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畅明2023-10-21 云阿云智库•帝国策

导读：五百年间，世界的斗争形式经历了三个大的时期：（1）比拼人的军事技能，对应军事文明的称霸；（2）比拼武器技术优势，对应贸易文明的崛起；（3）比拼生产组织规模，对应生产文明的回归。全文将近3万字。

作者：畅明

一、国运沉浮背后的文明因素

1、大航海时代的中国并未落后

欧洲之崛起，正是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随后欧洲并未与中国形成技术代差。中国也始终嵌入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体系当中，当时中国也是世界第一大顺差国，大量吸收了西班牙从南美运来的白银，并且不断向西方供给当时的高附加值商品。在海洋贸易、科学技术等等方面也是互有长短，在中国当时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逐步衍生出了有别与传统封建势力的资本主义萌芽——工商业阶层。而中国与西方在技术、社会结构上发生大差异，却是在17世纪清帝国入关控制中原以后。

毕竟当年西班牙的贵族们喜欢的是中国的丝绸、喝的是中国的茶叶，用的是中国的瓷器。东南亚的一众苏丹国可以让西方势力开拓殖民地，但是面对庞大的华夏帝国，西方的这些初代海洋霸主就不够看的了。比如葡萄牙、荷兰都曾与中国发生接触，其军事野心基本在地方力量的反击下就被遏制住了。

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仅仅是中国人跨海建功的壮举，更是区域性海商组织体的开拓之举，若非国姓爷英年早逝，恐怕当时东南亚的西方贸易中心马尼拉都被夺了去，可见当时中国海洋力量的实力并没有与西方拉开代差。

毕竟中晚明的时候东南大搞土地兼并，发展工商业，为的可不是当地主自保，而是以资本增殖原则进行的扩张。但是满清的入关彻底打断了这个趋势。

2、军事文明才是中国近代落后的主因

满清入关以后，中国的发展就开始和西方拉开差距了，一方面欧洲获取了海量的财富增量，在渐进式的阶层置换几百年后（价格革命—金本位时期的长期温和通胀削弱了吃地租的封建主），顽固的封建地主阶级被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夺取了权力。只不过这种革命不太彻底，因为资本追求的是盈利而非革命，在和国家统治机器妥协后资本家非常乐于看到国家力量为他们镇压工人，拓展地盘。所以欧洲大陆皇冠稳固，而且资产阶级和原来的统治者结合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德国的容克）。

而东方则逐渐开始被军事文明所压制，满清军事政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的是阻碍作用：联小宗治大宗：满、蒙、藏的贵族联手一起治理汉地；钳制思想：大搞文字狱，对思想桎梏达到了顶峰；军国化管理：兵丁入旗，汉八旗、满八旗；这些使得军事专制达到了顶峰。

因为军事文明的内在逻辑是——要让别人不如我强，通过毁灭的办法获取统治。比如蒙元屠杀后路的居民以防其造反，满清屠城剃发以消灭反抗精神，罗曼诺夫王朝人滚地留的哥萨克式扩张，日本军国用三光政策来治理占领区，纳粹建立犹太人集中营，都是这一类思路——“只要别人弱了，就等于是我强了”。

这在军事斗争中还好办，肉体消灭了敌人就可以了，但是在国家治理上就麻烦了，如果技术革命从被统治阶级萌发，那么就成为了统治阶级的威胁，所以中国只有在清朝才有遏制民间技术发展的行径：

如康熙年间的火器专家戴梓就因为是汉族而且掌握了先进的火器技术，被西洋传教士构陷，被发配流放。这一方面是满清统治者对当时主要主体民族也即人民群众的忌刻猜疑，另一方面是对于先进生产力也即域外技术成果的病态抵制。

所以孙中山说为什么清王朝不能搞君主立宪制，就是因为满清统治集团不可能有效发动群众，对于生产力自下而上的技术革命更会天然抵制，所以必须革命。

而新中国更是始终坚持群众路线，把发展和解放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这种判若云泥的区别，就是“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

中国在满清王朝统治下的三百年，是游牧军事文明凌驾于华夏生产文明的“中华黑暗期”，其与欧洲在蛮族军事文明压迫下的“黑暗中世纪”颇为类似，是野蛮战胜了文明乾坤颠倒的非常态。军事文明对于人格的奴化与思想的禁锢，使得华夏汉唐之雄风不再，正如龚自珍所说“万马齐喑究可哀”。在有清一朝：统治阶级内部都以自称“奴才”为荣；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以钻研八股为荣；民众以服从于封建礼教为荣，这种僵化的社会形态当然会让华夏文明在近现代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大潮中落后。

但这种落后，不是华夏文明的落后，而是军事文明的落后，因为华夏文明的本位是生产文明，其为满清军事文明所乘的黑暗期落后于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说明华夏文明的落后。因为后来的新中国恢复了华夏文明原本的汉唐模式，在短短几十年间即追赶并超越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成果，使得华夏文明成为唯一一个从石器时代进化到信息时代的活文明，甚至可能会在将来率先跨入智能时代。

二、军事文明的衰落与贸易文明的崛起

清王朝作为一个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军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军事文明时期，其是华夏生产文明与军事文明结合后的特殊形态。在当时的世界上：

沙皇帝国吸收了蒙元的游牧文明，成为欧亚混血的东斯拉夫军事帝国；

奥斯曼帝国吸收了阿拉伯帝国的伊斯兰文明，成为异化的伊斯兰军事帝国；

应该说在那一时期，整个欧亚大陆上都是强大的军事文明，这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非常相关：满清帝国（清帝国制服准噶尔就是靠的火器）、沙皇帝国（伊凡雷帝的直辖军配备火枪）、奥斯曼帝国（苏丹亲兵主力为火枪兵）都是擅长使用火器和骑兵的军事组织，这一方面需要专业的军事技能，另一方面需要多兵种配合的指挥技巧，故而侧重军事专业化及强调服从性，所以军事贵族的专制政体就在当时的亚欧大陆上获得了优势。而这也是迫使西欧国家远洋出海的主要动力，因为欧亚的陆上贸易路线已经被三大军事文明锁死，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的沟通成本过高，所以需要开拓海路。

然而在工业革命之后，以英美为首的贸易帝国迅速借助先进的生产力而崛起，这使得曾经虎踞亚欧的三大军事帝国迅速衰落。奥斯曼帝国成为“西亚病夫”，并最终从一个领土遍布中东北非，横跨三大洲的霸权帝国退化为仅剩小亚细亚的土耳其；沙皇帝国从“第三罗马”退化为“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曾经雄极一时的“世界宪兵”变成了“灰色牲口”，成为了第一个输给黄种人的白人国家，是列强之耻。而清帝国也是割地赔款主权不保，僵化封闭苟延残喘，幸赖华夏文明之强大的生命力，才召唤出仁人志士起而拯之，最终新中国拔地而起，成为了时代的选择。

为什么军事文明一时俱起，又同期而灭呢？这个背后的原因在于，世界斗争的方式随着生产力的水平发展而不断变化，只有最适应生产力的政权组织形式，才能在生存的竞争中获取优势。军事文明的长处是培养及组织专业化的军事组织，其社会形态是哑铃形的，比如清帝国，就是八旗这个军事贵族体系获得了极大的物质资源分配比重，同时也承担了主要的军事任务。而且其与人民大众是分化的，因为其专业的军事技能培养需要脱离生产，这样兵与民相隔绝，以兵而镇民，自然就是战争的专业性上升而规模下降，同时民众承受重压故而社会内部矛盾大。所以清朝在历次动兵的人数规模都不大，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中都没有发动人民战争，仅在少量的军事力量被歼灭后就选择了妥协，而庚子事变中当清廷试图利用义和团时，也是拙于组织最终失败。

当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世界的斗争形式就从比拼人的军事经验变成了比拼武器的技术优势，这使得以建立贸易体系而富集了世界资源的海洋贸易帝国形成了优势。因为无论如何鞍马娴熟，如何悍不畏死，也比不过经过短暂训练机枪兵，这在八里桥大战中就尤为明显。所以军事贵族比不过掌握先进技术的资本集团，这就是大英帝国占尽世界膏腴之地，海洋称雄的原因，也是军事文明衰落的主因。

三、生产文明曙光初现

但是正所谓一物降一物，当工业革命推进到电气革命后，英国的贸易文明也开始吃瘪。因为技术的代差全球化的贸易体系中开始逐渐弥合，当技术代差消失后，自然战争比拼的就不再是技术的长短，而是生产的组织和国家规模的实力。在一战中，无数英国贵族踊跃报名参军，以为又到了仗着优势兵器建功立业的好机会，结果没想到撞上的是与其没有技术代差的德国，于是血流成河尸山血海，整个欧洲从大航时代以来流传下来的尚武精神，被总动员的现代战争消磨殆尽。最后是美国凭借生产规模和国家实力帮英法打赢了一战。而二战中军事技巧高超，武器装备先进的德国，也只是战胜了贸易文明体系的强国英法，却被苏联用庞大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全民皆兵的人民战争给击败，而美国也是通过启动战争机器，大规模拉高产能而战胜了日本。

美国在二战以前，一直是现在中国的这种角色，人畜无害而产能强大，技术虽然也经常被传统欧陆强国封锁，但是其生产组织的规模大产能迭代迅速。这是因为美国其实在建国之后是以德裔和爱尔兰裔为主的反英意识强烈的欧洲移民组成的：

