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二十五岁的高西庆，结束了自己在北京外贸学院的本科生活。

因为英语特长而被推荐上大学的他，在读了四年外贸英语专业后，专业愈发精进的同时，脾气也越来越大了。最后在临毕业前，因为自己的暴脾气搞丢了留京的好工作，又被送回了西安。

初中一毕业就被迫去四川大山里修铁路的高西庆，终究还是怀念不用干活的求学生涯，一回到西安便开始准备考研，当年就又考回了母校。

经过这次来回的折腾，高西庆的党性终于渐长，不仅为自己选择了一个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批判的研究生培养方向，甚至一年后在不太情愿的条件下，还是服从了学校的安排，转去新开设的专业学习法律。

顺利转了法律专业的高西庆，毕业后也顺利的留校任了教。更重要的，留校的第二年，高西庆便赶上了美国格杰律师事务所与母校的合作交流，被校方派至美国参加这个为期一年的交换项目。

高西庆一到美国就开了眼，发现自己在国内所精修的国际法领域，简直就像是玩了几年泥巴。所以，高西庆在美国这一年的精力，除了用于学习以外，主要都在忙于请示校领导让自己留下学。项目终止前拿到批准的他，这才能留在美国去考杜克大学的法学院。

而同样去美国留学的王波明，就像是被哄骗过去的。

四十年前刚满二十二岁的王波明，也在北京学英语，不过是在外交部与教育部共管的第二外国语学院里。

虽然跟高西庆一样都是工人出身，但当工人前的王波明，最高学历只是个小学四年级，还不如高西庆的中学毕业。所以在二外学英语的王波明，只能说更像是在参加留学前的英语补习班。

那时候的出国留学，大部分都是公派留学，或者高西庆参加的那种对外工作交流。只有很少的年轻人，能走自费留学这条路，比如外交官之子王波明。当然，给王波明做留学经济担保的，是一个亲戚。

当王波明去美国大使馆办签证的时候，美国的领事是把他请进屋的，连哄带骗的宣传美国是如何的好，生怕他一个不满意，就转身跑去其他国家的大使馆。好在那时的王波明，根本不想再多学一门其他的外语。

到了美国的王波明，先是在纽约皇后学院读了两年本科，修的是政治和国际关系学方向。毕竟是出生在外交官的家庭，再加上小学没读完就在北京街头混社会，本科这两大方向都拿了全优的王波明，一毕业也去了哥大读研。

但学习外贸英语的高西庆和在二外参加英语补习班的王波明，两人的英语水平加起来，都比不上四十年前的李青原。

那年二十六岁的李青原，是正儿八经从被称为“共和国外交官摇篮”的北京外语学院毕业的。一心只想拿联合国offer来证明英语水平的她，甚至留学都选择了地处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以方便练习自己的英式发音。

在英国读书时考上了联合国同声翻译的李青原，又从英国来到了美国纽约，在联合国的总部专门为经济会议提供同传。

正是得益于联合国对同传的严格要求，让李青原在为经济学届的大佬服务时，要对经济方面的知识保持深入的了解和更新，从而也逐渐培养出自己对资本市场的爱好。干了几年同传后，李青原便从美国回到北京，拜在人大的吴大琨教授门下，真的读起了经济方向的博士。

此时还没毕业的王波明和高西庆，也开始了对经济方面的实践接触。

王波明在《华侨日报》开了个经济专栏，靠着每天写一两千字的评论挣零花钱，内容主要是写美国如何看中国。

这种内容说好写也好写，那几年的中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的形势几乎天天变，可写的事情太多了。但说不好写也不好写，因为要写的料一般人都拿不到。但这个不好写的原因，对王波明来说，恰好是不存在的。

高西庆也找了个兼职，倒不像王波明一样是想挣零花钱。毕竟考上杜克大学法学院的高西庆，是揣著尼克松全额奖学金去的。真正的原因是连说话都懒得停顿的高西庆，觉得法学院的暑假实在是太长了，便在华尔街找了家律师事务所的实习来打发时间。

这家律所叫做Mudge Rose Guthrie Alexander & Ferdon，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华尔街是很有名的。当时有名是因为其最拿手的地方政府债业务，巅峰时做了全美20%的业务，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曾是这里的合伙人。现在也很有名的原因，则是因为曾经那么牛逼的律所，在1995年的时候挂掉了。

1987年，李青原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再次来到哥大做访问学者。同在纽约的三人，这才终于在一个场所相识相聚。

那个场所就是王波明组织的中国旅美商学会，简称CBA。

01

早年旅美学经管的中国留学生们，一般都会参加两大组织。

一个是中国旅美经济学会，简称CES，是钱颖一、海闻这些人在纽约搞的。另一个便是王波明组织的CBA。这两个组织最大的区别，就是参加CBA的成员们，普遍有着更强的参政议政意识，就像是聚集了一群高学历的北京司机。

