁门曾经说：“在我的整个政治经历中，我从来就想不起来阿拉伯人的投票曾经左右过一次要紧的选举。”

 

阿拉伯国家也曾雇佣专业的公关公司和游说者提高其在美国的形象，并进行具体的武器交易游说。其中较著名的成果是1982年美国国会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一架预警机。但由于国会和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反对，里根被迫取消了随后的几个对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一揽子军售案。另外，与以色列存在利益冲突的能源公司也有从事大量的游说，但是他们的努力基本仅限于他们的商业利益，不涉及外交政策。总的来说，无论从资金、组织、还是目标的一致性，这些游说集团都难以与以色列游说集团相抗衡。

 

在开放的美国政治中，有钱固然能影响国家政策的走向，但是光有钱也是不够的。只有统一的目的和严密的组织，才能最大程度表达政治诉求，获得巨大的影响力。美国的以色列游说集团显然是其中成功的范例。

 

三、奥巴马不愿现在就对伊动武，最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

 

 

如果说美国犹太人手中的选票是他们影响白宫和国会山的工具，那么活动能力强大的社团和组织则是他们捍卫犹太人和以色列利益的实体。自20世纪初期以来，美国已经涌现了350多个代表不同地域和派别的犹太人社团和组织。比较重要的组织有：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大会、世界犹太人大会、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等。其中，以AIPAC为主导的以色列院外集团被公认为组织最为严密、活动效率最高且对美国对外政策影响最大院外集团。

 

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主要作用是疏通国会立法机构，向国会游说以色列利益，该委员会对国会以色列政策的制定有着直接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创建以来，该委员会在美国知名高校中不断发展积极分子和志愿者，到目前已拥有约10万名成员，其功能已经从“犹太人的传声筒”发展为以色列设在“联邦政府中心的第二个大使馆”，其影响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智库一直延伸至白宫和国会山，将“影响有影响的人”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影响主要通过对国会议员的游说来实现。近年来，AIPAC每年都要同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进行2000多次会谈，导致国会每年都会通过100多项有利于以色列的立法动议。现阶段，AIPAC游说工作的最主要任务就是要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其他任务还包括：向巴勒斯坦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其彻底打击恐怖主义；在美国青年人中发现并培养新一代的亲以政治家；向国会议员灌输美以关系的重要性等。显然，AIPAC的宗旨就是要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全面向以色列倾斜。

 

 

除了选票与社团组织，美国犹太人在报刊、广播、出版、电视、电影等传媒舆论领域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也是美国决策者在制定或调整对以色列政策时不得不顾及的因素。此外，令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感到欣慰的是，今天的美国，还有势力强大的非犹太力量——基督教徒——在积极支持以色列。目前，在美国已经逐渐形成基督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联合的宗教主流。

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美国控制世界，犹太人控制美国。暂不细究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准确反映现实，至少有一点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即犹太人在美国当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确发挥着与其人口规模极不相称的影响力，而对以色列的向心力则激励他们通过自身能量，去影响有影响的人或集团以确保犹太国的生存与发展。

 

 

“AIPAC(在美国)之所以成功，因为它会奖励支持其议程的国会议员或候选人，并惩罚那些反对的人……”

美国东部时间3月4日临近午时，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年度政策会议现场，身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行政总裁”的巴拉克·奥巴马一如其前任们多年惯例“挺以而出”。

 

“过去三年中，我信守了对以色列的承诺……”华盛顿会议中心会场内，奥巴马一言未毕，全场起立鼓掌。

一场演讲下来，说者言辞多情，听者反响热络，起立鼓掌的场面发生7次之多。乍看之下，不熟悉的人或许还以为这场会议举办地是耶路撒冷而非华盛顿，举办方是以色列官方而非美国某院外集团。

 

这就是美国政坛一个“公开的秘密”：一个亲他国游说团体的影响力却不容国内任何一派政客忽视，在总统选举政治周期内尤为凸显。

 

 

感受AIPAC的影响力，从大会的排场便可一见端倪。3月4日至6日，这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亲以游说团体举行了历来最大规模的年度会议，自称参与者逾1.3万人。演讲嘉宾包括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年近九旬的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也亲自出山。座上宾中，美国参众两院更几乎全阵容出席。临近尾声仍有大戏：数千名与会者6日分别前往国会山，与参众两院议员在约500场次游说活动中“沟通”观点。

 