所以美国虽然现在号称是昂撒文明，但是其实在其建国后直到冷战，都是一个非主流的贸易文明国家，它没法像英国那样去垄断殖民地的市场和原材料，也没法像法国那样去跟殖民地搞高利贷帝国主义，只能跟德国一样靠精工细作，技术升级来保障生产出的商品能够质优价廉，只有这个生产制造的业务别人抢不走，所以美国在冷战前选择的都是实业立国的道路。直到冷战中，美国在跟军事文明的苏联对垒中不堪重负，这才将产能转移出了美国，将生产制造工作委托给自己的“海外行省”：日本、韩国、德国，自此美国才通过阉割了自己的实体制造业开始变成一个金融帝国。而这也意味着美国从一个非主流的昂撒系国家成为了真正主流的昂撒系国家，那么自然其也要继承大英帝国当年的不幸命运。因为金融帝国的终点，就是大英帝国的解体。所以国家的形态由其所处的客观环境而确定，但是文明的类型，会潜移默化地长期作用于一个国家的命运。这种文明回归的力量，坚定且持续，无处不在，无刻不存，最终将一个能自主命运的大国拉回其原有文明的发展轨迹。

而苏联在列宁时代提出的电气化社会主义，其实也是以生产制造为主的立国策略。但是欧洲险恶的形势下，在斯大林手中又回归了军事文明的国家路线，这在二战中应时而出消灭了法西斯，但是在冷战中又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让苏联跟清帝国一样走向了军事文明僵化封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路径，最终也是走向了同一个类型的命运终点——屈辱求和以求苟安，最终内部瓦解帝国崩溃。

四、大国的兴衰的背后

美国曾是边缘化的贸易文明，而苏联则是非主流的军事文明，这二者都曾靠强大的生产能力而获取重要的国际角色，但是其得志之后，又都不约而同地抛弃了以生产为核心的道路。这是因为其本非生产文明，不过是形格势禁之下借用生产手段来达到目的而已，一旦得志之后，即会出现文明的回归力量，使苏联向军事文明演进，而美国向贸易文明发展。最终二者同归于落寞，因为无论是军事文明还是贸易文明，都是外生性文明，即不扩张或不发展即衰落，而世界并没有永远前进的国家，事物螺旋上升、起伏前进才是符合天道的客观规律，所以反常者必不久。故而军事文明的寿命大致在一百年以内，所以苏联69年而亡；贸易文明的寿命在二三百年左右，故大英帝国兴衰不过二百来年，而美国如今也疲态尽露，正是这个规律在起作用。

五百年间，世界的斗争形式经历了三个大的时期：

（1）比拼人的军事技能，对应军事文明的称霸；

（2）比拼武器技术优势，对应贸易文明的崛起；

（3）比拼生产组织规模，对应生产文明的回归。

五百年来兴衰忙，哪有什么历史的终结，只有永恒的变化；哪有什么天选之民，只有自强者不息；哪有什么完美的体制，只有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所以兴衰有道，唯顺天应人者成其势。

所以在过去的五百年间，实际上一直是生产文明缺位的阶段，但随着中国的复兴及华夏文明的现代化，这种形势正在为之一变。

五、三种文明的基因

1、文明的基因型与表现型

基因一样的生物，会在外界的不同环境下表现出不一样的形态，有时会让人误认为是两种不同的生物。文明也是如此，在不同的环境下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南橘北枳”说得也是这个道理。

比如美国在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其人口结构的大比例都是痛恨英国的爱尔兰人、德意志人，所以其就表现出了生产文明的一些特性，在一战之前美国就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生产国，并且将这顶桂冠一直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但是由于美国毕竟从属于昂撒国家体系，所以其贸易文明的基因没有改变。在冷战之后的放松状态中，美国就回归了昂撒贸易文明以劳动为耻的本来形态，最终又步了当年大英帝国靠殖民地垄断贸易坐吃山空的后尘，自废武功的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美国最终将世界第一生产国的桂冠让给了中国，进入了如20世纪大英帝国一样的国运衰退期。而此时美国就逐渐向军事文明的行为靠拢，开始好乱乐祸，四处出击，从世界警察变成了世界的动乱之源。所以贸易文明面对外界的压力时，其表现就会像生产文明靠拢，而其外界压力彻底解除后，则会向军事文明靠拢。这就解释了美国在冷战时的理智与独霸世界后的疯狂。

而苏联作为军事文明则正好相反。在其外界的压力解除后的放松状态中，会向生产文明靠拢。比如苏联解体后不再面临政权被推翻的威胁，其自废武功试图融入西方世界，虽然屡遭算计饱尝屈辱，但是比起美苏冷战之时其压力骤然减轻，于是现在的俄罗斯就以油气资源的生产为国家的主要工作，围绕这个生产任务生成了现在的政治格局。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苏联立国打赢了白军后，在国际上站稳脚跟，于是列宁就提出了“电气化社会主义”的立足于生产型国策的发展模式，招商引资放宽政策，更好地平衡了国与民的资源分配。而军事文明在外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就会向贸易文明靠拢，试图利用军事优势来控制某些物资的供给，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在美苏冷战的时期，苏联就一直利用原油的贸易，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身上汲取贸易利润，以此扩充军备抢占地盘，成为我们反对的“大国沙文主义”。而苏联此时抢占地盘的目的，比如阿富汗，都有着比较明显地控制世界原油产地及贸易路线的用意。比如苏联侵入阿富汗，同时结好叙利亚，其实就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中东。所以这就是中东国家本来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而集体反美，在冷战后期转变为亲美的原因，就是因为苏联试图以武力控制中东，虽然是军事手段，但是其目的却是维持贸易优势。

而中国作为生产文明则是在压力下向军事文明靠拢，在放松时向贸易文明靠拢。比如中国在武德充沛吊打整个东亚游牧民族的汉唐时期，就会远通丝路，控制西域。再比如中国在冷战后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面对和平与发展的世界环境，就进行了大裁军，在经济上广泛发展外贸。举全球之物力，成就了中国的现代化。而军事压力大的历史时期，比如在蒙元、满清的时期，华夏文明则会接纳富有军事色彩的游牧军事集团来成为统治集团，将华夏生产文明改造为军事形态。应该注意，在此时中原的主体民族仍然保持人口的绝对多数，并且延续着华夏文明的传承。所以元、清虽然是游牧军事文明凌驾于生产文明，但仍然从属于华夏文明的体系，因为华夏文明的基因没有更改，只是迫于环境使得组织形态发生了改变。这就像是一个公司虽然选了一个外人当总经理，但是其股权占比很小，所以公司的所有者没有发生变化。这也是华夏文明能够同化这些游牧政权的主要原因：政权仍然依赖华夏文明而立，其统治基础仍然以华夏为主体，只有融入中华民族才能维持其统治。所以元帝国和清帝国相较于其他纯粹的军事文明，就有着更强的军事扩张能力。元朝及其前身蒙古帝国，基本上征服了亚欧大陆，这离不开中原汉地的物资支持以及先进军事技术的导入，如火器就是如此。而满清其统治集团其实也是以军事化了的汉人为主体，而满清也在生产文明的加持下，有效地控制了从新疆、西藏、东北、蒙古、台湾等边陲领土，为近代中国的版图贡献了法理基础。在乾隆时期，中国的军队曾跨域喜马拉雅山远征尼泊尔，达到了封建史中的兵力投射巅峰。

但是生产文明的军事化，对于文明的发展其代价也是巨大的。现在流行于很多领域的“奴才文化”，就是满清军事文化的“遗毒”，当被征服的心态与西方的文化相结合后，就构成了特殊的“逆向民族主义者”群体，其成为西方强势贸易文明的拥趸，反对华夏文明，反对新中国的自主性，将满清的愚昧僵化套在华夏文明身上，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不行，这种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对于文明的形态没有深刻的认识。

2、文明形态的转换

这三种文明的转化，其实也有着更深层次的道理。

文明的放松过程，都是追求稳定的过程：

生产文明追求稳定的过程中，自然会希望将贸易的不确定性消除，所以其外敌消弭、国力强盛之时，自然会深入管理物资的流通过程，以此建立自己的主导的贸易体系，由此实现“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直销体系”。这就是华夏文明在汉唐时的状态，所以这两个朝代都控制了西域这个亚欧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

贸易文明追求稳定的过程中，自然会希望获取垄断利益，所以通过军事手段控制了原材料的产地和贸易路线，就自然可以不劳而获收取垄断利益，这就是美国现在金融集团干的事情，一方面在大宗商品领域坐地起价，另一方面将军事基地遍布于全球去控制商路。在两代的盎撒贸易文明的“得志期”，英国和美国都是这么做的。所以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了脱实向虚的国内道路和依靠军事实力盘剥天下的外部竞争策略。

军事文明追求稳定的目标，自然是能够找到“长期饭票”，靠着军事暴力去奴役生产者，以此免于军事斗争的流血付出。当其靠暴力消除了敌对者，就可以通过威慑力建立起一套生产秩序。这种不平等的生产秩序是以消耗威慑力为代价的，而威慑力是以消耗军事文明的“生命”为代价的。当军事文明在完全消耗尽了其能量之后，就会迎来“屈辱平静的死亡”。比如清帝国以铁骑入关、剃发易服、大肆屠杀开局，在全社会普及了“强权即真理”的奴性文化，以文字狱钳制思想凡二百余年，最后对内却在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中完成了“准联邦”形式的分权改革，将地方治理权力拱手让给汉人督抚，通过将权力下放来延续了政权寿命；对外也通过不断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来出卖国家利益以获得苟延残喘。血腥暴力开国的清帝国最后是在软弱与屈辱中迎来了终点，这就是军事政权的特点，以暴而兴，以弱而亡。苏联也是如此，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对内政策也是广布寡头以瓜分国家，甚至解体以奉地方豪强；而对外则奉行投降主义政策，“量苏联之物力，结西方之欢心”。军事文明其善于让别人当奴才，所以也善于自己当奴才，如果无法继续靠威慑力建立奴化体系，那么就会光速切换到投降主义向敌人投降，以将自己贬为奴才而讨主子的欢心。这也是一种奇妙的历史因果轮回现象。