在CBA的成员里，高西庆不仅是当时唯一考到美国律师证的，也是最有激情的“北京司机”。而在国内学了一肚子马克思的李青原，虽然一口女中音始终不温不火，却是在成员们讨论姓社姓资问题的时候，最有说服力的一名选手。

当然，这些CBA们就是再能议政，在美国也只是隔洋空谈。

一直到1987年，美国股市发生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一”，不仅让驻美大使馆接到了中央打来的密电，也吸引了国内青年经济学会的部分成员们，不久后亲临美国和CBA们现场切磋。

如果把CBA成员当作北京司机的话，那么当时国内青年经济学会的成员们，大多已经是这些“北京司机”口中的讨论对象了，比如周小川、马凯和楼继伟这些体制内的年轻人们。

这些国内的改革之士，来美国与CBA们切磋的主要是资本市场方面的话题。比如当说起国内已经开始发行股票，却没有交易所的时候，已经入职纽交所担任分析师的王波明便说到：

咱们是不是也回中国弄一个股票交易所。

王波明说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国内来的年轻人们纷纷说好，虽然还是习惯性的临尾补刀道：“眼下可能还不成熟”。但两路人马仍越谈越兴奋，各自的主力部队也在那天顺利会师，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促进中国证券发展委员会，日后官督民办的“联办”便脱胎于此组织。

随后，同在华尔街上班的王波明和高西庆，约着在美联储楼下的吸烟处放风时，聊的都是要回国协助建立股票交易所的事。比如这两位熟读茅盾老师《子夜》的人，为了防止回国后扭转不了“谈股色变”的局面，还约定了一个五年内不言退的承诺。就这样，聊到兴奋处的两人，恨不得马上就一起回国。

当时的《经济日报》，是这样报道这两位好孩子的：

高西庆同学，目前在纽约华尔街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年薪八万美元。像他这样一个已获得律师资格的留学生，要在美国留下来，是美国律师事务所巴不得的事情。但他从未改变过回国工作的思想。他对记者说，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不回去。

王波明同学，现在在华尔街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实习，年薪四万美元。当记者问他在回国前有甚么感想时，他很有感触地说：在华尔街工作的确挣钱多。而且在这里工作的人就是为了挣钱，但当老板表扬我工作有成绩时，我感到特别不舒服，我心里在想：我在这里干，到底是为了甚么？根据我从小受的教育，我还是觉得应当回去，利用所学的知识为国家做些工作。

再后来，当王波明看到教育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登的一条消息后，没来得及跟高西庆打招呼，就自己先回去了。那条消息是：

如果你是自费留学生回国，回国机票一律报销。

1988年8月，整整4个月都联系不上王波明的高西庆，回国后在参加一次会议时，终于遇到了这位当初喊着要一起回国的好兄弟。此时的王波明已经入职康华公司，在为其筹建证券子公司。但参加完那次会议后，王波明就又改变了想法，转身跟着在对外经贸大学做副教授的高西庆，开始了“联办”的创业。

因为那次会议迎来了新的加入者，比如愿意先掏10万做“风投”的张晓彬、以及未来的王书记等。

那一年的北京，一群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青年人们，聚在灵镜胡同的李青原家里，站在院子里的柿子树下，热烈的讨论着建立证券交易所的所有细节。就像一百多年前，美国曼哈顿的那颗梧桐树下，同样站着一群热烈讨论的人们。

至今，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楼前还立着一块铜牌，上面写着：

这个买卖证券的中心市场，为1792年每日聚集在附近一棵梧桐树下的商人所建。

而咱们没能留下这种铜牌，主要是因为第二年发生的那件事，让这群年轻人所讨论的最终还是黄了。

好在三年后成立的证监会，除了向“联办”借了200万启动资金外，同样用上了这群海外归来的年轻人们。比如法律司的负责人高西庆、交易司的负责人王波明、国际司负责人李青原等等。

只是，王波明在证监会呆了一个多月，便离开了。多年后，王波明在接受采访时，说起了这段往事：

我觉着我不适合呆在政府部门，我没办法呆。现在回头想想，我要是留下来了，又能怎样？

估计是不能怎么样，毕竟当年出国留学都没花钱的高西庆和李青原，未来在证监会里也只是两进两出。

02

1992年10月，中国证监会寒酸的成立了。

先是没给证监会划拨办公场地，只能到保利大厦租了一层楼，当作创业时期的办公场所。租场地是要付租金的，而财政部答应给的开办费用，又没有如期拨款。最后多亏了首任主席刘鸿儒，先是让自己的学生找关系借了200万，又从“联办”借了200万，才算是开办了起来。

唯一不寒酸的，便是招揽来的正式人员，是一批具有海外背景或在国内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大部分来自国家体改委、央行和联办这三个地方。

