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新创企业在公平市场竞争中成长壮大？这是李克强总理牵挂于心的事情。因为这些新创企业关乎经济发展，关乎民生问题。

 

据报道，实施简政放权特别是改革商事登记制度以来，全国新登记企业出现井喷式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新登记企业168万户，同比增长57%。其中新登记私营企业158万户，从业人员达1009万人，同比增长43%。

 

近日，李克强同新登记企业负责人座谈简政放权改革时强调：该放的放开、该扶的扶好、该管的管住，让千千万万新创企业在公平市场竞争中成长壮大，那么，我要问，政府又如何确保新创企业不被扼杀在摇篮里呢？

 

其实，实施简政放权改革商事登记制度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未来还有很多“障碍栏”等着去解决，这些障碍我在新书《郎咸平说：萧条下的希望》里称作“枷锁”，我认为只有砸碎束缚企业发展的十大枷锁，中国经济才能走出当下危机，才会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这就是我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我一向唱衰中国经济，但这一次我确实看到了希望所在，我看到政府部门正在逐一的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我所说的十大枷锁是什么呢？今天我把我所说的十大枷锁与读者分享，以让政府决策者们尽快认识到。

 

 

中国经济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管制，是管制经济。行使管制权力的方式就是审批，是层层审批，是事先审批。

 

这一点不用我细说，做过企业的都清楚，用“是一部血泪史”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像刘铁男掌管的那种大的审批项目暂且不说，就说说企业工商年检这点小事。我有一个东北的朋友，是个小企业主，有一年企业年检递上去几次都未通过。幸好一个朋友提醒他，然后通过了。通过的原因是他在执照里夹了500元人民币。后来这个朋友告诉我，这是潜规则。照这样算来，全国这么多家企业，每家500元的话，加在一起肯定是个天文数字，我实在不敢统计。这还仅仅是企业工商年检这点小事，那么其他众多的审批项目呢？我们统计过一个房地产企业从买地到竣工，再到给老百姓房产证，这其中要经过110多个公章，157种收费。一方面，程序烦琐得要命；另一方面，每一个公章背后都有一次和公权力的交锋。所以李克强总理说，简政放权是预防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也是释放市场、激发经济活力的基本之策。希望这些中央政府下放的权力交到地方政府手中不要变了味道，变成他们的敛财工具。

 

十八届三中全会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的理解就是不让政府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

 

从三中全会到现在，已经取消或者下放了416项审批权，但是还有上千项可以取消，远远不够嘛。看到“下放”这两个字我就头疼，我个人的建议是能取消的就尽量取消，“下放”的审批权越少越好。

 

不打破这些形形色色多如牛毛的审批枷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只是说说而已，中国的经济就不可能走出今日的萧条，什么创新、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之类的话就会成为空话，腐败也只会愈演愈烈。

 

 

据我的观察，今日中国的垄断至少有四种情形：一是政府垄断，以土地为主；二是国企垄断，以基础设施、资源能源、通信和出版传媒等为主；三是官商勾结形成的垄断，以服务业为主；四是市场竞争形成的垄断，各个行业都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前两种垄断，根据三中全会的文件要求，想必会逐渐破解。第四种垄断，恐怕中国还没什么破解之道，因为我们距离那个阶段还很远，至今还没看到什么有影响力的案例。最令人发指的则是官商勾结形成的第三种垄断，例如出租车行业、大型食品批发市场等等。其中对于出租车行业，我曾多次呼吁取消数量管制，消灭份子钱，因为这是造成老百姓打车难、打车贵的直接原因。城市的蔬菜供应集散地也与之类似，铲除这种垄断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降低最后一公里的菜价。

 

 

中国企业税负之高，想必各位有目共睹。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以国有和集体企业为主，税负高、福利也高，这可以理解。但现在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了，一直在要求欧美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还是那么高的税负却没有相应的福利就不正常了。根据福布斯公布的“税负痛苦指数”，中国排名仅次于法国，我认为这是可信的。但问题是，我们的福利水平能和法国比吗？

 

我们中国真是一个奇葩的国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在内都在逃税和避税；另一方面，我也听许多企业家说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拉升本地的GDP政绩，到年底的时候大量多开增值税发票，是否真的缴税了则不得而知，留给有心人去统计吧。

 