文明处于压力之时，都需要压抑其本性而博取生存：

生产文明一旦处于压力之中，面对生存威胁之时，就会进入到军事形态。因为当面临着强大的外部压力时，越努力的生产，就越容易被抢掠。所以必然要把生产的力量集中到军事领域，这样才能避免“邻居屯粮我囤枪，邻居就是我粮仓”的可悲局面。所以汉初文景之治虽然休养生息了很久，但却没法一直保持下去。这就是因为在匈奴的威胁下，只有进入到汉武帝时期的军事动员状态，才能解决掉生存的威胁，让文明延续下来。

贸易文明一旦处于压力之中，由于其没有实力建立垄断的贸易体系，那么就必须靠自己来承担生产工作，以此形成“前店后厂”的半内循环型态，以此对冲掉其他贸易对手的打击，积蓄自身的实力。如美国就在英国称霸于世界的年代，致力于“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的门罗主义，希望通过将整个美洲建立成一个封闭的内循环体系来抵御英帝国全球贸易体系的盘剥。甚至在决定美国命运的一战、二战中，美国都存在着严重的“不掺和欧洲的那些破事”这种典型的孤立主义思潮。而英国在没有独霸海洋的时代，也得和西班牙、荷兰竞争海洋贸易路线，那时候英国也是大力推动本土的制造业，以此获取稳定的财源去参与到国际博弈之中。

军事文明一旦处于压力之中，由于其需要大量的物质资源来支撑其军事斗争，所以就会选择来钱最快，最简单的贸易模式，以此筹措军费去外部扩张。比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就是一边给美国等西方国家卖原油赚外汇，另一边大肆进行军事扩张，用美国的钱反美国。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清帝国的身上。在清帝国入关以前，一直与中原的晋商通过贸易获取大量的军备物资，用明帝国的物资“入关”明帝国。甚至在乾隆时期，也通过给盐商提供强制性贷款来赚取利息，以此在维持“永不加赋”祖训的情况下，获得大量的军费来支持各种大型远征。蒙古帝国与花拉子模的开战之因，就是因为成吉思汗想要与其进行贸易以获取物资去攻击金国，但是花拉子模斩杀了使团抢掠了财物，这才导致蒙古改变了战略方向开始西征。

3、三种文明基因的本质

生产文明、贸易文明、军事文明，本质上对应着物质的产生、物质的传送、物质的消灭这三个过程。

当世界的资源突然失衡的时候，那么就是善于探索的贸易文明进入强势期，如新大陆的发现，各种能源革命等。

而当世界适应了这种冲击，人类的资源总量进入稳定期后，那么善于组织的生产文明来构造一个家国天下的稳定秩序，如汉唐时期、信息革命以及可能的智能革命（这些都没有增加人类可利用的资源总量，但可以改变人在劳动中的角色，都是一种调整社会相对关系的技术革命）。

而当人类的可利用资源整体减少的时候，就是擅长毁灭的军事文明登场的时候了，如北宋至民国阶段、小冰河期等即是。

所以为什么华夏文明在宋代以后至新中国以前就陷入到了反复为军事文明所乘的情况中，这就是因为当时的气候寒冷导致中原的力量减弱，军事文明的力量不断趁势而起。在当时不光是华夏文明沦陷于军事文明之手，基本亚欧大陆的古文明都处在沦陷当中，比如奥斯曼帝国就是在15世纪“入关”成功，消灭了延续千年的拜占庭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则是游牧军事文明在16世纪建立的；明朝则是17世纪为清帝国所灭亡，可以说近五百年来，一直是军事文明肆虐于亚欧大陆的时期。

而直到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使得贸易文明兴盛起来。这是因为新大陆的资源加上生产力的提高，使得世界资源处于了极度不均衡的状态，先进的技术及全球的资源都在欧洲集中，这就使得欧洲的文明体系跳跃式发展，与世界各地形成了代差。于是欧洲的殖民势力遍布四海五洋，开始了西方的“大圈地”运动。

但是由于贸易文明极度不均衡的世界资源分配体系，导致了世界的矛盾不断积累，最终随着两次世界大战，欧洲数百年的积累毁于一旦，两个西方体系中原本边缘的国家，美国与苏联成为了西方路线的两个代表，这对阴阳矛盾斗争许久，最终前后脚开始衰落。这是因为无论是西方文明的主流还是贸易文明的特点不但在全球会制造出极大地不均衡，连一国之内都会两极分化非常明显。因为贸易的本质就是从物资或者信息的不平衡状态中去获取收益，如果各国都物资均衡不假外求，信息技术都是一个水平没有先进落后之分，那么贸易文明无疑是无以立足的。但是问题在于，如果生产文明强盛起来，那么自然是贸易文明衰落的开始。这就好比是厂家与中间商，如果厂家众多且弱势，那么利润自然归于控制了商业渠道的中间商，但是如果厂家兼弱攻昧联弱为强，且有自己专属的原材料购买和销货通道，那么中间商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4、信息革命为什么是中国的“主场”

工业革命的作用于社会，一方面是生产模式的改变，另一方面是组织模式的改变，有的工业革命对于前者的作用更大些，有的对于后者的作用更大些。比如蒸汽革命、电气革命，就是提高了能源的利用效率，进而对生产模式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而如信息革命这就是对组织模式起到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只要发生工业革命，是一定会对社会生产率起到提高作用的。

对于华夏生产文明而言，当工业革命主要作用在组织模式上的时候，就到了中国的主场。因为中国在历史上一向以能在各种不同的生产力模式下找到最优的组织方案为特色。所以在信息革命期间，虽然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源地在美国，但是在全社会应用最好的却是中国。就拿移动支付来说，基本上中国的进展超过了美国、日本这些国家。

这是因为信息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去中介”的革命。因为信息化是建立一个整体的信息富集分发机制，去除的是信息壁垒，这就消除了信息中介的生存空间，反向加强了整体协调机制的力量。

这从社会组织上来看是一种集中的趋势。在决策层、中间层和大众层三者的结合模式中，中国比较擅长的是决策层与大众层直接联系，如秦朝的郡县制就是如此，而西方比较擅长于中间层成为决策层与大众层间的“超级中介”，如原来西方的领主-骑士制度，美国现在的普选-民主代议制都是如此。

对于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来说，自古以来权力掌握在国家的中央政府手里，当权力下放到社会的中间层，即各大家族或者地方势力中时，基本上就是五胡乱华的南北朝或者明末清军入关的至暗时刻。而西方则不然，常年是大企业大财团这些当代社会的“大家族”来组织社会的运转工作，或者就是地方势力很大难以整体协调（美国的开国就是原来大英帝国里的“地方势力”独走的案例）。所以西方的普选制及分权体制的社会基础就在这里，因为权力分散所以必须通过高成本的协商机制来解决问题。

所以华夏文明的权力主体一直是国家，而西方文明的权力主体往往是“家族”，如摩根、洛克菲勒、罗斯菲尔德等本质是披着现代公司外衣的“家族势力”。

但是一旦信息的富集与发送的成本大幅降低，必然催生出削弱中间层的加强决策层、充实大众层的社会组织模式。因为原来决策层的垂直管理的成本较高，而有了覆盖全社会的信息集成发布系统后，自然就可以在不损失效率的情况下扩大决策层组织的规模与深度。所以中国在信息时代完成了在产能上对西方世界的“弯道超车”，就是这个道理。在疫情时期，中国是生产组织度最高的国家，这就得益于一系列的信息化管理技术的应用，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

信息化与大数据是息息相关的，而如果数据为层层私有产权所限制，必然难以汇集成为“大数据”。而在中国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事实上数据是公有制的。所以自然就组建了一个符合于信息时代的强力整体协调机制，这使得中国的决策层与大众层的联系空前加强，并且利益紧密结合。在诸多社会热点问题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直接民主的反馈机制，比如“昆山龙哥反杀案”，就是社会的民意推动了司法的完善。在封建时代可以由中间层筛选和挑选信息，但是在信息时代，一个社会的热点信息是很难对顶层屏蔽的。

信息时代对于美国的影响也很大，但是是有害的影响。比如奥巴马时期的TPP政策，打算铁壁合围整合盟友给中国来个“六国合纵攻秦”，气势汹汹想要拿下中国世界工厂的角色。但是由于互联网新媒体的崛起，使得美国传统政治模式不再有效。原来美国是资本通过控制媒体来决定选举的结果，但是传统势力没有完全控制住互联网类的新媒体，结果就让与美国政治传统相违背的特朗普趁势而起。最终特朗普废除了TPP，在其任内对奥巴马的主要政策尽行废黜。这使得美国的国家战略受到了极大地挫折，最终让中国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在没有电商的时代，许多日用商品的利润中渠道商都是占大头的，比如服装、化妆品、快销品等，生产商可能只能获得总利润的10%-30%，中间渠道商能获得总利润的90%-70%。这悬殊的利润倒挂比例，使得生产秩序非常扭曲，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吃亏，而且二者不能直接沟通反馈，导致供需关系极度扭曲。但是在电商崛起之后，虽然电商也是嗜利的经营模式，但是毕竟原来要跟各处大大小小的中间渠道商打交道，现在只要过一道手就可以了。

