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一向对纪录片相当重视，正在举行的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由埃罗尔•莫里斯拍摄的入选纪录片《美国达摩》。说起来这位视角独特、言辞犀利的导演每次造访水城都能掀起不小的风波，今年的《美国达摩》更令世人瞩目：纪录片主人公是前白宫顾问斯蒂芬•班农，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左臂右膀。

据称，这部影片最初的拍摄动机，是埃洛尔•莫里斯试图理解2016年那场吸引全球目光的美国大选和当今的全球政经形势，而纪录片的拍摄过程让他和班农坦诚相待互相了解。莫里斯对记者说，估计左右两派的人都要攻击他的电影：“每个人都会觉得被我电影中的某些东西冒犯了。”而班农自2017年8月24日正式离开白宫后，渐渐淡出公众视野，该纪录片则有可能将他重新拉回焦点之内。

一、草根的蜕变，白宫前的班农

1953年11月27日，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一个并不富裕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其家族可以说是世代蓝领。这从小培养了班农吃苦耐劳的精神。比如，在读大学之前，他曾在一家废品站做过“垃圾工”。

同样重要的是，家庭背景似乎还塑造了他与权贵精英阶层不和的政治主张。1971年，18岁的班农进入弗吉尼亚理工学院（Virginia Tech）学习。5年后毕业，获得城市规划专业学士学位。之后便开始了海军生涯。担任7年军官后，班农被派往波斯湾的一艘导弹驱逐舰，再然后就是在五角大楼任海军作战部长的特别助理。值得一提的是，在海军任职期间，班农还于1983年取得了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国家安全研究的硕士学位。

从海军退役之后，班农“回炉重造”，于1985年获得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这成为其商业生涯的敲门砖。从哈佛毕业后，班农进入高盛企业兼并部门工作，成为一名投资银行家，仅4年后就被提升为副总裁。1990年2月，班农离开高盛，开始了自己的投资生涯。

1990年代早期，班农摇身一变，成为好莱坞的制片人。从1992年到1999年这7年间，共参与制作了18部影片，比较著名的有《美利坚之战》、《迎击邪恶》等。2004年，在制作《迎击邪恶》时，班农结识了著名发行人安德鲁•布莱巴特，这成为他职业生涯的又一个拐点。

2008年，布莱巴特新闻网成立，班农是创始成员之一。2012年，创始人布莱巴特因心脏病去世，班农接班，成为布莱巴特新闻有限责任公司执行主席，迎来其职业生涯的高潮期。在2015年选出的全美最有影响力的25位政治新闻媒体人中，班农位列第19位。在布莱巴特工作期间，班农主持了一个电台访谈节目，对主流共和党人发起猛烈抨击，却对那些被边缘化的极端保守分子态度友好。

2011年，班农与特朗普相识，特朗普也是该节目的常客。正是在访谈中，二者培养了默契，形成了共识，这为班农进驻白宫做了铺垫。

二、影子总统，班农主义的胜利

被正式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后，2016年8月17日，特朗普宣布任命班农为竞选团队CEO。班农为特朗普赢得大选立下了汗马功劳。班农加入时，离总统选举只剩下不到3个月时间，特朗普此时的支持率也只有不到30%，几乎在每个州都落后。美国的总统选举实行的是“赢者通吃”的方式，只要选票率最高，就获得该州的所有选票。如此一来，特朗普是毫无胜算的。特别是在东西部的沿海各州，以及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精英阶层，根本就没把特朗普放在眼里。

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班农仍然坚信特朗普会赢。“川普刚开始竞选的时候，我告诉他如果他能坚持几条，比如让大众将希拉里等同于一个贪腐无能并且企图控制美国经济的精英，他就会赢。”班农自始至终对华盛顿权贵和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们沆瀣一气的行为深恶痛绝，认为他们应该为美国的衰退负责，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负责，所以他经常批评奥巴马政府的政策。班农深知美国需要什么样的总统，既然“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走错了路，7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衰败”。那么，代表失落的大多数，“让美国再次伟大” ，自然就成为特朗普的竞选纲领了。