高税费必然带来下面的恶果：一是抑制投资；二是推高物价，助推通胀；三是与高物价连带的抑制消费。最近我看到中央采取了一些降低税负的措施，比如小微企业免征所得税、营改增，减轻企业1200亿税负，出版物销售环节免征增值税等。但是我觉得这样还不够，增值税和所得税税率还是太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还是过低。最让人气愤的是竟然没有资本利得税，一个小白领辛辛苦苦上班，一个月赚5000元要缴税，但是拿几个亿去炒楼炒股的人反而不用缴资本利得税，这是典型的劫贫济富。

 

降低企业税负的好处不用我再多说，因为我们的政府已经享受过对三资企业减免税的益处了。

 

 

贷款难，利率高，是目前套在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脖子上的枷锁之一。

 

我们超发了那么多的货币，而银行又闹钱荒，那么“钱去哪了”？据我观察，中国不差钱也不缺钱，这些钱都去国企那里了、去地方政府那里了、去影子银行那里了。而国企的钱呢，也去影子银行那里了。够乱了吧。本来投入到制造业或者服务业的钱，都到影子银行赚取高额利润去了，或者做实体经济的人因为贷不起款停工或者减产，这就是“滞”，这样中国经济滞胀的局面就发生了。

 

我们再看看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利率，都没有超过1%，所以人家首先制造业复苏了，紧跟着服务业也复苏了，其金融业，包括股市等资本市场，自然是高歌猛进。通过对比，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中国的实体经济被银行业绑架了，同时顺便也绑架了股市。银行及其衍生的影子银行，这种高利贷式的对中国经济的盘剥，如果不打破的话，中国经济就看不到春天。

 

 

土地及其附属物的价格，是企业最沉重的负担之一，而且一直是中国经济滞胀的推手。更不用说房地产了，它的70%是税费，其中土地相关的税费又占最大头。

 

国家统计局关于洛阳25家小微服务业企业的调查显示，小微服务业企业的租金占营业收入的10%，多的能到30%，而企业的利润率也只有10%而已。也就是说，100元的营业收入中，商家只赚10元，房东却赚10~30元。

 

在制造业领域，地价其实决定着物价，也决定着企业的利润。如果地价、租金回归正常，企业利润将明显增加，只有降低产品定价才能增加消费。但是我们的政府不这么看，只有把资源集中在土地上它才能收取更多的税，也才更加方便它收税。但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房子只能创造一次价值，像我们中国这样把房地产当做支柱产业的国家，全世界绝无仅有。

 

我们由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并进而操纵地价的情况，该彻底结束了，房子金融化的情况也该结束了，房子作为升值最快的资产的情况也该尽快结束了。如果不结束，再让地价租金绑架企业，大家更不会去搞实体经济，我们中国经济也就真没救了。

 

 

我在各地演讲中，听到企业家抱怨最多的问题，就是遇到人才瓶颈。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系统生产的产品也就是人才不合格。那么，我们的人才状况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大家都说的那样，“既入不了厅堂，也进不了厨房”，大批毕业生是高不上去，也低不下来。总之，培养的都是企业没法用的人。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教育体制僵化，学校没有自主权。二是职业教育被漠视。我们过去搞“教育产业化”，“大学大跃进”已经造成恶劣后果。社会本来应该以职业教育为基础的，大家想想每天生活工作的地方，有多少工作必须是大学生来完成，又有多少制造业岗位需要熟练技工。很明显，技术工人不够！现在我们全变成了所谓的精英主义教育。如果中国大学培养的学生真的全部是精英，我看这个国家稳定不了。

 

既然人才瓶颈已经成为限制我们企业发展的枷锁，如何打破，那就是要改革我们的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才能见效快，那就是要放开职业教育，并且真正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支持职业教育。对于那些所谓的三本大学，其中绝大多数可以鼓励它们转为职业技术学院，全部卖给或者交给民营企业去运营，因为企业最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人。

 

 

中国企业的枷锁真的很多，我也真的为在中国办企业的企业家感到悲哀。在中国办企业真难，我也非常敬佩那些还在中国坚持办企业的企业家，当然国有企业经营者除外。下面我再说说，中国企业的社会负担，关于这方面未来我会做专题研究，今天我只是粗略地与各位说说，你就会感到在中国做企业该有多么悲哀和不易。

 