这种依靠信息化，削减中间层，完成去中介的模式，在中国、美国的经济进而政治领域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哪个领域发生了信息化的革命，哪个领域就会形成集中式直接联系的机制，即一个超大规模的组织体大量淘汰原有的中间层。

但是这对于中国是好事，对于美国却是坏事。决策层与大众层的直接结合，是中国自古以来追求的模式。从秦朝起中国就致力于不设置中间层，即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制。而西方国家则一直是各级领主自行其是的封建领主制，这大概是我国商、周时期的国家组织形式，结果也是如商周一样，小国林立没有完成大一统。

所以华夏文明历来以“国”的形式存在。正如亨廷顿所说“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而西方尤其是昂撒文明和犹太人的组织，历来是以“家”为核心组织单位的。这个“家”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可以如摩根财团（扮演美国“私人计划委”的角色，操纵金融价格）一样的大企业，可以是如科赫家族（扮演美国“私人组织部”的角色，操纵人事任命）一样的隐形执政者。犹太人可以一直没有国的存在，就是因为他们化整为零，在各国都以“家”为组织形式而存在。

所以贸易文明讲究的就是一个社会的主导权要在“家”这个层面，所以要三权分立，所以要普选制，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国”的权力要附属于“家”的权力。所以面对信息革命带来的社会集中化、直接化的结构革命，就非常不适应，特朗普就是这种“不适应”的具象化表达。“国”所对应的的“公”与“义”在信息化革命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对应的就是“家”所对应的“私”与“利”极大地萎缩。这就是中国在信息化革命中一马当先的隐藏原因：在新技术的加持下，谁的整体协调机制更强谁就发展得更好。

5、智能时代的“新法家”

智能时代本质上是沿着信息革命的路径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其目前在西方世界的应用还没有体现其价值。目前如美国Chatgpt等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大致是按照商业逻辑是往提供“拟人服务”方向发展的，即让AI来当一个类似“保姆”、“秘书”等生活辅助的角色，这确实符合自发的商业逻辑。但是人工智能真正的用武之地，应该是以国家为主体推行的行政无人化和军事智能化。简单来说就是让人工智能来“当官”和“当兵”。

行政无人化：大量的行政工作，其实都是人工智能结合大数据非常适合的应用场景。程序不会贪污腐化，人工智能也没有利己的动机，行政无人化可以极大地延展中央政府的组织能力，使得一个社会的整体协调机制由规模越大损耗率越高变为规模越大边际成本越低的新模式。这对于2000年前就进行统一管理的中国来说，无异于消除了国家组织管理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极大地提高了组织规模的上限。

军事智能化：军事智能化时代一旦到来，会使得全世界的军事斗争与国家的产能规模高度相关。因为军事智能化意味着分布式军事系统将成为未来的主流。比如核武器的拦截体系，如果是成千上万个智能的滞空飞行器去拦截一枚带有核弹头的导弹，无疑成功率会大大增加。当分布式智能反导系统成熟之时，必然是核平衡被打破之日。此时哪个国家的智能军事战斗机器的生产规模大，哪个国家受到的核威胁小。即使不需要侵略别的国家，只要获取了核攻击的“免疫力”，就自然称雄于世界。而另一方面，一旦卫星导航、航空器、潜航器等都实现了智能化与集群式的部署，那么现在美国的航母、战机等积累了大量技术资源的高成本低数量的武器就成为了无用之物。所以军事智能化很可能会带来核平衡的变化，以及世界军事力量的颠覆性变革。

法家是强调的是尽可能的按照规则来执行组织工作而不徇私枉法，这其实正是人工智能的工作模式。人工智能本质是程序，其没有私心，没有怠惰，没有争权夺利，没有感情变化。对于一个行政无人化的系统，很难通过行贿其中的某个环节来牟取私利，因为中间环节都是无人化的，这样行贿的成本就会大大增高，行贿的数量就会大大减少。

商鞅变法建立的秦制，重视的就是“耕”与“战”。耕田，就是那时候的生产工作；战争，就是那时候的对外博弈工作。将这二者突出并结合起来，自然就会获得对外的国力优势。所以秦制下的秦国，可以经受无数次打击而迅速恢复，但是其他六国则往往会一蹶不振。这就是因为秦国通过法家的规则化组织模式，把国家的力量调动起来并集中起来了，所以就获得了针对其他对手的代差级组织优势。

6、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所以在智能时代，人类的组织模式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一种国家为主体的、在行政和军事领域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实现了无人化与智能化的“新法家”制度早晚会出现。当这种组织模式成熟之后，世界就迎来了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就是生产文明将成为世界的主宰。

贸易文明是采取“以利诱之”的方式来改造世界的：对于国内的封建领主，是工业革命用增量赎买其权力；对于世界各地，是拉拢其上层以实现间接统治。所以贸易文明的死穴就在于“总体战争”：因为一旦发动国家的全部力量举国相争，那么依靠豪强的治理模式就失效了，以利诱之的收买之策就没用了。所以“总体战争”这四个字就是贸易文明的催命符。在鸦片战争中，英国的部队只要击败清政府的一小部分军队，就能完成对庞满清帝国的侵略。这是因为清帝国认为汉人的威胁大于外人的威胁，所以宁可丧权辱国也不愿发动人民展开总体战。

但是到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这套就不好使了，一战丧了元气，二战彻底解体。这是因为一战与二战打的都是总动员的现代化战争，不是决斗式的精兵对决。而美国也是一样，面对大国沙文主义的苏联可以直接用利益对其“斩首”——培养扶持起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去夺舍苏联。而面对中国，无论是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这样的“武斗”，还是如贸易战这样的“文斗”，基本都是以败北告终。这就是因为新中国实际上始终用“总体战争”的模式来应对威胁：朝鲜战争的时候中国还是一穷二白的状态，但是面对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举全国之力与之相争，最终以弱胜强取得胜利。

军事文明是采取“以力迫之”的方式来改造世界的：对于内部以武力压迫消灭反对者，对外用军事手段去实现国家利益。如苏联，虽然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其非但没有解放全人类的觉悟，实则行的却是军事霸权之实。如布拉格之春、匈牙利十月事件，都是苏联用军事手段直接强行干涉盟友的情形。一旦无法使用军事手段，如戈尔巴乔夫面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民众抗议表明了不会用兵，结果其就直接独立脱离了苏联。

苏联对中国也是如此，明明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非要破坏平等原则去试图控制中国的主权，自然中国是不会答应。结果导致冷战中美国与中国结成统一战线，使得不可一世的苏联军事帝国竟然拱手而降，并且是投降了还被肢解了。这就是军事文明以强力改造世界的问题，耗竭式发展，力竭则亡。

无论是贸易文明还是军事文明，其本质都是将人群分化的组织模式。让一小部分获取优势地位，而后用这些资本家和实权派去利诱或者威逼剩下的大众。

汉朝也是从自由经济开始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发展自然经济，而后盐铁专营与迁徙豪强于茂陵，集中天下之力以争匈奴。而英国、荷兰包括现在的美国就是只知自家揽财，不顾国家之利益，让资本流入敌国以成其势，弱国以盈利。这就是生产文明的贸易状态与贸易文明的区别，都是放权发展，一个是为了强大国家整体实力，另一个就是为了纯粹的积蓄财富。前者豪强起时则国家抑制，有国家的任务（对外征伐匈奴、对内均输平准）向全社会发放，使得大众始终有出头之日，后者就是贵族盘根错节，权钱相结而固化。

对比一下秦朝按军功授田授爵，和清朝按八旗身份授粮的政策，就可见其区别，前者是生产文明的军事模式，就是举国皆兵，后者是军事文明凌驾于生产文明，就是军事贵族制。前者是按劳分配，后者是按出身分配。这就是军事文明与生产文明军事状态的区别，都是军事当先，秦帝国是消除出身的差距，全社会崇尚平等；清帝国就是世袭的军事贵族，严格的防范社会大众。

所以生产文明的本质，是一种整体协调与社会同化的发展模式。正所谓“家国一体，义利兼顾”，是一种阴阳协调的“中道”。其既有开通商路的贸易本领，也有攻伐不臣的军事手段，但是其无论是用“胡萝卜”还是“大棒”，本质上都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良好的生产环境，是为了达到一种平衡的“稳态”。所以生产文明的特点就是人格的平等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与社会整体的统一协调——“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

如果说贸易文明在经济的角色是一个类似中间商的角色，那么军事文明就是拦路抢劫的强盗角色。这二者都是以劳动为耻，以巧取豪夺挣买路钱为荣的。所以其无论倡导何种主义，最终要么是资本搞垄断，要么是权力搞垄断。其社会都是呈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只不过是资本搞得分化还是权力搞得分化之间的区别。它们总是愿意搞一些小团体小集团来治理国家。所以从文明的角度来讲，美国的贸易文明与苏联的军事文明都是侵略性强，掠夺性强的行为模式，所以其二者才构成了一对矛盾。

而生产文明就是一个生产厂商的角色，讲究的是“劳动致富”，追求的是自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攫取他人之利，这就使得中国的战略决策是立足于自身的。所以中国能从苏联、美国处都得到支持，又不依附于任何一方。作为生产文明的中国，本质上是兼取美、苏之长的，既会贸易也会军事，既会搞市场经济也会搞计划经济，既擅长轻工业也擅长重工业。这种模式下，一个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出现了：生产文明强势崛起，自成一极。