自班农加入之后，特朗普竞选的关键词，处处体现了“班农主义”——反犹、反伊斯兰、反权贵精英、反恐怖主义色彩。比如在2016年10月17日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演讲中，特朗普说：“希拉里•克林顿与国际银行家秘密会面，密谋破坏美国主权，以使这些金融大鳄、她的特殊利益伙伴、以及她的捐助国富裕起来。”11月份，大选前夕的一个周末，特朗普团队播出了一则广告，使用了经典的反犹叙事手法，描述的是犹太银行家秘密行动以反对美国的故事。画面中的4个人分别是克林顿，及其他3名从事金融业的犹太人：索罗斯、劳尔德•贝兰克梵（高盛首席执行官）和珍妮特•耶伦（美联储主席）。这则广告说：

“在这次选举中，当权派拥有数万亿美元的资金。在那些控制华盛顿权力的人，以及全球特殊利益集团中，没有你的朋友。记住：这是一个全球权力结构，它要对经济决策负责。（而过去的）这些决策，掠夺了我们的工人阶级，剥夺了我们国家的财富，并将这些钱放进了少数大公司和政治实体的口袋。”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则广告的策划者就是班农。有两个依据：第一，班农本就是资深媒体人，拍过大量纪录片；另一方面，广告的修辞是布莱巴特式的，内容是班农式的。在班农的意识里，就是共和党的权贵和金融家们败坏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优秀传统，即“华盛顿-杰弗逊-林肯传统”。甚至连班农敬佩林肯，都在特朗普的言行中体现出来。特朗普扭转时局的“战役”，是2016年10月22日在葛底斯堡的演讲。而1863年11月19日，美国正处在内战之中，林肯总统就是在葛底斯堡发表的演讲。林肯在演讲中提到87年前的独立战争（1975-1983），认为当前美国的情形也类似，都处在关键性的十字路口。林肯向全美呼吁：

“我们活着的人应该献身于那些曾在此作战的人们所英勇推动而尚未完成的工作。我们应该在此献身于我们面前所留存的伟大工作——由于他们的光荣牺牲，我们要更坚定地致力于他们曾做最后全部贡献的那个事业——我们在此立志宣誓，不能让他们白白死去——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的庇佑之下，得到新生的自由——要使那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致从地球上消失。”

班农为特朗普策划葛底斯堡演讲，有两个寓意。第一，向传统致敬，要“薪火相传”。班农的政治哲学观念受18世纪爱尔兰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的显著影响。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伯克提出了一个观点：一个成功社会的基础不应该是抽象的概念，如人权、社会正义或平等。相反，只有当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传统代代相传时，社会才能运转得最好。“

班农对当前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不满，在其《零世代》纪录片中，有一个被采访者讲到，新生代美国人，背弃了美国传统价值观，物质生活过于依赖父母，又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在2011年的一场演讲中，班农指责二战后 “婴儿潮一代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受宠爱、最以自我为中心、最自恋的一代。”班农在给自由复兴基金会的演讲中说，婴儿潮一代没有履行伯克式的责任，他们放弃了父母一辈久经考验的价值观——民族主义、谦逊、父权制、宗教，而选择了新的抽象概念——多元化、性欲、世俗主义。” 班农是个民族主义者，排斥多元化。所以，他推行了几乎是美国历史上最严格的移民政策。

第二，班农认为美国正在经历一场“资本主义的危机”，这是美国社会转型的另一个十字路口。在班农的意识里，这是美国的“第四次转折”，前三次分别是：1975-1983年的独立战争、1861-1865年的内战以及从大萧条到二战结束时期 。第一次转折，北美摆脱了英国的钳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而且是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即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制度，确立了法治，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构建了“伟大的美国”的制度基础；第二次转折，北方美利坚合众国战胜了南方的美利坚联盟国，维护了美利坚的统一，消灭了奴隶制，实现了政局的稳定，打造了统一市场，提供了劳动力，为美国的工业化铺平了道路，为“伟大的美国”奠定了经济基础；第三次转折，其它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遭受重创，美国实现了全面超越，成为近现代史上最强大的霸权国家。二战后初期，美国经济总产出占世界比例的近一半，构建了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和政治体系，“伟大的美国”进入高潮。

班农认为，美国正处在第四次“由盛而衰”的转折期。这个转折期可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2008年金融危机即是这场危机的爆发，也将危机带入最后阶段。所以，美国到了不得不做出改变的时候了。这就是为什么“让美国再次伟大”成为班农为特朗普竞选和执政的要领。