6日闭幕当天，适逢美国2012年“超级星期二”——这是共和党在多个州“扎堆”举行总统预选的大日子，对激战正酣的共和党总统竞选人而言颇为重要。尽管如此，竞选者们却不敢忽视AIPAC最后一日的活动。预选“领头羊”米特·罗姆尼和共和党大老纽特·金里奇分别利用视频连线发声，而另一竞选人里克·桑托勒姆更专程赶往现场。

 

“奥巴马说他会力挺以色列，但我看他的一举一动根本没有挺身而出。”桑托勒姆的发言或许还算客气。罗姆尼“危言”更甚，称奥巴马连任成功日恐怕已是伊朗造出核弹之时。

 

就在奥巴马莅临AIPAC大会发表演讲前，美国前副总统切尼之女、在政坛上日渐活跃的伊丽莎白·切尼在同一舞台上直言：“奥巴马是有史以来将以色列安全利益放至最低的总统，让我们明年此时欢庆一位新总统吧！”

共和党阵营之所以抓住时机猛攻谋求连任的奥巴马，也是因为自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分别上任以来，美以这对“最牢不可破的”盟友似乎不乏不同声音，台面上最大分歧在于对伊朗核问题诉诸武力解决时机的判断，两位领导人之间的龃龉也曾为媒体聚焦甚至放大。

 

 

“美国政客们如此恭顺的真正原因，在于以色列游说团体的政治权势。这一游说集团是集一众个人和组织于一体的松散组织，积极地推动美国外交政策向亲以色列方向倾斜。”

 

这段描述来自《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由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合著。这本书从一篇惨遭“枪毙”的学术约稿，到最终出炉成册，整个过程本身就显示出美国对政坛这个“公开的秘密”的讳莫如深。

 

“AIPAC之所以成功，因为它会奖励支持其议程的国会议员或候选人，并惩罚那些反对的人……它会确保自己的朋友从难以计数的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中得到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反之，对以色列有敌意的竞选人则可以确信，AIPAC一定会捐款给他的政治对手。”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这样写道。

 

对此，“中国通”查尔斯·弗里曼(中文名傅立民)或许有亲身体验。据美媒报道，2009年2月时弗里曼曾被爆料为奥巴马行政分支内要职——国家情报委员会“掌门人”的大热人选，但经过亲以阵营长达数周“唱衰”，弗里曼干脆放弃候选之席，慨叹自己是牺牲品。

 

显然，AIPAC面向的不只是在位者，“润物无声”的功夫在年轻一代中就已做足。据其公布的数据，刚落幕的年度政策会议上就有1600名学生积极参与，来自美国50个州及华盛顿特区共500所学校，包括217名学生领袖，

“当属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亲以色列的学生聚会”。

 

“我真诚地感谢AIPAC，感谢它让我有机会站在这里，我坚信以色列的议题不只是以色列的议题，更是我们的议题。”3月4日上午，马里兰州一名女“学生领袖”在台上热情讲述，不吝辞藻。记者席上，一名年轻美国记者忍不住对身旁同仁偷笑。

 

 

美以开始长期相互接近的时间点定格在上世纪60年代，如今特殊关系总体稳定，但谍报人员相互渗透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与风云变幻的中东乃至国际局势相比，美国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堪称非常稳定。有人认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桥头堡”、“不沉的航空母舰”；还有人说，美国是以色列唯一能够依赖的监护者……

 

回顾美以近64年的交往史，不难发现，作为两个主权国家，美国和以色列由正常关系走向特殊关系，根本上正是两国基于地缘战略利益的必然选择。国家利益至上，这条原则对于美以关系同样适用。

 

 

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在处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人冲突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通过其对以政策集中体现，尽管美国对以政策在不同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下反映不同的战略利益因素考虑，但是总体而言，政策的基点是确保犹太国的生存安全。

 

美国是最早承认以色列的国家。然而，不能因此证明当时美以关系的密切。事实上，在1948年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和圣城问题上，耶路撒冷和华盛顿曾长期意见分歧。总体上看，杜鲁门政府和随后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以关系并不密切。尤其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以关系相当冷淡，常伴有摩擦发生。这样的局面直到肯尼迪政府时期才得到改观。

 

1962年12月，肯尼迪总统明确美国和以色列具有特殊关系——美国对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负有责任。这种责任成为美国对以政策的核心与基点。此后近50年来，美以关系得以持续和深化，并结成特殊关系，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各领域。

 

美以开始长期相互接近的时间点定格在上世纪60年代，这是由于，在冷战期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最大战略利益是遏制苏联的扩张，需要以色列扮演一个“战略平衡手”的角色，而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所显示出的军事能力受到美国关注。对美国来说，朋友已经变成了需要维护的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