一旦厂商做大，完成了产能的大一统，自然就没有中间商牟取超额利润的空间了。因为厂商可以自己建立一套由生产秩序主导的贸易体系，你再便宜能比厂商更便宜吗？你再囤货能比厂商的货权更重吗？这两个不能就是美国霸权的催命符。所以美国无论怎样超发美元，它只是掌握了币权，而货权一旦不配合，那它的这个美元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

在比拼生产力的时代，军事文明就没有实力上的优势，因为技术与产能比好勇斗狠的军事技能更重要，这就是奥斯曼、俄罗斯、清帝国都沦为笑柄的原因。而在核平衡时代，更是军事文明的绝路：核大战不能打，地区性战斗赢了也改变不了世界格局，输了就丧失军事威慑力，纵然囤下为世界大战预备的武器装备，也只能在核平衡时代慢慢看着军械变为废铁。

而在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时代，则“智能秦制”与“新法家”相结合，谁最先建立起大规模的智能化集群式反导系统，谁就能跳出核平衡而统御世界。这比拼的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能力了。

五百年来，贸易文明逐渐兴起，军事文明逐渐衰落，而生产文明也趁机彻底拜托了军事威胁开始崛起。在今天，贸易文明到达顶点开始衰落，而生产文明则开始逐步接管世界秩序。而生产文明建立的世界秩序，将扭转五百年来的人类分化趋势，让天下大同的模式成为主流。这意味着一个义在利先的转化，一个国与家一体的模式。生产文明收获的季节来临了。

在未来，如果是按照现在的节奏向智能革命的方向发展，那么大概率未来的世界要在中国传统的“家国天下”体系下来运作。那将是一个比贸易文明下的世界秩序和谐、稳定得多的文明体系。

因为贸易文明的规则，是以“钱”为本；军事文明的规则，是以“权”为本，而只有生产文明的规则，是以“人”为本：无论是钱财还是权力，都是身外之物，财富取之于社会亦要用之于社会，权位越高而责任与风险越大。对于生产工作来说，“钱”对应着物资，“权”对应着组织，只有靠“人”把物质有效的组织，才是生产工作的核心，所以华夏生产文明建立的世界秩序，就是一个以人为本，以均衡为宗旨的世界秩序，这与现行的贸易文明国际体系和原来的军事文明国际体系比起来，无疑是人类更加光明的一条出路。

六、华夏文明的基因为什么是生产文明

天行健，自强者不息。这是周易乾卦的卦辞，周朝将商朝的官方哲学体系《归藏》中的坤、乾排序做了颠倒，形成了今天《周易》乾为首，坤为副的格局，自此华夏文明的乾坤既定。坤卦的卦辞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故而乾坤之道合起来，就是说先自强而后蓄德，强者亦需德为辅方是正途。故而民族国家之生存，需兼用乾坤之道，但要以乾道为纲。乾者，阳也，动者之属，亦可类比于人的劳动；坤者，阴也，静者之属，亦可类比于物质的积累。所以中国人的信仰自古以来就是天地之间人为本，物贱而人贵。所以新中国所独有的天下为公、独立自主、按劳分配的国家精神，是华夏文明的精髓所在，亦是传承了3000余年的华夏信仰。新中国，就是现代化的华夏文明实体。中国人之所以在清朝灭亡后的“武力选举”中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诸多现代思想中与华夏文明最匹配的。

虽然马克思是德国的犹太人，但是他的辩证思维模式与西方的主流思想迥异，而独与华夏有相近之处。其所倡导之公有制及社会化大生产在西方鲜有存在，而在中国自秦国起就是历朝历代的“标配”：

商鞅变法就是一次公有制改革，其将世袭贵族之领土尽数收归国有，故而才能以土地来作为军功爵体系的奖励。而军功爵体系，也正是战国相争时代的特殊“按劳分配”体系。按照战场上的功劳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授予相应的官衔和田地，这实际上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全国之人参与到统一事业中的积极性。秦帝国的武器装备，皆由流水线完成，其一甲一刃，皆非一人之功，而是众人之合力，故其生产力为一时之长。秦之统一，论其组织思想则来源于魏国，论其兵器则箭刃精良不及韩国，论其士兵则骁勇善战不及赵国，论其国力则人口雄厚不及楚国，论其财富则经济发达不如齐国，而能一扫六国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匹配之故耳——秦帝国在农业时代达到了工业时代的动员比例，并且创立了唯一一个封建体制下的垂直管理体系：郡县制，自此把统一刻进华夏文明的基因。

秦帝国的胜利，是先进组织体系的胜利，而不简简单单的军事的胜利。在六国相争的战国时代，战争形式都非常类似于一战二战这样的现代化总动员的战争，基本上与后来的全世界封建时代的战争都很不一样，动不动就是几十万人的大战，基本就算是农业时代的动员极限了。所以长平之战秦赵最后比拼的是后勤能力，赵国后勤不继粮草告罄，自然只能换下稳健的廉颇改用赵括去出击以求速决。而秦灭楚，更是倾全国之力出动了六十万人的军队，这在农业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规模。所以秦灭六国，最根本的原因是秦制下的生产组织力与其他六国形成了代差，这种强大的整体协调机制——秦制，最终成为了华夏文明的代表。自此以后，华夏文明就始终具备着强大的整体协调机制，所以无论生产力如何发展变迁，但是中国总能找到合适的方式来适应之发展之，正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法”。

秦制可谓华夏文明之阳极，然而孤阳不长，最终汉承秦制，以黄老自然之道与民休息，经文景之世，以坤道之厚德待民，故物用丰饶而民气旺盛。汉初的黄老之道，与全球化中所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同源的，都是放任民间自由发展，以少干预少管理为宗旨，也基本达到了同等的效果，那就是物质充沛而豪强跋扈。汉文帝曾经连铸币权都下放到民间，与如今美联储一样。但是这个后果就是一方面社会的财富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就是地方豪强财阀并起，掀起了吴楚七国之乱。

文景之治是为阴极，阴极而阳生。最终汉武帝确立起了外儒内法的体系，把秦制用于管理国家机器，把儒家的集体主义用于梳理社会关系，二者表里协调，华夏生产文明自此成型，周而复始，始终能定期通过“武力选举”筛选出强力的政治集团来让华夏文明与时俱进。直至清帝国以一姓之私屏蔽了华夏文明的国际视野。清帝国在中亚都设有情报站，其对于西方世界颇为熟悉，如乾隆就是被砍头的法王路易十六的笔友，其派遣使者的计划被法国大革命所打断而泡汤，至今乾隆的书信仍保存在法国的卢浮宫。在大航海运动开始上百年后，清朝对西方的认识难道能反不如明朝，这种反常的现象明显不符合客观的发展规律，如明末的《天工开物》一书就详尽介绍了当时世界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但是却为满清的文字狱所困，于中国失传，反倒是在日本流行开来启迪民智，这种文化倒退的现象，恰似罗马为蛮族所灭之后的黑暗中世纪。

所以中国在近现代的落后恰恰不是华夏文明的原因，这在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华夏文明的生命力的几十年间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中国的落后就是军事文明凌驾于华夏生产文明所致，这使得华夏文明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信仰去顺应生产力而顺畅地调整生产关系，这种调整的机理被锁死，自然会陷入到清末那种麻木僵化的状态中去。

秦汉第一帝国的发展，是经历了完整的“元、亨、利、贞”四个阶段的。

“元”者，初始之意，四季应之以春。秦王扫六合，是为始皇帝。华夏之始，即是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秦制。其革除之力尤为强劲，所以完成了大一统的历史任务，开创了华夏文明在农业时代的基础模式。然其烈度虽甚，而持久之力稍缺。

“亨”者，壮大之意，四季应之以夏。汉高祖以高龄建国，合众人之力，故而分封与郡县并行。继之文景之治，与功臣勋将共治天下，行黄老自然之经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故而国力大涨。然其放任豪强，国势略有所分。

“利”者，收获之意，四季应之以秋。汉武开边，安南、朝鲜、河西、南越、西南夷进入华夏，倍增国土而远逐匈奴。此中国与周边成发展代差之势，华夏生产文明穷极地理之机，家国天下至此成型。迁徙豪强而聚之于茂陵，均输平准而物货应之于军争，此天下之势集之于国家，举国相争于外，拓展华夏伸展之空间，外卷而不内卷。经济之利用之于国家之义，此华夏之秋也。

“贞”者，坚守之意，四季应之以冬。昭宣之治，内明而外简，承前代之功业，守正而养德。静欲养身，谨行守常。自是严冬虽至而华夏之力得存。前代实践为后代相承，起伏曲折而向前进，螺旋相交而向上升。

此“春”，“夏”，“秋”，“冬”，则华夏文明周期之四个相位。此即为华夏文明强大生存能力之奥妙：于周期震荡中而存在，以周期去除存量之阻碍，四时之特征不同，而其前进之方向不变。故此虽历经冲击，于变幻莫测之形势中得以顺势变化而得生存。

从清朝的“既济”，到民国的“未济”，再到新中国的的自强不息。“乾”之道，正是新中国贯彻了华夏文明的本源之道。新中国与周朝乾坤之义相合，是华夏文明三千年来不忘初心的文明力量。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虽是文明古国，然而对于当今的世界来说，中国却承担着“革故鼎新”的人类使命。