比如招来负责国际部的李青原，来之前就已经是国家体改委宏观司的副司长了。虽然她在王波明离开后没多久，也离开了无法令自己发挥国际经验的证监会。但高西庆还是多留了几年，作为首席法律顾问的他，在忙着起草《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很多年后，第二次被调至证监会并担任副主席的高西庆，平时出行坐辆旧的本田雅阁都会被人黑。可能这些人不知道，当年第一次上任证监会的高西庆，早晚到保利大厦上班，有时候自己滑著旱冰就去了。

从家到证监会这十公里左右的路程，高西庆要滑上四十分钟，滑的一身臭汗和满头尘土。就像他第一次进证监会的那几年，虽然有时候自己滑爽了，最后却也落的“灰头土脸”。

1995年，高西庆主动辞去了证监会首席律师和发行部主任的职务，香港的《南华早报》说他是因为“健康原因”辞职的。但一位能滑上四十多分钟旱冰上班的人，能有啥健康问题？

也许是有些心里健康问题吧。就像他在采访时，偶尔所流露出的对寻租情况的担忧。就像他在临走前，写给楼继伟的那封信：

证监会唯一的存在理由就是保证市场信息充分、及时、准确地传递，以保证投资者能在这“表面公平”的市场里进行竞争。从全社会看，股市是唯一一个由投资者自主投资的场所。

不像离开证监会的王波明和李青原，一个下海搞起了财讯传媒集团，一个下海担任了高盛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离开了证监会的高西庆，转身又回到母校对外经贸大学，继续自己的教书生涯。

只是国内能让书生施展意气的最佳场所，一定不是高校。一年后，想通了这个问题的高西庆，重新出山加入中银国际担任执行总裁。再后来，又和李青原到证监会演了场“二进宫”。

而此时大洋彼岸的另一端，也迎来了一群新的东方少年。只不过，这群未来同样进入资本市场的年轻人们，不再是学英语的出身，而是开始专精于数理。

03

1995年，北大数学系的学霸渔阳，在临近毕业的时候竟然开始厌学了。

虽说渔阳的数学，是他那担任初中体育老师的父亲启蒙的。但天生心中就有数儿的他，却在数学这条路上越学越精进，越精进却越厌烦。主要是因为那时候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正在一朵朵绽放，越挣钱的企业越不愿意掏钱雇个数学家。

马上就要毕业的他，只好随着学校留学大军的报考趋势，考去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计算机专业。之所以没选择学金融，可能是因为在学数学的理科生眼里，金融更像是个文科。

在国外读书的时候，穷学生渔阳跟一群搞金融的玩21点，靠着自己的数学底子，很短时间里就赚了几万美金，让他认为搞金融的确实不太“理科”。所以，从密歇根大学毕业的渔阳，并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跑去硅谷加入科技公司，而是去了瑞信银行担任工程师。

其实，在去瑞信的招聘会之前，渔阳已经拿到了高通的offer。实在是瑞信宣传视频里所出现的俊男靓女们，让渔阳觉得太像一起玩21点的臭牌搂子了。因此，认为自己一定也能很快鹤立鸡群的渔阳，迅速的改变了就业选择。

只是，渔阳高兴的太早了。他忘了能挣上大钱的人，如果智商一般，那么在情商上肯定是爆表的。

进了瑞信的渔阳，便发现自己被忽悠了。原本宣传特别高大上的工程师岗位，实际上就是给业务部门调系统的IT狗，终究还是干了IT的渔阳，没多久便狠下心辞职，跑去UC Berkley读了个金融工程。

从UC Berkley毕业的渔阳，才算是真正开始瞄上华尔街。而当年在北大隔壁读书的常新功，留学后一开始瞄上的也不是华尔街。

1994年，清华计算机系硕士毕业的常新功，心思都在科研上面。那时候清华计算机系的汉字字符识别，研究的是用自然语言去处理人工智能，像现在的AI一样高大上。搞这个的常新功，在清华时就拿了一个国家863高科技的金奖，出国也为的是去全球研究这个最牛逼的大学继续深造。

在特拉华大学又拿了一个计算机硕士的常新功，还是觉得没学够，便又转去了更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博士。

坏就坏在宾大实在是太有名了，不仅是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的发明地，而且当时在机器翻译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其研究也是全球最领先的。这就导致95年在美国兴起的科技“双创”，也把宾大的学生卷进去不少，包括只读了十个月博士的常新功。

在犹太同学的鼓动下，常新功专心的休学创业。这家创业公司的规模虽然不大，但不仅创始成员有着宾大的技术光环，更是得到那位牵头的犹太同学，其家族在美国国防部的背景加持。所以，这家吸引了很多华尔街风投的公司，一直烧了四年多的钱才破产。