所谓社会负担，我认为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来自享有政府权力的事业单位；二是各类群众组织；三是各类官办的协会；四是来自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

 

我只给各位举一个例子，就是各种职业或者职业资格的考试和培训。根据我的不完全调查，中国现有各类职业资格考试成百上千个，什么护士证、教师证、货运资格证、计算机资格证等等，每个资格证里面又分为好几个等级。而且取得了资格并不算完，每年还必须参加继续教育培训，没资格不能上岗，每年没完成规定的培训学时也不能年检过关。自从劳动法实施以来，在法定的假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企业已经不堪重负，产品或者服务的成本越来越高，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竞争力只能越来越低。这是法律给企业造成的负担，而我们的社会呢，又有千万只手再伸向企业，通过各种所谓合法或者非法的方式，向企业要钱，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抢钱。

 

 

央视每年的“3·15”晚会，成了中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各种题材假货曝光，也算是中国特色。甚至“3·15”晚会本身也是“假货”，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借此敛财20多亿。作为中国人，我为此深感丢脸。

 

假货横行，已经突破了商业伦理的底线。据一位律师朋友说，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非常完整和先进，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政府和相关执法部门的不作为。只有做好知识产权执法，才有资格谈创新。这就是我们对此强调的我们营商环境恶劣的主要原因。据与我合作的出版社讲，我所有的书，在出版一周内盗版就出现在市场上了。他们说全国至少有二十几个盗版商在盗版我的书，其中以华北某省最为严重。我问为什么不打击呢，出版方说，无法打击呀，跨省办案，人没到，盗版商就得到信息了，人就跑了。执法的人不能跨省，但是书却可以跨省，淘宝上买盗版书很方便，而且这些商家手中既有盗版书也有正版书，精明得很，所以如果执法部门不重视的话，你根本无法根除。

 

各位想想，出版业还算小行业，那么制造业呢，食品药品行业呢，如果你是企业家，愿意在这样的环境投资吗？一个不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会有创新能力和动力吗？

 

那么对企业的害处是什么呢？第一，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因为被假冒、被盗版，结果肯定是投资回收期延长，或者干脆就无法收回投资；第二，投资回收期延长，产品价格必然会提升；第三，企业投资研发新产品的动力会降低。

 

 

我们不说世界级的大企业，就说欧美那些中小企业吧，人家在研发产品时首先考虑的是面向全球市场。仅以欧美那些文化产业巨头为例，一部电影、一部动漫甚至一本书的打造，面向的都是全球市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和视野？我们国内的企业呢，有这样的视野和能力吗？面向单一的国内市场，你的价格能不高吗？

 

我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企业自身的原因之外，那就是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我们政府的一些制度和做法，等于给企业套上了一个枷锁，一个企业国际化的枷锁。这个枷锁具体表现在：一是金融不开放，二是各种审批手续过于烦琐。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没有面向全球市场的能力，肯定会被淘汰，而在这方面，政府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我们现在大谈依法治国，但是我要问，法律错了怎么办？在我看来，现在设立上海自贸区和取消下放审批权，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就是法律的障碍。一部针对企业的法律，如果法律规定本身就是错误的，或者违反市场基本精神的，那就会变成束缚企业经营和发展的枷锁。

 

我到现在都没看到清理法律的系统化措施，只看到了公司法在注册资金方面的修改。我们的政府首脑和发改委近期不断强调，对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对私领域“法无禁止即可为”，但是我还是要问，那些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和上面两条精神的法律法规，什么行政法规、政府部门规章，还有那些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呢？你怎么办？我觉得应该做系统清理，如果不做系统清理，你就无法从法律精神层面实现“法无授权不可为”和“法无禁止即可为”，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就无法落实到法律层面，改革的结果也就不能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其结果，不但是没有改革，而且很可能是最坏的改革。企业和企业家就很可能沦为最弱势的群体，我们国家和民族最悲哀的时刻就会到来。

 

上面谈到的束缚企业发展的十大枷锁，不是我危言耸听，而是血淋淋的事实。这些枷锁，从企业层面看，必然会加大企业成本；从国家经济层面看，就是经济滞胀的推手；从民生层面看，就是物价持续高企的根源；从社会层面看，就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从吏治上看，会使政府和官员越来越腐败；从道德上看，会令民风越来越腐化。不打破这十大枷锁，国家和民族，企业和老百姓都没有未来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