七、先进生产力的创新与迁徙

1、技术创新的两大关键因素      

技术创新往往是随机的，所以较大的试错容量和较强的社会技术需求就有利于其发展，在一些小集团林立的社会环境中有利于其孵化。比如轴心时代的希腊、战国时期的三晋、汉初的休养生息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蒸汽革命时期的英国、电气革命时期的德国、信息革命时期的美国等等。在不同时期，技术的创新驱动地区不同，但普遍的规律是：

（1）物质资源大量汇集

（2）社会有较强的技术发展需求

之所以物质太匮乏的地方很难技术突破，是因为当地科学研究缺乏必要的试错容量，如中东、漠北。

而沉溺于垄断收益的地方也很难有效发展技术创新，因为社会的资源被一些“没本的买卖”大量吸收，使得社会的技术需求不强，如电气革命时期的英国沉溺于殖民地垄断贸易、沙特苏联等资源出口国沉溺于其自然资源，这都使他们坐拥大量资源而无技术革新的进取之心。

所以对于技术革新来说：物质资源少了不行——没有足够的试错容量搞科研；钱来得太容易也不行——没有技术进步的动力。

2、金融垄断是技术创新之敌

今日之美国正是社会的技术需求出了问题。美国目前问题在于金融垄断集团的对生产制造部门造成了严重的排斥，这是一种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以美国的医疗保险集团和军工复合体为例就可见端倪：

从西方经济学理论上来说最好挣的钱，就是价格弹性极低的商品。这样的商品供给对价格影响不大，因为无论多高的价格消费者都会支付。简单说就是“乘人之危”的东西，比如说成瘾性药物、饥荒时期的粮食以及危及生命的疾病治疗。而美国医疗保险集团挣的钱正是如此，其业务无异于掐着老百姓的脖子逼着他们交钱。

医疗保险复合体在美国的不断壮大，伴随着美国债务规模的扩张，是美国的金融势力侵入国民医疗体系的一个过程，当金融集团完全渗入这个垄断生命的产业后，其自然成为了侵蚀美国财政和美国人生活的最大蠹虫。

而军工复合体则裹挟着美国的打了许多场失败的战争：出兵伊拉克结果成就了伊朗的什叶派之弧；占据阿富汗二十年结果被塔利班夺取了政权。其中蹊跷了的军费那就更是数不胜数了。曾经特朗普想要调查，结果派去的财务核查人员就“意外”出事故了，最后美国在阿富汗投入了2.26万亿的美元，结果全都便宜了塔利班。

但医疗保险集团和军工复合体有相似之处，医疗保险集团挣得是美国国内的人命钱，军工复合体挣得是海外的人命钱，二者都是典型的垄断型产业结构。

垄断结构天然会对弱者下手，因为无论是对外开拓还是技术探索，都是不确定的事业，风险较大。而对内利用垄断地位去“欺负”弱者，相对成本更低，收益可控。所以美国就用了发达世界最贵的人均医疗支出，达成了最低的人均寿命的“成就”，一个3亿人口的发达国家连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如：

2022年，中国的人均寿命（77.93岁）超越美国（76.1岁-2021年CDC数据），虽然人均寿命相近，但双方在医疗上的投入费用天差地别；

2022年美国人均医疗支出为11330美元，同期中国人均医疗支出为2120元人民币，约306美元。（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

美国的军工集团更是柿子专检软的捏，遇到伊拉克、阿富汗就重拳出击，可是在南海遇到中国就唯唯诺诺；乌克兰问题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台海问题面对封岛就只能抗议嘴炮。

美国的军工事业对比中国的发展已然大幅滞后，不但连F-22这样先进战机生产线废弃了没法重建复工，还点错了科技树发展了一大堆如武库舰这样应付治安战的“虐菜玩具”——正所谓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这使得美国的军事力量不再适应于世界大国的博弈。美国这是在重走当年大英帝国的衰落的老路：决策机构受制于垄断集团不能自我革新，社会资源沉溺于垄断的超额利益不能自拔，技术革新无法得到大规模生产实践的反馈。

应该说军工复合体和医疗保险集团的膨胀与无能，只是美国金融霸权的一个侧面。毕竟连医疗都能跟金融相结合，战争自然也能为了金融目的而进行，可以说盎撒贸易文明这是打算把人命钱赚到底了。祖宗们稿奴隶贸易用黑奴摘棉花，子孙们吃包装金融外壳的人血馒头，也算是一种传统的继承了。

而美国最大的垄断集团，实际上就是金融垄断集团。因为这个集团生产的产品比较特殊——美元。制作成本是美国立国200年打赢了两场世界大战外加一场冷战的功绩、再加上从19世纪末以来一直到20世纪后半页为止的全球第一大产能国的历史惯性。而其收益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用任意的美元换取各种商品。这种吃祖业的败家生意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顶级的垄断业态。而代价是什么呢？那就是要想练成“金融神功”，必须要对自己痛下杀手——完成去工业化。

因为强势美元与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角色天然不相容。要想做白吃白喝的世界货币供应者，就必须维持强势美元，而强势美元会让出口商品失去价格优势，必然会导致生产制造业萎缩不振。美国的选择是用三个没有主权的国家来作为生产国承接生产工作（日本、德国、韩国），而美国自己脱离劳动去彻底拥抱金融霸权。

至于今日，美国的第三产业的GDP占比已经高达80%以上，第三产业的服务就是加在制造业身上的沉重镣铐，美国不过一共2.49万亿的制造业规模（2021年数据 Wind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其法律、会计服务、企业管理（Professional and business services）等项目创造的产值也能达到两万多亿，可见美国的服务业对制造业盘剥之重。

美国的政治系统中有着大量法律背景的人士，因此也被人戏称是“讼棍治国”。如奥巴马、克林顿、希拉里、拜登都是法律专业出身。而美国的法学院就是美式特色的科举体系，筛选严格而学费高昂，是美国用来生成盎撒系“士大夫”的重要人才绿色通道。所以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在美国政坛格格不入就不难理解了，也难怪美国讨论的社会问题都很奇怪，比如是否应该将性别分成96种，如此刁钻的角度，哪里是碳基生物能整出来的活儿，可见美国的盎撒大儒们脱离生产日久，已然是异化为人类的一个亚种了。

经济上有金融垄断集团算计，政治上有脱产大儒们搞一堆白左教条瞎指挥，对外没有价格优势，对内则是靠奶头乐政策对民众娱乐至死以消沉其意志，甚至为了麻痹其神志给毒品解禁。面对如此局面，纵使是罗斯福复生，也难以让美国制造业回流，实现美国的“再次伟大”，就更别提特朗普了。可以说美国想要制造业回流，只可能发生在纳粹化以后，军工领域还有些许可能。

3、技术的首创地与技术的发展地为何会两分离

在垄断集团势力过大的情况下，如果缺乏强力的整体协调机制，就会发生技术的“创新中心”与“发展中心”相剥离的情况。因为技术离不开应用，而应用成为产业必然生成撼动原有的格局的强大能量，此时若无强力的整体协调机制正确地驾驭这种能量，那么这种能量对于召唤者来说也可能是极具破坏性的。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调整那可不是“请客吃饭”，技术革命也是革命，也是一个新的阶级通过技术革新的方式推翻原有统治体系的过程。如果社会的落后垄断势力过强，那么在技术水平落后的地方，可能是技术创新无法出头；但是如果在技术水平先进的地方，如果其没有强力的整体协调机制替先进的生产力开山劈路去调整全社会的生产关系，那么就会发生垄断集团把持技术成果，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道路导向错误的方向，最终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导致先进生产力从其原产地“迁徙”出来，自己找到更适合的国家来落脚发展的情况。

古希腊由于专精于当时的地中海贸易，所以引领了一时的技术及文化创新，但是由于其内部结构松散没有完成有效整合，最后其文明成果为罗马所吸收而发展，并最终为罗马所兼并；

战国时期韩、魏、赵三家本为中原霸主晋国，占据中原四通八达沃野千里的丰饶之地，但是由于其内部的分化，导致“冠履倒置”公卿各自为政，最终一分为三之后，其魏国的政治创新、其韩国的武器技术创新尽数为秦国所吸收。于是秦国用着魏国人商鞅按照魏国的李悝变法进行组织革新，用韩国的间谍郑国来进行水利建设-郑国渠，三晋的先进生产力发展成果最终都变成了秦王扫六合的“垫脚石”。

电气时代的德国也是如此。德国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后碎了一地，遍地是城邦，最终被普鲁士整合统一。但是由于其统一未久加之外部压力过大，结果就是由无数城邦转化而来的德意志，处处都是“听调不听宣”的大爷，普鲁士对南方诸邦的统治力尤其堪忧。一战时“内鬼”巴伐利亚国王拒绝向协约国开战，在帝国内部酿成巨大危机，德皇只得许诺战后将比利时赏给巴伐利亚国王，于是德国率先发兵比利时。所以一战的导火索发生在南欧巴尔干半岛，但德国却率先向比利时出兵扩大战争规模。但打比利时就等同于直接向英国开战，而英国又拉来了盎撒系的“新贵”美国，最终导致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

二战时期，又是因为其军队中的容克军事贵族集团盘根错节势力庞大，以希特勒之极端者尚需对其妥协以笼络之。故德国迟迟没有进行总动员，直到著名的二战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败后，德国才开始匆忙进行总动员（1943年2月），但战机转瞬而逝，最终又是战败为结局。于是其自普鲁士一统德国以来的技术积累如核技术、火箭技术等尽数为美国所吸收，积数代之功最终只能成为一个被阉割了主权的制造基地。一个引领过技术革命的强国，最终成为了他人霸权的“嫁衣”。