不像渔阳干金融是为了“鹤立鸡群”，常新功是在创业的时候，看到那些来自华尔街的年轻小伙子们，给公司送钱烧一送就是几百万的支票。所以在公司破产后，常新功便也想着去这个“鸡群”，亲自体验下开公家支票的感觉。

谁成想，去了华尔街之后的常新功，却一直干起了风控，别说自己烧支票了，本职工作就是去阻止员工烧支票。但在雷曼兄弟开启华尔街生涯的他，确实是真正从IT转向了量化金融，不像渔阳先被忽悠干了个假金融真IT。

常总在华尔街用了十五年的时间，不仅把各大金融机构都趟了一遍，而且在四十三岁的时候就升为了MD，大概是当时的华人第一代移民中，风险管理条线最年轻的MD。更重要的是，在他工作期前，挺过了华尔街的次贷危机。

但要说对那场次贷危机的了解，恐怕就连常新功，也不如华尔街上的另外一个人，一位被华尔街扣上次贷危机黑锅的顶级老矿工—李祥林。

04

当王波明和高西庆在华尔街接受“黑色星期一”洗礼的时候，从南开读完数学本科和经济学硕士的李祥林，坐上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

坐在飞机上的李祥林，此时一心只想成为全球最牛逼的精算师，甚至一路上都不忘劝说同航班的其他留学生，都转去学精算：

如果你成了一位精算师，你会赚到很多钱。

在加拿大取得滑铁卢大学精算学硕士和统计学博士学位的李祥林，光微积分这门课，都来来回回至少学了四遍，其对数量的精通早已超过精算所需要的范畴，因此对职业的要求，后来也就扩大到了风险管理方向。

2000年，从加拿大来到美国的李祥林，加入了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没多久，他便发表了论文《联结函数的违约相关分析》，该论文提出的“高斯联结违约函数”，能让大量的新型证券进行交易，从而迅速的被各大金融和评级机构广泛应用。

当时的这个新型证券，便是日后引起次贷危机的CDO和CDS。

2009年3月，美国的《连线》杂志发表了《Recipe for Disaster: The Formula That Killed Wall Street》，这篇标题党文章把次贷危机的锅，全扣到了李祥林的头上。

当年用公式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要找人背锅就又改称“嫂夫人”了？如此的无耻，让郭家的《南华早报》都看不下去了，没多久也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公开怼道：

美国及其关于自由市场和放任自流的思想，对引发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起到了一定作用，而美国的代言人一直在四处寻找背黑锅的人。

此时，已经从华尔街回国担任中金首席风险官的李祥林，每每被问及此事，总是谦虚的回应道“并没有人真正懂我这个模型的本质”。

几年后，常新功也回到了祖国，在广发证券担任跟李祥林同样的职位。那一年，证监会的主席助理张育军被免了，券商的创新大会也落幕了，整个行业开始重新重视风险管理。

回国后的常新功，不仅帮广发搭建了风险管理体系，还受证券业协会的委托，给行业内所有券商的风险管理条线做培训，特别是牺牲自己的周末时间，好好的给国海证券这些机构上了堂课。

应该说，常新功的回国时机要比李祥林好一些。就像李博士早已离开中金，转任AIG的高级董事总经理。但几天前离开广发证券的常新功，仍愿意留在国内继续为这个行业做些贡献。

而从渔阳写的那本豆瓣评分高达8.8的《乱世华尔街》中，就能看出其骨子里的“赌性”，明显高于上面两位风控出身的大佬。所以回国后的渔阳，选择了跟朋友创业这条截然不同的路，一脚踏入了国内的量化领域。

渔阳在国内的这么些年，不仅跟合伙人一起把三人的小公司发展到现在的大几十人，还和国内用户最多的量化开源系统工程师们，一起打造了开源量化平台quant<OS>。

作为一名国内土包子的代表，我曾经问过渔阳：“量化到底是个什么玩意？”这位在美国的时候，就老爱去拉斯维加斯串赌场的朋友，用少有的一脸正气告诉我：

量化不是数理知识，也不是复杂编程，它只是不断对市场信息进行数量分析的过程。

不好意思，我还是没有听懂。

为了照顾我这种外行，渔阳在华尔街见闻上搞了个《量化小学》，通过至少20个小时的视频课程，用500多张极简金融知识幻灯片的方式，为小白用户、职场新人和专业投资者搭建适合自己的量化体系。

该课程准备了数十个精心设计的实例操作，让大家去感受想法是如何通过搜集数据、研究回测等一系列行动进行验证的。最重要的，为了让大家“一定要动手”，还提供了完整案例的源代码。

这次下了血本当老师的渔阳，恐怕还是忘不掉当年对媒体吹过的那句牛逼：

我总有一种想法，如果我自己弄明白一个事情，会很愿意指点给别人听，以免别人重陷我当年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