值得注意的是，前三次转折都爆发了战争，第一次是北美与英国，第二次是北方与南方，第三次是世界范围内的同盟国与轴心国两大阵营。那么，第四次转折的高潮是否也会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班农是怎么想的？《零世代》纪录片中有个段落是采访历史学家大卫•凯瑟，他是“施特劳斯-豪理论”的支持者。她曾在另一部纪录片中阐述了“转折”的意义：“就像季节一样，每一个转折都是必要的，……城市，从建立到崩溃。国家，从崛起到衰落”。在施特劳斯-豪的“代际理论”中，高潮往往出现在危机之后，而且历史上都表现为战争。凯瑟透露，在采访过程中，她感受到了班农受该理论的影响，她说班农对该理论的解读是军国主义的。那么，谁是班农的敌人，谁是美国的敌人？

竞选期间，班农的政治渲染起了作用，特朗普的支持率不断上升，并在投票中完成最后一击。2016年11月13日，特朗普赢得了总统大选，班农随即被任命为总统首席策略师和高级顾问。这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指责班农为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分子，甚至递交联名信希望特朗普取消任命。特朗普不但不买账，还力排众议，签署行政令指定毫无从政经验的班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首席委员会”固定成员，直接参与制定各项关乎国家安全的政策。这实际上也为特朗普执政初期政局不稳的状况埋下了伏笔。

三、街头斗士，白宫权力被转移至街头？

特朗普上任之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政局不稳。2017年2月13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辞职；3月30日，前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凯蒂•沃尔什辞职；5月30日，前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迈克尔•达布克辞职；7月21日，前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辞职；……当然，还有“被”辞职的，如前FBI局长科米。

特朗普入主白宫仅24天，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因涉嫌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商讨美对俄制裁问题而被迫辞职，接任弗林的是麦克马斯特，首要任务就是让国家安全委员会回归正轨，但他与班农素来不和。或许，这可以解释班农为什么选择离开了，因为树敌太多。另一个说法是功高盖主，因为媒体大肆渲染班农的影响力。如《时代》杂志在2017年2月的封面文章中将班农称为“大操纵者”，认为其权力仅次于特朗普。还有媒体将其称为“特朗普的催眠师”、“死神”，或者是“影子总统”。于是从2017年4月开始，特朗普明确强调“我的战略专家就是我自己”。至此，两人之间已生出了罅隙。

8月12日，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发生骚乱，一场白人种族主义者的集会演变为暴力冲突，造成至少3人死亡，34人受伤。其中1名男子罪行恶劣，开车撞向人群，造成1死19伤。众所周知，班农的种族主义倾向就是白人至上（虽然他并不承认）。骚乱之后，特朗普迟迟未能明确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招致舆论谴责，共和党内部也是批评不断。特朗普团队和外界持续施压，要求特朗普解除班农职务。2017年8月17日，一周年之际，班农递交辞呈，并于8月24日正式宣布辞职。

班农离开之后，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分钟》节目的采访。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他反复强调：既然选择了跟随特朗普，那就要拥护特朗普。如果不赞成特朗普的政策，那就应该选择辞职。笔者猜测，其他人的离开，多少与班农的个性和主张有某种关系（当然与特朗普也有关系）。但笔者认为，班农并不是因为不支持特朗普的政策而离开的，也不是真的被特朗普开除的。他的离开，反而是成就了特朗普，这恰恰是两人的默契所在。

一方面，班农是白宫内斗的焦点，离开之前，他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迪娜•鲍威尔都想让班农“走人”。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也不满班农搬弄是非。当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赫伯特•麦克马斯特被媒体曝出负面新闻，凯利就咬定是班农向媒体提供的“黑料”。此外，班农还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不和。班农在任期间，白宫内斗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话题，主流媒体一有机会就质疑特朗普的治理能力，特朗普的政策也很难走出白宫，比如“禁穆令”就两次夭折。所以，另一方面，为了政策顺利推行，特朗普需要更加“中庸”，需要民主党和建制派的支持，班农的离开就是一次再平衡。班农之前，白宫“折兵损将”，多名要员离职，其中不少人创下该职位“最短命”纪录。而班农离开后一年里，白宫相对稳定了许多，特朗普的各项政策，如税改、国际经贸关系谈判等，也得以顺利推行。

班农离开之后，回到布莱巴特，重操旧业。在《60分钟》访谈中，当被问到为什么离开白宫时，他否认是被特朗普解雇的。他称，在白宫任职，权责有明确界限，而且受到约束，离开之后不会有这些约束了。他强调，自己仍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而且在白宫之外，可以更好的策应特朗普。针对班农的离开，《华盛顿邮报》发文暗指，白宫的权力转移到了白宫之外。所以，班农称自己现在是“街头斗士”。（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高级研究员）