德国在电气革命中率先实现了技术突破，但是却连遭两次亡国之苦，正是因为德国没有强力的整体协调机制来调整理顺内部的生产关系，所以其过度依赖对外的军事手段来解决生产力发展空间的问题。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德国搞反了内因外因的原理，自然是生产力越发展其国家面临的风险就越大，最终由一个工业革命后的欧陆巨头沦为了美国的掌中之物。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强力的整体协调机制，一个国家是架不住先进生产力的。因为先进的生产力对外会改变世界强权的实力对比格局，对内也会改变一个社会的内部结构。此时如果存在强力的整体协调机制，就可以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封锁，完成内部的革命式迭代——技术革命会引发阶层的强烈变换和社会结构的大幅度变化，只不过是以整体都能受益的增量改革形式来实现，继而可以整合起内部的力量来统一对外，抵御外部的敌对力量，为新的生产力的拥有国争取到适当的国际分工地位。

古希腊就是因为城邦林立，贸易致富的城邦贵族不愿意整合，最后为罗马所灭；韩、魏、赵是因为公卿贵族力量过强，所以不愿意接受铁器时代最优解——商鞅制定的秦制，最终为秦所并；德意志则是过分受制于容克贵族的军事集团的制约，处处以其军事集团的利益为要，甚至不惜为此去打世界大战，最终为他人做了嫁衣。这些失败的技术创新者们，都曾经一度拥有过当时先进的生产力，但是最终由于缺乏强力的整体协调机制，没办法调整内部的小集团和既得利益者，进而导致内部失衡而引起外部竞争不利，最后为人所图。

自古无德让有德，有道伐无道，即是此理。先进生产力，岂为西方所独设，唯能抑制垄断者得之，唯社会化大生产者用之。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生产力也是一样，先进的生产力会找到其最适宜的生产关系完成匹配。

4、先进生产力的“择婿”要求

所以技术创新的原产地，不一定是技术发展、技术革命的最终发生地。先进的生产力也是一个“大家闺秀”，要出得起丰厚“彩礼”，对待它“精心呵护”才能把它“迎娶过来”，并且跟它“过上日子”，最终诞生出技术革命引领世界。要如此，没有诚恳的态度不行——要抑制垄断势力；而另一方面，没有雄厚之力不行——生产规模要大。

技术的突破实现以后，就是世界各个国家在规模上的比拼了，谁的规模大谁就能最终“迎娶”成功“先进生产力”。因为在现代社会，本质上技术的封锁是无效的，因为技术封锁会给技术信息带来极高的超额收益，而在超额收益面前没有资本家能保得住的技术秘密，而在西方社会，恰好是资本家掌握着这些技术信息，于是一个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中，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不断地富集全世界的先进生产力，最终将倡导“门户开放”两百多年的美国逼成了“贸易自闭”——又是贸易战，又是技术封锁，完全违背了美国的“祖宗成法”。

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生产力是长着腿的，它不管你是什么人种？不管你供奉的经济学牌位是什么？不管你信的是个啥？哪里能得到发展的能量就去哪里。对于生产力来说，生产规模就是它最重要的“食粮”。曾经美国拥有过世界第一的产能，那时候也确实掌握了世界先进的生产力。但是如今美国自己已经“神功大成”彻底阉割了自己的实业体系。

美国的水泥产量还是世界第三，虽然在世界上还是领先的，但是其产量跟世界第一中国比起来只是二十七分之一。

美国钢铁产量世界第四，但总产量不过是排名第一中国的十分之一。

而外包了美国生产任务的德、日、韩三个无主权的生产国体量加在一起也远远不如中国，自然是天下之先进生产力汇集到中国后形成的结果。至此，贸易文明世界秩序的终结者、西方五百年来优势地位的逆转者，发达国家的粉碎机——新中国，就让华夏生产文明再次恢复到了汉唐时期的世界格局：东方与西方相峙而立，天下之机自华夏出。华夏文明之所以是生产文明，就在于：

能不能打破垄断集团的桎梏，能不能一致行动统一指挥，能不能搞定内因而不依赖外因，这些才是为先进生产力的调整好适宜生产关系的关键。而中国，在文明的基因里就刻着这三条的解决方案：

（1）中国特色的反垄断机制与中国人对强者的辩证观：中国一直没有贵族的概念，这是因为贵族的平均有效期一般不超过三百年，中国每隔二百年就会进行一次彻底的“武力选举”，让各派势力大打特打各显身手，最后胜利者接管整个文明的实体。所以像西方那样几百年的贵族我们这里基本是见不着的，从长期来看这个社会阶层的更新率可以说是世界之冠了。即便在太平年月，中国的社会也会组织各种降低社会熵值的活动，比如迁徙豪强于茂陵等。由于中国人唯物辩证的世界观，所以对于形势变化的洞察力尤其深刻，更由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平等观，更让中国人对于一时之强者没有迷信，凡是存在的都是必然要灭亡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这种信仰，所以对于突破垄断集团的桎梏没有想不想的犹豫，只有能不能的权衡。

（2）中国自古以来的整体协调机制：为什么中国无论怎样战乱，无论有多少个割据政权，最后都要归于一统呢，这就是因为华夏文明有着强力的整体协调机制——秦制。由于没有权力的代理——封建主，来作为“中间商赚差价”，所以中国基本自秦朝以后就不存在欧洲那种形式的封建制度了。郡县制中所有地方官员的权力来源都是中央政府，而权力对来源负责是客观的社会规律。所以这种制度下基本上只要是生产力水平能够覆盖的地方，基本上中国人就能够覆盖。除了西部、北部的荒漠，西南的高原、东南的密林，基本上凡是适宜在农业时代进行生产活动的地区，就大部分都是华夏的领土。由于人种相同，制度相同，组织习惯一致，自然无论怎样激烈的内部博弈，最终都要以统一为最终的结果。这就让华夏文明在几千年来都能够一致行动统一指挥，以全民族全国家之力来应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挑战。

（3）中国的战略是基于内因利用外因的：中国的组织协调，是以内因作为主要方面的，正所谓内圣而外王。所以华夏生产文明的特点，就是能比较正确地认识外因和内因之间的辩证关系，能够把解决内因作为主要的发力点。新中国是始终把独立自主当做是立国之本的，在无论是美苏争霸还是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中，始终以现代化为发展目标。因为华夏生产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以内部建立生产秩序，有效组织生产为主要的治理目标，一些对外的战争往往都是自卫反击式的动机，虽然有时候会力度大一些，比如对于匈奴和突厥。但是华夏文明从来不鼓吹侵略式的扩张，而是以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的方式来实现同化。由于中国内因问题解决的好，所以在对外的战略上，就有了超长的规划，可以几代人做一件事，可以集全国之力做一件事，这种基于内因的强大战略的规划和实现能力，就完全超越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想象极限，所以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就被中国轻松地打破了，因为即便再精明的头脑，也想不到中国能在25年间GDP增长了15倍，饶是如此还能不忘初心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掌握着社会化大生产的绝学。一个生产规模超过美国及其仆从国，组织能力优于苏联，人口规模等于全部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这样的国家对于先进生产力来说，是最理想的栖居之所。虽然西方世界对此难以接受，但是对于华夏生产文明来说，这其实正是回到了汉唐时期的状态：做好自己自然就雄立于世界了，华夏的强者往往只需要朴素的发展策略。所以《孙子兵法》说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这说得就是要把握内因，才能利用好外因的的辩证博弈观。

发现与利用客观规律，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组织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这本来就是华夏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在专攻的“主营业务”。青铜器来自于西方，而我国最终出土了140多万件青铜文物，而世界所有其他地区出土青铜器之总和不及华夏文明的一个零头；炼铁技术也来自于西方，但最终华夏文明在铁器时代生成了秦制，建立了垂直管理的郡县制，确保了在之后的2000年中国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佛教来源于印度，而今印度的梵文要靠华夏文明的记载才能解读；马克思主义来源于西方，但只有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用社会化大生产为全球输出工业品；市场经济也来源于西方，但中国是世界市场上最大的贸易国。

所以一个技术、一个思想从哪里来的对我们华夏文明来说并不重要，英雄不问出处，但是只要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合于天道，那就是我们可以借鉴的素材。之所以中国可以做到几千年来对世界的各种文明成果吸收之而超越之，就是因为我们华夏的文明基因中，实际上是以唯物辩证法为精神信仰的，唯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永恒的。所以无论天地怎样旋转，只要人类还是依靠科学和理性的，那么华夏文明就将始终保持其生命力，不断地为人类贡献前进的实践成果。

八、技术封锁在规模优势面前不堪一击

1、技术封锁在现代世界的无效性

那么如果一个国家强行封锁先进的生产力，能否保留其技术的领先优势呢？答案是不行。

在当代世界的沟通效率下是很难进行技术封锁的。如果技术封锁有效的话，核武器就不应该从美国扩散到苏联，如果连核武器这种需要特殊原材料和牵涉人员有限的国家保密技术都无法封锁，那么如今的芯片、人工智能等民用技术更加无法封锁，因为其所涉及的原材料更加开放而参与人员更加广泛。

技术封锁中保密最高等级的往往就是军事技术的封锁。在二战后的美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大肆迫害左翼人士，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麦卡锡运动：麦卡锡运动又称呼为美国版的清洗运动，1945年美国将“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改为常设机构，并以泄露国家机密、通苏等罪名进行诬陷、调查并逮捕，期间大量的社会名流及科学家受到迫害，甚至连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也深受其害。

正是在这期间，钱学森在内的许多华裔科学家也受到了极大的无辜迫害，最终这推动了火箭导弹等重量级国防军事技术向中国的流动，于是中国获得了两弹一星的重器。而二战期间，也正是纳粹德国对于犹太人的迫害，导致了爱因斯坦等德国犹太裔科学家向美国的迁徙，最终使得核物理工业脱离了其诞生地欧洲而成为了美国的利器。

如今的美国也在搞新型的排华运动，这对于我国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芯片技术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很有帮助。犹太人被迫害是因为犹太人在当时没有祖国，而华人自古以来就是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每个华人的根都在中国。中国又恰好是一个纵横千万里，绵延五千年的超级人类组织实体。

在今天，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意味着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666个工业门类中国都有，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中国的产量占居全球第一。以一国之力满足了全世界的工业品需求。

在前几年我国的钢管和化肥（可用作制作炸药）的出口量激增，原来是被用作了某些交战地区的武器，更不用说华强北的电子器械和大疆的无人机，可以说中国的民用工业品就已经满足了绝大部分地区的军事需求。而中国由于比较特殊的县级竞争制，使得一些乡镇企业就可以在某些领域覆盖世界的需求。这还只是自发的民营经济的发展成果，而在高铁、特高压电网等需要国家力量进行推动的产业上，中国更是集百家之长，有效地组织起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建设体系，目前我国高铁运营里程数4.2万公里，占全世界一半以上。这些技术并不都是原产于中国，但最后都在中国完成了升华，成为了中国的技术力量。向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实际上除了促使其完成被封锁行业的国产化以外别无用处。

2、越封锁越发展的中国规律

美国在光刻机、芯片等领域对中国进行了技术和贸易的封锁，这实际上是帮着我们在人工智能的产业链上实现彻底的国产化。因为对新中国的技术发展造成最大损失的，不是技术封锁——在几十年前他们就封锁过了，结果帮中国封锁出了两弹一星，甚至中国氢弹的“于敏型”还领先于世界。

对中国的技术力量造成最大损失的，恰恰是外贸的利润衍生出的“造不如买”的惰性，运10下马、倪光南黯然退场，微软的盗版windows系统占领中国，这些才是中国在某些技术领域落后的主要原因，是超额的贸易利润消解了生产创造的志气，是国际巨头的资本优势击溃了本土稚嫩的技术企业。所以中国发展得好的行业，恰恰是被始终封锁的军工行业。不管是核武还是导弹、登月还是航母、太空探测还是跨海基建，都是不能买，买不到的，也幸好买不到，那就迟早会让我们自主突破。

尤其是军工领域，更是盛行：美国负责做PPT，中国负责实现的模式，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中国率先生产列装；高超音速导弹，中国率先服役；反舰弹道导弹、电磁炮等一系列未来武器，中国都实现了自主研发。这些曾经只在美国的PPT上用来吹牛的东西，最终都在中国手里变成了现实。

所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也是一样，因为从芯片的制造，到算力的匹配，最后再到大数据来训练，这全程都将掌握在中国手中，因为美国对这个全产业链都进行了封锁。人工智能从目前来看，其算法较类似于黑盒，而算力和数据才是关键的竞争力，在这方面的发展上，美国已经竭尽所能地帮中国排除了错误的选项，在中国国内再也不会有“技工贸”还是“贸工技”的争论了，在没有了内部掣肘的情况下，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只会走得更远。

因为资本是追求利润的，只要利润足够大，世界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技术壁垒。而我国恰好能够出得起这个价格，能够对西方的技术领域人才进行“掐尖”，这个实力使我们实际上并不惧怕外部的技术封锁。技术的问题就是钱和配套体系的问题，我们的配套体系没有问题，因为中国有着世界上最齐全的工业品类。而对中国来说，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用一国之力，去搏一个产业，那自然是无论哪个产业都很难抵抗中国，德国的高铁、日本的汽车、韩国的手机对此都深表认同。任何的外部技术封锁，最终结果只能是帮助中国完成这一领域的国产化。

3、中国是如何从美国手里“截胡”顶级技术人才的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顶级高校的学生大量出国，以清北为例其出国的比例就很高，但是为什么中国仍然可以快速发展呢？是因为这些年中国实际上一直把美国当做了人才的筛选基地。既然中国可以买回每个领域最顶尖的人才，那么为什么不让他们在国外充分竞争一下呢。平庸的归于沉寂，突出的则人才引进。所以为什么印度人在海外尤其是英美的大公司里混的风生水起，而华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吊打印度人，却在英美连连吃瘪，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最顶级华人技术骨干的归宿是中国，而印度人则是把精华留给了英美。一个在海外获得了技术优势的华人人才，可以在中国国内获得数倍甚至数十倍于美国的可支配资源，并且不受到种族歧视等“隐形天花板”的制约。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出国热的那三十多年，中国的技术水平日新月异丝毫不受到影响，这就是因为中国对顶级人才的“掐尖”政策卓有成效，一个顶级人才回来，就会带起一整支队伍，拉起一个领域的产业，这才是真正国际人才竞争中的优势策略。一方面华夏文明独有的生产环境优于世界的其他地方，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规则下，钱是万能的，而中国恰好不缺钱，所以就有资格去自由的选取自己心仪的“先进生产力”，中国不但聘的起，而且养得起。如果其他国家想对中国试一试技术封锁，那么他们就要受到自己市场规则的反噬，拦着别人的财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比杀人父母更为严重的“罪行”。所以基于人、财、物三方面的情况，技术封锁对于如今的中国来说，其本质是无效的，而且会起到反效果，即促进中国补齐产业短板，实现技术大发展。

美国对中国搞芯片封禁,只会迫使中国花时间、金钱来制造自己的芯片,美国永远无法成功阻止中国拥有强大的芯片。

4、生产规模对于封锁的影响

生产规模小的国家，是无法封锁生产规模大的国家的，无论是技术还是其他的贸易都是如此。因为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是与生产规模成正比的，生产规模越大的国家，则其技术发展的速度越快，而其积累的财富越多。因为生产规模大则意味着技术提升对其收益影响大，所以自然其技术的需求强，而另一方面，生产的规模大，意味配套的工业体系多而且技术实践的空间大，所以也利于技术的发展。

简单来说就是生产规模大的国家，对于先进的生产力，学得快且出价高，所以在市场经济的国际规则下，人家出的价高，这让搞技术的资本家很难拒绝；人家那里做的更好，这让搞贸易的资本家也很难拒绝。在这两个难以拒绝的情况下，生产规模小的国家来封锁生产规模大的国家就行不通了。

这一点从当年的拿破仑对英国的“大陆封锁令”再到英国在工业革命后突破了中国的瓷器技术，这些技术发展史上的经典案例都说明了这一点。为什么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令举全欧陆之力也没能封锁住一个小小的英国？这是因为英国在当时有全世界的殖民地，其全球的生产规模远大于拿破仑整合的欧洲大陆，所以在封锁令下，走私普通英国商品就可以获得堪比贩毒的利润率，这让全欧洲都站在了拿破仑的对立面。而中国的瓷器技术在很长时间都保持了对西方的技术封锁，但是在工业革命后，中国的生产规模就不再是一家独大了，所以包括瓷器在内的许多技术成果就没法再继续封锁下去，纷纷为西方所掌握。

所以如今的美国在自身生产规模已经急剧萎缩的请况下，想要联合全世界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无异于当年的拿破仑在欧洲大陆对英国实施“大陆封锁令”，只能破坏其内部的联盟关系，并且最终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瓦解。

总结：

1、生产力是可以迁徙的，它会找到最适宜的环境去“落户”；

2、先进生产力与垄断集团势力不兼容，谁能抑制垄断谁才有机会；

3、规模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谁的规模大谁的生产力发展得好；

4、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产能国免疫于所有的技术封锁。

启示：

1、中国从来不需要替代美元霸权，只需要对操纵币值来进行“金融收割”的美国垄断集团进行有效反制即可。所以中国现阶段的敌人不是没有纳粹化的美国政府，而是金融垄断集团。因此中国可以拉起如此庞大的一个统一战线，来对抗美元的收割霸权。废除了美元的金融收割霸权，则我们就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

2、东南亚风险不大，东北亚暗流汹涌。东南亚的军事博弈在美国双航母编队撤出的一刻就结束了，东南亚的初级工业水平对中国造不成什么威胁，他们将来还要仰仗中国吃饭。而东北亚的日韩制造业都在未来中国的火力范围之内，其势如翦商过程中的商纣之心腹，必先除之。日韩制造业亡，而美国生产基地三去其二，其贸易体系再无闪转腾挪之余地，自此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美国建立的贸易文明世界秩序自然消亡。

3、生产文明的战略是内因驱动的，理清内部条理而后等待对手犯错误。“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中国不战则已，战则以整个东亚全局为考量。在核平衡没有打破前的战争，注定是局部的决斗式的形势，这比拼的是制造业的生产力，随着战争无人化的推进，规模因素将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越晚发生对中国来说越有利，时间站在中国一边。

4、歼灭美国所控制的产能，其意义大于歼灭美军。如中国兼并日韩的产能，则美国只能为中国所驱使，因世界之货权握于中国，而美国徒有世界之币权为无用之物。货、币相争胜者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因为中国要想达到战略目标只要管好自己就能做到，而美国要想实现其遏制中国之目的，需要整个全球化体系都勒紧裤腰带跟着美国一起受罪才能完成，二者孰难孰易一目了然，由此中美之争的双方赢面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